离开河湾之前，我一直想和余之锷说点什么。可是对方越来越忙碌，正准备着手治愈上苍留下的一块“秃斑”。有时我想：既然这种不完美是天生的，那么万般辛苦是不是多余和自不量力？不，只要亲眼看看那个光秃贫瘠的山坡，可能就会心有不甘。朋友找到了下半生的苦役。行前我想对余之锷说出一腔心事，而这一切在过去总是隐藏起来的。我好像突然发觉自己有了一把年纪，许多事情开始变得急切，担心不加紧脚步痛下决心，就要来不及了。从少年到青年，逃出林野，走过呼家店，越过大沙河，继续往前，直至今日，已经真的老大不小了，却仍未找到一个真正的归宿：至今还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家。
何时讲出心中的隐痛？余之锷一定会问：是谁、是什么，最终妨碍了你的选择？不知该怎样回答。是虚荣，是胆怯，是按部就班和一意追随的软弱？是无能为力与慵懒迁就？好像都不是，真的不是。我要如实回答，只能说：因为爱。
是的，我让生命中的一切都服从于它，将其视为最神圣最不可侵犯之物。我为此付出了所有。我在它发生之初就是清醒的，甚至预计自己将在某些时刻为了它而放弃宝贵的权利。为爱而忍受而屈辱，这好像是真正值得的。但是今天，现在，此刻，我已陷入深深的苦恼，好像正被什么日夜噬咬，最终难以按捺。可是我知道行前如果不能说出“洛珈”二字，也就无法与朋友讨论这件人生大事。我迟疑着，以至于最后推迟了半天行程，和他单独待了两个小时。
我们俩从河湾那儿走开，消失在苏步慧的视线之外。我们去了即将开凿的那个山南坡地，坐在高处的一片裸石上。从这儿可以看到远处连绵的山影。我的开场白说得直截了当：“之锷，我越来越怀疑自己目前的生活是否值得，因为在我这样的年纪，真该做出一个决断了。”“啊？你也不想在机关待下去了？”“怎么说呢，我很矛盾。”余之锷看着我的眼睛：“详细说说看。”他讨厌我黏黏糊糊的说话方式。我移开目光。没有办法，这会儿还是没有勇气说出那个滚烫烫的名字。我沉默了。余之锷捡起一块石子，投向裸石，发出尖厉的碰撞声。
我想起他以前讲过的那个真实故事：一位男子不停地追赶自己的深爱，她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一路相随南北穿梭，为此放弃了事业放弃了居所。他一生都在这样的奔波之中，直到五十多岁疲惫不堪，一头栽倒在南下的火车上。爱的力量真大，也真伤人。这里说的是一种具体的爱，它会把人活活困住、困死。爱使人出卖原则，跨越底线，因为是爱。算了，这场至关重要的讨论真的无法进行下去。我说：“那就再考虑一下吧。”
下山前我和余之锷绕到了东边那个小蜂场，看到了苏步慧和老鲁正在那儿忙着。她迎上来，笑眯眯地站在一块巨石旁。我这才注意到它像床板一样平整，四周全是花草。我们坐在巨石上。从这里看疏疏的林子和草地、星星点点的花，真是美极了。一些鸟儿并不怕人，它们跳荡在老鲁身边，又飞到我们脚下。余之锷告诉妻子：“亦衔想离开机关了。”“真的？”步慧大眼如猫。“没有。只那么想。”“不是说快当副局长了？”步慧的话让我喉头发胀，嗓子有些哑：“那倒不会影响什么，那不过是个小问题。”苏步慧刨根问底：“大问题是什么？”我反问：“你说呢？”苏步慧眨着眼：“那就只有爱情了。”
找何典道别。他一个人在阁楼喝茶，翻一本古书，那双有些凹的水汪汪的眼睛用力地看过来。他想起了什么，从一旁的挎包里掏出一个小瓶：“我也没什么送你，这是一种刀创药，如果不小心伤了哪里，撒上一点很快就好的。”我接过来，谢了他。
终于上路了。随车摇晃，一边翻看没有回复的留言和信息，从中找出必须处理的部分。一阵倦意袭来，颠簸无碍，竟然一口气睡了两个多小时。昨夜几乎没有合眼。睡梦中一直躺在一座小石屋中，是叔叔家。夜晚有些冷，山里的夜晚就是这样。我睡的大炕很热。睡前叔叔添了许多柴火，说：“孩子好好睡一觉，这一路啊。”叔叔和许多年前险些不是一个人：又黑又窄的脸上满是皱纹和斑点，身上没有多少肉，只留下强韧的筋骨。这无比单薄的身躯仍然有着不可思议的力量：搬起大石坨，轰的一声扔在一个地方；将一大捆远超自己体量的柴捆扛起，从山坡一直扛进院里；担起两个盛得满满的大筐，一口气攀上梯田。婶婶胖胖矮矮，两手合在胸前微笑，不停地叫着“孩子啊孩子啊”，一会儿伸手摸一下我的额头，呵气一样说：“孩子啊不怕，咱这里没有‘血煞’。”她指了指屋角的一杆土枪：黑苍苍的木头枪杆，长长的筒子。这是看山人防狼用的。我好奇地看它，抚摸它。叔叔说已经多年没有狼了。我说“血煞”不怕枪，那是像雾气一样的无形妖怪。叔叔像听一个神话，仰着头，小孩那样半张着嘴巴。
我们的石屋这样小，后面却有一个大园子，里面长满果子，还有兔窝鸡窝，有大鹅和鸭子。我钻进园子半天不愿出来。所有的兔子和其他动物都在短短的时间里认识了我，提防的眼神很快变得和气，试着用头和爪子触碰我。大鹅昂起脖子比我还高，亲我的头发，在下巴那儿蹭着。鸡啄我的衣服和手。鸭子看着我喊：“呱呱、呱呱。”兔子跳到膝上，那柔细温暖的皮毛好生可爱：它们夜里很少睡觉，所以一双眼睛熬得彤红。婶婶指着这片园子说：“这里是祖上老宅，一点一点塌掉，剩下的一把火烧了。小石头屋只是当年的一个边厢，只它留下来了。”我吃惊了。婶婶又说：“你爷爷一天到晚下棋，奶奶一个人管不了老宅，就眼瞅着荒塌了。”
我没见过爷爷，不过我想自己也许和他玩得来，没准还能学来高超的棋技。闲下来我打开包里的书，先是默读，然后高声朗读。婶婶和叔叔笑眯眯的。叔叔说：“孩子，你得上学去了，不能荒废这件大事。”他们一遍遍合计，叔叔出门一天，回来说：“孩子去学校吧，那里有个远房亲戚，会对你好。”我真想哭一场。我想念母亲和外祖母，紧紧咬着牙关。
学校就在大沙河边。那是一片黑乌乌的树林，林子里有许多房子，用石头和砖垒成，屋顶长了许多瓦松。这在过去是一座河神庙，里面住了大沙河的神灵。这使我惊讶：一条河是有神灵的，它的住处被人占了，会不会发怒？远房亲戚是一个四十多岁的长络腮胡子的人，他接过我的东西，领到有一排有地铺的屋子。这儿的人全是山里腔调。“你怎么不说话？”老师问。我说：“嗯嗯。”我出了林子就不爱说话了，在林子里跟无数的树和野物说话，离开它们就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你要多说话。”老师说。我点头。老师故意在上课时提问我，为了听我说话。我的声音是来自海边林子的，所以一开口大家就瞪起眼睛。我口吃，闭上眼睛，等待一阵热辣辣的感觉像潮水一样消退。老师说：“你的嗓子像一种鸟。”
回到叔叔家可以睡长长的觉。这时恍惚回到海边林子，风声和海涛声混在一起从枕边掠过。第二天又要去学校，每次从颤颤的小桥踏过，都提心吊胆。我发现学校教给我的字，还没有随身带的书上多。不过这里教算术。我不喜欢算术，只喜欢故事，而书上有许多故事。我真想离开这座黑乌乌的学校。
冬天来了。大雪纷飞的日子，突然又听到了“血煞”两个字。这消息传到了山里。叔叔和婶婶都慌了。一连三天大风刮得昏天黑地，风停了，重新回到学校，跨进大门才发现到处没有一点声音。我进了空空的屋子，天哪，桌子和窗子全都破了，满地纸屑碎片。所有屋门上方的雕花和彩绘都砸烂了，那是以前河神庙留下的。所有人都不知跑到了哪里。我蹑手蹑脚去了地铺，胡乱装好书和杂七杂八的东西。出门时遇到几个慌慌张张的人，他们顾不得理我。我一直往大沙河跑去。雪停了，风大了，大沙河中间的水流冻住了。
整个冬天我都藏在小石屋里。外面的风大极了，北风。北风多吓人哪，我一想到那个在风中移动的妖怪就周身发抖。叔叔往炕洞里塞了更多的柴火。我还是颤抖。春天来得十分缓慢，就像那个海边的春天一样，花儿开了又败，寒风阵阵割脸。天空雾蒙蒙的，落叶和杂屑飞到半空。一群不知名的鸟儿掠过，向更远的山里飞去。傍黑，叔叔脸色煞白地回家了，一进门就和婶婶关在了里屋。
第二天凌晨，叔叔不再隐瞒。我估计得不错，这回“血煞”真的要来了，它抵达山地北部，那里已经死了很多人。我知道动身的时候到了，天亮前就要出门。婶婶像外祖母和母亲一样，早在几天前就为我准备了上路的东西。“只要风声过去，赶紧家来！”婶婶说。叔叔叮嘱那句最重要的话：“记住，咱是‘呼家店南边大沙河方家店人’。”我用力点头。天快亮了。鸡在打鸣，园子里的动物发出嘈杂声。
出门后两脚生风，一直盯住天上的星星。向南，要一口气钻到北风吹不透的地方。我摸了摸身上的水葫芦，它紧贴腰侧。太阳升起来了，山雾被呼呼点燃，东边的山影映出一道金边。林梢在跳动，从那里传来大鸟的叫声：“嘎啦啊呀，沙啦啊啦！”我一直未敢放慢脚步，脚上很快起泡了。哪里才是尽头？我往山坡攀去，心里突然涌起一个念头：去水利工地寻找父亲！
新的想法让心跳加快。我朝着西南方向走去，一路打听。路上的人指点重重大山：“工地嘛，就在大山后面，那里有隆隆炮声。”我侧耳倾听，听不到。天黑下来就寻住处，草垛，空屋，看山人小窝，只要能过夜就行。走了七天，不知到了哪里。我问路上的人，他们就说：“是‘老鸦川’吧？山那边进来一帮开山的人，接着黑老鸦一群群飞来，就叫‘老鸦川’了。”我继续往前。随着山坡变陡，乌鸦真的出现了，它们像石头一样压在树丫上。我听到了炮声，沉沉的。“爸爸！”我叫了一声，眼泪涌出来。
循着炮声往前，终于看到了帐篷和泥屋，看到了升起的炊烟。一些破衣烂衫的人端着碗筷从泥屋进出，一边喝汤一边走。我不再害怕，鼓起勇气走进那些人中间。一些戴了柳条帽的人围在一起，我问这儿有没有父亲？他们说光报出名儿也白搭，“哪个连哪个排？几营几班？”我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指着前边：“从这儿出去全是工地，你怎么找得到？”
我饿坏了。开山的人勉强填饱肚子，谁都没有多余的东西。好不容易分到一碗稀溜溜的玉米糊、几块黑硬的瓜干。晚上，我爬到一个空铺子上睡觉，那是前天刚刚空下的。不断有人死在炸药掀起的石头下，塌方的事经常发生。我在工地上蹿来蹿去，最后引起了一个黑脸人的注意，他把我交给一个矮矮的汉子。这个人外号叫“半个人”。他用手电照着翻遍了我背囊里的每一件物品，最后把两三本书捏在手里。这手真脏。他说一句“跟上走”，把我关进一间小屋里。这里除了一团麦草什么都没有，夜里冻得跺脚。天亮后有人砰砰砸门，扔进一个拳头大的窝窝。门外有一队老人站了一溜，我给推进中间。背囊和书还在“半个人”手里。这队人给领到一堆石头跟前，每人发一只锤子。砸一天石头，晚上再次回到那间冰冷的小屋。我趴在小窗上喊：“我是呼家店南边大沙河方家店人。”没人理睬。
半夜门开了，进来的是“半个人”，拎着背囊。我再次喊出那句话时，他蹲下，突然揪住了我的耳朵。“从哪儿蹿来？从哪儿？”他的手指抠在颌下，一阵钻心的疼痛让我大叫。“看我怎么治你这只小貔子！”他狠踹几脚，走开了。一夜又疼又冻，几乎没有合眼。我想起母亲和外祖母的叮嘱，明白犯下大错：我只该一路往南。一遍遍想着怎样脱身，将背囊藏进麦草里。天阴得乌黑，收工时，我藏在了一丛灌木中。一直等到满山灯火熄了，我才小心地接近那座小屋。啊，麦草中的背囊还在。
整整一夜都在狂奔，浑身创痕被风一吹，发出阵阵痒痛。我现在对一切都不再留恋，只一路向南向南。
生来第一次见到大江。想去江的另一面，又害怕从此找不到回家的路。我一连十多天徘徊于江边水汊，在苇丛中钻来钻去，直到结识了一位“鱼蛮子”。他用柴草搭了一座地窖，周边蒲荻中全是这样的窝棚，里面住了逃荒的人。他们平时吃小鱼小虾，挖植物块根。我帮老人干活，住在窖子里，一颗慌跳的心好不容易安定下来。我一天天住下去，想不到成为一路上最长的耽搁：冬天过去，又是春天。春天开始让人张望。我日夜想念半岛，想听到海边的消息。没有，没有任何人说到“血煞”两个字。“鱼蛮子”就像哑巴，一天只说一两句话。我的心一横，想离开水汊。分手时老人长长叹息，向我说出了一个镇子的名字，说那里有自己的亲戚。他从年轻时就逃出镇子，已经在外乡过了多半辈子：“你路过时去看看他们吧，说我哪儿都好，身板硬朗。”
随着越走越远，我有些后悔：那个无忧无虑的小窝再也没有了。老人的镇子在沼泽野地东北方，要翻过一座大山。走啊走啊，我对喧嚷的人声无比胆怯，但最终还是硬着头皮走进了巷子，最后打听到那户人家。宽大的木头大门后边有一处大院，隔成几个小院。一个六十多岁的大婶迎出来，听我说过野蒲水汊里的老人后，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因为我从老人身边来，她让我住进厢房：“歇歇脚吧孩子。”我犹豫了一会儿，放下了背囊。她的一双儿女都在镇上做事：儿子在农机站开拖拉机，女儿在供销社管仓库。
我帮大婶打理小院，将多年堆积的杂物清理干净，把大块树墩劈成烧柴。她的女儿回来了，年纪比我大一点，脸色红红的，一双大眼不太友好地看着我。大婶让我叫“莱莱姐”。她冷着脸，长长的睫毛忽闪着，没有应声。吃饭时，她从兜里掏出两块包了花纸的糖果，给了母亲一块，给了我一块。我不舍得吃。
夜晚我在厢房读书。窗户被弹响了，莱莱探头问：“你干什么？”她推门进来，问起水乡的伯父，发出叹息。我发现她脸上板板的，心肠软软的。她看着窗外，两根又长又粗的辫子搭到腰上。我从来没见过这么长的辫子。她走了，屋里有一股糖果的甜味儿。我取出口袋里的糖果看了一会儿，继续读书。这天夜里做了一个梦：我回到了海边林子，身后总跟着一个人，回头一看是莱莱。
我把小院里的所有活儿都干完了。我想离开，大婶就让我帮儿子的拖拉机卸货。他比莱莱大两岁，同样沉默寡言，穿了沾油污的蓝色工作服，对我十分冷淡。拖拉机拉砖、拉煤，到了一些站点就要卸货。他站着抽烟，让我和一些人干活。我的手碰得哗哗流血，他看都不看一眼。他从来不和我闲谈，更不问一句伯父。回到家里，莱莱说：“去供销社打杂吧？”我没吭声。第二天莱莱说：“我们那儿是会计说了算，你去吧。”
她领我去了仓库。好大的房子，里面堆满了各种货物，到处黑乎乎的，要在货架中走一会儿才能看清东西。一个角落亮着一盏马灯，有人披了衣服伏在那儿，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她就是会计。会计提起马灯看我，我也看清了她：个子不高，眼窝发紫，眼睛溜圆，胸脯那儿像塞了什么，高过了下巴。她活动时很笨拙，看着我笑：“嘴上都长出小黑绒了。有劲儿？”我害羞了，点点头。莱莱高兴了，拉拉我的手走开。刚离开一会儿会计就喊，我又转回。“把这些肥皂码那边。”我搬起一箱箱肥皂，她又问：“识字？”我点头。她把一个漆皮夹本递过来：“慢慢念。”说着抓起一个算盘。全是货物名称和数字。她噼噼啪啪拨着算盘。
莱莱身上总有一股糖果味儿。她偷吃糖果时也塞给我一颗。有一次我们正吃糖果，发觉有双眼睛，原来会计不声不响地站在黑影里。我慌了，往货架后面跨了一步。会计回她的角落去了。莱莱小声告诉我：“会计她爹是老股长，这里人人都怕她。”莱莱识字没有我多，她从供销社找来一些收购的旧书，我读她听，直到深夜。有一天半夜，她哥哥闯进厢房瞪了我一眼。我闭了嘴巴。她说：“读。”我念不成句子了。在仓库里，最好的日子就是会计出门报账，这时只有我和莱莱两个人。我们偷吃糖果，读书。我发现她稍稍有些胖，真壮啊，大概是吃了太多的糖果。她剥开一个橘子瓣形的糖果填到嘴里，又咬下一半给我。
会计越来越多地指派莱莱出去做这做那。会计说仓库真闷真热，却不开门窗，只穿一件小背心。她的胸脯太大而且有一股奶羊的气味。我钻在货架深处干活，她总能找到。我觉得她身上散出的热气抵得上一只火炉。她在黑影里看我干活，紫色的大眼让人害怕。她把算盘咔咔甩了两下，用手背将珠子拨开，用食指扣下一颗又一颗，问：“我来问你，一共偷吃了多少糖果？”我慌了：“不，不知道。”她把货架上的一包点心啪地摔到地上：“这个也偷吃过吗？”我不敢说谎：“不，这是大货物，我不敢。”她仰脖大笑，逼近，胸脯差点按到我的脸上，又热又酸的气息像雾一样笼罩。她指着自己的胸部：“这才是大货物哩，敢吗？”
我扭开头，一颗心快要跳出来。她突然大喝一声：“立正！”我在全无预料的口令中猛地立定，险些撞到她的胸部。我退开一步，她上前一步。“我真的没吃‘大货物’！”我挣脱，恳求，紧闭双眼。她的身体沉极了，揪扯，喷气，一只货架被碰倒了。“你不会承认，你不会从实招来！”我头蒙了，不知在发生什么，整个人就像溺水一样，浑身湿淋淋的。我奋力把缠上周身的水草抚开，探出水面大口呼吸。我感到了她身体的一部分，绝望中呛了一口水。我用双脚蹬住货架，身子往上弓起、弓起，猛力挣脱。我把她掀翻，腾地跳起来。她尖叫，跪在地上揩着什么：“你等于杀了我，看我怎么收拾你！”她提上衣服，回身去抓地上的算盘。
重重货架就像野地丛林。我一次次绊倒又一次次爬起。身后有屏气声，有算盘的哗哗甩动声。我从货架缝隙里挣出，一抬头看到半裸的身体堵在那儿。她扑过来，可怎么也揪不住我汗湿的头发。“哎呀你气死我了，你敢偷吃支援亚非拉的东西！”我看清她的一只脚鞋子掉了，只穿了袜子。我不顾一切地推倒三个货架，听到她被砸到的哀号，只不停步，一头撞开大门，跳到了白花花的阳光里。我一口气跑进巷子，跑向那个小院。
我身体的一部分被弄脏了。我一边哭泣一边洗涤，一直洗到天黑。我关在厢房里，任人敲门也不出来。莱莱要我把门打开。我说：“那个‘大货物’，她要告发我们。”我粗略说过了发生的事情，莱莱揽住我安慰着。这时又有了溺水般的绝望。我听到了她嗵嗵的心跳声。“不用害怕，她偷吃更多。她欺负了你。”莱莱气得咬牙切齿。我说：“我叔叔有一杆火铳，什么野物都不怕。”莱莱说：“她是最坏的野物。”
外面有一个男声在吆喝。我们分开了。这天晚上我没有吃饭。夜深了还难以入睡，只觉得饿极了。我趴在窗上看了一会儿月亮。不敢想白天发生的事情，懊丧到了极点。门被轻轻敲响，是莱莱。我刚要说什么，她进门就捂住了我的嘴。我们用呵气似的声音说话。我晃动她，她开始抚摸我。我只想伸手摸一下她的胸部，那个很软很高的地方。她说：“那不行。”她附在我耳边说：“你就像一匹锃亮的小马。”她说供销社就有这样的小马。“现在，小马拉车去了，长大了。”我后来执拗地要摸她那儿一下，她说就一下吧。
我和莱莱夜夜都要待一会儿。我再也不去仓库了。莱莱说那个“大货物”让我回去结账：工钱四块多呢。我说不要工钱了。一天夜里莱莱刚离去，门就被嗵嗵撞响。门外的人并不进来，站在那儿说：“你给我出来。”是莱莱哥。我跟上他出了院门，一直走到巷口。天空有一轮弯月，风很凉，一大丛菊花在摇晃。他声音沉沉的：“你知道自己干了什么？”我牙关胀疼。“她也是你碰的？”刚说完就亮出一把小刀，像拇指那么大。我的惧怕突然消失了，喊：“我们一起骂‘大货物’！”他根本不听，做出戳我的样子，我跳开了。他在后边追赶，大声喊着，喊声和狗吠混在一起。
“小叫花子！从今天起，见你一次杀你一次！”
他不再追赶了。我跑开一段路，又慢慢返回菊花旁边。我的心情糟透了。这是从海边丛林跑出后最难过的一天。我知道要离开镇子了。可是怎么与莱莱和大婶告别？怎么办？我看着天上的弯月，不知该往哪里走。我并不怕他，我是伤心。我为什么伤心？我虽然知道自己早晚不会待在这个镇子上，可真要离去了还是伤心。
一夜都在巷口徘徊。东边一点点改变颜色，天亮了。我回到小院。早饭时一家三口都在，莱莱哥哥冷着脸，装出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饭后他们都走开了，只有我和婶婶在。我说自己要去东边办一些要紧的事。“什么事？供销社让你去？”我说是的。“这次要去好多天，要随身带些东西，这个，”我把一本书举起来，“这是交给莱莱的。”婶婶说：“一路小心，世道乱哩。”
走出镇子，背囊更沉了。我几乎没法不想莱莱。她回到空空的厢房会生气的。她只要打开那本书就会看到里面的纸条，上面写了告别的话，写了我必定回来。我没有写离去的原因，也没有提到她的哥哥。我厌恶那个下巴尖尖的人，特别不喜欢他的尖鼻子。但我一点都不恨他。
我在镇外岔路口盘算着往哪儿走。这里是半岛西南部的外乡，我想回到半岛。关于“血煞”的消息还有零零星星，可我日夜想念外祖母和母亲，已经顾不了那么多。大沙河在正北方，叔叔一家不知怎样了。我在路口耽搁了一会儿，最后还是决定往东。我想东行一百里而后折向北方，就能回到半岛。那里的风有海的咸味儿，我一抬头就能嗅出故乡。强烈的思念让我不再顾虑任何危难，心中只有一个方向。我在干燥的山地辗转太久，只想念平原，想念林子里四散翩飞的大鸟。这一路如果有外祖父的大红马就好了。我想象自己骑上大马，像一团燃烧的火球一样翻滚，眨眼就能跃过山梁。我后悔没有取走自己的工钱，那样就能买票乘车了。我最怕回到阴暗的库房，怕听到噼啪作响的算盘。一辆马车从旁驶来，我央求搭车，赶车的中年人是个斜眼，一路上掏出兜里的炒豆子咯嘣咯嘣嚼着。多香的豆子。
马车走了一程，我下车了。站在风里张望。天快黑了。我跟上一条干瘦的狗走了一会儿，看到了场院和大草垛子。我两天两夜没有合眼，这时钻到垛子里，枕着背囊就睡着了。梦见了莱莱赶过来：“跑这么慌急是找妈妈？”“我饿坏了我要回家。”“我带了糕饼。”莱莱解开衣怀，逼人的香气让人泪水奔涌。我大口吞食，紧紧拥住了她。外面的狗吵成一团，天亮了。
我向小村走去，差一点倒在一间草屋跟前。我扶住门框望着，看到了一个拄拐的老爷爷，身边是一个扎朝天锥的娃娃。他们走过来，老爷爷看看我，回屋里端来一碗高粱糊糊。我坐在门槛上一口气吃光，深鞠一躬，然后向着田野走去。穿过结满穗子的玉米地，踏上厚厚的地瓜秧，这才发现满地都是吃物。剩下的里程只和那些不依不饶的护秋人周旋，他们手持大棍和镰刀，还佩了弹弓。
我打听那条“大沙河”，最后找到了不止一条。弯弯曲曲走过一个月，有时昼伏夜行。眼见得秋天过半，山上的柿子红了，馋得人流口水，攀上去摘一个，涩得拉不动舌头。终于见到了那条眼熟的大河，它几乎全部干涸。从这里过河不难，可是不知离叔叔家还有多远。我想了想，索性直奔海边丛林。外祖母和母亲啊，茅屋啊，恨不能一头扑到你们怀中。越是往北风势越大，来来往往的人越多。风里传来呼叫声，骇人的声音直到凌晨都未能消停。一天半夜听到了枪声，枪声停了，夜空一片死寂。
踏着一地霜尘进入荒野。双脚灼热，冰霜融化，身上的背囊轻了许多。林子里的小动物探头看我，喜鹊大声呼喊。我害怕它们的吵声引来背枪的人，弓下腰，沿着细细的兔子路往前，钻入高高的柳丛和紫穗槐棵。多少野物啼叫，叽叽咕咕，嘎儿嘎儿，都是我打小的朋友。大沙岗越来越近，啊，我望到了那些大树。我摘下背囊，在一丛柽柳中趴下。我从树隙不眨眼地看着那个方向，等待一个小窗亮起灯火。
等啊等啊，鸟儿安静下来，到处一片混沌。前边没有光亮。我焦躁万分，一次次站起。就在这时树梢摇动几下，啊，看到了灯光，红红的。泪水一下涌出，我掮起背囊，不顾一切地蹿出柳丛。
外祖母和母亲被敲门声惊得慌里慌张。我低声叫啊叫啊，门开了。我僵住了：她们满头白发，站在微弱的灯光下，看不清脸。我先是被外祖母抱住了，然后是母亲的手按在背囊上。她们快步走动，蹑手蹑脚，呼叫的声音压得低低的。我一句话说不出。
“孩子啊，好大的孩子啊，真是你啊！你从头说，你慢慢吃。你从天上掉下来啊！”妈妈高兴得说不成话。我咕咕喝汤，大口吞咽窝窝。粗窝里掺了野枣和地瓜，甘甜逼人。“猫来了，它听到你了。”外祖母话音刚落，那只大猫就出来了，可它并不靠前，盯住我看了一会儿，才开始蹭我的膝盖。我紧紧抱住了它。一夜不能安睡，讲这一路，讲大沙河和那个骇人的水利工地。我说：“再也不走了！”静了半晌，妈妈叫了一声：“孩子！”外祖母起身看看窗户，转过脸说：“这是风声最紧的日子，到处都有‘血煞’。你明天就走吧，还是凌晨起身。”我喊道：“我不！”妈妈说：“你爸千叮万嘱。男子汉要大胆上路。”
她盯住我的眼睛。我把脸转向一天繁星。
还是那个时分，还是黎明，还是那个背囊，还是那条小路，还是那些伫立树梢的鸟儿。不再打听那条大沙河了，我直接迎着南部山地走去，一路听着自己嗵嗵踏地的脚步声。天亮时分离开港城北部原野，进入萧索的秋末田垄，在影影绰绰的村落穿行。向南，出半岛，过胶莱，入泰西，进邹鲁。外乡人的口音吱吱哇哇引我向前，陌生的街巷小屋擦肩而过。我穿过几十里平原又攀坡地，在胶济线南北徘徊，走入半岛西部。就这样过了冬天和春天，又来到夏天。我宿过草寮和乡亲老屋，躺过马车店的通铺。我为孤老汉担过柴火，收过大田里的芝麻，还进过赤身干活的油坊。我垒过砖坯，扛过木头，偷过村头的杏子，摘过田头的辣椒。就这样不知不觉过去三年。有一天我站在镜前，看着脸上的粉刺和上唇发黑的胡须，吓了一跳。我突然揪心地想念几个人：蒲苇水汊的老人、供销社的莱莱。我放下手中的一切奔向他们，花了三天两夜才找到灼热的镇子。终于见到了小院和大婶，她送来的消息让人沮丧万分：老人过世了，莱莱嫁人了。
就是这一年秋天，我听到了一个突兀而怪异的消息：许多人奔向了同一个地方，他们藏在那儿苦读，准备迎接一场考试。我想起了大沙河，想起了叔叔。这个消息最终得到了证实。我一边探究，一边往北移动。一天深夜，我终于再次踏过那条南北走向的枯河，登上填满卵石的河阶，站在了一座黑乎乎的山村街头。这儿连一声狗吠都没有，静极了。许多年后，我会深深地感激这个夜晚。这里的小石屋住着一个男人，他曾经用双手解救出淤陷在沙中的茅屋，耳聋人瘦，无比纯良，是我的叔叔。他辛苦一天，今夜正在安睡，却被一阵阵敲门声惊醒。
我回到了那座河神庙改成的学校，而今此地已是另一番景象：无数的大龄青年伏在桌上，他们都是高考补习生，正准备拼力一搏。这些人相互陌生，来自四面八方，我是他们当中最小的一个。与他们不同的是，我需要从头做起，从初中甚至更早的课程开始补习。我在大沙河待了三年多，几乎不曾离开黑乌乌的校园。就这样补习了全部课程，还在课余爱上了篮球。一位双腿颀长的女生穿五号球衣，技高人俏，两眼宛如星辰。我爱篮球，一度不思茶饭。可是“五号”除了玩球，几乎没有正眼看过我一次。我在心里为她喝彩。她比莱莱高，长脸庞，一双眼角很长。
又是一个秋天，“五号”不见了。她考入了一所遥远的大学，像鸟儿一样飞走了。我还留在校园里。那个秋天我拼命打球，整个人瘦得像麻秆。夜里一遍遍想着“五号”，会发出呻吟。这些日子太难过了。我在想，可能终生都要追悔莫及：怯懦使我失去了机会，就像三步扣篮，仅仅耽搁了几分之一秒，一切全都翻篇。我琢磨补救的方法，怎样才能追上那只飞鸟。后来觉得实在荒谬：对方全然无察，我不过是暗自将一颗心磨得灼热。努力冷静自己，终于从煎熬中明白过来：现在最迫切的事情，就是像她那样变成一只鸟儿飞走。我还有时间，我也许会突然出现在那个篮球场上，激动万分地呼喊她的名字。
这是决定命运的时刻。我必会成功，我别无选择。我长得又高又壮，比大多数同龄男子高出一截，双腿和两臂强健无比。这是我在大沙河的最后岁月，离开时正值落叶飘飘。我背着行囊，提着网兜里的一只篮球出了大门。大沙河有水了，我沿着河岸寻找那座小桥，心头划过无限往事。抬头看着对岸高天，一朵朵白云，一条青杨大路，心头突然闪过一句书上的话：怎样做一个清洁而进步的青年，这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