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情不必问。做，就对了。有些结果不必急。等，就行了。其实，能有什么大不了的事需要焦虑呢？人生苦短，读着读着，就老了。

少文老师：

我是您十年前的第一批学生。您可能已经不记得我了。当年文法学院的学生都知道您有一个习惯，每天不读完150页书就不休息。我现在在基层工作，事业上没有什么起色，也看不到什么出路。和您当年十分相似，我每天晚上也会给自己留出一段读书的时间。但我也经常会产生一种自我怀疑：这样读下去究竟意义何在？它真的能够改变我的命运吗？陈老师，当年您在房间里读书的时候，就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吗？

——安力

安力同学：

你好。

如果我告诉你当年的我心如止水，我自己都不信。

不过，我又能改变什么呢？

“二战”期间，在人性被战火遮蔽的黑暗岁月，每位出征前的海军士兵都会收到一份美国神父尼布尔的祈祷文：神啊，请赐我勇气，去接受我不能改变的一切；神啊，请赐我勇气，去改变我能改变的一切；神啊，请赐我智慧，去分辨这两者的不同。

那时的我，所幸还能够分辨两者。因此，我把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交给了阅读。

刚毕业那段时间，留在武汉的几个同学平时都没有什么应酬，因此，大家周末聚会，往往在咖啡屋、棋牌室或者公园里，一待就是一整天。我经常会抽身出来，看随身携带的书籍。

记得有一次，咖啡屋里放了几十本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读书》杂志，我如获至宝。找了个没人打搅的角落，坐了整整一个下午，并在咖啡屋五颜六色的菜单上密密麻麻地记了十几页笔记。

直到现在，我都清晰地记得当天下午读过的一篇题为《一部译稿的艰难历程》的文章。文章讲述了与《物种起源》一书齐名的达尔文的著作《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一书的翻译过程。

20世纪50年代初，因为要筹备《达尔文全集》的出版工作，叶笃庄先生受托邀请名家翻译。叶先生邀请的《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一书的译者就是著名的性学家潘光旦先生。

潘先生对叶笃庄的邀请十分爽快地答应了下来，二人并无书面的协议，只有一拍即合的承诺。没想到翻译进程在1957年因历史原因意外中断了，叶笃庄在次年被定性为“反革命”而入狱。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长年累月没有书读是比死还要难以忍受的事情，两年后，叶突发奇想，当初的翻译进程被迫中断，不妨利用这些闲暇将这一工作续上。

读书人毕竟有些“迂腐”，在当时监狱只允许读毛选的环境之下，居然申请狱方允许家人将《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原著、日文译本、马君武先生的旧译本和《英华大辞典》等大量书籍送入狱中。没想到的是，监狱居然同意了这一要求，无意间为学术传承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在翻译过程中，叶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他利用写交代材料的机会偷藏钢笔和墨水，笔尖用秃了就磨尖再用，没有稿纸就写在日文书的行间，从早到晚、不分昼夜的翻译支撑着叶又度过了十年的狱中生活。但让人愤怒的是，这部艰难的译稿在1970年破“四旧”运动中被付之一炬。用尽生命里最宝贵心血完成的作品遭此厄运，叶并没有抱怨也没有消沉，与奥斯特洛夫斯基丢失原稿又重新写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样，叶又找来原著，硬是凭借记忆重译了一遍！

1980年，叶终于完成全部译稿，并交给科学出版社准备出版。但就在此时，叶得知早年仅凭一句口头承诺答应翻译此书的潘光旦老先生在“文革”期间，在书房卧室全部被封、屡遭批斗的间歇也译完了该书，之后就含冤去世。坊间见到的《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有两个译本，其来历就是如此。

达尔文泉下有知，一定会为自己的著作能够陪伴两位读书人度过精神上最为艰难的那段岁月而感到一种意料之外的欣慰吧。

我只能说，当年我和你一样，一边读书，一边焦虑。但我每每会想起这个故事，想起在20多年看不到前途的黑暗岁月中，一直和译稿相伴、在软弱中不言放弃的这两位学者。

这个故事就是最好的答案。

有些事情不必问。

做，就对了。

有些结果不必急。

等，就行了。

其实，能有什么大不了的事需要焦虑呢？人生苦短，读着读着，就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