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案的产生原因是不能完全推给时代的。学者可以用物质条件和科学水平来解释冤案的成因，以此丰富我们认识世界的维度，却绝不能滑向为违法办案、出入人罪进行辩护的错误立场。我们可以解释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却不要为这个不完美的世界辩护。

少文老师：

自从“呼格案”“聂树斌案”平反以后，突然很多法律人都站了出来，开始要求对制造冤案的警察追究责任。可我总觉得这样对警察是不公平的，你不能用现在的办案条件和水平来要求一起20年前的案子啊！在当时的司法环境下，换了我，我也会刑讯逼供的，没有办法啊。而且，要求20多年前的每一起案件都要进行dna鉴定，这也未免太强人所难了吧。黑格尔说，“存在即合理”，我觉得对任何事物的评价都不能脱离当时的制约条件，否则，学者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少文老师，您同意我的观点吗？

——廖清源

清源同学：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不能用现在的办案水平来苛求20多年前的刑事司法”，这已经是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支持者甚至不乏一些著名学者，乍听上去，这种观点似乎很有道理，而且不落俗套，有独立见解，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讨论必须还原到经验层面才有意义。

比如“呼格案”。

的确，我们不能苛求，当时的办案机关为何没有运用dna鉴定技术来避免这起冤案。毕竟，全国第一次使用dna来判案是在1984年，即使到现在，用dna来判案的也不足10%。在“佘祥林案”发生的20世纪90年代，一起dna鉴定就要花费2万元左右，而且还只有省城才有相应的设备和技术条件。从1998年到2008年，有人统计了23427件刑事裁判文书，其中有dna作为定案根据的，最低的年份是0.37%，最高的年份是2.21%，平均是1.23%。【1】即使在美国，也是到了2003年，才开始全面进行dna鉴定。从这个角度上说，“呼格案”没有做dna鉴定，我同意你的看法，的确不能苛求当时的办案人员。

但是，请注意，这和我们要讨论的是两个问题。即便当时的确有理由不做dna鉴定，也并不等于冤案的产生就有其合理性：首先，本案中dna技术并非决定呼格有罪与否的关键证据。即便没有dna鉴定结论，也不应该对这起疑点重重的案件的被告人判处死刑。否则，我们又如何解释，后来的再审判决是在完全没有新证据的情况下作出无罪改判的呢？更何况，即便没有条件进行dna鉴定，你又如何让我相信，当时呼和浩特这个省会城市的市级公安局，在一起影响如此之大的命案侦查过程中，有条件提取精斑，竟然没有条件搜集现场的手印和脚印？问题还远不止于此，在2005年一个被告人供述是自己奸杀被害人以后，为何警察当初提取的精斑又突然消失？而2006年11月28日检察院对其所提起的10起漏罪公诉当中，偏偏就把他供述的“呼格案”漏掉了，而专门起诉另外9起？这些又能用时代因素加以解释吗？

问题还可以不断提下去，在细节的不断探究之中，你我终会发现，冤案的产生原因是不能完全推给时代的。学者可以用物质条件和科学水平来解释冤案的成因，以此丰富我们认识世界的维度，却绝不能滑向为违法办案、出入人罪进行辩护的错误立场。否则，看似智识上胜于众人，其实，暴露的却是良知的匮乏。

解释和辩护，只有一步之遥。基于对很多案件细节的认识，对于这些冤案，我的立场是，“可以理解，但不能原谅”。

至于你所说的“存在即合理”，我更是有话要说。

你知道吗？黑格尔的原话并不是这样的。

在196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法哲学原理》一书的序言里，对这句话的翻译是，“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合乎理性与合理，在西方哲学和黑格尔的语境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如果你读了德文，就会发现，黑格尔本来的意思，是说凡是存在而且长期存在的东西，一定有其内在规律，而学者的任务就是去解释这种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但是，***却认为，黑格尔这句话是在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是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警察国家、王室司法、书报检查制度辩护，国内学界更是据此把黑格尔的话简化为一句极易引起误解的短语——“存在即合理”。

中国的成语都是四字成篇，但实际上强行将某种思想或智慧塞进整齐的结构里，换来的是韵律，而牺牲的往往是逻辑。

所以，中国的成语往往因为省略了逻辑，从而歧义丛生。比如，不学无术，是指不学同时无术，还是不学因而无术？比如，无知无畏，是指无知才能无畏，还是无知所以无畏？

一切简化的思想都暗藏着危险。

凡存在必有原因，但是，凡存在，却并不见得都合理。

我们可以解释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却不要为这个不完美的世界辩护。

这是两码事。

还是《老炮儿》里冯小刚说得好：“咱们一码归一码。”

【1】陈学权：《刑事诉讼中dna证据运用的实证分析——以北大法意数据库中的刑事裁判文书为对象》，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