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邱秋面前的我永远是个软骨头，正如和邱秋通话中的我永远像个哑巴。我在心里对这个让自己爱恨交加的女人口若悬河，一面又把嘴闭得紧紧的。我的耳朵接收着来自电话那边的信号，再传达给大脑，大脑本该把这些信号输送给嘴巴，让它用更刻薄的方式反弹给对方，然而大脑却把这一切都消化了，没再麻烦我脸上的任何一个部位，它可真是跟着我受苦了。
“喂，你在听吗？”大概是我沉默得太久了，抑或是她还想要那个“谢”，从而进一步证明阮小芋就是她心中那种特别不堪的人。
我最终什么也没说，就这么挂了电话。阮小芋也是有脾气的，阮小芋不能对你邱秋明着发脾气，那就暗着来吧。
后来邱秋的这笔钱，也成了这世界上最让我无法理解无法面对的钱。起先我还开导自己，邱秋留给我的东西，总是是好的，可转念一想，留什么不好，偏偏是钱！居然有一种近乎于变态的心理，觉得只能把它们放在原先的银行卡里，只能这样存着，才是邱秋给我的那些钱。当时我的卡几乎是空的，所以，邱秋汇来一万后，我再也没有动那个卡，再也没有出入账，我甚至另办了一张卡，然后告诉单位，我的工资卡丢了，需要另外用一张卡。我固执地以为，从银行柜台或取款机取出来就不是原来的那些钱了。因为那是最不像钱的一些钱。老久说那你就买衣服，当邱秋送你的是衣服而不是钱好了。可真要穿上，大概也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最后我对那张银行卡简直无计可施，索性压在抽屉最里层，以为“眼不见为净”，谁知每次翻抽屉，又忍不住要看几眼。仿佛它的存在，才能证明我和邱秋之间曾经有过一段情谊似的。
忘了告诉你，那天临别邱秋还送我两张某歌星演唱会的票。她说是一个朋友给的，自己正愁送不出去呢，就索性给了我，其实我对这类演唱会也不感兴趣，但我知道有一个人也许会想去，那就是老久。非主流音乐人嘛，对主流音乐人不可能没有任何向往。
你一定有点担心我和老久这种不伦不类的关系了。给你交个底儿，我在老久那儿是绝对安全的。哪方面的安全呢？你当然知道。这样说对老久有点不公平，这么说吧，我们彼此安全。老久曾经说过，一个女孩从单身到不单身的过程大概需要十万到百万不等的价钱，当然这是正常情况。碰上女追男，没准儿倒贴，碰上男追女且男烧包，没准儿又不止这个上限。而老久自己说自己连个下限也付不起，所以他谁也不想招惹。
老久这么说是有原因的，当年和他相恋了七年的女友由于考上了大城市的名牌大学，没等到新生军训完，甚至还没把学校发的新被褥睡热就给老久写了分手信，换了谁也受不了。
又扯远了。但我还想告诉你，我见过那个女孩的照片，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长着一副“略带小清新的文艺范儿”，蛮招人疼的。她跟老久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她再也没法儿心高气傲地回乡下受穷了，她受不了那里的人们穷得叮当响还自得其乐的样子。老久说她已经不是她了，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早先他完全没有看出任何迹象，当老久问她究竟攒多少钱才不算穷时她倒是愣住了，良久，她说了一句，总之现在不够，她说与其有尊严地受一辈子穷还不如撇去那不值几个钱的尊严奋斗一阵，然后当舒舒服服的有钱人，有钱才有尊严。据说，没等她大学毕业就积攒了近三十万的资产，她把她的富二代男友给她买的所有首饰和名牌包包都兑成了现钱，然后存进银行，以最原始、最缓慢又最牢靠的方式赚取利息，而且她本人还在长期以化名向香港某机构出卖卵子……
我打电话给老久，问他周六有没有时间来看一场免费的演唱会。我想开了，为什么不看呢？就因为是邱秋送的吗！如果有机会，我一定把钱当面换给她，但演唱会是不能不去的，不然真是白受了一场精神虐待，我们这些人平日里除了中了彩票是不可能花几百块买一张演唱会门票的，真后悔自己纠结了这么久才聪明起来。
老久说：你不早说，我周六上晚班。那可真可惜，我说。老久嘿嘿一笑说：“不过冲着你做东，我也得想个辙儿溜出来。这样，你差一刻钟七点在门口等我，先别进去，我到了看看行情再说。”
我不懂老久说的行情是什么，然而那天到了门口，我立即懂了。没等站住脚，就有人过来搭讪：“妹妹，自己来看演唱会？有余票么？”一个人向来是票贩子的重点目标。
大门口有不少这样的人来来回回地溜达着，见了不着急进去的人，便掏出一张小卡片在你眼前一亮，卡片上印着四个黑体大字：高价收票。
起初我还被票贩子猛然间的这个动作吓了一跳，下意识地摸了摸兜里的票，可随后的5分钟里，我发现自己几乎和在场的所有票贩子玩了一遍这个游戏。
老久到了，他瞅了瞅两张票说：“竟然还是内场的贵宾票! 哪儿弄的啊？”我把票的来历告诉了老久，当然，关于那一万块钱的后续事件也告诉了他。老久说：“靠，这么变态？你还真是没少遇见奇人奇事儿啊。可是哥们而我真是想不懂，她为什么一边给你好处一边羞辱你呢？这种做了好人还不想留下好名的人也太他妈蠢了吧！”
“谁知道呢。”那会儿我发现自己已无意纠结于这个问题。
“不如把票卖了，钱一起还给她！士可杀，不可辱！”老久也忍不了我所受的窝囊气了。
这时，一对儿90后小情侣从我身边走过，男孩说：“你们有余票吗？”女孩补了一句：“我们加二百块钱！”老久说；“我们这票是内场的，680一张。”他没怎么抬眼，一定认为两个小孩买不起。可是老久错了，在大城市，相当一部分“小孩儿”比已经工作的我们富的多。男孩眼睛都不眨一下：“内场的？！太好了！没问题，我们加200，一张给你880。”老久倒吸了一口气，看一场演唱会竟要看掉他将近一个月的房租。两个票贩子也把脑袋挤过来了，想弄清楚起先说是在等人的我是不是耍了他们。“嘿！可是我们先来的，他们出多少？”一个票贩子说。“880。”男孩一扬脸说。票贩子立马撤了，动作简直跟拍板儿似的利落。演唱会马上开始了，他们怕出这么一大笔钱买来的票砸在手里。 男孩得胜似的拿出一叠钱，从里面抽出两张百元的钞票，然后把剩余的一叠钱都给了老久。他说：“这是1800，你们不用找零了。”然后从老久手里接过票，大摇大摆地走了。看来，他原本给两张票预订的心理价位是2000……
我用一个信封装着那一万一千八百元，终日活得像一支即将离弦的箭。然而三个月就这样风平浪静地过去了。我想，大概邱秋不会再联系我了，很可能到她下次新书发布会的时候，已经不认识我了。事实上我开始佩服起她的修养来，若是换作我，对一个自己不了解也无心去了解的人，怕是匀不出一顿饭的时间的。
直到有一天，同事阿茹跟我说，下班后一起吃饭，顺便交流下她对邱秋作品的新发现，我的生活里才再次出现了邱秋这个名字。
阿茹放在我面前一本书。是骆铭的《来路》。我说，不是探讨邱秋吗，怎么半路杀出个骆铭来？阿茹说没错，说的就是邱秋，以她八年资深编辑的经验，她严重怀疑这本《来路》和《陶版憾事》出自一个人之手，当然这个人就是邱秋。而且，阿茹说她有个重大发现，网上凡是出现邱秋的地方基本都是和骆铭连在一起的。
我说：姐姐，大概是你走火入魔了，请别把我拉进去。至于那个骆铭，邱秋已经不止一次地在媒体前“特别强调”他是自己长期的合作伙伴，是她小说乃至剧本的引路人，但仅此而已。
阿茹不依不饶；“你先看看再说嘛！”
“不看不看，我只看邱秋的书。”我说，“这几天连稿子都看不完，哪有闲情逸致陪你搞侦查。”
“你看看，就看一眼，真的，回头你要是觉得这两本书不是一个人写的，把我头割下来也行。”阿茹的孩子都上幼儿园了，当妈的却还这么性情中人。冲她这句话，我心里已决定回去好好看看。
阿茹的眼光确实相当歹毒，两本小说的风格不同，路数不同，但两者的时间跨度完全吻合，非但如此，还有种无法表达的相似氛围萦绕在两本书中。就像一个作家写了部新小说，出版商在宣传语中说：这是某作家的转型之作。然而铁定的前提是，虽转型，却出自一个人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