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我所了解的邱秋，正是众人心中的那个邱秋，不多一分，也不差一毫，我像所有学员一样，佩服她、崇拜她，甚至一想到她完成脱密期后迟早要走，心里就非常不舍。
邱教员读过很多很多的书，古今中外的书都能从她那儿借到，她单身宿舍的铁架床地下全是一箱一箱的书，那里几乎成了我们的“课外图书馆”。我们都喜欢她的书，没有来由的，尤其是小女兵，那时我们甚至在比谁能首先读完邱教员床底下的所有的书，邱教员也从不吝惜把书借给我们。她的书上有一股特殊的香味，多少年后重读那个时期度过的一些书，还能想起那淡淡的檀香味道。 邱教员跟我们说，也许是她最想读书的年龄遇上了书荒，所以后来有了条件，对书的那份痴迷还是有增无减。她说自己小时候看的多事一些破破烂烂、没有封面甚至连结果也没有的小说，很多时候，故事越精彩，书便越破，缺页也越多，因为传阅得多。她说看着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到了关键时刻就有一页不知去向，心里真是恨那些撕下书页的人，还说那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自己将来也能写一本那种叫人接不上一页就会恨得牙痒痒的书。
后来她买的书多得床底下放不开，就放在“百宝箱”里，这样一来，百宝箱里的宝贝，除了让我们眼馋的“舞台道具”，还有不少市面上根本买不到的世界名著，像《约翰·克里斯多夫》，《复活》，还有，《简爱》。在那个年代，读本世界名著有多么不易大概只有过来人才有深刻体会。 在所有从邱教员那儿借来的书中，我最喜欢的是那本小仲马的《茶花女》。当时甚至利用晚上的时间，熬夜把那手抄本再次抄了一遍。邱教员的手抄本精美极了，不但排版和印刷的书本一样整齐，每页都规整地标着页码，而且书页外侧的两角都用贴相纸的小三角整整齐齐的粘好，要是那会儿一本原著和这个手抄本同时放在面前让我二选一。我定会毫不迟疑地选择这个装帧精美的手抄本。
可是让我意外的是，这本《茶花女》手抄本不但明显夹杂了两个人的字体，而且还不是完整的，页码中缺了十几页，而且中间还有三张纸是揉碎后又粘起来的。那时候我知道广州一家新华书店的小阁楼上，藏着许许多多的英文原版书，阁楼的铁门破旧不堪，只用几块旧木板随便一挡，我和同学们进入部队前就经常从木板的夹缝里偷偷溜进去看书，于是那一次便利用探家的机会来到那里，没想到那儿却换了新门，而且还是铁将军守门（换了把大铁锁）。我用半个月的津贴换了一包大白兔奶糖，买通了书店的人，用一上午时间填满了手抄本上的缺页。
还书的时候，我想给邱教员一个惊喜，特意把一小叠插页的纸张裁得和手抄本一样齐，可万万没想到的是，邱教员接过手抄本便笑着说，别人的书都越翻越薄，我的手抄本出去溜达了一圈儿，回来怎么变胖了？
我当时被邱教员逗乐了，不愧是搞情报的，但手感也不至于这么准吧。我只好老实说自己特别喜欢这本书，看到里面有缺页，就找了原版书把缺页补齐了。
事情本该到底为止了，在那一时那一刻，邱教员和我两个人随便是谁另起一个话头儿，这个关于《茶花女》手抄本的故事也就过去了，可话题偏偏在这儿卡住了，确切地说，是邱教员仿佛突然陷入了沉思， 过了许久，她才抬起头看着我，喃喃地说，这个本子我有段时间天天都拿出来翻，别说它一下子多了十几页，就算夹几片树叶进去，大概我都能掂量出来。
邱教员说她还不到十岁的时候，就看过邻居罗天母亲书柜上的好多好多中外名著，罗天的母亲是老师，爱书如命，她的四个高两米，宽一米的书柜满满地占据着家里的整整一面墙。文革来的时候，他母亲不等红卫兵来查封，自己先给每个书柜像模像样地编号贴条，还用钉子把书柜的每扇门都牢牢钉死。还念念有词地说，这场运动总会过去，到那时候再打开这些门，里面的书还会完好无损。造反派来了，就让他们整柜整柜搬走吧。罗天的母亲料事如神，她钉好书柜不到一个星期， 自己就被学生拖走整斗去了。
罗天母亲被整斗期间，就连他父亲也见死不救，而且还写了一篇很正式的东西说是要和母亲“划清界限”。罗天那时刚上小学四年级，他默默看着父亲做完一切，然后从父亲刚刚写完划清界限表态书的那沓信纸上又撕下一页，不动声色地写了一行大字：罗天和罗志谦断绝关系，永远和樊小蓉在一起！他毅然决然地离开了父亲，那时上的是寄宿学校，学校尽管停课，他也不回家，直到樊老师被放出来，和罗志谦离婚后带着罗天远走他乡……
可那些书却没有被预料的那么幸运。造反派把书柜拖走后，不分青红皂白便整柜整柜地拉到空地去烧，当时邱秋正在和罗天一起紧锣密鼓地转移“机要文件”——手抄部分名著。可以想象，两个孩子写字台上摊着的半成品也被强行拿去付之一炬，其中包括如今在我手里的这本少了几页的《茶花女》。
邱教员说，当年那是她和罗天挑灯夜战了九个个晚上的成果，樊老师被抄家的那个晚上，罗天为了把这本《茶花女》抢回来，还被烧伤了右手……也就是在那个晚上，她开始养成记日记的习惯，不断有她曾经崇敬的人被打倒，她发现记下一切后她便可以不在忧伤不再烦恼不再惶惶不可终日。她把这个诀窍告诉了罗天，她说写下来，记下来就能解脱，也就是在那个夜晚他对罗天说总有一天我们会笑着翻这些日记，也就是在那个夜晚。她和罗天结束了友情而开始了爱……
罗天一家被迫搬走后，这本《茶花女》一直被邱教员作为宝贝珍藏着，走到哪里都带着。
邱教员回家探亲，大伙都有点丢魂儿。代课老师每日雷打不动的安排——抄写、查生词、背诵就像伙房的老三样萝卜、白菜、无缝钢管（即现在吃的空心菜）一样，让所有学员烦不胜烦。最后一个礼拜，我们几乎是扒拉着手指头数着她的归期。
至今仍记得邱教员回来的那天，人没见着，礼物却已先到了。女孩们得到了她们在服务社花多少钱也买不到的食指那么长的“金条巧克力”，男兵那边则是每个宿舍分到了五瓶肉笋酱菜。在那个每月只有六元七角钱津贴的时代，这样一瓶肉比笋还多的酱菜无疑就是天上的龙肉，地上的驴肉。大家都很小心地享用着这些从上海远道而来的私货，心想着二十天的老三样生涯终于告一段落，玩玩没想到的是，邱教员第二天却没来课室给我们上课。这样的事之前从未有过。
第三天，课室里依然没有她的身影。“不会给咱们换教员了吧？”害怕代课老师的同志们沉不住气了。“不可能，一学期还没结束呢，哪有中途换教员的道理？”有人回答说。去打探消息的小女兵回来了：“邱教员在宿舍呢，门从里面插着，敲不开。”
不会出什么事吧？大伙没心思看书了，有人提议一起去看看，有人不赞同，说人家不开门肯定有理由，大概是没休息过来。一大帮人一起去，烦不烦啊。这时，黎主任来了。他告诉同学们：邱教员病了，需要休息一个礼拜，这期间同学们自己复习，有什么问题可以找孔教员，也可以找他。
我们觉得奇怪极了，邱教员过去即使生病也会到课室的， 而且她的门从来没有敲不开的时候。病了终日不开门，谁在照顾她呢？谁给她送饭呢？中午伙房有豆沙包吃，我和杨梅用饭盒多打了一份，又打了份热粥，一起拿到了邱教员那里。
门依然插着。辛雨在外面轻声说：“邱教员，我是辛雨。你吃饭了吗？”门里面有轻微的响动。辛雨又说：“邱教员，黎主任说你病了，谁在照顾你？”
插销“咔”的一声，门开了。我侧身进来，床头系着一根细绳，另一头连着门上的插销。绕过绳子，我看见床沿上坐着面无血色的邱教员，她的大眼睛此刻是微肿的，嘴上还起了一层焦皮。她说：“刚才想下来给你开门，可一坐起来头就晕得不行。”我把枕头立起来让她靠着，一边把粥倒进小碗里，看见桌上还有一个玻璃瓶，里面盛着红糖，瓶子快要见底了，就舀出最后一点搅进了粥里给邱教员喝。
看着她很快地喝完，我才稍微放下心来，“邱教员，医生怎么说的？你的额头一点不热，不像是感冒发烧。”尹教员低声说：“我没有发烧，放心吧，就是血压低，这个是老毛病了。”“那怎么做能升血压？”杨梅问。
“我小时候在家里的时候，我妈说单脚跳能升血压，可是我现在坐起来都头晕，更别说站起来单脚跳了。”尹教员说着自己笑了，她声音哑了，平日里眼睛里的神采也不见了，她喝完粥，又无声地吃着豆沙包，杨梅递给她第二个时，她却问刚才自己吃了什么。
有人敲门。是孔教员夫妇，两人手里提着不少东西，我和杨梅知道他们一定也是来看望邱教员的，便打了声招呼，出去了。
那天我和杨梅没去自习。我们带了点钱，去服务社买了四两红糖，半斤蜜枣，这是当时情况下我们所能想到且能买到的最补的东西了。到了邱教员那里，才发现男学员们派来的“探病”代表曲同声也在，可他提的东西显然是不搭调的，女孩们看见他一手一个网兜，里面是两个大西瓜和新鲜的百合。曲同声得意地说他们占了便宜，一把猎枪换了这些，还有一只鸡，鸡已经请炊事员帮着炖上了，晚上端过来。等曲同声走了，邱教员让辛雨他们把西瓜抱回宿舍吃。我和杨梅互相看了一样，照办了。
很久以后我们听说，她分明不是和什么身体上的病痛抗争，她承受和面对的，是一个未见面骨肉血亲的生离死别。甚至，那是她此生唯一有过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