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就轮到了邱秋之前说的那位举手提问的小朋友。

小朋友说，沈阿姨，对年轻人有何忠告。

邱秋低头笑了。她大概在想，这些问题真的好难回答。“我想，”她说，“年轻人尽量不要从社会的角度选择职业，你们的天地很广，找出自己真正爱做的事情，每天为它专注一小时，或者哪怕一刻钟。”

又有人问了个很普通的问题，就是邱秋最近在看什么好书，能否推荐几本给读者。

邱秋想了想说，她最近在看张爱玲的《小团圆》，看得很慢，时常在想，她怎么记得那样清楚呢，如果人人都有这么一本“账”，这么一本属于自己的“追忆似水年华”，大概就不枉此生了。很多人说这本书情节杂乱，人物突兀，那有什么呢，邱秋自己先笑了，我这么说会得罪人吗，我经常一开口就把所有人得罪。

说起喜欢的书，她仿佛进入了无我之境。她说张爱玲经常为现代人惋惜，原因之一是他们欣赏不了《红楼梦》，她也为部分人感到惋惜，原因是他们欣赏不了《小团圆》。

她还说她个人认为这本书很小众，在张爱玲的所有书里也绝不算讨巧的，所以不适合给大众推荐。一定要她说一本的话，她说可以看看犹太人枕边书系列。

一个读者问到她的新作《陶版憾事》中的主人公在现实中有没有原型，邱秋毫不避讳地说:“原型就是我自己啊。这里面有我自己的故事，也有我父辈的故事。”

于是我买了这本书。采访刚一结束，邱秋就以最快的速度撤离了现场，我翻越了重重人群，所能看到的仅只是她的背影。这会的邱秋已不是刚才在台上那个有些局促的邱秋了，她窜得飞快，上旋转梯的时候麻利地用手把长发在脑后挽了个髻。我一直追到路上，心里祷告她的车一定要停的远一些，让我有机会追上她。炎炎夏日，太阳毒得很，她连个阳伞也不打，穿着一条鱼尾裙，步子小却快得生风。她跑得这样快，是不是酒精的作用一过，脸皮又由厚转薄，不会硬着头皮胡说八道了？我突然发现邱秋是个很有趣的女人。

当然有人追出去。无非是签名合影。我自己也在此队伍中。她不住地回头，对人群说“再见”。

上了车，主办方负责人很客气地挡住了人群，告诉大家说，作家今天还有其他事情安排。

一个“大块头”记者貌似主办方的熟人，一边拍着负责人的肩膀一边递过纸笔。负责人一面擦汗一面用嘴咬开笔帽在纸上“刷刷刷”的时候，先前坐在我旁边的两个记者也在趁机坐收渔利。于是我终于明白他们为什么一路跟着大块头而不是跟着邱秋，也明白他们刚才说的你“你记前6位我记后5位”什么意思了。

在两位记者“合并密码”的时候我成功地作为路人甲貌似不经意地经过他们身边，于是，就这样一波三折地取得了邱秋的联系方式，结束了和她的初次会面。

回到社里，我跟我老大说我没搞掂。没说实话是因为我没想好该拿着电话号码如何是好。

我的老大摘下他那副将近600度的近视镜，捶胸顿足地地看着我：“没听说这个作者出来一次千载难逢吗？全社把这么一个大好机会让给你，你居然空手而归？！”我讪讪一笑，当然我没法告诉他，对邱秋，有了点突发性的莫名其妙的情感在里面，我的脸皮就厚不起来了。

突然间我想起临行前在网上搜索邱秋的消息时，看到她月底还会出席在某区图书馆举办的短篇小说创作研讨会，心想这类活动不比她个人出新书那么扎眼，人应该会少一些吧。于是那天，我请了半天事假，没敢和社里打招呼，因为怕再度无功而返。事实证明我的推测是对的。那天的创作研讨会上，虽然邱秋没有发言，但观众和听众却出乎意料的少，少到会议结束，我甚至有机会递一张名片自报家门。

所有的名片都是印来犯贱的，可她却很认真地接过来，然后看了一下我手上拿着的她的书，我想她大概已经马上联想到我是台下冲着她咔嚓闪光灯的芸芸众生之一了。她调整了一下卡片的距离（拿远一点），“我有点花眼，”她解释到， 然后一板一眼地念出声来；“心聲杂志社，阮小芋。”

她从包里拿出一个巴掌大的很精致的小木盒，然后将名片放进去，如此郑重其事，让我很有点自惭形愧。

不等我说什么，她有说：“名片我收下了，但我暂时办不到你什么，一直合作的出版公司和杂志社三日两头地催我，我已经应付不过来。没办法，和他们有约在先。”

“我知道，”我更不好意思了，心里暗自庆幸刚才厚着脸皮递出了卡片，这个多少有些灵魂出窍的动作，瞬时间让我和邱秋的生命有了交织。

“等他们都不要我的稿子了，我会找你的。”邱秋依然认真地说。

“但愿有那一天！”我笑着说，“您怎么不建个微博呢？”这问题简直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了， 她略带自嘲地说：“我都老太婆了还赶那时髦写微博?”这话倒把我吓了一跳。她有多少岁？四十五？五十岁？看不出来。瞧瞧那些备受媒体关注的女郎们，恨不得过了三十就把真实年龄藏着掖着，怎么会有邱秋这样口无遮拦自称老太婆的？有点实在的过火了。不过，惊讶归惊讶，对邱秋，我在心里又添了一层不知该称之为何的感情，于是嘴上更大胆了，我说：“之前开那种见面会不也是为了更好地卖书吗？”“是呀，”她笑了，“有哪个写书的能孤傲到不需要读者呢。”“那有个微博就好办了，不然，多少喜欢你的人都不知你今天会来这儿啊……”“谢谢你。”邱秋用这个有点突兀的“谢”截住了我。这个“谢”字很决绝，一点没有客气的意思，所以把我原本打好的腹稿全给谢没了，同时，谢得我自信全无，有种自讨没趣地感觉。我忽然恨起了我的工作和我此行的目的，这目的险些把我和邱秋的初次见面给毁了。这时邱秋已进了车里，不同于上次，这回她是自己开车来的。

我有些尴尬地站在原地，忽见她摇下车窗对我说：“你的声音真好听！前段时间，我的有篇小说给录成了有声读物，声音就不如你的好听！”

当天晚上，我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搜寻那传说中的有声读物，居然让我找到了，不过听起来像是邱秋很早期的作品。我把它拷进了我的MP4，然后一口气看完了它，一个念头钻了出来，于是我抓起电话，拨了老久的号码，“老久老久，你的录音设备还在吗！”电话那头先是给我回了个长长的哈欠：“妹子，我知道你爱戴我，可是凌晨2点以后就不要打电话了成不？”我在这头嘿嘿地乐了，听到那边老久继续说：“设备在是在，不过小两年没用过了，你得给点儿时间让我瞅瞅它是不是还活着。”我和老久约好了第二天下班后见面。

给我一小段篇幅，让我向你介绍老久。那时我还没来北京，在沿海一个小县城的检察院工作，我提审的第一个犯人就是老久。老久的真名叫贺久，他的熟人都管他叫老久。那是个隆冬的早上，天寒地冻的，我的左手放在羽绒服口袋里取暖，右手拿着贺久的审讯单，从看守所把贺久提到审讯室。当时我还在实习阶段，最爱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提审犯人的时候喜欢走在前面带路。我的老师不止一次地警告我说这样其实是很凶险的，因为只要犯人动了什么念头，在我后面一挥手铐上的铁链就能把我放倒。

看守所和审讯地点正好在公安局的两个对角线上，走到一半时 ，我意识到自己又在前面带路了，于是我回头，让贺久跟上我，并示意让他走在前面。他侧身走过我的时候冲着我咧嘴一笑，这一笑让我看清了他那张年轻、血性又生猛的一张脸。

小小的审讯室里一股隔天的肉包子味儿，跟我一起来的法警小赵笑着说：“准时昨天哪个来提审的家伙把早饭忘在这儿了。”说着顺手掏出桌洞里的包子扔进了垃圾桶。老久的眼睛从此便没怎么离开哪个垃圾桶。笔录很快就作完了，老久签了字，按了手印后，又冲我咧嘴一笑，用铐在一块的两只手一起指了指垃圾桶，小赵先会意了，他从垃圾桶里扯出装包子的塑料袋，扔给老久，又回头对我说：“这家伙饿坏了，你善后，我先撤了。”我说行。小赵走了，我一边装订提审笔录，一边听着老久急促的吞咽声，不知道吞到第几个包子时，老久噎着了，他两眼鼓鼓地看着我，脖子也跟着向前伸，他的食道大概很久没被塞得如此饱满了，连脸上的肌肉都绷紧了，见他用铁链子直捣胸口，我抬起头问他：“没事吧你？”他还是鼓着眼，可能是想挤一个无能为力的笑脸给我，却挤出了泪。我找到墙角的暖瓶，拎起来却是空的，想到我口袋里还有一袋温豆浆，就掏出来给他了。老久接过来用门牙一咬，豆浆呲了他一脸，好在剩下的还够把他食道里的东西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