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人马逐渐进入真正的康边山道，傍着山溪忽沿左岸，忽沿右岸逆流而上，地势一步比一步高，路面一段比一段窄。或两侧巨石对峙，人在谷中走；或遍地乱石成堆，马在滩上行。竹林似海，行进其中分不清东西南北；古树成林，歇息其下辨不明昼夜晨昏。藤蔓如巨蟒，蜿蜒盘绕不见首尾；怪树像利剑，拔地而起直刺蓝天。看不完的奇景，走不完的险路，人们或拉着马尾巴喘息着登高，或紧缩在马背颠簸前进，再也没有谈今说古的闲情。
穆歌拉着马尾巴往山上爬。那马打了个前失，穆歌毫无准备，一脚踩到石头坎上，觉得一下刺痛，那脚再也动弹不得。他松开马尾巴，蹲下身来抱着伤脚呻吟不止。人们发现后连声喊胡大夫来抢救，胡大夫骑马走在前边，听到喊声拨回马头赶了过来。他跳下马，把缰绳拴在树上，弯下身把穆歌的袜子扒掉，用手轻轻摸着问：“这里痛？”穆歌摇摇头，胡大夫又换个地方摸着问：“这里？”穆歌应了声。胡大夫又换个地方轻抚着问：“这里怎么样？”穆歌闭上眼想细分辨一下，还没品明白，忽然胡大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猛的拉了他的脚又左右一转，穆歌尖叫一声：“哎呀，我的……”这妈字还没喊出来，胡大夫扔下他的脚说：“好了，你是错了环，我给你扭过来了，你转动一下试试。”说完也不等谷剑云回话径自走到溪边洗手，穆歌试了试果然那脚又能转动了，虽然还有些痛，但已不像刚才那样钻心。他试着站起来，走动两下，倒还可以支持。胡大夫洗完手回来，从树上解下马说：“好是好了，可你马上还不能多走路，骑上去。”请来两个同志帮着拉住马。穆歌还要客气，胡大夫不由分说，招呼旁边的同伴，两人伸手把他抬上了马背。
古旺元自动地帮穆歌拉马。穆歌看着他满头汗的样子，心里不由得有点愧意。
中午打尖地方到了。这只是个路边小镇，没有荣经那样的饭店酒馆了。只有两家专为过路客人开设的小饭摊，一条长长的条案上摆了泡菜，辣椒，豆瓣酱几样小菜，旁边有一大萝筐糙米饭。交旧币七百元钱，老板就给你盛一大碗饭，再用茶盅盛一小碗饭反扣在大碗饭上，看去像个西藏寺庙的佛幢，这名曰“帽儿头”。菜是不收钱的，随便吃。不过谁也吃不了多少，古旺元夹了一筷子辣椒放在嘴里，那感觉像是吞了个点燃的香烟头！半天捂着嘴没喘过气来。
因为大家都聚在一起吃饭，没有这么多座位，大部分人都端上碗夹一点菜坐在一边地上吃。王庭芳先到，原来是坐着的，一见穆歌来到立刻把座位让了出来。穆歌执意不坐。王庭芳说：“你是伤号，你不坐谁人敢坐？”穆歌被胡大夫扶着坐下，张念本就起来让座给王庭芳。王庭芳说：“我们出来大家同甘共苦，不要这么多客套好不好？”说着他把自己背包里带的一点牛肉干拿出来，分给大家。分到古旺元的时候，故意多给了两块，说道：“我看你这一路为老穆同志拉马，实在辛苦。你要多吃一块。”杨柳堤说：“就是，我这块也应分给他。这一路他都谦让，到了换班的地方他也不肯上马，弄得我没有办法。”王庭芳说：“这样团结互让是我们的好传统，小古同志你可也要量力而行。”古旺元说：“我不累，有事弟子服其劳。穆老表是老师辈的，帮他拉马还不是应该的！柳堤同志有关节炎，也应当多骑马少走路。其实我也没少骑。”王庭芳看得出他是用力在改正错误，严格律己，便很高兴地说：“你累的时候来找我，我的马也可以换着骑。我当过骑兵，告诉你们个秘诀，这马是不能一天到晚骑的。骑一会走一会最舒服。若一天不下马，晚上你连腿都抬不起来，而且……”说着他看看四周，见不远有女同志在吃饭，便把声音放小说：“弄不好卵包要肿的，那一来才叫受罪！”大家都笑起来，那边的女同志问：“什么事这么高兴，说出来叫我们也听听。”王庭芳说：“没什么，我提醒他们注意安全。这方面女同志叫人省心，不用我多嘱咐。”
王庭芳作个眼色止住大家的笑声。没想到这位慈祥，高位的人还如此风趣，人们觉得跟他一下子拉近了距离。
吃完饭，老板还给沏了罐野茶。王庭芳说：“大家喝着茶咱们商量件事。按规定咱们今晚该在黄泥堡过夜，可是黄泥堡距大湘岭还有数十里地，明天要先走几小时才到大湘岭山下，从那里爬山，海拔两千八百多米，上下八九十里地，山上空气稀薄，不能快走，怕要爬六七个小时才能到达山顶草鞋坪。过了山顶还要再走几十里才到清溪县城，这一路可是连个休息喝茶的地方都没有。我的意见今天艰苦点，不在黄泥堡住宿，过了黄泥堡二十里有个地方叫‘水打鼓’，就在大湘岭山下。勉强可以过夜。明天我们起来就爬山，精神充沛。整个路程也短些，免得三更半夜才到清溪。大家看我这个主意可行得通？”大家听了一致说好。王庭芳就又说：“那事先讲好，今晚大家可要艰苦点，住么就是几十个人挤在一起住铺草，吃是有什么就吃什么。”大家觉得这样多些军旅情趣，反而很高兴。有一位女同志指着王庭芳身边一匹马说：“副团长，今天打包时我见到那匹马上还驼得有糖有酒，实在没有别的吃我们就吃糖喝酒嘛，不管那谁带的，咱们实行共产主义。”人们一听一齐鼓掌。王庭芳等大家鼓完掌笑道：“就是你们女孩子眼尖，在发现吃物上有特殊敏感。我先坦白，那些是公家带的，本来就要按共产主义方法分配。不过今天说什么也不给你们吃。要到明天。”有的女同志说：“明天早上？早饭吃糖喝酒？这太滑稽了。”这时一边站着的管理员说话了：“明天早上大家还是喝开水吃剩粑粑。这糖和酒是到了山半腰才发的。山顶空气稀薄，雪线之上温度很低，那时会心跳气喘。这些东西到那时救急用。”古旺元说：“拿到山半腰再发多麻烦，出发前发给大家分头背着不省事吗？”王庭芳说：“怕的就是有人嘴馋，忍不到山顶就把它吃光，到该用的时候又没有了。这一点特别是针对各位女同胞的，你们不光有天生优点，也有天然弱点哩。”这一来引起全体女性的反对，王庭芳对管理员说：“采纳小古的建议，明天出发前把那些发给大家吧。好，我们出发。”
动身前他又过来看看穆歌的伤势，对胡大夫和古旺元说：“你们几个跟穆老表一起行动吧，不要再走散，好互相有个照应。”
离开这山村又有一段平坦的路。大家肚子饱了，也休息够了，精神头也足了。就又扯起闲天来。穆歌转转脚腕说：“现在不大痛了，先得谢谢胡大夫，也要谢谢小古同志。看来为人还是要行善，我有什么恶行，这就算受到报应了。也算是罪有应得吧。”说着含笑看了看古旺元。古旺元感到他是有意向自己道歉，脸一红说：“穆老表，您怎么说得这么严重！”
谷剑云因为跟古旺元相处得投机，多少知道点他们的芥蒂，听这话碴有点沉重，想缓和一下空气。说道：“照这么说的话，我要格外小心了。我这人爱胡说，言多必失，不定哪句话得罪了上帝。”
平时不说话的曹先生也凑趣说：“你要受报应就不是错环扭筋的事了。不说别的，就你不断更换恋爱对手这一点，就招得女士们流了多少眼泪，罪过大矣。”
谷剑云说：“照您说我得跌断骨头，才能使女士们出气？”
胡大夫便凑趣说：“没关系，你接着恋爱吧，摔断了腿我也有办法给你接上。”
谷剑云问：“在这个地方？”
胡大夫说：“当然，在北京医院里给你接骨还算本事吗？”
谷剑云又问：“效果一样的好？不留什么后患？我可也研究过吹牛心理哟！”
胡大夫说：“效果不会错，不过后患可能会有一点，因为在这地方若断了骨头，没法找人骨或钢骨来接，只能找个狗，趁它活着取其腿骨接上。”
谷剑云问：“那会有什么后患呢？走路要瘸？”
胡大夫说：“那倒不至于，只是一走到树下那条腿就想抬起来……”
谷剑云连喊上当上当。穆老表也笑了起来。胡大夫说：“没告诉过你们吗，本大夫的名字打头两字就是胡治！”胡大夫的名字叫胡治国。
说笑着走完这一段平坦的路，又开始爬坡。坡与坡之间距离越来越短，坡度也越来越高。天黑之后马夫点起了马灯，随行照亮，山谷里不时传来野兽的吼声，枭类的叫声。队伍聚成一列，再不敢分散。
走了一阵忽听到一片惊天动地的声音，像闷雷，像海涛，像暴雨，像飓风。大家惊慌地问马夫：“这是啥子响？”马夫说：“拢了，拢到水打鼓了。”
绕过一片树林，随着扑面的寒气，眼前出现一条狂奔着的溪水。水中大小石块横倒竖卧，水由山上奔腾而下撞击到石头山发出震耳的轰响。对岸不远处依山靠水，零零落落的有几间茅屋，隐约闪露几点灯火。
马夫招呼大家都停下来，把骑在马上的人集中一起，由马夫牵着头马淌过河去。
到达水打鼓已经是八九点钟了。
尽管只有一二十户人家，却也有家小店。这店只有三间茅屋。迎门的一间架起几块说不上是方是圆的石板权当桌子，十几根圆木锯成坐墩摆列在四周。大家进屋之后，先坐在木墩上休息，等一会儿马夫送来了行李，管理员就叫店主领各人去找住处。
店主指指紧靠门口的一间小屋说道：“堂客就住这间，自己去好了。其余的客官跟我来。”
大家抱着行李随他走进后院，他指指正对“堂客”那间小屋的一间大屋说：“这里住十六口。自己找自己的地方就是了嘛。”
屋门很窄，十六个人全进去要好长时间。古旺元白天受了王庭芳几句鼓励，碰到这类事就自觉地后退。不一会儿就听到进去的人在屋里连说带笑嚷成了一片，只是听不清嚷些什么。等他进屋时才看见屋内两边地下都铺满了山草，只用两条长木方在中间隔成一条走道。墙上石缝中插着两根松明子，冒着黑烟照出屋内的轮廓。这时恰好店主从门口经过，靠门的一个就叫他进来，笑着问道：“这屋住十六个人？”店主说：“是喽，不挤，背盐巴的要住二十人呢。你们住十六个还会挤吗？”谷剑云说：“你看，我们把十六件行李放下屋子已摆满了，人往哪儿住呢？等会你来把我们摞起来？”那店主不屑地味了一声说：“我这里有新被窝，你们打啥子行李嘛？行李放在我前屋好了，丢不了的；”人们听了奇怪，问道：“怎么，你还有被窝？”店主说：“好奇怪，没有被窝算是啥子店房？你看嘛！”说着手往屋顶上一指。大家随他手势看去，只见屋顶下南北两面各吊着一块长方形，黑乎乎，硬梆梆铁皮似的东西。看来很像怕屋顶漏雨，又加了个顶棚。大家问：“那是什么？被子在那里存放着？”店主笑道：“这不就是被子？”说着摸着门，从插在石缝的木撅子上解下一根绳，把绳一松，屋顶上那块东西就落了下来。平展展地一直落在草铺上。大家伸手去摸，才发现这竟是一条又厚，又硬，又大又长的棉被。有人好奇地问：“这是给人盖的，这怎么个盖法呀？”店主一边把那被又吊起来，一边解释说：“不要慌，到时候你们全都睡下，躺好，喊我一声，我自会前来给你们解下绳子替你们盖好……”人们七嘴八舌地说：“啊，全体都盖这一床啊。”店主说：“哪个说一床？这边不是还有一床吗？一边八个人嘛。”又有人问：“这要半夜去撒尿怎么办，还要把大家叫醒，喊你吊起它我们一块去？”那店主笑道：“这位老兄，你倒会涮坛子。用不着，你只管往外爬就是了，两边人撑着，要它压住你也压不住的。”说完他把绳子拴好，又应酬别的屋子去了。
店主走后有人说这像武侠小说里的机关千斤闸，盖上必作恶梦。宁可挤一点也不盖这可怕的吊被。曹先生叹了口气说：“现在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了，我们中国的劳动者，还过着这样的旅途生活。要不到这里来真是连想也想不出的。”胡大夫便正色说：“我真的感到此行意义重大，甚至颇有神圣感了。能赶上这场革命，真是我们这代人的福气！”
大家七手八脚打开行李，每人都找一条小缝把自己被子塞下，就拿起毛巾到河边洗脸洗脚。路过穿堂的时候，见管理员正从马垛子上取出米袋，交给店家去烧饭。管理员问店家有什么下饭之物？那店家到后屋抱来几块熏腊肉，问：“要不要得？”管理员一看喜出望外，连说：“要得要得，最好再找点青菜来。”店主说：“洋竿有的是，还有海椒，泡菜嘛。”管理员说：“全要得，你看着做就是。只是越快越好，大家早吃了好休息。”那店家又喊了声“来了！”拿着米、肉快步跑向灶屋。
这地方虽荒僻，住处虽简陋，但四川人善于烹调，连这小山沟里也不例外。这晚的饭菜吃得大家啧嘴舔舌。
匆匆吃过晚饭，王庭芳叫管理员给每屋送去一盏马灯，顺便带来了明天上山要用的糖果和酒。嘱咐大家早点休息，明天五点开饭，六点出发，争取中午前后越过大湘岭，因为那时山上气候最稳定，温度也较高。
古旺元觉得比昨日累得多，真想放下碗就睡觉。可他不愿打破自己订的计划，还是凑近马灯，续写了一段关于彝族的笔记：
……
令人痛心的是唐代之后，彝族的经济与文化不仅停滞，而且后退了。原因虽多，最主要的仍是历代统治者实行的灭绝政策。他们用血和火把彝族人民从他们世代生息的土地上赶往深山绝谷，军队就在占领后的平原和盆地上定居屯田和封锁彝人于山内。凉山有一块石碑，本是记载与歌颂明朝骠骑将军杨应龙的“功德”的，却形象地描绘出“武装屯田”的实况。碑上说他“督统万军，奉行天罚，屯营于此，俘贼伐倮，扫空犁庭……”
把彝民全部赶入深山老林后，为防御彝人报复，在四周挖壕筑垒，实行严密封锁。不幸的是彝人奴隶主为了防备奴隶逃跑，竟也禁止族人出山，极力断绝与外部的交通。长期封闭使彝人生活在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离的天地中，便失去了向外界学习，受外界影响的机会。看来一个民族的进步与发展，除被本身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外，民族、地区间交流也是个不可少的因素。
与此同时，封建王朝对彝区进一步加强推行了“土司制度”。即将有军功有实力的黑彝头人，册封为世袭“土官”，只要他们控制住彝人不造反，按时完粮纳税，对其内部事务，不加过问，允许其“内政自专。”
土司制度带来了部分彝族社会的变化。因为土司既是朝廷命官，他直属下的白彝便只能算作百姓，不能再视作他个人奴隶，于是在传统的彝人社会之外，又有了土司辖区的“官百姓阶层”。不分黑彝白彝，凡直接归土司衙门统属都全纳入政府户籍之内，给与子民待遇。他们要向政府交租上税，要担负兵役劳役。有义务替政府进剿山内不肯归附的部落。这就在彝人之中种下了自相残杀的祸根。但“官百姓”与大民族百姓之间，仍无平等可言。大民族中部分百姓，受统治思想影响，也对他们歧视欺凌。如彝人不会冶铁，要吃饭只能向汉人买锅。汉族的奸商故意把好锅先敲出裂纹再卖给他们，好促使其不断更换；山中出产名贵的“阴沉木”，但只有在汉区才有集市。一根上百斤的木料，从百八十里远山中背到集市要走几日几夜。市上商人却秘密约好，价格压得极低。彝人累得精疲力尽，肚子空空。要卖舍不得，不卖又无力再背回去。只得坐在木头上困守。守上一天，两天，带来的食物吃完，再求着商人出卖，商人又把价钱比来时压得更低了。于是卖出一棵木料，带回一腔仇恨。
彝人自然要反抗、报复。他们无法找到那个特定的仇人，就按照“山羊绵羊全是羊”的逻辑，夜晚下得山来，只要是汉族人家，哪里方便在哪里下手，连人带物抢劫一空，临行再放把火。东西抢来大家分。人拉进山中卖作娃子。如此恶性循环，汉（满）彝之间的民族矛盾越积越深。像诸葛亮与孟获那样互相信任与和平相处的纪录在几千年历史中是太少了。
彝人在这种高压、窒息的环境下，经济得不到发展，但却练就一副钢筋铁骨，英勇善战的品格。不要看他们武器原始，不要笑他们读不懂兵书战策，当天平两端的重量相近，只加一个砝码就决定胜负时，这却是一股宝贵的或是可怕的力量。而决定这支砝码投向的往往就是当事者对这个民族的政策和态度。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转战半个中国，清朝拿他毫无办法，但来到安顺场，进入彝族地区，由于他仍沿用着历代统治者的态度对待彝人，终于在彝族武装参与围剿下全军覆没。相隔不到一个世纪，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这里，总参谋长刘伯承用行动体现了共产党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共同发展的政策，和沽吉家的支头小叶丹结拜为兄弟。在彝族兄弟的协助下，红军顺利地强渡了大渡河。
刘伯承这一创举，为我们今天开展彝区的工作打下了坚固的基础。
多少年的恩怨，为两族普通人都留下了伤痕。要告诉彝人不要把血泪帐算在普通汉人身上；也要告诉汉民，不应把这怨恨对着普通彝民。两族的共同敌人是中国历代的封建统治阶级，其中也包括少数彝族的败类。他们和统治者联成了一气，用彝汉两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做交易。
过去的中央政府的统治是靠当地汉族地方势力来实施的。彝人首领贿赂了汉族地头蛇，下山抢掠时他们便装作不闻不见；等汉民告到官府时，他们先以剿彝为由向汉人征粮要款。聚敛之后只用少量武器把被抓的汉人换回来，被掠的物资财产则以“散失殆尽，无法核实”为由留给彝人酋长当采头。但这位酋长，从此也就被拴上了笼头。若不听其号令、服其调遣，随时会以追讨失利为由进山剿办。况且他们给枪时并不给弹。彝人要枪支的主要用途是防备“打冤家”。只要“打冤家”不断，这弹药是不可缺少的。他们更以弹药为要迫使彝人就范。他要你打谁你就得去打谁；你不打他就把弹药给对方，要他们来打你。结果两边都被玩弄在他们掌股之内。靠近汉区的部落，就这样落进地方势力的魔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