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雅安出发，这一路再不通任何车辆，只能骑马。慰问团雇来了专走这一线的马帮。起床之后各人先把行李打好，交给马夫。吃早饭时王庭芳同志讲了二下注意事项，然后给每人发了一张路程表，因为走起来很难维持队伍不散，万一走散可根据路程表寻找大队驻地。

路程表上边标了马站的所在，可以打尖的地方等等。路程表是复写在毛边纸上的，路程以华里计算，时间以日计算，只过一夜者不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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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骑马，古旺元本想体验一下威风豪迈的游侠生活，一展英武潇洒的骑士风采，兴奋得连早饭都没有吃好。到集合地一看，豪情雅性就打消了一半。在一个小广场上，树下拴着二十匹马，蹲着六七个马夫。马是川马，个头很矮，毛色混杂。马背上都备着木制驮架，驮架上高高地捆着行李和箱笼。马夫多在三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瘦骨伶仃，弯腰躬背。头上缠黑布帕子，身上披一件棕蓑衣，脚上登一双麻草鞋。手里捧一根竹烟杆，黑色的烟叶卷成雪茄状插在烟锅上。

见人们来到，行政组的管理员就喊名字分配马匹。一般是一人一匹马，谁的行李拴在哪匹马上就骑哪一匹。可是因为物资太多，临时多拨了几匹马去专驮物资。只好请几位年轻人受点委屈，两个人合骑一匹。

一切准备就绪，团长来送行，随着团长和王庭芳一起还来了两个人。

为首的一个人有三十多岁年纪，赤膛脸，中等个儿，双目有神，气态轩昂。穿一身簇新的布料干部服，背一个军用皮包，手中提着根马鞭。这个人已不是初次见面，前几天就见他和团长，队长们同到餐厅来吃饭，领导开会他也常常参加，人们说是新来的翻译。

第二位是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矮矮的个子，白白的脸上带点病容，穿一身新做的小列宁服，披一件短擦尔瓦，辫子很长，上边还编进些红蓝绸条，盘在头上。

来到队前之后，团长和王庭芳先把那三十多岁的男子往前请了一步，介绍说：“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罗赤中同志。是凉山彝族，从西昌来接我们并担任我队的翻译工作。自己人了，有问题大家多向他请教！”

大家鼓掌之后，王庭芳就从身后拉出那个小姑娘，说：“这是曲木阿芳，是西昌曲木世民先生家的小姐，曲木老先生到重庆公干，带她到部队医院治病。曲木先生暂时回不来，她随我们回西昌。为了感谢政府和解放军治好了她的病她要求义务为我们当翻译，我们决定正式吸收她参加我们队工作。她是西昌民族小学的学生。汉话说得很好。路上我们要互相照应。”

大家又热情地鼓起掌来。那小姑娘却用手把脸捂住，脸臊得通红。

一声哨响，大家在一片祝愿声中离开了小广场。人们在前，马匹在后，顺着长街一直往南走了下去。走到街的尽头，就是道又高又陡弯弯曲曲的陡坡。坡上的石阶被一代又一代人脚登马踏，已踩出一个个圆形的脚窝！人要爬几步歇一歇，马要连跳带蹦才能登上坡顶。古旺元这才明白为什么在街里马夫们不招呼大家上马。

爬上坡顶，上了正路，马夫们这才把马拉到人们面前。

古旺元跟杨柳堤同骑一匹马。古旺元请杨柳堤先骑，杨柳堤是个胖子，爬坡爬得早已连吁带喘，便带点歉意地说了声：“那我就不客气了。”由马夫连搀带抱扶上了马背。上了马背后马夫才教给他们骑法：因为马背上已经捆了两人的行李。那驮架变得又宽又高。骑这种马不能像丘八爷那样两腿岔开，挺胸叠肚。而要像女娃儿们坐坎儿，侧身坐在行李上，两脚叠起。若想面向前坐，两只脚只好高高向前翘起，那姿态不雅还是小事，要有个坑坑洼洼，马儿脚高脚低，怕是不大稳当噢……

听完这几句指教，再看一眼杨柳堤在马上的“雄姿”，古旺元剩下一半壮志豪情也都打消了。杨柳堤是个黑大个儿，手中还抱着那架手风琴。被马夫指挥着面朝左背向右，两脚一搭，怀抱手风琴坐在那匹又瘦又矮的马背上，看着很像年画上那位骑着骞驴儿的“钟馗”。

队伍行动起来之后，人们发现在曲木小姑娘的马前又多了一个披擦尔瓦，头顶留了一绺头发，赤着脚拉马的十六七岁的男孩。

有人问罗赤中那是谁，罗赤中说这是曲木家的小娃子。原是随曲木的父亲牵马来雅安的。曲木处长上重庆开会去了，叫他随女儿回家。人们听说彝族仍处在奴隶制社会，亲眼看到奴隶还是第一次，都悄悄注视那小娃子。那小娃子虽然穿得破烂，但面色红润，两眼精神，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凄惨。罗赤中听到大家小声议论。便笑着说：“曲木家是开明的彝人，已经不像山里那样对待娃子。像这样的情形是少而又少的。真正娃子的情况，你们只有到了山里才会知道。”

上半天的行程有六十华里，虽是一路上坡，路还算平坦，路边也常见到人家。大家刚刚上路，精力既足，兴头也高。一路欢声笑语，气氛极为轻快。

王庭芳和罗赤中两匹马并肩而行，边走边谈。几个女同志喜欢曲木，便拉小姑娘走在一起。卫生组的胡大夫，本是北京某医院的名医，自动随在她左右，暗中照顾她的身体，准备给她帮助。

罗赤中为人很谦恭，对王庭芳说：“组织上要我参加工作团，这是给我个学习的机会嘛。你刚才那样介绍我，太客气了，叫我脸都没地方藏。”

王庭芳说：“你参加工作，是对我们队的极大支持。我并没有故意客气，说起来咱们俩也算是同行，听说你是成都军校毕业的，我也带过多年兵也算半个行伍出身呢。”

罗赤中说：“我怎么能跟您比，我参加过反动军队。”

王庭芳说：“可你解放前不就参加了地下的‘彝族青年革命先锋队’了吗？在彝族中你也算老同志了。”

罗赤中不好意思地说：“我只是跟着学习，真正的工作是地下党员作的。”

王庭芳问：“你最早是什么时候接触进步思想的。”？

罗赤中说：“是在国民党军校上学的时候。国民政府怕彝人造反，下令叫大头们把家人送到成都和南京去学习，其实是作人质。我哥哥在靖边部队当团长，就把我送进了成都军校。我看到过太多烧杀抢掠的行为，对当兵很恼火，根本不想学。教官和汉族学生本来就歧视彝人，我又成绩不好，就成了他们惩罚和捉弄的对象。没事找事也要侮辱我，耍弄我。我忍无可忍，走又走不脱，就想跟他们拼命。我酒后失言，把准备报复的事对我一个相好的同学说了，他为了制止我蛮于，藏起了我的枪。却自己找我最恨的那两人干了一仗，把他们揍了个鼻青脸肿，结果他挨了顿军棍，被开除了。”我对他说：“我不会忘记你的情义，你要不嫌我是彝人，我愿跟你结成兄弟。”他说：“我早就把你当成了兄弟，恨透了那两个混蛋。不过，眼前出口气，不解决根本问题。少数民族要争取到平等，得到解放，只有把自己纳入全国的革命洪流中去。”我问他：“哪里有这样的革命？”他说：“你知道刘伯承跟小叶丹结拜的事吧？现在的解放军就是当年的红军。”临走他给我几本书，我才接触到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我俩约好以后通信，可是他走后就没了踪影，过了一年才听说他被特务抓到，杀死在渣滓洞了。他不离开军校，也许他不会遭到毒手，我心里非常难过，心想我一定照他的嘱咐参加革命。毕业后，叫我上中央军我没去，回到我哥哥部队当个参谋。偷偷跟他讲从书上学来的道理。他原来不肯听，可是我的一位侄儿却聪明好学，思想进步，我们俩交谈后他很快就接受了我的意见，并答应跟我一起做说服工作。正在这时，南京政府来电要他去参观，我们怕他去了会更加顽固，劝他不要去，可他非去不可，谁知他从南京回来态度却有根本转变。不仅不再反驳我们的劝告，而且向我们询问起弃暗投明应采取什么步骤了！这时国民党正宣布任命他为警备副司令，我告诉他要从脱离国民党阵营作起，他就毅然拒绝了任命，拉着队伍回到了家乡山区。

王庭芳笑道：“是不是他在南京见到了什么高人？”

罗赤中也笑了，说道：“你猜得真准，他到那里去拜见我们彝人的头号名将龙云，他说：眼看着解放军势如破竹，请您指教我该‘何去何从？’龙云先生回答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先生送我八个大字，我也把他转送给你，这八个字是，不屈不挠，追求光明。’怪不得他回来态度大变，原来心里有了底！”

工庭芳笑道：“这样你的工作就好做了。”

罗赤中说：“还不是全靠了地下党的领导！正在我们商量下一步该如何走的时候，共产党派人来了，这天从西昌来了个买卖人找我，见面后拿出张我与那牺牲的同学合影的照片。问我说：你还认他作兄弟吗？我说：永远认他作兄弟，他说他和那位同学在一起工作，曾被关在一间牢房里，可是他的身份没暴露。那同学临刑前把这张照片交给他，对他说：这是我兄弟，你若能活着出去，叫他参加我们的工作。这样我就和党组织联系上了。”

王庭芳说：“西昌战役中，你们作了不少工作。”

罗赤中说：“我哥哥把队伍拉回老家不久，西昌战役就打响了。开始我们只是待命。国民党军队被打垮后，有好几部分人逃到了我家地区，有数千人马。我对哥哥说：要想戴罪立功，投身革命，现在正是机会。”

敌众我寡，力量对比太悬殊。弄不好会玉石俱焚。我哥哥用了个计策，趁敌人分住在几个山沟，互相隔离，以宴请长官为名，把敌师长朱光祖等人诱到我家，用刀剑弓弩，一枪不发先把他们数十名军官或击毙或活捉，再分头围攻其部队。很快就解决了战斗，那一仗歼敌数百名，缴枪百余支，我哥哥把俘虏和缴获的武器押解到西昌，全部交给了解放军（这以前打仗抓的俘虏全要留下当娃子卖掉），受到部队首长的表扬，并领取了成都发来的起义证。

王庭芳说：“了不起，你能起的作用我未必能起，今后你就不要太谦虚客气。”

罗赤中说：“这都是在上级指导下完成的，不是我的成绩。我本人在政治上还很幼稚。旧思想多得很，我参加革命只是因为国民党欺我太狠，叫我寒心，没什么理论认识。以后你倒要多帮助我，帮我变成个真正的革命者。”

王庭芳说：“要说提高我们谁都需要提高。我们亲密合作，互相帮助。我也是在汉族同志启发下参加革命的。只不过比你早走了几年而已。”

罗赤中说：“你是老革命了。”

王庭芳说：“我能作的事你现在确实未必都能作，可你能起的作用，我也起不了，我们各尽其责，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服务嘛。”

他们谈着，不知不觉跟那群女同志，小姑娘走到了一堆。王庭芳便扔下这些严肃的话题，跟小曲木闲聊。

他问曲木进解放军医院前她的病找谁看过。曲木说是找西昌一个呼延大夫给看的。因为在雅安时听到有人谈到呼延大夫，王庭芳便追间这大夫是什么样人。

曲木说：“我不会讲，叫罗洪叔叔讲吧。”

罗赤中说：“你参加了工作怕讲话还行吗？你来讲，我给你补充。”

小曲木讲了一阵，实在是没头没尾，罗赤中便接过来介绍起呼延这个人。

听说他是山西人，抗战时从成都一个卫生学校毕业，被介绍到西昌卫生所来工作。因为他不耍彝人，不肯多要彝人银子，反倒被辞退了，他就自己挂牌行医。当地人花不起钱吃洋药，为了招引主顾，他又拜师送礼跟中医和走方郎中学草药，偏方，针灸，推拿。费用低，病也治得好。慢慢地找他看病的比找那些名医的更多，但这又遭到了他同行们的排挤，只好到彝区去摇串铃。

凉山彝区向来是不容外人闯入的，地域间的隔绝，在中国由来已久。军阀混战时期，各省之间常常形同敌国。不仅政治，经济各自为政，甚至连火车都不同轨，货币也不通用。但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有两种人也不受派系的限制，通行无阻。一是邮局的信差，二是教堂的洋教士。大小凉山，对这两种人一视同仁，其他绝对不许进入。要非进去不可，只有花钱买保头。一个保头只能保你在本家的领地平安，若想转往另一家，就得另向那家买保，就这样也不完全保险。保人一失信，支头一翻脸，把买保人抢光，卖到深山当娃子的也有先例。若做了为彝人不容的事就更别想侥幸。一九一一年有个西方传教士，打着传播福音的幌子进了山区，偷偷收集了不少民族文物，被彝人发现，半路叫他全部交出。洋和尚走遍中国还没碰过钉子，马上施出海盗惯技，掏出枪来朝彝人开火。哪想到彝人没受过西太后教化、李鸿章的指点，毫不客气地把这位先生抓住，衣服剥光，用绳子绑住双脚，把他从山上拖到山下，两个来回就请他见了上帝。此事虽招来中国军队对彝人的血腥镇压，但从此洋大人们也没敢再去深山夺宝。

呼延大夫的一串铜铃成了自由来往的通行证。

这基础是他西昌城内施诊时打下的。

彝人生活简陋寒苦，多发病常见病极多。而他们各家之间又时常有械斗，即俗称的“打冤家”。每打必有死伤。一般娃子生病负伤任其生死，听天由命。但奴隶主，大支头总要千方百计地救治。彝族几乎没有医药，有病有伤皆认为是恶鬼作祟，只请“比麽”（巫师）来打鬼。这“鬼”又专门隐藏在事主的家畜身上！比麽念咒之后就把牲畜抓来用木棒打死。先打鸡，病人不好再打羊，再不好又打牛，若是病人好了，即算打中，全家祝贺。打了一轮病人还不见好，就从头再打。特别是妇人得病负了伤，事主不打到倾家荡产决不罢休。中途若停下不打，娘家怪罪婆家不肯尽力，为此要兴师问罪，就又惹起一场新战争。彝人见汉人吃药治病，确有效果，也想来碰碰运气。虽把进城视若危途，生死关头也只得冒险就医。但由于历史和社会原因，此地不少汉人把“耍彝人”当天经地义之事。不管公立的卫生所还是私人郎中，多对他们刁难勒索，打一针“914”，公家的卫生所竟要十五锭银子。两片奎宁也要收银子一锭。一锭是二两。彝人没银子只能把牲畜赶下来卖，而汉人牲口贩子则伙同一气，拒绝收购，逼得彝人无路走就以便宜的价钱卖下来，一条牛卖不出一口猪的价钱，算起来比打鬼破费更大。更可怕的是，冤家之间，听说敌方下山求医，会千方百计用重金买通医界败类，暗作手脚，以除心头之患。

呼延是个既讲医德又同情彝胞的人，彝人来看病治伤，不仅不多收费，碰到手头没现金的病家，极为通融。先看病吃药，事后有钱的送钱来也行，没钱送几只羊子，两袋糌粑也可，并为来看病的彝人保密。绝不让敌家有隙可乘。碰上敌对的两家同来治伤，他力所能及地从中作调解。慢慢地在彝人中就传开，这位呼延比麽是个神仙般的好人，凡下山求医者多来找他。

他到彝区摇串铃，不用花钱买保。由西昌附近传到凉山腹地，彝人只要听到他的串铃响就远接高迎。

古旺元听他们反复说到呼延两字，想起团员证中夹着的那张名片，那名片从拿到手他还未认真看过。这时才掏出来看了一下。只见一面简单地用毛笔写了“呼延寒辉”四个字，别一面则是写的彝文，在一角上还画着一幅像小孩画的拙朴的画，是一个头上顶着月亮的小人，两手伸直，两脚岔开。他把名片拿给罗赤中，问道：“你们说的呼延先生是这个人吗？”

罗赤中看完忙问：“你认得呼延先生？”

古旺元说：“有一面之识。”

罗赤中说：“他一定喜欢你。”

古旺元问：“怎见得？”

罗赤中说：“他轻易不送人名片，宁可帮你一块钱也不给名片。串铃是他自己的通行证，这名片，特别是带这画的名片，是他送给好友至交的通行证。你好好带着吧，如果一个人进了彝区，有这张名片到哪里都有人管你吃住，因为他们知道你是呼延的朋友。”

古旺元笑着又把它夹进团员证中。心里想：“堂堂一个国家干部，要落到靠这名片找饭吃，那就糟糕了！”

虽说是八月盛夏，但此地天高气爽，绿树成荫。骑马的凑成一群，走路的结成一伙，说说笑笑，并不怎么感到疲劳就到了打尖站。

这打尖站是沿河边的一个小镇，街旁有两家茶馆饭店。在茶馆洗脸喝茶的工夫，管理员已在饭店把饭定好。虽只是些担担面，豆花饭，红油抄手，风味却绝不比北京的四川菜馆逊色。只是辣得太狠，吃过后一个个都张开大口向外哈气，有的甚至连咳嗽带擦泪，虽这样也还大声地用新学的四川话叫：“这才要得！”

吃饭时曲木阿芳来找罗赤中一块吃，王庭芳也跟了过来，这一桌就格外热闹。小姑娘不说话时坐在那里挺直腰板端庄严肃，说话也有板有眼，看来比她年龄要成熟些。王庭芳听说她因为外伤后遗症去部队医院开刀的，就问她：“你是不是干活时受的外伤？”她摇头说：“不是，是跟人打仗被打伤的。”王庭芳笑道：“一个女娃家，怎么会跟人动手打架，而且受了这么重的伤呢？”她说：“去年解放军还没来，我在越西上学，上学的路上，每天都碰到个汉人男子冲我喊‘蛮女子’，要跟我耍一下！”我越骂他他越喊。我气不过了，那天上学就藏了把刀，又碰到他时，他刚喊出个蛮字，我就给他屁股上捅了一刀，他痛得哇哇叫。谁知这时来了他的几个兄弟哥，上来把我打倒，就把我的腿给打坏了，一直走路都拐。直到这次进医院开了刀这腿才又直起来。穆歌问：“被打伤后你挺难过吧？”小姑娘说：“难过啥子？我高兴得很呢？我给了他一刀，从那以后再没人敢喊我蛮女子，跟我说下流话了，我好开心哟！”王庭芳赞许地点点头说：“这才像我们少数民族的女儿，这么说对开刀你也不害怕了？”她说：“哎，对开刀我可是怕得要死咧，可是哥哥说不开刀会越变越丑，宁可死也不能当丑女娃不是吗？”穆歌又问：“你最怕什么，怕疼？”她说：“疼倒不怕，我怕上麻药，怕麻过去就醒不转来了。别人偷偷告诉我，上了麻药，大夫要叫我跟他念一二三，我只要不念，他就麻不了我，我才放心。”古旺元问：“那么大夫叫你数没有？”她说：“唉，真叫我数来！”张念本问：“你数没数？”她说：“我没数！他说你跟我数，我说不数，他说你跟我数，我说不数，说着说着我睡着了。他没麻倒我，醒来那个包包已经拿下去了。我说：大夫你竟骗人，你说不麻过去不能拿，我没叫你麻，还不是也给我拿掉了！”人们听了笑起来。王庭芳说：“傻孩子，他还是麻了你哟？”曲木认真争辩说：“没有，他说你跟着我数，我就是没数，我自己睡着了，他没办法了。”

他们在桌前坐着说话时，那个小娃子一直在曲木身后不远处地上坐着。饭送上来后，人们招呼那小娃子过来吃饭。小娃子吓得往后直躲。罗赤中小声说：“不要喊他。”大家又找碗饭，夹上些菜，要拿给他，王庭芳忙使眼色制止住。并且找话题跟曲木说笑，引开她的注意。大家只好装作看不见那娃子，替曲木夹菜，递饭，边吃边说笑。曲木吃了多半碗，把剩下的往身后地上一丢，那娃子屈身爬过来抓在手中，面对墙角用手抓着狼吞虎咽地送到口中。

饭吃完，曲木一声不响站起来往外走，陶亚男看见忙跟着站起来问：“你上厕所吗，我陪你。”曲木答也不答，径直走了出去，陶亚男还要追上去问，罗赤中红着脸说：“不要问，彝人这些事不许问。”

众人趁曲木不在，便又拿了碗饭，装了满满的肉菜，送给那小娃子。小姓子看着那碗楞楞的，却不动手接。罗赤中说了声什么，那小娃子连磕了两个头抢过碗，大口大口吞了起来。

人们问罗赤中：“彝族主奴之间的界线总是划得这么清楚的？”

罗赤中说：“山里比这更要严格得多，曲木家是四十八甲的支头，比我那里要开明。”

穆歌说：“我们在雅安不止一次听到四十八甲这个词，但到底是怎么个意思始终没弄明白，问了几位专家，都说得含含糊糊。到底四十八甲指的是地区还是部落？”

罗赤中说：“说来也不复杂。民国十一年，越西一家黑彝绝了后代，他的几户本家要瓜分他的四十八户娃子，娃子们不愿意被分开卖掉，弄得家家妻离子散，便在白彝吉武，呷洛两人带领下揭竿起义，反抗黑彝们瓜分他们家人。黑彝的队伍大，武器多，起义的人当然敌不过，靖边副司令孙子文看到有可乘之机，便出头保护，并把这些起义的娃子全调到大路边为他护路。按保甲制把每一家划为一甲，这样就有了四十八甲。”

王庭芳说：“噢，这四十八甲原来就是四十八家！”

罗赤中说：“可以说原来是。现在却不是了，后来又有不少靠近汉区的白彝看到四十八甲挣脱了黑彝的控制，也效仿他们反叛黑彝，有的把黑彝全家都杀了，有的把黑彝赶进山里，也投奔到孙子文的属下来，他们全按家支编成保甲，还成立联保，任命了联保主任。曲木的父亲就是一个联保主任。几十年来在高山与平地汉彝之间已经有了不少这样的彝人保甲。可人们仍习惯地统称他们为四十八甲！四十八甲就由一个数词变成一个专用名词。四十八甲就是投在靖边司令部属下的彝人。”

王庭芳问：“这些白彝投到他们手下后确实比在黑彝手下当奴隶生活要改善点么？”

罗赤中犹豫了一会笑笑说：“我这人水平很低，说错了请原谅……”

王庭芳说：“你又来了，随便谈嘛。我们是向您请教，对不对我们自己再思考嘛。”

罗赤中说：“他们投了孙子文后当然也受盘剥，受压迫，但终究还是比原来好过些。这些白彝不再是黑彝的家奴，而成了官府管辖下的百姓，不再拉白彝的子女当呷西（最下等的娃子）；不放彝族特殊高利贷‘杂不达’，黑彝对二道娃子，要强放‘杂布达’。借八斗粮给你，过九年后要还三十石。不借不行，借了就代代还不清，永远断绝了赎身的希望。和这相关，在四十八甲也没有了山区黑彝对娃子那样的酷刑。在山里因为偷吃一个洋竿，黑彝把娃子绑在树上用剪子剪他的肉，川红烙铁烙他的眼。这在四十八甲里是绝迹了。我自己是山里黑彝，说这些我心里并不舒服。孙子文跟着邓秀廷干过不少坏事，但是我还承认他作了点好事。”

听到此古旺元想起了那个自称“兄弟是武人”，穿长袍留胡须的老人。便问道：“他也是彝人？”

罗赤中说：“他是‘咪两苏’，过去被叫作‘水川倮倮’，是早年从山上移下来，在靠近汉区会种水田，相当汉化了的彝人，他们文明水平比我们高，许多观念都不同了……”

正说着曲木慌慌张张跑了回来，脸色煞白，眼中含泪。王庭芳马上问她：“怎么了姑娘？有人欺侮你了？”她摇摇头。陶亚男又问：“你看到什么了？”她只是摇头，满脸惊慌。王庭芳记得罗赤中说过，彝族忌讳询问如厕所有关的事，便转个话题，说了两句闲话，便叫大家赶紧收拾东西上路。

走出店门，王庭芳对曲木说，有大家保护她，碰到什么事情也不必害怕。但是要再碰到可疑的人，可一定要告诉他。免得被人家暗算。曲木点头，欲说什么却又咽了回去。王庭芳知道现在问也没用。便不再追问。

下半天路虽只有上午的一半，但那气氛和速度比起上午可就降低了。骑马的人已感到腰酸，步行的人更觉得腿痛。精神也没上午旺盛了。

下午杨柳堤执意要和古旺元换班。古旺元便骑到了马上。

古旺元因为走了六十多里，骑到马上觉得轻松自在，又有过行军的锻炼，比起别人精神得多。他这一群有四五个人，上坡时精神集中勒缰拉马，地势稍缓时就点支烟，坐在马上谈天说地，指看风景。这里虽然还是山边的河谷地带，但已是遍地丘陵。流水湍急多弯，涛声震耳。河边路旁偶有三两户人家，竹搭的山墙，茅草屋顶，屋檐下挂着晾晒的海椒，蘑菇；墙后堆着干草，柴垛，门外卧着睡犬，院中跑着鸡娃。稍远处就看到主人在水田中耕作。

翻过一座小岭后，路又平坦起来。这时人累了，马也乏了，一步三摇，不慌不忙地迈着四六步往前走。太阳平西，也不像刚才那样晒，谈话声就沉静下去，人们默默地前进以减少体力消耗。

穆歌本是走在古旺元前边的，他觉得那马走得满平稳，便闭上眼养神。岂不知一闭眼困倦感更强，不一会竟进了梦乡。这一睡着，身体也随着松软，屈背塌腰，随着马的步伐，作有节奏的摇摆。后边的几个人看他晃得好笑，便指手划脚悄声议论。正这时那路拐了一个弯。马稍一斜身，穆歌骨碌一下像个球一样滚下了马背。那马觉得身上突然一轻，扬起蹄子飞跑向前追它的伙伴去了。

穆歌坐在地上想了一会，这才明白自己是从马上摔了下来。也顾不上回答大家的关怀问候，拔腿就跑，越过众人去追他那匹马。不一会拐过一个山角就不见了。

古旺元慢慢地也拐过山角，只见穆歌满头大汗，气喘如牛地又迎着他跑回来。古旺元问他：“怎么了？你上哪儿去？”他一边跑一边说：“眼镜跌掉了，我去找眼镜。”又走了一程，只见马夫拉住他跑掉的那匹马，正在路边等候。这时穆歌也转头跑了回来，一边跑一边大喊：“等一等，等一等。”人们以为他要与大家一起行进，便都勒住马停下等候。谁知他跑近后，却急冲冲地问道：“吧，你们记得我是在哪里摔下的吗？我爬起来就追马，忘记看清是在什么地方了。”人们七嘴八舌地争着告诉他是在何处落的马。这时那马夫说：“先生，你在这歇一会，我骑马去替你找回来好了。”那马夫说着飞身上马，人们不敢下马，怕下来再也爬不上去，就骑在马上陪穆歌聊天，问他挨摔的体会。他说这地方看着很硬，真跌下去倒也没什么大危险。以后大家尽管放开骑，不要把挨摔当回事。

马夫把眼镜找回来了，又把穆歌扶上马去。拨鞭策马与大家同行。经过这番风波，大家反倒精神起来，便找些闲话来驱除疲劳。

谷剑云是个爱说笑的人，他座下那匹马有点颠脚，走一段路就要被别的马拉下一截，他就连喊带打地催那马。催了几次都不见效，恰好走在他身边的是胡大夫。他问胡大夫：“你会治人，不知会不会治马？你要能给我这马动一下手术，让他不再掉队，可就省事多了。”胡大夫说：“我不会，我要也学会治马，可就真成蒙古大夫了。”这时罗赤中跟大家已混熟，便笑着说：“这马我说的那位呼延先生能治。若找到他，不费吹灰之力。”谷剑云便问：“他是怎么个治法呢？”罗赤中说：“我见过他治一头驴子走路不好，那真叫药到病除，可称一绝。”人们就请他谈谈那人是怎样治驴子。罗赤中先生说：“山野之人，说话没分寸。我怕说出来得罪了谷同志。”谷剑云忙说：“嗨，咱们一路同甘共苦，千里有缘来相会，讲什么客套呀，你说说给大家解闷嘛。”

罗赤中就说：“有天呼延在集市摆摊卖野药，有个土财主买了条驴，这驴是瘸的，怎么赶也走不快。看到呼延摆药摊，就问：你有办法治治我这条驴吗？叫他跑快些，我多给钱。呼延就不爱看财主显派有钱，说：你舍得花钱就好办，不知你是要治标还是治本。若治本得放在我这儿治上十天半月。我给它刮骨疗毒。那人说：我要马上赶着回家，哪能等十天半月？呼延说：那就治标，我贴上一帖膏药，保他快步如飞，五块钱一帖，不过要先给钱。那人掏出张十元的票子给他，呼延拿起一帖膏药，转过身去抓了一把辣椒面放在膏药上，猛的往驴肛门一贴，那驴尖叫一声，尥了两蹶子，拔腿就跑。土财主也顾不上找钱，拔腿就追。呼延拿着要找的五元零钱不知怎办，不一会儿那财主又满头大汗跑了回来。呼延说莫慌莫慌，找头在这里，我不会赖账的。那人说：郎中，钱莫找了，你给我也贴上一帖叫我追驴去得了……”

大家笑得喘不过气来，胡大夫笑得最厉害，他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说：“好，语言学家，要不要我给你跟马各贴一张？”

正说时人马已进荣经县城，那马是跑惯这条路的，不等马夫指挥就一直朝客店的马棚跑去。马夫急得喊：“拉住缰绳，要它停住，不然你们要碰破脑壳……”话没说完，穆歌的马头已钻进了马棚的栅门，他的行李多，驮架厚，他骑在马背上，马肚子卡在门框里，把穆歌夹在门中进退两难。直到马夫赶过来，才把马儿拉出，让艺术家下了马，指点了旅店所在。大家拿随身的东西奔向了店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