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安是座沿着雅江拉成长条的一个小城。汽车到江边就停住，人和行李全要步行搬运过名叫“文辉桥”的铁索桥。许多人头一次见铁索桥，走在上面左右摇上下摆，一低头从桥板的空档中看见急流从脚下狂奔，就觉得连桥带自己腾空向上横飞。有的人马上蹲下身来紧缩成一团，不敢睁眼；有的人手扶铁索，呕吐叫娘。古旺元当过兵，走过云梯跳板，上了桥反倒感到有趣和兴奋，竟背着行李随同桥的起伏跳起狐步舞来。刚跳了几步忽想到王副团长和沂蒙山大姐的嘱咐，马上停止张狂，伸手扶起一位蹲在桥上的女同志，一边把她的行李拿下背到自己身上，一边挽着她的手臂扶她过桥。送过这一位后他把行李放在岸边又回桥上接呕吐的人，然后又帮着把车上的物资搬运过桥来。直到全部物资运完，随后勤人员到招待所时，别的人已经洗过脸准备吃饭了。虽然很累，也没人表扬，他却感到从没有过的快乐。他任性惯了，用理智指导自己言行这几乎还是头一次，有种战胜自己习性的满足感。

工作团在雅安开始了调查工作。调查工作从卫生状况开始。

西康省原是国民党时期从四川省版图上割出来的一块。这“一块”有多大？它属下分三个地区：康定、雅安、西昌，只一个康定地区就东西宽一千九百里南北长一千五百里。三个地区全加起来，决不比欧洲一个中等国家小。可在这一片纵横几千里，人口数百万的范围内，公立私立加在一起，总共只有三家医院。两家在雅安，一家在康定。两家公立医院规模完全一致。一律是一位院长、一个大夫；一个护士长，一名药剂师。

这里的疾病状况，按人口比例有几样却算得上是世界之最。这省会雅安就是恶性疟疾多发区，根据医院统计，平均每人每年得一次！第二样是麻醉品中毒。这个小小雅安城，饭店没有几家，专营吗啡的店倒有五家；专卖“梭梭”（一种口服或冲服毒品）的十二家；吗啡和梭梭全卖的有五家；自制自吸的则没有统计。解放后政府作了初步统计，全城吸毒成瘾的有五万七千多人，但全城总人口也才六万。

这个穷地方鸦片如此猖厥，旧政府和地方军阀起了决定性作用。刘文辉将军光荣起义后作了不少好事，这事就不宜细谈了，免得说出来于他老人家面上不雅。

以康定为中心的藏族地区，不仅当地康巴人为性病所苦，连国民党部队在当地的驻军也染上了梅毒，只要解放军一喊话就提着裤子高喊投降。虽然这对进军西藏大有帮助，可留下的难题也够新政权焦心。

而彝族邻近地区，以康定为中心，则是世界级的“麻疯病观察区”。教会在这里开办了一个麻疯病院。

在和教会医院的医生们座谈中，听到有位法国修女自愿到康定的麻疯病院服务，后来自己也传染上了麻疯病，跳进金沙江的故事后，回来的路上嘴快的谷剑云说：“西方统治者虽然刻意把宗教和慈善事业纳入文化侵略，政治渗透的工具，但并不意味着每个参与其事的个人都怀有恶意。我看有些个人还是怀着一颗虔诚，善良，传播福音的爱心走上东方这块土地的，我们应该把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来中国工作的个人分开来看……”

古旺元刚要答话，卫生组长胡大夫在背后捅了一下他，他把话咽回去了。回到招待所，胡大夫找个机会对古旺元说：“他们民主人士讲什么都没关系，我怕你多了嘴又惹是非。实际上我也有类似的看法，但现在不是谈这个的时候。以后有些事自会公正评价的。”

雅安给人的印象是在高山下江水旁的一条长街，街上有几家茶馆，数处旅舍，有尖顶教堂，青砖小楼，土墙民居，门面不大的商店，也有卖叶儿耙，醪糟汤元的小吃摊。这里是西藏和康巴人入川的门户，不少店铺都代卖专供藏商采购的商品如皮制马具，茶砖筒盐，银饰绸缎。也有从西藏带过来的木碗银饰，皮靴氆氇。常见到穿着华贵的黄色长袍，紫色坎肩，头戴英国呢帽，足蹬长筒皮靴，神态高傲，手执念珠的头人和穿褐色皮袍，头上围一条狐皮筒，挺胸叠肚，手摇马鞭的商贾进店购货。他们身后则跟着背毛瑟枪的随从和牵着骏马，衣不遮体，手脸肮脏黧黑的农奴。有几家旧货店还卖美军剩余物资，太阳镜、驱蚊油，避孕套，派克大衣，美式军靴应有尽有，比北京东单小市卖的便宜。这是当年史迪威公路从这里经过，有权者趁机走私贩货的遗迹。团里收入较多的专家、学者在这里又增添了点装备，如驱蚊油，军用雨衣之类。也有人偷着去买避孕套。知识分子们要节制生育，可当时避孕套之类被视作色情商品，在北京市场上公开不准卖，黑市价钱高，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俏货。但也还是偷着买，怕被人看作作风不正。

从这条街的任何一个地方往北一拐，都是雅江的河滩。雅江水湍急，清澈。河滩上布满巨大的石块和小的卵石。天好时工作团的结伙到这儿来洗衣，衣服晾石头上，大家躺在河滩晒太阳聊天。只是天气晴朗的时候不多，俗语有“清风雅雨建昌月”之说，雅安以多雨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