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信而受洗的必要得救。
——《圣经·旧约》（马尔谷福音16:15）
杜伯尔神父在一篇发表在教会刊物上的题为《往训万民》的文章中，这样叙述他们刚来到藏区传教时的情景——
我们在一个雨中的黄昏进入了汉藏结合部的一个不知名的村镇，就像走进中世纪的欧洲某个偏远闭塞的古堡。而我，感觉自己就像当年踏上美洲大陆的哥伦布。西藏啊西藏，请伸出你的手臂来迎接我们吧，我们给你带来了耶稣的福音！
这是一个古老的驿站，在大雪不封山的季节，每天都有几支从汉地进藏的马帮在这里借宿。马是这里唯一的交通工具，村庄的建筑低矮而灰暗，杂乱无章，缺乏布局，只是一些依山傍崖建造的土房，高不过两层；马帮经过的街道泥泞不堪，没有路灯——哦，忘记了，这是一个不知爱迪生为何人的世界，到处充满牲畜粪便的气味。人们站在低矮的屋檐下麻木地看着我们的马队。带枪的牛仔穿街而过，不知法律和文明为何物，异教徒还在他们的谬误中耀武扬威。看看村镇最高处那气势非凡的寺庙，你就知道佛教徒的势力在这个地方有多么巨大。
一路上为我们服务的马帮们是一些遵循传统的人，他们在哪里宿营歇脚，在哪里埋锅造饭，在哪里磕头烧香，在哪家客栈喂马会情人，都不会三心二意、见异思迁。但不巧的是，他们往常寄宿的客栈，竟然被几天前的一场泥石流摧毁了。据说这里经常发生这样的山难。地势太陡峭了，小小的村子逼仄在一条山沟里，天知道人们为什么要在这里生活！
更糟糕的是我们找不到可以住宿的地方。村庄里的客栈太有限，往来的马帮又多，加之大雨连绵。罗维神父打趣地说：“我们应该从欧洲出发时就预定好房间。”
马帮头领将我们安排在村边一个颓废的破庙里，据说它曾经是本地佛教的另一个派系苯教的寺庙，后来当地人改信格鲁派的黄教了，这寺庙也就凋败了。只有主耶稣才知道这里曾经盛行过多少异端邪说！但这是今晚村子里唯一可以让我们避雨的地方了，马帮们还只有在雨中的大树下对付一夜呢。
当我们打着火把进去时，有人指给我和罗维神父睡觉的地方。我们看见有两个人已经睡在里面了——地方太狭小，实在没有更多的空间。我对罗维神父说：
“有人比我们先预定了这个豪华套房。”
罗维神父冲那两个熟睡的身影说：“对不起，打搅你们了。”
他们没有回应，我们也太累，就没有那么多客气可讲，大家互相挤着和衣而眠。这是一个多么寒冷的夜晚啊！除了我们外，这个发出阵阵恶臭的房间还有更多的旅客——那些一个晚上都在兴奋不已的老鼠，有几次它们都猖狂到爬进我的梦里来了！
第二天早上天刚微亮，我就被冻醒了。借着破败的窗户上射进来的晨曦，我看见我的“邻床”那张丑恶的脸——龇牙咧嘴、鼻子和耳朵都被老鼠啃去，深陷的眼窝里不知还有没有眼珠……
主耶稣，他们至少已经断气两天了！我大叫一声跳了起来。罗维神父睡眼惺忪地问：“老鼠也咬到你的耳朵了吗？”
我镇静下来，为自己的过激反应感到惭愧，我对罗维神父说：“起来吧，伙计，我想我们应该做一台安魂弥撒了。”
罗维神父惊讶地坐起来，问：“谁死了？”
“我们的‘邻床’。”
露宿在外面的马帮也被我们惊醒了，马帮头领进来看看，没有表示更多的惊讶，似乎这样的情况于他们来讲习以为常。他说：
“他们可能为强盗所杀，也可能是路途中的饿死鬼。”
死亡、苦难、冷漠、无人牧放的羔羊啊！没有人来为他们祈祷，更没有祭司来为他们行敷油圣事，引领他们可怜的灵魂。我们要求马帮们帮忙，为这两个无名死者下葬。他们竟然说，把他们扔到山头上就是了，天上的鹰会来吃他们的肉，带走他们的灵魂。“主啊，这是一个多么冷酷的民族！”我当时忍不住愤怒呼叫。
马帮头领是个有着汉藏血统的人，他镇静地说：“老爷，这不是冷酷。这是我们的天葬。”他还说只需要找一个专行此事的人，付给他一点钱，他会把死者剁碎后喂鹰。我想我那时差不多婆呕吐了。
与死人相伴而眠，还不是我们初到藏区时最难堪的。许多人家看到我们远远走来，就赶紧关门闭户了。有一次我刚向一户人家提起我主耶稣，一盆冷水竟然飞出来泼了我一身。
在野蛮人面前，宽恕、忍耐和爱是我们战胜愚昧的法宝。我镇定地站在比那盆冷水还要冰冷的人家面前，不失尊严地说：“我只是为你们的灵魂而来。请不要忘记，人总不会拒绝诚恳和仁爱。几时你们对我有信心了，我们就来讨论天主。”
“难道我们带来瘟疫了吗？”罗维神父这个时候还不忘记幽默。
“对他们坚守了一千多年虔诚的谬误而言，我们带来的福音，的确是‘瘟疫’。”我回答道。
…………
这篇文章无论在传教会还是在杜伯尔神父的家乡瓦莱省，都引起很大的震撼和同情。瑞士国圣伯尔纳多修会第一次担负向中国派遣传教士的使命，而且还是去西藏，这让这个修会感到无比自豪。在中国西南部腹地深处的四川、西藏、云南结合部地带，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在那里已经经营了七十多年，十几位传教士付出了生命，但是却进展缓慢，耶稣的福音在强大的藏传佛教面前，一直只能在西藏边缘的康巴地区徘徊。
在梵蒂冈教廷传信部的协调下，圣伯尔纳多修会从法国人手中，接受了在滇藏结合部传教的使命。因为他们的修道院就在阿尔卑斯山脉海拔四千多米的马特峰下，其修生们具备在高山地区传教的经验，就像罗维神父一样，他们擅长登山，还酷爱滑雪，西藏的雪山上也许用得着他们这个特长——罗维神父的行囊里甚至还带了一副滑雪板；更因为他们渴望赢得“殉教”的光荣。法国人告诉梵蒂冈教廷的官员们，在西藏这片众神居住的土地上，许多地方都可能成为前去传播主耶稣福音的神父们的“殉教之地”。
杜伯尔神父和罗维神父同来自阿尔卑斯山脉里的玫瑰村，两人从中学起就互相竞争，曾经共同喜欢上了一个美丽的姑娘露西亚。在往昔年少轻狂的岁月里，露西亚曾经是他们共同期望呵护的天使，但是圣召让他们都选择了放弃这段青涩的爱情。中学毕业以后，两人竟然都进了神学院。当杜伯尔知道罗维也喜欢露西亚时，就自卑地承认：自己不是罗维的对手。不说别的，单就说罗维那一身滑雪的好技能，也让故乡的人们赞叹不已。他的高山速降成绩在瑞士国也名列前茅，人们都说，如果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罗维可以代表他的国家去参加奥运会了。加之杜伯尔神父家中兄弟姊妹多，经济较为贫困，上神学院可以为家里减轻负担。而当他在神学院看到也来报到的罗维时，他实在弄不明白这个大个子心中是天主的召唤重要，还是露西亚的爱重要。而更神奇的是，他们两人还同时被派到藏区传教，做教堂村的副主教古纯仁神父的助手。仿佛天主的计划就是要在争强好胜的杜伯尔神父面前树立一个不可战胜的强劲对手，让他一颗骄傲的心不断受挫。
杜伯尔神父是个气质沉郁而固执于善的人，他或许更适合于去当一个悲天悯人的忧郁诗人，但他又有强烈的英雄情结和浪漫情怀。在《往训万民》这篇文章中，杜伯尔神父还向欧洲的读者描述了美丽的教堂村和他对副主教古纯仁神父的印象——
教堂村离阿墩子县城大约有两百公里，这个峡谷地带的村庄看上去和我们的玫瑰村几乎惊人地相似，连天空中清新的空气和大地上泥土的芬芳以及牲畜的气味都是一样的。它位于河谷上方的几处缓坡上，藏式民居在核桃树、柿子树、白杨树的掩映下，宁静安详得能听到炊烟移动的脚步；田畴呈规整的阶梯状向上延伸，掩映在云雾中，可以凭此看出这个村庄的勤劳；山坡上散见的牛羊、悠扬清脆的牧歌让我好似看到往昔作为牧童的小杜伯尔。我第一眼看见教堂村的时候，以为已经站在故乡的大门前。不，是天国的幕帐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缓缓打开。
令人尊敬的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古神父在村子外面迎接我们，还有那些热情的教友们，使我们一下感觉就像来到主的国。目前这里已是峡谷地区的宗座监牧教堂，古神父作为教区副主教，在这里领导几个传教点的神父们。这是一个隐忍淡定的好神父，一个六十三岁的好老头儿，一个绝不后退的斗士。他的法国同僚们大多回到了欧洲或转到其他条件较好的传教区，但是他选择了留下——他在这个充满危险和仿佛是世界最遥远的村庄，已经为主耶稣在西藏的光荣奉献了三十多年了！对于这样一个早就过了退休年龄的老神父，教会多次催促他回欧洲颐养天年，但古神父的回答是：我的墓地在教堂村，这是一个神父最后的岗位。
可敬的古神父见到我们的第一句话是：“欢迎来到教堂村，让我们一起来做西藏的脚夫吧！”
我们的圣堂位于村庄的中央地带，是一座巴西里卡式风格的建筑。如果歌德称赞科隆大教堂为“人类文明进程的一部文献”，雨果形容巴黎圣母院是“一个巨大的石头交响乐”的话，我眼前的这座教堂，我情愿称它为“基督福音在藏地的前哨”。
它并不奢华，但在四周低矮、朴素的藏式民居中显得十分突出。巍峨的钟楼在前，矩形的主堂在后，远远望去像一艘驶向东方的战舰。钟楼前方有一个规整的中式四合院，由两层楼房组成，二楼南北两侧的厢房分别是神父们的宿舍和教室，楼下是厨房、储藏间、马厩以及仆人们的房间。——噢，人们揶揄说，在这里的欧洲人都是富人，因为他们是雇得起仆人的人。可是，如果没有这些朴实、勤劳、忠诚的藏族仆人，神父们不要说难以开展传教工作，可能早就饿死啦。
从古神父身上，我们开始慢慢学做“西藏的脚夫”，这需要怎样的谦卑，怎样的忍耐啊！古神父告诉我们，在康巴藏区，需要用最古老的方式来传教，即“谦逊地走进每一户人家，做他们忠诚的仆人”。康巴藏人是个骄傲又敏感的民族，外表强悍似匪徒，心灵纯洁到脆弱，就像这里一些土质疏松的山坡，任何一点微风细雨，都可能引来一场山崩。而一旦你坚固了他的心灵，他就是一座巍峨的高山。
有一次，我和古神父去探访一个猎户。他一直拒绝接受我们的信仰，认为他们的神山保佑他每次出猎都有所收获。可是这个老猎人大约患上了肺结核，他的妻子来到教堂村，请我们去看看她丈夫还有没有救。我们到时，老猎人刚刚猛烈地咳嗽了一通，我看见女主人用一个木碗去盛病人吐出来的带血的浓痰，她看见我们来后，便将这个木碗里的痰倒了，顺手用一块肮脏的布随意擦了擦，便倒茶给我们喝。我看见古神父几乎没有犹豫，就在女主人期待的目光下将那碗“茶”喝了。我也只好闭着眼睛把它喝了下去。
我们由此赢得了这户人家的心。
有许多藏族人是因为贫穷和苦难而接近我们，走进了教堂，天国的大门总是为他们而敞开。“苦难让人们离天主更近，祈祷让穷人充满活下去的希望。”这是我母亲从小教育我的话。藏族人从不畏惧任何苦难，他们只是需要一些能够与他们共享苦难的支持和怜悯。尽管这里没有什么是令人感到舒适的，似乎在这里，苦难就是生活的全部。甚至一桩爱情，也充满了磨难和血腥。前些天一个行吟诗人和一个贵族小姐逃亡到我们的教堂村。那个诗人被打得不成人样了，这场在本地不合时宜的爱情足以让一个作家写出一本精彩的小说。我经常不明白的是：这个看上去很古朴、保守的民族，却有着欧洲人的浪漫精神。
在藏区的教堂村和瑞士瓦莱省的玫瑰村之间，通过一个经常喝得醉醺醺的邮差，将两个相隔遥远但又有着千丝万缕的思念的村庄联系起来。不过这个叫阿措的家伙常常忽略神父们等待家书的急迫心情，他要么在送信的路上顺路去探访亲戚，要么可能醉卧在某棵大树下几天几夜。他完全不知道，他每次来到教堂村，都是神父们的节日。
就像在这个慵懒的下午，杜伯尔神父掐算应该是邮差阿措到来的日子——实际上三天前他就该来啦。可是夕阳已经染红了峡谷对岸的雪山尖，杜伯尔神父还没有听见村庄外那熟悉的狗叫。只有回响在教堂里的肖邦的音乐，把一个单调寂寞的下午弹奏得更加漫长。
罗维神父从走廊外面踱进杜伯尔神父的房间，见他神情低迷的样子，就问：“嗨，你在等那个酒鬼的脚步吗？”
杜伯尔神父坦率地承认：“这个醉醺醺的家伙，有十二天没有来了。”
罗维神父其实也天天在盼邮差，他刚刚写完两封信，一封写给家里，一封写给露西亚。他看见杜伯尔神父的桌子上也摆放着一摞已写满字的信纸，他不用问就知道是写给谁的。当然，远在故乡的姑娘露西亚也总是同时给两个年轻的神父写信，既鼓励他们的信德，又温情地消弭他们浓郁的思乡之情——不过很多时候结果可能恰恰相反。当两个年轻神父读完信后，都可以从对方脸上看到满足和幸福，眷念与忧伤，但是他们谁也不向自己的同会兄弟指出。主耶稣看得见，在今后漫长的艰难岁月里，这两个神父总是把自己的命运，和对方的幸福与苦难联系在一起。
“我甚至怀疑，如果我们不送点酒去半路上迎接，那个邮差永远都不会出现在教堂村。”罗维神父叼着烟斗，望着远处的山冈，一条绳子般的驿道飘向云端深处。
杜伯尔神父看着罗维神父的空烟斗，知道他的烟叶又抽完了，他把自己烟袋里的烟叶分了一撮给罗维神父。这种本地教友自己种植的烟叶味儿十分辛辣，堪比美洲的雪茄。大约从来到教堂村后不久，他们就开始学会了吸烟，这是一个无奈之举。不是因为他们好这一口，而是在闻教友们的臭味儿和吸烟之间，神父们情愿选择后者。尤其在做弥撒时的教堂，近百名教友挤在大堂内，汗味儿、牲畜味儿互相混杂，实在令人头晕。教友们大多长达几周甚至数月不洗澡，身上和牛羊一个味道。他们几乎每天都是早上干一阵子农活，才来望早弥撒，晚上放下农具、圈好牛羊后，再来做晚祷。他们衣衫破败褴褛，身子肮脏酸臭，但心灵却纯洁朴实，至美至善。作为供奉神职的神父，他们关注的是人们的心灵，难闻的气味儿，倒是可以找到法子克服的。
“唉，这真是一个把生命耗费在酒和路上的民族。天主离他们有多么遥远啊！”杜伯尔神父感叹道。
“我们来了后，他们的天国就近了。”罗维神父说。
“可是我们现在连自己的本堂都没有，似乎我们来这里只是为了学说藏话。”杜伯尔神父抱怨道。他们当初来到藏区时，踌躇满志地认为可以立即当一名令人自豪的本堂神父，可是却被教会告知，眼下的藏区没有那么多的堂区，许多传教点在藏族人的反对下，都收缩了。他们在教堂村待了一年多，唯一的收获就是学会了藏语。
“伙计，不要着急嘛。”罗维神父说，“我想，中国政府如果打败了日本人，有力量来治理藏区了，我们这儿的治安状况就会好起来的。那时，也许传教会的神父都不够派遣呢。”
杜伯尔神父答非所问：“有一天我从学校回来，忽然问我的母亲：‘妈，将来我长大了，做神父好还是做警察好？’我母亲回答说，‘警察是定人罪的，神父是救人灵魂的。’亲爱的罗维神父，你瞧，我们现在肩负主耶稣神圣的使命，却在全世界最遥远的乡村教堂里听肖邦的音乐，和藏人一起喝他们的酥油茶。主啊，什么时候他们才会把自己的灵魂交给我们？”
“噢，亲爱的杜伯尔神父，不要着急。世界上最美妙的事物，总是从慢开始，并且越来越慢。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你的圣召产生于哪一年呢？”
“大约四五岁吧。”杜伯尔神父还沉浸在怀旧里。
“哈哈，我还以为你是要跟我对着干，才去修道院的呢！”罗维神父用大哥对小弟弟的豪爽说。
杜伯尔神父脸上一下不自然起来，他知道他们心中又都想起了露西亚。许多年以后，罗维神父才会明白，杜伯尔神父并不是要和他对着干才发愿做一个清贫的神父，而是因为他对露西亚深藏不露的爱。有种爱，只是一场永恒的守望。离得越远，时间越久，守望得越深。
上个月他收到母亲的一封来信，母亲在信中对他说：“自从你走后，今年我们就没有心情过圣诞节了，除非等你回到家乡。”
杜伯尔神父想，圣诞节就要到了，不知家乡的人们都在做些什么样的准备呢？母亲肯定是不会去参加圣诞舞会的了，她会独自在家为我祈祷的吧。尽管这里离天国更近，是一个神父履行圣职的地方，但面对家书，他的眼泪还是不止一次流淌出来，为远方的故乡亲人，为离别万里的姑娘。而每当情绪平息之后，孤独的神父又常常在心中忏悔，请求天主的原谅——不应该这样将自己个人的情感置于爱天主之上。
杜伯尔神父的母亲是阿尔卑斯山脚下一个善良而平凡的农妇。家中兄弟姊妹众多，经济拮据，一年下来，家里没有人饿死，大家就心怀对天主的感恩。杜伯尔神父曾经对教堂村的藏族教友说：“我们的童年清贫得只有依靠天主的怜悯。于我可怜的母亲来说，生活只不过是一场和贫困、饥饿、税收、债务这些人间漫长苦难的较量，是一个人默默的奉献和坚韧的牺牲。苦难让人们离天主更近，祈祷让穷人充满活下去的希望。”开初那些教友们还不相信，可是当他们看见杜神父也会做下地收割青稞、到牧场上放牧、给马厩出马粪这些农活时，他们从啧啧称奇，到充满同情，再到敬佩：神父们原来也是农人出身，跟我们不一样的是，他们心中有天主，并要求我们也要有。
其实，杜伯尔从小就渴望改变自己的命运，做一个体面的人。他是那种从不轻易言输的家伙，出身的卑微让他试图以一个神职人员的虔诚、克己、奉献、冒险来赢得家族的荣誉，改变自己的命运。按他的话来讲就是：以额角的汗珠，来挣得天国的光荣。而到西藏来传教，是走向这份光荣的最佳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