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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北部，一条繁华的街道上，在一家美容店和一家炸鱼薯条店之间有一家门面不大的小店。这家店空间局促，透过满是水汽的窗户，可以看到里面有一盏淡绿色的灯。走进店内，背景音乐是迷幻风格的电子乐。其中一面墙是一排有灯光照明的展示柜，里面放着这家店正在出售的商品。柜子里摆着各种新奇形状的水烟壶：有的是枪的形状，有的像一个防毒面罩，还有的做成了一对瓷器制成的胸部。旁边一个衣架上则挂满了许多大麻主题图案的t恤。有一个橱柜里摆着各式各样看似是日常使用的瓶瓶罐罐，包括啤酒罐和品客薯片的罐子。但是打开这些罐子之后，你会发现里面有一些暗层，好像是用来偷偷地“藏一些东西”（当然，这家店并没有建议顾客这么做）。如果有人想要藏点什么东西，他甚至还可以买一个电脑鼠标，在这个鼠标里面有一个隐蔽的微型保险箱。

类似这样的大麻烟具店，几乎在大部分地区都能允许开设，因为理论上他们只是在贩售一些“生活方式摆件”，而这些摆件是不允许用来吸毒的。对于这些数量庞大、种类各异的水烟壶，“在购买时你必须了解，它们不得用于吸食非法药物”，一家公司在网站上写着这样的说明。在公司经理的眼里，顾客们买了这些东西之后，大概就只会穿着他们画有大麻叶图案的t恤坐下，用印有大麻图案的打火机点燃一个鲍勃·马利【1】主题的水烟，而水烟壶里面放的只是……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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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很少找这些大麻烟具店的麻烦，主要是因为这些店本身不卖毒品。但是如今，情况正在发生转变。新型的精神药物正在通过线上线下渠道进行销售，从伦敦到洛杉矶，你几乎可以在任何一个大城市找到。关于这类精神药物的称呼花样繁多，有的叫“合法兴奋剂”（legal highs），有的叫“化合致幻药”（designer drug）。这些药物不是种在安第斯山脉的山坡上，也不是种在阿富汗的罂粟花园里，而是在实验室里配制而成。这些合成药物模仿那些更加主流的毒品产生的效果。比如有的合成药物是亚甲二氧甲基苯丙胺（mdma，也叫摇头丸）的类似物。还有的合成药物据称有类似于大麻的效果。与传统毒品最大的不同是，这些快速发展的化学药物在大多数国家的法律中并未明文禁止其出售、占有和消费。

我向柜台后面那位看起来很友好、脸上有胡茬的年轻人问道，这里有没有“合法兴奋剂”出售。“这样跟你说吧，那些东西不能让你‘嗨’的，因为它们不是给人用的。”他回答道，他那张年轻、长着雀斑的脸让人完全捉摸不透。“但是，”——他轻轻地扬了扬眉毛——“我这里确实有一些香薰疗法用的香薰，不知道你想不想看看？”我说我想挑挑看，然后他便从柜台下面拿出了他认为最受顾客欢迎的五种（“显然，我没法给你推荐任何一款”）。这些亮闪闪的塑料盒子大概有一盒棒球卡那么大。每盒要10英镑（折合15美元），里面有一克的“熏香”，或者你愿意把里面这些东西叫别的什么名字。有一盒叫作“小丑詹姆”（jammin'joker），上面画着一个一头脏辫、戴着墨镜的笑脸，头上有一顶拉斯塔夫里教风格的帽子；另一盒叫做“赛克隆”（psy-clone），上面的图案是一些螺旋状的颜色线条，“赛克隆”这几个字母顺序是反过来写的。那盒“发条橙”（clockwork orange）上则画着一个橙色眼球，眼球瞳孔的形状是一个挂钟的表盘，非常恐怖地盯着你看。

关于这些混合物各自的特点，这名店员不愿意再透露什么，而是建议我自己到网上去搜索相关的信息。在网上，随意浏览就能看到一些爱恨交加的评价。一个“发条橙”的五星好评这么写道：“太棒了……让我足足过了76个小时的瘾！！！！！！”同一件商品下面，另一个用户说他“抽掉了最后一包这玩意儿后，我被困在一个气泡里，我蹲在马桶旁边默默地一边哭，一边等我的脑袋不再一阵一阵地抽痛”。不管是两种情况的哪一种，看起来大多数人都不是拿这些小盒的东西来做香薰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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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法毒品产业是有潜力彻底颠覆传统毒品行业的。这些新型毒品究竟是怎么躲避法律制裁的？这些毒品的出现对贩卖其他类型毒品的毒贩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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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避法毒品是如何迅速跻身国际毒品市场，进而获得统治地位的，我们必须先从新西兰开始。这个美丽的太平洋群岛，也是霍比特人快乐生活的地方，看起来可能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成为毒品交易中心的地方了。假如你是一个可卡因或海洛因的国际出口商的话，你会费劲把毒品运到新西兰吗？这个国家的人口只有450万人，大约和肯塔基州的人口相当。地理上偏安一隅，四周空空荡荡，离澳大利亚的最南端相隔1,000英里。如果你想从秘鲁的海岸运可卡因过去的话，意味着要横渡6,000多英里。而秘鲁是离新西兰最近的主要的可卡因种植国家。奥克兰是新西兰最大的城市，但从世界上任何一个可卡因生产国都没有到奥克兰直航的航班。从所有这些情况的结果来看，想要走私毒品进入新西兰是极其困难一件事。在去年（2015年）每200名成年人中大约只有一名报告声称自己服用过可卡因，这个比例对一个发达国家来说是相当低的（例如，在美国这个数字大约是1/55）。海洛因则更是非常稀少：服用海洛因的比例是美国的1/6，英国的1/8。

但是新西兰人毕竟也是人，他们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一样爱吸食毒品。实际上，一旦碰到他们能够接触到的毒品，他们的消费量也相当惊人，比如说大麻。和摩洛哥或者墨西哥的情况一样，在肥沃的新西兰乡下的土地上也能够轻易地种植大麻。新西兰人种植和吸食大量的大麻——实际上根据联合国的统计，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的人均大麻吸食量能够超过新西兰，在这里，每七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表示在过去的一年里吸食了大麻。但是还不仅仅是大麻：新西兰同时还有世界上第二高的安非他命消费量。1这些安非他命就在本国生产。在岛上各处零星分布的小型实验室里，你都能发现有安非他命在生产。尽管人口很少，新西兰每年关闭的冰毒作坊数量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和乌克兰。2把毒品运进国家可能会很难，但是这却让新西兰人自己成了制毒售毒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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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对合成毒品的喜爱大约是从21世纪初开始的，当时甲基苯丙胺（冰毒）首先流行开来。甲基苯丙胺最初是为了用在感冒和流感药中。这种毒品后来瞬间席卷了整个亚洲，这里本来可卡因就相对稀少，但是要获得制作冰毒的化学前体却很容易（在泰国这个冰毒大行其道的国家，冰毒又被叫作“yaa baa”，即“疯狂药物”的意思）。随着上瘾率的迅速飙升，新西兰政府发起了一次针对冰毒的打击运动，缴获了很多毒品的前体原料，同时也发起了很多次对冰毒制作“厨房”的突击搜查行动。但没多久，新西兰人就开始寻找替代品了。

这个时候，一个叫作马特·鲍登（matt bowden）的年轻毒枭登场了。如果世界顶级毒枭也聚在一块举办一个会议的话——毒品行业的“达沃斯论坛”这种——那么鲍登肯定会在其中脱颖而出。首先，是他的头发：长发、金色、非常柔顺，这头秀发能让美国演员詹妮弗·安妮斯顿（jennifer aniston）都要嫉妒。除此之外，还有他的衣橱，里面有黑白相间的豹纹西服、别着银闪闪的超大肩章的绿色军大衣。除去这些穿着之外，他还常常用大量的化妆品，画着浓重的黑色眼线，有时还在眼线周围画上精致的白色或银色花纹，最后再戴上彩色的隐形眼镜。拉丁美洲那些大男子主义的毒枭们看着他这个样子，可能会嘴唇扭作一团直作呕。但是鲍登曾经经营过一个数百万美元规模的毒品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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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新西兰人，他大部分的财富都来自于贩毒。他向全世界总共数以千计的人出售毒品，以供他们在聚会上吸食，也因此赚了数百万美元。这段时间他开始从毒品生意里收手，转而以“星光男孩”（starboy）的艺名开始长期巡回世界办摇滚演唱会。他的表演融合了哥特风格的迷人魅力、闪亮的灯光和一群穿着羽毛跳博普舞的伴舞等几大元素。以星光男孩的身份，他跻身新西兰最受欢迎的艺人前十名。现在衍生制作了一系列的服装，这些服装就是根据他所谓的“蒸汽朋克搞笑马戏团风”设计的。他的推特账户简介对自己的描述是“一个跨次元的旅行者，重新定义了迷幻摇滚乐和改良毒品政策的边界”。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他绝不是你想象中那种典型的毒枭形象。然而对于鲍登来说最奇怪的事情是这个：尽管这位“星光男孩”的庞大帝国建立在贩毒所得的赃款——那些堆积如山的钱——之上，但是他所做的一切都没有触犯法律。

他最初是作为一个消费者而接触毒品生意的，当时他已经对好几种毒品上瘾了。在经历了一位家庭成员因为过量吸食摇头丸去世后，鲍登决心要研制出一种更加安全、合法的替代品，用来替代那些会对人体造成伤害的毒品。他最后选定的毒品是苄基哌嗪（benzylpiperazine），又名bzp。这是一种外形普通的白色粉末，最早研制是在20世纪40年代，当时是作为一种给牛使用的打虫药。但是实验结果显示，这种药物同时具有一种给人体带来强烈欣快感的副作用，和安非他命带来的效果类似。于是鲍登开设了一家叫作“星门国际”（stargate international）的公司，并把这种药物以“聚会药片”的名义来出售。这家公司把这件产品包装成是一种“社交场合使用的绝佳产品”。按照这样的策略，鲍登和他的“星门国际”公司成了新西兰合法娱乐用药物最著名的代言人，向那些爱去夜店的年轻人卖出了总共数以百万计的毒品。

这种毒品变得非常受欢迎。根据一些人的估算，新西兰每年有多达500万片含有bzp成分的“聚会药片”售出。相当于这个国家平均每人都能有超过一片。有调查显示接近1/4的新西兰人尝试过这种毒品。在别的国家这一毒品也迅速流行起来，从2004年左右开始在欧洲流行（在美国情况没有那么顺利，于2002年被法律禁止）。正如鲍登所承诺的那样，一些人确实是把bzp当作冰毒的一种替代品——实际上，一项学术研究认为，与其说bzp是一种诱导人吸食更烈性毒品的“诱导性毒品”，不如说bzp给一些人提供了一种戒断毒品的出口。3我在鲍登巡演时的间隙采访到他，他现在认为，新型避法毒品产业的存在意味着毒品和有组织犯罪开始剥离，这些毒品更难以被污染，也很少牵扯到成瘾性和不良反应这样的负面新闻。他说，对毒品进行监管要比简单地禁绝毒品要好，“传达的信息应该是‘离开礁石’，而不是‘禁止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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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关于新型毒品所产生的医学方面问题的报道很少，但人们担心这些毒品会和其他毒品混合在一起。吸食bzp时，人们往往还大量饮酒。酒精制造了如此多的社会问题，以至于酗酒问题已经广为人知。而且由于缺乏适当的监管，这些“聚会药片”在很多地方都有销售，特别是在新西兰，你在街角的商店和加油站里面都能看到，而那里没有任何有关年龄的限制或者是充分的健康警示。来自一家非政府组织“新西兰毒品基金会”（new zealand drug foundation）的罗斯·贝尔（ross bell）表示，“这不是一个被单独区分开的产业——这些毒品和糖果冰淇淋放在一起销售。”政府开始对这个产业感到疑虑，尽管仍没有一例因吸食bzp死亡的案例，新西兰还是在2008年禁止了这种毒品。大部分当时还在售卖bzp的国家都迅速跟进，禁止了bzp。

bzp的禁止看起来给避法毒品画上了句号。实际上，从现在往回看，这反而是整个产业的开端。bzp刚被划定为违法品，当地的毒品产业迅速开始开发新的避法毒品。不到几天时间，例如像三氟甲基苯基哌嗪（trifluoromethylphenylpiperazine，tfmpp）和二甲戊胺（methylhexana-mine，dmaa）这样的替代品就开始上架销售。像bzp一样，从当时的法律来看这些都是百分之百合法的——因为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被禁止——因此除了那些拗口的名字以外，没有任何理由阻止消费者购买这些毒品。接下来更多的禁令接踵而来，然而这只会导致更多的新品种被合成出来。自从对bzp严厉打击之后，生产商和政府之间便玩起了猫鼠游戏。一种新的合成毒品被研发出来，然后流行起来，接下来被政府发现，随后被禁止——等到被禁止的时候，毒品行业的化学家们又研发出了一种稍微有一点变化的品种，这些毒品立马就又能上架销售了。修改毒品结构的速度之快，意味着这些在不断进化的合成毒品的新品种永远都能走在法律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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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品种的避法毒品不仅仅在新西兰流行，在美国和欧洲，它们有时被暧昧地称作“浴盐”，就像那些大麻烟具店里面出售“香薰疗法薰香”一样。生产厂家认为，如果他们对这种药品是否违禁毫不知情的话，通过这种暧昧的宣传就能够保护他们不被检方起诉。类似的产品还在网上进行销售，同时附上声明称这些毒品是“植物肥料”“化学用品”或者是“猎奇物品”。一家网址为officialbenzofury.com的网站在网页上用小字标注这些产品“不供人食用”。实际上这家网站一直称这些产品都只是“研究用化学品”。在网站上留言评价的客户也顺着这种说法，有模有样地评价说这些毒品都是被用于科学研究。“在实验室的老鼠笼里面效果很不错。”一个购买了甲氧基苯哌啶（methoxphenidine）粉末并给出五星好评的用户如此评价道。而这件商品被卖家宣传称为“一种长期广受好评的研究用化学药品”。有的商家则不刻意隐藏他们出售毒品的事实。一家叫作“草本快送”（herbal express）的专门服务英国市场的网站承诺，“今天，你不再需要因为吸毒而冒着数年的牢狱风险了。如果你想要购买合法的大麻、合法的安非他命或者是合法的摇头丸，为什么不到网上来购买呢？你只需要以研究用化学品、聚会药丸和草本薰香的名义就可以了，这是购买毒品的安全方式，同时也会给你的人生带来一个全新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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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型毒品开始以惊人的速度被大量生产制造。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称，他们仅在2013年就收到了关于97种新型合成毒品的警报。现在该办公室监测到全世界共有350种这类“新型的精神药物”。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对毒品战争通常来说很乐观，但是在这方面却仍承认“鉴于改变（新型精神药物）的空间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创造新品种的速度一直都要超过开展国际联合控制行动的速度”。4在英国，政府所列的违禁药物名单已经扩大到超过600种。5在像海洛因和可卡因这种家喻户晓的名字之外，其他大量的是那种变化很细微的合成化学物质，从以字母a开头的阿尔法甲基吩坦尼羟胺（alpha-methylphenethylhydroxylamine）到z字母开头的扎来普隆（zaleplon）、齐培丙醇（ziperol）和佐匹克隆（zopiclone）。

警察则需要不厌其烦地分辨各种不同的白色粉末。他们很难跟进市场的最新进展。政策的制定者也是如此。作为制定政策的人，他们需要监测、检验以及最终禁止源源不断更新的各类新型毒品。英国下议院一位议员大卫·埃默斯（david amess）就被一档讽刺电视节目给戏弄了，他在节目中呼吁下议院注意对一种叫“蛋糕”（他向观众表示，这是一种“双向阻碍冠状动脉代谢的苯丙胺”，在贩毒黑话里面又叫“慢性巴西尔登甜甜圈”）的新型毒品保持警惕。实际上这种毒品并不存在。6

“避法毒品”听起来要比非法的毒品更安全。但实际上，它们有时更加危险。对于那些更传统的、由植物制成的毒品，比如大麻、可卡因甚至是海洛因来说，吸食者至少大概知道他们吸食的东西是什么。抽一卷大麻要比抽高纯度可卡因危害更小一点，抽高纯度的可卡因可能要比抽海洛因更安全一点。但是对于那些避法毒品来说，由于它们只在市场上流通过几天，各方面的信息都还不清楚。这些神秘的白色粉末可能会非常猛烈，也可能会非常温和，但是没有一种方法可以搞清楚，除非真正去抽。吸食了避法毒品后身体受到损害的例子在不断增多。一名叫理查德·菲利普斯（richard philips）的26岁英国男子在吸食了一种叫“n型炸弹”（化学家通常写作c18h22ino3）的致幻药物之后，大脑受到了损伤。几个星期之后，一名来自曼彻斯特名叫杰克·哈里斯（jake harris）的21岁男子，在吸食同一种毒品的时候用刀刺自己的脖子。当时“n型炸弹”在英国是完全合法的，政府在哈里斯死去后的几天才禁止这种毒品。

回到伦敦的大麻烟具店，我试着向站在柜台后面的员工咨询一些问题。我问他，他拿出来的这些畅销商品，在效果上都很相似吗？他很坚定地否认，并向我表示这些商品的效果实际上截然不同：“不是，它们之间不一样。”他又耸耸肩，说道：“由于众所周知的法律上的原因，我不能给你详细地讲。如果我能说的话，那大家都会更方便，但是我们现在的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如果在网络上搜索毒品的话，搜索出来的新闻不是十分乐观。有一则报道是，在博尔顿（bolton），一个男子在吸食“赛克隆”几分钟之后便死亡。三名来自诺森伯兰郡（northum-berland）的15岁青少年在服用了“发条橙”之后出现了吐血症状，随后被送入医院治疗。一些出售这些毒品的人似乎也开始对这些东西感到担忧。“市场上有很多比这些好得多的东西，”店员一边指着他拿出来的那几盒东西，一边告诉我说，“这些东西合法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没有理由被认定为违法，不知道你理不理解我的意思。”换句话说，因为这些东西还没有被证明能够致死——到目前为止——所以它们仍然在销售，尽管它们可能要比一些已经被禁止的毒品危害性还要强，比如说摇头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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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悖常理的是，监管避法毒品市场的法律规则很有可能会促使更加危险的毒品被研发出来。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下，市场激励生产者生产那些既能够让人兴奋、又能保证安全的毒品。如果有更加健康且效果相同的替代品可以购买的话，没有人会去买那些对人体有害的毒品。正常情况下，竞争会鼓励创新，生产者们不断稳定地调整毒品的配方，直到得到一种能够让服用者既兴奋同时又不受伤害的化学毒品。在其他行业的市场中，这就是实际发生的情况：在饮料行业，那些会导致强烈的宿醉效果的红酒在销售上竞争不过那些更温和的品种；“低焦油”和“轻型”香烟在近年来也不断提升了在市场上的占有率，尽管他们所声称的这些效果不知道是真是假。

避法毒品产业则完全按照相反方向运作。生产者和执法者之间的猫鼠游戏，意味着毒品开发者首要考虑的问题是持续微调他们的产品，以保证和那些已经被禁止的毒品有所区别。在毒贩子们的实验室里，研发团队不是在尝试制造出更好更安全的产品。相反，他们只是在简单地尝试设计出足够新的产品，以便于能够被允许进行销售。如果最后发现新款产品对使用者有损害，没关系——当有人意识到的时候，这款产品会被禁止，但同时也到发布新款的时候了。在这种不合常理的激励机制下，避法毒品越来越不重视安全性的问题。大部分的新型毒品现在都叫作“合成大麻素”（synthetic cannabinoids），号称要模仿大麻的效果。几年之前，这种说法可能还算准确。但是随着一代又一代的毒品被禁止，制造商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迭代，最后的实际效果也和当初所谓模仿大麻烟卷味道的目标离得越来越远。新西兰毒品基金会的罗斯·贝尔说，这样永无止境地修补化学构成的做法，最终只会创造出“科学怪人式毒品”（frankenstein drugs）。他说现在这些避法药物要比之前的品种更容易引发焦虑，加快心率，引起幻觉和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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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国家已经开始通过自动把所有进入市场的新型精神类药物划定为非法的方式，来尝试全面禁止避法毒品。在爱尔兰提出了一项有关的立法提案的几年之后，英国在2015年也宣布实行这种禁令的计划。但是这种禁令也存在和旧制度一样的弊端：在被划定为非法之前，新的药物必须被证明有“影响精神的效果”。在这段时间内，制造商仍可以趁机先赚一笔。爱尔兰的禁令的确成功减少了大麻烟具店的数量，但似乎只是简单地把这些店赶到了网上。根据欧盟的一项调查，在禁令之后，爱尔兰年轻人使用避法毒品的比例还经历了小幅度的增加。7

对于制造避法毒品的公司来说，这些毒品被证明是一种很轻松的赚钱手段。在新西兰的实验室里，生产商把进口的化学原料洒在烘干后的草本原料里，这样能够得到一种看起来像是天然大麻或是烟草那样可以抽的产品，从而掩盖它们化学合成品的本源。这种经过混合之后的草本混合物被分成，每份若干克，然后包装进明亮鲜艳的包装盒里，最后再上架销售。1,000克的纯化学盐基足够装满10,000个这样的小包装。每一份以大约7.5美元的价格卖给零售商，这些零售商再以15美元的价格卖给消费者。根据新西兰财政部的一项分析，每一份毒品的平均总成本在75美分到1.5美元之间，这意味着生产商享受超过五倍的利润率——或者十倍，如果他们像许多人一样直接在网上销售的话。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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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如何做到保持这样的超高利润率的呢？在一个明显轻易就能赚钱的行业里，你必须意识到，一定会有新的竞争者进入到市场中来，最终使得价格下跌。避法毒品的生意显然有足够的空间允许更多的玩家加入。根据最近一项由新西兰财政部做出的估算显示，单新西兰的国内市场每年总份额就超过1亿美元，年销售量能够达到700万盒。然而，当时整个国家只有九家专业的生产商，其中市场的最大份额控制人只有两个：马特·鲍登的“星门国际”和另一个叫作“光年领先”（light-year ahead）的公司。

想要明白为什么市场能够保持如此地集中，我们不妨先看看姊妹行业：制药业。制药业同样是一个有着非常丰厚利润的大生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平均利润率大概是在30%9——相比新西兰的那些合法兴奋剂俱乐部来说还是差一点，但是按照传统商业世界的标准来说已经很高了。你可能会认为还有很多的空间留给更多的创业公司。但是制药业仅仅由不到12个巨头公司统治着。

其中一方面的原因在于，要想成功研发新药，需要在研究和开发中投入惊人的巨量投资。制药公司要开发一种新药并使其通过必要的测试，这其中所需要花费的成本据估算通常要超过10亿美元（塔夫斯大学在2014年得出的一项报告甚至称需要惊人的26亿美元）。10而且公司还要为可能出现的失败投入相同的预算。“托彻普”（torcetrapib），一项用来治疗高胆固醇的药物，辉瑞最终在投入了8亿美元研发之后，不得不于2006年将其放弃。11此外，那些能够负担起多领域的新药并行研发的公司则更能抵抗因为一次项目失败所带来的风险。所有这些研究方面的投资都需要大量的预算；小公司很难找到足够的钱来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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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制药业的公司需要符合非常复杂的法律监管要求。即便是制药业的巨头公司，有时因为没有遵守为保护病人而设置的一系列法律法规，也会遇到麻烦。在2012年，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在承认自己错误地宣传一种抗抑郁药适合18岁以下未成年人服用，以及没有披露有关一项糖尿病治疗的安全信息之后，同意支付33亿美元进行和解。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一笔医疗健康欺诈案的和解费。强生公司和辉瑞公司最近都被强制达成类似这种数十亿美元的和解协议。12紧跟法律的要求——违反法律之后支付相应的赔偿款——毫无疑问也是大公司擅长的事情，因为大公司要比创业公司拥有更多的财务资源来应对处罚问题。

上述两方面的特点在避法毒品行业里同样存在。虽然在合成毒品时投入的新型化学品并不那么昂贵，但是新制造出的毒品只能在市场中流通几个月，然后被禁止，这意味着要想盈利的话，生产商必须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卖出大量的货品。同样地，一些毒品生产出来后会被发现是次品，那些能够承受这些失败的往往是那些一次投资多种不同产品的人，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对冲风险。如果不小心造出了几百种违禁毒品中的一种，那就要面临一笔数额不小的罚款，甚至引来法律的严厉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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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相比小公司，避法毒品的市场更偏爱大公司，这也让这一市场和我们在第三章看到的传统毒品市场截然不同。传统毒品市场倾向于在那些警察力量强大的国家保持尽量小的规模，目的是为了尽量减少被发现的可能。在彻底颠倒过来的避法毒品行业里，那些能够正常运作的公司却是那些有能力长期求新并规避法律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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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其他条件成熟，要想打压毒品生意也是很棘手的一件事。每当政府颁布禁令之后，贩毒集团都能寻找出公然藐视禁令的专家。但是避法毒品这种现象则代表了一种新的问题。打击毒品的困难之处通常在于追踪和起诉那些违反法律的人。但是在整个毒品经济中，贩卖避法毒品的这一类毒贩根本就没有违反任何法律：相反，他们在规避法律。这些生意该怎么监管？

面对那些建立在创新之上的产业，监管者总是感到监管乏力。在科技行业，像谷歌和脸书这样的公司创造出的新型服务和发明，往往会带来法律和道德上的困境。这些困境通常是关于隐私和数据保护的问题，问题出现的频率超过法院判决的效率。在银行业，金融创新的节奏之快让政府很难注意到大堆类似“信用违约掉期”（credit-default swaps）、“担保债务凭证”（collateralized-debt obligations）这样的金融创新产品，最终导致2007年金融危机的出现。即便通过事前干预的手段，监管者都要远远落后于金融创新者。《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这样一个旨在防止银行再次冒险，从而防止再出现类似2007年那样差点颠覆世界经济的危机的法案，在2010年通过之后，五年以来仍然没有被完全执行。与此同时，华尔街的那些天才们已经用一些复杂的新型金融产品再次遥遥领先，不知道这些金融产品又会隐藏什么样的风险。

如果新型产品是在投入市场之前而不是事后进行评估的话，监管者的工作将会轻松许多。但在实践中，这常常无法实现：如果谷歌的每一项创新都需要等到法院允许之后才能投入到市场中，那么整个科技行业的发展将慢如蜗牛。如果监管者禁止银行在没有取得预先许可的情况下发布新产品，那么金融业将会逐渐停滞下来。但是在某些其他行业，对于公众来说风险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这不得不成为监管者的工作方式。比如在新药投入市场进入销售之前，药品公司必须让这些药品接受全面的检测，直到他们获得相应的政府机构——比如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或者欧洲药品管理局（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的许可。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有时也会出现错误。但是从整体上看，在进入市场之前进行检验的做法，能让那些对人体有潜在伤害的药品在它们有机会真正伤害到任何人之前被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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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不用这套方法来对付避法毒品呢？现行的系统是监管者持续在和毒品生产商玩猫鼠游戏。这边追一追关于新型饮剂的报道，那边查一查过量吸食的问题，这样的做法注定要晚一步查出那些有害的毒品。但如果有人在毒品行业建立一个类似于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机构呢？

在2013年新西兰确实尝试过这样做。新西兰议会通过了精神药品法案（psychoactive substances act），颠覆了整个避法毒品行业的逻辑。政府不再允许生产商把产品投入到市场中，直到出现毒副作用后再禁止这些毒品，而是建立了一套新体制，彻底扭转了局面。在这个体制之下，生产这些药片的厂商如果能够证明他们的产品是安全的话，那么才允许他们进行销售。生产商的销售申请会由一个新设的叫作“精神药物监管局”（psychoactive substance regulatory authority）的机构进行评估。这一机构拥有类似于监管药品的机构一样的权力。实际上，整个改革倒置了举证责任：不再让政府一直追着上市销售的新产品跑，新体制反过来强制生产商证明他们的新产品符合基本的标准，只有这样才能够被允许投放到消费市场中。

这一改革举措听起来十分合理，但实际上却饱受争议。这项改革实际上意味着新西兰通过投票的方式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合法的、有监管的合成毒品市场。精神药物监管局不会因为人吸食了某项毒品感到兴奋而禁止它，只会因为某项毒品出现了对人体的危害而禁止它。令每一个人都感到意外的是，这项法律在基本无人反对的情况下通过了（唯一一个投反对票的议员的反对理由是这项改革计划允许在动物身上进行毒品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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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整个行业开始施行一些确有实效的规则。比如禁止向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销售毒品，同时禁止在商店中给毒品打广告。公司需要获得执照才能销售相关产品，这样一来零售商店的数量从超过3,000家降到不到200家。生产商必须对他们的每一件产品进行注册登记，同时向消费者明示他们所购买产品的内容。比如，消费者在购买前就能知道，如果他们要吸食一剂“幻象鉴赏家”（illusion connoisseur）的话，每当他们吸食1克产品，其中就会含有45毫克的活性成分pb22-5f。如果他们不想要那么浓烈的话，就可以选择尝试“幻象山丘”（illusion massif），这其中含有同样的活性成分，但是浓度要更低。从总数上来看，市场上在售的毒品种类从200多种降到了50种以内。13生产商还不得不列明他们的名称和地址，这个规定也为想要了解整个行业是如何运作的人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有的企业地址只是在一些普通的房子里，有的则设在气派的商业园区内。

新管理体制的启动过程非常坎坷。一方面，新成立的这家监管机构要疲于应付这项庞大的新工作，整体工作效率偏低，各项事务的开展都要比预计更加吃力。政府一开始设置了一个过渡期，在过渡期中现有的避法毒品允许在市场上再继续销售一段时间。同时，政府在反复讨论敲定新的许可体系的制度细节。这样的做法意味着允许那些有害的毒品在市场上流通的时间被延长了，而这些毒品本该更早就被禁止的。这引发了对新管理体制的担忧，担心政府是否是在默许危险毒品的销售。

一个更大的问题是，整个改革来得太迟了。那些危害最小的毒品品种，大部分在几年前就已经被禁止。而那些仍然在市场中销售的都是那种“科学怪人式”毒品，这些毒品经过反复调整以规避之前的各种禁令，最终结果是这其中许多毒品对消费者来说都是弊大于利的。政府似乎遭遇了一场信任危机，在2014年大选将近的时候，政府仓促通过了一项修正案，一下撤回了之前授予的所有执照。在经过充分评估之前把毒品从市场上撤回本来不是一个坏主意。但是整个修正案中却还有一条很奇怪的条款，规定毒品不能在动物身上进行测试。而且直到写作本书的时候，整个改革计划实际上已经处于搁置状态：精神药物监督管理局时刻准备给那些能够被证明安全的毒品授予执照，但是同时生产商又被法律禁止开展那些测试必须开展的实验。在2015年5月，马特·鲍登，这位早期的避法毒品企业家，决定将他名下的“星门国际”公司进入清算程序。“这是我一生最艰难的时刻，”他告诉新西兰的“三新闻”（3 news），“要舍弃这些东西比戒除冰毒还要难。”他甚至不得不卖掉他的那辆奥迪来偿还债务。14当我几个月之后见到他时，他正在搬家，他的三处房产刚刚被收回。“我可能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了。”他在一封仓促写就的电子邮件里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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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搞得前后一团糟，新西兰的改革仍提供了一个监管新型合成毒品的完全不同的方式。事实已经证明，用传统的方法很难打击合成毒品。每个星期都跟进那些不断研制出不同的新型“避法毒品”的化学家们又有什么最新举动，显然是不可能的。在销售之前检测这些毒品——然后许可那些对人体伤害最小的产品——的做法也会有非常大的争议，因为这实际上是官方许可了那些让消费者成瘾的毒品的存在。但是如果不这么做的话，正如有些政府已经开始逐渐意识到的那样，市场上将会源源不断地出现越来越危险的迭代产品。

这种监管手段还有一个附带好处是，它改变了生产者的激励机制。在现有的机制下，生产商的驱动力是不断研制出新型合成毒品，从而来规避现有禁令，而并不关心这些新型产品是否安全。但在一个有监管的市场里，激励机制完全不同。生产者有强烈的动机去完善毒品（包括申请专利），让这些毒品的损害越来越小，同时让顾客越来越满意。有的公司已经开始这么做了。鲍登说，如果他能够有机会东山再起的话，他会开发替代品来替代一种成瘾物质：酒精。他相信只要时间足够，他手下的制药专家们一定会研制出某种能让人们进入喝酒后的微醺状态，但同时又不会导致上瘾、肝硬化或者是宿醉的东西。在我们现有监管体制里和毒品相关的法律框架下，这种产品会被直接禁止，这样的体制显然并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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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鲍勃·马利（bob marley）是牙买加唱作歌手，雷鬼乐教父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