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9

毒品战争史上最大的一次成功，最近发生在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的一间办公室里。得克萨斯州公共安全部的官员在一次行动中一举从犯罪组织手中缴获了市值16亿美元左右的毒品。这次行动最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隐蔽性。整个行动没有发生过一次交火，也没有一名人员受伤。实际上，甚至没有一个官员需要从他的办公桌起身，更不用说抄起武器了。这次搜查行动的成果之所以价值数十亿，是因为这些官员决定不再用批发价来计算他们在边境线搜查到的毒品价值，而是用高得多的零售价来计算。只是在电子表格中做一个微调，这些被拦截下来的毒品价值就迅速从1.61亿美元增长到18亿美元。凑巧的是，这个增长了十倍的变化，恰好发生在整个部门应当提交材料进行绩效考核的前一星期。1

无论是墨西哥将军鼓吹大麻篝火【1】的价值之大，还是得克萨斯州的边境官调高他们搜查到的大麻价值，这些毒品战争的负责人常常对经济学表现出选择性的失明。如果让这些警察当经济学家，他们会很不靠谱，这可能一点都不让人吃惊。但是如果给经济学家一个当警察的机会，情况会怎么样呢？

这个想法乍一听起来可能有些奇怪。在南威尔士一片草坪上的一栋办公楼里，一群统计学家正在统计整理一些极度不寻常的数据。这些分析师们隶属英国国家统计署（off for national statistics）——英国官方的数据统计机构，他们工作中大部分时间都是记录一些日常数据，比如通胀率和失业率。但是从2014年之后，在测算日常经济规模之外，他们还被要求测算罪犯活动中的经济活动。到目前为止，他们的调查还仅限于毒品犯罪和性产业，使用的模型和他们应用在合法行业中的模型一样。他们早期的发现表明，英国的非法毒品市场每年为国民生产总值贡献了74亿美元，体量大概和广告行业一样。性产业的规模还要更大，每年产生大约89亿美元。把这两个数据加起来，毒品产业和性产业的规模要比英国的农业经济规模还要大。

240

如果你仔细看他们统计数据时的那些文档，这些统计人员的统计方法不同寻常。你会从中看到他们是怎么从大麻种植者的盈利中扣除电费的，又是怎么从妓女的收入中扣除“橡胶用品”的花费的。整个计算非常详细，同时也很仔细：大麻种植中所需要的成本是根据环境、食物和农村事务部（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food and rural affairs）提供的农业数据计算得出的，而对于妓女的花费，在计算时包括了每月170美元买衣服和每位顾客70美分安全套的钱。如果这些数据不是印在官方文件上，看起来好像很讽刺。但是这种把犯罪行为和普通商业一视同仁进行严肃分析的方法变得越来越普遍，因为政府逐渐意识到，把有组织犯罪当作营利的企业来看待，能够产生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欧盟所有国家现在已经把性产业和毒品产业计入国民经济核算当中。英国还在考虑扩大项目，把非法赌博、盗版音乐及软件和“倒卖赃物”（即倒卖偷窃所得的物品）纳入其中。当犯罪逐渐不再简单地以战争或者道德批判的角度来分析，而是转变成以商业的角度来分析，全世界会从中得到什么新的认识呢？

在本书中，我运用那些调查其他行业时所运用到的方法尽力检视、展现了贩毒集团运营中的方方面面。无论是令人头疼的人员招募问题，还是线上商店对实体商店造成的威胁，暴徒们和普通的经理人之间存在惊人的相似性。但是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试图扼杀毒品交易的政策层出不穷，但往往方向都错了。那些在正常的商业世界中因为无效已经被抛弃的监管方法，却被允许在毒品打击领域持续存在多年。全书中的例子证明了政府在打击毒品产业所做的努力背后犯了四大错误。

241

错误一：过度执着于供给端

尽管在对毒品的战争中，大量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交易的供给端——即毒贩们——但实际上大量的情形下，应当优先把精力放在需求端，也就是消费者这一端。在本书的第一章，我们看到了即便通过轻型飞机播撒除草剂能够对安第斯山脉的古柯树叶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对可卡因的价格却影响甚微，这还没有考虑由此产生的巨额投入和因此带来的暴力。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贩毒集团利用他们的购买力强迫农民承担了增加的成本，这和沃尔玛压榨它的供应商的做法如出一辙。更重要的是，古柯叶作为毒品原材料，它的成本本身就很低，以至于对可卡因在零售终端的价格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生产一千克可卡因粉末，所需要的古柯叶只需要花数百美元。所以即便让种植古柯树的成本翻倍，最终也只能使可卡因成品的价格增加不到1%，最终的可卡因成品价格每千克能卖到超过10万美元。如果要破坏供应链的话，应该从供应链的末端着手，也就是消费毒品的那些发达国家，在那里毒品的价格较高，因此收缴毒品能够对那些毒贩造成足够大的影响。

除此以外，即便在供给端的措施能够产生效果，把注意力放在供给端也是错误的。因为这背后还有另一方面原因。当一件商品的价格上涨，商品售出的数量通常来说会减少。但是在消费量下降的幅度上，不同商品情况不同。有些商品的需求是“有弹性的”，这意味着即便是价格小幅上涨，都会带来需求的迅速下降。但是还有一些商品的需求是“非弹性的”，即便在涨价的情况下，消费量和涨价前相比也大致相同。要检验毒品市场是弹性还是非弹性有些困难，因为价格和购买量这两个数据的真实性都很难检验。但是大多数证据表明毒品的需求是非弹性的。一项调查分析了在美国收集到的数据2显示大麻的需求弹性大约是-0.33，也就是说，价格每上升10个百分点，需求只会下降3.3个百分点。在其他一些对被逮捕者尿检结果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了更微弱的相关性：可卡因的需求弹性是-0.17，海洛因的则是-0.09，这意味着可卡因价格每增加10%，尿检呈阳性的人数只会下降1.7%，而对于海洛因来说，产生的效果不到1%。

242

毒品需求属于非弹性需求也是符合直觉的，特别是那些容易上瘾的毒品。比如我们之前提到的辛西娅·苏铎，那位家住丹佛市、对海洛因上瘾的老妇人。像她这样的毒瘾患者是不会仅仅因为毒品价格上涨了一点就不再吸毒的。如果我们想想贩毒集团为什么要把业务拓展到偷渡人口时，就会理解这其中的原理。尽管美国加大了对边境线的巡逻力度，从而使非法越境的成本增加了不少，但是增加的这些成本对人们希望安全偷渡到美国的需求丝毫没有影响。对“蛇头”向导的需求看起来和毒品一样，属于非弹性需求。而且这也完全在意料之中：穿越边境和自己的孩子团聚，或者甚至只是为了找到一个报酬高不少的工作，在这些目的的驱使下，人们不可能仅仅因为价格上的一点点提高就放弃偷渡的念头。

由于对非法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是非弹性的，因此对于那些重点放在打击供给端的政策来说，会有两方面令人不安的问题。第一，这意味着即便是成功地把毒品（或者偷渡时的向导服务也是一样的）的价格抬得很高，最终对关键地方的影响却不大。这里所谓关键的地方是指购买毒品（或者偷渡时的向导服务）的人数没有下降。政府因此陷入一个投入巨大却产出甚微的窘境当中。第二，价格巨幅增长加上需求的小幅下降，导致这类执法措施的每一点“成功”都会使得整个市场的价值在增加。假设在一个小镇上，毒贩之间相互竞争，每周总共卖出1000克的大麻，总共赚的钱是1万美元。镇上更严格的执法导致毒贩们的成本增加，迫使他们把价格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11美元一克。如果我们用上面提到的弹性指数进行计算的话，这会导致需求下降3.3个百分点。所以毒贩们现在每周只能卖出967克的大麻，每克的价格是11美元：这样算总共是10,637美元。对毒品销售的打击虽然成功地降低了一点毒品的消费，但是由于价格上涨不少，导致整个犯罪生意的收益比之前还要更多。

243

如果政府把注意力集中到需求端而非供给端的话会怎样呢？假设我们的小镇推出一项政策，成功地阻止人们吸毒：比如说是开展一项有关公共健康方面的宣传运动，或者是为青少年提供更好的休闲场所，或者是让毒瘾患者进行戒毒康复治疗。只要在以上这些政策中任选，对毒品的需求就会降低。这样一来，毒贩们就愿意降低价格来争夺规模更小的顾客群体。3所以消费量和价格都下降了，这意味着决定犯罪生意市场价值的两项因素都减小了。同样地，这一逻辑可以运用到其他的违法市场当中。与其打击偷渡行业中供给端的那些“蛇头”们，不如减少非法越境的需求。这既可以通过比较友好的方法（比如签发更多的签证，这样人们就可以合法入境）来实现，也可以通过比较强硬的方法来实现（比如让美国变成一个没有合法证件会更难生存的地方）。无论是哪种方法，都会减少想要偷渡的人的数量，从而不仅减少了偷渡越境的数量，同时也降低了“蛇头”对向导服务开出的价格。

不管监管的对象是毒品、偷渡还是其他任何违法的生意，重点都是一样的：打击供给端只会通过提高价格来降低消费——但同时从中获得的非法收益也增加了——而打击需求端，则可以同时减少价格和消费。

244

错误二：该花钱时不愿意花钱，导致最终反而要花很多钱

尽管监狱中犯人的数量在不断增加，新罕布什尔州在监狱中的投入却在不断减少。2009年的时候有一座监狱被关闭，导致监狱犯人不得不挤到新罕布什尔州其他的监狱中。2014年在预算上再次削减1500万美元，导致为监狱犯人们准备的教育课程和改过自新的项目都遭到削减。政客们承认这些结果令人很遗憾，但是资源是有限的：由于没有足够的钱，因此不可能保证整个系统满足每一个人的要求。

但是任何一个去过新罕布什尔州小镇基恩（keene）的人，都会对这种声称资金紧张的说法感到奇怪。基恩不是一个充满暴力的地方。在1999年到2012年之间，这里只发生过三起谋杀案。然而基恩警察局在一辆叫作“熊狸”（bearcat）的装甲车上花了近28.6万美元。当问及为什么像基恩这样的小镇需要这样一辆更适合用来在巴格达地区行进的车辆时，警察局长解释道：这是用来在基恩的“南瓜节以及其他危险场合”时巡逻使用。4

基恩的情况说明了在打击犯罪的问题上，钱并不是一个问题——只要是这笔钱花在执法上，而不是预防犯罪上。政府认为，公共安全是无价的，加上来自选民的呼声，导致购置像“熊狸”这样的装甲车项目能够畅通无阻。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在2002年到2011年之间向各州和地方的警察局拨付了350亿美金，让他们购置类似“熊狸”这样的“玩具”。而与之相反，对花在预防犯罪上的钱则审查得非常细致。如果财政紧张，那么监狱中的犯人、毒瘾患者和其他潜在的罪犯往往是第一批有深切感受的人。整个社会不愿意在这些人身上花太多钱，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但是实际上这背后有很高昂的代价。

削减监狱里帮助犯人改过自新和教育犯人的项目可能会省下几千美元。但是如果这导致有一些犯人没法学会如何阅读，或者没能戒掉毒瘾，那么当他们刑满释放之后，他们还是会再次犯罪，而不是成功找到一份工作，这样带来的代价是巨大的。一项优秀的研究5尝试计算出政府做出不同程度的干预之后，可卡因的消费量会下降多少。这项研究预计，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原产地国家”的供应控制上每花100万美元，美国的可卡因总消费量就会下降大约10千克。如果这100万美元花在供应链更后端在美国的消费端，用来拦截可卡因消费的话，那么就能够降低20千克的消费量。在学校开展毒品预防项目更加有效，每花100万美元能够降低25千克的消费量。而所有的这些干预措施的效果，都不如对毒瘾患者的戒毒治疗的效果明显。每花100万美元在毒瘾的治疗上，能够降低的毒品消费量超过100千克。换句话说，治疗措施的效果相当于执法手段效果的10倍还多（一部分的原因可能正如前一部分所述，在于打击的是供应链中的消费端而非供给端）。这个无趣但并不离奇的事实是，相比于用一辆“熊狸”装甲车追击犯人来说，让毒瘾患者戒毒并且让他们找到一份工作，所需要花费的钱要少得多。

245

在本书所涉及的很多例子当中，我们都看到了通过把资源转移到更早期、更低成本的预防措施，而不是昂贵的治疗措施上，是能够产生极大收益的。在加勒比，由于政府不愿意花足够的钱保证犯人们人身安全（有时甚至不愿意给他们提供午餐）导致监狱沦为贩毒集团招兵买马的中心。在墨西哥，贩毒集团通过做出一些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行为赢得了当地人的支持，而这背后也是源于政府没有提供那些基础的公共服务。安第斯山脉地区的政府本可以花很少的钱让农民们种上番茄而不是大麻，但是他们却把更多的钱花在了用军队摧毁那些古柯树上。中美洲国家的政府没有选择抽出一部分钱，投入到那些能给年轻人带来工作的项目上，而是更愿意选择代价更昂贵的手段：当最后发现这些年轻人给黑帮工作的时候，再把他们逐一缉拿。美国没有选择花一小部分钱在为那些处方止痛药上瘾者提供的康复治疗项目上，而是让这些人滑落到海洛因上瘾的深渊中——而这样要花一大笔钱才能够控制。

246

对于世界上的每一个社会问题，呼吁加大投入是很简单的一种办法。但是毒品问题的不同点在于，现在投入的钱已经足够了——只是投入到了错误的地方而已。政府对警察过于慷慨，而对于改善问题的投入过于吝啬，是时候扭转这一现象了。

错误三：用区域手段解决全球问题

当毒贩们已经开始实施全球化战略，把生意拓展到多个国家甚至多个大洲，实现了真正的无国界经营的时候，大多数打击遏制毒品贩卖的手段仍然局限在各个国家内部。这种做法导致很多时候一个国家表面上打击毒品很成功，但这背后实际上的代价是另一个地方就对应出现相同规模的失败。本书中我们多次看到“气球效应”的例子，或者用拉丁美洲的话来说叫“蟑螂效应”，在这种情况下毒品生意从一个地方被赶走，然后又重新出现在另一个地方。在20世纪90年代，秘鲁成功地消灭了古柯树的种植——用当时联合国首席毒品控制办公室官员的说法就是“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6——但之后古柯树的种植却在哥伦比亚流行开来。之后的10年内，哥伦比亚强行把这些古柯树的种植给消灭掉——当时联合国再一次表示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7——然而实际上古柯树种植只是又回到了秘鲁。两边除了都各取得了“一次了不起的成就”以外，并没有什么实质进展。

在毒品的贩卖销售阶段，相同的猫鼠游戏也在上演。20世纪80年代加勒比地区走私路线被关闭，导致那些可卡因大王们不得不把注意力转移到墨西哥。墨西哥最近的一次打击活动则又使他们开始把业务转移到政权更加脆弱的中美洲国家。现在，中美洲国家渐渐显露出开始警觉起来的表象，于是这又迫使毒枭们继续转移到下一个地方——回到他们在加勒比地区的巢穴。贩毒集团非常灵活，能够快速切换销售市场。在2000年年初的时候，可卡因在美国的消费量骤减。但与此同时，欧洲的消费量却增加不少，一增一减体量相当。在对毒品的战争中，在单一国家内取得成功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取得全球性的成功就很罕见。“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把问题推向别处，然后把这个问题变成别人的问题。”墨西哥北部某州的一位高级官员这样沮丧地告诉我，当时我们正坐在他的一辆加固的运动轿车穿过贩毒集团控制的街区。

247

各国政府对于超过自己国家国界的问题不愿意多想，这也并非意料之外的事。从哥伦比亚的角度来看，打击古柯树种植确实取得了非常完美的成功，尽管这对国际可卡因市场没有什么影响。问题的关键在于，尽管贩毒集团运作的是跨国生意，但是却没有一家真正国际性的监管机构能够对他们进行监控。最接近这个功能的机构是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但是这个机构对打击供给的措施非常支持，因此不能说是一个非常中肯、能够客观评价政策弊病的机构。该机构的毒品观察员仍在宣传那些互相割裂的国家内部的成功，而在那些整体性，同时也没有那么显著的成绩上，几乎不予关注。如果一家跨国公司也这么做，只注重某个地区市场好的业绩，而掩盖那些令人失望的垫底地区的业绩，那么公司的股东们是不会允许公司这样长久做下去的。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之所以还能这么做，是因为联合国那几个最有影响力的“股东们”——那些支付着大量维护费用的几个有钱的成员国——对现在毒品战争的方式还比较满意。那些富裕国家消费了全世界大部分的毒品，他们乐意看到毒品战争发生在离他们自己国家人民很遥远的地方。正如之前我们提到的，对毒品供应网络最有效的打击是着力于供应链的最末端，这个时候毒品的价格最高，如果被收缴，对毒贩造成的损失也最大。然而在伦敦或者华盛顿特区这样的地方，武装直升机的数量是非常少的。雨果·阿尔玛达，这位华雷斯大学的教授非常愤恨地指出，美国（和它的富有的同盟一样）在自己国家对毒品战争要更变通，而在外国则非常强硬。10位美国人中有4位承认吸食过非法麻醉品，这个数据反映了美国社会容忍一定程度的毒品贩卖，只要不滋生暴力即可。相反，其他国家如果没有能够尽全力来处理毒贩的话，就会因此特别受到处罚。“那些不合作的国家会面临以下几种后果：公开羞辱、经济制裁或者利用美国在类似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这样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影响力暗中进行惩罚。”8莫伊塞斯·纳伊姆（moisés naím）这样写道，他是一名研究有组织犯罪的专家，也曾经是世界银行的一名执行总裁。

248

拉丁美洲国家的总统不再费心掩饰他们在这种国际关系上的恼怒情绪了。“如果美国人想要消费毒品，就我个人的想法就是让他们都吸去吧。我虽然不同意吸毒的行为，但是这毕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是这些消费者，也是整个社会自己的选择。我不能接受的是他们把钱送到杀手手中。”费利佩·卡尔德龙这样告诉我，在他墨西哥总统的6年任期内，由于应美国把毒品铲除的要求，他不断对毒品发起战争，但实际上美国仍然有成吨的毒品入境。

全球市场的结构决定了这种政治上的僵局是不可避免的。历史上，大多数国家都能归入以下三种情况之一：毒品的生产国（比如哥伦比亚），毒品的运输国（比如墨西哥），毒品的消费国（比如欧洲和美国）。这让政府和它们的选民只盯着整个毒品产业的一部分。毒品消费国只是想着怎么阻止毒品进入自己国家境内，于是便主张对毒品贸易尽最大力量进行打击，并且要在供给端打击，尽管这并不是非常有效。对于毒品生产国和运输国，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把自己国家的金钱和人民的生命投入到阻止一项副作用大部分都在其他国家发生的生意上。

249

但是这种情况也正在改变，有两股全球趋势开始使所有的国家从同一阵营来看待毒品交易。第一大趋势是由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界限在不断模糊，生产国和消费国的利益正在不断统一起来。毒品是伴随着中产阶级的一项罪恶，当发展中国家变得富裕，他们的新兴中产阶级也开始吸食毒品——就和他们开始购买更多的汽车、更频繁地去外国度假以及其他的一些中产阶级的消费习惯一样。最显著的例子就发生在巴西，巴西现在已经是世界上生产可卡因粉末的第二大国家，同时又是生产强效可卡因最多的国家。与此同时，消费国中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国内生产的毒品。这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大麻。大麻开始出现本地化种植的趋势，尤其以美国为代表。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合成毒品，这种毒品可以在任何地方的厨房改造的实验室中制造。当消费国自身开始生产越来越多的毒品，他们开始意识到光是打击供给网络是无效的。面对一个逐渐繁荣的本土大麻市场，美国已经放弃了哥伦比亚式的植株铲除方式，而转用合法化的手段。新西兰在“避法药物”上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那就是通过类似的方法来监管这些毒品。

影响全球毒品政治的第二大趋势是权力制衡中权力重心的转移。曾经是毒品生产国和毒品运输国的贫穷国家开始变得越来越富有，因此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影响力。在2000年，联合国毒品办公室96%的资金来自于“主要捐助团体”，这一团体主要是由20个富裕国家组成。到了2014年，主要捐助团体的捐助比例只占预算的60%。1/3的资金现在来自于那些“新兴”捐助国家。近年来最大的出资国家是哥伦比亚和巴西，这两个国家都对现在毒品控制采取的执法导向感到很不满意。其他的新兴势力则持有不同的观点：俄罗斯偶尔对联合国毒品办公室进行大规模的捐助[并且在2010年成功让一位俄罗斯的外交官，尤里·费多托夫（yuri fedotov）成了该机构的负责人]，俄罗斯在国内的做法是对毒品采取力度很大的惩罚政策。无论如何，国际毒品控制的管理体系正在发挥作用，这是史无前例的。

250

错误四：混淆了杜绝和控制的关系

在1998年，联合国举办了一项活动，当时的口号是：“一个没有毒品的世界：我们能够实现。”从很多角度来看，这都是一个令人敬佩的目标。每年大约有2500万个吸毒者，当中大部分人都过得很好，但是也有一大群人过得很痛苦，虽然人数相对不占多数。其中有大约18万人死于过量吸食毒品；还有几百万人被他人伤害或者伤害他人。任何一个看过由于毒瘾而每天受到创伤的人都不会支持毒品合法化，汤姆·戈曼这位丹佛市警察局中的禁毒卫士这样告诉我。“的确有人能够有自制力地吸食毒品，但是也有不少人因为毒品受到伤害，”他说，“我站在后者这一边。”

我也是站在后者这边。但是本书中所介绍的所有关于毒品贸易的情况——从最根源的南美洲到加勒比地区的毒贩，再从科罗拉多州的消费者到网络上的毒贩子——都指向一个结论，那就是如果你真的希望让毒品受到控制、粉碎贩毒集团的生意网络以及保护公众的话，绝对禁止不是一种很有效的做法。自从那个倡议非常乐观的联合国会议召开之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一个“没有毒品的世界”能够出现。尽管政府在禁绝毒品上花了超过1万亿美元，但是从1998年以来大麻和可卡因的总消费量净增了一半，同时鸦片类毒品的消费量几乎翻了三倍，完全看不出取得了任何成功。

251

多年以来，毒品合法化的呼声都是一些非常喜爱抽大麻的人在推动，这些人指出，大麻比很多已经合法的药物危险性更低。这确实是真的，但是这说服不了公众；大多数人认为这个世界上已经有足够多危险的娱乐手段了，没有必要再加上大麻（或者其他可能充满危害的毒品）。然而近几年来，论调完全发生了转变。现在最常出现的说法不是由于这些毒品很安全所以要合法化——而恰恰是因为它们是危险的，所以把这些毒品放进法律的规制体系内，这对于控制毒品来说是更有效的一种方式，否则这些毒品就会流到黑帮手上。

合法监管的毒品市场是什么样的呢？在科罗拉多，我们看到了真正落实的情况。毒品必须经过安全性和强度检测，明确在包装上进行表示，并且包装在防止儿童打开的容器中，然后对那些已满21岁的人进行限量销售。科罗拉多州从税赋和许可中得到了一笔新的收入——在第一年实施过程中有7,600万美元的收入——同时因为逮捕的犯人减少而节省了不少钱。每年在科罗拉多州，因为占有大麻而被起诉的人数从合法化之前的3万人下降到现在大约2,000人（现在仍然有人会被起诉是因为他们被发现持有了超量的大麻或未获许可执照的大麻，或者是因为不到合法年龄）。每年有超过7千万美元原本是要流向犯罪组织，现在这笔收入进入合法的商人手中。虽然现在要判断这种措施对消费有什么影响还为时过早，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大部分的需求是来自科罗拉多州以外的游客，但是大麻合法化至少没有变成洪水猛兽。现在美国有接近一半的州对大麻进行了一定形式的合法化——大部分是把广义上“医疗”用途的大麻合法化了——而且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消费的数量没有明显的变化。

252

这些一段时间内出现的积极结果让其他州也很想尝试。在科罗拉多的试验开始后的一年内，又有三个州加入到娱乐用大麻合法化的“俱乐部”中。在2014年，乌拉圭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大麻合法化的国家。到了2015年，牙买加宣布医疗用途和宗教用途的大麻合法化，同时对所有的大麻食用实行非罪化。美国国内发生的大麻合法化革命曾一度让美国联邦政府无法再对其他对毒品采取温和态度的国家多加指责。美国负责反毒品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威廉·布朗菲尔德（william brownfield）在面对一方面要在国外保证禁止毒品，而另一方面却在国内遭忽视的任务时，尴尬地承认道：“牙买加法律当然是牙买加的内政，并由牙买加主权所决定。”

与本书其他地方列出的那些灾难性的政策相比，大麻合法化到目前为止似乎是比较成功的。但是对于强度更大的毒品该怎么办呢？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唯一一个尝试对其他娱乐用毒品进行合法化的地方是新西兰。由于新西兰缺少传统毒品，这个国家在制造生产合成毒品上成为世界领袖。在新西兰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尝试禁止那些“避法毒品”成了一项永无止境的事情，就像挤压气球和驱赶蟑螂一样，一项禁令刚刚颁布，马上就会有一个近乎一样的替代品出现。对于“避法毒品”来说，绝对的禁止不仅是无效的，有时甚至会产生危险。例如mdma（或者叫摇头丸）这样的毒品，如果在少量食用的情况下相对危害较小，但是由于禁令的存在，这种毒品被更强力的替代品取代。现在很多因食用“摇头丸”而死的人，实际上是不知情地服用了丙二醇甲醚醋酸酯（pma），而pma是一种和摇头丸很接近但强力得多的毒品。在禁止了mdma的同时，政府赶走了一小撮相对危害更小的“蟑螂”，然而造成的后果只是这里又被许多更致命的“蟑螂”占领。正如新西兰。如果执行得当，通过批准一定量的低危害、经过官方检测的化学毒品，将会比现有的尝试杜绝所有的毒品而实际上什么都没有杜绝的做法更加安全。

253

对于最危险的那些毒品来说，合法化的做法看起来会更加有效。之所以要把一部分毒品纳入法律的管控之下，而不是交给一些暴徒来控制，原因在于这些毒品很危险，而不是因为这些毒品很安全。比如说海洛因。尽管一些欧洲国家不愿谈及这个问题，但是这些包括瑞士、荷兰和英国在内的国家已经在一定的条件下对海洛因进行了合法化。同科罗拉多的合法化方式一样，所有这些项目都不会把毒品卖给所有人。相反，只有特定领域的医生才被允许给上瘾的病人通过处方开免费的海洛因。这背后的理念是通过可控的、合理的使用，上瘾患者能够逐渐自行戒除毒瘾。在瑞士（也是这一项目建设最完备的地方），医生选定了整个国家3,000名重度上瘾者，他们占所有毒瘾患者的10%到15%，却消费了整个国家60%的毒品。但是通过给这些人提供免费的海洛因，同时在专业人士监督的情况下服用，政府把他们偷窃的概率减少了90%。

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开始。通过把这些重度毒瘾者从市场中剥离出来，这一项目把整个产业中最有价值的消费者拿走了，使得海洛因市场从需求的角度来说更没有那么大的价值。与此同时，对供给也产生了不同寻常的致命一击。那些重度毒瘾者需要的吸毒量是如此之大，以致于其中大部分人也自己卖毒品，希望通过这样来保证有足够的钱吸毒。把这些人从市场中拿开，相当于同时移除了整个国家大部分的毒贩，使一些因为偶然机会吸毒的人更难接触到毒品。通过把那些重度毒品消费者当作病人来对待，这个项目使得毒品市场逐渐崩塌。在苏黎世，1990年登记的新染上毒瘾的人数是850人。到了2005年，这个数字是150人。9通过一项严格限制并且由医生运营的海洛因合法化项目，毒品要比之前完全禁止的时候变得更难接触了。

·　·　·

在创造出“毒品战争”这个词的几个月之后，理查德·***在白宫总统办公室和他的幕僚长h.r.霍尔德曼（h.r.haldeman）讨论一本由政府设计的禁毒宣传册。***当时感到非常恼怒。

254

“他们居然引用了我的一句话放在册子的封面上，上面还有一张我的照片，这张态度强硬的照片还不错，但是上面这句话居然这样写，毒品问题是我们的头号问题，并且必须通过‘多元方式’解决，”***大怒，“我什么时候说过‘多元方式’？我都要吐了。我的天，我们需要的应该是……‘毫无限制的战争’或者‘全方位的’或者，呃，‘没有底线的（方式）’”。

霍尔德曼表示同意。“用‘多元方式’来处理，听起来是说我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处理，”他这样告诉总统，“可能这是真的，但是话一定一定不能这么说。”10

实际上，这正是大多数政府历来面对毒品的解决手段：不确定该怎么应对整个世界日益增加的染上毒瘾的人群，他们被牢牢地困在正在实施的那些不成功的政策之中。每过一年，结果就变得更加明显：那种“毫无限制的战争”的方法没能减少毒品消费者的数量，同时又把那些本来很廉价的农产品价格抬高，最终创造了一个极其暴力、令人厌恶、高达3,000亿美元的全球产业。

显然我们应该尝试那些更“多元化的方法”来打击毒品产业。除非在战略上做出巨大的改变，否则黑帮们的商业环境仍然会很舒适。

【1】大麻篝火此处指本书引言部分提到的那场墨西哥政府在蒂华纳进行的大型销烟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