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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被海水冲上洪都拉斯境内崎岖的加勒比海岸，东边的一片荒野便是被称为蚊子海岸（mosquito coast）的地方。你可能会以为这里与世隔绝。离开海滩向里走，是一片茂密湿润的热带雨林。雨林里蝴蝶翩翩飞舞，低矮的灌木丛茂盛地生长着，树林里时不时传来鹦鹉的啼叫。在这里你会忘了你生活在哪一个世纪，更别说在哪个国家了。然而在离大海10英里左右的地方，你会发现另一番意想不到的景象：一座巨大的由短裤堆成的小山。在热带城市圣佩德罗苏拉（san pedro sula）城郊的一座巨型工厂内，成千条的衣服和裤子在这里被缝好，从拳击手的短裤到短内裤和鼓鼓囊囊的灯笼裤，应有尽有。这些衣服和裤子叠好之后便被装进一个个木箱中，然后运往世界各地。洪都拉斯现在是美国棉质内衣和袜子的第一大供应国。洪都拉斯廉价的人力成本——人均每周收入大约是45美元——让这个国家成为跨国公司在海外设厂降低成本的天然基地。洪都拉斯北部丛林里的各个工厂正在大量生产商品，准备送到全世界的消费者手上。

“离岸（offshoring）”——这种把一部分商业经营行为放在一个境外国家，有的时候外包给其他公司的做法——是20世纪末以来最大的商业趋势之一。如今，国际运输变得越来越快的同时也越来越便宜，而且远程交流也变得更加便利。在自由贸易的国际趋势下，许多国家开始签订贸易协议，比如由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在1994年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后，欧盟也在21世纪早期吸收了许多东欧国家。当这些国家之间的壁垒被打破，那些原本在美国和欧洲开设装配工厂的公司就开始盘算，既然现在这些工作可以由几百英里以外国家的人做，做得还和之前一样好，那么为什么还要在发达国家用高薪雇当地的工人，用高房租租当地的工厂呢？那里的工资、房租和其他所有的东西都要便宜太多。于是制造业的大转移便出现了，这些工厂纷纷转移到拉丁美洲、北非和远东。在圣佩德罗苏拉，纺织厂旁边就是汽车零部件的生产线和水果包装仓库，甚至还有开着空调的客服中心，会说英语的本地人正在这里处理来自美国的客户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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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岸潮让西方的消费者感到非常满意，他们发现可以花更少的钱买到来自洪都拉斯的袜子。同时，这也让一部分西方国家的工人感到害怕，他们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工作向南方和东方流失。美联储前副主席艾伦·布林德（alan blinder）曾预计离岸将会是“下一次工业革命”，美国服务业有3千万到4千万的工作岗位最终都适合用离岸的方式来分配。1虽然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水平在逐渐赶超发达国家，有迹象表明离岸的趋势有一些放缓。但是行业格局已经发生了剧烈变化：美国员工所供职的机构已经有1/4把至少一部分的业务设在海外。2

在毒品行业，离岸模式的优势也存在。像其他公司一样，贩毒集团也想要减少他们的成本。相比合法企业来说，贩毒集团甚至有更多的需求，他们必须四处比较、寻找最宽松的监管环境以便开展业务。在中美洲，你很容易就会发现，那些吸引纺织厂、汽车制造厂的条件对毒品生意来说也是无法抗拒的。在近年来，一些墨西哥的跨国公司开始进入到那些贫穷、治理混乱的中美洲国家。在圣佩德罗苏拉，热带雨林中廉价工人正在制造的产品可不止袜子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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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洲和北美洲大陆之间只由一条细窄的地峡连接，最窄处仅30英里，似乎随时都会断裂脱离。在面积上，中美洲比得克萨斯州还小。然而在这里却有7个小国家，其中大多数都经受着反复的政变和为了争夺弹丸之地而发动的无数战争。在地理上这里也是动荡不安：如果从上空飞过，你一下便经过了20多座活火山，其中还有几座火山口正喷涌着岩浆，偶尔喷射出一些熔岩。

中美洲形容他们自己是一架“蹦床”，因为这里被用来作为从南美洲把毒品运往美国这个庞大的毒品消费市场的中转站。据美国国务院计算，美国所有的可卡因中有多达80%是从南美向北美运送。毒贩们通常是用船或者轻型飞机把毒品由哥伦比亚或者委内瑞拉运来，在中美洲这段地峡中转，之后再运往墨西哥。自从20世纪80年代加勒比这条走私路线被政府取缔之后，这架“蹦床”变得越来越拥挤。这便迫使走私犯们开辟一条从南美到北美的新路线。此后，一个新的模式出现了。墨西哥的走私犯们不再单纯地把中美洲当成跳板，而是开始在这里扎根下来。

他们在这里持续活跃着。2011年，洪都拉斯警方第一次发现了一个大规模的可卡因加工实验室。据他们计算，这家实验室每周能把400公斤的古柯膏制成可卡因粉末。根据调查人员搜集到的证据显示，这家实验室是由锡那罗亚集团的头目“矮子”华金·古兹曼经营的。几个月之后，危地马拉发现了一个更加惊人的情况：在危地马拉北部一片叫作“椰树”的牧场，27个人被斩首，他们的头颅被丢弃在周边各个牧场里。牧场中的一面墙上用血写着一句话，这句话显然是用一名受害者被割下来的腿写的，最后署名是“z200”。“z200”是当地哲塔斯帮头目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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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圣佩德罗苏拉生产内衣和制造汽车音箱的公司一样，贩毒集团也发现了把一部分业务设在境外有很多好处。第一点就是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供应。在危地马拉城中心一座破败的大楼里，我遇到一个年轻人，大家都叫他何塞（josé）。他只有18岁，长着一张娃娃脸和一头毛茸茸的黑发。但是他的眼神就像是已经衰老了几十岁的人一样，冷酷无情而又疲惫不堪。虽然他很年轻，但是他已经给当地的黑帮当了好几年杀手了。可能称他为小杀手（hit boy）要比杀手（hit man）更合适一点，因为他开始做这一行是在他只有八岁的时候。当时另外一个黑帮的人把他父亲给杀了，并且在街上把他也用刀刺了，之后他们才发现并没有结束他的性命，于是又赶回来想把他彻底解决掉。在把那个杀了他父亲的人反杀之后，何塞便开始了他的犯罪生涯。“我很享受这个过程。”他说道，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我们见面的这座破败的老楼是“拉塞瓦”（la ceiba）的总部。“拉塞瓦”是一家非政府组织，为那些在首都遇到麻烦的年轻人提供庇护和训练。在一间房间里，有人正向一些青少年展示如何制作一个幻灯片。在走廊尽头是一些安静的房间，在这里他们可以向一些心理咨询师吐露心声——“就像告解室一样”，一个工作人员说道。在这里，何塞正在尝试彻底改变他的人生。他说离开黑帮很难：他们发誓如果想脱离组织就要杀死一个“拉塞瓦”的人。作为手上沾了很多条人命的杀手，何塞本人个子不高，身高不超过150公分，整个人显得消瘦、苍白。长期的营养不良导致发育迟缓，这种情况在危地马拉的小孩中很常见。何塞天真无邪的外表和他真实经历的人生形成强烈的反差。当他讲述他的父亲是如何被杀，讲述自己胸口是如何被子弹射中（他顺便展示了那些伤疤），讲述他被打得右胳膊几乎不能动弹的时候，他会尴尬地来回搓着双脚。他的脚上穿着那种小号的儿童款、用尼龙搭扣系紧的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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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关于何塞的童年是如何完全被剥夺掉的故事，听起来让人感到不寒而栗。但是这对贩毒集团的猎头来说却简直是天籁。这些人像其他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一样，迫切地想利用中美洲的廉价劳动力市场。像这片地区的许多国家一样，危地马拉有大量的穷人、处于社会边缘的青少年，相比于周边更有钱的人来说，这些人非常容易被说服，然后开始从事犯罪活动。危地马拉人均收入一年只有3,500美元；在尼加拉瓜则不到2,000美元。而墨西哥人均年收入超过了1万美元。如果说服装生产厂商在中美洲可以开出比在墨西哥更低的工资，那么贩毒集团也可以。除此之外，贩毒集团更加重视的一点是，这里有危地马拉特种部队“凯必依”（kaibiles）成员。凯必依曾是一位当地领袖，带领当地人民战胜了西班牙的征服者。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危地马拉恐怖的内战时期，“凯必依”的成员实施了一些极为恶劣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危地马拉的母亲们如果要吓唬孩子的话，就说这些令人害怕的突击队员来了——说他们是杀手、食人族、直接生吃活鸡头的人。现在，其中一部分没有工作的前队员便加入到毒贩子中来。

负责阻止这种不受欢迎的跨境投资的人就在全中美洲最宏伟、也最丑陋的总统府中办公。作为一座按照新殖民主义设计风格建成的官邸兼要塞，危地马拉的帕拉西奥总统府（palacio de gobierno）用当地产的石料建成，石料上零星的淡绿色是危地马拉人民腐败的公共生活的隐喻。在去总统府的路上，我不得不挤着穿过侧门口的一群山羊，这显然是有农民来抗议了。这是2011年，我在危地马拉市，此刻正要去拜访总统阿尔瓦罗·科洛姆（alvaro colom）。他身材瘦弱，有着一头灰黑头发，说话非常轻柔。他说话的声音低到介于沙哑低语和轻声耳语之间。在桌边有一只颜色非常艳丽的绿咬鹃标本，这更衬托出总统的低调形象。绿咬鹃是危地马拉非官方的吉祥物，是一种微型的热带“孔雀”，有着华丽的亮绿色和蓝色尾羽。极少有生物能和绿咬鹃鲜艳的外形相媲美；很不幸，科洛姆显然不是那极少数中的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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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总统任期内尽力投入到重新夺回对国家的控制上来，而之前也正是他把这个国家给掏空了。1996年爆发了毁灭性的内战之后，整个国家实行了大规模的裁军。如果裁掉军人能换来更多警察的话，这可能会是一个好想法。但是警察数量并没有增加。这个国家遭遇了一次“安全系统的全面瓦解”，科洛姆说道。军队人数从原先超过3万人锐减到现在的1万人。一方面，这意味着有2万名士兵现在要开始找新工作了，这恰恰是贩毒集团乐于提供的。另一方面，这让整个国家的国防非常脆弱。有一段200英里长的边境线只有32个士兵守卫着。贩毒集团已经在北危地马拉建立基地用来“作为国际机场”。一名助手说，在危地马拉北部一块叫做老虎礁（tiger lagoon）的蛮荒之地，有一片“墓地”专门停放毒贩们开进来然后遗弃掉的轻型飞机，已经有三四十架了。

一个国家没有能力管理国内的大片领土，这是贩毒集团所认为的另一个很有价值的地方：这里有一个极度软弱的政府。墨西哥可能有时看起来是法外之地，但是和中美洲一些地区比较起来就像瑞士一样。危地马拉城的一名外交官建议我在会见完大使之后坐车回旅馆，虽然步行十分钟就能到达目的地，而且还是大白天走在市中心。这个建议乍一看很可笑，直到几天之后一个来自大型银行的经济学家告诉我，自从一名同事在餐馆的枪战中被射死之后，他们公司已经禁止来访员工步行离开旅馆周边超过一个街区的距离。我自己也有一次惊险遭遇，那天我走在一个阴暗的社区里，傻乎乎地把iphone拿在手上。一名男子突然抓住我的衣领，然后开始一路拖着我走，直到他意识到这种行为明显不妥，才让我趁机挣脱开他的控制逃走了。“整个国家的治安状况都堪比墨西哥的华雷斯城。”我的一个记者朋友这样形容危地马拉。他说得对。这个国家大约40%的杀手都是贩毒集团的手下，总统科洛姆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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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按照西方的标准属于贫穷国家，但是危地马拉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的分类仍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人均收入大约比邻国洪都拉斯要高50%。但实际上，这个国家一直都满足不了民众一些最基本的需求。就像何塞这种青少年杀手一样，整个国家的许多小孩都处在长期的饥饿当中：有一半五岁以下的人遭受长期的营养不良，这个比例是全世界第四高。拉丁美洲没有哪个国家接近这个数字：在整个拉美地区最接近失败国家的海地，也只有危地马拉的一半高。和其他问题一样，政府没能解决这个的原因在于收上来的税少得可怜。危地马拉的公共支出只有国家生产总值的12%，是整个拉丁美洲最低的国家，拉丁美洲的平均比例是超过20%。3几届总统都尝试提高税赋，但每一次改革都遭到私营业主抵制或者干脆要求减税，这些人似乎对上缴应缴的税额感到非常厌恶。危地马拉已经变成了一个人人都得靠自己的经济体，公共服务凋敝，许多服务被私营公司替代。

在公共安全方面尤其如此。在我住的酒店，一个有着一颗闪闪金牙的人乐呵呵地把守着门口。他手上拿着一把比金牙还更闪亮的泵动式猎枪。每当有客人进出，他就把枪扛到肩上为他们开门。沿着马路走下去，一个青少年挥舞着一把看起来比他年纪还大的步枪，站在一家花店门口把守着。尽管犯罪率极高，但即便是在首都，你也很少能看见警察在巡逻。在任何地方你一定能看见的是全副武装的私人守卫。离我住的地方几个街区外，一家叫“安姆萨”（armsa）的枪店正用一块广告牌宣传一款巨型格洛克手枪，画面上的枪直指旁边的一栋建筑。这栋建筑的喷漆很鲜艳，是一家专门为二至六岁儿童准备的托儿所。整个国家里，私人保安的数量是警察的五倍。只要有钱，你能购买的军火数量能超过政府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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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贩毒集团在危地马拉逐渐扩大影响力，有人担忧他们会不会逐渐地渗透到政治中。在我和科洛姆总统会面时，总统大选正要开始了。很奇怪的是，总统刚刚宣布离婚。离婚的目的是为了让科洛姆的妻子能够竞选总统。原来宪法禁止近亲属成为继任总统。所以科洛姆和他的妻子桑德拉·托里斯（sandra torres）才决定离婚。总统清楚在竞选运动上有趣的托里斯女士能够比他激发起更多的反响。“我不是一个制造狂热的人。”他承认，脸上淡淡一笑。除了总统离婚这样的肥皂剧情节之外，整个选举季还充斥着关于来自贩毒集团的资助如何进入竞选活动各个部分的报道。科洛姆会担心贩毒集团渗透到他的党派中吗？他想了想，然后非常小声地说：“所有的政党都必须小心。整个国家都已经被渗透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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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想在美洲建立一个离岸基地的犯罪分子来说，危地马拉有非常多的选择。但是这里也面临着来自南部邻国洪都拉斯的挑战。危地马拉在劳动力廉价程度和政府失职程度两个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但是洪都拉斯在另一方面却独占鳌头，而且可能会对有组织犯罪更有吸引力：愿意积极配合的政府。

1994年，一位美国商人艾伦·罗森（alan rosen）在一次去洪都拉斯的旅途中听到了一个非常不寻常的商机。通过一位朋友，他了解到洪都拉斯军方一位已退休的上校正在寻找一块月球岩石的买家，要价是100万美元。离开洪都拉斯后，罗森仍觉得这个“机会”有些蹊跷，但是也已经开始产生兴趣了。回到美国，他调查一番，了解到这些月球岩石可以卖到高得多的价格。所以一年后他又回到洪都拉斯，成功和上校取得联系。这一次上校看起来非常急切地想完成这笔交易。最终拿出来的这块岩石——更确切地说是一块小石头，重量只有一克多一点点——其实是1973年由理查德·***交给洪都拉斯人民的，作为两国友谊的见证。整块石头被包在一个球形丙烯酸塑料容器里，安装在一块木头底座上，容器旁边是一面洪都拉斯国旗。上校坚称他有权出卖这块石头，罗森最终把价从100万美元讲到了50万美元。不仅如此，他还说服上校把运送的价格从1.5万美元降到1万美元，这样他就能够把石头放在一辆提供制冷系统的卡车里运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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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美国之后，罗森让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检测了这块石头，确认石头确实是来自月球。拿着这个专家的认证书后，罗森开始到处寻找有意购买的藏家。几年之后，他刊登了一些措辞小心的报纸广告。之后，他找到一位“买家”，但是当他出现在迈阿密准备要和这位买家见面的时候，结果发现对方其实是一个秘密警察。这块石头被当即扣留，并且返回给洪都拉斯政府。整个奇诡故事的完整细节被记录在一则可能是美国司法史上名字最奇怪的判决上：“美利坚合众国诉一个装有月球物质（一块月球岩石）和一块十英尺宽、十四英尺长木板的球状树脂容器案”[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one lucite ball containing lunar material（one moon rock）and one ten inch by fourteen inch wooden plaque]。5

如果军队的高级官员都开始准备变卖月球岩石了，那还有什么他们不会因为钱而准备卖掉的？贩毒集团考虑选择离岸业务地点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政府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开放程度。如果你要认真考虑在那里开展业务，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政府中要有担任重要职务的朋友。如果你在开设工厂、获取专属的飞机降落跑道或者是在城郊运送大批全副武装部队的时候有国防部门的内应，那将会变得方便很多。因为这样能够保证特定区域不会有人巡逻，或者在某个时间段监控的雷达被故意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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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政府出现腐败的时候，洪都拉斯的过往经历证明几乎没有人能够从中获利。洪都拉斯是“香蕉共和国”【1】的原型，因为这里的政客太容易被贿赂了，以至于在19世纪被外国水果商控制。现任总统曾在1974年被弹劾，原因是他接受了联合果品公司（united fruit company）125万美元的贿赂，为他们降低了一定程度的关税。在最近几十年，腐败渗透到毒品行业而不是水果行业。许多高级别的军官被判处走私毒品的罪名，政府的一些高级人员被发现对毒品走私采取默许放任的态度，有时甚至主动参与其中。例如，1988年洪都拉斯驻巴拿马大使在迈阿密国际机场被捕，在他行李中查出近12千克的可卡因。

政治上的不稳定诱发政治犯罪。在过去的半个世纪，洪都拉斯经历了三次军事政变，每一次都产生了一个新的临时政府。无论是通过贩毒、挪用社保基金还是兜售月球岩石，其中一些成员借机赚了一些“快钱”。从贩毒集团的角度来说，这里是和政府勾结的绝佳场所。

特古西加尔巴（tegucigalpa）是洪都拉斯的首都，整个城市混乱不堪。在天气炎热的一天，我拜访了一位叫庞培奥·博尼利亚·雷耶斯（pompeyo bonilla reyes）的前军官。他现在是国家安全部长，非常繁忙。特古西加尔巴建在一个巨大的旧银矿上，住宅区散落在山坡和山沟中。在洪都拉斯总统府里，我路过一群衣着亮丽的加里富纳女人，她们来自洪都拉斯国内说英语的加勒比海岸。在一个阴凉的庭院旁边的屋子里，我见到了博尼利亚。这几天他虽然没有穿军装，而是穿着一身西装，但还是保持着军人挺拔的身姿，就像在阅兵时那样。他有着方形的下颚和扁平的鼻子，外加严肃的双眼。他明白他必须领先贩毒集团好几步才能保证生命安全，更不要说保住工作了。几年前，洪都拉斯的毒品沙皇阿里斯蒂德斯·冈萨雷斯（aristides gonzález）在送她女儿去学校时被两个骑摩托的人射杀。他本打算再过两个月就退休，然后举家搬到安全的加拿大。正是锡那罗亚集团谋划了这次刺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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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和博尼利亚见面的时候，洪都拉斯警方正经历新一轮的“depuración”（全面审查），试图清理掉队伍中腐败的官员。尽管这次打击代号叫作“闪电行动”，但是整个进展很缓慢：开展清理运动几个月以来，他们只审查了总共1.4万人中的570个。所有这些被审查过的官员中，有150人被清理掉，如此高的腐败比例让人很失望。洪都拉斯政府究竟是怎么变得如此腐败的？“原因在于我们的地理位置。”这位部长说道。洪都拉斯恰好处于中美洲的中心地带，夹在南美洲那些可卡因制造国和美国这一可卡因消费大国之间。“我们夹在那些消费毒品和生产毒品的人之间。所以从逻辑上讲，我们一定会变成贩毒走廊。”博尼利亚这样说道。

如果没有当地警方的配合，像最近这些可卡因实验室是很难起步的。虽然警察没有什么能力，但是如果有一个大型制毒工厂就建在他们眼皮底下，是不可能没法发现的。有组织犯罪在洪都拉斯很猖獗，其中一方面的原因就在于官员的薪水过低。这让犯罪分子很容易就能够收买他们，并让他们效忠。就像黑帮歹徒们发现收买墨西哥警察要比收买美国警察便宜一样，收买洪都拉斯警察要比收买墨西哥警察更便宜。一个洪都拉斯警察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到300美元，这让贩毒集团能够轻易地给出他们一个月的工资，然后让他们对运送毒品或者别的什么东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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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警察或者士兵不愿意被这样收买，那要把他们除掉也很便宜。在他们开展业务的过程中，墨西哥人付给他们当地的合作商的报酬开始变成毒品而不是现金了，这些毒品之后又会被卖给当地的街头黑帮。正如罗马士兵曾经被用盐来支付他们的“工资”，因为盐是一种运输方便、高价值的商品，而且其价值在边境地区也能被认可且通用，毒贩们发现给他们的手下发可卡因也很方便，可卡因同样满足上面说的几个条件。这种现代工资的出现，可能应该叫做“可卡因工资”。随着黑帮在街头叫卖，在当地创造出了一个惊人的零售市场。而当黑帮间开始进行你死我活的杀戮之后，谋杀率开始飙升。用干脆利落的西班牙语来说就是“调整相互之间的欠款账目”。在2013年，洪都拉斯几乎每一千人中就有一人被杀。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这是世界上最高的谋杀率。这种规模的暴力是难以置信的：在计算一个人在一生中可能被杀的概率之后，我把这个数字又交给《经济学人》的研究部门核算了一遍，怀疑我在哪里算错了。他们最后说这个结果是对的：按照现在的比例，对于一个普通洪都拉斯人来说，一生中被杀的概率是令人震惊的1/9。6这样高的杀戮数量之下，其中大部分的人即便是神探也很难被拯救。

博尼利亚坚称政府正在逐渐赢得这场战斗，而且整个国家还没成为一个失败国家。实际上，失败国家是一个和洪都拉斯频繁联系在一起的概念。“犯罪并没有控制这里。”他说道。黑帮可能“在某些地区很猖狂。但是洪都拉斯没有任何一个市处于失控的状态”。

如果是在危地马拉，这可能确实存在争议。根据美国国务院的估算，在2012年从南美洲走私入境的可卡因中，有3/4的飞机都在洪都拉斯降落。7在2009年，这些飞机从这个国家上一次发生政变之后开始活跃。当天一大清早，总统就被从家中押送出来，身上还穿着睡衣，然后被送上了一架单程飞往哥斯达黎加的飞机。当第二天反对政变的抗议爆发之后，整个国家的警察被告知紧急前往首都维持和平。这意味着在荒凉的蚊子海岸，监控比之前还要更加松散。这让走私犯即便是在雷达监控下也能够溜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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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可卡因是通过船只来运送的。当地的渔民用gps来找出那些藏在海里的“白色龙虾”。“白色龙虾”是毒品的戏称。除此之外还有毒品通过轻型飞机来运输，通常的机型是“赛斯纳征服者”（cessna conquests）或者是“比奇爵士”（beechcraft dukes）。这两种飞机能够停在丛林里很原始的停机坪上，这些停机坪只需要花很少的钱雇当地的农民来经常除草并隐蔽起来就可以了。8根据美国统计的航空交通数据显示，在2009年政变之后有大批飞机从委内瑞拉飞往洪都拉斯荒凉的加勒比海岸。在这里飞机降落的跑道崎岖不平，而且飞机降落时常常坠毁。由于一架飞机值几十万美元，这是一笔不小的损失。但是贩卖可卡因的利润是如此之高，以至于这点损失不算什么。正如在安第斯山脉铲除掉一片古柯树种植园对美国的可卡因零售价几乎没有影响一样，这里或那里坠毁了一架飞机，对贩毒集团的净收益也没有任何影响。在飞机上损失掉的几十万美元只会让每500千克左右的可卡因走私增加1,000美元的成本。而这些可卡因在美国能卖到10万美元。因此即便贩毒集团撞毁或者遗弃了一架飞机，毒品的零售价格只会上涨不到1%。9

危地马拉一项有趣的研究揭示了这项神秘的跑道生意背后的秘密。来自危地马拉马洛京大学（francisco marroquín university）的米格尔·卡斯蒂略（miguel castillo）开展了一项关于贝登省（petén）土地所有权的研究。贝登省是危地马拉最北部的一个省份，在这里丛林密布，人烟稀少，是贩毒集团出没最多的地方。他发现有人——没有人确切知道是谁——在贝登省以惊人的速度在买地。在萨亚斯切（sayaxche）市，90%的土地在2005年到2010年之间转手。在圣何塞（san josé）附近这个比例是75%，在拉利伯塔德地区（椰子牧场大屠杀发生的地方），这个比例则是69%。10除了能建飞机跑道、毒品加工实验室和训练部队，购置大量的土地还是洗钱的一个好手段。因为这片地区大部分的土地都是被那些没有合法所有权凭证的农民占领，所以说服他们卖掉不是一件很难的事——甚至不需要像在椰树牧场那样使用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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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岸潮彻底改变了首席执行官们看待他们公司的方式。尽管以往公司都是固定设在某一个国家，或者至少是在某一个大洲里，如今的公司愿意去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开展业务，只要他们能够提供最好的营商环境。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这位通用电气曾经的首席执行官，曾经开玩笑地说如果公司能够建在一艘大型游船上，公司的业务开展将会变得很方便，因为这样就可以全世界漂游，停在当前时间能提供最好的经济环境的地方。陶氏化学前董事长卡尔·葛斯道（carl gerstacker）也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我一直都梦想着买下一块不属于任何国家的海岛，然后把陶氏化学的全球总部建在这个真正中立的海岛上，不对任何国家或者社会负责。”对于那些格局宏大的企业家来说，国家之间的界限是20世纪才要考虑的话题。

从这个角度来说，毫无疑问，贩毒集团某种程度上正走在普通公司前面。对于走私犯来说，国界毫无意义，这些人工作的全部内容就是想方设法无视国界的限制。卡尔·葛斯道一个关于没有国家法律和政府的管制、完全私人的海岛的梦想已经被卡洛斯·莱德尝试过了。卡洛斯·莱德这位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美国盟友，买下了巴哈马群岛的一个海岛，这个海岛后来几年内都被当作用飞机把可卡因运往美国的基地。甚至是在离岸潮流行之前，毒品交易实际上很早就已经是标准的全球化交易了。当19世纪全球贸易逐渐发端，和茶、香料交易一起，早期的维多利亚人疯狂地开展毒品交易。同时，西方国家的消费者也开始对这些进口的毒品上瘾。据说查尔斯·狄更斯就是一个爱抽鸦片的人；在维也纳，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条接一条地吸食可卡因，以至于他曾给女友玛莎·贝尔奈斯（martha bernays）写过一封语言轻佻的情书。（“我的小公主啊，你马上就要遭殃了，因为我就要来了。我会吻得你脸颊火热通红，然后彻底填满你的空虚。如果你不害怕的话可以看看到底谁更强壮，是一个吃那么少的小姑娘，还是一个高大狂野嗑了可卡因的男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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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贩子长期以来在世界上随心所欲。但是他们究竟是怎样确定具体在哪里开设窝点的呢？如我们所见，像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这样的国家对他们来说有无限的可能性。即便是这样，在这两国家之间，甚至在所有的中美洲国家中选择也并不容易。

普通的跨国公司面临同样的抉择困境，他们的解决方案是先一个个国家详细地进行分析，然后在此之上认真比较研究。每年由世界银行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营商环境报告》（doing business）可能是全世界官员和商人们都急切等待的一项最具影响力的研究了。这是一份300页充满各种图表的报告，看起来可能比较枯燥，但是它足以给全世界的董事会和商务部带来欢笑或者绝望。在《营商环境报告》里，世界银行的专家对接近200个国家进行排名，排名的标准是这些国家是否利于公司开展经营活动。比如，报告会写出注册一家新公司要花多长时间（新西兰只要半天，委内瑞拉则需要144天），以及一家公司如果想要进口货物要填写多少的表格（在爱尔兰只需要两张，而在中非共和国则需要令人痛苦的17张）。在《营商环境报告》中排名较高意味着一大批外商投资将会涌入，而一个较低的排名则会让外国公司纷纷逃离。政府往往对自己国家在周边国家中脱颖而出感到非常自豪：如果你到墨西哥公务旅行，那么很可能你刚落地下飞机，就有人告诉你墨西哥的营商环境排名比巴西高。这份报告也催生了许多的模仿者：例如，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wef）也发布它们自己的报告，叫作《全球竞争力排名报告》（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这份排名报告按照类似方法编制，相比之下更加详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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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指数被跨国公司仔细研究，试着找出它们应该开辟世界上哪一块新市场。比如美国的内衣大亨，正准备要开下一家大型工厂。他知道中美洲工资很便宜而且靠近美国。但是去中美洲的哪一个国家呢？《营商环境报告》会告诉他，在危地马拉获得开设工厂的许可需要158天，在萨尔瓦多需要115天，在洪都拉斯只要82天。报税在萨尔瓦多需要320个小时，在危地马拉需要256个小时，而在洪都拉斯需要224个小时。至少根据报告中的这些方法，洪都拉斯体现出来相对较好的营商环境。这样便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圣佩德罗苏拉周边的丛林迅速被外商工厂给侵蚀占领了。

当然，贩毒集团的优先级有时不太一样——比如，他们并不怎么关心报税需要多久。但是奇怪的是，像世界银行和世界经济论坛报告中的指数也确实帮贩毒集团提供了一些有用的线索，帮助他们确定到哪里开展业务。只不过需要“倒过来”读这些报告。

以《全球竞争力排名报告》为例，计分卡上的第一部分用来评估政府机关的实力。对于普通公司来说，强大的政府机构——法院、警察队伍、议会，等等——都是东道国有吸引力的特点。如果公司每次申请建筑许可的时候都被索贿，那么公司的发展可能会被限制。如果对方公司能够暗地里说服法官偏向他们一方来判决，那么合同的执行也就变成了无稽之谈。而对贩毒集团来说刚好要反过来看，对他们来说那些政府比较弱的国家是开展业务理想的地方。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可能完全就是为了贩毒集团而设计的。它的分析师仔细地按照腐败的接受程度、法官的腐败程度、警察的可靠程度，甚至是国家内有什么样的有组织犯罪这些指标来对国家进行排名。贩毒集团如果想知道他们在哪里最容易胜过当地警察、收买法官以及在市场中洗钱，只需要看这个指数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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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做一个小试验，用世界经济论坛的数据编一个简易的“贩毒集团竞争力报告”。我选了所有指标中犯罪集团最感兴趣的九项：公共资金挪用、政客公信力、贿赂、司法独立性、政府官员决策偏颇、犯罪和暴力带来的商业损失、有组织犯罪、公共服务可靠性、公司道德行为。针对所有这些指标项目，世界经济论坛对每一个国家给出一个1到7之间的分数。通常来说，7分是最高分，1分是最低分。对于犯罪集团来说——它们认为贿赂官员、恐吓法官、胜过警察等这些指标是有用的——则是反过来。

把这一套分析方法应用到中美洲，不同国家之间存在十分明显的差异（参见图5-1）。对于有组织犯罪来说，最不理想的国家是哥斯达黎加。因为在哥斯达黎加法官独立、警察可靠，这让犯罪分子没有办法施展拳脚。隔壁的巴拿马对犯罪分子来说也不是一个好去处：让他们懊恼的是，这里同样有非常精良的警察部队，而且这里的公司都很难被收买。同样地，对犯罪分子来说，尼加拉瓜的情况也不容乐观，这里的私营企业不需要花很多钱在安保上，可以依赖当地警察。犯罪集团应该会比较喜欢的国家是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这两个国家的得分总体上都在3分以下。危地马拉的特点是拥有世界上最不值得信任的政客，而洪都拉斯则以犯罪和暴力带来巨大的商业损失著称。如果有一个墨西哥的贩毒集团想要建一个离岸基地，那么这两个国家将会是第一选择。

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吗？要确切地计算一个国家有多少境外贩毒基地非常棘手。但是一个替代的计算方法是通过暴力情况来观察犯罪活动情况，因为当贩毒集团进入一个国家之后犯罪率会上升。以谋杀率为例，在那些黑帮最容易做生意的国家里面，犯罪确实很猖獗。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和尼加拉瓜的谋杀率和整个地区相比相对较低，这也意味着在这些国家，犯罪集团的活动相当受限。相反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则有非常高的暴力犯罪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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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阻止贩毒集团开展境外活动很难，想单纯改变世界经济论坛上的数据可能也有点过于简单，但是其中却也有重要的信息。比如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报告》，它已经通过提供一个简单、低成本、可实现的路径图并且激励那些按照这一路径操作的国家，改变了很多国家的治理方式。为什么相同的做法不能应用到安全领域呢？

一些组织已经开始像这样编写研究报告：比如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发布了一个年度“腐败感知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这一指数让一些国家感到耻辱，并因此在打击腐败上做出更多努力。但是这一指数是建立在对商人主观感受的调查上，而且这些国家也并不清楚应该做些什么来让情况改善。相反《营商环境报告》考察的是一些硬指标（比如一个人要填写多少张表才能够用上电），也会给出简单、可操作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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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安全领域制作类似“营商环境”这样的报告并不困难。可以收录一些类似人均警察数量、官员薪酬占国民平均收入比例、法律是否允许引渡和监听以及枪支管控有多严格这样的指标。中美洲对犯罪分子来说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些因素只能随着时间慢慢解决，比如说巨大、廉价的劳动力市场。但是另外一些因素是可以被轻松解决的。在禁止引渡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洪都拉斯最近开始允许引渡它的公民了，那么这些人就开始要面临可怕的美国司法系统和监狱系统了，而不再只考虑本地软弱的检察系统。危地马拉则开始在招聘警察时使用测谎仪，这也是在打击腐败上做出的一个小进步。还有很多简单易行的工作可以做：比如，大部分地区的枪支管制法律仍然非常宽松。记录、整理和发布这一信息会激励这些国家努力改善情况，同时也为这些国家列出了一系列有建设性的待办事项，供他们逐一解决。

与此同时，跨国贩毒集团对中美洲地区的偏爱，引起了这些国家民众对政府应用新的治理方法来应对毒品问题的呼声。在我和阿尔瓦罗·科洛姆会面的一年之后，我又采访了他的继任者——总统奥托·佩雷斯·莫利纳（otto pérez molina）。佩雷斯·莫利纳完全是另一种风格，和科洛姆拖泥带水、含含糊糊的说话方式不同，这位前国家军事情报局局长走路时坚定地迈着大步，说话时声音清楚、洪亮。在竞选运动中，一张亮橘黄色、画有他用穿透力的眼神凝视着整个国家的海报遍布全国。他承诺他将会用“mano dura”（铁拳）来打击犯罪。和他握手的时候我发现“铁拳”这个词形容他确实很准确。我第一次见到他本人是在墨西哥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当时离他宣誓就职没过多久。他发表了一个震惊全场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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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拳”运动让很多人认为佩雷斯·莫利纳将会对毒品交易严惩不贷。结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在宣誓就职总统之后，他的态度彻底调转，宣布他实际上是支持所有毒品合法化的。作为一个多年来致力于用武力铲除毒品贩卖的军人，他这个停止对毒贩打击的呼吁非常有影响力。“20年前，我是危地马拉军事情报局的局长……我们取得过巨大的胜利。我们缴获了大量的可卡因，摧毁了许多大麻种植园，同时抓获了很多毒枭。20年后，我成为了这个国家的总统，我发现贩毒组织规模更加庞大了。”他这样告诉世界经济论坛。西方的政策制定者必须承认，现有用武力来打击毒品交易的做法所带来的人员伤亡人数要比抓获毒贩还多，他之后告诉我。“如今在中美洲，有更多的人死于贩毒和由贩毒所带来的暴力，这个死亡数量要比在美国因吸食毒品而死的人数还要多。”他说道。他的这个倡议在周边国家也引起了反响：哥斯达黎加已经使大麻非罪化，并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反思对其他毒品的态度。佩雷斯·莫利纳的总统生涯因为丑闻终结在2015年，他在被指控贪腐之后辞职。虽然他的辞职和毒品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他持续影响了周边地区对毒品的看法，这也说明对毒品战争进行反思的呼吁可以同时得到左派和右派的支持。

从短期来看，离岸模式让贩毒集团找到了一个有效削减开支的方法，因为他们能在中美洲享受廉价的劳动力和宽松的监管环境。但是就像合法企业那样，离岸模式也有代价，这种模式产生了一些政治上的不良后果。在这些遭受毒品问题困扰的新兴国家里，暴力水平不断升级。这种现象激化了西方国家，他们要求对毒品问题采取新举措的呼声越来越大。一个新的国家团体正在推进一项改革，旨在对商业监管方法进行彻底的改变。这个团体中有非常敢说话的政府。同时，有组织犯罪能够毫不费力地从墨西哥转移到中美洲。这甚至让一些鼓吹毒品战争的人意识到，镇压打击一个地区的交易可能只是简单地把问题推向了别的地方。从长期来看，毒品产业向境外转移的趋势，可能会给贩毒集团带来影响深远的、颠覆性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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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香蕉共和国”现指经济体系单一（通常经济作物如香蕉、可可、咖啡等），贪污泛滥，同时外国国家对本国事务强势介入。通常指中美洲和加勒比海的小国。最初香蕉共和国是指洪都拉斯、危地马拉等经济命脉把控在美国联合果品公司、标准果品公司的中美洲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