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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进行得如此顺利：合同谈妥，那边毒品已经备好，这边钱已经凑齐。这些正是保证毒品交易顺利进行必备的前期准备工作。整个交易的发起人是一个高级经销商，他专门做从欧洲大陆走私大麻和可卡因到英国的生意。他已经把现金准备好了：厚厚的一大捆旧钞票，总共有30万英镑，相当于近50万美元。他清点过这些钞票后，把它们交给了一名司机，这名司机的任务是开车把钱送到比利时，和那里的联系人见面，然后交付这些现金。
就是从这里开始，事情变得不对劲了。这一大笔钱，一张张纸币蓬松地捆在一起，看上去确实很有分量。于是这个司机决定把这些钱抽出来，体验一下撒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没想到他发现这场面是如此壮观，以至于他忍不住要和别人分享，于是他决定邀请他的女朋友来，然后再炫耀一番。之后在一座监狱的牢房里面，发起整个计划的老板在接受英国内政部（home off，英国的国家安全部门）的调查员讯问时，只好沮丧地讲述计划最后是如何败露的，“这个蠢货当时想，如果把钱铺在床上，然后在上面和他那位十七岁的女友疯狂做爱、拍照会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和赃物一起拍私密自拍照，本身就是一件不太明智的事情，但事实要比这更糟：除了有一个女朋友以外，这个司机还有一个爱吃醋的老婆。在出发去比利时之前的星期六晚上，这对夫妻打算在城里逛逛。这时候恰好撞见了他这位女友，而且他女友刚刚喝得烂醉。争吵一瞬间爆发，最后司机的女友决定把他们拍的那些私密照片给他妻子看。不用说，这位妻子快要气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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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妻子之后暗下决心要教训一下这位出轨的丈夫。她怒火难耐，打电话给英国的边防警察，向他们透露一起即将发生的毒品走私活动。毫不知情的司机此时带着30万英镑出发去比利时，正当他准备过关离开英国的时候，在多佛港（port of dover）被海关及时扣下。当边境官问及他车上这一批现金的时候，他只好如实招认。“这个蠢货当时已经要崩溃了。”他的老板叹了口气。整个计划宣告失败，交易终止。更让他气愤的是，这个爱吃醋的妻子自己就有毒瘾，每周要吸2,500英镑（折合4,000美元）的可卡因，几个月之后便又找到这个老板，问是否能让他的丈夫重新做回这份工作。1
人们对毒品生意的一般印象是：每个人都无情又专业，无论是冷酷的杀手，狡猾的走私犯，还是物流专家，都要比警察还更加机智。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但是极度无能的人也普遍存在。如果你仔细想想会发现，即便是毒品交易的底层人员也能够有很高的收入，一个司机只需要简单地运着可卡因在英国跑一天就能赚800英镑（1,300美元）。然而就是这样的工作，却往往是由一些“divvies”“numpties”（在英国俚语中都是蠢货的意思）在做。根据英国内政部调查员的说法，这种明显的能力不匹配是频繁有毒贩落网的原因，他还指出这种“肥皂剧式的生活方式”是毒贩和他们的同伙被抓住的重要原因。
在毒品生意的高收入和雇员的低水平之间出现的能力不匹配，说明了贩毒集团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人力资源问题。管理大师们喜欢经常重复的一个陈词滥调是，一家企业最重要的资产是人才。但在毒品贩卖这个行当里，这确实是大实话。贩毒集团面临了两个关键问题。第一，他们是在一个严格保密的行业里招募人才，这意味着他们不能发布招聘广告，整个环节需要双方绝对的信任。与这一问题相关的情况是毒品产业有非常高的人员流动率。在毒品运输国如墨西哥，开展极端的暴力行动是工作的一部分。贩毒集团成员的高死亡率带来了持续的人员招募需求。即便是在富裕的北美国家和西欧，虽然死亡人数要少得多，但警察执法力度更大，意味着很多贩毒集团成员最终进了监狱。一个英国的走私犯预计，他从加勒比地区派出飞往英国负责运送可卡因的“毒骡”里，每四个就有一个会被拦下。每一个成员被捕或者死亡，都意味着新一轮单调乏味的人员招募和审查又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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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人力资源方面的另一大问题是：贩毒集团在处理好和供应商、客户的关系的同时，还必须处理好他们和手下员工的关系。在一个普通公司里，如果一名员工有偷窃行为，或者一个供应商未按照约定提供已经支付价款的货物，公司能够通过向法院起诉来获得赔偿。显然，当“钱骡”【1】直接拿走了运送的一大笔钱或者是供货商没能送到该送达的一批毒品，贩毒集团都不可能去法院寻求帮助。犯罪组织强制执行合同的一种方法是使用暴力。这就是为什么恐吓和杀戮能力是成功贩毒集团的核心能力。但是，使用暴力往往也是代价很高的办法，而且会对生意造成损害。
如何招募员工和如何保证他们能够依照命令行事这两大难题，是贩毒集团的人力资源经理们要一直思考的问题。雇佣一些非常不稳定、低水平、难控制的员工来运作一个非常复杂的生意，本身难度就很大，这些员工往往完全因为愚蠢而搞砸了生意。而那些真正达到目的的组织，往往是那些对待人事问题最严肃最认真的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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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多明戈（santo domingo）是多米尼亚共和国（dominican repub-lic）的首都，整个城市充斥着一种破败美学。在圣多明戈一家嘈杂、昏暗的西班牙餐厅里，国家缉毒小组的一些缉毒警察此刻正因庆祝周末的到来而喝得酩酊大醉。当我拉开一把椅子在他们旁边坐下，又一轮啤酒被端上来了。这个可怜的服务生被呼来唤去，一边还被叫作“tonto”（傻瓜）。其他的就餐者虽有怨言，但是看了看这边的情况，想想还是不要引起争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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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米尼亚共和国的缉毒小组比往常要更忙。这里面最清醒的一位警官一边大口吃着“plátano frito”【2】，一边向我解释道，这个国家最近几年出现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势头：被搜查出的入境毒品数量正在“令人头晕目眩”地大量增长。很多年来，加勒比地区都是可卡因进入美国的重要中转地。在20世纪80年代，所谓的“迈阿密风云”时期，毒贩们驾着快艇从加勒比地区飞速驶向佛罗里达，去的时候上面装满可卡因，回来就全部变成美元。但是这条线路被南佛罗里达特遣队（south florida task force）成功取缔。这一特遣队由当时的总统里根提议，由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美国缉毒局、美国海关部门、税务部门和其他一些联邦机构共同合作，直接由副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h.w.bush）领导。这一特遣队的工作成效立竿见影，加勒比地区的线路逐渐被废弃。毒贩们开始向西转移，把墨西哥作为入境的主要地点。
然而此后，又有迹象表明这些毒贩开始回归到这些加勒比海域的小岛上，结果就是犯罪率陡增。“墨西哥方面的压力导致毒贩们向东转移，回到了加勒比。”这位警官一边说，一边在餐馆的木头桌子上面用盘子和瓶子拼出一个表示这几块区域的地图。墨西哥和中美洲武力争斗的爆发让这些毒贩们开始寻找一些更加平静的线路，因此加勒比地区又重新变得受欢迎。比较明显的变化发生在2011年，此时正值墨西哥的毒品战争达到最血腥的阶段。在那一年，多米尼亚共和国缴获和烧毁了近九吨的毒品，这个数量是许多年前的两倍。这些赃物中大部分来自哥伦比亚，在考塞多（caucedo）港被发现。考塞多港是一个新开设的港口，在多米尼亚南部的海岸边。这些毒品大部分最终要么流向波多黎各，然后再继续运到美国大陆，要么运到荷兰或者是西班牙的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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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警官告诉我，对毒品的有效拦截得益于新购买的八架巴西“超级大嘴鸟式”（super tucano）战斗机。（笔记本记下这段对话的地方，我画了一个问号：想要抓毒品走私犯，却把钱投到战斗机上看起来有一点奇怪。这可能确实有点奇怪。在我们聊天之后过了几个月，《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巴西检方以行贿罪起诉了战斗机生产商巴西航空工业公司的几名员工，声称他们向多米尼亚有关官员行贿，以签下这笔飞机的订单。）2
大部分被逮捕的走私犯都是当地人。被逮捕犯人数量的激增让这个国家酷热的监狱又变得更加拥挤。在2014年，监狱中犯人数量是10年前的两倍。现在被监禁的总共26,000人挤在预计至多容纳15,000人的牢房里面。这将近一倍的超员率给囚犯带来了痛苦不堪的监狱环境。这也是一件好事，这位警官补充道：对于这些人渣来说，监狱至少不会是一个很舒服的地方。他那些喝醉了的同事提议举杯——向英国女王致以“问候”，明显是冲着我来的。【3】然后又叫了一轮酒，这个时候我趁机叫了一辆出租车离开。
这个国家的监狱是如此人满为患和污秽不堪，许多警察和选民都对此表示非常满意。毕竟，越多的罪犯被关进监狱，街上就会有更少的抢劫和谋杀，或者更少有毒品走私发生。而且监狱里面的环境越糟糕，对犯罪的威慑力就越大。美洲大部分的国家似乎都是这样：以美国为代表，美国拥有世界上最高的监禁率，每150个人就有超过1人被关在监狱里。这个地区的监狱同时也有最接近地狱的生存环境。2012年洪都拉斯的一座监狱发生火灾，导致了超过350名犯人丧生；在这两年前，81名犯人死于智利的一场大火。谋杀很普遍，大规模的屠杀也不是不常见：在墨西哥北部隶属“哲塔斯”的一群犯人在逃跑前，杀死了敌对帮派的44个犯人，显然没有花太大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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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想被关在这种地方。但是对于犯罪组织来说，监狱在招募和培训成员上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卡洛斯·莱德（carlos lehder）的故事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他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哥伦比亚人，这个矮小、勤恳的小孩在15岁的时候搬到美国，此时他还挣扎过，试图融入和适应美国社会。当时正值20世纪60年代，大麻在美国大受欢迎，所以年轻的卡洛斯决定开始卖大麻。当他年纪渐长，就逐渐开始在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用船运输盗窃的赃车。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直到莱德25岁的时候，他终于被逮捕，但判的刑期不长。他被送到了康涅狄格州丹伯里（danbury）的一座监狱里。这本可能是他犯罪职业生涯的终点。但是监狱方面决定把他和乔治·晶（george jung）关在一起，这可能是一个改变了整个国际毒品交易进程的决定。乔治·晶这个32岁的波士顿人留着一头金发，参与的毒品买卖规模更大。他因在墨西哥和美国之间走私大麻被判刑，在走私的过程中他还使用了偷来的轻型飞机。两个人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就开始交换各自的故事，然后一起想新的贩毒点子。
这是两个有犯罪头脑的人的一次会面。乔治·晶知道如何用飞机来运输毒品；莱德则在哥伦比亚有熟人可以接应。在这个时候，可卡因在美国还是一个相对小众的毒品，走私规模还很小。1976年，当莱德和乔治·晶两个人从监狱被释放之后，他们开始着手改变这个情况。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们开始成吨成吨地走私可卡因。通过和哥伦比亚巴勃罗·埃斯科瓦尔（pablo escobar）的“麦德林”（medellín）集团一起合作，他们把可卡因从诺曼礁（norman's cay）用飞机运往美国。诺曼礁是巴哈马群岛的一座小岛，上面建有他们的基地。如果说有谁让美国人迷上了可卡因，卡洛斯·莱德比任何人都要更有资格。
莱德传奇的发迹史说明了一个人的犯罪生涯可以起源于一小段监狱时光。在和乔治·晶建立合作关系的同时，莱德还利用他在丹伯里的时间和洗钱犯、杀手和引渡专家混在一起。这个拥有百万美元财富的恶徒最终在1988年被捕，现在正被关在美国的监狱里，将要终此一生，他把丹伯里称为他的“大学”。对很多暴徒来说，这确实就是监狱所扮演的角色。一旦进去了，一个犯人可能被黑帮招募、训练，然后当他最终离开监狱之后，黑帮能给他一份工作。贩毒集团所面临的人力资源第一大难题就是找到有合适的犯罪背景的潜在成员。要想解决这一难题，可能再也找不到比监狱更好的解决方案了：一个充满了罪犯的地方，待在里面没什么事干，而且出来之后正好又没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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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诞生了莱德和乔治·晶这对组合的会面并不是每天都有。所以犯罪组织在监狱里面建立了系统的方案，来执行他们的招募计划和培训系统。举一个高度组织化的例子，比如“我们的家族”（la nuestra famil-ia）。这是加州的一个监狱黑帮。这个组织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监狱里的一些犯人想保护自己不被另一个大的黑帮“墨西哥黑手党”（mexican mafia）欺负而组建。当时“墨西哥黑手党”逐渐统治了加州的监狱，向其他犯人收保护费，并且每年在监狱里面都要杀掉许多人。面对侵略扩张的墨西哥人，来自北加州的拉丁裔犯人们显然有很强的危机感，这些墨西哥人正好根植于南加州。所以他们决定联合起来，组建他们自己的“家族”来自卫。“我们的家族”很快便发展壮大，开始在监狱内和监狱外收保护费、抢劫和贩卖毒品，并从中赚取利润。直到今天，他们已经有大概500名核心成员，另外还有1000左右松散挂靠着的加盟成员。3
“我们的家族”马上面临了所有犯罪组织都会遇到的问题。尽管加入一个黑帮是有好处的：能够保护自己不被其他帮派的人欺负，有机会从有组织的诈骗活动中赚点钱，并获得一种归属感、兄弟情。但对于打算加入成为新成员的人来说，也有一些可怕的风险。黑帮要求他们的成员有绝对的忠诚，必须绝对地服从他们老大的命令。这样做的原因是限制犯罪集团内部的交流，没有讨论和异议的余地。《纽约客》杂志曾经引用过另外一个美国监狱黑帮“得克萨斯雅利安兄弟会”（aryan broth-erhood）一名成员的话。他抱怨通过民主的方式很难组织好一次谋杀：“我们过去是一人一票……这样做的话几乎需要等到整个州的人同意……等到征求完大家的意见，回来对你说‘把这个人给做掉（杀掉）’，往往风声都走漏了……你不可能这边想做掉院子里的这个人，那边等两三个礼拜再来。”4这样一来，专制的结构就形成了，底层成员必须按照他们接收到的命令行事，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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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黑帮的过程也有一定的难度，目的是把真正认真想加入的人和浪费时间的人区分出来。像获得其他的成员资格或者组织资格一样，比如高尔夫俱乐部还是大学里的兄弟会，黑帮也会预先让新成员承受一些代价，通常是要么交钱，要么完成一些入会仪式。[入会仪式中最痛苦的一种当属“我们的家族”的入会仪式。这是一个血腥的墨西哥贩毒集团，据说会强迫他们的新成员读约翰·埃尔德雷奇（john eldredge）的作品，这是一个专门写基督教自我救赎书籍的作者。]而且，和大部分的高尔夫俱乐部不同的是，监狱黑帮会杀掉所有退出黑帮的人。这看似不同寻常，但也有其合理性：如果保证每一个脱离会籍的人都被除掉，那么将会极大降低出现泄密者的风险。
除去害怕因退出组织或者违抗命令而被杀掉以外，阻止潜在的新成员加入黑帮的最大因素是害怕被虐待或者受剥削。新成员对“墨西哥黑手党”最大的怨言是他们老大对低级成员收取保护费，而且和帮派外的普通人相比几乎是一样多。在这样等级森严、毫无民主的黑帮结构中，对高级成员来说，剥削低级成员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因为这些人几乎不可能离开。尽管这种剥削违背整个帮派的长远利益，因为这意味着不会再有新成员愿意加入，但是从低级成员那里收钱确实是符合每一个高级成员的个人利益的。换句话说，黑帮遇到了经济学里面所谓的“集体行动问题”（collective-action problem）。如果所有人约定不要互相利用，那么每一个人都很可能获益。但是利用别人来为自己谋利的激励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不是每个人都能严守这个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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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团伙是如何解决这个集体行动问题的呢？在《法律、经济和组织杂志》（journal of law，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中刊有一项非常吸引人的研究。这项研究的作者叫大卫·斯卡尔贝克（david skar-bek），是英国的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london）的一名经济学家。他分析了“我们的家族”这个帮派里面的组织结构。黑帮面临的一项挑战是，既要以某种方式把所有成员的利益联合起来，同时要保证级别高的人不会被一些因素激励去剥削其他成员。如果他这样做了，那么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所有的这些规则都被写在一个精心设计的“章程”里面。美国联邦调查局获取了一份章程副本。在章程中，整个黑帮分成四个等级，最上层是“将军”，“将军”之下指挥最多十名“上尉”。每个“上尉”分别管理一个“中尉”，由“中尉”管理最低级别的成员“士兵”（“我们的家族”帮派中很多创始成员是越战老兵，所以他们都是用的军衔来命名）。为了避免伤害低级别的成员，章程建立了一套机制，如果低级别的成员发现他们被剥削了，可以检举他们的上司。尽管“将军”有权力解雇“上尉”，但是却不能任命他们：这是普通“士兵”的权力。而且尽管“将军”享有最高权力，在全体“上尉”一致同意的情况下也会被弹劾。
这样的安排并不是一直奏效。在1978年，“将军”罗伯特·索萨（roberto sosa）在被指控从帮派金库里抽走了10多万美元（相当于今天将近40万美元）之后，其他帮派成员决定将他弹劾。但是他拒绝就这样灰溜溜地离开。于是这场纠纷最终还是得按照老派的方式来解决，整个帮派决定把他除掉（可惜他们没有很好地执行整个计划，罗伯特·索萨事先得到消息逃跑了）。在此之后，章程被修正：“将军”这一职位被一个由三人组成的“组织管理委员会”取代，委员会实行2/3的多数决原则，而且委员会成员的弹劾条件更低。从那以后，章程基本上就没有再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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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家族”这个帮派的治理规则非常精细，包括了六大项条款和许多分项。其中的内容不仅涉及了帮派的组织结构，也涵盖了无聊的监狱生活（另外，帮派里关于一些特殊的实地操作技能的说明也非常详细，据说包括了如何用火柴头制作炸药，如何用尿液写加密的信件，以及如何用纳瓦特尔语这种古阿兹特克语来交流）。但是这个章程的目的是明确的：吸引新成员加入帮派并不容易，只有通过分权与制衡才能够让组织对新成员有吸引力。正如斯卡尔贝克在论文中写道：“尽管是一个谋财害命的监狱黑帮，（‘我们的家族’）在推动机构内部有效治理上还是做出了积极和理性的努力。”
政府如何破解这样的组织架构呢？回到多米尼亚共和国，在经历了和那些喝醉了的缉毒小组的会面之后，我开始不抱太大信心了。但是在这个国家的监狱里面，一场实验正在开展，终于对黑帮的招募策略造成不小威胁。我们从可能是加勒比地区最豪华的洗手间开始说起。整个房间从地板到天花板都铺上了蓝色、绿色和白色的镶嵌瓷砖。在马桶上，银色和紫色的瓷砖组成了一只水母的形状，红色和绿色的瓷砖则勾勒出了珊瑚和水草的形状。浴缸和澡盆上有用金色瓷砖画的金鱼。这个洗手间显然已经不算非常好用了，要用来苏尔（lysol）清洁剂好好地洗刷一下。它位于圣多明戈城外一座宽敞的山间别墅里。这间别墅是拉斐尔·特鲁希略（rafael trujillo）几套居所中的一套。拉斐尔·特鲁希略是一个杀人如麻的独裁者，统治了多米尼亚共和国长达31年，直到1961年死于一场反对者组织的刺杀。据说这场刺杀所用的冲锋枪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的。特鲁希略统治期间有五万人死亡，同时有无数的“统帅”（el jefe，即他自己的称号）雕像被树立。这位独裁者的这座行宫，和房顶屋檐上代表他名字的两个首字母“r.t.”一起，可以说是他众多有碍观瞻的罪行里最恶劣的一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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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想象的是，这样宏伟的环境是一个新设立的行动小组总部。这个行动小组成员非常精干，负责扭转这个国家监狱逐渐腐化堕落的颓势。这个装饰精致的总部现在被用来训练新的狱警。这样的安排也反映了整个刑罚系统在政府事务中的重要性，以往在打击有组织犯罪的运动中，这一项一直是政府严重的弱点。由罗伯特·桑塔纳（roberto san-tana）这位政治科学家，同时也是圣多明戈大学（university of santo do-mingo）的前校长建立，新的监狱系统在罪犯管理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以往，监狱故意被搞得非常森严可怕，借以震慑犯罪。现在，桑塔纳说他把监狱看成“学校”，狱警则是“教育工作者”。
一次在参观培训中心时，桑塔纳和他团队的同事向我展示了特鲁希略总统曾经的宴会厅如何被改造成了图书馆和教室，用来培训下一代的多米尼亚狱警。在外面，他们向我展示了缉毒犬如何嗅探毒品（我多次把一小袋毒品藏在五个扣过来的桶中，这些缉毒犬果然每次都能够准确识别）。我们绕着建筑外围走，桑塔纳不断地介绍在他采取监狱学校化改革之后，这里取得了什么样的进展。桑塔纳是一个富有激情的教育家，他认为整个国家的高犯罪率不是因为道德败坏，其背后有更深层次的经济问题。所有人都知道旧有的体系出了问题，带来了高自杀率、谋杀率和再犯罪率。问题在于，他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真正解决了这些问题。“问题最后归结为：我们到哪里找一个好的体系作为范例？我们找了几乎所有的国家，但是最后没有找到令我们满意的答案。”尽管有一些国家，比如说挪威，积极探索了比较彻底的以改造犯人为导向的监狱体制，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要解决像我们这样的高犯罪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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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的答案是在吸收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犯罪学家的观点之后，自下而上重新设计的一套监狱系统。17座新的“模范”监狱现在只占整个国家所有监狱的不到一半，19座老的监狱和1座未成年人监狱仍然在旧的监狱管理体系之下运作。为了看看新的监狱系统和老的系统有什么样的区别，我决定去参观一下纳吉尤（najayo）监狱。这是一座在圣克里斯托瓦尔（san cristóbal）的女子监狱，位于圣多明戈的正西方。如果从正门走进去，很显然这里和拉丁美洲其他大多数的监狱没有什么相似点。门口处一块大的石板上写着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这一人权宪章恰恰是整个大陆大部分的监狱所忽视的。走廊的墙上挂着犯人们画的画，在来访登记区摆着唱歌、跳舞和多米诺骨牌比赛的奖杯。这些奖杯是监狱中的犯人在和其他地区监狱的犯人比赛中赢得的。在旁边的一间安静的房间里，一名监狱犯人正在和她的家人会见，身边还有一名免费指派的律师。
舒适的环境并不是这座监狱唯一的出众之处。新的监狱体系里的每一处都被重新设计，目的就是从各方面消除激励犯人再犯罪的因素，并由此阻止黑帮招募新成员。整个系统的第一步是给新收监的犯人分配监狱。拉丁美洲许多国家不成文的策略是把相同帮派的犯人关在一起，这样能够最大程度上减少产生冲突的风险。某一帮派的成员被送到一座监狱，敌对帮派的成员就会被送到另一座去。这样的区隔策略可能对维持和平有所帮助，但这也会强化黑帮组织的控制力。在萨尔瓦多，“老林”能够像在一片封地上一样来管理他所在监狱里的犯人，因为这座监狱就是专门为“18街”的成员准备的。几年前在墨西哥阿卡普尔科的一次突击检查中发现，监狱中的犯人“偷运”进了100只用来斗鸡的公鸡，19名妓女和2只雄孔雀。在墨西哥的另一座监狱里，犯人们抽签轮流住进一间装有空调、冰箱和dvd播放机的监室。默许黑帮像这样操纵监狱让狱警过上了清闲日子，但是却让犯罪势力更加强大。如果一名犯人在进入“老林”控制的监狱时还不是“18街”的成员，他出去的时候肯定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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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在多米尼亚共和国的新式监狱里，犯人们不是按照特定的帮派来分配监狱的。相应的替代措施是每一个模范监狱里面有一个最高安全级别的区域，在这里关押着黑帮老大们。这个区域与其他的犯人相隔离，防止他们在监狱中发号施令。我们进入纳吉尤监狱的第一件事是交出我们的手机，这也是为了削弱黑帮的组织、交流能力。在多米尼亚的监狱里，没有人可以带手机——包括狱警们——这样就意味着能偷偷送进手机的机会要小很多。
为了打发时间，关押在监狱中的268名女犯人（在我去参观时还包括了38名外籍囚犯，所有外籍囚犯都曾是“毒骡”）被安排去制作蜡烛、插画和珠宝。之后这些工艺品会在监狱的礼品商店里售卖给游客们。这样安排的一部分原因是为了让这些犯人有事可做、不惹麻烦。但实际上还有别的原因。这些工艺品售出所得利润中的60%由监狱和犯人平分，剩下的40%归犯人的家人。这是让犯人在狱中也能和他们的亲属保持联系的众多措施中的一项。桑塔纳推断，人们之所以加入黑帮和其他类型的犯罪组织，一部分原因是他们没有别的关系网络可以依靠，所以监狱方面便想尽办法地维持犯人和家人的联系。在一件案子中，一名犯人唯一能被查到的家庭成员是她的一位远房叔叔，而且住在200英里之外的山上。桑塔纳仍然派出了一名警察骑着一匹骡子去找到这个人，并且把他带过来探监，最终这位叔叔和犯人相见。在纳吉尤监狱，92%的犯人都有人来探监，对女子监狱来说，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
（全世界的女子监狱中，孤独都是一个非常令人难过的话题；如果夫妻一方在服刑，另一方还要和他/她保持联系，丈夫往往要比妻子更难坚持下去。）
同样地，监狱在犯人出狱时给她们安排工作上也付出了不少努力。纳吉尤监狱有一家由犯人经营的面包店，犯人们每天早上5:30起床，一天能做2,000片烤面包。而且在监狱里每个人都要学习阅读识字。桑塔纳自豪地说，他们监狱里面文盲率为零：阅读识字班是强制的，如果有人不去上课，那么就会被取消掉一些权利，比如说取消和亲友通电话的时间，如果这招还不管用的话，就会取消夫妻探视的权利。有30多名犯人还正在修大学里法律和心理学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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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关键的是，管理这些犯人的狱警和多米尼亚国内其他监狱的狱警完全不同。拉丁美洲大部分的犯人都是由军人或者警察看守。这样的安排是灾难性的：看守一个充满暴乱的监狱是一件艰苦又不重要的工作，所以派去的看守人员是能力最差的那一部分人。多米尼亚共和国则采取了完全相反的策略：为了减少腐败的风险，多米尼亚专门禁止了任何曾在警察或者军队中任职过的人再去监狱做看守。相反，多米尼亚每年专门训练一批最优秀的人才，给的薪水也是旧监狱系统看守的三倍。更高的薪水意味着更难被贿赂。
这样一来的开销不小：新的监狱系统每天在每个犯人身上要花12美元，这比旧监狱系统要多花两倍多的钱。对于这种在监狱上花更多钱的做法，桑塔纳不得不反复地为其辩护。监狱在大多数人的眼里就是一个犯人逐渐腐化堕落的地方，而不是享受优待之处。当我第一次去他办公室里，我发现他正在接受一个巴拿马谈话电台的电话采访。对于给那些社会渣滓大笔花钱的做法，主持人非常坚定地表示怀疑。桑塔纳也毫不气馁。“这笔投资能给社会省下一大笔钱。如果你不花这些钱在那些犯人身上，那些犯人最终只会变得更危险。”他坚持说。
像这样多花几美元就能省下几千美元的好事，背后的原理其实非常简单。在多米尼亚共和国的新式监狱里，监狱方面给犯人们提供免费的食物。乍一看，这种管理比老式监狱更加松散。在老式监狱里面，犯人们要靠他的家人和朋友给他们送饭，如果没有人来就只能挨饿。但是，由监狱统一提供食物消除了监狱里最大的一个隐患，让武器和毒品没有办法通过藏在饭盒或者面包里的办法，由来探视的家人偷偷送进监狱了。每天多花几美元给犯人们提供一碗米饭炒豆，这明显是一个很“软性”的手段，但意味着犯人们不再能够有机会接触到匕首、手枪和毒品了。纳税人可能不愿意为犯人的午餐花钱，但是豆子肯定要比金属探测器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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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犯罪组织把运营根基建立在大量雇佣全职人员上。萨尔瓦多的黑帮用文身来确认他们各自成员的身份；墨西哥的贩毒集团有的时候要求成员统一穿印有商标的网球衫和棒球帽。但并不是所有的贩毒组织都是按照这样统一的制度来运营的。特别是在经济发达、治安好的国家，贩毒组织往往相对较小，组织的结构也比较松散。他们的扩张是受到限制的，因为规模越大，暴露的风险就越大：每多一个组织的新成员，就多一点走漏风声的可能，在规模庞大的帮派里，要审查和监控每一个人也是不切实际的。这样的结果是，与其采用诸如“我们的家族”的“合伙制”或者是“18街”这样的大规模全职成员的结构，经济发达地区的毒贩们更愿意用一个松散的网络来进行组织，成员往往是自由职业者，彼此之间都不认识。
以英国的一个贩毒团伙为例，他们已经靠从西班牙走私可卡因赚了很多钱。直到被警方瓦解之前，这一组织大约一周走私50到60公斤的可卡因。他们从西班牙的一个哥伦比亚中间商那里买来毒品，进价是每公斤18,000英镑（折合28,000美元），然后在英国以22,000英镑的价格卖掉。这样一周里能产生超过100万英镑的销售额，一年则大概有6,000万英镑。在其中，纯利润超过1,000万英镑。你可能以为运作了一个如此大规模，每年能够带来大约1亿美元销售额的生意背后是一个规模庞大的黑帮。然而根据英国内政部的审问记录，这个几千万英镑的生意只靠两个人来经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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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大量招募成员到他们的迷你“贩毒集团”里，这两个罪犯用了一个不一样的人力资源模型，他们雇佣了大量的自由职业者，按照不同的职位为他们分配工作。情报员负责和伦敦的哥伦比亚走私犯碰面，核收总计10公斤的可卡因，然后分发到英国各地。每一笔这样的交易他能够赚800英镑。第二天买家会把现金送到伦敦去，由专门被雇佣来收钱的人收取，这个人每天赚250英镑。然后再以250英镑雇佣一个人去清点这些现金（一般一天最多能够清点220,000英镑的现金）。再由一个人负责把支付的款项交给两个对接的人：一个是一名委内瑞拉女人，她负责帮助哥伦比亚人把钱送回西班牙。还有一个“现金保管员”，他负责保管贩毒所得的现金。这两名真正元凶还雇用了一个司机，工资每天200英镑。这两个人雇佣的所有这些人加起来至少有六人，这些人负责一系列不同的工作，而无须成为黑帮的“成员”——当然也看不到整个生意背后的巨额利润。
除了和自由职业者打交道以外，贩毒集团还常常和其他的犯罪组织打交道。很少有贩毒集团有能力把毒品供应链从生产到销售的每一个环节都管控起来。一些墨西哥的贩毒集团确实在尽它们最大努力来控制哥伦比亚的古柯树种植和美国的毒品销售。但是这些毕竟都是少数。相反，大多数的贩毒组织只专门做整个贩毒链条上的一环。一个团伙可能能够解决走私入境的问题，在这之后，它就会把这些货交给下一个负责全国分发的团伙，再然后由新的团伙负责街头巷尾的毒品零售。
在维持这些商业关系时，为人处事显得至关重要。而且出乎意料的是，毒贩之间的关系要比人们想象中还要密切。如果你想实际感受一下一个非常老道的毒贩是如何处事的，看看皮特（pete）就知道了。皮特是一个专门从南美往荷兰走私可卡因的毒贩。有一次他下了一个20公斤可卡因的订单，按照荷兰的批发价要花大约50万欧元（折合超过60万美元）。这批可卡因由皮特在巴西的熟人发货，最终顺利地送到了。但是在检查这批货物的时候，皮特不高兴了。有12公斤的可卡因是好货，但是剩下的8公斤不达标，他马上打电话给卖家投诉这些“白色粉末”。我们能知道这些，是因为在皮特不知情的情况下，他的电话被荷兰警方监听了（荷兰警方恰好非常注重电话监听，每1,000部有效使用的电话中就有大约1部被许可监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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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按照好莱坞电影的桥段发展，皮特在这个时候可能会派自己的一名亲信立刻乘飞机去里约来算这笔账。但是事实上他没有这么做。相反，巴西方面卖方公司的客服团队旋即做出回应。老板亲自为质量上出现的问题向皮特道歉，他说他们平常没有接过20公斤这么大的订单，所以他不得不向别的供货商要了一些货。为了弥补这一失误，他承诺派出一名“工程师”到荷兰把这些质量较次的可卡因转化成质量更好的货。皮特对这样的方案仍有些不满，但是无论如何，两方交涉下来没有流一滴血。
之后又发生了一次类似的事件。皮特像往常一样，派出一名“毒骡”，计划从南美带一箱可卡因回来。这个“毒骡”带着他的手提箱准备登机的时候，由于过度紧张而放弃了整个计划。他不仅没有带着这些毒品登机，还把这个箱子和里面价值几千美元的货直接扔在机场了，然后他把这些情况告诉了皮特。皮特听到之后顿时大发雷霆，甚至怀疑他是不是根本没有丢掉这些可卡因，而是转手卖给了别人。一时间，皮特甚至想直接杀掉这名“毒骡”来消气。皮特在巴西的可卡因供应商——可能是希望弥补上次因为提供“白粉”而犯的错误——这次甚至直接表示愿意帮皮特把这个“毒骡”给杀掉。幸运的是，皮特有一个更加理智的兄弟，决定去一趟机场亲自检查一下这个“毒骡”说的话是不是真的。虽然最后没有找到这箱毒品，皮特这位兄弟还是相信了“毒骡”的说辞，并且说服皮特放弃了刺杀计划。尽管丢掉了（或者很有可能是偷走了）一整箱的可卡因，这位不称职的“毒骡”最终还是得以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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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份非常特殊的欧盟委员会报告中，类似皮特出现的这些情况被记载成案例并加以分析，这份报告旨在研究当规模较大的毒品交易出问题时，一般会发生什么。6这份报告的撰写者从荷兰警方的案卷中搜寻提炼出了33笔可卡因交易，这些交易最终都因某种原因未能完成。所有的这些交易都涉及巨大数目的毒品，至少是20公斤以上，有时甚至达数吨。像之前英国所做的研究一样，这份报告揭示了几种非常典型的毒贩团队出现能力不匹配的例子。有一笔交易最终败露的原因是许多机密的材料在传真时传错了传真号。还有一大批货物被运到安特卫普（antwerp）后就丢失了，这些货物本来应当运到鹿特丹的。有的时候，詹姆斯·邦德式的周密计划最终被憨豆先生一样的执行者给毁了。还有一笔交易是走私犯制订了一个复杂的计划，准备把可卡因装进特制的罐子里，然后把罐子固定到船体上，到港后由潜水员回收。毒品顺利地被封好了，船舶也抵达了荷兰港口，但是整个计划最终还是搞砸了。因为潜水员在下潜前遇到了严重故障，他们最终无法下水。这些可卡因只好被抛弃了，现在可能还被绑在某一艘油船的船底，在世界各地穿行。
这项研究的关注点就是这些争议最终是如何解决的。报告的撰写者发现，像皮特这样耐心的可卡因进口商一样，大多数的毒贩都尽可能地选择非暴力的手段来解决纠纷。在这所有的33个案例中，大部分的情况都涉及了数十万欧元的损失，其中2/3的案例中都没有使用暴力来解决纠纷。这可能非常出人意料。毒品和暴力紧密相连，因为使用武力或者至少是用武力来进行威慑是贩毒集团执行合同的唯一方法。像之前说的那样，贩毒集团没有办法到法院去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尽管乍一看，保证合同履行唯一的方法是进行威胁和恐吓，但证据显示毒贩们从整体上更希望尽量避免动武。像其他正常的公司一样，他们处理这些意外情况的方式是开展调查。通过调查来判断这些问题是因为故意的欺诈，还是简单的运气不好所致。如果有证据显示有人从组织中偷窃或者故意背叛组织，使用暴力就不可避免了。但是大多数情况一般都是因为疏忽大意或者是极度不称职导致的，这样的话就没必要追究了。报告中写道，这一现象说明“即便是这样大规模的毒品交易，也是按照类似于其他小企业一样的方式来处理，管理者在对个人做出处罚决定时，都需要顾及双方的关系和面子”。因为招聘新成员和建立进出口毒品的交易网络都不容易，毒贩们要比合法经营的企业更愿意原谅下属所犯的错误。他们说：“因为在这些市场中消息传播速度很慢，所以维护好员工和企业的关系，会比在合法的市场中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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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建立长久持续关系的关键是什么？在一般人印象里，毒贩通常都不会是一个圆滑融通的形象。但是许多成功的大型贩毒集团都具备平息潜在冲突的能力。巴勃罗·埃斯科瓦尔设计了一套基础的保险机制，来对冲可卡因运输过程中出现丢失时造成的损失。他凭借这一机制成功化解了许多冲突，同时也说服了麦德林那些做合法生意的老板们给他投资（这反过来也帮助他的贩毒集团深入渗透到哥伦比亚社会当中去）。黑帮对那些有价值的交易伙伴有的时候十分慷慨。已故的墨美边境关系评论家、作家查尔斯·鲍登（charles bowden）在一本书中讲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一个墨西哥的黑帮杀手在一次行动中被他的同伴误伤了。作为组织给他的补偿，他被派去马萨特兰（mazatlán）的海边度假区度假，7费用全部由组织支付。
这一章节中提及的这些黑帮组织在维持帮派结构稳定的时候，还会使用另一种方法。“我们的家族”“墨西哥黑手党”和“雅利安兄弟会”这些帮派都通过种族来筛选他们的成员。监狱黑帮尤其如此，它们因按人种来相互区隔而臭名昭著。（“只要想象我们还处在20世纪50年代。就能理解了。”一部黑色幽默电视剧《女子监狱》【4】中的一名角色这样说道。）即便是那些对肤色没有那么挑剔的犯罪团伙里面，文化和语言上的联系似乎也非常重要。西班牙是拉丁美洲毒品流入欧洲的主要入口。同样地，上文提到的关于英国和荷兰的研究发现，大量的外籍受访对象都是来自加勒比地区曾经的英国或者荷兰的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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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按照相同种族或者共同文化背景来组织帮派，会不会带来一定的优势呢？在正常的商业世界里，大家普遍对这种想法表示深恶痛绝，在现代商业环境中，多样性有的时候是一个企业的骄傲。大量的研究也表明，多样化的员工构成会更加有创造力和适应力——而且无论如何，根据种族来招聘在大多数的国家都是违法的。几乎没有研究提出任何证据证明，员工的单一文化结构能够带来任何的好处。8那么这样一来，竟然有如此多的犯罪组织按照种族来组织员工，这就显得很奇怪了。人们很容易认为这只是因为犯罪分子们都是一些邪恶的人，所以对他们来说有种族主义这样一种同样邪恶的特质是非常自然的。但是这种想法与我们到现在为止观察到的犯罪团伙的情况相冲突，这些犯罪组织实际上也正极力地模仿普通公司的运营方法，以此来实现商业上最优化的管理。
上文提到的这份荷兰研究报告的撰写者决定在这一问题上再进一步深入研究。他们按照种族来对黑帮进行分类，发现在种族单一的组织里，通过暴力来解决纠纷的情况要比别的组织要少得多。在那些发生在相同种族里的合同违约纠纷里，只有29%最终出现了暴力或者以暴力威胁。而那些发生在不同种族间的类似纠纷里，有53%通过动武来解决。
更少使用暴力解决纠纷的真正原因可能并不是文化上的认同，真正的原因是这样能够有效地形成威慑以防止成员背叛。以最近在荷兰发现的一个哥伦比亚走私网络为例，除了想方设法地走私可卡因到荷兰，这个走私团伙同时也要思考如何把大量非法获得的现金安全地送回哥伦比亚。他们的做法是给一些业余的“钱骡”每人3,000欧元，让他们提着装有最多150,000欧元现金的手提箱回到波哥大（bogotá）。由于500面值欧元的钞票存在，从欧洲把现金走私出来变得非常容易，这种高面值的钞票让犯罪分子的生活变得轻松许多，一个香烟盒里就能藏20,000欧元。在某些欧盟国家，这些钞票又被戏称为“本·拉登”：每个人都知道其存在，但是除了犯罪分子以外，普通人没有一个人真正见过。在两年时间里，这个犯罪组织总共运送了至少4,200万欧元（折合4,700万美元），这些都是由哥伦比亚公民完成的，他们不仅仅能够享受一次免费的假期，还能够拿一笔劳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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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只雇佣哥伦比亚人，从商业的角度上来说是一个精心设计的策略。组织的头目会记下所有这些“钱骡”家人的名字和住址，如果“钱骡”逃跑了，黑帮就可以拿他们在哥伦比亚最亲密的家人报仇。当然，黑帮可以恐吓任何人，不一定限于是哥伦比亚人。但是真要开展复仇打击的话，在一个治安相对较差的国家显然要比在西欧国家容易得多。而且这样也很难再找黑帮头目的麻烦，反正他们在大西洋的另一侧。荷兰的这种情况绝对不是孤例：英国警方同样也发现了很多起受害人在哥伦比亚被绑架的案子，等到有人在英国还清债务之后才放人。
在美国贩毒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现在美国大部分的海洛因都来自墨西哥的黑帮（参见第九章）。根据美国缉毒局官方的说法，墨西哥黑帮花巨大代价把一些墨西哥人送到美国来，这些人在美国的街头巷尾售卖大量毒品。按照这种方式从墨西哥派出一支小分队，确实要比直接雇佣当地的人付出的成本更多，但是这实现了另外两大目的。第一，在另一个国家重新运营一支毒品销售团伙，用难以追踪的现金来做生意，以及把大量的毒品委托给他们本身就有很大的风险，这些人可能会干脆直接卷走毒品。在哥伦比亚“钱骡”偷运现金的这些案例中，墨西哥的毒枭们设计了专门的保险政策来应对类似的情况，以向他们那些还在墨西哥境内的家庭成员报仇相威胁来防止背叛发生。第二，相比只依靠当地人的用人策略，用那些贩毒集团领导层熟悉的墨西哥人，然后每几个月对人员洗一次牌，这些措施都能让整个团伙更难被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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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正常合法的商业世界不同，种族和国籍在贩毒集团的招聘中确实是重要的考量因素。这样做的真正原因，不仅是想和同一种群的人一起工作，更多的是能通过敲诈勒索来使团伙更有威慑力。然而在这种按种族来招聘的策略之外，仍然存在个别的例外情况。像其他许多团伙一样，尼日利亚的海洛因毒贩主要从他们的尼日利亚同胞中招募成员。但是当需要招募“毒骡”从欧洲走私海洛因到美国时，也有例外：他们发现白人女性在机场被拦下的概率要远远小于其他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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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刑罚改革的人一直主张“监狱没有什么用”。这句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对于贩毒集团来说，监狱非常有用。监狱为贩毒集团提供了一个雇佣和训练新成员的场所。而受限于贩毒本身的违法性，通常来说，雇佣和训练新成员对犯罪组织都是极度困难的。从像卡洛斯·莱德一样的头目到脆弱、年轻、寻找庇护和工作的多米尼亚人，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只是进了一次监狱就彻底开启了犯罪生涯的大门。即使是理查德·***（richard nixon），第一位向毒品“宣战”的美国总统都知道，把轻微罪犯送到监狱这所犯罪分子们的大学里是非常错误的。“把某个抽这种东西（大麻）的人，丢进有一堆更恶劣的犯罪分子的监狱里……毫无疑问是很荒谬的……对这些人一定要采取和监狱监禁不同的方法来处理。”1971年他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的一次私人谈话中说道。10
自从他发表这些意见之后，美国开始专门努力寻找“和监狱监禁不同的方法”。在***说这段话的时候，美国监狱内有大约20万犯人。这个数字现在已经增加到160万。对这一政策，大部分的批评都集中在人权保护的角度上，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同样能做出强有力的批判。监狱是一个极其花钱的地方。把一个青少年送进监狱，要比送他到伊顿公学这个培养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的地方还要花钱。这在美国显得尤为奇怪，毕竟这个国家引以为傲的就是长期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但是在这个一年要花掉800亿美元的公共服务上，这个国家突然变得很包容。美国的每万人监禁人数是英国的5倍，加拿大的6倍，德国的9倍，真的有必要把这么多人关起来吗？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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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监狱需要减少服刑的犯人数量。但没那么明显的是，同样有人认为需要让监狱更加舒适一点。这种观点确实有一点反常识，我们一般认为，更糟糕的监狱环境对犯罪有更强大的威慑力。但是证据表明，监狱中的犯人面对糟糕、危险的环境会纷纷选择加入犯罪组织，因为犯罪组织会给他们提供保护和特权。“我们不是一个黑帮，我们是一个工会。”墨西哥华雷斯城监狱里的犯人这样告诉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12就像普通的工人一样，犯人更加倾向于组成工会来抵抗监狱中糟糕的环境。让监狱更加安全则会消除犯人这种寻求保护的需求；提供职业培训也为他们离开监狱后提供了更多选择。国家越是无法满足犯人的基本需求，犯人加入黑帮的概率就越大。
多米尼亚共和国展示了这种政策是如何产生效果的。这个国家曾一度有很高的监禁率，而且把监狱里面的环境搞得糟糕透顶。在多米尼亚旧监狱系统之下，有一半的犯人在出狱后三年之内再次犯罪。在新监狱系统之下，这个比例降低到了小于3%。这两个数据可能都要比实际的情况更低，因为这个国家在侦查和控告犯罪上的能力有限。但是这前后之间的差距很悬殊。对于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在旧的更加具有惩罚性的监狱体系下，引导犯人加入犯罪组织要容易得多。监狱越好，则越难成为犯罪分子的人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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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犯罪团伙更难招募成员会产生连锁反应，带来更多新的好处。对欧洲可卡因交易中那些失败案例的研究表明，当事情发展不顺利时，毒贩们出乎意料地变得非常宽容。这不是因为他们是慈善家；相反，是因为他们不得不维护他们仅有的这些联系网络。招募新的成员，或者拓展新的供应商和经销商是一件困难、危险的苦差事。一不小心就会把自己暴露给那些警方潜伏着的线人。正因如此，除非万不得已，他们不会轻易地抛弃现有的联系网络。即便是在很容易建立可卡因销售网络的地方，皮特这类荷兰走私犯本可以对那位提供了以次充好的“白粉”的巴西供应商或者是那位丢掉一整箱可卡因的“毒骡”大打出手。但是由于这些合同本身就很难订立，对他们更宽容一点显然是更加理性的选择。
这些案例的启示是，如果一个人能够通过限制监狱中的人员流动来妨碍犯罪团伙招募的话，那么就能够挤压整个犯罪分子的人力市场。一方面，这会迫使犯罪组织给他们的成员开更高的薪水，相应的利润就减少了。另一方面也能够让他们更加善待他们的成员。只有当一个岗位可替代的人源源不断在排队等待的时候，老板才能够随意地开除他的员工。在过去，多米尼亚的暴徒们在杀掉那些不配合的成员或者派他们去和别的黑帮火并时，完全不会把他们放在心上，因为永远有新的成员像开着闸的水龙头一样源源不断地准备加入。如果包括多米尼亚共和国的监狱在内的世界各地的监狱都能够拧紧这个水龙头，黑帮就必须像皮特这位耐心的荷兰毒贩一样，焦虑地牢牢抓住已订立的合同，出现问题时也更愿意平和地去解决。
【1】与“毒骡”类似，钱骡是指以各种方式携带现金越境的人。
【2】一种类似香蕉片的食物。
【3】由于作者是英国人，此处警员们是以对英国女王的不敬向作者挑衅。
【4】《女子监狱》是一部美国电视剧，根据一部监狱经历回忆录orange is the new black改编，讲述主角参与贩毒而入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