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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库利亚坎（culiacán）城中充满了节日狂欢的气氛。库利亚坎是锡那罗亚州的首府，整个锡那罗亚州都深受毒品战争困扰。这个时候无论男女老少都纷纷走上街头，大家和着小号和长号的演奏声边走边唱。这是2014年的2月，墨西哥刚刚见证了一件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情：华金·古兹曼，这个锡那罗亚集团的头目、世界顶级通缉犯终于落网。在锡那罗亚集团，这个被叫作“矮子”的关键人物长期组织领导恐怖活动。他主导了锡那罗亚和其他地方共计几千人的谋杀案。几年以来，他一直都能躲避警方的抓捕，总能想到办法在军方的武装直升机抵达之前逃跑。但是他的运气最终还是消耗殆尽了。在这次惊心动魄的抓捕中，他从安全屋浴缸背后的暗门逃进库利亚坎的下水道，最后一路逃到马萨特兰的海滨度假村。在那里的一间廉价旅店里，他终于被发现并在枪口下被捕，随后他被带到墨西哥城，警方在电视摄像镜头前向数百万名墨西哥人播报了古兹曼被捕的消息。

在古兹曼的家乡锡那罗亚州，这一消息迅速引起了民众的热烈反应。几天之内，锡那罗亚州的几个城市里，四处有人散发号召民众上街游行庆祝的传单，以纪念这一重大时刻。最终，锡那罗亚人民走上了街头，但这些游行的目的却让人始料未及。如果你仔细看看这些游行的人民——有老有少，有男有女，还有的是家长带着孩子——就会发现他们身上穿的t恤和手里拿着的条幅上写着一些让人大跌眼镜的口号。一幅条幅上面这样写道：“矮子比许多政客更受人爱戴和尊敬！”“锡那罗亚是你的，矮子”，一件t恤上醒目地写着这句话。还有的人穿着印有数字“701”的衣服，而701是《福布斯》杂志整理的亿万富翁排名中古兹曼的最新排名。“矮子，我给你生一个孩子吧”，一个年轻女子穿的紧身背心上面印着这句话。原来，这些人出来游行并不是为了谴责这个恶毒的毒枭，而是赞美、声援他。在街上，当整个游行队伍不断前进的时候，不断有人呼喊：“que viva el chapo！”（矮子万岁！）这个时候没有警察在场阻止，显然他们有别的事情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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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子”古兹曼曾组织指挥了几千桩杀人命案，理应是全墨西哥人最痛恨的人。但是在这个国家里他邪恶势力最强大的一些地方，人们的感情却是十分复杂的。尽管毫无疑问的是，在库利亚坎的这次游行中，有一部分人是被迫参加的，但也有一部分人确实是他的拥护者。由《改革报》（reforma）所做的一项全国范围的民调显示，只有53%的受访者认可对古兹曼的这次逮捕，有28%的人表示强烈反对。1在墨西哥的贩毒民谣（narcocorridos）中就有很多对毒枭事迹的歌颂。在节奏欢快的长号和手风琴的伴奏下，这类民谣诉说着毒枭们的“英雄事迹”和他们智胜警察的特殊技能。为了向“矮子”古兹曼致敬，乔斯·尤罗乔·埃尔南德斯（josé eulogio hernández），这位戴着牛仔帽、人称“锡那罗亚马驹”的情歌歌手，专门写了一段歌词：

from his feet up to his head

（如果你注意到他从头到脚之间的距离）

he's a little short in stature

（他可能确实有点矮）

but from his head up to the sky

（但是从他的头顶到天空）

is how i calculate his height

（才是我心目中他真正的高度）

because he is a giant among giants.2

（因为他是巨人中的巨人）

这位身材矮小的巨人并没在监狱里呆多久：2015年7月，在他被捕之后一年多一点，墨西哥政府宣布“矮子”从他们的眼皮底下又一次溜走了。之后这些羞愧难当的官员公开了监狱闭路电视监控画面。监控画面显示在这个关押关键人物的牢房里，“矮子”先是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然后便走进了房间里通往他个人浴室的角落，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监狱长发现在淋浴底部有一个洞，这个洞背后是一条挖得非常专业有一英里长的地下通道。这条地道里有简陋的通风管，还有一辆摩托车停在轨道上，用来搬运土石。“矮子”显然就是经由这个地道逃走的，他逃跑时还打碎了地道里的电灯泡，最终消失在乡野田间。不到几个小时，歌颂他勇敢逃跑事迹的贩毒民谣就被上传到youtube上了。其中一首歌中，卢皮约·里弗拉（lupillo rivera）欢快地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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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s [of drugs]have been moved by water and air

（如果成吨的毒品能漂洋过海送来）

a well-planned tunnel can emerge anywhere.

（那么一条周密计划的地道也能够畅通无阻地把人带来）

六个月后“矮子”在逃亡中再次被捕，然而对很多人来说他仍旧是一个英雄。“矮子”不是唯一一个如此受欢迎的毒枭。从事贩毒生意的人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特点，那就是顶级的大毒枭能够享受比大多数罪犯都更高的人气——当然，也要超过很多的政客（美国国会议员们肯定很渴望拥有“矮子”那样高的人气）。大毒枭们甚至能够引领时尚潮流：埃德加·瓦尔迪兹·维拉雷尔（édgar valdez villareal），这个强壮的毒贩（同时他还有一头棕色的头发，因此得到一个实际上不准确的绰号——“芭比娃娃”）被捕时，穿了一件特别醒目的绿色拉夫劳伦网球衫。在此之后，全墨西哥城的服装店迅速上架了这件衣服的同款，卖给那些想模仿他的年轻人。

类似的情况在西方国家也有发生，在这里毒贩们常常被描绘成浪漫的形象，以粉饰他们的罪行。在电影《美国毒枭》中，演员约翰尼·德普（johnny depp）扮演了一名在美国广受喜爱的哥伦比亚裔黑帮老大。《美国毒枭》是一部讲述毒枭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麦德林集团如何崛起的电影。埃斯科瓦尔的儿子——胡安·巴勃罗写了一本关于他父亲的书，他写道，他父亲早期靠向他的高中同学卖假文凭发家。霍华德·马克斯（howard marks）这个正在服刑的英国毒枭，也写了一本题为《好心先生》（mr.n，书名同时也是他曾经用过的一个化名）的传记，之后还靠做演讲讲述他充满冒险的犯罪生涯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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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贩毒集团的所作所为一点都不传奇。在“矮子”古兹曼的领导下，锡那罗亚集团的暴徒们会毫不留情地杀害一切妨碍他们发展的人。这些受害者中，有的被折磨至死，有的被活活烧死，还有的被当众绞死。这些暴徒们甚至都不愿用革命斗争的名义来掩饰，而仅仅是因为他们妨碍到帮派成员赚钱了。像“好心先生”霍华德·马克斯这样的人，可能的确没有亲自动手杀掉任何一个人，但是，是他们在背后雇佣的杀手执行了这些谋杀。贩毒本来就是一件十分肮脏的事！但是这些亡命之徒一样的毒枭非但没有被大众所唾弃，反而在国内外都享受了很高的人气。从一群肮脏、残暴的恶棍变成了令人喜爱的“绿林好汉”，这种公众形象的巨大转变堪称商业世界里维护公共关系（pr）最具戏剧性的成功案例。这些贩毒集团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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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全市市民，”一则通知的开头这样写道，字母全部大写以示强调，“我想借这个形式来澄清一点，我从未下令杀过小孩和妇女。我也不会允许勒索和绑架的发生。是那些来自‘阵线’的成员彻底毁了整个城市……这些规矩对我们来说都是很明确的：不针对小孩，不针对妇女，不针对无辜的人，不勒索，不绑架。而‘阵线’会为了仅仅1,000比索（大约70美元）的保护费而杀人。”3

这封公开信用黑字和红字非常专业地印在一张白色大横幅上，在某天一大清早就被挂在华雷斯城里一处繁华地段的人行天桥上。这发生在2010年，此时“矮子”古兹曼的锡那罗亚集团和华雷斯城当地的“华雷斯集团”“阵线”之间的交战正在持续升级。这张由“矮子”亲自签字署名的条幅，只是几十块“narcomantas”（意思是贩毒集团悬挂的横幅）之中的一块，它们在城中各处同时出现。武装冲突激烈程度持续升级的同时，广告宣传的数量也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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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起来，贩毒集团可能并不需要担心市场营销的问题。尽管和毒贩们相比，广告经理的名声也没有好到哪里去[h.g.威尔斯（h.g.wells）曾形容广告业是“合法的谎言”；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也说“广告就是拿根棍子在泔水桶中搅拌发出的哐当声”。]，一般人可能会以为那些暴徒不会对这种传播游戏特别感兴趣。实际上，他们会非常认真地做市场营销活动，尤其是公关和广告。在公众中保持某种程度的支持度，是让那些像“矮子”古兹曼这样的逃亡者能够一直不暴露行踪的唯一方法。正因如此，贩毒集团才会想出一系列的复杂方法来包装他们的公共形象。

他们这些厚颜无耻的广告遍布整个墨西哥北部。比较传统的做法是：从人行天桥上面挂一块帆布或者塑料横幅，然后在政府把广告收走之前，通知当地的摄影记者把画面拍摄下来。有时候上面的内容被很随意地涂画在一些旧床单上面；而大多数的条幅都是经过专业的设计和制作的。这些广告目的各异。在新拉雷多（nuevo laredo）和得克萨斯交界处，“哲塔斯”曾经用一张横幅发起了一次招募运动，上面写道：“如果你是士兵或者退伍士兵，哲塔斯行动小组需要你。我们会给你提供丰厚的薪水、优质的食物，并给你的家人提供津贴。在这里没有虐待，没有饥饿——我们不会让你吃麻露酱汤面（maruchan soup【1】）的。”更普遍的情况是，他们通过广告互相攻击，说对方的坏话或者恐吓威胁敌对帮派（在这些情况下，这些广告旁边往往还有一些尸体），或者发布一些广告，向市民们保证贩毒集团是和他们利益一致的：他们只会做毒品生意，而不会去勒索普通人。

就此而言，这种简陋的户外广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因为这些广告给当地的群众营造了一种表象，似乎发广告的人在当地有很大影响力，以至于能够在公共场所随意挂这些广告，这也在暗示这些贩毒集团对当地的警方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力。但是他们广告内容的说服力还是令人存疑的。纵观全世界，无论是在合法的还是非法的生意里，广告都正在一定程度上面临危机。几代人以前，消费者可能会相信那些印在麦迪逊大道以及各种可信赖的报纸杂志上的“合法的谎言”。但是现在，随着免费的线上线下媒体的爆发式增长，消费者更难被说服了，他们尤其怀疑商家在广告中对自家产品写的那些东西。比如，你很难想象现在还有人会把20世纪50年代那些香烟广告中所宣传的保健功效当真。“矮子”和“哲塔斯”反复宣称他们是守规则的商人和优秀的雇主，这同样显得很空洞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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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地，市场营销专家们正在把他们的精力放在别处，贩毒集团们也是如此。10年前，品牌营销大师阿尔·里斯（al ries）和劳拉·里斯（laura ries）认为传统广告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地位，通过广告的兄弟——“公关”则更加容易改变消费者的看法。4现如今，社交媒体让公司能直接在线发布他们的公关信息。这些一般都是通过大卫·密尔曼·史考特（david meerman scott）提出的所谓“新闻劫持”的方法发出的。与传统的广告不同，公关不再去购买报纸和广告牌上的付费广告位，而是专注于影响那些更有传播价值的社论专栏和电视新闻节目档位。报纸上一篇充满溢美之词的公关稿，要比在背面印的付费广告效果好得多。据美国商业报纸《公共关系日报》（pr daily）估计，一篇社论公关稿的价值是付费广告位价值的三倍。各个公司都争抢着要把公司的信息写在这个广受欢迎的位置上，他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来游说记者们在文章中提及自己的公司。在英国，现在在公关领域工作的人数（47,800人）已经超过了记者（45,000人）。5

对新闻通讯社来说，出售一点点社论版面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整个新闻产业的前景都不明朗。对于收入低的记者，接受公司提供的长期赞助或者是赠送的免费产品作交换，来写一些正面评价的文章也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在新闻行业，提供“原生广告”的做法变得越来越普遍。“原生广告”是一种介于报道文章和付费广告之间的赞助内容形式。这些“原生广告”一眼看过去像是一篇普通的报道文章，但实际上是由广告主撰写或者经其审阅的。这一形式给公司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能够让他们把想传达的信息包装得更像是一篇社论，但实际上却是一则广告。面对广告向新闻报道里渗透的现象，大多数的新闻记者都感到不安。但是广告主愿意为这种效果显著的内容形式付非常多的钱。读者们可能不再相信广告里的广告词了，但是如果一家公司能够让一家报纸或者一个电视频道用他们自己的口吻重复这些广告上的内容，这确实能够产生一些效果。这些道理对贩毒集团也是适用的，它们近几年来正极其夸张，有时甚至是残暴地升级他们的媒体宣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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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刚刚从地平线上升起，我正在沙漠中以我所能控制的最快速度开车向前驶去，我把记者证藏在手提箱内侧的一包旧袜子里。这是在墨西哥北部5月的一天早晨，此刻温度还没有升高，外面的气温还算适中。这一天很早我就醒了，这让旅店里的工作人员也很惊讶，他们正在把昨晚盖在金丝雀鸟笼上的布掀开，而我则准备要去吃早饭了。我在40号公路上一路向西行驶，离开蒙特雷这个庞大、富有、接近美国边境的城市。最近，当地的黑帮开始为他们新一次的地盘之争筹措资金，任何一个看起来是那种家人愿意为他付一笔巨额赎金的人，都有很大的被绑架的风险。在城里，我一个有钱的朋友之前还开着他崭新的“路虎”到处兜风，前段时间却开着一辆又寒酸、又旧的老车到我酒店的门口。他向我解释道：“你不想在这段时间吸引任何人的注意力。”

蒙特雷的暴力问题广为人知。和其他许多墨西哥北部城市一样，当地的报纸头条充斥着关于枪战和杀戮的报道。城里很多生意人都把家人搬到了美国的安全地方，和他们聊天的时候，我听说了一些传闻，在北边的另一座城市里有更奇怪更邪恶的事情正在发生。在蒙特雷西边大约150英里的一个地方，公众很少会把这里和毒品战争联系起来。雷诺萨（reynosa），这个坐落于美墨边境的城市和得克萨斯州的麦卡伦（mcallen）相邻。和其他任何一座边境城市一样，这里有加工工厂、便宜的诊所以及一个脏乱的叫作“男人的小镇”的红灯区，这里同样也是毒品走私的据点之一。虽然整个墨西哥北部都有层出不穷的暴力冲突事件发生，但几乎没有任何有关贩毒集团在雷诺萨火并的新闻。不知为何，这座城市从来都没有出现在任何电视、报纸关于毒品战争的报道里。没有任何一篇文章提及过任何一个来自这里的杀手，也没有任何尸体的照片被曝光出来。政客们似乎也不愿意提及这里，就好像雷诺萨已经从整个国家分离出去了：这是一个没有消息的城市。我决定亲自去探访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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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清晨，马路上空无一人，我便加大马力沿着40号公路一直开去。没有人会想在这一段路上逗留，因为蒙特雷和雷诺萨之间的路段长期以来都是“海湾”集团（the gulf cartel）和“哲塔斯”之间枪战的地方。这两个黑帮曾经是盟友，现在却为了争夺墨西哥东北部的控制权变得势不两立。半路上我经过了“教子”（godchildren）餐馆。几个月前的复活节前夕，这里发生了一起长达两小时的枪战。参战双方是50名士兵和40个持枪歹徒。这场枪战在迷人的墙面上留下了很多弹孔，外墙现在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奶酪磨碎器。

在雷诺萨，通过对记者发出威胁，犯罪集团已经完全控制了当地的新闻报道。在过去两个月，我就了解到有一名当地记者被杀，五名记者失踪。两名从墨西哥城来的驻派记者被绑架并遭到毒打，一名美国记者在街上四处调查的时候，有一个陌生人走上来直接告诉他赶紧滚出这里，最终他只好仓皇离开。

停好我租的这辆车之后，我向市政厅走去，一路上我尽量沿着马路上光线暗的一侧行走，同时加快脚步，以备一有危险能够马上拔腿就跑。当第一位受访者发短信告诉我采访时间不得不临时改变时，我变得更加紧张了——这名受访者是议会的一名工作人员，他镇定地向我解释道，他的一名同事刚刚遇害，所以一下变得非常忙碌。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这位年轻的议会工作人员会在昨天被杀害。他当时正坐在他的车里，停在离市政厅五个街区远的一个红绿灯前，此时杀手走过来，开枪把他打死。这起枪杀案没有被任何媒体报道，后来我开车经过案发地点时，发现当地政府似乎也已经非常有效率地把现场清理干净了——在一个连垃圾都不能准时清理的城市，这简直就是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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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会愿意报道这起谋杀案，因为当地贩毒集团严格要求雷诺萨的记者不能报道任何有关毒品战争的新闻。在没有任何形式报道的情况下，市政府建立了一个推特信息流，提供有关这场战争最基本的信息，帮助市民们确保安全。我的一名受访者阿尔弗雷德（出于安全考虑我用了化名）利用他桌上的电脑，运营了一个叫“@gobiernoreynosa”的推特账号，为当地的居民提供一点基本的有关安全方面的信息。关注了这个推特信息流的人能够看到类似这样的信息：“风险状态。本市多处地段已经被封锁。小心驾驶，如无必要请勿下车”和“据消息称，去往蒙特雷方向的公路风险状态已经解除。环路处车辆行驶较慢。请耐心驾驶”。这个账号运营时间是从早上6:00到晚上11:00，每一个小时左右更新一次，如果遇到特殊情况，更新会更加频繁。“报纸、广播和电视已经有两年不播新闻了。”阿尔弗雷德说，他还说这个想法来自他那位精通互联网的女儿。没有记者愿意把自己的名字放在一则犯罪报道上面。有时别的城市的媒体信息比本地媒体的还要更快更全。“蒙特雷的报纸报道这边的新闻，我们的报纸则报道他们那里的新闻。”阿尔弗雷德说。

墨西哥的贩毒集团把很多的时间和金钱用在说服记者和控制他们的新闻报道上。说服用的手法是比较传统的“plara o plomo”——“要银还是要铅”，意思是要么接受金钱的贿赂，要么就被子弹射死——这种做法也被黑帮应用到处理其他公共关系上面。记者们被黑帮长期威胁恐吓，如果他们不愿意配合，就会被杀害，同时黑帮也想以此杀鸡儆猴。举最近发生的众多案件中的一个作为例证，乔斯·布莱迪米尔·安图那（josé bladimir antuna）这位来自《杜兰戈天气报》（el tiempo de du-rango）的犯罪报道记者被杀害之后，身上还留有一张纸条：“我之所以被杀，是因为我向军方提供了情报，还写了一些不该写的东西。在写报道之前请千万注意你写的每一个词。”安图那被杀前正在调查一名同事被谋杀的案子。他在调查中发现，当地警方和犯罪组织之间有金钱往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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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毒品战争持续升级，对记者们的压力也在持续升级。1994年到2004年这段时期，社会相对和平，墨西哥只有13名记者被杀。在接下来的10年里，到了2014年则有60名记者被杀。专门做犯罪调查的机构实际上非常穷，以至于本来不太值得被杀（有的受害者确实死于交火的混乱中，但不是被故意杀死）。但是大部分的记者的确是被蓄意谋杀致死：根据一个美国非政府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的统计，每十个犯罪报道记者中就有八人遭到过毒打。这些贩毒集团的策略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在迄今为止死亡人数最多的2010年，五家墨西哥报纸甚至公开宣布他们不会再报道有关毒品战争的犯罪新闻，因为这种报道对他们的记者风险太大。有时贩毒集团甚至能够把他们自己的说法植入到媒体中。在四名员工被绑架之后，千禧电视台（milenio television）被告知，如果不播出一段谴责敌对帮派和腐败警察串通的报道，这四名员工将会被处决。千禧电视台最后很不情愿地配合了这项要求（尽管只是在地方频道里，没有在全国的网络频道中播放）。

贩毒集团的宣传着重关心两类受众人群。一类是普通公众。比如，如果能让民众相信“矮子”古兹曼的锡那罗亚集团是一个更加值得尊敬的帮派，而且他们不会向普通人勒索或者是屠杀儿童，那么相比之下，普通民众就不会把锡那罗亚集团的情报汇报给警察，相反他们会告发锡那罗亚集团的对手，这些人在他们眼里更加糟糕。同样地，黑帮的宣传中往往会谴责当地的警察或者检察官的腐败行为，这样做也是为了让普通人不要给警方或者检方提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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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毒集团在意的另一类受众是政府。哪里有关于暴力事件的报道，政府就会做出响应，派出更多装备精良的警察或者士兵进驻这些地方，以此来控制局面。如果执法者像这样加大执法力度的话，贩毒集团就更难做生意了。所以阻止这些有关暴力事件报道的发出就显得非常重要：如果昨天晚上发生了大屠杀，但却没有任何的新闻报道出现，那么下一星期就不会有新的部队被派遣进驻过来，贩毒集团的那些非法生意就可以继续照常做下去了。在枪战之后，贩毒集团有时候甚至会把现场的尸体拖走，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埋葬他们，但同时也是为了尽可能地让现场看起来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从而尽可能地不让军方产生激烈反应。这些尸体被丢进水井、旧矿坑或者是沙漠的乱葬岗里。对于当地人来说，贩毒集团之间的战争是非常魔幻的：某天窗外的枪声、警笛声和直升机的轰鸣声能听得很清楚，但是到了第二天，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在报纸上当然也不会出现任何报道。

那么，为什么这些贩毒集团经常用残忍的方式当众处决人质呢？其实许多的处决都是为了做给大家看，他们把整个过程拍摄下来然后传到网上，在线上推广。在华雷斯城，一位病理学家曾经告诉我，最危险的出门时间是在下午的5:45，因为贩毒集团为了赶在6:00的晚间新闻之前一点执行他们的刺杀计划。这样做的原因是黑帮想要在他敌对帮派的地盘上面挑衅。如果十几具尸体堆在公共场所，政府就会派出镇暴特遣部队到事发地区，这个地方的黑帮几周之内都很难做生意。那么贩毒集团有时会故意“激化”敌对集团的地盘——用当地的话来说叫“calentar la plaza”——故意挑起政府的武装镇压。这同样需要媒体的配合，有的时候媒体被命令在一些专栏版块做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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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有贩毒集团说要闭嘴，另一方面又有贩毒集团要求大规模地发布一些新闻，夹在中间的记者很难占上风。《华雷斯日报》（el diario de juárez）》在两名报社员工被杀害之后，于2010年全球发行的一期的头版社论里直接对话当地黑帮。文章的题目是《你想要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此时正在争夺华雷斯城地盘控制权的各组织成员们……我们想让你们注意，我们只是信息的传达者，不是会读心术的魔法师。正是基于这一原因，作为信息工作者，我们希望你们能够说明，你们想从我们这里获得什么，你们想要我们发布什么、不发布什么，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白我们要坚持的方向。此时此刻你们是这个城市里实际的控制者，因为依法组建的政府此时已经没有任何能力来保护我们的员工，让我们不再继续送命。”6

贩毒集团对当地媒体的铁腕控制导致一部分的内容向互联网上转移。然而和普通的公司一样，犯罪集团也努力想维护自己的网络形象。推特账号@gobiernoreynosa在发布新闻的时候尽量地保持模糊，概括地称为“风险状态”而省略掉细节。但是一些业余记者则更敢于利用互联网的匿名机制提供比报纸多得多的细节。诸如像“毒枭博客”（el blog del narco）这样的网站，通过发布一些在纸质媒体上看不到的报道（同时还放一些即便是对暴力描写最大胆的墨西哥报纸也不会放的照片和视频）获得了很大一批读者。有记者表示，他们会把那些放在自己报纸上有很高风险的报道发给某些博客。对于贩毒集团来说，这种线上的信息发布方式对他们的新闻控制带来了新的挑战。

有迹象表明，贩毒集团正在尝试使用那些曾经对付主流媒体的方法来限制互联网上的报道。2011年，第一次有人因为在社交网络上发帖被黑帮杀害。两具尸体被吊在墨西哥东北部另一座边境城市新拉雷多的一座桥上，旁边写着一句警告：这是所有散布“互联网小道消息”的人要付出的代价。在这不久之后，一个著名的博客博主被黑帮认出并杀害，她的尸体旁边放着一个电脑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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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毒集团甚至愿意花很多钱让这些业余记者闭嘴。2013年，雷诺萨所在的塔毛利帕斯州（tamaulipas）全州散发了悬赏传单，悬赏60万比索（约4万美元）找出一个匿名的本地新闻网站“塔毛利帕斯州之勇”（valor por tamaulipas）背后的创办者。一年后，网站其中一位自称“felina”（猫女）的供稿人的推特账号被发现并被盗号。“各位亲朋好友，我的真名叫玛丽亚·罗萨里奥·富恩特斯·卢比奥（maria del rosario fuentes rubio），我是一名医生，今天我的生命结束了。”账号被盗号后发的第一条推特这样写道。几条推特之后，最后一条推特写道：“关闭你们的账户吧，不要像我一样还把家人连累了，我请求你们原谅我。”还配了一张玛丽亚尸体的照片。令人震惊的是，尽管如此危险，“塔毛利帕斯州之勇”和其他类似的网站仍然还在运营。不过黑帮无情的公关战役确实极大减少了这些歹徒和同伙们的曝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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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毒集团用来美化自身形象的更长期的策略是在企业社会责任上面下功夫。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是一个管理学上的术语，也被认为是现代社会的新潮流。但是企业社会责任本身有一段很长的历史。在18世纪，市民开始组织运动抵制那些参与了贩卖奴隶的公司，因此导致那些更注重社会责任的公司开始大肆宣传他们“人性化”的员工管理体系（当然，这些说法当中有的和真实情况有差距）。一百年之后，维多利亚时代的工厂为他们的员工们建立了“模范村庄”。员工在这里面能够享受安全、舒适的居住环境。在我所生长的英格兰北部附近有一个小镇叫索尔泰尔（saltaire）。这座小镇由一个维多利亚羊毛大亨泰特斯·索尔特爵士（sir titus salt）建造。他坚定地相信禁酒的好处，因此整个小镇建造的时候没有建酒吧（这一原则最近几年被打破了，镇上开了一家酒吧，就叫作“不要告诉泰特斯”）。企业社会责任最与众不同的一点，同时也是在各行各业广受争议的一点，就是一定程度上它的确是出于道德上的追求，但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自利。索尔泰尔没有酒吧可能确实是为了让当地居民更健康，但是也可能只是想让这些工人上班的时候更加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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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项商业战略的流行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现在，大多数公司花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为了展现他们对全球公民意识、可持续发展、三重底线【2】和其他听起来富有责任感但是较难明确定义的目标上的承诺。这些概念本身是什么意思可能都还未明确，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要实现这些目标都不便宜：尽管2014年的经济环境波动很大，世界500强中的128个美国企业还是拿出了近120亿美元投入在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项目上。7

不是所有人都认为这种带有空想色彩的社会改良行动值得花这么多钱。许多股东都在思考，这些在慈善事业——保护环境、提供免费食物、保护鲸鱼——上的花费是否能够真正增加公司的市值。一项由爱荷华大学商学院（tippie college of business at the university of iowa）所做的调查发现，这些在社会责任上投入很多钱的企业在经济下行的时候能够表现得更好。据调查报告的作者推测，这些企业的客户在经济下行的时候会更加忠诚，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也更不会抛弃他们。但是也有人认为实际的因果关系可能是反过来的：那些稳定又成功的企业比那些不稳定的企业有更多的现金可以随意花在更无关紧要的项目上。

近几年来，管理学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讨论热度开始减小。仍然在坚持着的支持者对一件事感到很困惑：为什么现在那些最成功的企业没有因为他们不关注可持续发展、企业公民意识等问题而使业务受到影响呢？总部设在爱尔兰的廉价航空瑞安航空（ryanair），虽然饱受争议，但他们完全不为所动，仍然横扫了欧洲的航空市场。其他的航空公司往往会为客户提供购买碳信用（carbon credits）的机会来“抵消”他们造成的污染。与此不同，瑞安航空没有时间留给这些环保主义者。“我们只想尽一切可能让这些傻瓜感到烦躁。对付这些环保主义者最好的手段就是拿枪毙了他们。”瑞安航空那位好胜心强的老板迈克尔·奥利里（michael o’leary）这样说道。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也是靠着疯狂地榨取他拥有的电信特许经营权所能带来的一切利益，同时又比其他的亿万富翁捐钱更少而成为世界首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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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企业社会责任在某些合法的产业里面逐渐式微，但是它在非法生意世界里仍然很受欢迎。一些敢于冒险的罪犯通过做一些表面上的慈善来赢得一个好名声。“矮子”古兹曼喜欢到锡那罗亚最豪华的餐馆去，给服务生的小费经常能够给到几千美元。巴勃罗·埃斯科瓦尔会给麦德林的小孩送去圣诞节礼物、修建滑冰场，甚至是为穷人提供住房。“我们的家族”给商人提供低息贷款，和非正式的“争议解决”服务（当然，这种解决纠纷的做法也没有人敢质疑）。许多毒枭都花钱建教堂。墨西哥专门有这种行为的叫法：“narcolimosnas”（毒品布施）。在伊达尔戈州（hidalgo）的一座小教堂里，有一块铜板上面写着：“由赫里伯托·拉斯卡诺·拉斯卡诺（heriberto lazcano lazcano）捐建”，在这句话前面还引用了一句赞美诗。拉斯卡诺实际上又被叫作“处决者”，是黑帮“哲塔斯”的头目，据说他享受把处决之后的尸体拿来喂狮子和老虎的快感（他本人则很平淡地死于2012年海军陆战队的枪击）。

有的牧师也很乐于接受来自这些人的捐赠。在2005年接受当地的一名记者采访时，已故的阿瓜斯卡连特斯州（aguascalientes）主教拉莫·戈德内斯·弗洛雷斯（ramón godínez flores）这样分析道：“当她用非常昂贵的香水涂抹她的脚的时候，（我们的主）拒绝了[抹大拉的玛丽亚（mary magdalene）]进献的贡品吗？耶稣没有问她‘你从哪里买的这些昂贵的香水？’他不在意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他直接收下了这些贡品。”有些吃惊的记者问他，但是如果一名牧师怀疑这些钱是通过非法途径获得的呢？没有任何问题，神父戈德内斯让他们不要担心：“当这些人意图是善的时候，这些钱就会被净化。你无须因为钱的来源是坏的就把这些钱烧掉；你必须转化它们。所有的钱都能够被转化，就像一个腐化堕落的人也可以改过自新一样。”8有的毒枭甚至通过做慈善的方式获得了几乎堪称圣人的地位。在“我们的家族”帮的头目纳扎里奥·莫雷诺·冈萨雷斯（nazario moreno gonzález）2010年被警方“击毙”后，米却肯州一时间出现了许多纪念他的圣祠。更戏剧化的是，在“复活”之后，他的神圣地位更得以升华，他最终在2014年被警方击毙。政府不得不承认他在2010年的时候并没有死，这一次几位部长向民众保证死者确实是他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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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在毒枭中大受追捧的原因很简单：对于通用汽车的股东来说，他们很难一下就看出给底特律歌剧院捐钱能够带来什么好处，但是对毒枭们来说，成为一个有社会关怀的企业家所能够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的确，在不受欢迎的情况下成功地办好一家企业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比如说像瑞安航空、斯利姆的商业帝国等一系列数不胜数的例子。但是在犯罪这个行当里，能够把生意做到什么程度，完全取决于周围的人是不是支持你。如果锡那罗亚集团的生意做不下去了，那每月派发给一些山区老人的退休金也会相应停止。这并不是说这些贩毒集团对社会是有益的：他们所带来的腐败、暴力和恐惧已经让墨西哥倒退了几十年，毒品所带来的投资远比不上因为毒品问题而错失的投资。但是当越来越多的选民感到，如果贩毒集团被取缔了，他们也会失去一些东西的时候，贩毒集团就越不可能被取缔。

给穷人发钱和建造冠有自己名号的教堂是毒枭们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对简单的两大做法。实际上还有一种更复杂的方法，在企业社会责任上花点钱，最后自己能够得到好处。来自哈佛商学院的塔伦·汉纳（tarun khanna）和克里希普·帕洛普（krishna palepu）两位教授撰写了很多关于新兴市场中存在的“制度缺失”（institutional void）问题的文章。发展中国家缺少了各种基本的基础设施，而这些基础设施在发达国家都是习以为常的，比如像样的马路、可靠的司法系统、优质的学校、免费的医疗等。一方面为了自身业务开展的便利，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迎合当地的消费者，一些大公司有的时候也会提供一些政府本应提供却没有提供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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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理解这些以贩毒为生的暴徒究竟是如何赢得普通人认可，或者至少是部分认可的，我特地拜访了一位我们都称呼为罗莎的老妇人。她在康得萨（la condesa）的一间空间宽敞、装潢现代的公寓里接待了我。康得萨是墨西哥城的一个富人区，就连附近的公园里出没的一些纯种宠物狗身上穿的都是设计师款。当我走出电梯，走进公寓里面敞亮的厨房连体餐厅的时候，空气中此刻正弥漫着美食的香味。罗莎，这位桶型身材、身高不到153公分的70岁老人正在煎蓝莓薄饼，她给我装了厚厚一盘。这间奢华的公寓并不是她的，公寓的主人是一个墨西哥的商业顾问，我通过工作认识了这个人。罗莎是他的“muchacha”，字面意思是“女孩”，这是一个很传统的词，专门用来统一称呼那些无论年龄大小，负责提供打扫、烹饪和各种各样的家政服务的女人。公寓主人邀请我来参观，并且见一见罗莎，因为他认为罗莎会有很有趣的故事可以和我分享。罗莎给我的说法则是，在拖地和做蓝莓薄饼之余，她正在谋划一场谋杀。

罗莎住在墨西哥州的一个穷人区里，围绕首都周围的一大圈地方居住着1,700万人口。在她所在的移民区里生活是很艰苦的，由于当地警方已经束手无策，大量的犯罪活动完全不受法律制裁，在那里生活变得更加艰苦。三个月前，她十六个孙子女中的一个孙女在和她丈夫回家的时候，正好发现两个小偷在他们家里翻箱倒柜。这两个小偷当时便逃走了，但之后竟然又回来用斧头柄对她丈夫一阵毒打，警告他们不要报警。“他现在还是像这样走路。”罗莎说道，同时一边演示着手臂因为骨折只能够悬挂着的样子。在最近发生的另一件案子中，一个独居的老人被小偷抢了。老人的邻居听到求救的呼喊之后，把小偷扭送到法庭。但是不知为何小偷还是花钱出来了——罗莎不确定是通过保释还是贿赂。罗莎说，这个老人在得知消息之后又生气又震惊，几个月之后便因为心脏病发作去世了。过了几年之后，还是同一批人，他们在洗劫一个养鸡场时，仅仅为了偷几千美元就把两个人给杀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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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肆无忌惮地进入别人的房子里，他们拿走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威胁恐吓别人。这些人让我们感到恐惧，”罗莎说道，握着拳头猛敲了一下餐桌，“我们没有很多的东西，我们很贫穷。他们便偷走电视、音箱、羊、牛、衣服，甚至连电线都偷。”而警察对此束手无策。“实话说，我也不相信他们，”罗莎说道，“如果政府什么都不做，那我们还能怎么样？一个人在这样的环境下完全过不下去。我们不能活在随时有人会闯进我们的房子然后杀了我们的恐惧里。”最近，有些事情让她开始看到事情开始有转机了。那天她正坐在一辆公交车里准备回家，在一段僻静的路上，有一群强盗准备上车来抢劫。然而这一次，乘客们奋起反击，给这些强盗们一顿痛打。“可惜巡逻警车一下子就赶到了。没有让他们有机会把这些歹徒给解决掉。”罗莎遗憾地说道。

这件事启发了罗莎和她的邻居们。他们正在攒钱，准备雇一些人来除掉那些威胁恐吓过他们的强盗，这样能一劳永逸。她说他们的想法是把这些强盗痛打一顿，可这样就完了吗？“当然……”罗莎在找更合适的词来形容他们正在做的事，“这么说吧，就算打得更狠一点……又怎么样呢？”他们计划从附近一个叫做帕丘卡（pachuca）的城市招人。她其实已经物色好了一个人选，这个人有四十来岁，是退伍军人，有一把手枪，之前也干过类似的活。“这些人就是专门做这个的。他们负责替人复仇。”她说，当她说到“复仇”这两个字的时候，眼睛睁得很大。

深紫色的一小块饼从蓝莓薄饼上面滑落掉到我的餐巾上，慢慢渗开，这些饼也一下子变得没有那么诱人了。我向她告辞然后准备回家，路上一直在想，我的家政阿姨在闲暇的时候是不是也在筹划着什么？罗莎的故事可能有点可怕，但是听起来也没有那么不寻常。当国家很弱的时候，在本该由国家出面的地方，人们会寻找一些另类的，有时是在法律之外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国家衰败的早期标志之一就是人们开始自己做自己的执法者。例如在一些衰弱、混乱的中美洲国家，当地的报纸有很多类似的报道，许多城镇里的人们把当地的小偷或者强奸犯统统抓起来，然后当众一顿痛打，有时甚至有更加严厉的处罚手段。即便是在发达国家，有组织的犯罪组织也会提供邪恶版的“公共服务”，专门填补那些因政府缺位而形成的空白。在北爱尔兰，对于那些被控告贩卖毒品或者其他不可饶恕罪行的人，爱尔兰共和国军（irish republican army，ira）过去常会用枪击碎这些人的膝盖骨。这背后的原理和罗莎的情况是一样的：只要犯罪组织是为了填补“制度缺失”而存在，那么就能赢得一部分社会成员的支持，支持他们做这些扭曲的“承担社会责任”的工作（由于这些人的核心业务就是要铲除敌对帮派势力的武装，因此对他们来说是一举两得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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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有组织的犯罪集团都提供这种“保护”。巴勃罗·埃斯科瓦尔专门组建了一帮暴徒来做这种事，给这个组织取名叫作“muerte a secuestradores”（绑架者末日），试图向大家证明他们只针对那些做了坏事的人。同样地，锡那罗亚集团也创建了一个杀手小组叫作“mataze-tas”（哲塔斯杀手）。他们在上传到网上的一系列视频中声称：“我们唯一的目标就是哲塔斯。”这个小组将“一直造福墨西哥人民”。这些戴着头套的人说道。

犯罪分子所做这些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是否真正能够造福社会呢？美国经济学家赫谢尔·格罗斯曼（herschel grossman）创建了一个关于黑帮提供公共服务的模型，他发现在某些情况下，政府和犯罪团伙在相互竞争下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要比当只有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时质量要好。9在格罗斯曼的模型里，为了提供公共服务，黑帮们收保护费和政府收税实际上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如果税率越高的同时，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还越糟糕，那么民众和商人就会更倾向于依靠黑社会来满足他们的需要。黑帮也面临相同的两难困境：如果保护费收得越高，提供的服务越少，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人回归到国家那里去。格罗斯曼认为，这种形式的竞争可能是潜在有利的，因为这会让国家不再征收高税赋却不作为。“根据这样的分析，黑帮的存在只会损害那些统治阶级权贵们的利益，因为他们的主要来源就是权力寻租。”格罗斯曼写道。（当然，格罗斯曼也按照经济学家严谨的风格补充道，同样也会存在“黑帮们的活动对社会造成动荡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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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相当愚蠢的分析。几乎没有任何社会因为有组织的犯罪而得到改善。犯罪团伙有时确实能够提供对某些人有用的服务。犯罪团伙典型的一个诡计是串通投标。关于这一现象最早的研究是在1876年，当时一位意大利政治家、经济学家欧普多·弗兰凯蒂（leopoldo franchetti）到西西里岛调研后撰写了题为《西西里的政治和行政条件》（political and administrative conditions in sicily）的报告。10如果知道最早的关于意大利黑手党的正式研究是关于食物的话，电视剧《黑道家族》【3】的粉丝们会非常高兴。在西西里岛的首府巴勒莫（palermo），弗兰凯蒂考察了两家专业的磨坊。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下，两家磨坊会在面粉的价格和质量上互相竞争。顾客们购买到的是最便宜、质量又最高的面粉。但是两家磨坊马上就意识到，有一种更简单的方法来做面粉生意。他们不再相互竞争，而是选择进行共谋。他们轮流削减产量，想让面粉变得稀缺，这样他们就能够定比之前更高的价格。换句话来说，他们形成了一个典型的卡特尔【4】。这个计划除了一个缺点以外都很完美，那就是很难保证两家磨坊都严格地遵守限制产量来抬高价格的约定。每一方总是会存在一种很强的激励，促使他们超量生产面粉，以及按照比约定价格更低一点的价格销售，这样就能抢占整个市场。法院是不可能判决执行这种合同的，因为价格垄断本身就是违法的。所以这些磨坊主们决定雇佣那些被弗兰凯蒂叫作“强大的黑手党成员”的人来强制执行合同。这几方都很高兴：磨坊主们做更少的事情，还能赚到更多的钱，黑手党从中也能赚一笔。最后只有穷人吃亏了，他们花更多的钱，反而只能买到更差的面粉，吃更差的意大利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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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之后，犯罪集团也开始提供类似的合同执行服务。这些合同往往无法寻求法律上的救济，要么是贩卖违禁物品，比如说毒品，要么是参与一些非法活动，比如说价格垄断。在弗兰凯蒂的研究基础上，迭戈·甘必大（diego gambetta）和彼得·罗伊特（peter reuter）合写了一篇经典的论文，11提供了大量关于黑手党如何在意大利和纽约提供类似服务的例子。在巴勒莫和那不勒斯，政府对在红绿灯处刷车窗进行敲诈的行为放任不管，黑手党则趁机将其管理起来。在罗马则相反，黑手党没有参与其中。两种情况对应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在巴勒莫和那不勒斯，黑手党能确保这些敲诈的人各自只在事先划定好的地盘里活动，在罗马这些刷车窗的人则会为争抢最赚钱的地盘大打出手。罗马警方很快就会介入，让所有这些敲诈的人都很难再做下去。而在那些黑手党负责管理这些生意的城市里，生意却还是像往常一样进行。

在纽约，黑手党一直参与当地的垃圾收集生意。这生意很难让人觉得有很多油水，至少比起跨国毒品生意肯定没那么有吸引力。但是通过垄断废物收集的价格，垃圾处理公司可以急剧提高利润。和19世纪西西里岛的那些磨坊一样，问题在于如果一家公司为了窃取客户而降低价格的话，价格垄断的协议就会破裂。解决方案是寻求黑手党的帮助来确保所有人都信守诺言。甘必大和罗伊特还写道，对于垃圾处理公司来说，和这些暴徒合作还附带有别的好处，那就是防止新的公司进入市场。1972年，布鲁克林区检察院的遭遇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当时检方设立了一家新的垃圾处理公司，希望将其作为卧底来接触黑手党。没有多久，新公司的几辆卡车就被这些暴徒给毁坏了。

对于那些想多挣些钱，同时也不介意违反竞争规则的商人，犯罪集团提供了一个很有用的合同强制执行服务。有证据表明他们的收费相当合理：有证人证实纽约的黑手党为保证水泥行业价格垄断所收取的费用是水泥价格的2%；在西西里岛，据说工程建设行业给黑手党的费用是5%（其中真正到黑手党手里是3%，剩下的2%用来买通官员）。如果价格垄断协议让一家公司可以坐地起价，那么支付这些费用是值得的。实际上他们确实因为价格垄断而能够赚更多的钱：兰德咨询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项研究表明，相比之前充分竞争的情况下，纽约长岛的居民要多花出15%的钱在垃圾处理上，商家则要多花50%的钱。12在黑手党提供的排他性保护之下，垃圾处理公司之间的合同可以非常灵活，甚至可以互相买卖特定地区、特定客户的垃圾处理权。正如甘必大和罗伊特所写的：“排除竞争是几乎所有公司的梦想。黑手党则是少有的能够帮助实现这一梦想的非政府机构。”作为这种公司之间非法协议的有效执行者，犯罪集团赢得了支持，反过来进一步确保这些暴徒能够继续开展他们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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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世界都应为贩毒集团所犯下的这些骇人听闻的残酷暴行而感到愤慨。大多数人确实是如此。但是通过运用那些向正常商业世界学到的技巧，这些贩毒集团成功地在几个关键领域赢得了足够多的支持，因此减少了他们被告发和起诉的概率。通过在慈善事业或者是宗教事业上高调捐款，他们把自身形象塑造得更加温和。通过提供那些国家没能提供的公共服务，在一些贫穷的地区，他们逐渐被视为民选政府的替代品。通过确保公司之间违法协议的有效执行，他们和商人阶级建立了联系。通过广告宣传、掌控社交媒体和恐吓记者，他们确保所有展现给公众的形象都尽可能是他们最光鲜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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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如何破解贩毒集团的这套公关机制呢？要消解这些暴徒在“慈善”方面所做的努力，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确保政府自身提供基础的公共服务。如果在墨西哥城那些暴力事件频发的郊区里，警察和法官们都能够忠于职守，罗莎这个70多岁的保洁员也不会去想着找一个杀手来帮她报仇。如果麦德林政府在公园、游泳池和青年俱乐部的建设上多投入一点，哥伦比亚人就不会对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建的溜冰场那么青睐了。如果墨西哥政府给老年人提供合理的养老金，就没有人会排队去领“矮子”古兹曼让手下派发的钱了。如果墨西哥的银行贷款政策没有那么苛刻（和巴西相比，他们只贷出了巴西银行一半的钱，和智利比他们只贷出了智利1/3的钱），13那么许多家庭和商家就不用那么迫切地想从黑帮那里借钱。当各种各样的分析师们谈及毒贩们占领那些政府缺位的领域时，他们构想的画面往往是政府忽视了这些领域，没有派出足够的警察或者士兵。但实际上大多数时候是另一种情况：从日常娱乐到垃圾收集和小额贷款，这些恰恰是政府根本就没有提供任何公共服务的领域。总的来说，如果政府越负责任，那么留给暴徒们来展现他们虚伪“责任感”的空间就会越小。

对于黑帮为非法合同提供执行服务，又该如何破解呢？与上述其他服务不同，这项服务政府不能提供，因为像价格垄断和串标肯定都是违法的。在西西里岛和纽约市，有证据表明黑手党在这些事情上的参与开始逐渐式微。一方面的原因是反垄断调查能力的增强。纽约的垃圾处理行业现在已经由商业信誉委员会监管，这一措施一时间消除了纽约市内绝大多数黑帮在商业上的影响（尽管在郊区黑帮的影响仍在继续）。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全球化。在西西里岛本地的磨坊主之间垄断价格，对黑手党来说可能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是要联结意大利其他地区的大公司一起签合同则变得困难得多，更不要说和世界上其他地区了。当小型的、区域性的公司被大型、跨国公司替代，执行价格垄断合同就变得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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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政府想要扰乱黑帮传达的公共信息时，有两件事可以做。第一，他们应当了解黑帮之间的“calentar la plaza”策略（即故意在对方地盘里挑事，吸引警方的注意）。如果在一个地方出现了恐吓广告或者在公共场所里摆放的大量尸体，政府的反应往往是派出增援部队进驻到那个地方来维护和平。这背后的想法可以理解，但是这往往就是犯罪分子们想要的结果。政府应该做的是往故意挑事的那个黑帮所在城市去，这样能够反过来减少这个黑帮挑事的积极性。去对方帮派的地盘挑事将很有可能事与愿违，因为这样只会让大量的部队进驻到那个真正应该负责的黑帮地盘里。

第二，对于黑帮邪恶的“公关”战役，解决方案是给记者提供更好的保护。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当我和墨西哥总统菲利佩·卡尔德龙的一名助手谈起此事时，他只能冷笑。他反问道：“我们能怎么办——给北墨西哥的每个记者都派一个保镖吗？”显然这不现实，但是对谋杀案件加强侦破力度将会让那些乐于杀害记者的凶手落入法网，这种罪行极有可能被定罪判刑。国家也可以考虑提高对那些谋杀记者凶手的刑期，就像在许多国家，谋杀警察要比杀死一个普通人判的刑更重。实在不行，通讯社也可以约定好在特别敏感的话题上发布内容相同的报道，黑帮总不可能把所有的记者都杀了。在20世纪90年代，哥伦比亚的报纸有一段时间就是这样做的。有大量的原因说明这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策略：减少了竞争，降低了纠正错误的可能性，还形成了一个错误概念，即存在一个所谓“官方”版本的事件真相。但是这总要比报纸集体噤声强，像现在某些被黑帮控制的地区就没有任何相关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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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发达国家的政府应该在教育民众上加大投入，告诉他们毒贩们赚的钱最后都花到什么地方去了。以往，发达国家的公众教育电影都集中在描述吸毒对健康带来的损害上。几十年过去了，这些公众教育运动似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这并不奇怪，毕竟死于吸毒过量的概率相当低。事实上，购买和吸食毒品可能都不会要你的命。但是这却非常可能会要了其他某个人的命。比如，对专门生产和运输可卡因的贩毒集团来说，杀人和虐待也是他们商业模型中的一部分。（参见第八章，有些毒贩最近在网上极力鼓吹的所谓“公平交易可卡因”是完全虚假的。）在欧洲或者美国买可卡因理应给人一种不安，这种不安同样应该困扰着你，因为你的购买行为意味着在像雷诺萨这样的地方可能会有人因为毒品买卖而被折磨至死。人们应该了解这些事情。每年有几百万的消费者购买毒品，但是却没有人想到他们实际在花钱让别人承受难以想象的痛苦，不过这也正说明了，为什么贩毒集团能够轻易美化他们的形象。

【1】日本东洋水产株式会社下的一个方便面品牌。

【2】三重底线原则由英国学者约翰·埃尔金顿提出，指企业盈利、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的同一。

【3】《黑道家族》是一部美国电视剧。讲述位于美国新泽西州北部黑手党犯罪生活的故事。

【4】卡特尔是垄断组织形式的一种，通常以合同约定的方式控制价格、销量等实现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