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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墨边境，墨西哥这一边生活贫穷，而另一边的加利福尼亚则生活美好、富裕。不过，从墨西哥这边跑到另一边，看起来也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从蒂华纳破败不堪的郊区走过，一路走到边境线上的山岭，你就会来到一面年岁久远、已经生锈的螺纹钢围栏面前，围栏上面是一些时间很久远的尖利铁丝，有很多地方都已经脱落了。这座金属屏障有的地方只有8英尺高，这意味着即便是小孩站在倒翻过来的旧木箱上都能翻过去。想把东西递过围栏那边去就更简单了：科洛尼亚·利物浦（colonia libertad）是墨西哥一个贫穷的西班牙移民区，它的区域范围一直延伸到边境线上，这片地区的居民习惯把垃圾从围栏这边扔到美国那一边去。

从科洛尼亚·利物浦那些没有经过铺砌的街道上穿越过境，看起来可能很容易。但是从加利福尼亚这一边你就会发现，现在要进入美国要比过去困难很多。在生锈的那面旧围栏之外的几百英尺处有一面新得多的围栏。这面新围栏有14英尺高，顶部布满了剃刀一样的铁丝，并且有泛光灯照明，同时有24小时瞭望塔予以看守。来自“米格拉”（la migra，墨西哥人用西班牙语对美国移民局的称呼）的特工们驾着全地形车在山上上下巡逻，天黑之后他们还装备着夜视眼镜。整面围栏从两边看过去都是一望无际，沿着绵延山丘的灌木竖立着。装备着摄像机的无人机在整面围栏上方盘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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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随着安保投入的增加，政府对非法越境开展了一系列打击行动，这让非法移民想溜进美国变得更加困难。但是那些怀着美国梦的墨西哥年轻人仍然在每天想方设法偷渡过去，而且现在他们又增加了一个强有力的盟友。近年来，在墨西哥贩毒集团许可或提供的向导和偷渡组织人员的帮助下，越来越多的非法移民成功完成了这一段充满艰难险阻的旅程。在这一过程中，墨西哥的贩毒集团也借此把业务范围拓展到了偷渡行业。由于偷渡者在和“米格拉”的较量中越来越狡猾，墨西哥和美国的官员发现了贩毒集团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除此之外，贩毒集团还参与了一些更加邪恶的生意，比如说偷渡移民过去做奴隶。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国会议员洛丽泰·桑切斯（loretta sanchez）在2014年的一次国会听证会中说道：“我们了解到，跨国犯罪网络不单只从事毒品贩卖——什么能赚钱他们就做什么。如果枪支买卖利润丰厚，他们就会走私枪支。如果偷渡人口有利可图，他们就会偷渡人口。”

偷渡人口也不是贩毒集团唯一拓展的业务领域。除了常规的犯罪勾当——勒索、卖淫、汽车盗窃，等等——这些暴徒还开拓了很多非常规的领域。如果你吃过足够多的牛油果酱的话，很有可能有时吃进的是一颗经由“圣殿骑士集团”（knights templar）种植或者收税的牛油果。据说“圣殿骑士集团”控制了米却肯州农业中的绝大部分。同样地，如果你喝过足够多的莫吉托酒的话，你喝下去的某一口酸橙汁可能是用贩毒集团种植的酸橙压榨而成的，这是另一个在墨西哥部分地区被有组织犯罪集团控制的产业。萨尔瓦多曾一度是可怕的“奶酪集团”（cártel de los quesos，the cheese cartel）的老巢，他们从洪都拉斯走私便宜的奶酪（如果你尝过萨尔瓦多人自己制作的奶酪的话，你很快就会明白为什么走私奶酪很有必要）。在某些地方，贩毒集团参与了一些更大的生意：墨西哥政府官员曾说过，“圣殿骑士集团”在征收铁矿税上赚到的钱要比在毒品上赚到的钱更多。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pe-mex）这个墨西哥国家的汽油垄断企业，每年都要因为有人在管道中的盗钻活动而损失300万桶原油，这些人有时甚至会不小心把自己炸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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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毒集团参与的业务范围如此之宽，以至于有分析师认为称呼这些集团为毒贩已经不合适了。有的机构，包括美国联邦调查局在内，现在称呼他们为“跨国犯罪组织”（tcos），但是在网上似乎这个词还没有流行开来：如果你用谷歌搜索“mexican tcos”（墨西哥的跨国犯罪组织），谷歌会问你：“did you mean：mexican tacos？”（你是指：墨西哥卷饼吗？）但无论你怎么称呼他们，有一件事是明确的：贩毒集团正在把他们的触手伸向一些新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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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拓展业务的行为模仿了那些合法的企业。每个企业都追求扩张，尤其是那些有盈余现金用来投资的企业（这也永远是犯罪组织要操心的问题，对他们来说把钱存进银行太困难了），所以企业会开辟那些以他们现有的能力能够带给他们优势的新市场。墨西哥贩毒集团业务的多元化潮流发生在“公司美国”（corporate america）【1】上一波业务多元化潮流之后。1950年，财富500强中只有不到1/3的公司经营业务种类超过了一个产业。到了1974年，接近2/3的公司不只经营一个产业。多元化狂潮在1977年达到顶峰，当时可口可乐兼并了泰勒红酒（taylor wines），尝试进入红酒行业。结果并不出乎意料，没有人喜欢“酒庄可乐”，整个计划以失败告终。自从这之后，整个潮流开始向反方向发展，公司又回归到专注于一些他们真正能够做好的事情上。但是多元化经营的潮流仍具有启发意义，因为潮流背后的思想帮助解释了现在犯罪世界中涌现的新趋势。

以可口可乐红酒为例（这可能和萨尔瓦多人做的奶酪是绝配），这可能的确是一个失败的产品，但是这正是管理学大师们称为“同心多元化”（concentric diversification）的绝佳示例。所谓同心多元化，是指一个公司利用它在某一领域的专长，针对新客户发布一条新产品线。虽然可口可乐对红酒一无所知，但却是市场营销和品牌建设的天才，而且还运作着一条世界上最精密复杂的销售网络。可口可乐之所以敢于下注一搏，原因就在于它能够把自己的营销智慧和销售能力应用到红酒产业中。贩毒集团插手人口偷渡的做法也是在下相同的赌注。他们在移民行业中没有直接的技能；而且这个行业的“客户”们——那些想移民美国的墨西哥农民们——代表了一个新的市场，这个市场与那些购买毒品的有钱美国人完全不同。但是说到偷偷把东西运过境，或者贿赂、恐吓沿路的政府官员的话，这些技能是可以跨行业应用的。如果你能走私毒品，为什么不能偷渡人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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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叫作维克多·克拉克·阿拉法罗（víctor clark alfaro）的人，对合法和非法越境的方法都很了解。他是一位在蒂华纳的研究人员，同时也在圣地亚哥州立大学（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教一门人类学课程。像很多在边境区域生活的人一样，他的生活方式是国际化的，每周要去美国讲两次课。我到他在蒂华纳的家中拜访了他，他家同时也用来作为“两国人权中心”（binational center for human rights）的办公场所。这是他运营的一个小型非政府组织。他住的楼层很高，在爬完许多级的室外楼梯之后，我来到了一个看起来很重的大门前。不久后，克拉克小心地把门打开，并向我道歉没有早点开门。五个月前，州政府把先前安排给他的保镖撤走，这些保镖原本是因他的调查会揭露一些黑幕，人身安全需要保护而设置的。在此之前，他告发了州政府官员出售警察的身份信息给贩毒集团的行为，这种事会给他招来很多敌人。

进门之后，在一个摆满书籍和文件的办公室里，克拉克向我讲解了人口偷渡行业的市场情况，他的研究兴趣正是集中在蒂华纳地区庞大的社会底层。他常常会和当地的“蛇头”聊天，而这些人就是组织偷渡者从墨西哥偷渡到美国的人。有的“蛇头”还会参与到他在圣地亚哥的讲座中，以skype远程通话的形式向美国学生介绍这个偷渡游戏的机制。他说，笼统地讲，有两种类型的服务可以选择。基础选项是在一名向导的带领下徒步穿越边境，并期待能够躲过美国边境巡逻队的巡逻兵。而对于那些有钱或者没有足够体力跋山涉水、穿越沙漠的人来说，还有一个豪华选项：“排队”过境，也就是用假的证件通关。“蛇头”用大约100美元买一份二手的签证，然后把客户乔装成签证中照片的模样。一名向导会偷偷地把偷渡者带到移动最快的那一条队伍上——这说明负责检查的边境官只会匆匆瞥一眼证件。“蛇头”不会忽视任何一个细节：他们甚至会在偷渡者的包中放一些纪念品，使他们像是一日游的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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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后来整个产业都被彻底颠覆了，克拉克说道，“9·11恐怖袭击导致美国把边境看作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问题。边境线现在已经有人密切地巡逻——几乎相当于关闭状态。”整个打击运动让“蛇头”更难以提供他们惯常的服务。结果就是，他们抬高了价格：在蒂华纳，步行穿越曾经只要2,000美元，现在需要5,000美元。排队过境曾经只要5,000美元，现在要花13,000美元。他说，当地的“蛇头”正面临危机。

见完面的第二天，我便从圣思多罗（san ysidro）检查站准备入境美国。尽管我的英国护照没有问题，但是和克拉克的谈话让我对入境美国这件事感到非常紧张。我不知道队伍里的人有多少正使用着假的证件，或者提着一包装满匆忙买好的纪念品，正准备以游客身份过关。一过海关之后，我见到了麦克·希门尼斯（mike jimenez）。麦克·希门尼斯是圣地亚哥地区边境巡逻队的一名高级特工。为了让我了解非法移民面临什么样的“欢迎待遇”，他带我参观了一圈蒂华纳边境线在美国一侧的情况。这完全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天罗地网。用地震传感器来监测脚步（尽管有时会被野鹿触发）。用透地雷达来扫描出是否有地道；遥控机器人在下水管道系统中巡逻，有的时候偷渡者会在这些地方挖地道过去。陆地边境线上越来越多的警力布局使得更多人选择从海上过去，而这样要花5,000到9,000美元。在有雾的时候，蛇头最多一次用摇晃的快艇把25个人摆渡到岸上，有的时候甚至最北能到圣塔芭芭拉（santa barbara）登陆，这离墨西哥边境几乎已经有两百英里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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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对于偷渡者的处罚也在加强。在过去，如果是美国公民被发现从边境地区运送非法移民的话，有时不会有什么后果。现在，被抓到一次就会招来检方的起诉。通过接入美国联邦调查局使用的生物信息数据库，边境巡逻队也能知道某个人之前是否曾犯过罪。而且，现在仅仅是运送一小批人都会被逮捕，在之前如果人数少于七人的话，向导则很有可能会被释放。希门尼斯说：“如果处罚力度加大，那么偷渡客要找到那些帮助偷渡的蛇头就会更困难。”

当然，非法越境仍然是有可能的，但是边境增加的安全保障措施让这些偷渡者的成本陡增。向导们被关进监狱的风险加大，因此他们要求更高的报酬。为了防止向导被抓，有的组织增加了偷渡车队的规模。他们安排一辆装有偷渡者的车跟在一辆由向导驾驶的车后面。这样如果偷渡者被拦截，向导仍然可以逃脱。在边境的围栏处，有的向导用便携式电池供电的电锯锯开结实的铁丝网。希门尼斯说，很多“蛇头”花钱购置了他们自己的夜视眼镜。甚至有人使用无人机。满载毒品的无人驾驶飞行器时常在边境线附近坠毁；同样的技术应该也可以被用来监控边境巡逻人员的位置，帮助偷渡者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越境。

除了增加偷渡组织者的成本之外，技术也给他们的客户提供了更大的议价能力，客户现在能够通过社交网络上的评价来判断哪一个“蛇头”最值得信任。就像网站在毒品行业中引发竞争一样，社交网络让有意向的偷渡者能够互相交流偷渡过境价格和服务信息。“有人认识能够帮助我偷渡到美国的‘蛇头’吗？”在西班牙语的雅虎网站中有一个人这样问道。名为“juan carlos”的用户回复说他能够提供帮助，同时承诺他有gps、穿越沙漠的经验以及“能说90%的英语”。相比之前必须在夜幕降临时分到跨国大桥附近晃悠才能雇上向导，这些变化意味着偷渡者能够得到更多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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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力度加大又会对整个生意带来多么严重的影响呢？一项由美国国土安全部的一组统计学家完成的研究文章尝试回答这一问题。1根据那些与被抓获的偷渡者进行访谈所获得的信息，这篇论文的作者成功收集了上千份“蛇头”的价格数据。作者发现，老人、小孩和妇女（尤其是怀孕妇女）要支付更多的钱，大概是因为这些客户在偷渡过境时需要花更多的时间。他们也发现来自墨西哥中部地区的人通常要花更少的钱，这些地区历来是偷渡人数最多的地区，可能当地人对市场已经足够了解，所以他们更善于和“蛇头”讨价还价。他们发现，“蛇头”还提供团购折扣——但是如果人数过多，反而会收极高的价钱，因为这时要带这样一大群人过去而不被发现，难度增加了。另外在美国农忙收割季节之前和大兴土木的时候，对“蛇头”的需求会变得旺盛得多，因为这两个时候都需要廉价的墨西哥劳动力。

研究者们利用从边境巡逻队获得的讯问记录，以及在美国、墨西哥两地的机构调查所得数据，绘制出了偷渡价格随着时间的变化趋势图。这一趋势显示偷渡过境的价格持续升高，在1993年从700美元陡增到1,400美元，在2007年从1,500美元陡增至2,400美元（所有这些价格都是换算成2007年的美元价格）。因此按照实际价值计算，平均价格接近翻了一番。在这条线旁边，研究人员画出了一条表示边境巡逻人员工作小时数的折线。这两条线的趋势几乎完全一样。（参见图9-1）这份报告似乎和维克多·克拉克所认识的那些“蛇头”们的判断相吻合：在美国境内增加的执法力度使非法过境的成本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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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完这些研究成果，以及亲眼看过令人恐惧、充满障碍的边境之路后，我开始思考贩毒集团是怎么看待这个充满挑战的市场的。由于在监控边境线上耗费时间的增加，想要越过边境已经变得困难很多。边境巡逻队现在的人数已经达到大约2.1万人，这个数量和加拿大的现役军队人数差不多。很多当地的“蛇头”正在退出这门生意，而那些留下来的人开出的价格也要高很多。这样的情况大概也会抑制需求。那么在偷渡人口的这件事上，究竟还能不能赚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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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地亚哥，我去拜访了大卫·斯考特·菲兹杰拉德（david scott fitzgerald）。他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移民问题比较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mparative immigration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diego）的联合主席。自从2005年之后，他的部门开展了一项非常吸引人的年度调查。调查的对象是哈里斯科州（jalisco）的居民。哈里斯科州是墨西哥中部的一个州，这里输送了大量移民到美国。这项调查的结论是，走私人口的生意仍然存在并兴盛，而且发展得越来越复杂。有的团队现在提供“门到门”服务，从墨西哥内陆的村庄按照组团的形式接上所有的人，然后负责中途所有的事情，直到送达美国的某个城市。从墨西哥中部到洛杉矶的打包价格是在2,500到3,000美元之间——如果和维克多·克拉克提供的价格进行比较的话，这比蒂华纳当地的向导开出的基础套餐价格要低。如果要享受更舒适的旅程，偷渡者可以再多花1,000美元租一个假证件，这样如果被边境官拦下来了，仍然可以有机会通过。顾客对这样的服务非常满意：菲兹杰拉德说，95%的人都能成功越境，尽管不一定是第一次就成功。根据他的调查，每次尝试非法入境会有大约1/3到一半的人被遣返。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蛇头”给这些偷渡者提供无限次的机会，直到他们成功为止，所有这些都包括在费用中。

在边境线增加安保力度使那些更专业的“蛇头”在竞争中占据优势，菲兹杰拉德说：“美国方面执法行动带来的一个结果是‘蛇头’网络变得更加庞大，而且这些网络变得更加犯罪化。”“蛇头”和贩毒集团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贩毒集团通常把这些工作交给“蛇头”，“蛇头”则需要付钱给贩毒集团以换取“derecho de piso”（字面意思是“地面使用权”，实际上是指使用贩毒集团在边境附近所控制的地盘和关系网的许可权利）。在一些情况下，贩毒集团允许在偷渡人口时使用他们非常宝贵的贩毒设施。在2014年，一个用来偷渡的地道在蒂华纳的科洛尼亚·利物浦被发现。墨西哥警方突击搜查了两栋建筑：一栋是用来保护偷渡者的安全屋（使用这个安全屋的人往往来自中美洲，因此需要在墨西哥保持低调，因为他们不被允许待在这里），另一栋建筑离边境线只有几码远，里面有一个地道入口，一直连通到加利福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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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偷渡人口的生意变得更加困难，贩毒集团或者至少是那些由贩毒集团支持的“蛇头”们似乎会从那些更简陋的一人团队中抢来一些市场份额。这可能并不是我们希望看见的结果。即便这样，如果市场的整体规模同时也在减小的话，那或许还能接受。比如有人就可能会想，加大穿越边境的难度，一定会让一些人更不愿意去偷渡。

这个判断对，也不对。更难穿越边境可能会阻止一些人，但是这也让另一部分人明白，要想穿越边境的话，向导的帮助是非常必要的。无论是通过圣地亚哥的地面传感器和夜视摄像头，还是独自穿越亚利桑那州的沙漠，都超出绝大多数有意向偷渡者的能力范围（“自杀”是维克多·克拉克对这种想法的精炼评价）。所以专业的帮助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调查所收集到的证据似乎也支持这一观点。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只有40%到50%的非法移民雇用了向导。在20世纪90年代这个数字达到了80%。到了1999年上涨到了90%。一项2006年的调查（这一调查只调查了那些第一次非法越境的偷渡者）发现95%的人雇用了向导。2执法力度加大使得原本被大多数偷渡者忽视的廉价服务变成了几乎所有人都会购买的高利润服务。

但会不会因为偷渡的人少了，所以贩毒集团仅凭这一点便收割了整个萎缩的市场中的大部分份额呢？如果看近年来数据的话，这看起来是一个合理的解释。没有人知道具体有多少人非法越过美国边境，但是皮尤西班牙中心（pew hispanic center）的估算是最准确的。它计算出自2000年以来，每年从墨西哥涌入的移民从大约每年77万人下降到了每年不到15万人，下降的趋势几乎与边境巡逻力度增大完全吻合。3但是在2000年之前情况完全不同。在1991到2000年之间，边境巡逻的时间增长了大约150%，而移民人数没有任何减少，实际上，完全相反：每年移民的人数在这段时间翻了一倍。这很难让人相信边境的安保措施是影响非法移民人数多少的主要因素。换句话来说，即便那些一线的打击行动对穿越边境的代价确实有影响，但仍不见得能真正阻止人们尝试偷渡到美国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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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并不奇怪。墨西哥劳工到美国去工作，很可能拿到手的工资就能翻四倍，即便把在美国更高的生活成本算进去。而且偷渡到美国所花的钱通常都是由那些已经在美国工作的亲属支出。为了弄清楚是什么原因驱使人们为了穿越边境而犯险，我去了蒂华纳几家“移民之家”中的一家，这里为那些准备北上的人中途停留提供庇护场所。“圣母升天救助中心”（the instituto madre assunta）是由一群天主教传教士运营的救助机构，允许女性移民居住最多两周，在这段时间内为她们提供一天三餐，干净的衣物以及医疗和法律上的援助。紧挨着阳光充沛的庭院的是一间小电脑室，在这里妇女用skype软件和她们的孩子进行通话。玛丽·加尔万（mary galván）是这家中心的负责人，她对美国对待移民的做法表示沮丧。“我们对奥巴马抱有很大的希望。我们希望他在帮助移民上能够有大规模的改革。”她说。但事实上结果是“todo lo cont-rario”——完全相反的。在奥巴马第一任总统任期内，也就是从2009年到2013年，平均每年有接近40万的非法外国公民被驱逐出境——是21世纪初时的两倍，是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近十倍。这几天，大部分在移民庇护所里的妇女都是刚刚被驱逐出境的人。其中大部分都正在计划着立即回去。

我和她们聊天时发现，她们来到美国的理由各自不同。有的是经济上的原因。安吉拉（ángela）是一位30多岁黑色皮肤的来自瓦哈卡州（oaxaca）南部的女性。她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贝纳迪诺（san bernardi-no）生活了近四年之后被驱逐出境。她在那里的一家垃圾回收工厂工作。她的薪酬是当时的最低工资，也就是8美元一小时；而墨西哥的最低平均工资是不到5美元一天。我采访的所有妇女都提及了她们在美国的工作：有一位是在一家旅馆和一家加油站上班，另一位是一家泳装工厂的女裁缝，同时也是一位保姆。另外还有人提到了家庭原因。罗莎（rosa）现在45岁，她在21岁的时候为了躲避暴力的丈夫离开了在瓜达拉哈拉（guadalajara）的家。和安吉拉一样，她之前也住在圣贝纳迪诺，在那里有一位新丈夫和三个女儿。被驱逐出境意味着她“失去了所有东西”。但是她抱有希望，希望她能够用一位朋友的身份证和出生证明糊弄边境特工。她只要改一下发型就和她这位朋友很像了。另一位妇女特立尼达（trinidad）则看起来有一点不安，她正努力想回到美国去找她九岁的儿子，她儿子是美国籍，她说政府把她儿子给带走了。她正在谋划着在一名“蛇头”的帮助下回到美国，就和她之前做过的完全一样。“路上有野兽和蛇。大概需要一到两天时间。你会很痛苦。有的人死在了路上。路上有时很冷，有时很热，而且一路上都没有水。”但是她说，和儿子分开所带来的“极大的痛苦”让她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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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更难穿越让类似情况的妇女更愿意花钱雇一个“蛇头”做向导，而之前她们很有可能不会花这个钱。这最后使得她们（或者她们的美国亲属）付给“蛇头”的钱变多了。同时这也让这些“蛇头”和专业的有组织犯罪建立了联系。所有这些看起来对阻止这些人偷渡好像没有什么效果。这些妇女讲述了她们的故事。有的是关于在一个小时内赚到在墨西哥一天才能够赚到的钱，有的是关于和失去的孩子重逢。听了这些故事后就知道，如果认为让她们多掏1,000美元左右就会迫使她们回国，这有点异想天开。在边境安防上增加投入不经意之间把偷渡人口的生意从一个可有可无的、廉价且业余的事情变成了一个近乎必备、非常昂贵而且是由贩毒集团主导的事情。这对有组织犯罪来说是天赐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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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毒集团进入人口贩卖行业这样的“同心多元化”策略，看起来要比可口可乐试图进入红酒行业成功得多。但是他们并没有仅仅满足于此。相反，他们在不断试验其他的新行业，管理学大师们一般把这种类型的多元化战略称为“水平多元化”。

在合法商业世界中，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就是迪士尼，虽然这家公司和贩毒集团的差别相当大。沃尔特·迪士尼公司最早是以制作动画片起家。这些动画片在孩子和他们的家人中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粉丝群体，因此迪士尼建立了一个涉及所有其他生意的多元化战略，从主题公园到度假游艇以及电视广播，这些产品和服务销售给同一批消费者。沃尔特·迪士尼曾经这样说过：“我想我的公式准则可能是这样的，梦想、多元化以及永远不错过任何一个机会。”他遵循了他自己的建议：米老鼠的轮廓外形得以在玩具、服装、书籍、文具以及大量其他产品上被看到。迪士尼的多元化策略并不是利用它的核心技能展开的，毕竟经营一家主题公园或者一次游艇旅行与制作一部动画相比，没有任何相同之处，而是利用它那批粉丝群。那些去迪士尼主题公园或者购买印有迪士尼品牌服装的人，与那些喜爱看迪士尼动画和电影的人完全是一类人。这种策略——发布完全不同的产品，目标针对已有的顾客群体——就是水平多元化战略的真实实践。

那些贩毒集团如何运作这种战略呢？首先，我们看看他们的市场：大部分在发达国家的吸毒者。他们消费的产品是什么呢？关于墨西哥的贩毒集团从不同的毒品中具体赚了多少钱，不同估算彼此相差很大，但是可卡因和大麻在毒品收入中是占最大份额的两项。根据你所相信的估算，仅可卡因和大麻这两项占总毒品收入的份额大概在74%（根据兰德公司的估算数据的平均值）到90%（根据由美国国家毒品控制政策办公室提供的一个稍有可疑的数据）之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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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如此多的收入集中在单单两条产品线上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策略，特别是在毒品市场这样一个以变化迅速著称的市场里。每一代人流行的毒品都不一样；现在青少年已经不再服用致幻药麦角酰二乙胺（以下简称lsd）了，就像他们不再穿喇叭裤一样。只卖可卡因和大麻在近几年貌似风险特别高。根据大多数的估算，可卡因都是墨西哥贩毒集团最大的摇钱树。但是可卡因近年来在美国不再流行了。没有人具体知道这是为什么，尤其是在同一时间可卡因在欧洲却变得更流行了，但是美国的可卡因消费在2006到2010年之间下降了一半。大麻市场看起来更加健康，大麻的消费在同一时间上涨了大约1/3。但是对贩毒集团来说仍然存在另外一个威胁，即那些大麻已经合法化的州出现的来自美国的新竞争者，而且这种合法化的大麻消费可能要统治整个大麻消费市场（参见第十章）。

面对这样一个风起云涌的环境，墨西哥的贩毒集团准备把业务拓展到其他毒品上，其中一种就是冰毒。虽然冰毒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制作，但是在像墨西哥这样相对没有法治的国家里，运作一个秘密的实验室要比在美国容易得多，也要便宜得多。在近年来，墨西哥政府发现一些组织把《绝命毒师》【2】中沃尔特·怀特的实验室搬进了厨房。在2012年的一次突击行动中，警方炸开了瓜达拉哈拉正南部的一家仓库，发现了一个看起来非常专业的实验室，里面有15吨的毒品，以及7吨制作毒品的前体。像这样的发现在之前是不同寻常的。但是最近这些行动变得常见很多：2008年墨西哥警方发现了21个冰毒实验室，2009年他们发现了191个。美国边境城市政府拦截的来自墨西哥的冰毒数量也呈增长趋势。在2001年，他们发现了1.3吨毒品；到了2010年，这个数字上涨到4.5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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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贩毒集团进军冰毒的举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美国执法机构的“帮助”。直到最近，在美国制作冰毒都是相对简单的。主要的原料——伪麻黄碱能够在普通的感冒药中找到，所以炮制一批毒品意味着只要去一趟药店，然后按照网上搜到的配方制作即可。尽管整个过程有爆炸的危险——据了解，一些瘾君子因此炸掉了他们的双手——但并不是特别困难。但是，在2005年颁布了《遏制甲基安非他命泛滥法案》（combat methamphetamine epidemic act）之后，自制冰毒变得困难很多。这一法案限制了含有伪麻黄碱及其他类似化学成分药品的销售。现在，任何购买了超过一个很低数量药品的人都面临被逮捕的风险——无论他的动机是什么。公开报道此类逮捕的第一案是一个男子为他儿子储备了很多过敏药，当时他的儿子马上要去参加一次教会旅行。

这个法律确实奏效了，但是也产生了两个意想不到的后果。一个就是美国的冰毒生产者们号召大批的亲朋好友，包括一些失了业急需现金救急的人，去不同的药店少量购买感冒药，然后再卖给这些冰毒生产者赚一点钱。数以千计这样的“蓝精灵们”（这些稻草人买家【3】往往被叫作“蓝精灵”）因此加入到毒品行业中。有时他们的报酬除了按现金支付以外，还按照毒品来支付，其中大量的人因此染上了冰毒毒瘾。

然而，这种“蓝精灵”的模式动作起来成本很高，因此没过多久，很多美国的冰毒生产商便倒闭了。然而这之后带来了第二个意想不到的后果。这个行业转移到边境线以南的墨西哥，并且墨西哥人证明了他们能做得更好。墨西哥贩毒集团在过去贿赂当地的警察默许他们在整片园子种满大麻，现在也同样毫不费力就建起了规模庞大的冰毒制作实验室，其规模在美国简直就是闻所未闻。而且就像沃尔特·怀特发现的那样，当你更大规模地制作毒品、使用更加精密的设备时，你就会得到质量好得多的产品。自从墨西哥的实验室开始运作之后，美国冰毒的平均纯度翻了一倍。还不仅如此：实验室制毒的高效率意味着墨西哥冰毒要比那些在美国的厨房中业余制作的便宜很多。自从墨西哥冰毒的供应量剧增之后，美国毒品的平均价格下降了超过2/3。而且生产商们似乎从《绝命毒师》中获得了灵感：据说电视剧中主角沃尔特·怀特的招牌产品蓝色冰毒晶体在现实中也要比那些普通的白色品种价格更高（不过和怀特不同，这些生产商显然是用食品级色素伪造出的蓝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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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冰毒成功的激励，贩毒集团开始拓展另一种更有获利潜力的毒品：海洛因。从墨西哥人的角度来说，海洛因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待开拓的市场。海洛因和可卡因不同，可卡因必须从南美走私到美国，和冰毒也不同，冰毒通常是利用从远东购买的化学品制成，海洛因可以完全在本国制作。农民在马德雷山脉的山岭中种植罂粟花，他们被称为“gomeros”，或者“gummers”（制胶人），这个名字出自他们在收获时收集罂粟花的胶状液体。整个过程很简单：用一把剃刀割过罂粟花膨胀的种子荚，让白色的液体慢慢流出。把这些液体放在阳光下，就会慢慢凝固成胶状物，然后“制胶人”再把这些胶状物刮下来。这就是未经加工的鸦片。鸦片胶用水和酸橙汁一起煮沸之后，萃取出吗啡。然后在一些非常容易获得的化学品（如碳酸钠、盐酸和一点木炭）的作用下变成了海洛因。到这一步的成品大约只有最初始重量的5%，可以准备运输了。通过把整个生意从生产到销售一条龙整合起来，贩毒集团能够攫取更大的回报。“海洛因的利润率要高得多——因为不需要再交钱给哥伦比亚了。”负责美国缉毒局科罗拉多州丹佛（denver，colorado）分部的助理特派员凯文·梅里尔（kevin merrill）这样说道。

之前墨西哥贩毒集团不愿进入海洛因市场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考虑到需求侧的问题。美国人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时对海洛因非常迷恋，当时地下丝绒乐队（the velvet underground）发布了一首专门描写毒品的歌曲，滚石乐队（the rolling stones）欢快地唱着“用一个针头和一把勺子”好好放松。但是这种亲密关系很快就破裂了。公共信息宣传运动教育青少年海洛因的成瘾性问题以及过量吸食的风险，再之后一些曾经对海洛因情有独钟的名人纷纷因吸毒而死。海洛因的名声迅速从非常刺激变成十分恐怖。到20世纪80年代，海洛因的形象进一步强化成为那些内城穷人的恶习。再到20世纪90年代，海洛因甚至失去了作为毒品之王的地位，被强效可卡因所取代。曾经如此有潜力的海洛因市场最终凋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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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原因是墨西哥一直都面临着难以接触到需求端的问题。罂粟花确实很容易种植，但是马德雷山脉一直有墨西哥军方的士兵在地上和空中巡逻，他们一旦发现任何有“制胶人”在种植罂粟花的迹象，就会立即予以摧毁。哥伦比亚的种植者们则享受着地形上难以到达和监管上更宽松的优势，长期以来都能够比他们的墨西哥对手们以更便宜的成本种植罂粟花。在需求减退和供给组织困难的情况下，墨西哥人没有任何理由进入海洛因市场中。

但是之后发生了两件事改变了所有这一切。为了理解是什么原因导致美国的海洛因市场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我拜访了辛西娅·苏铎（cynthia scudo）。作为一个身材苗条，有着一头整齐的深色头发，看起来很年轻的祖母辈女性，她从一辆斯巴鲁运动轿车上下来，穿着黑色衣服，非常干练，手上提着一个路易威登的手提包。苏铎的家在丹佛一个富裕的郊区，她深受海洛因上瘾的困扰。这可能看起来很令人吃惊：海洛因在人们的印象中是内城穷人的毒品，而和环境舒适的郊区的中产阶级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更奇怪的是，家里面上瘾的人不是苏铎的儿子或者是孙子，而是苏铎自己。我们约在一家毒品依赖、成瘾和戒除中心（center for dependency，addiction，and rehabilitation，cedar）见面。在这家丹佛的诊所里，她刚刚戒除了九年的海洛因瘾。坐在诊所里温馨的地面上的一张桌子旁边，她在战栗中地回忆了在第一次参加戒除毒瘾项目之后，她是如何在前六天里每15分钟就要呕吐一次的情景。在此之前，她已经因为毒品变得瘦骨嶙峋，自己只能穿童装尺码的裤子了。在戒毒的过程中，她的体重更是掉到了只有89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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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铎的案例展现了贩毒集团如何成功克服第一大障碍——海洛因的形象问题。海洛因有一个可怕的名声，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海洛因在有效剂量和过量之间的距离要比其他任何主流毒品都要小。一篇刊载于学术杂志《成瘾》（addiction）上的论文估算和对比了不同种类毒品导致每个人兴奋的剂量和杀死一个人的剂量。5酒精的比例是10∶1——换句话来说，如果两杯伏特加足够让你微醺的话，那么20杯伏特加就会杀死你，只要你确实能够喝下去的话。这篇文章发现，可卡因相对稍微安全一点，比例大概是15∶1。致幻药lsd的比例是1,000∶1，而大麻是所有里面最安全的：几乎每个人都知道，大麻最不可能因为过量吸食而致人死亡。即便是大麻食品，也没有证据表明会因过量食用而死——你只是会感到效果更加强烈，而且持续时间更长。对于海洛因，有效剂量和致命剂量大概是6∶1。因为不同批次的海洛因在纯度上差别很大，每一剂吸食都是一次俄罗斯轮盘赌。如果毒贩们针对的人群是那些感到生无可恋的人的话，那就没有必要担心那么多。但是如果产品要卖得好，那么产品针对的人群必须要拓宽，这就意味着要软化这种毒品的形象。

对于贩毒集团来说，很幸运的一件事是，他们有一个毫不知情的帮手：美国医生。美国的医生们在近年来做了很多努力来提高鸦片的名声，这些努力远远超过了毒贩们的期望。苏铎痛苦的经历最初源于一次大腿受伤。当时她的医生非常乐意帮助她——实际上这位医生简直有点乐意过头了。苏铎拿到的处方里包括了每天六片剂量的羟考酮（oxy-contin），这是一种强力的含鸦片成分的止痛药。“我想医生是希望病人能够满意，这样他们就会再来。”她说。最后她确实是又去看医生了，而且是一次又一次。“我上瘾了。我十天就吃完了三十天的量。”医生仍然不断给苏铎开药。但是之后有一天他突然走了，替代他的人得知后非常震惊，马上减少了苏铎的剂量。这个时候苏铎陷入了绝望，她开始把药片碾碎，用鼻吸、用烟抽来增强效果。然而这还不够。黑市上有羟考酮卖，但是每一片要80美元，这对苏铎来说还是太贵了，因为要能够摆脱因戒断引起的呕吐，需要很大剂量。之后，通过她女儿的一个不靠谱的朋友，苏铎接触了一种能够产生相同效果的毒品，花的钱很少。这种毒品就是海洛因。按黑市价，羟考酮一天的剂量要花480美元，而海洛因一周的剂量只需要花350美元，她还可以通过出售她那一点羟考酮来支付其中的一些钱。突然之间，苏铎出人意料地变成了一个海洛因上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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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故事可能听起来有点荒诞，但是几十万的美国人由于在20世纪90年代到2000年之后这段时间医生开出的含鸦片止痛药的原因，最终落到这样一个脆弱的境地。医生们开出的强力含鸦片成分的止痛药数量惊人：在某些南部州，每年开出的处方数量现在已经超过了人口数。虽然这些药片帮助病人摆脱了难以承受的痛苦，但是失控的过量用药意味着它们被大范围地滥用：大约1,100万的美国人每年不合法地服用这种药物，人数超过那些服用可卡因、摇头丸、冰毒和lsd加起来人数的总和。

通过印有那些可信任的知名制药公司的标志包装，再由面目和善的医生开出，这些药物把硬毒品包装成了一副体面的形象。丹佛另一家戒毒所阿拉帕霍中心的负责人阿尔特·司楚特（art schut）告诉我，很多海洛因成瘾者都是一些家庭条件很好的年轻人，他们在上大学，但因为服用羟考酮或者类似的药片，最终染上了海洛因。“他们大部分来自中产或者上层中产家庭。导致他们变成现在这样的原因是处方药。处方药通常来说都是纯粹的，它们是药，所以我们认为它们对我们有好处。这是非常容易的一步。”他表示。全国范围来看，2/3的美国海洛因上瘾人士都始于滥用处方止痛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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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最近开展了一定程度上算是整顿的打击行动。羟考酮的生产商普渡（purdue）制药研制出了一种需要咀嚼服用的药片，这种药片没法轻易地被磨碎用来鼻吸或者注射。医生现在必须查看病人的病历来确定该病人是否同时在别的地方开了止痛药。但是从短期来看，这把数百万止痛药成瘾者置入了和辛西娅·苏铎一样的境地，无法达到他们之前的剂量，然后只能绝望地寻找一个替代品。

对于贩毒集团来说，这却代表了一次打入新市场的绝佳机会。一方面来说，海洛因的品牌已经被处方药洗白了。更好的是，那些服用诱导性毒品的人原本是一群毒贩们很难接触到的人群：年纪大的有钱女性。贩毒集团现在已经成功把这些人变成自己的客户了。一项由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西奥多·西塞罗（theodore cro）领导的研究很有趣，研究人员把现在的海洛因服用者和上一代的海洛因服用者进行比较，发现相比一代之前吸毒的人，如今典型的毒品上瘾者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口学群体。6在20世纪60年代，超过80%的海洛因成瘾者是男性，到现在这个男女比例已经变成了1∶1，其中女性稍微占多数。服用者的种族背景也发生了改变。在1970年，不到一半的海洛因服用者是白人。现在90%的人是白人。而且平均年龄也提高了，在20世纪60年代，第一次服用的平均年龄低得令人可怕，只有16岁。现在第一次服用的平均年龄是24岁，按照毒品行业的标准来看已经算非常老了，因为毒品主要就是年轻人的主场。

海洛因的需求端已经被转变。那么在供给端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答案就藏在2006年墨西哥新任总统费利佩·卡尔德龙的一个决定里。当年他凭借不到1%的支持率优势打败了他最接近的对手，挤上总统宝座。反对党不讲道理但是仍大声地控诉他欺诈；在总统就职仪式上出现的一起抗议，让这位新总统不得不从后门逃离国会办公室。这对他的总统任期来说是一个非常丢人的开始，之后为了展示他的实力，卡尔德龙做了一个大胆的承诺：他要一劳永逸地粉碎国内那些杀人无数的贩毒集团。在之后的几年，墨西哥港口和边境城市爆发了大规模的暴力事件，卡尔德龙征召了军队作为火力支援，派出成千上万的士兵到那些贩毒集团恐吓当地人的街道上巡逻。像华雷斯这样的城市布满了驻扎的军队，最后带来的后果也很复杂（参见第二章）。但是这一策略带来的结果是这些武装的军人脱离他们原本的职责——包括在马德雷山脉进行巡逻。一时间，罂粟花的种植完全不受任何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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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制胶人”们没有浪费一点时间。“和其他任何生意一样，只要有需求，他们就会试着提供这个产品。”美国缉毒局的凯文·梅里尔说道。从2006年开始，罂粟花的种植生产急剧上涨，达到了接近2万公顷（接近5万英亩）的高点（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在2000年，总共的种植面积只有2,000公顷，还不到5,000英亩）。墨西哥现在是世界上第三大罂粟种植国家，仅次于阿富汗和缅甸。而且其中大部分似乎正在向北蔓延。在美墨边境搜查出的海洛因数量翻了八倍，从2005年大约250千克到2013年超过2,000千克。而在美国，美国缉毒局发现墨西哥的贩毒集团现在供应了西部几乎所有的海洛因，以及东岸一半的海洛因（剩下的大部分来自哥伦比亚和阿富汗）。

贩毒集团通过大量的墨西哥和洪都拉斯贩毒团伙出售海洛因，使得海洛因行业的垂直整合状态一直得以保持。团伙成员每四到六个月就被召回墨西哥，防止美国缉毒局派人潜伏进组织。梅里尔说，毒贩在街头贩卖毒品时间是早上6点到下午5点，在这之后清点当天收益，并向墨西哥的总部汇报情况，组织的“指挥控制室”仍设在墨西哥。当他们要在新的街区做生意的时候，他们常常会散发一些免费的样品。尽管墨西哥海洛因比其他品种的纯度更低，但是却很好地满足了新兴的中产阶级市场需求。有的顾客说那些“棕色”的墨西哥海洛因要比那些在亚洲更加流行的“焦黑色”品种更容易抽或者用鼻吸。能通过抽烟的方式来吸食，使那些刚刚接触毒品又带有顾虑的顾客更能接受。这些人对针头以及常常使用针头的那些“瘾君子”感到反感。“我有时甚至想。只要我没有注射的话，我就不是一个海洛因上瘾者。”苏铎说这句话的时候自己都感觉有点不好意思。她经常在丹佛市的第六大道和谢林顿大街的交叉路口买毒品，这些毒品被装在一些小气球里面，毒贩们将其含在嘴里，随时准备将其吞下。她说，现在路过那个路口，她仍会感到带来一阵诱惑。“在戒断治疗之后，我开车回家时，握着方向盘的手就开始颤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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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抵制住了停车的诱惑，但是很多人没有。在2013年，大约有68万名美国人服用了海洛因，几乎是6年前数量的一倍多。对于贩毒集团来说，这代表了他们成功开拓了一块新市场。这种很多人以为要逐渐消失的毒品又开始流行起来，而且现在正卖给那些毫无戒心又有钱的新顾客群体。当可卡因不再流行，大麻市场被合法市场接管，我们可以预见的是贩毒集团将会加大力度推进致命的plan b（备用方案）。

【1】“公司美国”指美国现代经济体系中崛起的、在国家经济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大型企业群体。

【2】《绝命毒师》（breaking bad）是一部美国电视剧。讲述一个被诊断为肺癌晚期的化学老师，为了给家人留下财产，利用自己的化学知识成为制毒师的故事。

【3】稻草人买家是指替背后真实买家进行交易的人。真实买家往往因某种原因不能亲自参与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