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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名字叫本·拉登（bin laden）。”

拉巴斯（la paz）此时正值春季，天空中淅淅沥沥地飘着毛毛雨。拉巴斯是玻利维亚的首都，同时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首都，由于地处高原的缘故，这里让人感到有些头晕。此刻我正在房门前避雨，等待坐上约好的车向山里进发。没过多久，一辆车开了过来，这是一辆深灰色的丰田陆地巡洋舰。车的后车窗上全部贴着黑色玻璃纸，但可以看到几个角上已经开始卷边。司机从车上跳下来准备向我介绍他自己。“他们叫我本·拉登，都是因为这个，”他边用手指卷着他那足足有六英寸长、浓密漆黑的胡子末梢，边向我解释道，“你就是那个想去看看我们种古柯树地方的人，是吧？”

确实如此，我现在正处在安第斯山脉中，全世界每年超过900亿美元的可卡因交易全部发源于此。可卡因的消费已经遍布每个国家，但实际上所有这些可卡因都无外乎产自南美洲的三个国家中的一个：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和秘鲁。无论是用鼻子来吸食的粉末状可卡因，还是用来抽的高纯度晶状可卡因，都是由古柯树的叶片制成。古柯树是一种粗壮的灌木，通常生长在安第斯山脉的山麓中。可卡因的供应链非常庞大，充满凶险，当然也产生了相当惊人的利润。我来到玻利维亚，打算亲自探个究竟，看看古柯树是如何种植的，并试图揭开这条供应链最顶端背后的经济学运行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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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在这辆车的后座上，纠结要不要把车窗摇开。如果摇开，雨就会淋进来；或者是干脆就让车窗关着，忍受从后备厢里传来的汽油味，后备厢的汽油罐似乎漏油了。我最后还是把车窗稍微摇下一点，然后坐到中间那个座位，雨就淋不到身上了。我们就这样出发了，一路从海拔10,000英尺爬上了13,000英尺的地方。我们这一路翻越过了玻利维亚的阿尔蒂普拉诺高原（the bolivian altiplano）的最高点。安第斯山脉的阿尔蒂普拉诺高原，海拔是喜马拉雅山脉中的加德满都海拔的三倍。“本·拉登”一路上时不时咕哝几句，偶尔自言自语地唱几句，但是很少真正说话。汽车一路上轰鸣不断，快速驶过一个个弯道。我们一路开过云层笼罩的地方，这样也避过了山谷里下雪的路段。

玻利维亚有两个主要的古柯树种植区。一个是查帕雷（chapare），查帕雷地处玻利维亚的中部，气候潮湿。近年来由于可卡因交易的繁荣，当地的古柯树种植业得以迅速发展。另一个是永加斯（yungas），永加斯地处首都拉巴斯北部温热的雨林里。在永加斯，种植古柯树的传统已经延续了几百年。我们要去的地方便是永加斯，当我们慢慢从东侧的山坡开下去，空气开始变得越来越温暖，裸露的山石也逐渐开始被植被覆盖，一开始岩石上附着的是苔藓，慢慢地开始有比较多的蕨类植物。我集中注意力看山谷那边的风景，试着把视线从惊险可怕的永加斯路上移开。永加斯路被当地人称为“camino de la muerte”，也就是“死亡之路”的意思。这是一条狭小的砂石路，右边紧贴着陡峭的悬崖壁，左边是1,000英尺深的山谷。每一次“本·拉登”飞速地开过转弯处（有一段路甚至直接从一个小型瀑布上开过去），我都要挪到右手边座位上，紧紧地抓着车门把手，以便我一发现车子有滑落山崖的迹象，就能够开门跳车。

还好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经过了几个小时的路程，其中一部分时间还花在徒手清理路上的一个小型塌方上，我们终于抵达了目的地。可能是我这一路上都被惊险的山路搞得神经高度紧绷，一到特立尼达·潘帕（trinidad pampa），我简直觉得到伊甸园了。这是一个大约有5,000人居住的村庄，大部分的人住在由煤渣砖和压纹铁板瓦建成的房子里。进村的道路两旁不再是悬崖峭壁，而是香蕉树林。在村子的北面和南面，山谷中地势比较陡的地方被开发成了整齐的梯田，一层也不过就几英尺深。在这些梯田后面，山峰高耸入云。我从车上下来伸了伸懒腰，准备享受这个舒适温暖的下午。一路沿着种植园的边缘走，这些种着的植株毫无疑问就是古柯树了。这些古柯树规整地种在红色土壤上，有着粗壮的树干。纤细的杏仁状叶片从树枝上冒出来，这就是古柯叶。这些价值以十亿美元计的叶子每年让几千人因此丧命。一座座梯田全部被修整成古柯树的种植园，从远处看就像一个长长的绿色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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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庄中心的交叉路口上我遇到了埃德加·马玛尼（édgar marma-ni）。马玛尼是当地古柯种植工会的主席，他刚刚从地里回来，手上和橡胶鞋上都还沾着泥土。一个专门为种毒品的人组织的工会？几乎在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地方，这样的工会肯定是违法的。但是对待种古柯叶这件事上，玻利维亚要比其他南美国家的管理态度更宽松。在安第斯山脉一带，人们开始食用古柯叶的时间比欧洲人登陆美洲大陆还要早。有的人喜欢用古柯叶来煮茶，有的人则喜欢直接将其放在嘴里嚼（你会经常发现玻利维亚的农民腮帮鼓鼓的，这是因为他们在干活的时候习惯吮吸嘴里塞着的古柯叶团）。这样未经其他工序处理的古柯叶只有比较温和的兴奋效果，完全不像可卡因那样强烈。这样的食用方法有助于驱走寒意、饥饿以及高原反应，这些都是在阿尔蒂普拉诺高原的常见问题。拉巴斯的许多旅馆都会为刚刚抵达的客人备上古柯茶——实际上，前不久美国大使馆也开始这样做了。我在吃早餐的时候喝了一杯。古柯茶对我来说味道和绿茶一样，并非很浓。为了保证这种古柯叶的“传统”食用方法，玻利维亚政府每年都许可一定数量的土地用来种古柯树。

但是马玛尼爱喝的饮料并不是古柯茶，而是百事可乐。我们坐在一家便利店里的塑料凳上开始聊，在我们的面前放着两个塑料杯和一瓶两升的可乐。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种出产量高、质量好的古柯树。“首先我们需要建好wachus。”他说道，然后指了指远处的山坡，原来“wachus”指的就是梯田。每一处梯田都需要挖两英尺深，并且保证上面没有石头。在当地每一个人都有十来层梯田，最大的地主则能管理上超过一英亩的梯田。永加斯温暖舒适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壤保证了种古柯树一年能够收获三次——比种咖啡要好得多，因为咖啡一年只能收获一次，而且非常难种植，要防止太阳的直射。马玛尼说，最困难的时候是冬季——七月、八月和九月——这个时候完全没有降水，这就意味着“estamos jodidos”（我们完蛋了）。一旦摘下古柯叶片，这些叶子被放在太阳下晒干之后，再打包成“takis”（50磅的一包）。这些古柯叶被装进卡车之后，经过长时间的颠簸路途运到巴斯的维拉·法蒂玛市场（villa fátima）。维拉·法蒂玛是这个国家里两个可以合法交易古柯叶市场中的一个。每一辆卡车上都需要放一张许可证，上面详细列明车上有多少古柯叶以及这些古柯叶的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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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古柯树在玻利维亚的社会观念中是被包容的，甚至是受尊敬的。玻利维亚的总理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自己就曾是一个“cocalero”（种古柯的人）。在违反多项国际法律的情况下，他曾经在联合国一次会议上公然拿出一袋古柯叶大嚼特嚼，以此要求撤销一项禁止古柯叶的国际条约。这种带有反抗意味的行为实际上代表着他对西方国家干预南美内政的强烈不满。在2008年，他以干涉当地内政为理由将美国大使驱逐出境，同年美国缉毒局（dea）驻玻利维亚的办事机构也被驱逐出境。尽管国际上已经对古柯叶持明令禁止的态度，但是玻利维亚政府仍支持了许多大规模制造生产与古柯叶相关产品的国有产业，从糖果、饼干和饮料到添加古柯叶成分的牙膏。这些产业直接由农村发展和土地部下辖的古柯管理部监管，由这一机构设定可以种植多少古柯。基本的做法是以保证茶、牙膏和所有其他古柯制品的生产需要为限，对古柯种植数量进行许可，以防止古柯叶流入可卡因市场。这一系统有很多漏洞，据2014年联合国的估算，玻利维亚有大约20,400公顷（合50,400英亩）的土地用来种植古柯，足够生产大约33,000吨的干古柯叶。而同一年玻利维亚两大受许可的古柯交易市场的总交易量只有19,798吨——小于估算出的干古柯叶的产量的2/3。1这个数据说明剩下的古柯叶都流入到了黑市，被制成了可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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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贩毒集团要制作可卡因就必须用到古柯叶作为原料，于是政府限制古柯种植园的发展，希望能够从源头禁毒。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南美几大古柯种植国在美国提供的资金和技术的支持下，把禁毒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发现和摧毁那些违法开展种植活动的古柯种植园上。这样的做法符合大部分人的经济学直觉：如果减少了一个商品的供给，那么就增加了该商品的稀缺性，进而提高了价格。稀缺性让金子比银子贵，让油比水贵。如果有许多人想要得到某样东西，市场却没有足够的数量能满足全部需求，那么就需要花更多钱来购买。玻利维亚政府希望通过不断铲除古柯的供应源来提高古柯叶的价格，这样一来，可卡因的生产成本就高了。他们认为，当可卡因价格提高，就会更少有人愿意购买。这就好像由于最近一次旱灾，可可树出现了大规模的减产，使得国际巧克力价格上涨，导致了很多巧克力爱好者不得不减少对巧克力的购买。捣毁古柯树也会使可卡因价格上涨，使很多吸毒者减少对毒品的消费。

和玻利维亚不同，哥伦比亚和秘鲁近期和美国签订了一系列更加友好的合作协定，这两个国家对铲除古柯树的态度也更加坚决。两国都从军队中选派人马组成一个紧急铲除小组，目标是铲除所有的古柯树。不过当地多山的地形让这项任务变得非常棘手。于是飞行观察员驾着轻型飞机，顺着地势时上时下寻找那些标志性的梯田，有梯田的地方往往就意味着有成片古柯树生长在那里。种植古柯树的农民不断研究如何隐藏他们的植株，而当地政府则不断想方设法把这些植株搜寻出来。在这样的猫鼠游戏中，政府更胜一筹。现在这些飞行观察员所驾驶的飞机，已经能够借助卫星记录下山区详细的照片，然后由相关专家对这些照片进行分析和标注，确定哪些是种植香蕉或者咖啡豆的合法种植园，哪些是种古柯树的非法种植园。有了这样的地图后，士兵们再被派去手动铲除这些植株。在哥伦比亚，政府有的时候会用小型飞机播撒除草剂，这种方法确实能够清除古柯树，但同时也会把很多其他合法种植的农作物一起杀死，这样就引来了很多农民的抱怨。在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警告称这种除草剂有致癌性，于是哥伦比亚无限期中止了这一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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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从表面上来看，铲除古柯树的运动非常成功。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和秘鲁摧毁了数千平方英里的非法古柯种植园，每年铲除的古柯树数量呈递增趋势。在1994年三个国家共捣毁了大约6,000公顷（15,000英亩）的古柯树，2到2014年则捣毁了超过120,000公顷（300,000英亩），这些大部分都是人工一个个铲除的。这确实是了不起的成绩：如果说得更加直观一点，相当于每年铲除了一个约有纽约曼哈顿区14倍大的园子，尽管在开展执法活动时偶尔会遭遇歹徒的枪击。按照联合国的粗略计算，安第斯山脉地区接近一半的古柯树已经被铲除。

每年减少近50%的产出，对绝大多数的产业来说都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但不知为何，可卡因市场却一直在反弹。一亩又一亩的古柯树被毒死、烧掉或者喷上除草剂，这些农民就换别的地方，然后种更多的古柯树来代替之前那些被捣毁的植株。这样一来，总共的产出量基本没有太大变化。在2000年，经历了第一个十年来密集的铲除行动，在南美仍然有总共220,000公顷（545,000英亩）的土地上种有古柯树——和1990年的数量基本相当。一直以来，各国不时加大对古柯交易的打击力度：比如说秘鲁在20世纪90年代大幅度地减少了古柯的种植。然而秘鲁对古柯种植的制裁激发了哥伦比亚古柯种植的大量增长。当哥伦比亚加倍力度禁止农民种古柯树，秘鲁又重新出现了古柯梯田。西方世界里习惯称这种现象为“气球效应”：如果你按压气球的一个地方，另一个地方就会马上鼓起。对于同样的现象，拉丁美洲则有另一种更通俗的说法——“蟑螂效应”：就像蟑螂一样，你可以把毒贩从一个房间赶走，但他们马上就会在房子里别的地方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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铲除运动的支持者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他们认为铲除行动目的不在于一定要把古柯树完全铲除，而只需要把种古柯树变得更加费劲就行了。如果农民想要在喷洒各种除草剂的种植园中依然保持高产量，那么他们就必须在地里花更多的时间。他们也需要开辟更多的种植园来弥补军队摧毁园子所带来的巨大损失。在过去，差不多所有的古柯叶都能够用来提炼可卡因，但现在几乎有一半的古柯树白种了，要么被连根拔起，要么就被除草剂杀死。

但即便是需要多种一倍的古柯树才能够收获相同量的古柯叶，贩毒集团也不需要为此多花钱。在美国，一克纯可卡因需要花费大概180美元（街上卖的一般只需要90美元，因为只有50%的纯度）3。这基本上就是过去20年来的价格，不管其间多少的古柯树被砍掉或者喷了多少的除草剂。对这样一个稳定的价格，一种解释说法是，对供给的削减使得需求也减少了（换句话说，市场上流通的产品少了，但是想买的人也变少了，因此价格保持不变）。但这样的解释似乎并不符合实际情况。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长期吸食可卡因的人数非常稳定，在150万到200万人之间。最近美国的可卡因消费有显著减少，但减少的量大部分被欧洲增加的需求抵消了。根据联合国的调查，全世界的可卡因需求总体稳定。这样就产生了疑问：需求不变、供给减少通常来说会导致价格升高，然而可卡因还是和原来的价格一样。这些贩毒集团究竟是如何做到对抗基本的经济规律的呢？

如果想要理解他们是如何做到的，我们不妨先看一看沃尔玛，沃尔玛有时候似乎就能够对抗供求规律，在这一点上和贩毒集团非常类似。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在全球每年能够产生接近5,000亿美元的利润。它的成功建立在价格优势上，从山姆·沃尔顿（sam wal-ton）和巴德·沃尔顿（bud walton）兄弟俩在1962年开设第一家店以来，商品的价格似乎都没怎么变过。在去年的感恩节，一只火鸡的价格是40美分一磅，一套九件装的感恩节主题餐盘（必须承认的是样子不怎么好看）只要1.59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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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极低的价格让沃尔玛非常受广大消费者的欢迎。但是对于农场主和制造商来说，这些低价有的时候是毁灭性的。他们对此感到很不满，因为沃尔玛和其他的超级零售连锁超市利用在百货上的巨大市场份额，能够或多或少地掌握议价的主动权。大家都熟悉的所谓垄断，其实是指卖方垄断（monopoly），卖方垄断就是一个公司成了某个产品的首要卖家，借此就能够任意确定产品价格。沃尔玛这类零售商的批评者认为，这些零售商是一种“买方垄断”（monopsony），即某一产品的主要买家（英文中的“monopoly”来源于希腊语中“单一卖家”，而“mo-nopsony”来源于希腊语中“单一买家”）。就像因为消费者没有其他渠道可以购买，拥有垄断地位的卖家可以操控价格一样，拥有垄断地位的买家也可以对他的供货商进行价格操控，因为供货商没有其他渠道可以卖货。如果你想接触到足够大规模的消费者，理论上说你只能卖到沃尔玛去。这样一来，如果商场明白了这个道理，它们就能够借此尽可能地压榨供货商。《福布斯》杂志做的一项调查显示，那些主要货物都从沃尔玛售出的供货商，他们的利润率要比那些与沃尔玛合作更少的供货商更小。这样的差距在服装市场最明显：那些只在沃尔玛出售不到10%总存货的供货商能够维持超过49%的利润率，而那些通过沃尔玛出售超过20%货物的供货商只能有29%的利润率。4当然，向供应商压价并且提高他们的效率，对消费者来说是好事，实际上对整个经济都是有利的——一项麦肯锡的研究报告发现了一项惊人结论，在20世纪90年代，单沃尔玛一家公司就贡献了美国经济增长的12%。5但对于供货商来说，这让他们变得很困难。如果某一季收成不好或者生产成本增加了，显然是农民们来承担这些增加的成本，而不是超市或者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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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玛在哥伦比亚还没有开设分店，但是当地的毒贩已经将沃尔玛的智慧运用到了供应链控制当中。首先，与常人的印象不同的是，贩毒集团更像是一个大型卖场，扮演的是买家而不是毒品种植者的角色。人们往往很容易把整个可卡因生意想象成是一个团伙从头到尾负责所有流程，想象带枪的暴徒们在帮派火并的间隙，悉心地给古柯树施肥。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可卡因产业链中与种植相关的事情大部分都是由像特立尼达·潘帕这些地方的普通农民来处理，如果能够像种古柯那样赚钱的话，他们也会种番茄和香蕉。贩毒集团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一个大超市，从农民那里买来古柯叶，然后加工和包装，最后再卖给顾客。

在管控供应商的问题上，南美的这些毒枭们是否和沃尔玛的高管一样专注？来自纽约大学的乔奇·加列戈（jorge gallego）和来自马里兰大学的丹尼尔·里科（daniel rico）两位经济学家决定寻找答案。他们把研究范围限定在哥伦比亚，从哥伦比亚政府那里收集了全国各个地方有关古柯铲除行动的信息，包括了人工铲除和飞机播撒除草剂铲除（详细的数据记录在飞机机内记录仪上）两种方法。他们之后把这些数据和联合国的数据进行了交叉验证。通过把这两组数据结合起来，他们得以看到铲除古柯树行动对古柯叶价格的影响情况。6

如果铲除古柯树这种减少毒品供给的方法真的奏效的话，那么铲除行动开展越频繁的地区，古柯叶价格会比那些仅仅撒撒除草剂的地方要高。更少的古柯叶产出意味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贩毒集团在收购古柯叶的时候要花更多的钱。但是加列戈和里科发现并不是这样。他们发现铲除古柯树行动实际上对古柯叶的价格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对那些各种形态的古柯叶非法加工制品的价格也没有什么影响。带着这样出乎意料的结果，他们重新做了一次研究，这一次他们调查了在古柯树被铲除一年之后古柯叶的价格，这样是为了保证铲除行动带来的稀缺性能够有充分的时间反映到市场的价格上。但是他们再一次发现，捣毁这些古柯树对古柯叶的零售价格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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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他们提出了一个假说，即那些通过武力控制哥伦比亚可卡因交易的贩毒集团实际上就是一个买方垄断。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下，种古柯的农民可以自由地到处询价，并选择给出最高价格的卖家，把古柯卖给他们。这意味着当古柯变得稀缺紧俏时，古柯的买家就会提高他们的出价，这样一来，这些古柯叶的市场价格就涨上去了。但是在哥伦比亚，当地武装力量反复冲突火并，这导致的结果是，在任何一个地区通常只有一个毒贩集团处于统治地位。这个团伙就成了当地古柯叶市场的唯一买家，也因此控制了价格，这就像沃尔玛有的时候能够直接决定它采购的农产品的价格一样。这意味着如果生产古柯叶的成本增加了——无论是因为被铲除、疾病或者是其他原因——最终还是由那些农民来承担这个成本，而不是贩毒集团。就像大零售商为了防止涨价而选择让供货商来承担损失，贩毒集团通过让种古柯的农民承担损失，来保证自己的价格稳定。“整个种植成本上的冲击完全由种古柯的农民来承担，因为这个市场上，主要的买家有能力……控制固定的收购价。”加列戈和里科这样写道。

换句话说，不是铲除古柯树没用，而是让错误的人承担了不利后果。当贩毒集团凭借这种沃尔玛式的供应链控制手段，使种植古柯变得困难时，只会让那些本就贫穷的农民更穷，对削减贩毒集团的利润或者提高可卡因的零售价格起不到一点作用。“我们对这个都很反感，”特立尼达·潘帕一个不愿具名的农民说道，“我们在这件事上和政府一直有冲突，对这类行动非常恼火。”他所指的正是政府组织开展的铲除非法种植古柯树的行动。他说，虽然他们也不愿意这些贩毒黑帮牢牢把控着价格，但是相比于此，他们显然对限制干预农民该种植什么感到更不满。在附近，一个杂草丛生的园子的一面墙上，有人用白色的油漆涂上了这几个字：“因铲除古柯树被查封”。这样一来，任何未经许可的古柯树种植园都会立马被破坏，这让农民的日子更加不好过，同时对他们的客户（也就是那些贩毒集团们）却没有任何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古柯叶产量仍然很大，零售的价格仍然很低，可卡因仍然卖得很好。要不是贩毒是一件非法的生意，沃尔顿兄弟也会对这些来自安第斯山脉的贩毒集团倍感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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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玛尼和我喝着我们那一大瓶百事可乐，突然发现马上就要喝完了。此时，在不远处那边，我看见很多双小手正在不断从古柯树的顶部采摘树叶。在特立尼达·潘帕，小孩六岁便开始下地干活，上午在学校上课，在家吃过午饭后便和父母一起帮忙栽种和采摘。村子里面也没有托儿所，所以父母也会把小婴儿一起带到地里去，这些婴儿有的在梯田上爬来爬去，有的则睡在妈妈的背篓里。安第斯其他地方的条件也并没有更富裕：据联合国估计，在哥伦比亚，古柯农民的日平均收入是两美元多一点。这些极度贫穷的古柯农民和那些富有的毒枭形成强烈的对比，那些人则开着法拉利，有着私人动物园。

怎样才能够让这些贩毒集团承担一些增加的成本呢？买方垄断之所以享有巨大的权力，是因为农民没有选择，只能卖给市场上唯一的买家。那么一个表面上可行的解决方案，就是在古柯市场上增加更多的买家来保证竞争。这样一来就能够给农民更多的选择，从而使贩毒集团必须按照市价去购买。但这种方案的问题在于：古柯交易在大部分地方是违法的，政府不会允许在市场上增加购买古柯叶的买家。因此他们尝试用另一种方法提高价格：通过给农民提供更多的谋生途径，从而让他们不再依靠向贩毒集团卖古柯叶来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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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用铲除古柯树这样一根“大棒”来打击古柯树种植，许多政策制定者建议还是用补贴农民去种别的作物这样一根“胡萝卜”更好。一些欧洲国家就建立了一些专项计划去激励农民开展其他的农业生产，这些国家的外交官私底下对美国的这种铲除导向的方法颇有微词。这些计划的思路是，如果种别的合法作物能够赚更多的钱，那么农民就不会再去种古柯。种古柯的农民的确对这些计划很感兴趣。即便是埃德加，这位当地的古柯种植工会主席都说，如果启动资金门槛能再低一点，他也会考虑转向其他的产业。“家禽、番茄、猪肉——养殖（种植）这些都比种古柯赚钱，但是需要启动资金。”他抱怨道。欧盟拿出了一些钱专门用来满足这样的需求，专门资助在玻利维亚开展香蕉、咖啡和柑橘的种植。世界上其他毒品种植地区也尝试了类似的措施：在阿富汗，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鸦片产地，政府鼓励农民种小麦或者棉花，而不再去种罂粟花。

一些证据表明这种策略确实有效。最近一项由全球发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cgd）做的研究就试图分析，墨西哥的农民是如何决定到底是种合法作物还是非法作物的。7全球发展中心是一个设在华盛顿的研究组织。这项研究报告的作者将研究焦点集中在大麻和鸦片上，因为这是墨西哥最主要的毒品作物。然后把这两者和墨西哥最主要的合法作物玉米进行比较。玉米在墨西哥的地位不言而喻，墨西哥人民对玉米的消费几乎就像毒品上瘾一样。玉米是墨西哥玉米饼的主要原料，是墨西哥的国民主食。平均每一个墨西哥人一年要吃掉200磅的玉米。墨西哥流传的一句话是这么说的，“sin maíz，no hay país”（没有玉米，就没有国家）。玉米饼制造商工会的标志是一个怒目圆瞪的神明辛特奥特尔（centéotl），辛特奥特尔是阿兹特克神话中一个报复心非常强的神明，有上千条生命献祭给了这位玉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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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确实非常重要，无论是延续国家传统，还是单作为一种重要的粮食，但是近几十年来，通过种植玉米来谋生却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价格的剧烈波动让农民的收入非常不稳定。1994年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之后，美国也加入到玉米市场的竞争中来，墨西哥的玉米价格随即暴跌。如果遇到美国大旱导致玉米减产，价格又会突然上涨。全球发展中心的那份报告中，报告的撰写者把玉米的价格信息和种植大麻、鸦片的土地分布信息结合在一起，绘制了一幅信息图。在价格急剧波动的时候，这些种玉米的农民究竟有多容易被吸引去种毒品呢？

结果显示：非常容易。在20世纪90年代玉米价格下跌的时候，农民们就开始种更多的大麻和鸦片。根据报告的计算，在那些种玉米的地区，玉米价格下跌59%就会导致大麻种植面积增加8%，鸦片种植面积增加5%。但也有好消息：当玉米价格从2005年开始上涨的时候，大麻种植就开始迅速减少。当然也有可能有别的原因：美国的大麻合法化热潮急剧减少了墨西哥农民种大麻的积极性（参见第十章）。另外在玉米价格回升之后，罂粟的产量还是很高。即便如此，这份报告还是认为，玉米价格对农民种植违法作物的意愿有很大影响。

换句话说，如果能够让安第斯山脉的农民通过养鸡和种番茄赚到钱，他们可能就会少种一些古柯。这就是解决买方垄断问题的另一种解决方案：如果贩毒集团对古柯（或者是大麻、鸦片等）的收购价格开得过低，这些农民只要去种玉米、番茄或其他的作物就可以了。至少这些贩毒集团需要提高价格，才能够让这些农民回来继续种这些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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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给农民提供更多选择的策略要比铲除毒品植株要更有希望成功。而且似乎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21世纪初以来，这两种措施似乎都开始起作用，古柯树的种植面积有所减少。在2014年古柯树的有效种植面积大约是130,000公顷（320,000英亩），比2000年减少了40%。在安第斯山脉几十万农民几年来的抵制下，南美三个国家的军队和美国缉毒局共同努力都不见起色，现在看起来终于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但就在事情开始有转机的时候，一个由联合国和哥伦比亚政府组织的科学家小组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情况。在经过了2005年到2006年近一年的田野调查，他们发现可卡因行业里竟然发生了“绿色革命”【1】。之前他们认为哥伦比亚一公顷的土地一年只能产出大约4.7千克的纯可卡因粉，现在他们发现一公顷土地上实际能够产出超过7.7千克的纯可卡因粉。8这一发现非同寻常：这意味着哥伦比亚的可卡因生产商已经研发出了从古柯叶中多提取60%可卡因的方法。

他们究竟是如何做到的？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去拜访了凯撒·古尔德斯（césar guedes）。凯撒·古尔德斯是秘鲁人，在玻利维亚担任联合国总禁毒官。尽管他的工作内容非常严肃，但是古尔德斯是一个非常积极有活力的人，经常从椅子上一跃而起，然后开始快速画一些图表，用来配合阐述自己的想法，同时还会搭配着一些充满激情的手势。“这些贩毒集团永远在寻找有没有方法能让他们的制毒效率更高。”他这样告诉我。随着“cocineros”（厨师们）在他们那些隐藏在丛林中的秘密实验室里不断研发出新的配方，把古柯叶转化成可卡因粉这一过程在不断进步。制作可卡因通常需要两个步骤。第一步把古柯叶制成米黄色的黏稠的糊状物，这种糊状物叫作古柯膏。在这个过程中，一吨的新鲜古柯叶不断被烘干，直到重量变成大约300千克。这些干古柯叶之后被切碎，和一些有毒的化学制剂进行混合，包括水泥、化肥和汽油。这些化学制剂能够把可卡因从那些蜡黄色的叶子中萃取出来。剩下来的叶片被过滤掉，多余的化学制剂被去除（至少是大部分被去除）之后，便可以熬制剩下的残留物。这样得到大约1千克的古柯膏。要把这些糊状物变成盐酸可卡因，也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那种可以吸的可卡因粉，需要加入丙酮作为溶剂，然后再加盐酸。9经过这些工序形成的混合物过滤烘干后，得到不到1千克的纯可卡因：c17h21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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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基础的制作流程被沿用了几十年，但最近贩毒集团的研发工程师们有重大发现。“制毒过程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开始用新的前体【2】和新的机器。”凯撒·古尔德斯告诉我说。有的革新是基础性的：农民们不再浪费时间在太阳底下晒古柯叶，而是改在烤箱里面烘制；有了烧汽油的叶片修剪机，瞬间就能够把叶片搅碎，不再需要去一点点切碎了。为了从古柯叶中更快速地萃取出可卡因，毒贩子们开始用改装的洗衣机来充当简易的离心机。有的时候，这些秘密实验室就设在卡车的后面，卡车在丛林深处的小路上来回游荡，借此来躲避侦查。据古尔德斯说，所有的这些措施，包括使用新的前体，让玻利维亚的可卡因产量在三年内翻了一番。

不同国家在供应链所处的地位同样发生了改变。玻利维亚的毒贩不再需要把那些糊状古柯膏送到哥伦比亚，再加工成可卡因，玻利维亚的毒贩渐渐地开始自己提炼，这样成品就可以直接送到边境邻国巴西，进而转运到欧洲，或者直接送到巴西当地的毒品市场中。（巴西是现在世界上可卡因的第二大市场，仅居美国之后，同时毫无疑问是强效可卡因的第一大市场。）掌控了供应链的这一环节，使玻利维亚的毒贩们变得富有起来，古尔德斯告诉我，因为走私是整个制毒贩毒链条中利润最高的环节。“通过这样做”——他从办公室的一边跳到另一边，模拟跨过边境线的过程——“你能够使你的这些产品价格翻一倍”。古柯树单产量的提高意味着，至少从现在来看，铲除那一点点的古柯树只是徒劳。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南美用来种古柯树的土地面积从1990到2011年大约减少了1/4。但是由于生产流程效率的提高，可卡因的产量在古柯种植面积减少的情况下仍然增加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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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南美的这些可卡因毒贩团伙提高价格了。限制古柯的种植只会伤害农民，即便能够成功地减少古柯树的种植，也抵不了技术升级所带来的可卡因产量增长。

然而，相比之下，这些都是小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在打击贩毒集团的可卡因供应链时，隐藏着一个更重大的漏洞。贩毒集团和沃尔玛这样的大型零售商相比有一点不同，它们不是通过薄利多销来赚钱。沃尔玛从一组感恩节餐盘中赚不到多少钱，每一组赚的钱不超过18美分。但是像这样便宜的商品出货量非常大，以至于能够获得可观的利润。虽然不同商品不同分店的利润不尽相同，但是大部分零售商的售价都定在比批发价高出10%到100%之间。这似乎听起来很高，但和可卡因的利润率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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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看看从安第斯山到洛杉矶，1千克毒品的价格是如何变化的。为了制成1千克的可卡因，需要350千克的干古柯叶。按照加列戈和里科获得的哥伦比亚的市场价格，大概需要花385美元。一旦制成1千克的可卡因，就能够在哥伦比亚卖到800美元。根据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博·基尔默（beau kilmer）和皮特·鲁特（peter reuter）两人提出的数据，这1千克的可卡因从哥伦比亚出口的时候，价格就变成了2,200美元，当进口到美国价格又涨到了14,500美元。转手到中游的经销商时，价格涨到19,500美元。最终卖到街头的毒贩，价格是78,000美元。10这一系列一路猛增的数字其实还没有完全反映可卡因的利润规模。每一个环节毒品都会被稀释，毒品贩子和经销商用一些别的东西“调配”这些毒品，让可卡因能够更耐吸。如果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1千克纯可卡因的零售价实际上大约要122,000美元。

这个利润高得惊人。当然，这并不都是纯利润：可卡因之所以这么贵的原因就在于，要保证秘密运输，就必定会带来各种各样的费用，从除掉对手（参见下一章）到贿赂官员都要花钱。但即便如此，从“农场门口”的古柯叶价格到最终可卡因的零售价格之间的差距非常大，增长率超过30,000%。这对反思通过提高古柯叶价格来禁毒的尝试是否有效有很重要的意义。就算我们假定南美的这几个政府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无论是通过铲除古柯树，还是给农民别的生产机会的方法，确实成功地让古柯叶的价格变成原来的三倍。这意味着要提炼1千克的可卡因，贩毒集团需要拿出大约1,155美元，而不是385美元。我们同时假设增加的所有成本都转移到了消费者身上（实际上这不太可能——最有可能的结果是贩毒集团让供应链上的其他人承担了这部分成本，就像之前他们对待古柯农民一样）。这意味着在美国的零售端，1千克纯可卡因将会额外上涨770美元——即从122,000美元涨到122,770美元。1克纯可卡因的价格从122美元涨到122.77美元，上涨了77美分。总的来看，就算让南美的可卡因原料涨价到三倍多——实际上没有任何政策的效果能达到这个结果——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可卡因在美国的零售价只增加0.6个百分点。这和投入到摧毁安第斯山脉古柯供应链的数十亿美元相比，似乎算不上是一个很高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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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从供应链上游到下游，可卡因价格的涨幅之大令人咋舌，这意味着供给端的价格干预确实有效果，但效果非常有限。执法部门对这样一种简单农产品的严格监管，导致了在生产地比咖啡还要低的价格，在美国和欧洲一路上涨到比黄金还要贵。但是从最近大部分的古柯树铲除行动的成效来看，从供应链的顶端干预价格的政策效果已经发挥到极限了。政府在用控制巧克力价格的方法来控制可卡因市场，可可豆涨价确实会相应导致巧克力棒的价格上涨，但实际上可卡因市场更像是艺术品交易市场，原材料的那一点点成本和最后的成品比起来微不足道。通过提高古柯叶的价格来迫使可卡因价格上涨，就像试图通过提高颜料的价格来迫使艺术品涨价。葛哈·李希特（gerhard richter）【3】的油画能够卖到46,000,000美金，即便油画颜料价格翻倍甚至是翻五倍，他也不用担心。同样的道理，只要禁毒机构还是把注意力放在可卡因供应链最早期价值最低的那几个阶段，贩毒集团就完全不在意，因为这对他们生意的根基不会产生任何冲击和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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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第斯山脉地区正在进行的大范围的“军事铲除古柯”行动毋庸置疑是白费力气。大多数时候他们只会让农民更贫穷；即便他们真的能够让贩毒集团来承担更高的成本，相比可卡因最终的高售价，作用也是非常微小的。从毒品的原料开始解决毒品问题听起来很不错，但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实际上是效率最低的着力点。可卡因真正变得非常贵的时候是在整个供应链的末端，即进入美国境内的时候。正如我们即将在下一章看到的，这也是贩毒集团之间为了竞争不惜一战的地方。

【1】绿色革命，原意是指在生态学和环境科学的基本理论指导下，人类适应环境、与环境协同发展、和谐共进所创造的一切文化和活动。此处是指贩毒集团在可卡因提取效率上出现的技术突破。

【2】用于制造另一种化学品的化学品。

【3】葛哈·李希特（gerhard richter，1932-）是一位德国艺术家，创下过在世艺术家拍卖的最高价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