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支持微信或下载APP继续阅读

微信扫一扫继续阅读

扫一扫下载手机App

书城首页 我的书架 书籍详情 移动阅读 下载APP
加入书架 目录

青春无悔 §第一节 铭刻在小难民心中

我出生于“九一八”事变后的两个月,这就注定了我有一个苦难的童年。

“七七”事变,芦沟桥的炮声我至今记忆犹新。宋哲元将军率领的二十九路军奋起抗战,揭开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历史一页。这时我不满6岁,由于父母都是教育工作者,我5岁就上学了,是著名的师大附小一年级学生。从此,我便用一个小学生的眼睛来看这场侵略和反侵略的战争,用一个天真孩子的心,来感受和铭记民族的苦难和觉醒。

我家住在北京(当时叫北平)西城小沙果胡同的一座四合院里。大人们在窗玻璃上贴了许多牛皮纸条,是预防炮弹震碎了的玻璃伤人。再就是大夏天的也挂上了棉门帘儿,说是可以挡住子弹和炸弹的碎片。除此之外就再没有别的什么防护措施了。

深夜,我被爸爸的亲吻弄醒了。他只对我说了一句:“乖,听妈妈的话!”然后他又亲吻熟睡的弟弟。妈妈不准我起床,就悄悄地送走了爸爸。

第二天我在胡同口看见了过伤兵,许多市民帮着抬担架,还有上前搀扶的,送茶水、送鸡蛋的。听邻居家的大人们说,医院里住满了伤兵。

不久,日本兵进了城。此时正值暑假,不上学,妈妈也不准我和弟弟出门。

秋后复课,校门口挂上了日本鬼子的膏药旗,进出校门,还要强迫我们给它鞠躬。不久,来了几个日本教师和一些日本学生,增加了日语课,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各个班级的中国孩子都必须学日语。

我妈妈是第三十八小学的校长,那里的情况也是如此,她非常气愤,毅然辞职。妈妈含着眼泪对我说:“不要去上学啦!就在家里,妈自己教你。”

我家人口不多,住的是独门独院。爸爸去南方以后,二舅一家人也从河北省农村逃进北京城来避难,跟我们住在一起。听二舅说,鬼子兵在农村烧杀掠夺,无恶不作,把青年妇女抓到场院,扒光衣服,当众轮奸,农村已是人间地狱。相比之下,日寇在北京城里还收敛一些,装出另一副面孔,讲什么“日中亲善,同文同种”,进行奴化教育和文化侵略。

晚上,二舅插上院门、房门,妈妈偷着打开收音机,收听武汉电台的广播。好在院子里都是亲戚,不会走露风声。妈妈是天津女子师范专科学校的毕业生,这在当时已经是学历很高的新女性了。她性格开朗,热情、要强,常常把我从被窝里拽起来听广播,虽然许多事我听不懂,但妈妈的意图是让我学唱《义勇军进行曲》,每次广播当中,都要反复播唱这首号召力极强的抗战歌曲。妈妈还把歌词记录下来,教我背诵和默写,“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她还给我讲戚继光抗击倭寇和甲午海战的故事,讲着讲着就流下了眼泪。

1937年冬天,二舅把我们送到了天津的英租界,这是逃离沦陷区的第一步。不久,妈妈就带着我和弟弟搭乘招商局的轮船,经过青岛、上海、厦门、汕头、到达香港。一路上妈妈很兴奋,叫我给别的乘客唱《义勇军进行曲》。每到一地,她都带我上岸去看看,给我讲这些城市和省份的特产,结论都是“中国地大物博,中国不会亡!”这是我第一次聆听地理课,印象极深,而且养成习惯,在逃难的过程中,父母常常结合当地的情形讲历史地理故事,这样的爱国主义教育,真是没齿难忘啊。

在香港,我们举目无亲。妈妈这年只有29岁,带着两个幼儿,白天外出打工,晚上回来坚持教我学习二年级的功课。待我和弟弟上床以后,她还要写几封信,寄给内地的亲友,到处托人寻找我的父亲。

我父亲是大学教授,此时已参加抗日工作,在张治中将军任校长的一所抗日干部学校当教育课长。他终于赶来香港,刚把我们接到广州,就遇上了大轰炸。我们住在爱群旅馆(现在的人民大厦),这座13层的楼房是当年广州最高的建筑物,由于悬挂美国星条旗,日寇的飞机不敢炸它。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轰炸的惨象:敌机飞得很矮,在市区肆无忌惮地轮番投弹,民房起火,浓烟蔽日,许多百姓扶老携幼,跑到爱群旅馆的四周躲避。

爸爸说:“没有高射炮,连高射机关枪也没有,敌机就更猖狂啦!”

我们赶紧逃离广州,来到父亲供职的长沙。后来听大人们说,就在1938年冬天,武汉、广州相继失守。因而长沙一度成为抗战的中心城市。

我染上了肺结核病,被送进湘雅医院,男女医生都是美国人,会说中国话,待我很好。他们同情中国,说:“日本鬼子是法西斯蒂,妄想并吞中国,好比蛇吞象!”因此,我从小就对美国医生怀有好感。

病还没好,就赶上了震惊中外的“长沙大火”。若干年后,我长大了,才知道是国民党官员惊慌失措,岳阳失守,日军过了新樯河,误传过了捞刀河——此河就在长沙郊外,三国时期,关公大战黄忠,青龙偃月刀掉入河里,周仓曾经下河捞刀,因而得名——便下令在城内四处放火,把这座古城烧毁了十之七八!当时,父母伧惶地把我接出医院,没有回家,就沿着湘江岸边往城外逃难,回头一看,大火已经烧红了半边天,把滚滚的湘江水都染成了血红颜色。

这次又是妈妈带着我和弟弟逃难到了桂林。父亲公职在身,随学校撤退到湘西山区去了。

桂林是当时的文化名城,很多爱国的文化名人,大体上都是沿着平津——武汉——长沙,或京沪——香港——广州,这样的两条线路汇集到桂林来。“桂林山水甲天下”,可惜,那清澈的漓江,奇丽的峰林,沿江的凤尾竹,鲜艳的夹竹桃,在难民的眼睛里并不好看。敌机常来空袭,我们天天跑警报,躲进七星岩的山洞里。这个溶洞很大,如今是著名的旅游景点,每天接待几千位中外游客。当年这个洞里常常躲进一两万难民,灯光昏暗,空气污浊,席地而坐,拥挤不堪,还有病人和死尸从我们头上抬出去。那些千姿百态的石花、石笋、锺乳石,在我们眼里恰似死难同胞的嶙峋白骨。

在一次大规模的狂轰滥炸之后,桂林城里住不下去了,妈妈带着我和弟弟搬到郊外阳朔,投靠早一些逃到这里来的五姨妈。五姨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生,姨夫是东京帝国大学教育系毕业的,由于日寇发动侵华战争,他们毅然回国,从事教育工作。姨夫是河北省一所师范学校的校长,他爱书如命,带着十万册图书南迁,想在大后方继续办学校。他的理想是“教育救国”。不久,他回到湖南省的冷水滩,去筹办一所培养铁路员工子弟的扶轮中学。

母亲带着我们两个孩子又辗转来到了贵阳。现在回想起来,母亲十分艰难,我的肺病还没好,当年也没有特效药,只能增加营养和吃鱼肝油,我不知道她从那里买得到鱼肝油?弟弟只有6岁,帮不了任何忙,还很调皮。再就是经常带着我们跑到城外躲警报,一躲就是一整天,在大树下、田坎上教我俩读书。她失业了,我见过她用工正的毛笔字写下一张借据,向我父亲的朋友汪德亮先生借贷“贰佰圆”生活费,借款者是我父母二人的名字。我不知道那笔钱是不是银元?我也从没见过这位汪叔叔。但我明白,在那兵慌马乱的岁月,肯借钱给我们的汪叔叔一定是个好人,是我父亲的好朋友。在贵阳的一年,生活十分艰苦。作为母亲,她坚持每天给我和弟弟讲课,不让孩子荒废学业。作为妻子,她盼望着一家团聚,不肯远离丈夫,不去重庆、昆明,这次到贵阳,也是为了离湘西近一点。

其实,我父亲已经离开了湘西,他那个学校搬到了湘东南的耒阳县农村。那时候交通、邮政都很混乱,再加上双方地址经常变换,自从长沙大火之后,母亲不知写了多少封信,还是与父亲失掉了联系。

日寇同样轰炸贵阳。一次被称为“贵阳大轰炸”的惨案,也让我们赶上了。法西斯的野蛮残酷,不仅仅表现在华北制造“无人区”,在东北用人体作细菌试验,在南京大屠杀,也对我后方城市的平民百姓进行灭绝人性的狂轰滥炸。这次就出动数十架飞机,把贵阳市中心人口密集的商业区“大十字”、“小十字”炸成了血肉横飞的一片火海、一片废墟。这年我8岁了,亲眼所见的惨案,永远不会忘记,刻骨铭心。什么是法西斯侵略战争?什么是“弱肉强食”?中华民族为什么要发愤图强?以及我的父辈为什么献身“教育救国”、“科技救国”?这些大道理,8岁的孩子不该懂,也不会懂,但那严酷的现实已经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播下了觉醒的种子,作为“九一八”事变的同龄人,爱国主义思想将决定我的一生。

1940年,我们一家四口在耒阳县小水铺农村团圆了。这是我童年第一次获得的相对稳定的读书时期,长达3年。母亲这人太要强,她给我制订的读书计划是:5岁上小学,10岁上中学,16岁上大学,20岁大学毕业就去美国留学深造。且不要指责一位小学校长对自己儿子的希望,还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吧,就在辗转逃难、跑警报的路上,就在七星岩的溶洞里,妈妈也没有停止过给我补习功课。现在我8岁多了,该上几年级呢?爸爸叫我按部就班地上二年级,妈妈急了,说:“这几年你没管孩子,现在也不准你管!”她逼我插班,其实是跳班上了五年级——否则10岁怎么能上中学呢!

小水铺有一所精忠小学,多数教师来自北方和长沙。原来长沙大火之后,日寇由于兵力不足,没有侵占长沙,湖南省政府倒是迁到耒阳来了,县城太小,许多机关、学校便驻在农村。精忠小学的校名也是现改的,取义“精忠报国”,礼堂的粉墙上也摩写着岳飞的题词“还我河山”。小镇上还有“抗战到底”和“好铁才打钉,好男才当兵”的标语,同雠敌忾,全民抗日的气氛浓厚。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这里有过一次空战,前来轰炸耒阳的日本飞机受到美国空军的截击,把炸弹胡乱扔到河里,伧惶逃蹿,还被击落一架,掉在了小水铺附近。我们亲眼看见了这场空战,高兴的心情真是无法言状。大家从四面八方围过去抓飞贼,那个驾驶员已经摔死了。人们从他身上找到了“千家针”和“护身符”,都骂这东西“管屁用!”“该死一百回!”

这架“零式”飞机没着火,人们出于痛恨,动手把它撕碎了——真的是撕,原来飞机除了骨架和发动机等是金属的,外壳都是胶合板,又粘了一层涂着银灰色油漆的尼龙布。我也撕了一片尼龙布,拿回家,引出父亲的许多话来,他说,击落敌机的是同盟国美军的“飞虎队”。从“零式”飞机的胶合板、尼龙布上可以看出,日寇的国力衰竭,咱们抗战胜利的日子快到了!

刚从沦陷区逃出来的表哥也说,鬼子兵在河北省农村挨家挨户搜缴铜器,铜盆、铜壶、铜锣、铜锁,连包箱子角的铜皮都不放过,可见他国内已经没有制造枪炮弹药的原材料了。

敌机上的胶合板、尼龙布,一时间成为人们见面就谈的笑料,也是日寇已经走上穷途末路的证据。后来,1950年,我在解放军部队也听到一位日籍军医说,1943年秋后,东京各个商店的货架子全都空空如也,市民们在挨饿,就到大街上去排队买一种假咖啡喝,这是用少许红小豆,炒胡了之后煮出来的大锅汤,放些糖精,毫无营养,一人只卖给一碗,即使这样,有些人喝完之后还到队尾去排第二碗。可见这场侵略战争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痛苦和灾难。

遵照母亲的愿望,我真的在十岁半的时候考上了湖南省立第二中学,离家到耒阳县城去住校。学校的伙食很差,糙米饭,没有菜,顿顿都是粗盐粒儿炒干辣椒,吃得我常流鼻血。我年龄小,睡上铺,夜里滚下来,左臂骨折。这一次爸爸摆出了家长的威严,决定让我休学回家,在小水铺的村野山林玩了一年。这一年对我的发育很重要,不但养好了伤,还学会了爬树、游泳,个子也蹿高半头。

第二次上初中一年级,已经是1943年秋天了。爸爸此时在湖南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当校长,很忙。妈妈怕我自己住校再出事儿,就带着我和弟弟搬家到冷水滩,她在五姨夫任校长的扶轮中学教书,我上中学,弟弟上扶轮小学。

1944年初夏,日寇疯狂进攻湘桂,长沙、株洲、衡阳、耒阳相继失守,战局急转直下。这是有特殊原因的: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海军已恢复元气,切断了太平洋日军的海上通道,即将进攻日本列岛。陷在东南亚和印度的日本军团与本土失去联络。侵华日军急于打通粤汉铁路,开辟第一条陆上通道;打通湘桂和黔桂铁路,妄想经过贵阳、昆明,开辟联接缅甸的第二条陆上通道,把东南亚和印度的日军撤回去守卫其本土。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垂死前疯狂的一跳。却造成了人类战争史和难民迁徙史上空前规模和极其悲壮“湘桂大撤退”!数以百万计的难民,扶老携幼,挑担背筐,从广东、河南、湖南、广西,沿着湘桂和黔桂铁路,绵延千里,向云贵川“大后方”缓慢迁徙。

这次我们是全家一起逃难了。父亲从耒阳赶到冷水滩,与五姨一家会合,搭乘扶轮中学装运图书的闷罐车厢,经桂林到了柳州。柳州是黔桂铁路的起点,我们的列车被甩进道岔子,等待重新“组列”,才能向贵州进发。谁知道这一等就是3个多月。

当时的黔桂铁路尚未全线完工,只通到贵州省的独山。而且,除沦陷区外,我国能够撤退出来的列车全都拥塞到这条仅存的400公里铁路线上来了。柳州车站所有的岔道全都停满了列车,就像一筐螃蟹,互相钳住了腿脚,再高明的调度也撕撸不开。

柳州变成了悲惨的难民城。难民的破烂帐篷塞满街道,又将市区层层包围,人数远远超过当地居民。政府官员已经“遣散”,没有警察,没有公共交通,停水停电,饿殍遍地,无人掩埋,豺狗红眼,乌鸦翻飞,蚊蝇肆虐,瘟疫流行……1944年夏秋之交,我所看到的柳州,是一座八不管的死城,臭城。

此时,日寇的飞机倒是不能轰炸柳州了。听爸爸说,美国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在柳州郊外有个野战机场。我们每天早晨都能看见“野马”式战斗机群起飞,到前线去打击日寇。整个白天,“野马”成群地回来,加油、装弹,又成群地出征。夜晚,敌机才敢前来偷袭,机场上空便会出现几条雪亮的探照灯光柱,交叉搜寻,捕捉到目标,便有许多高射炮弹在那里爆炸,还有高射机关枪的曳光弹,像一串串红色的流星,同时飞向目标。这时,我们不再钻防空洞躲避,而是跑上山坡去观看,使劲鼓掌。“飞虎队”能够击落日机、轰炸日军,对我这个饱受空袭之苦的小难民影响很大,一辈子都希望咱们中国也有强大的空军啊。

柳州也是个难民集散地。走得动的难民,逐渐离开柳州,沿着黔桂铁路和公路向“大后方”缓慢撤退;走不动的,或者像五姨夫这样舍不得抛弃那十万册图书、对火车仍然抱一线希望的,便自动组织起来,上山砍柴,送到车站去给火车头当燃料(车站已经无煤了);从桂林方向新来的难民,在柳州继续搭起破烂席棚,重复着老难民的悲惨遭遇。

我们这列“毛虫火车”终于烧着木柴,喘着粗气,摇摇晃晃地开出了柳州。它的车顶上坐满了难民;每个车窗外面都挂着两三只萝筐,筐里是小孩儿;车厢底下也拴着铺板、门板、黑板,再躺一层人。远远望去,活像一条缓缓蠕动的毛毛虫,浑身爬满了蚂蚁。

最糟糕的是它三五天才走一小站,比走路的难民慢得多。我为什么能够“远远望去”,看见自己乘坐的列车像一条毛虫呢?因为闷罐车厢里的人太挤,太憋气,爸爸有时就带着我下车走一站,反正“毛虫火车”没有走路快。这天,在小站三岔,一下子就把我们“岔”住半个月,大家只好上山砍柴,下河挑水,给火车头解决“饮食问题”。当然啦,我们也得拿出衣物,到附近村寨去换些粮食。

“毛虫火车”走走停停,入冬以后才到达小站六甲,这条铁路上前前后后全都停满了列车,谁也走不动了。屈指算来,从柳州出发,历时3个多月,仅仅前进了200公里。五姨夫急得团团转,因为日本鬼子的骑兵已经沿着黔贵公路跑到我们前面去了!

“湘贵大撤退”的百万难民当中,既有教师、教授、演员、作家、记者、医生,不乏文化名人,也有小公务员、小商、小贩、工人、农民、散兵游勇,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都占全了。而且大都拉家带口,扶老携幼。没有领袖,没有组织,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乌合之众”也不为过。然而他们都是坚韧不拔的爱国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就是中国不会亡!不做亡国奴,也不做日寇铁蹄下的顺民!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是从东北、华北沦陷区,历经艰险,舍生忘死,一步步逃到西南来的。我们扶轮中学就有一位美术教师鲜于国风,是从朝鲜逃到我国东北,又到华北、湖南、广西,为了纪念祖国,他在自己的中国名字前面冠以“鲜”字。现在,大家看到,不远的公路上出现了日寇的先头部队,也就只好舍弃这列无法行驶的火车,离开铁路,徒步爬山,继续向贵阳前进了。

五姨夫坚持不走,舍不下他那10万册图书啊。直到附近出现了工兵,在铁桥和火车上装炸药,即将炸毁我们那列“毛虫火车”的时候,我爸爸才强把五姨夫拉走。傍晚,我们在山上听见了沉闷的爆炸声,看见了滚滚烟尘,我第一次看见五姨夫泪流满面。

难民大队像一条望不见头尾的长龙,沿着荒凉的打狗河谷,朝行夜宿,蜿蜒前进。每天都有好多群土匪将长龙冲断,洗劫手无寸铁的难民。后来我们也不怕土匪了,因为身上再没有什么东西可抢。一个土匪摘了我爸爸的眼镜,爸爸笑着说:“这玩艺儿你可别乱戴,戴上准头疼。”土匪不信,试了一下,果然不好受,扔到地下。爸爸拣起来,还向土匪问路,去独山有多远?

天气越来越冷,空中飘着雪花。妈妈给我讲了成语“饥寒交迫”和“一贫如洗”,印象特别深。可不是么,一路上经过土匪无数次洗劫,连我身上的毛衣都被扒走了,当然能够理解这个“洗”字啦。爸爸拣来一条破麻袋,挖三个窟窿,套在我身上当大衣,腰里紧紧地勒条麻绳,又挡风,又搪饿,说这是“大学教授的伟大发明”。爸爸很乐观,在羊肠小道的岔路口,拨开枯草去细看那两尺多高的石碑,上面刻着三个大字“挡箭牌”,下面的两行小字是“东去那脚15里,西去应欧20里”。这也能引出他许多话来,给我讲解,“这指路碑为什么叫挡箭牌呢?古时候传递十万火急的文书,是派人骑着快马飞跑,60里一个驿站,换人换马,文书不停,像接力赛跑。形容奔马快如箭,到了岔路口,就要有指路碑把箭挡一下,别跑错了路哇,所以叫挡箭牌。那脚,应欧,都是地名,我看是苗族村寨的名字,有点儿古怪,大概是苗语。幸亏从秦朝就统一了文字,所以谁都看得懂。”

饥寒交迫的难民,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也变得凶狠起来了。先前是难民怕土匪,现在是那里有枪响,出现了土匪,便有成千上万的难民一涌而上,穷追不舍,一直追进村寨,就像铺天盖地的蝗虫一样,任你打杀,全然不顾,转眼之间把一切都吃光,留下几百具尸体,难民的长龙大队又浩浩荡荡地前进了。

这条气势磅礴的难民长龙,不是铁流,而是百折不挠的人流!宁死不当亡国奴的精神洪流!惊天地而泣鬼神的生命之流啊!

200公里的打狗河谷及附近许多村寨也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救活”了百万难民。不知道外国有没有这种悲壮的记录?40年后,我以一名中国作家的良心,将1944年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写成了长篇小说《大撤退》,纪念这百万难民同胞中的生者和死者,也是献给今天的年轻读者。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日战争,有正面战场,敌后战场,同时也有不见经传、惨绝人寰的“湘桂大撤退”,我们无权忘掉这一页沉重的历史。

1945年春天,徒步走到贵阳,我们全家大病一场。在医院里听说,日本鬼子打到了独山,在这云贵高原的一角,弹尽粮绝,进退维谷,等待着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末日来临。

这年夏天,我的父母收到重庆乡村建设学院的聘书,全家来到四川巴县歇马场农村——这所学院也是为了避开敌机的轰炸才建在重庆远郊。爸爸教国文,妈妈当图书管理员。我到南开中学第三次读初中一年级时已经14岁。有趣的是,妈妈要我20岁大学毕业就去美国留学,可是谁也没想到,我20岁那年,作为一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正在朝鲜跟美国侵略军打仗。

苦难的童年,动荡的青年时代,使我更加珍视当前这个和平建设、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爱国,包含着广泛的内容,历史,是我们严峻的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