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部队实行工薪制，我所在的那个师部开办军官食堂，每人每月交18元伙食费，比士兵“大灶”的饭菜略好一些，早点有豆浆油条，正餐两菜一汤，主食馒头米饭，已被驻地附近的农民说成是“天天过年”了。回想一下，这话并不夸张，当时我们驻在“鱼米之乡”的湖南省，农民只在过春节的时候才宰猪、吃肉，平时炒个素菜就不错，更多的是泡菜和辣椒，糙米饭掺一多半红薯。这比山区或大西北农民的饮食还好得多。直到打倒“***”，我在京郊平谷县听到农民老大娘批判***的发言，还有这样的话：“她过的啥生活？顿顿儿烙饼摊鸡蛋，吃个咸菜还倒半碗香油哪！”当然啦，这位大娘并没见过江青吃什么。而平谷县的农家，只在姑爷到来时才舍得烙饼摊鸡蛋，平时鸡蛋就是零花钱。我在平谷农村插队、蹲点10年，常见大娘大嫂送鸡蛋到供销社去换油盐酱醋，针头线脑，肥皂火柴，以及小学生双手捧个鸡蛋去换支铅笔，课本。

重提往事，并非请您“忆苦思甜”。只因为改革开放20多年来，咱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提高，饮食习惯也有了许多改变。春节又到了，您家准备怎样过年？

说实在的，我家喜欢“天天过年”。我的老伴儿是医生，强迫我熟背“胆固醇表”，从低到高：蔬菜、粗粮、豆腐、牛奶、蛋清最好；然后是瘦肉、猪皮、猪蹄儿、鱼、鸡；对我出示黄牌的是肥肉、蛋黄、动物内脏、无鳞鱼；红牌食品是松花、猪脑、鹌鹑蛋。说到这儿，必须声明，这仅仅是拙荆对我的“家教”，无意强加于他人。当然啦，我也不完全听医生的，从来不肯把蛋清蛋黄分家。不过，在医生老婆领导下，越是年节我家的饭桌上越清淡，因为这些日子总难免在外面吃喝两顿儿。平衡，是中华文化（包括美学、医学）的核心。大吃大喝，暴饮暴食，就是失衡，身体就会受损。前不久，写石评梅、赛金花的柯兴老弟患急性胰腺炎，对我说：差点儿没疼死！究竟为什么突患此病呢？他没说清，或者我没听懂。倒是老伴儿让我问问他，“是不是吃多了大油腻？”邓友梅在作协当了几年外事书记，因公赴宴的机会不少，他倒是说过实话：回家喝小米粥最舒服。

饮食文化是中华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十几年前的“万元户”已不足挂齿，款爷、款姐、富婆、大亨，以及傍大款的小秘，成了时髦称谓。且不说花公款大吃大喝属于违法乱纪，也不说狠心宰客的餐馆酒家门前“血流成河”，以及情愿挨宰者洗净了脖子照样往里钻，只从文化素质上看，那些超常点菜，餐桌上盘子摞盘子，浪费一大半的斗富者，也是以丑为美，充分展览自己的没文化。没钱固然不好，有钱不会花则更可悲。

最近在报上看到一则小统计，香港每天浪费食物2千吨。算算，平均一人浪费3公斤。这是富裕的表现么？不！新加坡的餐馆里，剩下食物要挨罚。咱中国人有句俗话：吃不了兜着走。近来北京的餐馆服务员为顾客“打包”，把剩余的食物带回家去，这也是文化，是美德，而绝非小气。从电视里看到，上海人近来在餐馆点菜不多，够吃就行，这也是可喜的新风尚。

广东、福建、上海不劝酒，并非不好客。北方哥儿们热情到编出各种顺口溜来非把客人灌醉不可，这又何苦来呢？我到内蒙、黑龙江就装病，滴酒不沾，要是馋嘴，喝一盅，就会被灌得狼狈不堪。我是北方人，酒量也有点儿，却怕这种“酒文化”。春节又到了，谁来我家作客，保证有酒但不强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