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爆发了朝鲜战争。秋天，美军在仁川登陆，大举北犯，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中国人民志愿军跨江作战，把侵略者赶回“三八线”。苏联出面调停，作战双方（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部队”与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1年冬在板门店开始了长达19个月的马拉松式停战谈判。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美军在谈判中理屈词穷，就诉诸武力；在战场被打得焦头烂额，又被迫回到谈判桌上来，出尽了洋相。作为守卫板门店的志愿军某部文工团员，我愿把耳闻目睹和鲜为人知的小故事写出来，奉献今天的读者。

“旗开得胜”和“当场反悔”

经过人民军向南打过去，美军向北打过来，志愿军再打过去……这样反复的拉锯战，小镇板门店已被炮火夷为平地了。不知是哪位将军在地图上画个圈儿，圈定板门店为双方停战谈判地点——夜晚用探照灯直上直下地打出一条光柱，再以此为圆心，一千米为半径，划出个“非军事区”——这片瓦砾堆便成了世界瞩目的焦点。板门店处于“三八线”的临界地，有公路通往汉城和平壤。

这天，双方联络小组和几十名各国记者来到板门店，演出了停战谈判的第一幕喜剧。美军少校联络官提出：“由谁负责搭建一个谈判用的大帐篷呢？”

“帐篷不行！”我军联络官说，“天气越来越冷，起码也要建造木板房。”

我的高班同学白帆担任朝中方面联络小组的英语翻译，我是他的助手、速记员。顺便说一下，除了我亲眼所见之外，许多故事都是他讲给我听的。

美军少校狡黠地眨眨眼睛，在各国记者面前采取“水涨船高”战术，“你的建议非常好！应该建造500平方米的木板房，而且还要有桌椅用具，尤其是要有供电设备，保证通讯和供暖。”

“你想得很周到。那就由你方负责施工吧。”我军联络官反应神速。

美国佬喜欢戴高帽子，当众逞能，“可以由我方施工。美国的机械化工兵，效率世界第一！这个，你们大家都是知道的。”

初步协议，双方点头，写在联络小组的协商记录本上。各国记者也在随时录音和作笔记。

“多久完工呢？”我军联络官立即追问。

“木板房就是活动房屋啦，包括供电设备和桌椅，都可以在日本加工订货，海运到仁川港，距离这里就不远了，由工兵现场组装……总共3个月吧。”

“不行！太慢啦。”

另一位美军联络官说，“如果改成空运器材，好吧，两个月完工。”

“太慢！看来你方对于早日开始停战谈判缺少诚意呀！”志愿军联络官瞪圆了眼睛。

美军几个大鼻子凑到一处紧急磋商，然后，那个少校说，“鉴于板门店目前处于你方的实际控制之下，建议由你方负责清理场地，修复公路，在小河上搭建一座汽车渡桥。如果这样分工，我方愿意争取一个月之内完工。”

“同意这样分工。但是你方的工期仍然太长。一个月？联络官先生，你应该明白，多打一个月的仗，侵朝美军至少要增加一万人的伤亡。”

美军少校急了，“我们不接受威胁！”

“你这是蓄意拖延停战谈判！”

“请问，你们认为工期多长才算不拖延谈判呢？”

“7天。”

白帆刚一翻译，新闻记者们先叫了起来，美军少校也跟着叫，“哈罗！这里是战场，不需要神话。难道贵军能够7天完成吗？”

“你们刚才已经承诺了建造500平方米活动房屋，现在又当场反悔，出尔反尔，这是很不老实的表现。”

“如果你方能够在7天之内建造500平方米活动房屋，我宁愿承认你所说的当场反悔。”

新闻记者大活跃，纷纷举起拾音棒、照相机、摄影机，对准了志愿军的联络官，等待他张嘴答复。

“可以！”我军联络官满面红光，嗓门挺大，“在协商记录上签字吧。”

“贵方肯定是7天完工？”美军少校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为了朝鲜人民早日过上和平生活，包括修路搭桥，全部工程7天完成。”

闪光灯亮个不停。记者们欢呼起来。

自以为把包袱甩给了对方的的美军少校，立刻伸出汗毛浓密的手来，主动与我方联络官握手，“哈哈，太好啦，感谢上帝……来来，你我马上签字。”

双方译员立刻核对协商记录。对方强调写清“7天”、“供电供暖”等关键字眼；白颖则强调写上“当场反悔”、“为了和平”等关键字眼。

7天之后，两栋总共500平方米的装配式木板房，包括桌椅用具、柴油发电机组、电灯电话，以及室外的停车场、道路、渡桥，果然神话般地出现在板门店的废墟上了！“联合国”联络小组的官员目瞪口呆。100多名各国记者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钻到屋里屋外到处拍照。他们不懂得呀，志愿军从来就是说话算数的，我们有强大的后盾——领导一声令下，沈阳市立刻动员27家工厂昼夜加班，分工协作，3天3夜就完成了活动房屋和附属设备的制作任务；与此同时，我军工兵连在板门店也完成了清理场地、修路架桥工作。一昼夜运输，一昼夜安装完毕，还提前48小时呢。人民军的联络官又动员附近的朝鲜妇女，把山上的马尾松也移栽到了会场四周。

很快，一条内容相同而说法各异的电讯，分别刊登在全球几百家报刊上，标题大都是“板门店的奇迹”，“中国人旗开得胜”，“毛显示神力”，“中国人说到做到，谈判未开先胜一局”，“人海战术又一实例”，“美军代表承认当场反悔！停战谈判前途多艰”……美军代表好比吃了迎头一棒，十分恼火，此后经常拒绝新闻采访，还发生多次驱逐记者的事件。

“打白旗”的笑话

每天上午8时，即使谈判代表不来，双方的联络小组和新闻记者们也会来到板门店；下午5时以前必须撤离。对方的谈判代表团驻在汉城，我方代表团驻在开城。虽然板门店“非军事区”里任何人不得携带武器，但是，战争激烈，往来的途中仍然有个安全问题。换言之，谈判代表（包括联络小组和新闻记者）的车队或直升飞机，都需要有明显的识别标志。

“建议双方车队挂红旗为标志。”我军联络官先发制人，“红色最显眼。”

“不不！这是不能接受的。联合国的旗帜是蓝色的。建议双方车队挂蓝旗为标志。”

“蓝颜色不醒目，太阴暗。而且，我方军民，包括空军和高射炮手，看见蓝色旗帜就打！这已经是一年多时间里养成的作战习惯了。为了不发生误伤，你们千万不要挂蓝旗当靶子！”

大鼻子们又凑到一块去紧急磋商几分钟，然后美军少校说，“以醒目的颜色为标志，这是符合科学道理的。除了红色，只有白色最醒目。我建议双方车队都挂白旗。”

“既然你们承认红色最醒目，为什么还要选择白色呢？我方提出挂红旗的建议在先呀！”

“不行！红色是你们专有的颜色。”

“太阳是红色的，也是我们专用的吗？”

“你们共产党的旗子全是红的。”

“不对。你缺乏起码的知识。我们的党旗上有金色的链刀斧头，国旗上有五颗金星，怎么能说全是红的呢？”

“总之，贵方不能强加于人。”

“我方坚持挂红旗！”

“我方坚持挂白旗！”

“好吧，为了谁也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对方，我提出折衷方案：我方车队挂红旗，你方车队挂白旗。”

“这，这……”

“这是双方自愿选择的标志色，都很显眼，符合科学道理。如果贵方再纠缠此类枝节问题，那只能说明你们蓄意破坏停战谈判。”

面对许多国家的新闻记者，美军少校理屈词穷，只好在协商记录上签字。

此后长达19个月的时间里，美军谈判代表团每次都是打着白旗进入板门店“非军事区”的。西方记者也跟着天天打白旗，只好在报纸上自嘲，“虽然谁都知道打白旗意味着什么，但是总比挂蓝旗当靶子舒服一些。”

挨了打才老实

第一次正式谈判，双方代表团都带来了自己的小旗子，插在长方形会议桌自己这边的旗座上。这个场合，联络官只能坐后排，新闻记者在被允许的时间内进入木板房站着采访。谈判还没开始，一位美军中将首先发难，指着朝中两国的国旗，傲慢地说，“这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并不承认共产党中国和北朝鲜。”

我方代表立即驳斥，“你们这种‘驼鸟政策’很可悲。不承认？那么是谁把你们打得落花流水呢？不能接受？那你们到板门店来跟谁进行停战谈判呢？”

美军中将比他们的少校联络官高明得多，冷笑一声，“这是双方军队的停战谈判，不是美国与共产党中国之间的谈判。所以，我方使用联合国的旗帜——代表参加韩战的联合国多国部队。你不会要求我们挂出十六国的国旗吧？至于我们的谈判对手，很明确，是共产党中国的志愿军，所以，请你们使用军旗。”

我方代表也报以冷笑，“你们冒用联合国的旗号，是为了掩盖美国侵略朝鲜的实质。妄图左右世界舆论，也欺骗美国人民。你所谓的联合国部队，实际上就是美国军队。说客气一点，还有资格跟我们谈判停战的，只剩下美国一家了。将军先生，你所谓的十六国部队，现在还剩下了几个？你能把它们的名字再说一遍吗？可惜呀，没有啦！他们被美国纠集到朝鲜战场，现在要么全军覆没，要么溃不成军。那些什么旅，什么营，已经成建制地被消灭，连部队番号都没啦。那些军官士兵，除了当炮灰，活着的也大多被关在我方的战俘营里——他们没有资格派代表来参加停战谈判了！难道这不是事实吗？”

美军中将张口结舌，恼羞成怒，叫着“我抗议！”便率队退出会场。第一次正式谈判就这样被对方破坏了。

白帆同志是我的顶头上司，随时对我进行思想帮助。他讲了“战争是政治斗争的继续”，又讲“谈判是桌面上的战争”。美军代表团拖延谈判的技俩很多，早在我方预料之中。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严阵以待，狠狠地打。几场战斗打下来，美军损地折兵，伤亡逾万，被打疼了，那少校联络官又提出重开谈判。

这次，美方代表不敢再提“不承认新中国和北朝鲜”了。但那位中将仍不服输，总想当着各国记者挽回一点面子，指着我方的国旗说，“你们的旗子不符合国际惯例！为什么比我们联合国的旗子大这么多？请你们换成小旗子。”

我方代表回答得很干脆，“这样的尺寸，是我们的惯例。希望你方不要节外生枝，如果再打起来，美军肯定遭受更加惨重的伤亡。”

美军中将好像什么也没听见，厚着脸皮坐下来参加谈判了。

摆谱反而丢脸

美国佬爱摆谱，想用排场来压我们一头。大清早，美军谈判代表团的车队从汉城出发，虽然每辆车上都插着白旗，却是浩浩荡荡，一串很长的车队。原来他们的正式谈判代表每人一辆吉普车，联络官和新闻记者三人一辆，其首席代表还乘坐一架直升飞机。来到板门店的停车场，在他们那一侧，一拉溜地排开40辆美式吉普车，还有直升飞机，好不威风。我方这一侧，只有十几辆插着红旗的苏式吉普车。按照协议，双方代表和各方邀请的新闻记者人数都是对等的，所以车多车少也属一“景”——西方记者喜欢把它拍下来作为“实力强弱的对照”。

这样的摆谱，只让美国佬高兴了两天。第三天情况大变。只见板门店停车场我方这一侧也整齐地排放着40辆美式吉普车，连车上的白色五角星（美军的标记）也没有涂掉，却是每辆车上都插着红旗——原来这是志愿军缴获的战利品，而且也摆着一架同样的美式直升飞机。

美军代表大惊失色，哑口无言，连抗议都提不出。谈判休息时也闷坐在木板房里抽烟，没脸出来散步。新闻记者们却很兴奋，争着拍照，发消息。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是我方代表团一个电话，附近的志愿军部队就把缴获的美军吉普车开来40辆，说是要一百辆也有。只是那架美军的直升飞机，已被我军击伤，飞不起来了，是战士们连夜抬来的，先摆摆样子。部队首长答应，很快再送两架完好的美军直升飞机过来。这不是秘密，老美从来就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嘛。

龙井茶和大前门

每当谈判有所进展，双方代表就要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没有别的会议室，各国记者还是被请进谈判用的木板房里来。美军联络小组在他们那一边的桌子上摆下啤酒、骆驼牌香烟和巧克力糖。我们这边沏了几壶上好的龙井茶，还有大前门香烟，朝鲜的大苹果和板栗。记者们一来就是上百人，对方桌前稀稀拉拉，我们这边却坐得满满的，不但黄皮肤黑头发的，就是西方记者也挤过来喝龙井茶，挤不到座位的，就一人抢一盒大前门香烟，站着抽。老美那边的啤酒、巧克力却无人光顾。转眼之间，几条大前门香烟已被抢光。连美军联络官也公然伸手。

我悄悄地对白帆说，“真不像话！”

白帆一笑，“这倒是老美的可爱之处。你再去拿两条来，烟酒不分家嘛。”

大前门一上桌，又被抢光了。有两位黑头发的，每人抢了两盒，当众放进自己的皮包里。我原以为他们是韩国或日本记者，会间休息时，这二人带着江浙口音交谈起来，“是真正的龙井啊！”“好久抽不到大前门了，带回去，分给想家的同事们尝尝。”

白帆问他俩，“你们是哪家通讯社的？”

“台北，中央日报。”

白帆斥之以鼻，“中央日报——造谣公司！”

他有点儿慌，敢紧说，“不不，中国志愿军敢跟美军作战，兄弟我佩服。”

“那就把你这句话，登到中央日报上吧。”

他惨然一笑，“我还不想砸自己的饭碗……不过，私下里，我会对朋友们说真话的。”

印度警官当裁判

在几次记者招待会上，都有一个美联社的家伙专门向我方代表团提出挑衅性问题，态度猖狂，傲慢，包括西方记者在内，大家都很厌恶他。这天，他又表演一番之后，大刺刺地坐到椅子上，翘起二郎腿，正巧踢到身边一位新华社女记者的裙子上。女记者气愤地瞪了他一眼，这家伙阴阳怪气地说声“对不起”，又耸肩，又摊开双臂，表示不是故意的。但这些夸张的动作反而引来了波兰警察，问女记者，“他踢伤你了吗？”女记者指着自己的裙子，上面果然有一片泥土。美联社的家伙伸手要掸掉这片泥土，我们的女记者误会了，大叫一声，跳起身来。许多人都看见了美联社的家伙把手伸向女记者的裙子，也纷纷围过来叫着，说他有流氓行为！由于语言不通，女记者没法说话，美联社的家伙反而大喊大叫，追着她不放，要她证明这是一场误会。一时间，招待会被迫中止，木板房里乱乱哄哄，印度警官立刻出面维持秩序。

朝鲜停战谈判期间，双方商定成立了一个“中立国监察委员会”，说中立，人心必有一偏，波兰、捷克偏向我方，瑞士、瑞典偏向对方，“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主席是印度人。现在这位值班的印度警官要当裁判了，他长着络腮胡子，缠着威武的大包头，懂英语，听到许多人都在说美联社的家伙是流氓，立刻宣布：“这位美国记者有不轨行为，驱逐出境！”

波兰、捷克警察得令，不由分说，当即把这个大喊大叫的“流氓”架出了木板房。美军联络官提出抗议，也遭到印度警官拒绝，碰了一鼻子灰。

此事余波未平。“美国佬行为不轨，遭到驱逐”的消息登在了西方许多报纸上。我们也拣到美军飞机散发的传单，解释事件真象，还配有连环漫画：a，美国记者抬腿碰了中国女记者，说“对不起”；b，女记者请示上级，“他说对不起，我怎样回答？”上级告诉她，“就说没关系”；c，一个月以后，女记者又遇到这位美国记者时才说，“没关系！”——这也算是美国佬的幽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