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来很有趣，1949年我们这群高中学生参军之后，每人每月的津贴费是3500元。今天的青年朋友可能不信，当兵能挣那么多呀？我不吹牛，但那是旧币，只相当现在的3毛5分钱。朱总司令说我们过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也就是供给制，不挣工资，衣食住行也不花钱，同志间谁穿谁一件衣服，一双鞋，都乐于互相帮助，根本想不到要钱。

这点儿津贴费干什么用呢？我记得它的构成中包括“烟草费”，女兵还有一笔“卫生费”。好在物价非常便宜，1000元就能买一斤烤烟叶。我的津贴费主要是买牙刷、牙粉（比牙膏便宜），略有剩余，就去吃牛肉面，800元一大碗。要是攒俩月，还可以照张像片寄给父母。当时我们这支部队在湘西剿匪，我是军文工团的演员，常下乡宣传演出。一次，我把借来的导具瓦盆摔破了，赶紧掏出刚领到手的当月津贴费全数赔给老乡，怕不够，还直道歉。老乡问我这个学生兵一月能领多少“饷银”？我说全给你了。他很感动，夸我们是菩萨兵。

1955年部队实行工薪制，我这个少尉助理员摇身一变成了“单身贵族”，月工资加上（给军官讲理论课的）课时费超过一百元。军营生活很单调，更不提倡消费，我的爱好主要是读书，这么多钱，除了买书真不知道该怎么花了。物价依然很便宜。而且，军衣皮鞋免费照发，住营房免费，医疗免费，乘火车有免票，电影票一毛钱一张。在军官食堂入伙，一月18元包干，早餐豆浆油条，正餐三菜一汤，顿顿见荤，比战士的“大灶”略好一些，已经被驻地老乡说成是“天天过年”了。这话并不夸张，虽说湖南是鱼米之乡，当时农民大多只吃两顿饭，一干一稀，糙米粥搀红薯，辣椒泡菜，过年时才杀猪吃肉，平时捞些小鱼小虾炒辣椒，就是改善伙食了。但这仍然比西北贫困地区的生活强得多。

我于1957年结婚，妻子是陆军医院的护士，15岁参军的女兵。由于多年“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养成的习惯，我们的金钱观念很淡薄，也不懂得储蓄，认为没有存钱的必要。当年的时尚，婚礼不讲排场，我只花1.25元买了个玫瑰色的花瓶，采些野花点缀新房。军衣军被，草绿色蚊帐，新娘子连件花衣裳也没买。不受礼，不摆酒宴，连瓜子花生、香烟糖果都是客人们自己带来的，也就免去了“随份子”之类的俗套。不会花钱，又不存钱，那么钱哪儿去了呢？今天倒是可以坦白交代了：我悄悄地供着两位因“家庭出身不好”而被迫复员回农村的战友上大学。

可惜，我的两个孩子并不喜欢读课外书，连电视“新闻联播”都不爱看。我曾讽刺他们是“不读书不看报的大学生”。得到的回答是“那些歌星、大款谁读书？”孩子多少还给我留点儿面子，“您哪……”那没说出口的话，其实我也听得见，因为他们在别的场合说过，“老爷子倒是有学问，学问多少钱一斤？”

不久前，我去外地采访一位靠修自行车发家的总经理，他邀几位大款给我接风，一桌酒宴就是3500元。那几位大款还要轮流作东。我不忍心看他们摆阔、斗富，便说，鱼翅、龙虾北京也有，我最想吃的是这里地道的麻辣牛肉面。于是，总经理只好陪我坐到马路边的板凳上去吃大碗面。也许他在心里骂我不识抬举。然而他不知道，这一顿接风酒，3500元，正是我当年津贴费的一万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