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俘是不是罪犯？他们与战犯、间谍、恐怖分子不同吧？然而国际间长期扣押战俘、虐待乃至屠杀战俘的事件屡见不鲜。二战期间，希特勒大批屠杀战俘的罪行是公开的。苏联则隐瞒过震惊世界的“塔林事件”。日本长期隐瞒其侵略军在中国和东南亚屠杀、虐待战俘的罪行。美国自我标榜为“人权卫士”，却奉行双重标准，至今还在寻找他们侵略朝鲜、越南时的军人遗骸，同时又掩盖其虐待伊拉克战俘的丑闻。据说英国有条法律，事隔30年后，机密档案也可以解密，供研究人员查阅，目的大概是总结经验教训，“还历史以真面目”，或曰“填补空白”。事情有大有小，我这个小人物，在事隔半个世纪之后，也愿意对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营里的若干小事情作一些“补白”。
一、飞贼的恐惧
1951年秋天，我们志愿军某部文工团在行军途中，头顶上发生了一场空战。几架美军“油挑子”（f-80）战斗机遭遇我军“银燕”（米格-15）的截击，上下翻飞，机尾拉着白烟，这一条条白烟几分钟内不会消散，在湛蓝的天空画出它们飞行的轨迹，煞是好看。虽然此种场面司空见惯，“油挑子”自身难保，也不会俯冲下来扫射，文工团长还是命令我们“进路边树林休息！”
朝鲜战争初期，美军完全掌握了制空权，十分猖狂，每天出动上千架次飞机，不仅轰炸军事目标，道路桥梁，将朝鲜大部分城镇夷为平地，还把炸弹扔到我国安东（丹东）市区，我们跨江作战的头一天，就在被炸毁的东北电影院瓦砾堆前开过誓师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是非常实在的。过江以后我们参加过抢修野战机场，头顶照明弹，在敌机轮番轰炸、不断排除定时炸弹的情况下连夜抢修，为的就是让我军“银燕”能够随时起飞抗击敌机。现在躺在小树林里仰观空战，心里当然高兴啦。
瞧，“油挑子”害怕了，纷纷扔掉它们的副油箱，准备逃跑。这种喷气战斗机耗油量大，机翼两端各挂一只纺锤形副油箱，好比挑着一担油桶，所以我们叫它“油挑子”。这家伙一旦遇到空战，为了减轻负重，提高速度，就把副油箱扔掉，换言之，它已不能完成原定的作战任务，在油料耗尽之前只能逃跑。那些副油箱像柳叶般地飘落下来，如果不是行军途中，我们就会跑去把它捡回来，用这粉红色的航空油洗棉袄棉裤，去污力强，干得快，还可以彻底消灭虱子虮子，铝镁合金的油箱外壳又很容易制作水桶、板凳……正在感到可惜，一架“油挑子”冒着黑烟倒栽葱，眼瞅着那降落伞挂在了树上，飞贼脚没着地就被我们捡回来了。
这个飞贼相当老实，根本没打算反抗，被缴了枪之后就高举着双手，乖乖地跟在我们文工团的行军队伍里，不靠前，不落后，更不敢靠边走。
他这副模样并不可笑。谁都明白，今天算他小子好运气，落在了我们手里，否则，要是被朝鲜妇女抓住，也许顷刻之间就撕成了碎片。
朝鲜妇女恨透了美国飞贼。尤其是“油挑子”和“野马”（p-51）战斗机，它们肆无忌惮地钻山沟，超低空飞行，把杨树叶子刮落一地，扫射村庄，追杀妇女儿童，连一头黄牛都不放过。我们能看清飞贼的脸，近在咫尺，他用机枪扫射，我们用步枪还击。
入朝以来，我们对美国飞机熟透了，天天见面嘛。甭睁眼，也能听出b-29、b-36这种轰炸机带没带炸弹？声音沉重，是过路的，声音轻飘，是扔过炸弹返航的，都不用搭理它，“单兵不怕炸”。最讨厌的就是“油挑子”和“野马”，说实话，对这些见过面的飞贼，我们文工团员同样恨得牙痒痒。
现在这小子还高高地举着双手，乖乖地跟在文工团的行军队伍里，穿过被他们炸毁的村庄。他必定胆战心惊，惟恐从那残垣断壁后面冲出一群朝鲜妇女，向他复仇索命。为什么单单害怕朝鲜妇女呢？今天的读者朋友不知道，但是志愿军战士们都知道，美国飞贼也知道，当时朝鲜村庄里的男女比例是1:8，男的是阿爸几（老大爷）和阿得里（小男孩），青壮年男子几乎全部参军了，许多人作战牺牲，许多人被困在南方……北朝鲜家家都是军、烈属。因此，与其说飞贼害怕朝鲜老百姓，倒不如干脆说他害怕朝鲜妇女。他每天低飞扫射的不就是这些妇女儿童吗！
文工团员是准军人，小布尔乔亚，除了背包、米袋子，还背着腰鼓、手风琴。行军速度不快，走一小时，10公里，休息10分钟。几次有人把飞贼的胳膊拽下来，他都急忙再次举起，而且举得更高，表示真心投降。这小子长得挺好看，蓝眼珠、黄头发，比我大两岁，20出头。他驾机扫射的时候很凶残，现在像条夹尾巴狗，跟定了志愿军，寸步不离。女兵在议论，“他胳膊不酸哪？”戏剧队长知道我是南开的高中生，让我用英语告诉他：投降之后就不必老举着胳膊了。
我翻译了。这小子听见英语，就像遇到了上帝，高兴得热泪盈眶，立刻坦白交待，他叫布朗，加利福尼亚种葡萄的农夫，参加韩战是为了挣钱。他哥哥曾经参加陈纳德的飞虎航空队，6年前在中国献身于反法西斯战争。
我把布朗的自白翻译给队长、团长听。团长笑了，说这小子早就准备好了一套说词儿，懂政治，就说自己是农夫，还扯上了陈纳德的飞虎队。让我告诉他：中国人民志愿军宽待战俘，不必害怕，到了宿营地，就送他去战俘营。
这是一次偶然的机遇。不久，当战俘营借调懂英语的学生兵时，文工团便派我去那里暂时帮助工作。
二、热闹的战俘营
1985年我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重访朝鲜时，才大体上确认了这个地方：平壤北面，清川江东岸，著名风景区妙香山一带，当年中国人民志愿军设立了一座看管多国战俘的营地。这里有茂密的马尾松和落叶松林，相当隐蔽，取水方便，三面环山，我们就叫它三山战俘营。
现在会英语的人多了。解放初期，部队里会英语的学生兵很少。因此，比我参军早几年的天津南开大学的白帆校长，指名点姓要我来帮助工作。我只是个高中生，但他知道，我是教会小学毕业的，在中学英语就拔尖儿，而南开中学的英语老师是美国人，严格说来教的是美语，正好用来管理美国战俘。
我搭乘联络部（在国内时叫敌工部）的小嘎斯卡车去三山战俘营报到。路径平壤，如果没有牡丹峰和大同江边还保存着的中国式古建筑大同门，那就认不出这里是共和国的首都平壤了，它与许多城镇一样，被美国飞机炸成了一片瓦砾。
三山战俘营则不同，它不受空袭。最初，也就是1950年底吧，中国人民志愿军连续发起五次战役，把气势汹汹的“十六国联军”从鸭绿江边赶回到汉江南岸；而第五次战役的后半段，由于我军远离国境，没有制空、制海能力，后勤供应不上，又暴露在汉江平原，对付不了美军的坦克部队，紧急后撤时吃了大亏，撤到山区，挖掘坑道，凭山据守，才大体上在“三八线”南北形成了犬牙交错的对峙局面。这时，在我国军事史上出现了两个崭新的事件。其一，1900年帝国主义列强的“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迫使大清国订立不平等条约，使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整整50年之后，中国人民志愿军跨江作战，将“十六国联军”打败在国门之外，真让中国人扬眉吐气啊！其二，我军俘获了成千上万洋战俘，怎样管理这些形形色色的多国战俘，也是个新课题。首先是选择若干个集中地，就叫战俘营吧。这件事，“联合国军”侵朝司令麦克阿瑟及其后任范弗里特、李奇微、克拉克之流心知肚明，他们失踪的几万军人哪里去了？包括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消灭了番号”的英国皇家重坦克营、哥伦比亚营、希腊营、土耳其旅、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的官兵，除了被打死的之外，都到哪里去了？因此，美国飞机是不轰炸这些战俘营的。这在没有外交途径的战争条件下，是双方达成的一种默契。我们的三山战俘营没有高射炮、高射机枪，挂着国际红十字会的旗帜，是个对空不设防的营地。美军的“红脑壳”侦察机和擅长钻山沟的“野马”战斗机也常来“光顾”，只拍照片不扫射。
最初的三山战俘营，是在三条大山沟里搭了许多军用帐篷，四周没有铁丝网，只在路口设了几段木桩篱笆，以区分管理处、后勤处、卫生所、战俘居住区和活动区。有警卫连负责哨位警戒和巡逻。我们并不担心战俘逃跑，他们也不敢逃跑，如果落到了朝鲜“民青”（如同共青团）姑娘们手里，那可比志愿军战士可怕一百倍。我们的哨兵和巡逻兵，主要任务是防止外界人员进入营区，说白了，是保护战俘的，以及制止战俘互相打架，譬如白人军官打黑人士兵，经过教育之后，黑人知道了志愿军反对种族歧视，反过手来又打白人。
我来到这座关押着两千多名洋战俘的三山战俘营，先到管理处的翻译组报到。组长就是白帆同志，但他是团级干部，又是战俘营的领导成员，不跟翻译们住在一起。三山战俘营是团级建制，白帆是团党委委员。翻译组只有十几个人，清一色的学生兵，只会英语，水平比较高一点，勉强可以称作翻译的，是清华大学没毕业就参军的老徐，25岁，1948年在“南下工作团”入党的老同志，比我的军龄“老”一年，“老”5岁，所以他是副组长。我的英语实在是二把刀，连三等翻译都不够格，可是老徐说：你是文工团员呀，可以组织这群“大孩子”开展文娱活动，免得他们整天想家。他所说的“大孩子”，就是这里上千名十八九岁的美国“少爷兵”，他们一旦被俘就认为自己彻底完成了服兵役的任务，百分之百地对得起总统杜鲁门了，脑袋里只盼望着早日遣返回家。
老徐还告诉我，一号、二号营区，也就是前两条大山沟里，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战俘，都说英语，比较好办；三号营区是“八国联军”，信仰、习惯各不相同，麻烦多。好在我们不收南朝鲜战俘，成千上万，交给朝鲜人民军管理。
三、生活小组
三山战俘营的管理干部，大多是从志愿军各部队抽调来的联络参谋、保卫干事、宣传干事。人手有限，必须把战俘组织起来，并且利用战俘管理战俘。参照连队的编制，200来人，叫中队，我们的管理干部任中队长，40人为小队，由4人“生活小组”分工负责：组长管生活，内容较多，包括传达上级指示，反映战俘请求，分发被服、用品，指派公差劳务；3名组员分别负责卫生、学习、文娱体育活动。这4名战俘的内部职责，由大家推选，中队长指定。
“生活小组”也是逐步建立和调换成员的。譬如，最初由一些军阶较高的白人当组长，但是他们继续搞种族歧视，派黑人倒尿桶。我们加以纠正，强调不同肤色的战俘一律平等，搞卫生轮流值班。这样的小事，却在黑人战俘中引起很大震动，也许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不受种族歧视，纷纷表示愿意跟我们合作，因此便有不少黑人进入“生活小组”，工作也认真负责。负责学习的多是法国战俘，这事很有趣，原来法国军队里有1/4是法共党员，他们一旦被俘，立刻交出党证，说自己是被迫来到朝鲜参加这场非正义战争的，愿意与中共同志合作。而且有些法共党员，还是知识分子，会英语。把国内印制的宣传材料交给他，组织战俘学习，讲解得比我好。
新战俘入营的第一件事就是灭虱。除了少数空军战俘是从天空打下来的，比较干净以外，步兵、炮兵、坦克兵，几乎人人身上都有虱子。它足以传染伤寒、猩红热等多种疾病，尤其是这些来自五大洲的多国战俘，还很可能带来我们不了解的怪病，所以必须彻底消灭虱子。办法就是洗澡、理发、换衣被。
战俘的衣帽鞋袜、棉被军毯，都是由我国东北运来的新品，是在美国飞机昼夜轰炸我军运输线的情况下，从后勤兵站尽先匀出来拨给战俘营的。为的就是把战俘的衣服全都换下来，避免营区出现传染病。战俘的衣物分五类处理：符号、帽徽、肩臂章，上交管理处，装进这一名战俘的档案袋，同时登记造册，作为遣返战俘时的依据；手表、戒指、项链、钱币等财物，个人一小包，由管理处代为保管，离营时发还本人；比较完好的服装，蒸煮灭虱后打包代管，离营时发还；眼镜、钢笔、带宗教色彩的十字架、护身符和家人照片等物品随身；其他的东西，比如残破的、带血的衣物，内衣裤等，统一焚烧。这些营规，我们都讲清楚，也让“生活小组”的成员协助讲解。
洗澡最受欢迎。这些侵朝的多国部队，经常处于被动挨打的态势，或龟缩在掩体里，或疲于奔命，难得一次洗澡的机会，夏天还好点，许多人整个冬天就没洗过澡，没法换洗衣服，所以人人身上长虱子。相比之下，我军后勤运输虽然困难，但中朝两国只有一江之隔，从后方到前线几百公里，也还有“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嘛；而那些来自美洲、欧洲、澳洲的侵略军，远隔重洋，又是一个旅、一个营的小股部队，其后勤供应根本形不成运输线，困难就更多了。他们跟随美军，依靠美军，殊不知“强大的美军”也自顾不暇，无力照顾杂牌军。后来我才知道，朝鲜战场上一名美军战斗人员，需要有从美国本土到日本、到韩国的7名后勤人员来支撑，其大量军需物资是在日本加工制造的，这也是日本大发战争财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英、法、澳、新、哥、希、土……的喽罗兵不当俘虏谁当俘虏？因此种种，能活下来，还让你洗澡换衣服，战俘们无不高兴。
理发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因为俘虏的头发上有虮子，说是理发，实际上是剃光头。这首先遭到白人军官的反抗，认为是人格侮辱。为解决这个难题，白帆亲自出马，先说服几名战俘中的医务人员，然后分头去做解释。工作做得很细，首先说明中国军队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根本禁止侮辱战俘的人格，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战俘可以举报，犯错误者要受军纪处罚。再说明灭虱必须灭除虮子的道理，以及灭虱之后，仍然允许大家留头发。并且质问这些拒绝剃发的白人军官，“你遣返回家之后，要不要把长着虮子的头发剃掉？”有人回答：“那是我们自己的事情。”“进理发馆，美国人给美国人剃头，不受侮辱。”白帆笑了：“说得好，咱们也建立理发馆，让美国人给美国人剃头，英国人给英国人剃头！”结果是这样的理发馆一直存在到遣返战俘的时候。不过，话说回来，我看着那些“大孩子”的满头金发被剃光时，也觉得可惜。
最难办的是土耳其战俘，由于语言不通，只好让他们派代表来看英美战俘剃光头，打着手势给予“讲解”，效果还是不好。他们坚决不用剃头刀，大喊大叫，有的还暴跳如雷。白帆说，“他们信奉伊斯兰教，我也不知道教义里对于动用刀剪有什么禁忌？给他们用推子推成光头吧，试试看。”结果还是遭到拒绝。
我们有些同志很生气，说“这是战俘营，不是招待所！他们必须遵守营规！否则还怎么管理？”然而白帆坚持“慎重对待宗教问题。土耳其战俘先不剃头，等一等。咱们向国内请示，请翻译，请阿訇或者回族干部来帮助工作。”
四、抓赌和洗脑
语言不通的确是极大的障碍。土耳其战俘并不很多，麻烦却是最多的。譬如吃饭，战俘的伙食跟我们是一样的，甚至可以说，比我们营级以下干部、战士的“大灶”伙食还要好一些。首先是保证供应。我们许多同志在火线，“一把炒面一把雪”，或者在坑道里嚼“压缩饼干”喝不上水，挨饿也是常有的事，而战俘营的供应从未短缺。再就是粗细粮和蔬菜搭配，比我们的战斗部队撤回二线休整时也要好一些。但是，初来战俘营的土耳其俘虏，大都表演过“绝食”。我们知道他不吃猪肉，其实我们也吃不着猪肉，还是为他们单立了清真灶。这样的白面馒头、大米饭，他们也不吃。一个个饿得东倒西歪，就是不吃。最初是炊事员拿起个馒头，当着他们们的面咬一口，嚼一嚼咽下去，他们才立刻上前抢这个咬过的馒头，狼吞虎咽般地往嘴里塞，噎得直翻白眼，可是桶里放着那么多馒头，还是不敢吃。炊事员回来报告说：“他们一定受过反动教育，认准了咱们的伙食里有毒药，真是糊塗虫，要杀你还不容易吗？何必往饭菜里下毒哩！就这么简单的理儿，也没法跟他说明白。我又不能每个馒头都当面咬一口哇！”
还是炊事班想出了绝招，不送馒头改送米饭。一桶大米饭，炊事员当着他们的面吃一勺，该相信没毒了吧？不行，过来个土耳其小军官，拿起勺子把桶里的米饭上下翻搅一遍，请炊事员再吃一勺。之后，他们就像疯了一般，拥上来抢饭吃，不用碗，下手抓，往嘴里塞，把桶也弄翻了，就在地上抓饭吃，拦都拦不住。
我们当过兵的都知道，三五天饿不死人，极限是七天，如果有水喝，再吃些草根树叶，还能多活一些日子。这些土耳其战俘挨饿几天了？语言不通，也没法问。倒是管理处的领导有经验，说饿久了的人，一顿饱饭能撑死。因此规定，新人营的战俘，只给小米粥喝，给点咸菜吃，一周以后，肠胃恢复了才让他吃饱。喝粥，对饿极了的土耳其战俘最合适，用勺搅一搅，当面喝一勺给他们看，然后一人一碗粥，一小截咸萝卜，先救命，调理肠胃。俗话说，头三脚难踢。打开了这个局面，再有新来的土耳其战俘人营，就一律先喝粥，并且让早来的土耳其战俘吃饭给他看，给他讲解这饭菜里面没有毒药。
美国“少爷兵”的人数最多，也最好管理。我参军前就接触过一些美国人。抗日战争时期，我在长沙湘雅医院住院时，许多医生、护士都是美国人，态度和蔼，认真负责，给我这个患肺结核的7岁孩子留有难忘的印象，母亲还说过，湘雅的美国大夫救了我一命。后来我在重庆南开中学读书时，有美国老师，街上也有许多美国大兵，虽然我并不喜欢这些开着吉普车横冲直撞的大兵，但他们是中国的同盟军，史迪威、陈纳德将军在我们学生心目中也很有名气。因此种种，我对这些放下武器的“大孩子”、同龄人，从内心来讲是宽容的。我向白帆汇报过这些思想，他说立场没问题，而且符合党的政策要求。
我的日常工作，是陪着管理员老孙到各中队、小队巡视，给他当翻译。老孙比我大3岁，连级保卫干事，党员，政策水平当然比我高，我很尊重他。这天他叫“生活小组”领香烟，每个战俘每天有10支“大生产”牌的香烟，10天发一次，小组长统一领回去，分给一人5盒。当年没有吸烟得癌这一说，通常的说法是提神、解闷儿，“饭后一支烟，恰似活神仙”嘛。志愿军的津贴里就有一笔烟草费。所以战俘也有香烟供应。当时的洋战俘几乎人人吸烟，但烟瘾有大小，可以互相调剂。没料到这点“活动资本”也被“少爷兵”利用了。
他们有烟瘾，还有赌瘾。谁身上也没钱，就赌香烟；没赌具，就把大衣扣子揪下来赌阴阳面。“生活小组”的黑人士兵杰克逊揭发了这个情况，说“刚发香烟的日子赌徒多”，就领我们去抓赌。
赌徒大多是白人小军官，在帐篷里用个刷牙缸子哗啦啦地摇大衣扣子，然后下注，猜阴阳面。帐篷门口还有白人士兵放哨。杰克逊领我们从帐篷的后窗户往里看，看得一清二楚，“少爷兵”一个个聚精会神，有乐的，有懊丧的，有的下大注，一次一盒“大生产”。看了几个帐篷，都在赌，好比到了赌城拉斯维加斯。老孙大怒，绕到帐篷前面进门去抓赌，也就十几秒钟吧，赌徒们已经规规矩矩地坐在自己的铺位上，赌具、赌资全都不见了。真叫人哭笑不得，如此机灵地“少爷兵”怎么都当了俘虏呢？
老孙有办法，叫他们把大衣拿出来，都是新大衣呀，谁的大衣上缺扣子，谁就是赌博的“庄主”。“少爷兵”也有优点，就是在证据面前供认不讳。一次逮住3名“庄主”，由中队长召集全体会议，宣布处罚决定：禁止赌博是营规。这3名白人小军官停发香烟一个月，写书面检讨，还要背诵一篇（英文）宣传材料。我作了翻译。杰克逊乘机喊了一声：“给他们洗脑！”我听不懂，一时无法向老孙翻译。回到翻译组，副组长老徐才作了解释：洗脑就是改造思想的意思，是从英语洗牌、洗钱演化出来的新词儿，咱们念书的时候没学过。
五、白衣天使
三山战俘营虽然是团级编制，却配备了一个条件较好的卫生所，军医和设备达到了卫生营的水平。也就是说，志愿军的步兵团只有卫生连，负责战场急救，譬如止血、消毒、打针、取弹片等小手术。师里的卫生营才具有做大手术的能力。
战俘的灭虱工作就是在卫生所医护人员指导下进行的。另一项工作是治疗“雀眉眼”。这种病在志愿军部队里也曾经发生过，我们军文工团一百多人就无一例外地患过“雀眉眼”：每天黄昏以后，鸟雀归林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就不好使了，视力迅速模糊，如同鸟雀。由于没有制空权，我们经常夜行军，战斗部队也常在夜间攻击敌人，被誉为“夜老虎”，患了“雀眉眼”可怎么行军打仗呢？文工团夜行军时，每人背包上挂一条白毛巾，后面的同志就瞪大了眼睛盯着这个小白点儿往前走，看不清地面，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真不知摔了多少跤，闹了不少笑话，有时前面的人莫名其妙地大步一跳，如同跨过一道沟坎，后面的人走到此处也都跟着跳，其实并没有沟。有些连队认为视力模糊是长期吃不到蔬菜造成的，就挖野菜吃。文工团的司务长从友军学了个偏方，用翠绿的松树针叶熬汤给大家喝，喝得满嘴松香味儿，也不管用。当然，这都是临时措施，志愿军后勤部知道这是缺乏维生素造成的夜盲症，大量供应新鲜蔬菜和肉食鸡蛋确有困难，就从国内紧急调拨维生素a、c、d、b1片，几十万官兵啊，一时也供不应求，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批维生素片先发给连级以上的指挥员，我这个排级文工团员还要等一等。说这些干嘛？就因为患“雀眉眼”的洋战俘，不分级别一律发给维生素。再说具体点儿，美国“少爷兵”到底吃得好，军用餐盒里有压缩饼干、一小罐头午餐肉、一小包橙汁粉（可冲饮料），不缺维生素，所以他们不患夜盲症。杂牌军就惨了，他们的后勤供应远不如中国人民志愿军，许多人患“雀眉眼”，天一擦黑儿就摔跟头，嘴角还长着不少小脓疱，卫生所的小何医生对我说，“看看嘴角，就知道他严重营养不良。”
她叫何倩，是我的同班同学，一同参军，我爱唱歌，被选进文工团，她进了医训队。何倩笑着说，“不给他们治夜盲症，这些俘虏兵想逃跑都困难，你们不是更好管理吗？”我说，“逃跑？他也敢！你这白衣天使，怎么说出不给治病的话来了呢？”其实，何倩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高尚的人道主义战士。不但对志愿军的同志，对朝鲜人民军的同志和老百姓，讲究医德，尽心尽责，就是对放下武器的多国战俘，也奉行“医生面前只有伤病员，不分国籍肤色”的原则。
这天，我带着担架，送一名新人营的美国上尉飞行员约翰逊到卫生所治疗。正好由何倩接诊。约翰逊就是我们痛恨的那种飞贼，驾驶“油挑子”钻山沟扫射我军后勤的汽车队，结果撞了山，飞机爆炸，变成一团大火球。这小子命不该绝，在撞山前的一刹那被弹出机舱，摔在山坡上。待到志愿军战士搜山时才发现，他距离飞机爆炸的地点只有几十米，大火竟然没烧着他，而他跳伞的高度也很低，降落伞都没打开嘛，大概又被树林挡了一下，没摔死，躺在树下昏迷不醒。这些情况是送战俘的志愿军同志讲的。被俘后，经过卫生连抢救，止血，在伤口敷用消炎粉，防止感染。约翰逊清醒过来以后，辗转送到战俘营，已经是第5天了。
“他摔断了三条肋骨，这比较好办，”何倩做过检查后对我说，“严重的是左腿粉碎性骨折，小腿肌肉破损，左脚坏死，必须截肢，才能保住性命。”
何倩不让我走，说这个伤员已经不能再往上级野战医院转移，为了争取时间，最可靠的方案是今天就截肢，“我已经给他用了止痛和消炎药，卫生连及时止血，保证了他的血压，允许动手术。问题是赶紧说服他同意截肢，跟医生配合。”
何倩的英语比我一点也不差，由她来说服不是更好吗？但我不能推辞，她要主刀啊，在手术台前一站几个钟头，必须集中精力，不可过度分神。我送伤病战俘来卫生所多次了，知道这里的规矩。在和平环境，做大手术须由亲属签字同意；战争环境，自己的同志和单位领导可以签字，没人签字也可以动手术，抢救伤员嘛；惟独战俘营的卫生所，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做截肢这样的手术，要求战俘本人签字同意。这大概是亘古未闻的尊重人权吧。
何倩去做手术前的准备。趁着约翰逊不哭、不喊疼的时机，我来做说服工作，也就是把何倩的诊断结果和治疗方案明白地告诉他，劝他采取理智的态度，跟医生配合。然而他并不理智，再三请求“保留我这条腿！”
半小时之后，何倩走过来用英语跟约翰逊交谈。
“上帝保佑你，飞机撞山没摔死，没烧死，中国军人又几次抢救你的生命，这说明你有好运气，还可以活着回家跟亲人团聚。”
“小姐，我不能失去这条腿！”
“称呼我医生。我以医生的身份告诉你：你是我的病人。我为你的生命负责。从医学的角度说明白，你的左脚和小腿已经失去了。我要切除的是危及你生命的碎骨和腐肉。我决定，从你的膝盖下面截肢，将来你可以比较顺利地装假肢，可以走路，也可以开汽车。你应该相信医生。”
约翰逊流下了眼泪，“我相信医生。我相信自己遇见了天使……”
他在手术签单上签了字。这是超出“日内瓦公约”之上的尊重战俘人权的举措，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为遣返伤病战俘时多准备的一份文书。
手术持续5小时，何倩为这个凶狠轰炸我军后勤运输线的飞贼顺利摘除3条肋骨，截掉左小腿。一个月以后，约翰逊就拄着双拐在战俘营里行走了。
六、眼镜马
志愿军部队跟“十六国联军”作战的次数多了，也就号准了敌军的脉。譬如，对方的炮火特别猛烈，而且有飞机配合轰炸的，必定是美军。敢于派出小分队夜间偷袭，被我军战士说成“癞蛤蟆上脚面”、特粘乎、特讨厌的，是南朝鲜李承晚的军队。不敢主动进攻，只放空炮，虚张声势的是杂牌军。其中，连空炮都不放，阵地静悄悄，一打他就后退的，是法国军队。因此，对待不同的敌人，我军也采取不同的战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有一句名言：战争是政治斗争的继续。从朝鲜战场敌军的实际表现，也不难看出这一论断的合理性。所谓“联合国部队”，侵略朝鲜的主力只有美国一家，其余都是由美国纠集起来的附庸，宣传意义大于实际军事价值，壮壮门面，盗用联合国的名义而已。1950年，英、法、希、土、澳、新……虽然不承认新中国和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但彼此之间并没有根本利害冲突，这正是他们的侵朝部队士气低落、作战消极的原因所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深通“伤其九指不如断其一指”的兵法谋略，对待这些杂牌军，就采取了“连锅端”的战术，譬如，以五倍于敌的优势兵力包围哥伦比亚加强营，一夜之间把它“吃掉”，除了营长乘直升飞机逃跑之外，全营覆没，被“消灭了番号”，朝鲜战场从此没有哥伦比亚附庸军了。这个战术有奇效，杂牌军一个接一个地被“吃掉”之后，麦克阿瑟及其后任相当寂寞，“十六国联军”司令也就降格为赤裸裸的美军侵朝司令了。
志愿军“吃掉”法国军队相当顺利，双方伤亡很小就是证明。换言之，法军一旦被包围，没怎么抵抗就挂白旗投降了。后来在三山战俘营，眼镜马对我讲过其中的奥秘。
30多岁的夏尔马，教师出身，会英语，瘦高个，戴一副金丝眼镜，说话细声细语，文质彬彬，是“生活小组”负责学习的成员，他为自己当战俘而高兴，我们给他起了个绰号眼镜马。他也是一投降就主动交出党证的法共党员。有一次，他主动向白帆介绍情况，我在一旁听不大懂，事后经过白帆讲解才明白了一些。
眼镜马说，他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法兰西被希特勒的侵略军占领了，戴高乐将军领导着大部分抵抗力量，法共也在工人和知识分子当中拥有一部分武装抵抗法西斯的游击队，他就是其中一员。可惜的是，德国投降之后，法共领导人多列士参加了戴高乐的资产阶级政府，当官去了，没有像中共同志那样保存自己的武装力量，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而是把游击队交给资产阶级的政府，编人了国家的军队。这就是侵朝法军中有许多法共党员的来由。作为军人，他们不得不服从政府的决定，参加“联合国部队”来到朝鲜，然而这些法共党员，绝对不愿意跟中共同志打仗。所以他当了战俘很高兴，一可避免伤亡，二来也不违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精神。他保证跟中共同志合作，更希望早日结束这场非正义的朝鲜战争。
我问白帆，眼镜马的说法可信吗？他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笑着说，管好多国战俘是个复杂的新问题。至少，夏尔马的态度是好的。战俘们希望早日结束朝鲜战争的心情也是真的。
我们把眼镜马调到英国战俘中队的“生活小组”负责学习，由于他年龄大，态度和气，跟傲慢的英国战俘也没发生磨擦。战俘每周有3次学习时间，他组织学习宣传材料十分认真，还能主动发挥。我听过眼镜马主持的学习会，他有时脱开宣传材料，讲一些“从猿到人”，“劳动创造财富”的道理，跟我解放前在学校偷着读过的《大众哲学》所讲的观点差不多，也就不加干预了。总之，我对眼镜马是信任的，心里想过，他是法共党员，我才是个青年团员，他当过教师，我才是个高中生，如果不是战争环境，我有什么资格管教他呢？
眼镜马还负责编写黑板报，把下一周学习材料的的重点预先提示给大家，诸如“你为什么来到朝鲜战场？”“你在替谁卖命？”“中国和朝鲜威胁过你的国家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除此之外，还会表扬“好人好事”，这甚至引起我们翻译组的内部争论，“战俘里还有好人？会做好事？”白帆的回答是：争论不要脱离此时此地的实际情况，战俘也是人，他服从管教，认真学习，为什么不能表扬鼓励？谁让你把战俘营里的“好人好事”跟咱们部队里的“好人好事”混为一谈啦？要把眼光放远一点，大多数士兵是受蒙蔽、被迫来到朝鲜战场的，当了俘虏，受到我们的宽大待遇，通过学习提高了认识，遣返回国之后，有些很可能成为中国人民的朋友，有些成为反对侵略战争的和平人士，你还能说他不是好人，永远是坏蛋吗？
七、英国兵油子
从平均年龄看，三山战俘营里的英军俘虏要比美国兵大十几岁，他们大多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其中皇家重坦克营的官兵，当了俘虏还很傲慢，因为他们从来就被认为是“王牌军”。这个重坦克营在1951年春天就全军覆没了，但他们输得不服气。此事要从志愿军打坦克说起。
我军当时缺少反坦克武器，尤其是在汉江南岸的平原上，只能用爆破筒（插进坦克履带）、用集束手榴弹、苏式手雷和地雷炸坦克。也有战士勇敢地爬上坦克，从展望孔向里打枪，或掀开炮塔盖儿往里面扔手榴弹。但这些打法难以阻挡坦克群冲锋。后撤到“三八线”附近的山区，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我军创造了许多打坦克的办法：在山沟的通道上挖陷阱，挖防坦克壕，用一排排截短的铁轨斜着砸进地里，只露一小段在地面上（插住履带坦克就甭跑），这些办法能够捉活坦克。还有在山沟里堵住一群坦克用火烧的时候。这个皇家重坦克营就是被堵在大山沟里怕火烧，老兵油子们才钻出铁王八壳来举手投降的。可是投降之后又觉得有点儿冤。理由是志愿军打仗不正规，为什么不用坦克打坦克呢？
他们的不服气和“王牌军”的优越感在战俘营的生活中处处都要表现表现。首先是不苟言笑，留小胡子，坚持穿著其皇家坦克兵（经过蒸煮灭虱）的呢子军服，而且把衣被叠得整整齐齐，维持其“尖头曼风度”；再就是把帐篷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发给他们的宣传材料小册子也认真阅读，读的时候还坐得腰板笔挺；此外就是要求经常洗澡和打篮球。英国战俘这些特点，虽然也有毛病，但我们管理干部并不反感，因为他们遵守营规，不像美国“少爷兵”那般自由散漫。
打篮球是三山战俘营里主要的娱乐活动。美国战俘集中的大山沟里有几个球场，他们也是最爱打篮球的，特别是黑人士兵打得好，然而英国战俘不肯去。我们原以为英国战俘害怕打不过黑人呢，问了问，“生活小组”的黑人才说，是英国战俘瞧不起黑人。过去，我们都说美国搞种族歧视，其实英国同样严重。
英国战俘要求在他们山沟里修建一个高标准的新篮球场，这并非坏事，可以批准，就组织他们修了一个。然后，“生活小组”便提出来，要组织一次“黑白对抗赛”。此事又遭到英国战俘的拒绝。
在战俘营里，我们不准白人欺负黑人，至于那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观念，并非短时间内能解决的。因此，这些英国兵油子仅仅拒绝跟黑人赛球，我们也不能加以惩罚。此事只能慢慢来。
“生活小组”的鬼点子也不少，建议先进行一次“英美对抗赛”。英国战俘人数少，也硬着头皮应战了。比赛开始，美俘队上场的全是白人，这些十八九岁的大孩子嘻嘻哈哈，一点儿也不在乎，半场就输18分。下半场换上来两个黑人，英俘队傻了眼，想拒绝比赛。我是裁判，当即宣布：拒绝比赛就算认输！美国战俘大喊大笑，使劲儿鼓掌。那些连当战俘都不服气的英国老兵油子，怎么肯认输哩！原来他们也有灵活性，叽哩哇啦商量一番，捏着鼻子又上场了。黑人球员憋着一口气，上来就打了个满场飞，比分直线上升，终场前3分钟，88分打成平局。美俘人多势众，呐喊助威，许多黑人还吹口哨，扭屁股，惹怒了傲慢的英俘队员，想赢，又进攻乏术，就玩邪的，拉人，绊人，带球撞人，接连犯规。我在学校和部队也是篮球队员，懂得这些招数，譬如在最后一分钟，本队落后一两分，可以采取“犯规战术”，指望对方罚球不中，或两罚一中，而我队开球之后，一投得两分，或可翻盘，若逼成平局打加时赛，也可反败为胜。但是英俘队现在并不落后，88分平局嘛，就故意犯规，纯属无理取闹。我毫不客气地罚下一名5次犯规的英俘队员。黑人球员也罚中3球，91比88维持到终场，美俘队赢了。英俘队员又是一次不服气，可也只好灰溜溜地退场。
第二天我到英国战俘的帐篷里去，谈起这场球来，问他们输在哪儿了？他们知道我是故意问的，只好承认技术、体力都不如黑人。遵重裁判，不顶撞管理干部，也是英国老兵油子的一条优点哩。
八、种菜给谁吃？
头伏萝卜二伏菜。秋天到了，后勤处决定组织战俘在山坡开荒种菜。此事在战俘当中引起多种反应，有的打架骂人，有的梦中哭泣，多数唉声叹气。英国兵油子还向我提问：今天才开荒，种出菜来给谁吃？我反问他：你们今天吃的菜是谁种的？他们很高兴地说：是是！我们吃了别人种的菜，我们应该种些菜留给别人吃。其实，他们是把我这句话拣起来安慰自己——宁可种菜留给别人吃，他们也不要在这战俘营里挨到冬，自己吃自己种的这些菜。
欧美战俘非常重视圣诞节，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圣诞节前被释放回国与家人团聚。本来，现在距离圣诞节还早，可是开荒种菜反而勾起了他们的乡情。在开荒打歇儿的时候，他们问我想不想回家？我说：谁叫李奇微又发动了“秋季攻势”哩！李奇微是侵朝美军司令，他们都知道，听了之后无话可答。
此地的纬度与北京相同，七八月份也是雨季，抢在雨季之前播种大白菜、大萝卜，正是农时。我们从国内要来菜籽，教他们开沟、打垄，撒籽、施肥。这些战俘，尤其是英国兵，好像根本没有种过菜，不过，倒是干得很认真。半月过后，碧绿的菜苗儿出土，“少爷兵”看到了自己的劳动果实，也高兴得嗷嗷叫。管理员又教他们间苗，将拔下来的小白菜、小萝卜英儿，洗干净了蘸黄酱，吃得他们又是嗷嗷叫。纷纷表示，管教干部真是他们的老师。
与此同时，我们还挑选了20名英国老兵集中养猪。这真费了一番口舌。这些“绅士兵”，首先认为养猪是对他们的污辱；待我讲清了养猪为了积肥种菜，将来猪肉也是给他们自己吃之后，这帮家伙的顾虑更大了，非常害怕当个专业饲养员——猪没长肥就不会释放他们回国。我哈哈大笑，告诉他们：真的到了遣返战俘的时候，我们何必在战俘营里养猪呢？这还不行，除了怕脏之外，还是那个不愿意在战俘营里呆到吃自己养的肥猪肉的时候。这就没办法了。我们翻译组的副组长老徐赶来训话：养猪是给全体战俘谋福利。战俘必须服从管理干部的命令。违抗命令者要受到惩罚！英国老兵油子们终于老实了。但他们还是有个优点，为了保持其“尖头曼风度”，养猪很认真。
这时我们三山战俘营在进行各项过冬的准备工作。首先要将战俘居住的帐篷一律改成半掘开式的防空洞，除了挖掘方坑之外，还要带领一些战俘上山砍树。这又触动了他们的思乡之情。用我们的话来说吧，这是个并不奇怪的思想问题。战俘也是人嘛，被俘之后格外想家，也是人之常情，何况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并不在这些俘虏兵身上哩。战俘营的领导先做我们管理干部的思想工作，要求我们宽大为怀，对战俘想家的问题，不可急躁，压服不如说服。只要他们不捣乱，就不要给予关禁闭之类的处罚。
我们带领80名年轻力壮的美俘去砍落叶松，这要到营区外边山坡上的树林里去，便派了两个警卫班武装押送。虽然可以断定这些俘虏不敢逃跑，但是他们手里拿着斧子，又成群结队，不可不防。
回来的路上，经过一片栗子树林，张嘴儿的大毛栗子落了一地。这些美国兵非常馋嘴，看见板栗就走不动了。带队的管理员好说话，就叫大家停下来拣板栗。但是只准剥不准吃。这些馋嘴的大孩子，被毛栗刺扎破了手，问我：这是否叫猴子给人“火中取栗”？我翻译给管理员听，他笑着宣布：拿回家去煮栗子粥喝！这些嘴上刚长了一层茸毛的大孩子也跟着欢呼起来。
时间不长，我们就剥得四裤子板栗——因为没带口袋，便脱下裤子扎住裤脚当口袋用。小老美觉得真新鲜。临走时，管理员将40元朝鲜钞票钉在栗子树上，小老美就觉得更新鲜了。
九、准备过冬
修建半掘开式的防空洞，主要是为了保暖防寒。它像个大簸箕似的，上面用落叶松的圆木挨排儿绷起个顶来，再培上一尺厚的黄土，安好门窗，便是冬暖夏凉的好住处。我们用了两个多月时间，便将住帐篷的战俘全部迁入了防空洞。但这并非为了防空袭，因为美国飞机不轰炸战俘营，此事似已达成了默契。如若修建能抗得住轰炸的防空洞，整个结构全得加固，棚顶至少要培两米厚的土。
战俘们住进了舒服的防空洞，后勤处又要求自制一些家具。这本来是为他们生活得好，但战俘们却是喜忧参半，只怕在此长期住下去。这是个既可理解，又难解决的思想问题。
1951年10月，前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在安理会表示，苏联愿意出面调停朝鲜战争。朝中方面，以及美英法等国均表示接受这个建议，立即在板门店开始停战谈判。这个好消息，我们及时向战俘们宣布了。他们欣喜若狂，以为圣诞节前真的可以回去和家人团聚了。可惜呀，连我们也没想到，停战谈判竟然谈了19个月，朝鲜战场出现了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的复杂局面。直到1953年7月23日，美军司令克拉克将军才被迫在停战协议书上签字。
在这段时间里，有些战斗还是很激烈的，譬如上甘岭战斗。因此，仍然有许多新战俘陆续到来。他们也带来了战场上的各种信息，毁掉了老战俘回家过圣诞节的美梦。
战俘营里的思想工作也很重要。领导上及时给我们做报告，要求树立长期思想；然后我们再给俘虏们讲明道理，必须继续进行过冬的各项准备工作。上山砍柴；自制家具、炊具；还需要解决冬季洗澡的问题，否则他们又会长一身虱子。
我们又领着一群“少爷兵”出去拣美军“油挑子”的副油箱了。头顶上天天有空战，要拣这玩艺儿就不难。它的铝镁合金外壳，韧性颇佳，制作锅碗瓢盆、小桌小凳，是上等材料。“少爷兵”们干这些活儿很有兴趣，还说：到底还是咱美利坚的材料好，不软不硬，制作家什不费劲儿。
1985年我重访朝鲜参观志愿军博物馆时，又看到了许多用美军炮弹壳和副油箱制作的生活用具，陈列在志愿军坑道模型里，生动地说明了志愿军自力更生的精神，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朝鲜战争的严酷程度——譬如，同在这个博物馆里，展出了我军上甘岭前沿阵地一平方米焦土，其中就有400多块弹片。武装到牙齿的美军，是擅长“倾泻钢铁”的。
我们带领战俘们在每条大山沟里都修建了两个冬季浴室。它既不是淋浴，也不是浴池，而是在大防空洞里设置一排“浴缸”——用锯掉小半截儿的大汽油筒，架在地灶上，把水烧热了，桶底垫块木板，人就站在里边洗。这种“浴缸”，在朝鲜战地也就算很高级的了。
在三山战俘营帮助工作四个月，我才明白这里的后勤供应，实际上优于团级标准。也就是说，各种供应（除武器外）全都按照我军步兵团的标准发放。口粮、菜金、罐头食品与志愿军相同；医疗条件优越，达到师卫生营水平；寒冬未到，棉衣、棉被、栽绒棉帽、大头鞋（毛皮鞋）、狗皮褥子等冬季被服全部由沈阳市运来。祖国人民加班加点为“最可爱的人”赶制的棉衣，我们却发给洋俘虏，这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也属罕见的吧？翻译组长白帆在发放冬装时，将上述情况如实地告诉战俘们，这是一种很有力的思想工作。此时，大白菜、大萝卜已到收获季节，再组织战俘们挖菜窖时，他们也很卖力了。有些法国兵在学习会上说：真没想到这里充满了人道精神！
十、专打美国兵
“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专打美国兵！”这是我们志愿军部队里流传的一句顺口溜。在朝鲜战场上，对方的主力是美军，而且气势汹汹，当然就是我军的重点打击对象了。入朝初期，我军内部进行过一次“三视”教育，即：仇视美帝，蔑视美帝，重视美军。这是“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又是真老虎，铁老虎”理论的具体化。当时，所谓敢打硬仗，就是敢跟美军硬碰硬。
1951年秋，美军侵朝司令李奇微将军发动“秋季攻势”，其主力之一是号称“王牌军”的美骑一师。美军一个师在作战的情况下相当庞大，配备了坦克、重炮、飞机等特种兵，叫做加强师，其人数相当我们一个军。在临津江东南的天德山、月夜山一线阻击美骑一师的恰好是参加过“辽沈战役”的我军一支主力部队，两强相遇，战斗极为惨烈。我军踞守高山，又有号称“地下长城”的坑道防御体系，有些前沿阵地的守军，一天就打退敌人20多次冲锋。读者可能觉得奇怪，一天怎么会有那么多次冲锋呢？原来美军打仗有死规矩，冲锋之前必然依仗其飞机大炮对我军阵地狂轰滥炸，此时，我们便坐在坑道里吸香烟，等他轰炸声一停，立即进入战壕，架好机关枪，拧开手榴弹盖儿，美国步兵也正好冲进了我们的射击圈儿。现在可是步兵对步兵了！距离太近，敌军的飞机大炮一律失效。我们居高临下，又有战壕掩体，甭着急，等他爬到30米以内，喊声打，一顿手榴弹就炸他个人仰马翻、屁滚尿流，待他轱辘马爬逃跑时，再用机关枪“欢送”。“少爷兵”们逃到我重机枪射击距离以外重新集结时，我们立即撤回坑道里去吸香烟，因为那飞机大炮又要狂轰滥炸10分钟。然后我们再照例打退他的第二次冲锋。从早到晚，周而复始，20来分钟一次，按他的死规矩打他，虽然单调，倒也省心。当然，也有在山沟和开阔地互相穿插包抄的，那是另一种打法。
一个多月的攻防战斗，“秋季攻势”被彻底粉碎，美骑一师伤亡惨重，大批官兵当了我军的俘虏。
这又是一批“王牌军”，比英国皇家重坦克营的俘虏还傲气，还不服气。他们的表现主要是拒绝上交其马头形臂章。按照营规，战俘的肩、臂章，符号，帽徽一律上缴，作为管理战俘和日后遣返战俘的证件，怎么可以不执行营规呢？翻译组长白帆跟这帮傲慢的家伙谈话回来，建议管理处采取个变通的办法加以解决。此事倒使我们一些管理干部想不开了，难道收缴俘虏兵的臂章还不容易吗？
白帆是战俘营的领导成员，大学生出身，水平较高，有点儿灵活性。他说服了我们。原来，美骑一师是一支老牌的骑兵部队，在（美国国内）南北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中战功赫赫，他们现在已经是一支机械化部队了，作为一种历史上的荣誉和纪念，其盾形臂章上仍然绣着个马头。白帆说：“硬性收缴其臂章，他们认为是一种侮辱，产生对立情绪，反而不利于管理；我们又何必计较其历史上的荣誉呢？现在，他们的符号、帽徽、肩章已经上缴了，足以证明其国籍、姓名、军衔和部队番号，臂章并不是最重要的证件。”他的建议是将此马头臂章当作个人物品，与个人的财物一起上交管理处代为保管，离营时再发还个人。这个办法，管理干部和“骄傲的战俘”都接受，难题解决了。
对于这帮美骑一师的新战俘，我们也加强了教育。白帆组长让他们讨论：为什么到朝鲜来打仗？经过引导，他们也能认识到，一支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立过战功的部队，本来是中国的盟军，5年之后就侵略朝鲜，与当年的盟军作战，实在是给杜鲁门卖命，给军火商赚钱，上了华尔街的当，也有损于美骑一师的荣誉。
事实上，许多美国军人渐渐地也有了这种共识。两年后，美军司令克拉克就公开说过：“美军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跟错误的对手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书上签字的将军。”
十一、葬礼
朝鲜战争中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之一就是制空权。战争的前10个月美军占尽了“空中优势”。我军被迫在夜间行动，尤其是后勤运输线，海上被全面封锁，陆地上的铁路、公路桥梁几乎全被炸断，一些重要桥梁，甚至是炸了修、修了炸，激烈程度不亚于火线。这种情况持续到1951年夏天，我军在朝鲜北部强行修建了几个野战机场，我们的喷气式战斗机能够及时起飞迎击敌机了，天天有空战，美军的“空中优势”才被逐渐削弱。
在此之前，美国飞贼猖狂到了极点。战斗机，轻型轰炸机，只要避开我军高射炮阵地，便可肆无忌惮地俯冲扫射、轰炸，而那b-29重型轰炸机更可以在一万米高空“水平投弹”，我军的高射炮够不着它。而我军的飞机场在国内，距离远，战斗机不能及时赶来进行截击。往往是我们的“银燕”赶到了，敌机也扔完炸弹逃掉了。因此，我们冒着敌机的昼夜轮番轰炸，强行修建战地野战机场，同时祖国人民掀起了“捐献飞机大炮”运动，加强志愿军的空军部队，迅速进驻野战机场，争夺制空权的战斗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美军的“空中优势”削弱了，飞贼们再来空袭也是慌慌张张，经常遭到我军“银燕”的截击。大量敌机被我击落，其中包括美国“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的战斗机；大量飞贼当了俘虏，其中包括后来的美国空军参谋长加布里埃尔上将。
这天上午，头顶上刚刚打完一场空战，喷气式战斗机“拉”出的白烟还像蛛网般地凝聚在高寒的天空，忽然有两架“野马”式战斗机钻山沟儿从低空飞来，对我们三山战俘营进行轮番扫射！战俘营有如一座“不设防的城市”，毫无还击能力，而且没有伪装，人员密集，无法疏散。我们也没有做过防空疏散的准备。三山战俘营的山顶上高扬着国际红十字会的旗帜，山脊上铺设有巨大的红十字（对空）识别标志，事实上敌我双方早已达成默契，互不袭击战俘营——往日敌机也到三山战俘营的大山沟里来“钻”过多次，战俘们还从帐篷里跑出来观看，不少美国俘虏兵还朝那美国飞机扔帽子，大喊大叫。这次，当他们又跑出来扔帽子的时候，美国飞贼回报其同胞的却是几梭子罪恶的机关枪子弹！不少俘虏倒在了血泊中。别的战俘们还没明白这是怎么回子事儿？那两架“野马”已掉过头来又扫射了一遍，俘虏们这才慌乱地躲进了给他们过冬防寒的“防空洞”。幸亏“野马”战斗机不能携带炸弹，否则，战俘营的“防空洞”根本抗不住轰炸，俘虏们的伤亡会更大。
事后一查，战俘伤亡27人，主要是美国兵。经我卫生所昼夜抢救，最后数字是死亡7人，致残7人。这也是一笔血债呀。战俘们愤恨异常，“生活小组”的黑人和白人小军官向我们请示，可否联名写一份控诉书，转交板门店的美方谈判代表。并且要求美方代表来参加死难战俘的葬礼，同时邀请国际红十字会立即派人前来调查，向全世界公布美帝的新罪行。战俘营的领导原则上批准了这个请求。并指示我们管理干部要因势利导。我们研究了一下，决定以“小队”为单位在各自的防空洞里讨论起草这份“抗议控诉书”，自愿签名。不搞“大会发言”式的控诉会，避免战俘闹事——已经有当过飞行员的战俘被黑人打伤了，因为他说，那两架“野马”的飞行员一定是搞错了目标，袭击战俘营是“误会加悲剧”。
我们也没料到，几乎所有的战俘都签了名，连那个认为是“误会”的战俘也签了名。事后才想明白，战俘们一点也不傻，他们认为这样就等于交给了美国方面一份“战俘名单”，日后遣返战俘时他的国家就可以据此要人了。
那7名死难战俘的葬礼，虽然没有国际红十字会的人参加，我们还是搞得很认真，战俘们列队站在自己的防空洞前，目送遗体抬往山坡墓地，埋葬之后还立了块木牌，上面写明死亡原因、日期、死者名字。我们拍了照片，存入挡案。
十二、混血儿
汤姆是美国兵，21岁，比一般的美国战俘大两岁，个头儿却偏小，不是白种人，有点像印第安人，或者是混血儿，总之是有色人种，不像那些美国“大孩子”成天嘻嘻哈哈，吃饱了就不发愁。“生活小组”的黑人汇报说汤姆心里有鬼。有什么鬼呢？谁也说不具体，大概属于有心事，不和群吧。我们管理干部虽然重视战俘的思想工作，但像汤姆这样不说话、也不闹事的“闷葫芦”谁管得过来。
自从美国“野马”式战斗机扫射三山战俘营，打死打伤美国俘虏，汤姆也受了轻伤之后，这只“闷葫芦”开了口，在讨论会上大骂杜鲁门，还用中文给我们管理干部写了一封信，要求“谈话”。这真是个有趣的事儿。我把汤姆叫到“生活小组”长住的防空洞里来，他进门就作揖，用那走了调儿、又不大流利的四川话说：“我是四分之一中国人，四分之一美国人，二分之一墨西哥人。”哈，光这道算数题我俩就算了几分钟。原来他的中国名字叫唐念蜀，他的外祖父是成都人，与华西医学院的美国女大夫结婚。他母亲出生在成都，已经是半个中国人了。他父亲是墨西哥人。他本人出生在美国，自幼取得美国国籍，然而由于肤色不白，仍然属于“二等公民”。他母亲讲一口四川话，从小把他也教会了，还告诉他：“你的中国名字是外公起的。”他的家境不好，服兵役是为了退伍后找个好点儿的工作。没承想会派到朝鲜来跟中国志愿军打仗，偏偏又当了俘虏。所以他心情沉重，没脸跟我们说中国话。这次他亲眼见到美国飞机扫射美国俘虏，他本人也被打伤，才彻底明白了不该为杜鲁门卖命。
汤姆放下“思想包袱”之后完全变了个人，不但有说有笑，《老黑奴》、《你是我的太阳》这些美国歌曲不离口，还跳踢踏舞。圣诞节快到了，我们索性叫他组织演出队。欧美战俘大都会唱圣诞歌，争着参加，晚饭后排练一小时，山沟里歌声回荡，《圣母玛丽亚》、《新生王》这些歌曲的内容与朝鲜战争无关，战俘们唱歌倒是个安定因素，管理干部听了也高兴。
只是在黄土地上跳踢踏舞有点不像话，尘土飞扬，还听不出个点子来。我们给了一些石灰、沙子，教战俘们夯成一块三合土地面当做舞台，这踢踏舞也就跳得有声有色了。汤姆认真负责，又当指挥又教跳舞，大出风头，战俘们称他是“快乐的汤姆”。
“生活小组”的黑人也对汤姆另眼看待了，他们共同提出组织一场正式的篮球赛，定名“黑白对抗赛”，胜者有奖，奖品暂时保密。两个月前组织过一次“英美对抗赛”，英俘队实际上是败在了美国黑人手下，这些英国老兵油子很不服气，现在报“一箭之仇”的机会来了，可是心里又有些胆怯。然而，胜者有奖，奖品是什么呢？大大吊起了他们的胃口。英国老兵油子犹豫不决之际，美国“少爷兵”已经满不在乎地报名“参战”了。
汤姆以组织者自居，管理干部给予他串山沟挑选队员的“特权”，他就在美、英、法三条大山沟里搞起了“预选赛”，白人跟白人赛，黑人跟黑人赛，以便选出各自的代表队。三条大山沟里每天晚饭后都有篮球赛，战俘营的气氛被“快乐的汤姆”搞得很活跃。
正式比赛时已临近圣诞节，北朝鲜的天气很冷了。管理处决定放假一天，叫他们中午赛球，以免冻着。这天，战俘们全都穿着“里面三新”的棉大衣，坐在山坡上观战。冬天的太阳暖洋洋，黑人队员体格健壮，全体赤膊上阵，哈，虽然没有球衣，倒也“黑白分明”。
比赛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白队根本不是黑队的对手，被那力壮如牛的大个子黑人压着打，128比64，这倒是意料中的结局。奖品是什么呢？新上任的“生活小组”长汤姆宣布：“中国白面包——烤制的糖馒头！两个队都有。获胜的黑人队外加果酱罐头10个，是志愿军在前线缴获的战利品——美国造！”
十三、“优待战俘”
1951年圣诞节前不久，火线上送来了一批“优待战俘”。“优待战俘”就是需要给予优待吧，这意思倒也明白，只是道理上说不通。我军对待俘虏实行宽大政策，这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有明文规定。志愿军出国作战，对抓获的洋俘虏已经很宽大了，再加“优待”，实在令人费解。
我对翻译组长白帆说：“如果优待，俘虏成了客人，干脆把他放掉不更省事儿吗？”
白帆笑了：“小赵，战争本来就是一种特殊的斗争形式嘛。”他给我举了两个例子。国内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抓到了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也“特别优待”过，吃饭四菜一汤，还让他“立功受奖”哩。在朝鲜战场，我军抓获了美国第八军军长泰勒的儿子，查明身份后，也“特别优待”，不久还真的放掉了呢。至于为什么放走？白组长闪烁其词，不肯明确回答，只暗示了一下，大概是“交换”了什么吧。今天的情形又不同，火线上送来的“优待战俘”却是12名美军黑人士兵。他们不但笑容可掬，而且是哼唱着圣诞歌走进战俘营的。
一个月以前，他们的连队“换防”，进入一处特殊的阵地，与我军对峙。这里的地形很特别，南北两面陡坡夹着一条深深的山沟。北坡有我军的坑道工事，一个步兵连驻守；南坡有美军的“洋坑道”，也是一个步兵连。两军前沿阵地（战壕），直线距离不足百米，大声说话对面都听得见，但要走过去，先得下到沟底，然后再爬对面的山坡，那就足有两里多地的路程了。更有趣儿的是两个连队共吃沟底同一眼自流泉的水。于是便达成了个特殊的默契：只要是腰系白围裙的炊事员下沟挑水，双方都不开枪。否则谁也没水吃。
事情坏在了新“换防”的美军上尉连长身上，这小子很混，不听前一个连队介绍的经验，竟敢开枪打我方下沟挑水的炊事员，结果我方以牙还牙，这泉水谁也吃不成了。200人的连队没水怎么行啊！只能翻山越岭到很远的地方去挑，那也只够喝的，不准洗脸漱口。对于这件事，我们的战士自然是痛恨对方啦；而对方的士兵，知道前一个连队介绍的经验，所以只痛恨他们自己的连长。
这天，我军文工团的火线演出队来到这个连，在坑道里举行慰问演出，琴声优扬，锣鼓齐鸣，还有清脆的女高音独唱，对面完全听得见。有些黑人士兵按奈不住，跑到战壕里来听，还探头探脑地朝这边张望。文工团员们早有准备，便用弓箭射过去几卷圣诞贺卡，还有邀请美军士兵过来观看演出的“戏票”，票上印着说明：保证来去自由。天黑以后，果然爬过来8个美国“大孩子”，语言不通，笑嘻嘻地摇着“戏票”，颇有礼貌地坐下来看演出。
在朝鲜战场上，两军对峙的情况下，这种“瓦解敌军”的事情发生过多次了。文工团员们胸有成竹，在演出的过程中就把许多圣诞礼物送到了这些缺心眼儿的“大孩子”手中。演出完毕，黑人士兵热烈鼓掌，挥手告别，在夜幕下悄悄回到对面的“洋坑道”里。那些圣诞礼物里附有英文宣传品，起了作用，这8个“大孩子”说服另外4名黑人士兵帮助他们逃跑，一同来向我军投诚。据说那个混蛋连长也因此被撤职，新连长接受教训，再也不敢开枪打炊事员了。我们怎么知道的？因为这两个对峙的连队又开始吃同一处的泉水了。
在朝鲜战争中，美军主动投诚的并不多，“物以稀为贵”，对他们“特别优待”也不无道理。如果是国内，主动投诚的国民党士兵，愿意参军的还能当解放军战士哩。可惜他们不是中国人。“优待”，无非是吃穿好一些，自由多一些，但也不能随便走出战俘营，倒不是怕他们逃跑，而是朝鲜百姓逮住了美国兵决不轻饶。
十四、“洋坑道”
快过节啦！其实，过节这个概念在三山战俘营是比较模糊的。欧美战俘最重视的是圣诞节，我们中国人当然是重视春节啦，然而作为军队，总结工作，安排计划，又是以阳历年为新旧更替的节日。现在是阳历12月下旬，我们各个管理部门已经开始总结工作。后勤处更忙，先前是白天忙着收获战俘营自己播种的大白菜、大萝卜、大葱，眼下每夜还有大卡车从国内或兵站运来粮食和节日供应的肉菜食品。战俘们认准了这是为圣诞节准备的，很高兴。我们也不去扫他的兴，反正圣诞节和元旦之间只差几天。
上级很重视这次年度总结。因为，我军建军24年来，在国外建立这种管理多国战俘的营地，还是头一次。除了各项实际工作要总结经验之外，还要考虑到国际影响嘛。据说，国际红十字会，还有监督朝鲜停战谈判的“中立国委员会”的五国（印度、波兰、捷克、瑞士和瑞典）代表，以及许多国家的记者，迟早要来参观的。而且他们还会找战俘谈话。为此，我们翻译组的工作总结，内容之一也是找战俘们谈话。谈什么呢？既非“训话”，也不能向俘虏兵“征求意见”，更不是“谈心”，组长白帆虽然是大学生出身的团级干部，这次也被难住了。那也得谈哪。最后变成了“八仙过海”，把我们这些翻译全派下去，谈什么都行。
我来战俘营帮助工作之前是文工团员，不像保卫干事、敌工参谋那么严肃，就借此机会找白人小军官儿打听美军“洋坑道”是怎么建造的？这次谈话费了些口舌，因为我无法将志愿军称谓的“洋坑道”一词翻译成英语。只好又打手势又画图，才把意思表达出来。
这事儿得先从志愿军的坑道战说起。第五次战役的后阶段，我军在汉江南岸的平原地带吃了亏，主要是无法抵御美军的坦克群，再加上没有“制空权”，粮食弹药运不上来，被迫后撤，一直撤到“三八线”附近的山区才站住脚。在这种情况下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坑道战”——在大山里面挖掘出四通八达的防御工事体系来。我曾写过一首《坑道之歌》：“大山五脏全掏空，石头搬家我住着”，“坑道能攻又能守，气死敌机和大炮”。据统计，百万志愿军从坑道里挖出来的石头，若是码成一米高一米宽的墙，可以绕地球三圈半！是真正的“地下长城”。那么“洋坑道”又是怎么回事儿呢？
原来，祖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装备了志愿军。虽然“苏联老大哥”卖给咱们的米格式飞机和喀秋莎火箭炮非常贵，但这些家伙还是把美军打得胆战心惊，也被迫钻到了地下——“少爷兵”可没有挖坑道的吃苦耐劳精神，他们钻的是“洋坑道”。在攻占美军阵地之后，我进过几处“洋坑道”，原来是一节节火车的闷罐车厢，埋在土山包里。到底是“少爷兵”呀，车厢里不但堆放着许多罐头食品，压缩饼干，烟酒饮料，通讯器材，枪枝弹药，毛毯睡袋，还有手风琴，吉它，扑克牌，黄色画报。领导上派我去的任务就是销毁黄色书刊，怪可惜了儿的，还同时烧掉了两箱扑克，因为每张牌的背面都印着个裸体大洋妞儿。
用东北籍战士的话来说，就是“洋坑道”里“有荷儿”——油水大，这也是部队里流传那句顺口溜：“吃菜要吃白菜心儿，打仗专打美国兵”的原因之一。
我百思不得一解的问题是，那么多沉重的闷罐车厢是怎么运进山区，又怎么埋在土山包里的？几个白人小军官儿以为我问这事有多重要哩，便认真地据实相告。美军几乎征用了南朝鲜所有的闷罐车厢，又从日本运来一部分，由工兵向山区修路，动用了筑路机、挖掘机、起重机、大型平板拖车等一系列机械，劳民伤财，修建了这些不堪一击的“洋坑道”。它致命的弱点是互不相通，一个个孤立无援的闷罐很像小口大肚的瓮，住在里面很舒服，却正好让我军“瓮中捉鳖”！
十五、饺子和筷子
12月24日，圣诞夜怎么过？战俘“生活小组”提出了许多方案。我们也请示过领导，答复是“没必要禁止”。其实，我们早就做了若干准备，“快乐的汤姆”组织的演出队已能分高音部和低音部合唱好几只圣诞歌了，单人和八人踢踏舞也跳得相当熟练，连三合土的舞台都搭好了嘛。现在，管理处决定放假两天，除整理内务（洗澡、洗衣、理发）之外，战俘们以小队为单位还有三项活动。第一项是按照我军过年的惯例包饺子，派人到伙房把白面和肉馅儿领回来，自己动手包，自己煮着吃。此事受到了战俘们极大的欢迎。首先是因为饺子好吃，更因为，战俘们认为这是给了他们一种自由——而且是在圣诞节前夕，实在是个极好的兆头儿！至于饺子包得如何，能不能煮熟？白帆组长笑着说：“放心吧，就是煮成片儿汤他们也爱吃！”事实上战俘当中也不乏“能工巧匠”，我到几个“防空洞”里去巡视一番，饺子还包得真不赖。附带说一句，以前教他们用“油挑子”飞机的副油箱制作的各种炊具，锅碗瓢盆，包括用输油管做的擀面杖，这次全都用上了。
第二项活动是“生活小组”建议的，每人自制一双筷子，只准用筷子夹饺子吃（以前都是用勺吃饭）。据俘虏当中的法共党员“眼镜马”说，这包含着深远的“意义”：筷子和饺子都属于中国人，吃了这顿饺子，这双筷子就成了永久的纪念品，将来每个人都把它带回自己家里去，终生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人道主义精神。这个倡议得到了广泛响应，果然人人制作筷子。事后我问过一些战俘，虽然也有提到“人道”的，但主要是觉得有趣儿，美国“大孩子”们笑着说：“用筷子夹饺子太好玩儿了，美国的圣诞节就缺少这项游戏。”
第三项是许多战俘的请求，希望能在他们居住的“防空洞”里摆上一棵圣诞树。答应这项请求是否太迁就战俘了呢？翻译组长白帆又显示了灵活性，他说，这是一种很普通的习惯，不是无理取闹，只要上山砍一些松树枝权回来就行了，所谓圣诞树也是象征性的。白帆是团级干部，他说了话大家还是尊重的。可是，等这些圣诞树摆好了，英国老兵油子又请求在树上挂小灯笼。这连白帆也不支持了。还是法国兵浪漫些，别出心裁，把他们随身带着的妻子、女友、孩子的照片全都挂在了圣诞树上，倒也“琳琅满目”。这个“创举”很快就传开了，美国兵还在圣诞树上多挂了一样——有个女人红唇吻印的卡片。
黄昏时分，吹响了开饭号，各班自己煮饺子。我到几处去看，洋俘虏们当真不用勺儿，而是用筷子夹。饺子很滑，一夹就掉，逗得大家哈哈笑。不少人是一手拿一根筷子，当然夹不起来啦，急了就拿筷子去扎，这办法很有效，“双管齐下”，“左右开弓”，比咱中国人吃饺子的速度还快。美国“大孩子”不乏幽默感，问我：“这算不算一项新发明？美国人是不是比中国人更聪明？”
天黑了。《圣诞夜》的歌声此伏彼起。三山战俘营的洋俘虏们大概谁也没想到吧，身为“阶下囚”，却能欢欢乐乐地渡过圣诞夜。
第二天，圣诞节。上午由“快乐的汤姆”组织的演出队在三合土舞台上正式演出。战俘们虽说是自愿参加，赶来观看的人还是很多，坐满了两面山坡。40人的大合唱颇有声势，博得阵阵掌声。汤姆的踢踏舞更受欢迎，掌声和口哨响成一片。
然而，“每逢佳节倍思亲”。战俘也是人。大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话用在洋人身上也合适吧。事实上唱歌跳舞并不能完全消除他们的思乡之情。经白帆建议，领导批准，“破格”允许战俘们每人写一封家信。这个决定使他们感动得落泪。纸笔信封发到各班，并且讲明，这批信件将由国际红十字会转寄出去，是肯定可以寄到的。
这天下午，三山战俘营又变得十分安静了，人人都在用心写信。正是中国那句古话，“此时无声胜有声”。
十六、交换战俘
这是1953年秋天的事情了。朝鲜战争从1950年6月25日爆发，到1953年7月23日午夜停战协定生效，历时1124个日日夜夜。参战军队涉及18个国家。据外电报道，美军投掷（发射）的炸弹炮弹，超过了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总爆炸量。如果再对比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有多大，而朝鲜半岛才有多大？这场战争的激烈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难怪上甘岭前沿阵地一平方米的焦土中可以拣出400多块弹片。志愿军的炮火也是很激烈的。我所在的一支部队攻占的马良山，战前测量的标高是345·6米，战后再测量时竟然变成344米了！也就是说，这座美骑一师据守的山峰在一夜之间被我军重炮群“削”掉了1.6米。而他们一部分官兵还能活着当我军的俘虏，在“不打不骂，管吃管穿管医疗”的战俘营里住两年，而且熬到了交换战俘的日子，真算是这些“少爷兵”的好运气啦！
交换战俘，是“朝鲜停战协定”的重要条款之一。双方（朝中为一方，美英法等“联合国部队”为另一方）都很重视，而且谁都知道这是个“数以万计”的大数目。因此，交换战俘的工作也是个复杂而棘手的“大工程”哩。
此时我早已离开了三山战俘营。然而事有凑巧，翻译组长白帆调到板门店参加停战谈判，任务繁重时，又指名点姓把我从文工团要去给他当助手。这使我再一次有机会接触（交换）战俘工作。
交换战俘的第一个难点就是“名单问题”。用最简单的话来说，一共是4份总名单（且不谈各战役、各国籍的分类名单）：双方各自提出一份“失踪人员名单”（向对方要人的），和一份“在押战俘名单”（准备交还对方的）。可是，这些名单拿到板门店的谈判桌上一对照，双方代表立刻大动肝火，争吵不休。总之是向对方要的人多，而已经有了着落的人少。虽然谁都知道这个“差额”中必定包含着一部分死在战场上而无法寻找的官兵，以及真正的失踪（逃亡）者，但是，在敌对情绪很大、互不信任的情况下，谈判代表自然疑心是对方故意“扣留人质”以便在其它问题上讨价还价。这问题并不奇怪。事实上，许多年以后，谈判“关系正常化”的时候，美国副国务卿到河内去的头一件事还是“寻找越战时期美军失踪人员的尸骨”嘛，我看，他们也会到平壤去谈同样的事儿。
当时，双方代表虽然天天争吵，交换战俘的实际工作还是迅速开始了。首先是交换伤病战俘。因为，不论是从什么角度出发，人道主义也罢，“扣留人质”也罢，谁也不愿意把伤病员留在自己手里。何况名单已经交给对方了呢。
正式（大量）交换战俘非常“有趣”，方法也很独特。按照“协定”，每个战俘都有一次“自由人”的选择机会。我当时接触的是志愿军战俘。简单说吧，志愿军战俘从济州岛集中营被分批送到板门店之后，在“中立国委员会”的监督下，逐个进行“解释、表态”：由瑞士、瑞典警察“护送”一名战俘从南门走进木板房（一进门他就是“自由人”了），对面的志愿军“解释代表”立即（在3分之内）向他说明政策，打消顾虑，动员他回归。只要他说一声回国或回家，便由波兰、捷克警察“护送”出北门，交给我军接待人员；如果他不肯回来，或者不表态，则仍由南门出去，但也不再是战俘了，而是由“中立国”另行“安排”去处。这些“规则”是双方对等的。也就是说，我们三山战俘里那些洋俘虏，同样也有一次“自由人”的选择机会。据说有一些黑人士兵，也有少数白人，自愿“去中国”。26年之后我在黑龙江省的农场里当真遇见过一位白人农机技师，就是当年在朝鲜被俘的美军坦克驾驶员，娶了个中国老婆，生了一儿一女两个非常漂亮的“混血儿”，都送到美国上大学去了，他说：“孩子毕业之后回不回中国，是他们的自由。同样，留在中国是我的选择。”
十七、回首往事
据说英国有一条法律：即使是国家机密档案，30年之后也可以解密公开。我国法律也许没有这一条。不过我想，30年是“一代人”呀！把一些并非“机密”、只是“鲜为人知”的往事写出来，且不说有什么价值，至少也还有趣儿，留在人间，比白白带进天堂好一点儿吧。
1952年12月3日下午，志愿军空军大队长王海，率领12架战斗机在北朝鲜清川江（正巧是我们三山战俘营所在地）上空，与美军44架飞机相遇。对手机多势众，气势汹汹，直扑过来。王海的“银燕”翻上拉下，从斜刺里插入美军机群，接连击落两架敌机。这次空战，他率部创造了15分钟击落击伤敌机6架、自己无一伤亡的战绩。被王海击落的敌机驾驶员跳伞着陆，当了战俘，其中就有美国空军中队长加布里埃尔。
30年弹指一挥间。空军司令员王海参加我国军事代表团访美，美国空军参谋长加布里埃尔上将见面就说：“我早就知道了，著名的王海大队嘛！把美国飞机击落击伤29架。我就是被你打下来的。”王海诙谐地说：“你如果以后再打我们，我还得把你打下来。”引得满堂大笑。加布里埃尔拥抱着王海连声说：“我们友好，友好！”
1985年9月美国空军参谋长加布里埃尔上将率团访华时，在北京军事博物馆陈列室里，看到当年王海驾驶的那架战斗机（机身上漆着9颗红星——击落9架敌机的标志），竟是如此落后的低速飞机。这使他驻足注视了好久、好久。
北京出版的《军事记者》杂志对此载有一篇报导。由于是事实，请允许我摘录一段：
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飞行大队长王海在一次空战中，一举击落美国空军某部中队长加布里埃尔。1985年10月，加布里埃尔上将（访华时）在告别宴会上说：“30多年前，我们在空中交过手，这用得着中国一句名言，叫做：不打不成交。现在我们成了好朋友，我们要做中美人民的友好使者，使中美人民永远友好下去。”
当年加布里埃尔做为战俘是否关押在三山战俘营，或者别的某个战俘营，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军有一个很好的俘虏政策。今天回顾历史，不论是中国的“末代皇帝”，还是日本战犯，国民党战犯，以及朝鲜战争中多国籍的战俘，他们在被俘期间都曾受到我军的人道主义待遇，这已是“有口皆碑”的事了。洋俘虏们获释（回国）之后，许多人还成了中国人民的朋友，致力于美中、日中友好事业。这也是经常见诸报刊的消息。
从朝鲜战场回国之后的几十年间，我见到过几个当过“战俘”或“战犯”的人，当然啦，那是历史，现在他们也是受尊重的教师、文史馆员、政协委员。我还有两个同学是“志愿军战俘”，被关押在朝鲜半岛南端济州岛的美军集中营里两年半，交换战俘时，一个回国，另一个“选择”了去加拿大，前几年也回国来做买卖。我不能在这篇纪实文学里描写他们的故事，那就离题太远了。不过，有个共同点，倒是可以提一提。在我与之交谈中，他们每一位都谈到了这一点，那就是，处于“阶下囚”的时候，作为一个人，多么希望得到人道主义的对待啊！
前不久，听一位朋友说，国际红十字会在瑞士建有一座世界百位名人谈论人道主义的“格言馆”，排在首位的是孔夫子，他的格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呀，此言妇孺皆知，完全应该是我们民族的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