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浆和油条

我母亲和我父亲严毓衡结婚后，于1962年10月生下了我。

我不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年份。那时的天气，像现在一样，夏天很热、冬天很暖和吗？那时的人，像现在一样，一年到头都在忙忙碌碌吗？

不知道。当时的年龄，无法理解当时的社会生态。后来才知道，父母把孩子生下来，安排在这个家庭里，这孩子就得跟随着家庭的命运轨迹生活和成长。孩子别无选择。

在我的印象里，我童年最初的生活应该是很幸福的。

我记得我是住在一个大大的方方正正的院子里。院子中间有一棵大树，树干粗壮，绿荫如伞，根须庞杂，大人和小孩喜欢坐在树根上乘凉，连鸡狗也爱在那儿打盹。大树北面有一排平房，隔有四五个房间；平房两侧则配有侧房，整体呈“工”字形。大树的南面是院子的大门口，门口有个石阶，斜斜地伸出街边。我家就住在平房西侧的一间侧房里。每一天早上，妈妈在我口杯里装上了水，给我的牙刷挤上牙膏，让我蹲在门口刷牙。我记得那应该是我最早的刷牙历史。最初的时候，总觉得牙膏有点呛和辣；呛辣折腾得将要撑不住的时候，嘴巴里却漫出了一股妙曼的果香味。这种味道让我想起了我平时吃过的水果，比如香蕉、苹果之类。渐渐我就接受了这种味道。就在我极其生硬地操纵着牙刷，在嘴巴里胡乱地捅来捅去的时候，大门口陆陆续续进来了一个又一个比我稍大的孩子。他们路过我身旁的时候，几乎都是停顿一下，呆呆地却又充满新奇地侧目看我。我很不喜欢这样的目光，但又不知道如何去驱赶这样的目光。过了一会儿，那些大孩子齐刷刷地都进了平房。平房里就发出了一阵阵响亮的读书声。

很快我就知道，我所住的是一所学校，妈妈是这所学校的老师。这所学校叫龙江小学。校园里的那棵大树，叫榕树。大门对出去的那条街，就叫龙江街，呈东西走向。穿过龙江街，往下就是丽江了。龙江街两旁全是民居，高低不等，大小不一，但全都是瓦房。街的走向，如蛇肚一样，弯曲不直；而街面常呈波浪状，起伏不平。

我记得家里就只有我和妈妈两个人，十分的安静。年轻的妈妈，在空闲的时候，爱用豆荚煨了火灰后煮水洗头。那豆荚水是茶色的，有一股焦香味。妈妈弯下腰将长而黑的头发泡在水盆里，水盆就变成了一汪的墨。她洗净了长发，坐着小椅擦头、梳发的时候，就拿出一张报纸，教我念上面的几个大字：“广西日报”。我跟着念了三遍就不念了。过了几天，她再拿出那张报纸上的字让我认，我居然还认得。她惊讶得连连地点着头，赞我记性好，聪明。

吃饭的时候，我总是需要妈妈哄着喂。如果哪一餐吃的是南瓜苗，那就最好哄最好喂了。妈妈会专门挑出一根根炒得绿油油的有节眼的瓜苗，引导我说，你看，这像不像喇叭？说罢，她把有节眼的瓜苗轻轻含在嘴里，“滴答滴答”地吹了吹，然后转放在我嘴里让我吹。趁这个机会，妈妈用匙羹搭上一口饭，填进我嘴里。

那时候我认识了一种奇怪的菜，叫屈头蛋。农家孵了小鸡小鸭，每逢圩日就挑出来卖。但往往在每一窝蛋里总会遇到一两个成了胚胎却死在蛋壳里的鸡蛋或鸭蛋。这种蛋叫屈头蛋，炖或煎，食后可治扁头风。妈妈每每见到，都买下一两个来，煎了给我吃。

妈妈说，她常常有些头痛。

有一天醒来，我发现学校里突然住满了穿着绿军装的人。妈妈告诉我，那是解放军，去支援越南的胡志明，打美国鬼子的。后来我才知道，从龙州到凭祥有一条三十多公里的边防公路，到了凭祥，出了友谊关，就可以进入越南北方了。那里有许多的解放军和越南游击队在跟美国鬼子打仗。所以，从此以后，龙州街上就常常出现解放军和军车。

住在学校的解放军叔叔真好。有一天早上，起了床，我走出门口，不远处有个解放军叔叔向我招了招手，让我过去。我到了他身边，他将一个绿色的口盅，在一个铝桶里舀上了满满的一盅呈白色的稠稠的液体，还让我拿了两根柔软的金黄色的如小孩手臂粗的东西。我回到家，妈妈惊讶地说，哟，那是豆浆和油条呢！是解放军叔叔给的吧，你怎能拿人家的东西呢？

责怪归责怪，妈妈和我还是美美地把豆浆和油条享用了。最美妙的吃法是，把油条一节一节掐断泡在豆浆里，然后才吃。那油条被豆浆一泡，立即变软，但表皮被油炸过，还是脆的，软和脆混合，还带着豆浆的甜，味道综合起来，十分美妙。

后来，我竟然经常有意无意地到门口坐。我知道坐的用意，也知道这样坐很不好，但我实在是忍受不住豆浆和油条的诱惑。这是最早进入我记忆的食物，而这样的食物靠坐着就可以获得——每一次，解放军一见我坐在门口，就会把豆浆和油条给我送来。当然，妈妈见了，都会责备我几句。

但过了些日子，那些解放军叔叔和停放在街边的汽车突然都不见了。

豆浆和油条就没得吃了。

但关于豆浆和油条的记忆，却永远就留在了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