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之死

我大伯原名严毓衍，又名严霜，小名叫阿丁，自小天资聪颖，尤善文科。读高中时考上了南宁中学。在南宁读书时，他便接受了马列主义影响，并与共产党人接触，思想进步。每逢假期回乡，他都带回一些进步书籍分给乡里的进步青年阅读。遇到中秋或春节这样的大节日，他不与家里商量，就开放家中的鱼塘，免费让全村的小孩来钓鱼，谁钓的，谁拿走。对他的举动，他父母奈之不得，称之为“败家仔”了事。

高中毕业，大伯考上岭南大学，也就是后来的中山大学。但他热衷于革命，已不能自拔，并秘密加入了共产党，为此他放弃学业，放弃热恋中的女友，留在家乡搞地下工作。那段时间，他过的是一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为了寻找组织，或躲避追捕，他流浪南宁街头，找同学寄宿，蹭饭吃。有时候，夏天到了，他还穿着冬天的衣服，或冬天到了，他还穿着单衣。头发长，衣服脏，这是人们对他的印象。

我见过大伯的照片。那是一张半身照，他梳着大包头，大眼睛，高鼻梁，潇洒，英俊，看不出有半点儿的邋遢。

在最稳定的时候，就是他在县报《龙州日报》工作之时。那时他做主笔，以“阿丁”“严霜”等笔名发表诗文。但他性格外露，过于张扬。有一次，土匪头黄飞虎路过逐卜，在严家小坐，见我大伯的三妹乖巧漂亮，便提出要三妹嫁给他的儿子。那个黄飞虎，当时是龙州有名的大土匪，有一百多人枪。平时干的是打家劫舍的勾当，很有威势。我大伯一向厌恶霸道和权贵，坚决反对。但家人迫于压力，顺从了。顺从的原因就是希望得到黄飞虎的保护。三妹出嫁的那天，我大伯出走了，但在婚宴开始时，他又返回，闯入席中大骂黄飞虎。有一年，我回老家扫墓，遇到一位八十多岁的我大伯的玩伴。老人说，那年，他们几个好友在县里一个饭店吃饭，邻桌正好是县长一干人。那些人都是一副得意样，吵吵嚷嚷，目中无人，我大伯看不过眼，竟对着他们高声言道：哼哼，别嚣张，你们这样的日子没几天了……

大伯一贯的表现，自然招致当局的憎恨。他一共被抓了三次。每次都因为得到开明人士或他妹夫的父亲，即我三姑妈的家公黄飞虎的帮助保释了。为了赎他，自己家也花费了不少的钱财。其时，曾经参加红八军后又投靠国民党的大土匪黄飞虎已是广西政府参议员，因权力和人情几次保住了我大伯的命。

第四次，我大伯则难逃厄运了。那时，他的身份完全暴露，不得不逃出县外参加游击队。但走到邻县宁明交界时，遇到洪水，无法过江，而身上盘缠已尽，不得不返回，并通过熟人告知他三妹夫，务必带足银两，于某月某日某时在龙江茶楼相见。那晚，大伯的三妹夫，也就是我的姑爹跟我爷爷要了钱，按时来到龙江茶楼，但为时晚矣，只见茶楼楼底周围布满了便衣，我姑爹根本无法也不敢进去。不一会儿，我大伯出来了，姑爹躲在远处，眼睁睁地看着我大伯被便衣五花大绑给带走了。

狱中，我大伯始终改不了他张扬的性格。他大声唱歌以示反抗，或写诗歌，谱上曲让狱友传唱。他把他写的诗歌，偷偷让给他送饭的三妹带出来。同时，他在耐心又满怀信心地等待着同志们的营救，等待解放军的解放。但最终他等不到这一天了。1949年8月的一天，大伯被杀害了，行刑的地点就在龙州城最大的圩亭——新田地旁的青龙桥下。那个地方，历来是当局处置死囚的地方。因为那里人口密集，是县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此行刑，可以杀一儆百，以儆效尤。次日，我三姑妈去收尸时，发现大伯全身乌黑，没有一块好皮肉。那是被老虎凳电的。其时，大伯年仅28岁。

这一次，没有谁能救得了大伯。一是严家的靠山黄飞虎已经过世，二是临近解放，当局无论如何也要杀掉一批顽固的共产党分子。大伯当然难逃厄运了。当年，在调查我大伯的历史时，县有关部门的有关人员提出质疑，我大伯被逮捕三次放了三次，说明我大伯已向敌人坦白自首了，不算是革命烈士。直到1990年，经我父亲多方努力，找到了当年登报枪毙我大伯等人的那张报纸，我大伯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其墓碑就安放在龙州县革命烈士陵园内。

我父亲笔名严小丁。我原来的名字叫严霜。后来我才明白，为了纪念大伯，父亲给我起的名字，都是大伯用过的笔名。可惜的是，我的名后来改了现在的名字。

仅凭这段家庭历史，我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就不足为奇了。所以，在金龙中学，很多知道我们底细的老师对我们要么是冷眼相向，要么是不冷不热。我到金龙这么久，基本一个人独处，没人跟我说话，没人跟我玩，我就只认识我父亲，以及窗外的杉树、远山、浮云和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