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弟
我读完小学三年级，刚放暑假，有一天上午，大约十点钟，表哥突然来到我家。他说今天是来赶龙州街的圩日，耍卖鸡。他手里的确提着一个鸡笼，里面有一只阉鸡。他问我去不去乡下，去的话，等他卖完鸡了，就来接我。
我当然想去了。农村怎么说都比城里好玩，况且我喜欢和哥弟在一起。在我创作的长篇散文《一座山，两个人》里，曾这样写道：“唯有我那个勤劳、乐观的二表哥，倒是给我们制造了不少的快乐。他带我们到村外，教我们装鸟、掏鸟窝，教我们采野果，教我们插秧，教我们耘田，教我们放鸭子，教我们烧红薯窑。乡野的气息，无论沉重或轻盈，均如丝如缕，不动声色地渗入了我的肌肤和血液，构成我挥之不去的乡野记忆和情愫。”
征得爸妈同意，我赶紧捡了几件衣服等表哥。
下午三点多钟，表哥来了。他匆匆吃了一碗粥，就带我出发。
以前去农村姑妈家，因为太小，不是大人背，就是坐在单车上，不知走路是何种滋味。如今，我脱离了呵护，第一次自己行走，觉得异常的兴奋。一路上，爬上山岗，蹚过溪流，路过村庄，穿过田野，经常有狗拦住我们的去路。表哥有经验，低头弯腰装着捡石头，狗见了，以为要挨打，转身就跑，但很快又尾随追过来，龇牙咧嘴向我们狂吠。村民见我们一副城里人的装束和城里人的模样，在不应该出现的地方出现，就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们。我感到我们忽然成了贼。贼是要躲避狗的追赶和人的目光的。这样的感觉让我感到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可走着走着，表哥就不断地叹气：唉，这鸡卖得亏了，开始我叫卖一块一斤，有人给九角，我没卖；可等等快天黑了，我们还得赶路回家呢，八角我也卖了……
六点多钟时，表哥说，过了这个村，马上就到谷荣村了。那就是姑妈家。
也许是因为表哥的提示，我突然多么渴望我们能够尽快穿越这个村庄。穿越的目的就是快点到家。可这个村庄很大很大，只有目光才能做到很快地穿越。
最远处是一排山，太阳滑落到山的背后了，山顶上残留着一抹红霞，暖暖的，风吹过来，脸颊都觉得温热。但天色向晚，整排山开始暗淡下来，已看不到树木的绿色；山壁上裸露着的石壁，灰白灰白，有云朵悬挂的感觉。有一种鸟叫白面水鸡，“嘟嗡——嘟嗡”地啼鸣，声音十分旷远，悠扬，神秘，似是从山里传来，也像从天上飘来，更像从水底里冒出来。山的跟前，是一片平整的稻田，谷穗都黄了，沉甸甸地低垂着。田野中间，有一条机耕路直直穿过，路边上，有农人肩扛着犁耙，赶着牛，大概是往家里去；但也正好碰上了迎面而来的鸭群，鸭群一惊，向四处散去，鸭群的主人就提着长长的顶端绑着红布条的竹竿，重新赶它们拢到一起。田头里，有农人把残草和枯叶堆起来，烧了，烟雾一圈一圈地往天上飘，让人想起炊烟，想起灶头，想起锅头里热腾腾的饭和香喷喷的菜……
——那一幅画面，让我至今难忘。我一直认为，乡村最美的时刻，是在黄昏降临时。所以，平常我一旦有机会下乡，最喜欢在黄昏时刻在乡道上走。走着走着，必定能看到山顶的红霞，看到牛和鸭群回家，看到田头的烟雾，听到白面水鸡的鸣叫。任何一个农人，都可以在这样的时候卸下一天的劳顿，准备他们的晚餐。
果然，过了这个村庄，马上又看到了另一个村庄。表哥指着它说，我们到家了。
正准备进入村口，表哥突然停住，指着路边一块坡地说，你看看，这个是谁？
我顺着他的指向，看见一片菜地里有一个穿着白色圆领文化衫的老人，蹲着背向我们，正给菜苗松土。此时，夜幕始降，那老人又戴着草帽，我无法看清他的面孔。我疑惑地看着表哥，表哥说，那是你阿耶呢。你几年没来了，所以你不知道他已经回来了。
阿耶就是我姑爹。
在农村，我们喜欢把男性前辈喊“阿耶”，与“阿公”同义。“姑爹”是个书面语。
我就远远地喊了一声：“阿耶！”阿耶回过头来，应了一声，然后摆摆手示意说，你们先回，你们先回。
我还是没有看清他的面孔。
入得家门，天全黑了。姑妈刚给我们点上油灯，阿耶也跟着进家了。
姑妈和婆婆把煮好的饭菜端上桌，我们开始吃饭。这时我才看清阿耶的样子。
阿耶极其的瘦，可以说瘦得皮包骨，身上没有任何多余的肉。眼睛特别小，眼皮几乎缝合了，要是他不抬头，根本就看不到他的眼球。背还有些驼，身骨有些收缩，肩膀差点高过耳朵。但肤色却是出奇的白，白得有些不真实。
阿耶在姑妈家突然出现，我怎么都觉得有些不习惯。后来我才知道，阿耶是刚从劳改场释放出来的。他一共蹲了17年的牢。所以，在此之前，我从没见过阿耶，这个家庭似乎就没有这个人。
吃着饭，姑妈和阿耶几乎同时问哥弟：这鸡卖了多少钱？
哥弟就从口袋里掏出钱来，交给姑妈，同时把卖鸡的经历告诉了他们。他们听了，又几乎同时都在责怪哥弟：你傻呀你，在街头蹲了几个小时，九角不卖八角倒卖了，真笨哦……
哥弟一声不吭，低着头扒饭。微弱的灯光中，我看见哥弟的眼角闪着泪花。
我这才想起，哥弟一路上为什么喋喋不休地说他卖鸡亏了，那是担心姑妈、阿耶责怪啊！的确，卖一只鸡亏几毛钱，就等于白白丢了几两肉、几斤盐、几斤酒，谁不心疼哦。
那年哥弟17岁，比我大8岁。在我的印象中，哥弟就是一个勤劳、诚实的人，从来没被大人责备过的。他平常上县城赶圩或者办事，有时会到我们家来，吃了饭再走。吃饭前，见水缸未满，就拿起扁担水桶挑水；见有大块的木柴没劈，就抓起斧头劈；见地脏了，就捡起扫帚扫。他性情开朗，不厌劳苦。干活时，不是吹口哨，就是哼歌，似乎把劳作当成玩家家。吃饭时，有旧饭就抢着吃旧饭；要是碰到有肉菜，却很少吃肉，只吃素菜。他和我们玩，从不跟我们争执，全都让着我们。表哥一走，母亲马上教育我们：你们看看哥弟，多勤快，多懂事，你们要好好学啊！的确，这么多年，表哥一直是我们无可挑剔的榜样。
但那个年代，勤劳、老实的哥弟注定命运多舛，历尽磨难。
他还在姑妈腹中时，阿耶就在“清匪反霸”运动中被抓去劳教。三四岁时，姑妈带着他，到了横县马岭农场，他才第一次看到了自己正在服刑的父亲。12岁那年读完小学五年级上学期，他就跟随姑妈插队落户。那天，姑妈租了一辆马车，将一家人的行李和农具拉到彬桥公社。到了乡下，哥弟这才知道，他的身份已经变化：从一个小学生变为一个小农民。每天，他必须跟随农民一起出工，做大人一样的活：插秧、耘田，收谷子、收玉米……田头田尾间，突然出现这么一个城里来的小孩子，村民都觉得可怜：死喽，阴功哦，还那么小，哪能干得了活哟……干脆继续上学算了。可姑妈说，唉，我们这样的成分，还读什么书哦……那时的农民心地真好，纷纷给姑妈出主意，说就让队长帮去学校讲情，不收学费。
生产队长心善，觉得哥弟勤奋好学，为人诚实，如果中断了学业，实在可惜，便帮哥弟瞒去成分，以本村农家子弟的名义，向公社推荐上去。恰好，彬桥公社完小刚增设了附属初中，哥弟这才跳级读上了初中。
生产队离学校有三公里远。哥弟每天早上六点出发去学校赶早读，中午就在学校里囫囵吃一顿从家里带去的午饭。下午五点下课，他从不敢贪玩，急匆匆就往家里赶——他必须参加生产队出的最后一趟工，挣工分。那时生产队每天安排三趟工。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全天满勤，可获12工分。哥弟是小孩，可以获得半个工分。他参加的第三趟工可获2分。2分即是2角钱。
那时，广大农村大兴水库。姑妈和姑爹都被派去修水库了。中午午休时，姑妈和姑爹就溜到附近的山坡上砍柴。柴砍好了，就放在山顶上，哥弟必须利用空隙把柴挑回来，放在家里。一两个月，柴晾干了，哥弟上学时，就把柴挑到学校，卖给饭堂。刚开始时，哥弟怎样也拉不下脸，迈不出那双脚进饭堂。他害羞，他怕老师同学看见而被讥笑。但想想自己的身世和家境，他只得硬着头皮进去了。饭堂师傅看见他这副模样，不仅收了他的柴，每次还帮他保管挑柴用的那副竹担。
那时的柴价是一百斤六毛钱。哥弟每次只能挑七十斤，得三毛多钱。
哥弟也是这所学校里上学卖柴的第一人。
哥弟当时上的是两年制的初中。因为那时***提出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革命口号，所以，每个学校都效仿，压缩了学制，把三年的知识用两年学完，课程是很紧的。很多学生紧赶慢赶，却无法消化，成绩反倒落了下来。哥弟平时为人处世虽然过于老实，样子还长得有点木讷，却是个读书的料，慧颖而机灵。每门功课，老师教一遍，作业做一次，就立即领会。他的班主任陈元荣老师曾如此惊叹：我从教30年，从未遇到过这样机灵的学生！
这样的学生，如果让他顺利地完成中学的学业，将来考个大学应该不成问题，但哥弟已经没那个命了。
哥弟初中毕业，参加了中考。以哥弟的成绩一点悬念都没有，在公社380名考生中，名列第一。但因家庭成分，他失去了升学的资格。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那些心地善良的村民再也无法为他讲情了；那个善解人意的生产队长再无法为他隐瞒成分，哥弟终止了善良的接济。
毕业那天，哥弟把所有的课本放进书包，极度失落地走出了学校。哥弟知道，他这一次走出了校门，再也无法回来了。
离开校门没几步，班主任陈元荣老师赶了过来，他先是把手扶住哥弟的肩膀，拍了几下，似乎要说什么，却欲言又止，干脆跟着哥弟的脚步，往前走。
一路上，陈老师不外是将哥弟表扬了一番，而后是感慨这个社会的不公，最后是表达了他的愧意。的确，他很想帮助这个学生，但他没有半点能力去颠覆这个事实。他似乎欠了这个学生一份债。
哥弟是要回家的，总不能让老师这样陪着，便劝老师止步，但老师说，今天我就是专门送你回家的。
将近三公里的路程，哥弟平时要花30分钟走完，可那天，他们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他们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说了很多的话。直到到家，陈老师将哥弟送进屋里，才转身回去。
想不到的是，哥弟却能再次返校。
过了半年多，学校教师严重不足，需要聘请民办教师。还是那个陈老师，在第一时间里一下想到哥弟——他这位得意的门生。在他举荐之下，哥弟获得了试讲的机会。那天，参加考核的人员除了本校老师，连公社书记也来了。从他们的表情和掌声里，陈老师和哥弟心里都知道，他通过了考核。
最高兴的应该是陈老师。他高兴的理由无非两点，一是他这个学生最终没有浪费前途，二是他终于还了欠下这个学生的债。当晚，陈老师到市场称了一斤排骨，悄悄在家里为哥弟设宴，两人喝到半夜，哥弟才独自回家。
哥弟不胜酒力，一路走走停停，差不多两个小时才找到家门。
第二天哥弟正式到学校上课，同时等待公社的正式通知。
最后的结果是，哥弟没有被录取。
那个公社书记在逐一审批时，对那位刚毕业不久的应聘教师印象极佳。但审核到他的家庭出身时，不得不大摇其头。
仅做了17天教师的哥弟，也不得不卷起铺盖，再次离开学校。
陈老师第二次送哥弟回家。
陈老师不是担心哥弟承受不住打击，而是为哥弟可惜。可这一次，陈老师没什么话可说了。到了家，临别时，陈老师只给了哥弟一句话：文君，你要相信，天不会永远都下雨的。
我表哥的名字叫黄文君。
陈老师的话绝对是至理名言，但至理名言无法激励所有的人。对哥弟而言，这句话放在他身上就不起作用。他的生活经历证明了，他头顶上的天永远都在下雨，至今也是，而且越下越大。
心理学家阿德勒在对童年经验的研究时发现：“在童年时期，有某些情景却很容易孕育出严重的错误意义。大部分的挫败者都来自于这种情境下的儿童”。哥弟当时14岁。我相信他曾有过一颗纯净的心，对未来充满了希冀。但现实生活总给予他太多的破碎。
哥弟从此愤怒了。
他一直以来都是温文尔雅、顺从听话的脾性，但自从那场变故之后，他变得偏激和偏执。这种情绪长时间主导着他的青年时期，使得他日后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他的血管里，从小就流淌着苦涩和心酸的血液，这注定了他的命运永远充斥着悲苦和苍凉的色彩，无法扭转。
那一晚，当我第一次看到哥弟因为卖鸡而被姑妈、阿耶责备的时候，似乎隐隐感到，这里的生活再也不像以往那样平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