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乡野的忧郁
陈老师的话绝对是至理名言，但至理名言无法激励所有的人。对我表哥而言，这句话撒在他身上就不起作用。他的生活经历证明了，他头顶上的天永远都在下雨，至今也是，而且越下越大。
大雨小雨
我母亲从龙江小学调到了城郊的朝阳小学。也就是说，我们从此到朝阳小学住了。
这是一所新建的学校，在城北的东郊，离城区一两公里远。那一带都是农村，东有谷扣，南有高潮两个村包绕着，故而校园四周全是农田，东边地属谷扣，是农家的自留地。各自的地都分别用竹子、柴枝、芦苇栏隔起来，成了一小块一小块的菜园子。每家所种的菜种各有不同，蕹菜、苦瓜、冬瓜、芥菜、韭菜等，应有尽有。每到黄昏，农家从生产队里收工，就回到自己的自留地里护理蔬菜。挑水的，锄地的，松土的，灭虫的。天黑了，活也干完了，彼此招呼一声，就各自回家。
西边的地属高潮，是集体土地。这里的地离村子较远，所以多种那些不用天天护理的农作物，如水稻、玉米、甘蔗、高粱等。这些农作物，往往都是大片面积种植的。种植前，农人便把牛牵过来，把地翻一遍，种水稻时就放水，土软后把土耙碎，插上秧苗；种玉米时，把土耙碎后平整，开出行来，然后撒种。不多时，那一片地就郁郁葱葱的了。
学校宿舍也只有一排砖瓦房，七八个房间，每间十来平米，中间用一堵墙分隔成两间。门前有茅草和木板搭成的一排厨房，每家一间。我们家就分在西边的第二间。住在这里的老师，都是因为没有私房才住校的。
我记得这排宿舍刚建不久，周边还堆有厚厚的新土没有清除。就是在这个地方，每逢暑假、寒假，我都被送到农村那里。
农村里，有一个叫彬桥公社彬迎大队的地方，我姑妈一家在那儿插队落户。我姑妈、三表哥哥弟和婆婆在谷容生产队。大表姐和二表哥则分在另外的生产队。那儿离龙州县城有十来公里远。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编者按语。在介绍了甘肃省会宁县城镇的一些居民，包括一批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的事迹后，引述***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随即在全国各地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放到了农村劳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以及“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和“广阔天地炼红心”就是当时响遍天下的典型口号。
我记得我还在姑妈家住的时候，见过有好几个晚上，居委会把所有的居民集中在十字路口，训了一遍话之后，就无数遍地让大家呼喊这样的口号。过了十来天，也就是1969年元月27日，我姑妈一家带着所有的行李和农具，到农村插队落户了。这个详细的日子，是我表哥新近告诉我的。四十多年了，他竟然记得。
可我不明白父母为什么送我到姑妈那里去。我也记不得当时是谁送我去。但我记得我第一次到的时候是很高兴的。吃了晚饭，家里点上了油灯，大人们各忙各的去了。我独自躺在床上，跷着腿，静听屋外的声音：窗口外面的柴垛里，有蟋蟀的啼鸣；很远的地方，有孤单的夜鸟划过，留下“啁……啁……”十分凄凉的残音。不知哪家的狗，叫了又停，停了又叫。忽然，门板“嘭”的一声响，门口里挤进了几个小孩，微微笑着看我。有个最小的不敢笑，只把手指头塞在嘴里啃。后面的人想往前一些，就将前面的人往前推，而前面的人却用脚撑着不敢往前来。他们好像发现了一个新动物，都争着来看。我说进来啊。我说的是白话，估计他们听得懂，所以这才慢慢走到我的跟前。
他们进来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往自己的口袋里掏东西。掏出来的，是洗净了的头菜片、花生、萝卜干，一个个地递给我。“根啊。”他们说。这是壮话，我听得懂，是“吃啊”的意思。我就拿起其中一样吃了，他们“哧哧哧”地笑着跑出去了。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的农村小朋友。
毕竟是小孩，没几天我就烦了。姑妈看出了我的心思，在哄我睡觉的时候，说：“明天啊，叫你哥弟带你去掏鸟窝。”我说哪里有鸟窝啊？姑妈说，我们村上有，就在那棵大榕树上，是老鹰的窝呢！鸟仔就像小鸡仔那么大……
姑妈还像在营街的时候那样，在哄我睡觉时，习惯用手指尖的肉而不是指甲轻轻地给我挠痒。我翻了几个身就睡着了。但那晚，不管姑妈怎样哄，怎样挠，我脑子里总想着大榕树上那窝像小鸡那样的小鹰。我想等哥弟给我掏下来之后，我怎样喂养它们，让它们长得像鸡那样大，然后时时跟着我到处晃荡。
可天一亮，哥弟下田去了。
我还是忘不掉树上那窝小鸡那样大的小鹰。我就独自到村里去，找到了那棵大榕树。抬头望，什么也看不见。倒有几个小青年，要凑过来跟我讲话。我只会讲白话，不会壮话。他们要教我讲壮话，他们问，现在你肚子饿了没？我说饿了，他们说那你回家了要跟大人说“根喂”，他们肯定煎鸡蛋给你吃。
回家见了姑妈，我第一句话就说，姑妈，我要“根喂”。姑妈一听吓了一跳，“嗨！谁教你的？”收工回来的表哥在一旁竟乐得哈哈大笑，连一向不苟言笑的婆婆也在呵呵地笑。
后来我才知道，壮话“根喂”是一句粗话，是“吃卵”的意思。这是我学会的第一句壮话。
姑妈和表哥把我嘲笑了几天之后，我渐渐就把树上的小鹰给忘了。
第一次到农村就这样了，简单，无知，懵懂，快乐。
第二次去，却又多了些生活的含义。
那一天，父亲专程从金龙中学赶回来，在朝阳小学住了一晚，第二天向别人借了一辆单车，大约中午时分，就将我和二弟驮着去了。陪同去的还有我母亲。父亲车技不精，不敢同时搭载我两兄弟和母亲，所以，我们坐在车尾，父亲把着车头在前面推，母亲则跟随一旁，走了三四个小时便到。父母把我们交给姑妈，仅仅喝了一口水，转身马上返回了。
姑妈家是一间茅草屋，是向隔壁的农家借的。大大的一间，蛮宽敞的。夏天里，茅草屋特别阴凉，我和弟弟进了屋，稍坐了一下，消了暑，解了乏，但此时，我们俩好像都带着心事，心身都安顿不下来。我们就走到门槛上，坐下来。
门口有块空地，是晒谷物的晒场。再往前，在晒场边有一棵黄皮果树和一棵龙眼果树。有一群鸡在树根下纳凉，清理羽毛。树顶上，远处的云朵突然变黑了，像沾了墨，一团一团的。而且，它们正在急促地向我们这边飘来。雷声也跟着响了，带有刺眼的闪电。那个一年四季都穿黑色唐装的婆婆，弓着腰走出来，用几个箩筐收拾晒场上的黄豆和花生，并朝我们喊：傻仔，天落水喽，快入屋坐啊，等下就挨淋湿了哦……
我们没有进屋，只是各自拿了一个甘蔗渣坐垫分别坐在门槛的两边，给婆婆让出一个道来。果真就下起了暴雨。先是很远的地方下，还可以看见天上一条条灰白的雨丝往下挂。黑色的婆婆像一团黑球，来回在我们眼前滚来滚去，很快就把东西收拾完了。接着雨就来到我们这里。那时是下午五点左右，我和二弟依然坐着，怯生生地望着远方，没有说话。刚才还在树根纳凉的鸡都火急火燎地跑回来了，全躲在屋檐底下，一只挨着一只，排成一溜。雨水一柱一柱地不停地沿着屋檐往下流，溅起的水珠，淋湿了我们的脚，也淋湿了屋檐下的那一溜鸡。那一溜鸡一个个缩着脖子，耷拉着翅膀，羽毛水淋淋的，已无半点生气。
我望着灰蒙蒙的天，突然想到父母。
按这个时间，他们大概走到了半路。路边都是庄稼，偶尔有些树木，没地方躲避，他们肯定被雨淋湿了。那么，他们是否继续踩单车？这么大的雨，山洪很快就会来的，要经过的几条水沟，要是涨了水，他们肯定过不去。或者他们刚过水沟，山洪就冲来了，他们会不会被冲走？再过一会儿，天就黑了，看不到路，他们能回得到家吗？
想着这些乱七八糟的可能，我就很郁闷。
这是我和二弟进了姑妈家之后却久久无法将心安顿的缘故。但这种心绪一直延长到我们返回龙州城，这就成了我第一次产生的沉重而长久的牵挂。这种牵挂太久了，就发酵成忧郁。我当时刚上完小学一年级，头脑简单，并不知道这回家的路有多遥远，这即将来临的黑夜会不会暗藏什么杀机，夺了父母的命，也不知道一场暴雨其实是无法阻挡作为成年人的父母回家的脚步的。
这里的生活和在营街时的生活是差不多的。每天姑妈和表哥都外出做工，婆婆就在家管我们。婆婆还是那样，她的身影离不开灶台、猪栏、鸡窝。她整天忙忙碌碌，很少说话。每到中午，就会跟我们说，睡午觉哦，睡起来了，婆婆给好嘢吃。果真也给，而且比在营街时还多出了几个品种：木薯、番薯、龙眼、芭蕉。那是农村随时可以找到的零食。但已经没有营街那样好玩了。姑妈一直叮嘱我们：我们的家庭不同别人，你们不能跟村里的孩子玩太多，不能跟大人说话。估计姑妈生怕我们说错了话，惹事。
姑妈这个担忧是有道理的。
有一天，生产队集中社员在仓库里剥花生。姑妈和表哥参加，也把我带去了。仓库是一间大大的瓦房，地面清空了，可容下百把人。一眼看去，男女老少都蹲在那儿，手里不停地剥花生。我和姑妈、表哥选了个地方蹲下，将花生一颗颗地剥了放进筐里。我不时看见旁边的人，久不久就将花生籽放到嘴里，偷偷吃。表哥见了，就对我说，你想吃就吃吧。姑妈听见，对着表哥眼一瞪，压低嗓门说，你想死啊！要吃回家吃。
表哥那时才十几岁，并不知道偷吃花生的后果。而姑妈深知，别人怎么吃都没事，我们吃就会是一个罪状，批斗会上自然有人给你列举。她知道，像我们这样的身世，只能老老实实做人，不能乱说乱动。所以，她时时刻刻都表现出已经臣服，已经顺从，她只能唯唯诺诺苟且地活着。
第二次来到农村，我已经感觉不到任何的快乐了。第一次我独自来时，还因为姑妈的哄骗而产生过一种期待：拥有像小鸡仔那样大的小鹰，让我把它们养大，而后带着它们到处晃荡。这样的期待竟维持了很久。而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每天面对的是门口的晒场，一棵龙眼树，一棵黄皮果树，还有黑影婆婆给我们规定的午睡。
作家们有各种各样关于雨的描写。不同的写法表达了不同的情绪。有惬意美好的，有凄迷苦楚的。词曰：“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李清照《如梦令》）。那是在一种适意生活中半遮半掩流露出来的满足。“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韩愈《早春》）。那是对春雨极端的赞美。又有文曰：“雨，像银灰色黏湿的蛛丝，织成一片轻柔的网，网住了整个秋的世界。天也是暗沉沉的，像古老的住宅里缠满着蛛丝网的屋顶。那堆在天上的灰白色的云片，就像屋顶上剥落的白粉”（张爱玲《秋雨》）。那又是一种沾满愁绪的情怀了。
在乡下，在农人的眼里，雨的内涵和意义是最简单和直接的。二、三月，春耕了，下足了雨水，将水田灌满了，农人就好耙地插秧；四、五月，再来一阵足够的雨水，将地里的庄稼喂得饱饱的，好让稻谷、玉米灌浆；九、十月，可不能再来大雨了，这样会把成熟的庄稼泡坏……
我可没有那么多想法。雨就是雨，下不下那是天的事。
那天上午，天下雨了。是一场很小的雨。我和二弟依旧喜欢坐在门槛边，看地面上溅起的水花。地面积水的地方，反着光亮，水珠滴下来，顿时就有无数的花朵不停地开放。这样的天农人是无法下地的，所以姑妈也坐在一旁，和我们说说话。
那场雨不大。一阵子把地面弄湿了以后，就变得稀稀拉拉的了。但天气凉爽了许多，姑妈怕我们受凉，还专门给我们拿来了长袖衣服，让我们穿上。
姑妈的门口是一条必经之道。左右两边，时不时有人路过。有的人认识姑妈，就远远地向姑妈打招呼，有的还停下来，聊上几句，大多数是问那两个孩子是谁呀，姑妈就抚摸着我们的头，向他们解释。他们说的是壮话，几乎听不懂，但我们从问话人的眼神和姑妈的动作能猜得出他们都说了些什么。
又有一点小雨滴了。那雨滴能看得见，有绿豆那么大，亮亮的。
这时，从左边走来了一个男子，四十岁左右的年纪。他的双手放在背后，脚步有点迟缓。走近了才看清，他的背上还背有一个四岁左右的女孩，那女孩扎着一条羊角辫，双手搭在那男子的肩上，脸朝向另一边，所以我们无法看清她的脸。她穿的是一件印有小花朵的深蓝色长袖衫，瘦瘦的，整个身体软塌塌地趴在那男人身上。姑妈就主动跟那男子打招呼。那男子就停下脚步和姑妈说了几句，那脸色虽然带笑，但有点僵硬和生涩，然后转身又走了。
这一回我们看到了他的背影。他背孩子的双手，还攥着一把半新旧的黑色雨伞。那孩子，软塌塌的，一动不动。
他们走远了，我就问姑妈，他们去哪儿呀？
姑妈说，那女孩病了，他爸爸带她去医院看病呢。
我小小的年纪，似乎也看得出，那男子迈出的脚步，是那样的沉重，那样的迟疑，那样的不情愿。但他不得不带着女儿，向那个地方走去。
从那刻起，那个男人和女孩，就没有离开过我的眼睛——一直到现在。
当时我就不断地自问：那女孩得了什么病啊？她会不会死去？他们什么时候才走到医院啊？看了病，钱够不够用哦？
那天我就一直坐在门口，看看那个男子什么时候回来。可是等到天黑，没见到他们。
第二天我还是坐着门口，等他们回来。可等到天黑，还是没有见他们回来。
第三天我还在等，可始终没见他们回来。
从此，我再也见不到那个男子和女孩了。
也许，那女孩已经死了；也许，他们已经回到家中，只是我见不到而已。当时我不懂得问姑妈，一问就什么都明白。不问的结果，就是那个男子和女孩的背影，永远刻在我脑子里，消散不了。一想起那场不大不小的雨，想起从微雨中走来的父女俩，我就忧郁，直至忧伤。
忧伤是一场雨。
忧伤是一个永远回不来的背影。
忧伤是一种长久的牵挂。
好在暑假结束，父母返回来把我们接了回去。不然，我还得陷入那种忧伤中，无法自拔。
现在我才明白，那时父母把我们送来乡下，是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其时，父亲还在乡下教书，母亲除了上课，一个人要带我和二弟、三弟，还要洗衣做饭，实在辛苦，只得时不时分别把我们三兄弟送下来，让她得以歇息。相比之下，我来得最多。而接纳我们的，只有姑妈这一家了。天然的血缘关系，同样的家庭背景，使我们遭遇相似，命运相似，只得相依为命，彼此支撑，彼此温暖，彼此关爱，努力地维护着我们两个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