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棵杉树
那三棵杉树是谁种的？
那三棵杉树是什么时候种的？
父亲不在的时候，我就坐在书桌前，长时间地看着窗前的三棵杉树出神，然后想着这两个问题。
这是谁都无法回答的两个问题。
后来什么都不想了，就只看杉树。
杉树齐屋顶高，彼此挨得很紧，树丫掺着树丫。树上有些果子，黑黑的，肉丸子这么大，时不时掉一两个下来，“噗噗”地响。下雨的时候，杉树的叶子像泡过油似的，亮亮的，油油的，坠得厉害；水珠子“嘚嘚嘚”地滴，满世界都是这个声音。雨停了，鸟就从不同的方向飞来，有时是一双，有时是一群；要么觅食，要么啼叫，要么小憩。有些落得低矮，发现了窗口里的我，一个惊叫，噗啦一声飞走了。树枝一抖，叶子上的雨珠就“嘚啦嘚啦”地落下。
大概下课时间了，老师纷纷回来，宿舍就有了人声和开门声。大多是从我的窗口路过，发现窗口里有个小孩，有的就突然止步，回头看一眼，笑一笑；有的根本没有任何表情，走过去了。
我很怕看见一个老师的眼睛。他的眼睛，不大不小，和正常人一样。但他的眼珠不是黑的，而是灰黄色的；眼珠周边，白中也泛黄。他和我们碰面，都是一晃而过，从不跟我们说话，连一个微笑也没有，脸色永远是灰灰冷冷的。一个从不说话却又彼此认识的人，用一颗灰黄色的黄眼珠看你，那是很不自在的。而且，他的眼神很坚定，很专注，很冷漠，似乎能把你看穿看透。我就常常被他这样的目光注视，感到害怕，感到无助，感到六神无主。但我又不知道如何向父亲表达这种害怕。所以，在金龙，我因为这样的眼睛而害怕白天，因为教室的汽灯而害怕黑夜。
有一天，几个老师在我家门前的那几棵杉树下下棋。那个黄眼珠也在。下了几盘，他们累了，都伸了伸懒腰，要散了。突然，黄眼珠说：“噢，今天我来了客咧，要杀鸡呢。”有几只项鸡就在他们旁边觅食。有老师说：“喏，那不是你的鸡嘛。”黄眼珠试图去抓，但他一靠近，鸡就跑了。黄眼珠想一想，转身进屋，不一会儿拿出一支风枪，往那几只鸡瞄了瞄，只听见“噗”的一声，其中一只脑袋中弹倒地，翅膀拍打了几下，死了。黄眼珠收起枪，提着鸡脚，回家去了。
我从没见过这样宰鸡的呀！
但那次我竟看见黄眼珠第一次露出了很灿烂的笑容。
我读初中的时候，黄眼珠调到了县教师进修学校。那是我到一个玩伴家里玩的时候看见的。我看见他的时候，他的眼球依然是灰白泛黄，依然用那种坚定、专注、冷漠的眼神看人。但那种神情明显已经苍老，乏力，已不足以让我害怕。估计他已经记不得我了，但我永远记得他。
岁月是很公正的。
一个人不再让别人害怕，说明他衰老了。
一个人记不起熟人了，说明他真的老了。
而我正年轻着。
有一次父亲不在家，隔壁一位年轻的老师便推门进来，跟我聊了几句，便自个儿从裤裆里掏出自己的物件，在我面前摆弄起来。我就坐在床边，他的举动都在我的视野中，我看不是，不看也不是，怎样也无法避开。那时我已经有了羞耻之心。平时爸妈都教过我，被人看见自己的小鸡鸡，那是不好的。所以我知道，那个老师这样弄自己的大鸡鸡，那应该是一件很丑很丑的事情。
我十分艰苦地度过了这难熬的几分钟。父亲回来之后，我不敢把所发生的事告诉他。
过了不久，有一天，那位老师突然在宿舍里被警察抓走了。吃过晚饭，有几位老师站在杉树下议论纷纷：唉，难为薛老师了，年纪轻轻的，老婆不在身边，那东西就不老实了……
后来才知道，那位薛老师在别人家也做这样的动作，别的孩子告诉了家长，家长告诉了派出所。
此后再也没有见到薛老师了。
在金龙中学，倒是有两个人我是很喜欢的。
一个是父亲的学生。那个学生常常到宿舍里来，与父亲聊天。那时候，我已经隐隐约约知道，父亲在学校是一个有错误的人，不受欢迎的人。有人能够做出和我父亲交往的举动，那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有一次，父亲和学生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在门口的杉树旁，互相帮剪头发。先是学生给父亲剪，父亲坐在椅子上，学生给他披上了理发专用的白色围裙，父亲整个身体不见了，只露出一个脑袋。学生就按着父亲的脑袋，从下往上慢慢地推着剪，父亲一团一团的黑发就掉落在围裙上，越积越多，最后聚作一团又滚落在地。他们面对着我家的门口，我坐在门槛上面对着他们。我看见他们背后的杉树又高又直，树叶青翠欲滴。透过树干和树叶，远处的山一峰连着一峰，山上的树木比我眼前的杉树还绿。我在想，山上的树也是杉树吗？
那天天气很好，有一丝丝的暖阳。
唯一和我玩的老师，是蒙老师。他身体略瘦，头发开始有点白了。脸形是方方的，笑时眼角有皱纹。当时应该有四十来岁了吧。我记得当年他第一次来找我玩时，他穿的是一件灰色的衬衣。那天，父亲不在，他路过宿舍，见我蹲在门口，跟我聊了几句，然后说，你会装鸟吗？我摇摇头。他说，装鸟好玩哦，蒙老师明天教你装斑鸠。
第二天，蒙老师果真来了，带来了一根细细的马尾，还有一个他自己用芒草秆做成的“”形装鸟架，有大人的巴掌大。他把我带到不远处的玉米地里，蹲下，拿出那根马尾，一头做了一个活套，另一头绑在一根五寸长的树枝上，然后把树枝插在地下，固定。接着，他放下装鸟架，把活套搭在架上，马上给我示范：“斑鸠爱吃玉米。”他从口袋里拿出几颗玉米放在活结内的地面上，“斑鸠一飞过来，看见了玉米，肯定下来吃，一啄，一啄，脖子碰到套子，套子一收缩，慢慢就被活套套住了。”他用食指作啄米状，那食指果然被马尾结套住了。
装下鸟套后，我每一天就不再寂寞了。我一烦闷的时候，就想到玉米地里的鸟套。那鸟套装得鸟了吗？那鸟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如果是活的，那该怎么养呢？想着，我就兴冲冲地跑去看，可鸟套原封不动，空空如也。
我每天就这样来来回回地跑去看，但总是失望。而它却是一种希冀，让我每一天都能产生梦想。
直到长大成人，我都没有忘记这两个人。有一年，我还读小学的时候，蒙老师突然来访，不仅父母热情招待他，连我都感到特别高兴。那时蒙老师头发全白了，身体有些消瘦，皱纹也很多。我工作后，有一次出差龙州，在邮电局打长话时，竟意外遇到在此地工作的当年帮我父亲理发的那位学生。我提起他和我父亲理发的事，问他“当时你不怕吗”，他说：怕什么，我喜欢你爸，他的语文课上得最好。
他姓农。微胖，秃顶了。
还有一位当时未曾谋面的哥哥。
父亲说，在金龙，他当时已经被关进“牛棚”，不准上课了。有一天中午，学校里来了个解放军，要见我父亲。学校领导先打量了他一番，迟疑了半天才冷冷地说了一句：他到外面劳动了，还没回。
来人就出了校门沿着大路去找。那时刚好下些蒙蒙细雨，远山、田野裹着一层烟雾，一片灰白。刚出了集镇，见远处的野地里，走来了五六个肩扛锄头、排成一行的白面书生，后面还跟着两个背着步枪的民兵。那些人的头发、衣服都湿了，缩着身子，抖抖瑟瑟的样子。来人迎了上去，见到了我父亲，他们彼此对视了一下，都停下脚步，准备要走向对方。
后面的民兵见了，便一齐上前阻止来人：“他是你什么人？”来人说：“他是我叔叔。”民兵又说，此人已被管制，你不知道吗？来人说，我知道，所以我才大老远来要见他。民兵说不行。来人又说，那我也给你们说白了，今天给见也见，不给见也见。说罢，他还有意提了提插在腰间的胀鼓鼓的手枪。那时，解放军在全中国是最受人尊敬和信赖的人物，谁都不敢冒犯。民兵无奈，只得退了出去，来人和我父亲就站在路边交谈。
父亲简直不敢相信，那时候还有人敢来看他。那种意外，使他射出的目光是局促、惶恐的，嘴巴喃喃说不出完整的话。肩上的锄头，放下了又扛上，扛上了又放下。他木木地站在路边，怔怔地看着来人，手足无措。
那位解放军是我们老家逐卜的一个同族兄弟，叫严崇基。当时是解放军某部副连长。按辈分他叫父亲作叔叔，我叫他作哥。那次，他和我父亲寒暄几句，就匆匆分手了。望着父亲委琐的身影，他也不由得生出一些悲凉来。他转业后，在南宁市某国营五金公司工作。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我结婚时，父母介绍我去他那里买电视机，我才见到这位传说中的哥哥。他年长我二十多岁，长得高大、壮实，英气十足。想必当年金龙中学的领导一定被他的架势镇住了，否则就不会有关于他的传说。到现在，他应该有七十多岁了吧。
过了一两年，我得从金龙回城了。当时我已接近7岁，准备入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