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细

自从他们插队以后，我都没见过大表姐姐侬和大表哥哥细。他们被分到别的生产队插队，从此，他们就从这个家庭分了出去。

后来，才渐渐听到了他们的消息。

首先是姐侬。

我从父母的谈话中得知，她突然地把姑妈在营街的家卖了，卖的时候，谁都不知道，所得款只有35元。

说实在，这间房子不值什么钱。地没多大，又是茅草房。但一旦卖了，姑妈一家在县城的栖身之地也就没了。万一能够回城，到哪儿去住啊？姐侬的这一招，实在让人措手不及，百思不得其解。

但她有她的理由。

当年，姑妈一家正收拾行李准备第二天出发去彬桥公社报到时，家里就来了一个中年妇女。她是街委会的主任，姓银。她巡视了一遍这间四壁空空的茅草房，连一句问候都没有，就直接说：你们这一去，恐怕就不回来了，这间房子我们街委会就接管了。

姑妈一听，吓得无法言语；两个表哥也不敢作声，婆婆则没说话的份，只有姐侬敢跳出来质问街委会主任：什么意思啊？主任说，什么意思，那间房子是你们祖宗剥削得来的，当然要没收啦！

一句话，就把全家塞死。

如今，姐侬留给我的印象还在：脸圆，眼睛小，身材矮墩，有点凶，有点泼辣。当年在姑妈家，就只有她敢对我凶，敢追打我。

当时姐侬想，这房子与其被收了，不如先把它卖了。所以，姐侬背着家人，就偷偷给卖了。

如果单纯地卖了就卖了。问题是，姐侬一向吃不了苦，从不安心插队，经常以身体有病为由，溜回县城躲避劳动。这一次，她卖了房屋，就从此消失了。很多年都没有她的消息。后来听说她嫁去了广西沿海的钦州县。那时，钦州县女人少，男人多，男人常常娶不到老婆。

我父亲是个爱憎分明的人，知道姐侬好吃懒做，又私卖家产携款潜逃，十分气愤。尽管后来姐侬返乡探亲，表示悔意，但我父亲对她始终爱理不理。血缘不断，亲情了无。

大表哥哥细从插队之时起，就算是诀别之日。他在哪个生产队插队，我一直不知道，家人也很少提起。但当我知道他的消息时，他已经死了，死在乡下了。

他是得了钩端螺旋体病（简称钩体病）而死亡的。那是一种由各种不同型别的致病性钩端螺旋体所引起的一种急性全身性感染性疾病，属自然疫源性疾病，鼠类和猪是两大主要传染源。至今没有人跟我说过他是怎么染上病的，他经历了怎样的痛苦，最后又是怎样死去的。母亲只跟我说，他死后，他曾经借过的石灰、砖头、农具，农家都不要他还了（也没法还了啊）。他在插队期间，安分而勤劳，贫下中农对他很喜欢。

后来，哥弟告诉我，哥细其实是累死的。

哥细感觉自己出身不好，就积极地表现自己。挑的担比别人的重，别人休息了，他却不休息；甚至收工了，他还多干一两个小时。后来见到有推荐上大学、招工的，他就更有想法，干得更拼命。年小体弱，积劳成疾，一得病就没救了。

姑妈因伤心而病倒，因而回城休息了一段时间。我记得，有一天，我母亲扶着她从医院回来，我跟在后面。姑妈戴着一顶洗得发白的布帽，走路缓慢，并一直喃喃自语，一会儿说：“阿细呢，啊？阿细去哪儿了？”但似乎很快醒悟过来，就伤心地低泣：“阴功哦，阿细，那么小就不在了，以后哪个管你哟……”姑妈已经没了力气，也没了泪水。尽管声音细若游丝，但我听得清清楚楚，至今不忘。

关于哥细的长相，我如今已经没有任何的印象。但我很小的时候，母亲不断地给我描述过他的形象：哥细这个人啊，勤哦，割马草时，颈脖痒了，就直起腰，用手抓一抓，脖子都抓出红印了，低头又继续割，从头到尾不吭一声。

这就是我印象中的大表哥。

估计我母亲看见过哥细割马草。

那时候，衡量和评价一个人的品格，就是一个“勤”字。勤能补拙，勤能生财，勤能揾食，勤能存活。

所以，尽管我已经记不清哥细的相貌了，但一旦想起他，必定就是这么一幅情景：强烈的太阳下，一个少年，戴着草帽，低头割马草。汗滴从他那头松蓬的头发里渗出来，流到了耳根。太阳一晒，一颗颗竟然晶莹透亮。草尖的摩擦和虫翅粉末的粘黏，细嫩的脖子引起了瘙痒。实在难忍，他只得站起来，用衣袖擦一擦，用指尖抓一抓，咽了咽口水，又弓着腰，继续割。他的身后，是一扎一扎整齐的马草，地面忽然变得开朗和开阔。

那时，一担马草可以卖得五毛钱。

感谢母亲，用口述的方式帮我记住了一个人。

可是，那个一声不吭低头割马草的少年，如今已经长眠在彬桥乡某一个村庄的地下了。不知那个坟头还在吗？那副骨骸还在吗？

不久，那个长年穿黑色唐装、整日里也是不哼不哈地收拾家务的婆婆，也在乡下去世了。

1979年，姑妈一家结束了十年的插队落户的历史，全家返城。一家六口人，回来时只剩下三个人：姑妈、姑爹、哥弟。

我的姑爹，那个曾经威名远扬的大土匪黄飞虎的儿子，多么渴望能够有一天让他把黄家曾有过的荣光光复起来，以光宗耀祖，彪炳千秋。所以，他年年都在家中贴上有“虎”字的对联，以暗示他光复的耐心和决心。但是，面对着这个已经七零八落的家庭，无论他有多大的决心和耐心，都无法挽回已经流失的年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