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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角流年 校园轶事

校园轶事

我母亲毕业于龙州中等师范学校,一直从事小学语文教学。据我所知,她在这所学校里教语文是教得最好的。这是她众多的学生走上了社会后说的。事实也是如此。她的普通话字正腔圆,她的钢笔字整齐端正;她对待学生,一视同仁,不偏不倚。有一年,我读大学放寒假,在县城的歌舞厅里,忽然有一个年纪与我相仿的青年人径直走到我跟前,问,你是邬老师的儿子吗?我说是,他就握着我的手说,唉,你妈做我的班主任时对我最好了,见我没米吃了,送了我五斤米。

他的相貌我熟悉,肯定是我母亲的学生。但母亲送给他大米的事,我从没听说过。

我在母亲留下的旧相片里,看到了母亲二十多岁时的照片。

这是一个漂亮的女子。

她的发型,是五四时期流行的齐耳短发。脖子上围了一条黑白相间的围巾,单眼皮,直鼻梁,嘴唇丰润,整个样子端庄、娴静。

我小时候,很多阿姨一旦知道我是邬老师的儿子,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一个话题:我母亲年轻时曾在县里演过桂剧《刘三姐》,轰动了龙州城。

十多年前,父母的七八个同学朋友一起聚会时,一个与母亲最要好的中师同学黄金琪阿姨说,你妈呀,生得漂亮,连县里的领导都着迷,他给你妈写了封信,说要是不嫁给他,他就跳河,这信我们几个朋友都看过。嘻嘻,不过那个领导最后还是不敢跳河。

坐在一旁的母亲微微地笑,不置可否。

有两件事倒是我母亲亲自跟我说的。有一年,母亲到乡下看望我父亲。深夜了,他们关了门窗准备睡觉。但很快我母亲就觉得床底下似乎有动静。他们连忙打开电筒往床底照,果然,床底下躺着一个人,他竟是和父亲一起下乡的同事!

有一次,母亲和校长下乡搞调查。夜晚从农户里返回住地时,那个校长突然慢了下来。我母亲不解,问,校长,为何不走了呢?那校长说,我不能跟你平排走了,我心里肉紧……还好,那个校长懂得自控。

母亲曾跟我说过,她年轻时的确惹来很多麻烦,闲言碎语很多。但她坚持等到父亲大学毕业,结了婚,才把人家的嘴封住。

大约五年前,我每次回家,母亲总是跟我喋喋不休地说她过去的事情。她说,我经历得多了,说给你听,对你的写作也许有用呢。我爱听不听的,总觉得她啰唆,让人烦。但三年前,母亲在市区里走失过一次,从此她的轻度老年痴呆症就突显出来了。如今,她根本无法走动,也不大说话。当我想问她一些往事时,她就说记不得了。我很后悔,当初我干吗不听听她的唠叨呢?

年轻时的母亲虽不是出身富家,但毕竟是独女,父母宠爱有加,故娇生惯养,什么都不会做。后来结了婚,生了子,又适逢“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的压力和家庭生活的压力,如同放在担子里的两块石头,压得她气喘吁吁。但她必须早晚都得挑着,而且要挑着走。她走得趔趔趄趄,不辨方向。在朝阳小学,我们一家的生活,似乎总被一层看不见的薄膜包裹着,我们看见外面有很多精彩的东西,想走出去看看,可我们没有谁能冲破这一层透明而单薄的壁垒。

我母亲知道自己出身不好,所以工作十分努力。校领导常常把最差的班给她带,她没拒绝就接过了。经过一年的调教,差班也变成了好班。她会唱歌,能编舞,学校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就让她辅导,她也没拒绝。每次演出,像模像样,颇得好评。但每到年终,学校评先进教师,母亲没一次评上。

朝阳小学仅有的一排学校宿舍,住有七八户人家,可总有这么几个老师,明的暗的抵制着我母亲,抵制着我们一家。

有一天,隔壁的黄老师养的一只母鸡生了双黄蛋。这个情形在朝阳小学里从没有过。隔壁邻舍的大人小孩都围了过去看个究竟。双黄蛋一般比普通的蛋要大,往往一眼就能看出。黄老师为了检验双黄蛋的真假,就当众把蛋打了,果然,两颗蛋黄落在瓷碗里,黄澄澄的,好看极了。我忽然想起我妈说过,生吃蛋黄能滋养嗓子,嗓音就好听。我很高兴我想起了这个好处,就赶紧跟黄老师说,黄老师,我妈说吃蛋黄就能唱歌。我的意思是建议黄老师你也吃了,吃了你的嗓子就好。没想到黄老师脸一沉,眼睛往我身上一鼓,突然把碗递给我,说,呶,那我给你,你拿去给你妈吃吧。

黄老师的眼睛大而圆,但眼珠鼓鼓的像金鱼眼,有点吓人。而她的脸横肉一堆,两者加起来,就疹得让人发毛。所以,当她把那碗鸡蛋推到我跟前的时候,我不知所措,灰溜溜地转身回家了。

那时的夏天是很热的。热的时候,大家先用一两桶水把自家的门口洒上一遍,等地面降温了,再把凳子搬出来,坐在门口上乘凉。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借这个时机聊一会儿天。大人跟大人聊,聊的大都是教学的事;小孩跟小孩聊,聊的都是无聊的事。

有一晚,隔壁那个母鸡生双黄蛋的金鱼眼黄老师和她隔壁的一个女校工在聊天。那个女校工是城中心一个学校的校工,脸庞大而圆,身体矮而壮,头扎长辫,嘴巴龅牙。龅牙有两类:“地包天”或“天包地”,她属“天包地”。每天天未亮,她就从我们家门口经过,到学校上班。她老公才是我们学校的校工,叫哥二。每天上下课,都是他负责敲钟。那个钟,就是货车的车毂,挂在老师办公室门口屋檐下的一条横梁上。一敲,整个校园都听见。他敲了早读钟,就赶紧回到饭堂,烧开水。火刚升起来,他就赶去办公室敲第一节课的上课钟。水烧开了,他立马给老师的水壶灌开水,然后送往办公室。天天如此。

那晚也怪,整个宿舍就金鱼眼和女校工两个在聊。她们聊着聊着,声音就越来越大。那个女校工说,我们好崽不要多,是吧。金鱼眼就应答,是啊,养崽养得好,要那么多干嘛。

“崽”是特指男孩。

那时,我父母就生了我们兄弟三个。

而她们恰好分别生了一男一女,亦即独子独女。

这一唱一和,传到了我和母亲耳里。当时,我母亲在评改作业,我则是在做作业。我母亲气不过,就走出门,与那女工对骂起来:你把话说明白点,我崽多了怎样?那女校工就反击:你崽多有屁用嘛,我怕你成分高啊?

我当时就十来岁。连我都听得出,她是有备而来的。但我们弄不明白,我们没招惹她,她干嘛这样呢?还有那个金鱼眼,明显是暗地里助她的。最不妙的是,她一说到成分,我们就蔫了。

那个年代,家庭成分或是一把利剑,或是一根软肋。谁是贫下中农,谁就握住了利剑,可以耀武扬威,挥斩天下;谁是地富反坏右,谁就被抓住了软肋,不管有理无理,就已经输了八成。这叫床板夹着卵泡,痛也说不出。

校长赶紧过来劝架。校长姓刘,是个女的,年纪和我母亲一样大。她文化不高,但觉悟高,工作积极,人还算善良。她把我母亲狠狠地批了一通:你是国家干部,怎能和一个工人吵架呢?这点觉悟也没有?

母亲默默地坐在一边,没反驳。她也许还没有从刚才的争吵中消除火气,也许觉得校长说得对,没必要跟她一股见识。

可我就是不服气,我明明看见是那个校工挑起的事端,校长怎么不批评她呢?

奇怪的事多了。

学校会时不时调些老师来,也有些老师被调走。调进调出的老师,有单身的,有带家属的。我们最喜欢有家属的老师调走。他们往往提前一两天把家什收拾好,那时,我们那些孩子们早就暗暗地守候了。搬家那天,来了一辆货车,把他们的家当搬走后,我们就冲进已经空空荡荡的房间和厨房,寻找他们遗留下来的物品,比如木手枪、玻珠、弹弓、扑克之类的玩具,或者磨刀石、竹篮、码钉、螺丝钉等,其实那些都是没用的东西,否则人家就不会遗弃了。但我们每次都能捡漏,得到意外的收获。

刚放暑假,一个姓农的老师要调到农场小学去了,临走前,农老师的大儿子送给了我一支他做的木手枪,我高兴了一晚。第二天上午他们真的走了,我和伙伴们像往常一样一哄而上,几乎同时到达门口,也几乎是同时挤进门的。进了门,就分头到那间空房子里捡东西。捡东西非常讲究,一是要眼疾手快,谁先看见还不算,还要看谁先抢得到;二是走的方向要对,要是往没东西的地方去找,那肯定捡不到东西了。这就靠运气。那天我走的方向大概不对,在一堆垃圾里只找到了一个女孩子扎头发用的胶圈。我有所不甘,瞄来瞄去,看见了一扇门的门闩,那个门闩长约两寸,筷子一般粗,形状像手枪。其实我一看到它就想象成手枪。我拉了拉,没想到很容易就把它卸下来了。我还算满意,至少没有空手而归。

但到了下午,我们就接到通知,所有的孩子都集中在那间空房子里开会,自己带凳子坐。

住在学校的老师虽然只有七八家,但孩子倒不少。刘校长家三个,金鱼眼家两个,校工家两个,韩老师家两个,邬老师家三个,冯老师三个,共15个。为了让孩子们安全度过暑假,刘校长特意任命金鱼眼和韩老师担任管理校内教工小孩的领导小组负责人。

15个小孩到齐了,金鱼眼就说,农老师搬家了,你们进来捡东西,捡了什么东西我不管,但有人拿走了门闩。没有了门闩,下次调来了新的老师,他们怎么关门睡觉啊?小偷进来怎么办?所以,谁拿走了谁要交出来。

原来如此。我不由得打了个抖。

但我很快就想起,当时大家只顾得找东西,没有谁看见我拿了门闩,而且我拿了之后立即收进了口袋,没有张扬,应该没有谁知道。

结果是很久的沉默。

我知道沉默的原因。因为门闩是我拿的,我不承认就不会有人承认。

最后韩老师说了,谁拿了不要紧,只要拿回来,说明他大胆地承认了错误,这样的孩子值得表扬。

韩老师说话时,带着浅浅的微笑,样子很慈祥,很和善。结果,金鱼眼的儿子,与我同班的阿然突然站起来,说,是我拿的!

金鱼眼和韩老师同时把脸转向他,并向他微微点头。韩老师说,不错,好孩子,值得表扬。那你去拿回来吧。

可是,阿然扭捏了半天,没有动身。

我很激动,很兴奋。我想,不是阿然拿的还获得了表扬,真正是我拿的,那我更应该受表扬!我站起来,向金鱼眼和韩老师说,是我拿的!没等她们回过神来,我已经跑到家里,把那根门闩呈现在她们面前。

我很得意地向阿然瞄了一眼,静静地等待金鱼眼和韩老师的表扬。

可是,韩老师并没有表扬我,只是冷冷地说:哦嗬,哦嗬,原来是你拿的啊。金鱼眼又是瞪着她的大眼,朝我“哼”了一声。

我就觉得奇了,“表扬”到了我这儿,怎么就没了呢?

我回到家跟母亲说了。母亲很平静地把我拉到身边,扳着手指悄悄给我算:你看看呐,刘校长,贫农;黄老师,中农;韩老师,贫农;冯老师,贫农。

她用食指敲了敲她自己的额头:我们,是地主。

地主真不是个滋味。

开学了。在一个暑假或寒假里,玩够了玩疯了,孩子们反过来十分怀念学校。在报名注册的那天,大家揣着父母给的学费,要到学校注册。记得那时的报名注册时间为两天。

有一年,在报名注册的头一天,我就嚷着母亲赶快给钱让我报名。母亲马上给了钱,却叫我不要今天去,明天再去。她苦笑着告诉我,明天是梁老师负责你们班的注册,她也是地主出身,不会小看我们。

从那时起,直到初中二年级,我最怕是入学注册。注册时必须填写“家庭成分”这一栏。那时,父母双方若是干部,有“地主”“资本家”之类出身的,可以写成“革命家庭”,但“革命家庭”就意味着是“地主”“资本家”。所以,我往往会在注册点的附近徘徊很久,等到没有同学了,我才快步上去,赶紧把“革命家庭”四个字写完。写完了,不是“如释重负”的释放,而是“窃而逃遁”的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