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八年九月香港《小说》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青年让我们在一处山林里躲着，等到黄昏，才把我们引到了盐酸寮。这是一个很富庶而宏大的乡镇，从远处望去，只见屋瓦鳞比，黑压压地耸立着，仿佛一座小规模的县城。昨天晚上遭土炮轰击的，或许就是这儿吧？

一切都静悄悄地。我们被引进一处小户人家里，坐落在镇的边缘，离栅口不甚远。一进朝门，踏两步便是小小的中堂，左右似乎还有侧室。在这中堂里已经有两位地方上的负责人潜伏着，我们一加进去，算一共有七个人了。正中一张方桌，两尊床，一座神龛，神龛上点着一盏菜油灯。这是农会主席[1]的家。主席是一位年近六十岁的和蔼的老人。清党以来，老人的一位儿子，被地方上的土劣打死了，一家人都出去逃难。在我们打进了汕头的时候，老人又才悄悄地逃回来，现在又该是他准备逃难的时候了。老人只有五尺来往身材，虽然冒着危险掩蔽着我们这许多人，但他非常镇静，一点也不矜持，一点也不畏缩，真是平平淡淡地若无其事。

但他也并不是毫不紧张，或者听天安命，得过且过，不，他并不是那样。他是有计划，有步骤，因而也是有充分的把握的。他叫我们潜伏一晚，在第二天清早天不见亮，要把我们带上后山去，藏在他的草仓里。藏得几天，等外边的风声平息了，他再带我们出海口。

二

一切都照着他的计划进行了。

第二天清早，我们在微微可以辨路的时刻，被带上后山。倒也并不是怎么高的山，在舒缓的斜坡上走了四五里路，已经到了没有人烟的地方。山上树木是很稀疏的，枯黄的秋草，使全山就象蒙上了一大张狮子皮。

所谓草仓，就是收藏这些秋草的仓库。草到冬季来是乡里人的主要燃料。仓是砖瓦建的，有点象江浙乡间停棺材的建筑，但要宽大得多，七个人藏在里面，大有回旋的余地。可感谢的一仓都是枯草，人睡在上面，就象坐上沙发。

这样的仓在邻近处也有两三座，不用说，都是没有人住的。山境是寂寥的，但我们藏在仓里不敢轻易露面，话也不敢大声地谈。七个人活着进了坟墓。

和蔼的老人，每天要上山来两次，挑着担子替我们送饭来。他照常是那样平淡无事，不矜持，也不畏缩。每次等我们把饭用毕，又挑着些枯草卷子回家。

这样的生活在山里足足过了六天，山境照样的寂寥，没有什么意外的骚扰。

在第七天上，在下着大雨。老人一大清早出现，带着些斗笠来。他把我们从草仓中领出，冒着雨不作声地让我们跟着他走。在岑寂的山路上走了有半个钟头光景，到了一处地方，是山泉的发源地。一个大石壑，掩映着泉源，还有好些嶙峋的大石四处耸立着。这个好去处，是适合于原始人生活的场面了。可惜没有摄影师来摄取镜头。

但是，在那侧近却有一家瓦房，仅仅一位年青人住在那里，有着打铁的设备。为什么一家铁匠店要安设在这样偏僻的地点呢？这是有点令人费解的。

到这里老人才告诉我们：他在今天趁着大雨，要把我们带出海口。他要带我们去的地方，不是碣石，也不是甲子，而是神泉。这是一个产盐的口岸，隔当地只有一百二十里路，比碣石和甲子都更近。一切的步骤，他在这几天当中都已经准备好了，他要我们都装成盐贩子，好象到那神泉去贩盐。在那铁匠店里面，替我们每一个人准备好了一根扁担和一付箩筐。

这老人到底不愧是农会主席，他做事是这样负责任而有条理。我自己在内心里倒感觉着有点惶恐了。他为了我们的安全费尽了苦心，但我们到底有什么价值，值得他这样营救呢？

三

动身之前，铁匠还跟我们准备了一顿早饭，煮了一锅白水罗卜，雪白的罗卜片拌着盐，那味道实在是再鲜也没有。

一切都准备停当了，快要动身了，然而临时发生了一个问题。那是同伴的易君突然发了病，肚痛，腹泻，而且发出了高烧。大约是缺乏运动，发生了急性腹炎，而且着了凉的原故吧？易君是不能走了，怎么办呢？要吗改变行期，大家等他病好之后一道走；要吗便把他一个人留下，大家先走。商量的结果，是采取了后一办法，把易君留下了。理由是人多不容易掩护，一切都准备停当了，不好再改期。易君留下来，一个人是容易掩护的，只要他好得快，我们在神泉还可以会齐。

就这样，易君是被留下了。老人向铁匠嘱咐，请他照顾，我们便装着盐贩子在大雨中动身。

——我在这儿要插说一句：这位易君是一位二十几岁的青年，身体并不健壮，就在这儿一别之后，我们便没有再见过面了。不知道他的病后来好了没有，也不知道他是不是逃了出来。同在患难中，却把他一个人留下了，这在我自己始终感觉着是一件遗憾。

四

在大雨中走着，大抵是一些山路，有时是沿着一条大的溪涧在走。路上很少行人，偶有擦身过的人，对于我们的容态，似乎也没有什么诧异。从南昌出发以来，跋涉了快两个月，脸色的黧黑大体上是可以充得上老百姓的了。

路上也经过一些村镇，但都不敢停留，只是熬着饥渴赶路。在下午大约两点钟的时候吧，天气晴起来了。我们走到了蜈蚣岭（这是沿途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个地名），是群山中的一座小峰，峰顶有一座神庙，庙门的横额上写着“蜈蚣岭”三个字。

这是很适宜于上《水浒传》的地名，但从这里倒并没有什么剪径的强徒出现，而是有两位乡下的妇女在庙门口摆着簸箕，卖些杂食来揽过路人的。我们买了些芝麻饼来吃了，特别值得感谢的，是有一位卖饼的带了一壶冷茶，我们给她喝得一个精光。

在蜈蚣岭上息了一会脚，庙里也去巡视了一下，规模并不大，供的神像相当多，是些什么神像，已经不记忆了。

接着再往前走，走到五点钟左右，居然到了神泉。不愧是产盐的口岸，人烟稠密，盐田四处都是。脚是已经十分疲劳了，不足十个钟头，算走了一百二十里，是两只脚生下地来的第一次大跃进。

农会主席把我们引着沿着场边向左手转，转到场尽头处靠海的地方。海岸上停着很多渔船。经过大雨冲洗过的海和沙岸，都很沉静，空气中饱和着浓烈的盐腥味。薄黄的夕阳光照在眼前的一切物象上，仿佛还有几分留恋。

老人叫我们分散在渔船间等着，他进场去看情形，并打通关系。本来在几天前他已送有口信来，拜托这儿的一家碗店老板姓陈的[2]，暂时收留我们，他不知道这口信是不是已经带到。

五

老人离开我们有半个钟头光景，他又转来了，脸上呈着欣慰的神色。他又把我们带着，从一条侧巷走进场里去。离场尾不远，就在那侧巷附近，便是陈老板的碗店了。是两座店面夹街对立，靠海一边的门面要小些，专门卖些土缸土钵之类，对街的一座要高大得多，在卖细瓷兼做些杂货生意。

我们被引进靠海的一座，立刻上了楼，安定了下来。老人关照我们，不要轻易下楼，场上有不少的反动派，走漏了风声，陈老板也担戴不起。我们是很听话的，我自己感觉着，这老人的态度，比我幼年时我自己的父亲对待我还要亲切。

陈老板也来和我们打了招呼，他是老人的忘年的好朋友，年纪恐怕要小二十好几岁。他是一位小城市的小商人型，个子很小巧，给人的印象很清晰，显示得他为人精明，但丝毫也不奸猾。他很诚恳地接待着我们，并不感觉到唐突，也没有那种畏首畏尾的神气，怕受什么拖累。他还很客气地说：怕招待不周到，要请原谅。他这倒也并不是俗套的外交辞令，看他的神气，他是说得非常诚恳的。

在这楼上潜伏了一夜，第二天清早，我们又被搬到对街的大店楼上去了。这边的楼房更高大，也更深。前楼是两个套间，大小共有四间房屋，中部夹着一个天井，后面还有一间小楼房，从那儿可以下楼去。在这边住着，不用说是更有可以回旋的余地了。

到了海口，为什么还要在这儿逗留呢？起初有点出人意外，后来才知道，我们要等风。到香港去的船经常是有的，只是一些小帆船，这样的船也就要等风。要吹东南风，才使这船能沿着海边驶往香港。假使风向不好，会把你吹到南洋，吹到琉球，吹到日本，吹到朝鲜。这还算是幸运的，不幸的便只好葬身海底了。在这样原始的情形之下，古时候的人，把飘洋过海当成一件天大的事，是能够理解的。古人的哲学，要人听天安命，也是能够理解的。人是成为了自然界中的一点可怜的浮沤。

天天都坐在楼上等风，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没有什么书可以读，因为言语隔阂，更没有什么话可以谈。外边也没有什么风声，倒也过得无忧无虑，但脑子却不由得不去作种种的想念了。

仅仅十五个月的期间，随着北伐军由广东出发，经过了八省的遍历，现在又差不多孤影悄然地回到了广东。这变化不能说不剧烈。在这期间，自己到底做了些什么呢？当着号筒，所到之处，处处吼破过喉嗓。但那有什么用？

一切的一切都太空洞了。一场大革命，不就好象放了一大串花炮，轰轰烈烈地过了一阵，只剩下满地残红，一片硝烟，散了，也就算了吗？在战场上，死了多少的斗士，在清党时分，牺牲了多少的战友呀！到底留下了些什么呢？毫无疑问地，是留下了一个无用长物的我！一粒鞭炮的残渣，被风卷到这海边上来了，空空洞洞地躺在这儿。我到底还可以做些什么呢？该怎么做？

朋友们的去向，丝毫也不知道。特别是病中的恩来，时常在我脑海中回旋着，我不知道他的病是不是好了，是不是脱了险，顺畅地到达了海陆丰？这要算是不幸，只因偶尔的差池，便和他们离开了。那许许多多精神上的支柱，中国革命的火种！

有这些火种的存在，中国革命的火，依然要燃起来，而且会从地心燃出，而不是在地面上燃鞭炮了。革命是人民的大翻身，人民没有动，革了什么命呢？二千多年来的封建关系丝毫没有动，革了什么命呢？耕者已经有其田了吗？工人的组织不是刚在萌芽中便被摧残了吗？这样怎么能够应付国内的反动派？怎么能够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

是的，种子进了农村！这应该是深入，是进展，而不是失败！然而，我却和这革命的播种队分离了。这在我个人，正应该是生平的一个大失败！要怎样来补偿这个失败，使我自己对于革命，能够多少有点什么贡献呢？……

在神泉天天等风，不由自主地在脑子里总爱想着这些问题。而答案呢？隐讽之间也好象已经有了。在盐酸寮的瓦窑墟，我把什么附身的东西都给丢掉了，只剩下一只红色的头号派克笔。这不是我下意识中的一个很具体的答案吗？

六

天气凉起来了，又住在海边，在瓦窑墟用钱换上的单衫裤不能御寒了，大家又添制了一些。陈老板把他的一件半新旧的洋缎夹衫拿给我，我们要把钱给他，他拒绝接受，还是农会主席的老人解了围。他大概听到安琳和傅君的宣传吧，说我会写字，最好写几张字来送给陈老板留作纪念。这自然是不费力的事，但在神泉要找宣纸，在陈老板却似乎费了大力。

字是写了，写的是些什么，现在已经不记忆了。只是记得当我写字时，陈老板在一旁殷勤称赞，要我写了又写，写了好几张，送给他的亲戚朋友。农会老人的慈和的两眼，也在一旁浮着安慰的微笑，好象在说：他的推荐，是货真价实的一样。其实我的一点毫无功力的字，是值不得那件宝贵的洋缎短夹衫，更值不得他们那样诚实的赞赏的。

字是写了，但没有图章可盖。我的大小图章都完全丢掉了。我更明确记得，我说过这样的话：“将来有机会，我希望重到神泉，到那时再来盖章吧。”——看情形，神泉不久是可以重到了。我如重到神泉，一定要先去访问陈老板，字纸如还在，一定要盖上图章，如是毁了，那我一定要再写。

七

等风足足等了十天，因为不敢进市上去，神泉的市面究竟是怎样，一直不知道。

就在那第十天的晚上，农会主席面有喜色了。他告诉我们：“风向已经转了，东南风。我们明天便上船动身了。”

原来海上的风向一转，同样的风是要连续着刮好几天的，船家趁着这样的机会开船，便可以达到希望的地点。

这晚，陈老板还烧了一大盘红立鱼，添了一壶烧酒，替我们饯行，他预先道了歉，说他明天清早不能送上船，怕被人注意到，回头出岔子。我们都由衷地向他道了谢。十天的掩护是够他提心吊胆的，然而他从不曾吐过一句怨言，露过一丝愠色。谁能说市井里面没有圣贤呢？

第二天一早，我们被引到海边，登上了一只靠在岸边上的船。船并不大，只有两道帆樯。船上的载子是洋桃和罗卜干，大约神泉就是这些货物的产地吧？

我们被安置在船头的尖舱里。另外还有一批逃难的人，其中有几位是从南昌同路来的，有几位是地方干部，他们先上了船，被安顿在腰舱里。在那些舱里是不见天日的，但空气却不嫌不够。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去沧海”[3]，古人所渴想的诗境是具现在眼前来了。是豪情逸致吗？不，一点也不！我自己是连坐轮船都要晕的人，不敢睁着眼睛做梦。

船要开了，但我到这时才知道，农会主席是不和我们同走的。经过了翻译，受到了他的临别赠言：

“大家努力吧，后会有期。我自己是不能离开土地的。我回去料理一下，便要到海陆丰去。”

1948年8月9日写于香港

[1]指陈开仪（1879—1973），广东普宁人。一九二八年曾任普宁县苏维埃政府主席。

[2]指陈少光（1897—1951），字春吉，别号衍瑞，广东普宁人。曾在普宁县神泉镇经营“荣兴”碗铺。一九二五年被选为镇商会主席。

[3]语出李白诗《行路难》第一首：“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