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最初连载于一九三六年七月至一九三七年二月上海《宇宙风》半月刊第二十至三十四期。最初发表时，篇首有《序白》，写于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说明本篇原题《武昌城下》，曾应日本某杂志之约用日文缩写，发表在该刊上。《序白》手迹载于《宇宙风》第二十期扉页，出版单行本时删去，增加《后记》。
小引
在这儿所要叙述的是一九二六年北伐军进攻武昌时的事情。
回顾起来已经六七年了，所有的材料大抵归了消灭，即使还有被保存着的，在我目前的环境之下也搜集不起来。我现在只能够根据着我所参加过的一部分写出，而且是根据着我的日渐稀薄下去的记忆。因此我这篇文章只能够采取回想录的形式，记忆比较明确的地方写得自然会详，记忆比较淡薄的地方写得自然会简略。这样，文章便会流为是断片的，但也只好听其断片。我本也可以加些想象进去，把全部的事件客观化起来，写成一部小说，但那样反会减少事实的真实性，同时是会发生出许多错误的。我将来假如有更适当的环境，能够搜集得丰富的材料——我希望凡是参加过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年的那次革命的人能够提供出些材料来，就象我现在一样写出回想录，便是最好的方法——我到那时候一定可以写出那样的一部小说或者历史。要写出这部著作我觉得我自己是最适当的人：因为从广东到广东的那个巨大的波动，我是整个地参加了的。
这儿要从那年的八月二十四日离开长沙时写起。要从这儿写起的是因为从长沙到武昌在北伐期中是自然成一段落的。在这一段落中我特别要纪念我的一位阵亡了的朋友。这位朋友虽然阵亡了，就和其他在武昌城下阵亡了的将士一样，除少数接近的个人之外，连他的名字都是没人知道的。他的名字我现在要大书特书地写在我这篇回想录里。我相信总不会是象写在水上的一样吧。但这不是说我的文章可以不朽，是说他那不朽的英勇由我这易朽的记忆中离析了出来，让读者替我分担了去，就好象一簇地丁花的种子随着风飞散到人间。
一
政治部到了长沙，驻扎在旧时的省议会。主任邓择生[1]要经常住在总司令部里面参预军事工作，因此政治工作大体上是由我在代理。
八月二十四日的那一天，在准备着第二天办祝捷会，庆祝岳州的克服。在那天晚上要举行提灯行列。下午四点钟光景，大家正忙得来有了一个段落的时候，邓主任突然下了一道命令来，叫把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分为先遣队和留守部，先遣队于当晚八时由长沙车站出发前进，留守部暂时留守在长沙。
从那连工作人员和夫役一道约一千人左右的政治部，分出了三分之一来组成了先遣队，把所当需要的物品通统指配停当了；在六点钟的时候便指定了统率的人把全部的人员领向车站。
我和秘书李德谟[2]也是属于先遣队的。因离开开车还有两个钟头的余暇，便偷了这个余暇到附近的澡堂里去洗澡。在那样三伏天气，到了长沙将近一个礼拜了，我们没有洗过一次澡，自己身上的臭气怎么也不能忍耐了。洗了一个澡真是异常的舒服。走出街头来正打算坐人力车赶到火车站上去，但是人力车夫已经罢了工了。因为已经七点钟，提灯行列开始了，车夫工会的工友都是要参加的。街面上的人也逐渐拥挤了起来，即使有人力车，也到了碍难通行的地步了。到这时只好在街上找了一位向导，拚命地向火车站上跑去。
跑到了火车站门口的时候，俄顾问的翻译纪德甫[3]和几位部员向着我们簇拥上来，异口同声地叫着：
——“啊，你们到那里去了？邓主任在大发雷霆——说要枪毙你们呢！……”
看表也只到七点半钟的光景，离开车的时刻还有半个钟头，这发怒的原因使我一时摸不准确。
纪德甫是要时常跟着俄顾问的，他也常住在总司令部里面。他们——邓主任、俄顾问和他——是七点钟到的车站，看见先遣队的人员都已经上了车，以为我和德谟一定会立刻到的，便把开车的时间提前了半点钟。这个情形我们自然无从知道，而我们在洗澡，他们也无从知道。就这样在时间上便不免稍稍生出了一点龃龉。
勿忙地赶上月台，在昏蒙的电灯光中看见在最后一架车厢的门口立着那位昂藏的邓主任，他的颈子是硬擎着的，头是照常微微偏在右边。
——“到了吗，唉？”他含着怒气的声音远远地在向着我们这一群人发问。
——“到了，到了，”别的人替我们答应着。
接着也就走到了他的面前，把去洗澡和没有人力车的话向他说了一遍。他只是哼了几声，把硬着的颈子微微地点了几下。最后是说出：“好啦，我们开车啦。”
车是普通的三等客车，因为车上的电灯设备被北军破坏了还没有复元，车厢中只点着几盏马灯，光度自然是很暗淡的。俄顾问铁罗尼[4]坐在后面的一个车角上，他看见我们上了车，便跑来拉着了我的手，很亲蔼地用德国话向我叫着：
——“genossen k！wie sind sie?”[5]
我也免不得用我的“不落肯”的德国话来和他说了一些。他们都退到一个车角上去坐下了，我自己觉得很有点没趣，就象做错了什么事的小孩子一样，只好远远地退在另一边的车角上去默坐起来。
不一会火车也就开动了。在昏暗中把驻扎得还不上一个礼拜的长沙留在了我们的后面。
二
车厢中的光景很暗淡，我自己的心境也同样暗淡。夜以继日地工作了好几天，不求有功只想无过地工作了好几天，不想要偷闲去洗个澡，竟闹出了这样大的笨事。洗了澡后的舒服已经被赶向车站时所跑出的汗水冲洗干净了，而在精神上还遭受了一次“枪毙”。一些没趣的只想向自己发怒的简单的念头在脑中回旋着，回旋着，自己不想向别人说话，别人也没有人来向自己说话。
火车跑了大约两个钟头的光景停止着了，已经到了目的地的汨罗。
在昏暗中又下了车，车站的情形是怎样，并且是在那一个方向，都摸不准确。天上没有月光，连星星也都没有一个。主要的几个人借着马灯的光，聚集在一座路旁的坟台上，坟台是石板面就的。在那儿规定了第二天走路的方向，把命令传出去了。当晚就地露营，明天清早六时向目的地出发。
铁道旁边不一会便生起了几堆火来，是准备夜饭的，部队忙着出发，连夜饭都还没有用。
邓主任的怒气似乎还没有解息，他依然没有向我说话。平时他对我比较是开心见肠的人，这回却好象成了木雕的哼将一样。突然的出发究竟为的是什么？岳州已经克服了，火车不日便可以开到岳州，为什么我们要赶着走路？路向又不是沿着铁路而是指向东北，并且也不当大道，连普通的地图上都没有路线。我们最后的目的地究竟是在那儿？我们的使命究竟是什么？……这些他对我全没有说明，也没有对我说明的意思。我觉得他对我没有这样严守秘密的必要。就是在车站上略略误了一下钟点（其实离开车前还有几分钟），也不应该有那样长久不解息的怒气。我自己私自怨艾的念头也掉过来在对着他表示不满了。
胡乱地在露天中用了夜饭，因为天黑，又因为明朝一早便要动身，各人用的行军床都来不及取出。铁罗尼顾问和邓主任和着衣裳便倒在那石板面的坟台上睡了下去。我很惊异，同时也很佩服，怎么在那样硬的地方便可以睡？纪德甫、李德谟和我，在这时从他们的身边走开了，自然是要去找睡觉的地方。我们有不约而同的心事，是想找一个柔软的地方来睡。
一处有深草的地方，上面有几株树子罩着，在马灯光中照明出来，显得异常幽雅。我们便把这儿选定了。德甫把自己背着的雨衣解了下来铺在草上，德谟也从邓主任的护兵手里找了一床广大的龙须草席来铺陈着。我首先向那草席上坐下去，就象是坐上了钢丝床的一样，坐起了一个深窝。不一会大家把图囊来做了枕头，睡下去了。
德甫对于这次出发的动机和目的是很明白的，他睡着把情形告诉了我们。
原来就在那天午后，在总司令部开了一次秘密的军事会议。我们的突然出发，便是在会议上决定的。因为平江、通城方面的第四军接连地得到了决定的胜利，敌人全线总退却，岳州是不攻而下的。敌人最后的殊死战大约是在汀泗桥、贺胜桥一带。这最后的抵抗如被冲破，武昌城便指日可下。但就在这样情势之下，我们在军事上要和吴佩孚争取武昌，而在政治上是要和新附的第八军争取武昌。湖北的政权不好落在唐生智[6]的手里。我们现在所取的路线便是要去抄截唐生智，从弦线上去追踪第四军。因而我们的目的地总是在通城以北，武昌以南。
这样一得到了说明，我才好象见了天日的一样，在这次的出发中顿然感觉了无限的趣味。因为这儿包含着一个赛跑的竞争心，而我们自己是这赛跑的选手。
说了一阵，因为疲倦，又因为草地的软和，不知不觉也就睡熟了。第二天清早由喇叭的声音唤醒起来的时候，睡在地面上的半身衣裳都是湿透了的。草席不用说也和在水里浸过的一样。这个哑谜的解释自然是不用费力的。因为草多的地方，地面太松，由那儿所发的浓重的蒸气，在下半夜退了凉后，通统结成了露水。到这时才明白那本是骑兵将校出身、在革命战役中受过好几次伤的俄顾问，那保定军官学校出身、在第四军做过团长的邓主任，为什么要选择着在坚硬的石板上去睡觉的原故。没有军事经验的人，连睡觉都要迂阔得闹出笑话来。不过还好，从广东出发以来也算经过了一月以上的锻炼，虽然在那夜露里湿睡了一夜，身上却也没有睡出什么毛病。
三
过汨罗江是二十五日的清早。江面并不宽，水也很浅。疑心到屈原何以会在这儿淹死。清早的太阳灿烂地照在江面上，在江岸的浅山中，骑在马上，做出了这样的一首旧诗：
屈子行吟处，今余跨马过；
晨曦映江渚，朝气涤胸科。
揽辔忧天下，投鞭问汨罗：
楚犹有三户，怀石理则那？[7]
政治部从广东出发仅仅备了两匹马，是邓主任和俄顾问的代步。到了长沙又添购了两匹，于是乎我和纪德甫便也有骑马的份了。我骑的是一匹老白马，是从长沙那一座面坊里买来的。那马老先生异常驯善，循规蹈矩地总不肯走前头，只接在别的马屁股上“夫子步亦步，趋亦趋”。但我那时还没把马骑会，就坐在那样的马上，忧的与其是天下，倒宁是马下。我最怕的是那骑兵顾问和团长主任，他们骑的马既比较优秀，而他们一高兴起来总爱放点小跑。这样的情形便逼着我不能不采取人道主义的方向，我的马多是让给别人骑，或者用去驮行李。但是做起诗来，却不免把自己夸张成为了英雄。
渡过汨罗以后的情形便不大记忆了，每天都是在山里面走，走的都是一些很狭隘的小路。特别在入了湖北境界之后，山多是一些童山。路过的村庄都异常凋败。天气热，人多，又没有军队式的组织，行动异常缓慢。就那样在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的三天中，每天都在从新编制先遣队，把赶不上的人和沉重的行李都留在后面，尽能跑路的和比较重要的人挑选着往前走。说也奇怪，我的体力，尤其是脚力，在那时候不知怎的，真是特别的旺盛。我多是跑路，但我每天都在打前站，每到一个站口，总是我先到，便去替大家找宿营和中休的地点，有时还要为大家烧菜煮饭。因为从广东带来的火夫们，扛着几口大铁锅和食具，在汨罗车站出发后的头一天，便已经掉队了。
二十八日的下午四点钟，赶到了离崇阳不远的石城矶，跟上了的只有二三十个人了。一方面在加紧赶路，但另一方面却又踌躇了起来。在山里跑了几天，和左右两翼的军队都没有联络；不知道军事上的情形是怎样了。逐渐和前线接近，几时和敌人偶然相遇都不可测度。天色还早，本来还可以赶路，但就因为这样的形势，我们的领导者邓主任便叫我们暂时在石城矶宿营。他和俄顾问两人骑马赶向崇阳去，待有他的命令来时，我们再定行止。
邓主任和俄顾问骑着马去了。在我的幻想里面，他们两位就象是两名勇敢的斥候。
我们便在石城矶宿营。那是小小的一个村落，只有二十来户人家。村子是东西横亘的，南面流着一条清浅的溪水，人家都面着溪水立在北岸上。我们几个人，德甫、德谟、宣传科的副科长朱代杰[8]和我，住在东头的一家铁匠店里。店里有铁砧和废了的炉灶，看那情形是已经好久没有打铁了。但那村子并没有经过兵火，铁业的废止当然是另有原因。问那店主人，他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但我想到在日本势力支配之下的大冶铁厂是相去不远的，这明白是手工业被机械工业破坏了的一个小小角度里的现象。
铁匠店的第二进有一个小小的横长方形的天井，上面一座敞厅，放着些极旧的桌椅，靠壁有一架颓败的神龛。
我的一位很忠实的勤务兵把我的行军床陈在天井的南沿，和店面紧接着。——说起我那位勤务兵，我现在费了好一阵的追忆才把他的名字记起来了，他名叫薛绍三，是福建人，在韶关的时候便开始跟着我，后来还跟着我到过南昌，足足跟过我一年。从长沙出发赶到这石城矶来的途中，大部分工作人员和夫役都掉了队，连邓主任的几位护兵也一个都没有跟上，他却是始终跟着我的。我的一架行军床和一口小小的镔铁衣箱，找不着夫役的时候，他就自己替我挑。我赶到了石城矶，还得有行军床睡觉，那是应该感谢他的。
行军床面好了，并且是面在屋顶下面的，这是从长沙出发以来的最舒服的一次。吃了夜饭，把应该办的事情了结了，便把疲倦得就和干鱿鱼一样的身子拉直了起来，很深熟地便睡下去了。
四
——“秘书长！秘书长！”
听着有人在叫，朦眬地从深睡里醒了来。
——“秘书长，邓主任有信来了！”是薛绍三的声音。那声音好象是从远处来的。
周围通是黑暗，薛绍三提着一盏昏花的寡黄的马灯立在我的床头。
我一翻身起来，接过了他递给我的一封信。信封面上是邓主任的笔迹，写着投交给我，还带了一笔是信到后交来人脚资二元。
我把信连忙拆开来，借着昏黄的马灯来看时，大意是邓主任和俄顾问在九点钟的时候到了崇阳，在崇阳得到了前线上的消息：我军已过羊楼司，正在跟着敌人穷追。又说他们两人第二天清早一早由崇阳出发，叫我带着纪翻译和李秘书连夜赶上前去。
信看完了，把手表来看时是一点半钟。我问送信来的人，薛绍三又向外面去引了一个人进来。穿的是长衫，手里打着一个圆纱灯，上面有“崇阳县”的几个扁红字。看那情形大约是崇阳县的差人。我看他的衣裳是湿的，同时在天井中也听见有微微的雨声，才知道是在下夜雨。我叫薛绍三把钱给了差人，打发他走了。一面又把同宿的几个人叫醒了起来。
把部事交托给代杰，把自己的行李委任给薛绍三，和德甫、德谟两个人动身的时候已经是两点过钟了。德甫带着两百块钱的现洋，让他坐着轿子——是晚上雇定在那儿的——在前面走着做向导。德谟和我都骑着马。我骑的仍然是那匹极驯善的老白马，走在最后。
夜雨微微地下着，夜景是一团墨黑。唯一的光只是前面走着的轿上所挂着的两盏马灯。马是老马，又是半夜里赶出来走路的，睡眠没有睡足，走得很是不耐烦的光景。它只是把头埋着，一面走，一面向地面上哼着鼻孔。你要把马颈提起来却要费很大的力气，好在慢慢地走也可以跟得上轿子，也就听它去埋头吐气去了。
动身的时候，起初有点兴奋，由屋内的空气转换到露天的雨中的空气里来，睡意是被驱走了。走不一会雨也住了。老马的老汉步却是一服大有效用的催眠药，本来还没睡足的、暂时被驱走了的睡眠，不知几时又飞了转来，袭击着坐在马上的骑士。有时脚擦着岩边或树干，发出些悉率的声音，有时头上挂着树枝，冷的水滴洒在脸上，才突然地惊醒过来；但昏蒙蒙地没几分钟又睡熟了。由人推想到马，想那坐下的马怕有时也是熟睡着的。古人说“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9]，我那时的情形可以说是“睡人骑梦马，夜半赴戎机”。但在事实上倒也并没有什么的危险。马是仍然走着路，人是仍然骑在马上的。那时候的情形大约是潜意识在活动，就和梦游患者在梦中可以行动的一样。所以事实上就真的让盲人骑着瞎马，在月黑的深夜骑到很深的池子边上去，我敢保险，是断不会落进池子里的。以为危险，会落进池子的，只是睁着眼睛的人未曾行过实验的幻想。
在夜里走着的情形自然是很模糊的，但就在天明以后的情形我现在也不记忆了。只记得到了崇阳城内时是早晨八点钟。先是到了邓主任信上所写明着的他们所住宿的旅馆。到了那儿时，他们在清早六点钟的时候已经走了。邓主任还留下了一封信，叫我们向着蒲圻跟踪前进。
用了早饭之后，德甫坐来的轿夫大约是念到了前途的危险，无论怎样都不愿意再走了，只好在崇阳城里另外雇了轿夫，在这儿又很费了些时间。我在那时写了一封信寄给广东的成仿吾，把出发长沙以后的情形告诉了他，信后附带了几行日本文是写给我留在广州的夫人的，这几行信却亏她替我保存着了。我现在把它译录在下边。
二十四日离开长沙；今晨八时顷到达此地。我军以破竹之势进逼武昌，今闻已进展到离武昌城仅中国里百五十里之地，大约在三日内便可以攻进武昌。攻进武昌之后便万事都顺利了。
祝你的健康，并祝孩子们的健康。
我是异常的顽健，连自己都出乎意外。
××，二十九日。
五
崇阳城内的市面并没有什么骚扰，城里没有北军的痕迹，也还没有什么革命军的痕迹：因为由通城进攻的第四军直趋羊楼司，没有经过崇阳。我们从长沙动身所采取的路向不用说是走了好些枉路。我们假如先朝羊楼司走，那定然是早把第四军赶上了的。
由崇阳向蒲圻的道路是平坦的大路，此后的进行可以无须乎用向导了。路因夜来的雨很滑，德甫的轿子走得很慢，我们便各自骑着马向前头走去。在途中的一个大站口上，大约就是地图上的“洪上”，把马休息着等待德甫，聚齐了，吃了一顿中饭又走。
天气异常炎热，坐在马上总是想睡。路过着有树阴的青草平地时，特别有一种很难克服的诱惑，总要使你想跨下马去，倒在草茵上，睡他一个酣足。有时竟直在马上便昼寝起来——在马上昼寝，这个情形，在没有经验的人或许会以为是夸张，但其实这是极寻常的事。有些人闹着神经性的失眠症，以晚上不能睡觉为苦，甚且有因此而自杀的。那种人我劝他去从军或者做苦工，把闲着的筋肉充分地劳瘁一下，他会弄到要想不睡都不能够不睡的那种地步。
沿途风物都呈着太平无事的景象，在路上走着的农人和行商，都象不知道在邻近的县分上有过、并且有着剧烈的战事的光景。因此走了半天倒也没有什么特别留在记忆里的东西。
走到了天色渐渐向晚的时候，路上的行人渐渐的稀少了；直到后来在昏黄中只剩着德谟和我，和我们所骑着的两匹马。马走了一天半夜自然也是疲倦了，它们却又知道我们是不会骑的，走到一段田陇上的时候竟至立着不动。没有办法只得都下马来牵着马走。在那田畴中走着，周围的浅山由深蓝的颜色逐渐转化成黑影，灰色的暮气连把自己的情趣都灰色化了。突然生出由广东出发后从来不曾起过的一种恐怖的念头——在那些浅山里面万一有从战线上溃逃了下来的北兵藏着，乘着这昏黑向我们一冲下来；再不然会有什么大股的强盗来趁火打劫？……这种无谓的忧虑执拗地来纠缠着。
德谟也是有点神经质的人，大约也是我的忧虑无形地传染了他：素来是少说话的他愈见沉默着，黑着一个面孔，就和那薄暗中的山影一样。
好容易走到了一个村庄，问起路来，据说离蒲圻还有五里路远。我打算走一段黑路，一直赶到蒲圻，在蒲圻或许可以和邓主任们相会。征求德谟的同意，他黑着一个面孔不置可否。但是要走也还须得等待着德甫一道，我们穿过了村庄，在北头上的一个土地庙前休息着。等了将近半个钟头，两个人交替着跑到村的南头上去望，总不见德甫的轿子来。天色已经完全入了夜景，又微微地下起雨来了。路是完全看不见的。到了这时候只好决心到村上去找个宿处。
拉着马又折进村去，扣了好几家的门都没有回应。有些人家里面有湖南兵的声音，在那儿喝酒。那些自然是第八军的兵士，不知道是几时进了村的。我们在外面打门，他们也一样的不理。最后到村南尽头处的一家门上扣门。里面是漆黑的，起初仍然没有人回应。我们在外边叫着说：
——“我们是南军的官长，只求借宿一夜，决不扰害你们，你们放心把门打开。”
几次放大声音在门外恳求，里面最后公然点起了亮来。有人的声息，并且有出来开门的神气。想那里面的主人大约是听明了我们说是官长，又听见我们的声音也还不甚粗暴，证明了我们的确是官长一类的人。或许也怕是我们那两匹马不耐烦地哼着鼻子，蹴着脚的声音替我们作了证明的。大门结局是开了。一位五十来往的男子点着一盏菜油灯应接我们。我们又把来意说了一遍，他很殷勤地把我们招待进去。我们问他系马的地方，他尤其高兴。他说他家里有马房；接着又把两匹马引进他的马房去了。
房主人看见了我们并不粗暴，他愈见安心起来了。他把我们欢迎着，好象有些得意的神气。屋里很热，蚊子又异常的多，我们劝他把大门打开；他在敞厅正中的土面上烧起了柴火来熏蚊子。
我们还没有吃夜饭，他出门去替我们买了几升米来。他自己有些子鸡，便替我们杀了两只，很殷勤地在厨下准备着；又替我们烧了些水来洗脚。
我们坐在大门口等待着德甫，又等了半个钟头的光景，仍然不见到来。我刚才替自己怀着的忧虑又为他唤醒起来了。他的身上是带着我们的盘费的，那两名轿夫不会图财害命吗？天色已经黑了，轿夫是两名，他是一个人，两个人要结果他，那不是很容易的吗？这比溃兵和强盗的想法更近情理。我对德谟说着，他也是在作同样的想法。
——“假如是那样，我们真是害了他呢，我们不应该把钱让他一个人带着。”我这样说。
——“不过他是有枪的，”德谟说，“那两名轿夫或许不敢动手。”
——“近在身旁的敌人，有枪也是不行的。”
两人正在谈说着的时候，远处有光亮现出，向着村上走来。唯一的希望发生了，希望那就是德甫轿上的马灯。
我们走向村外去迎接，灯光渐渐近了。
——“是纪德甫吗？”我们叫着。
——“是的。”
那含蓄着欢喜的回应所唤起来的自然是同样的欢喜。
六
轿子到了店门口，德甫拿着一枝开了盒的驳壳枪走下了轿来。
看着他拿着枪的情形，我和德谟相向着笑了一下。
——“我们以为你在路上遇了什么事情呢，等了你一点半钟了。”我对着德甫说。
——“两位轿夫走得太慢。他们说蒲圻在开火，死不肯走快。今晚如在这儿赶不上你们，我还要逼着他们赶到蒲圻的。”德甫说。
——“我也本来是想赶到蒲圻的，因为没有马灯。”
——“那么好了，现在有马灯来了，我们赶到蒲圻去。”
——“好的，好的，”好一会沉默着不肯说话的德谟赞成着，“我们吃了饭就动身。”
德甫也是没有用夜饭的，我们便走进店去。两位轿夫吐着很多的怨言，把轿里的行李搬了出来，又走出去了。我叫店主人也替他们预备饭食。
不一会我们开起饭来，店主人另外开了一桌饭出去招呼两位轿夫的时候，那两位胆怯的夫子已经逃得来没有踪影了。
——“糟糕！”纪德甫叫着，“那两位家伙早就是想跑的，他们在路上已经把轿钱通统要去了。”
这样一来，我们要在当夜动身的计划便很难实现了。店主人也殷勤地留着我们，说路烂很难走，叫我们第二天清早一早动身。我们便决定了在他的家中过宿。
那房子是一列三间的建筑，前后有两栋。第一栋接着街面，中间是一个敞厅，前面接着店门，后面接着一个横的长方形的天井，左右是铺面。那主人有三个小儿女睡在右手一间的地阵板[10]上，藏在乌黑的被条下面，自从我们进了他们的家，都骇得不敢出来。左手的铺面是空着的，店主人叫我们在那儿下榻，说那里面有床，也还有擀面台。
天井的两侧有过道连接着前后两栋，第二栋的正中是堂屋，靠壁陈列着神龛。但奇妙的是在那堂屋的天井边上塑着一个一连有三口锅的长灶头。左右有耳房，右边的耳房便是马房，左边是关着的，想来怕是面房了。
由那房子的结构看来，那家主人在前怕也是一座大家，后来零落了才开始了开面坊而兼带面馆的生意的。堂屋上的灶头一定是后来塑上去的。马房我进去看过，那从前应该是有地板的房间已经成了土面。马是只有我们自己的两匹。据那店主人说，他家中在年内接连出了两次丧事，死了他的母亲和他的妻室，他的马就为经营丧葬卖去了。面坊的生意是停了业的。这位主人又算是经受了第二次的零落，他的前途是只有把剩下的房廊卖掉，成为流氓无产者了。
湖北的天气夜里就到九点钟过后都还不能退凉，又加以在敞厅中烧着火熏蚊子，热得来很令人难耐。德谟跑到门外去，在石面的阶沿上睡下了。我和德甫走进左侧的铺面去。那儿前后有两间房间，前面是纯粹的铺面，在柜台背后靠壁陈着一张很宽大的擀面台，德甫和着衣裳便倒在上面睡下了。我自己又走到那后面的一间小房间里去，那儿放着一架大花格床，照那色彩和褪了金箔的一些赭色的雕刻看来，怕是那店主人的母亲或者祖母结婚时的嫁奁。后手一只角上放着一张方桌，桌上放着一座纸扎的灵堂，那当然是店主人的母亲和妻室死时用过的。那在丧事过后是应该烧毁的东西，而店主人还珍重地保存着，足见他真是穷得有点程度，他似乎是想留来在自己的丧事时使用的一样。桌下放着一架铁火盆。房间怕有两三个月没有人住宿过，也没有人打扫过，灰尘真是“山积”着的。
床上只是平坦的木板，上面没有草，也没有草席。我自己决定就在这儿睡下。把纪德甫的雨衣取了来铺在床上，把马灯吹熄，我也就睡下去了。
突然之间醒了转来，我以为是天亮了，但周围是一片墨黑。把火柴擦燃照看手表时，才十一点过钟，睡了还不上两个钟头。自己还在诧异这突然的睡醒时，颈子上异常的作痒，同时全身都象在发烧的一样。房里的空气闷热得难耐，便索性起床把马灯点燃，想到房外去另外找一个地方来睡。
我把面在床上的雨衣揭起来了，奇异的是床板的木面就象在移动的二样。我起初怀疑是我自己的眼睛发花，待我再过细看时，这第二次受的一惊比我疑床板的移动还要厉害。真正是见所未见的一个奇景——一床板上都是浮动着的臭虫！那臭虫的大众真好象是战场上的千军万马，我是睡在那儿就和闯入了小人国的葛理维[11]一样，足足被它们攻击了两个钟头。把我从深熟的睡眠中攻醒了的，就是这臭虫大军。这场仇恨不能不报。我穿着胶皮鞋愤恨地踏上床去，便把那千军万马的臭虫阵践踏了起来。我算是打倒了一个臭虫帝国。同时又感觉着自己的身上还有敌人驰骋着，便提着马灯，抱着雨衣，跑出了敞厅来。
敞厅上烧着熏蚊子的柴火还没有灭尽，把火拨活起来，把自己身上穿的军服和衬衫脱下在火上拌抖。抖下的臭虫丝毫也不夸张地是“势如雨下”。它们受着了炮烙之刑，发出了浓烈的异样的奇臭。
身上的臭虫大约也扫荡干净了，时间还早，便在敞厅上的一个杨妃椅上又胡乱地睡下去了。
七
店主人起得很早。他替我们把早饭弄好，让我们起来吃了之后，也才六点钟的光景。
要准备动身了，到马房去辔马。我那匹老白马睡在地面上很不容易拉起来，两只眼睛角上也流着眼泪，看那情形它实在是疲倦得不能再走路了。没有马夫跟着的马是很大的麻烦，在自己的饮食起居都顾不周到的时候，对于马的饮食起居却不能不加意地照顾。鞍鞯要自己辔，马到疲倦了的时候得自己牵，那马老先生的用处在我已是消灭了的。我便索性又讲了点子马道主义，把马寄放在面房老板那儿。我留了一封信给政治部后来的人，让他们过身时把马收下。在我的想法是，那经营面坊的主人是把自己的马卖掉了的，那匹老白马他或许会藏匿起来不肯交出，但就那样也乐得做了一番顺水人情。老板或许也可以把面坊恢复起来。本来是在面坊里住惯了的老马又落到面坊里，也算得是适材适所。不过那匹马，后来仍然是拉到了武昌，也见得那面坊主人真是忠厚。可惜他的姓名我忘记了，他住的那村落的名称我也不记得。
夜间住了的雨，清早又微微地下过一会。在赴蒲圻的途中，臭虫的悲喜剧还闹了一幕小小的余波。驮着硬洋的纪德甫骑着唯一的一匹青马，我和李德谟在路上跟着走。德甫把他的雨衣披着，走不一会他叫起来了。他在自己的颈子上抓下了好几个臭虫来。那自然是昨晚的臭虫潜藏在衣缝深处，在火上没有抖落干净的。惹得德甫在路上又把全身的衣裳脱了下来清扫了一遍。我自己的颈子上也有点罗唣，原来是昨晚在床上放过一下的军帽里面，在那皮沿的内部也藏蓄了好些余孽。
走到八点钟的时候快到蒲圻车站了，愈和前线接近，空气便愈觉得紧张。沿途遇着的都是士兵，从他们口中探听得不少的前线上的消息。据他们说来，汀泗桥的战事是昨晚结束了的，现刻怕在咸宁一带开火。总司令部的火车昨夜已经开到了蒲圻。
在离蒲圻车站不远的地方有一道小河，渡过河便是往咸宁的捷道，有好多往前线去的兵士都是从那儿渡河的。德谟和德甫主张渡河走去，我是主张到蒲圻车站去把择生的消息探听明白了再定走法。他们不肯听我的话，我同他们也就分了手，约定在咸宁聚齐。
我一个人走到车站上去，总司令部的车的确是停在那儿的。我走到那主脑部的车厢去，刚好走到车门口，遇着白崇禧[12]从车里走出。他那时是代行着参谋总长的职务的。他看见了我却是先开了口：
——“哦，k先生（他对我照例是这样的称呼），你也赶到了这儿！”
我问他：“择生是不是在车上？”
他说：“择生是昨晚到的，我们的车子是夜里到的，他到车上来开过会。今早一早他又赶到前线上去了。现在怕在咸宁和贺胜桥一带开火，陆续有伤兵送转来。我们的兵站部准备得太不周到，伤兵拿着没办法。我们这火车是要立刻载着伤兵开回岳州的。”他又问我：“是不是要去见总司令？”
我答应他：“我是要赶到前线上去的，去追赶择生。”
——“那吗你最好是乘火车，停不一会有火车要开到咸宁。”
刚好说了几句话，月台有哨子的声音，开回岳州的火车开动起来。我去找着了站长，问明了开往咸宁的车子是第八军的军用车，还要等一两个钟头才能开，因为军火还没有载好。
乘着还有一些时间，我便在车站上巡视了一下，还有好些没有搭上火车的伤兵被留在车站上，有的把手掌打穿了，有的把脚打断了，有的是头上受了伤已经失掉了意识，呻吟的声音异常的凄楚。有很浓厚的硝烟气和石炭酸水气。但是却没见有人吐出怨言，大约也是因为打了胜仗的原故。一切的情形都很杂乱，而在杂乱上是带着了一层欣喜的彩色。
巡视了一会，我又走去找着站长，叫他替我在车上找一个座位。他说他自己不能够作主，把我引去找着了一位第八军的营长。那营长很矮小，立在月台上在督促着装载军装包子，是新制的革命军的军服和军帽：因为新附的湖南兵大多数还穿着从前的军装。
我对那营长说：我是总政治部里的人，要赶到前线上去，要搭他们的车子。
那营长带着一个很冷淡的态度，把我的身子上下估量了一下，他没有说可，也没有说不可，只是对着站长说：“车子怕不够啦，只空着两个车厢了，连我自己怕都是找不着座位的。”
我看他是把我看得很下贱，以为顶高不过是一名准尉司书。那也是难怪的。因为我身上穿的是一套蓝布的军装，自从由长沙出发以后在山里跑了几天，已经肮脏得很有点程度；脚上一双烂草鞋套在一双绿色帆布胶皮鞋上，两脚都已经被泥浆紧了。
我听到他那样的口气，也没有管他，自己跑上最末尾的一个空着的铁皮车里去了。等到军装包子装到这架空车来的时候，我在车上也很卖了一些气力，替他们搬运。包子高齐车顶地装满了半车，算也装完了。那营长和他的属员们最后也上了车来，他对我倒也没有干涉，我自己也就厚起铁脸皮在车底的铁皮上坐下了。
八
其实我是太客气了。在快要开车的时候从月台上涌进了好些人来，大抵是第四军落了伍的夫役。营长的手下人不要他们上车，但也没法禁止。那些夫役多是广东人，高声地反问着：
——“吊那妈，耐牟害[13]革命军？耐害反革命的北洋军？……”
空着的半个车厢已经挤满了，车子开动了起来，月台上还有好些人没有挤上。
挤上来的人里面有一位是第四军的政治工作人员，本是广东大学的学生，他把我认出了。他仍然把我叫着“k院长”[14]。他说他是在平江得了病，送回了长沙，现在病好了，要赶到前线上去。他虽然穿的是同样的蓝布军服，但比较整齐洁净，没有象我身上的那样狼藉。看那情形，他自然是搭着昨晚的总司令部的火车赶来的。他背着一条毛毡和一顶第四军的特征的铜鼓帽。他看我坐在铁皮的车底上，便把自己的毛毡解开来叠着，请我坐，我却不过他的厚意，便拉长起来让他和我并坐。
我们的坐处是向着铁皮车的东侧的门道的，和那位营长阁下相隔不远。那位阁下大约是看明白了我比司书的地位要高得一点，他在打开烟匣要吸烟的时候，公然敬了我一枝香烟。后来，在九月间，刘佐龙[15]在汉口举行军长就职典礼时，我代表着总政治部出席。在行礼毕后的茶点席上我也还看见过这位营长。他的席次和我离开得很远，他公然走到我面前来特别和我打招呼，就好象我们是十年前的旧交一样。可是那营长的尊姓大名我一直没有攀问过，我揣想他现在怕已经升成了军长了吧？
车内和车外的情形都是很杂乱的，但是，是有光辉的杂乱。一切都好象是浮在了战胜的荣光里。铁道两旁和离铁道稍远的路上，都象潮水一样，涌着本军的队伍。
由于夜间和早晨的微雨，空气是很湿润的，一受着向午的太阳的熏蒸，倍感着燠热。战死了的北洋军队没有收尸，狼藉在铁道沿线的两侧；死后仅仅十几个钟头，已经腐化着，发出异样的奇臭。汀泗桥是最有名的激战地，在那儿附近的两侧的湖沼里面浮着无数的死尸，有的仰着，有的伏着，有的侧着。（在战事告了结束之后，听说从那儿水底捞出了不少的枪械。）那儿的尸臭尤其厉害。
过汀泗桥不远，在东侧的一段疏林里面，有三个裸体的绑在树上的死尸，通是跪着的，一个特别肥，身体异常的皙白而丰满，头是垂着的，嘴上有长长的八字胡须。在当着心窝的地方有一个拇指大的枪眼，从那儿流出的血液在白皙的肚子上画着一条含着润意的黑线。颈背后插得有一道纸扎的箭标，写着“正法旅长一名×××”。人的名字没有看得清楚。余外的两名死尸也没有看得清楚，火车已经跑过了。那三名军官是由吴佩孚正法了的，吴佩孚亲自到汀泗桥来督战，无如战线仍然溃败了。但可佩服的毕竟是大帅，连他自己都要忙着逃命的时候，他却有那样的闲情来明正典刑。
过了那带疏林，在东侧的湖沼的彼岸，看见纪德甫和李德谟两个人牵着那匹青马，夹在队伍中间走着。他们比我先走得两点多钟，但是瞬息之间火车便已经把他们赶过了。这个比赛恰是我们从汨罗跑路赶到蒲圻来的一个缩影，在山路上跑了五天多，别人的火车只跑了五个钟头。
快到咸宁车站时，在一处空地上看见了邓主任和俄顾问骑的马，又看见了邓主任的一位马弁。那是留在长沙总司令部行营里的人，乘着昨晚的火车赶来了的。我高兴得很，以为这一次终竟把择生赶上了。在咸宁下了车，我便向那马弁和马的所在处跑去。
那马弁远远地看见了我，就象迷了路的小儿看见了娘的一样，欢喜得快要流出眼泪的样子。他告诉我，他是在蒲圻车站上碰着邓主任的，早晨跟着赶到了咸宁来。主任到城内第四军军部里去了，叫他带着马在车站上等着，一直等了两三个钟头都不见来。他自己还没有吃早饭，肚子又饿，又没有一个钱。
我把了钱给他，车站上已经有些卖小食的，便叫他去吃。车站外面的壁上四处都是用粉笔写的留白，是某某团部、某某营部，或某某政治部叫所属的人员在某处集合或者前进。我在进口处的壁上找着了一段空隙，便也用粉笔给纪德甫、李德谟两个人题了壁报。叫他们在车站上等着；我自己便去找第四军军部。
咸宁车站和县城是有池水隔着的。池子中间有一条路，拥挤得不堪。另外又有些渡船在补济着交通，那些船怕是临时拉来使用的。我跳上了一只渡船渡进城去，问到了第四军军部。但到了那儿时，那儿的留守部队正待要出发。据说军部的主要人们都已经前进了，邓主任也跟着前进了，出发后已经有两点钟的光景。
就这样，这一次的追赶又扑了空。我本想跟着第四军军部的留守部队前进，但有德谟和德甫没有跟上，又怕他们在车站上死等，不得已又一个人折回车站去。
九
在车站上遇着了德甫和德谟。两个人都走得很疲乏，德谟尤其带着十分怨望的面孔，就象是我叫他们去吃了苦的一样。他们说路是怎样的泥泞，人是怎样的拥挤，空气是怎样的奇臭。特别是还要服伺着一匹马。但这是不能由我负责的；要走那一截路原是出于他们的本意。不过我到了后来，就是在我写着这篇回想录的现在，都觉得有点失悔，失悔我自己没有去涉历过那一段路。在火车中坐着虽是舒服，但是那有名的汀泗桥的战场的情景在我是很模糊的。
咸宁以上还没有通车。前线在贺胜桥作战，战事还没有结束。铁路上敌人所埋下的地雷也还没有扫清。时而有从路线上抬转来的工人，是因为误踏了地雷受了伤的。赶上前线的队伍大都避开了铁路轨道，拣着小路在走。但是沿着铁路轨道走的人也还是不少：因为路平坦好走，而且比小路捷近。德甫和德谟上过走小路的当，我们便决定冒险沿着铁路轨道走去。马是不能骑的，一匹青马也只好交给邓主任的马弁看管着，叫他在咸宁等候后来的部队。
三个人互相隔着五尺远的光景，在铁路沿线上走，起初是很小心的，路轨中间有石子面的部分自然不敢走，就在所走着的土面上只要稍微有些隆起或新异的地方便要停着脚。但是走过咸宁车站，过了一两道小桥之后，觉得路轨上并没有什么变异，也就渐渐地胆大了起来，放着脚步不断地追赶过在我们前头走着的人。
沿路两旁都有北军遗弃了的物品，刺刀、马刀、军服、军帽、子弹带、手榴弹、下了机关的步枪、人的尸首、马的尸首。那些尸首还没有腐化，象汀泗桥一带那样的奇臭还没有。
在路上赶过了不少的人，在一处山凹处看见了一处地雷爆发过的地方，地上溅的血还是鲜红的，没有凝集。血迹在地面上滴了一截路，又折向小路上去了。又在一处看见铁路上在微微地冒着烟，当心地走上前去看时，看见了一根枕木在燃，不知道是怎样地燃起来了。我便洒了一番尿在那上面，把火浇熄了。
被我们赶过了的人中有两位是我们认识的人，便是李汉俊和詹大悲[16]。他们和我是在长沙相识的。大悲穿着一件白色汗衣，打着一把洋伞，脚上是一双泥浆了的哔叽鞋，走路的神情很有点狼狈。汉俊比他要好得一些，但颇有点滑稽的风味：他穿的是在长沙买的一件不甚合身的军服，戴着一顶军帽，手里也撑着一把洋伞。两个人的优养惯了的白嫩的脸和手都已经烘成桃红色了。
和他们擦身过的时候，问他们遇着过择生没有，他们说在蒲圻遇着过，以后便一直分了手。看那光景他们也是昨晚由长沙乘着总司令部的火车到达蒲圻，再由蒲圻一直走路赶上来的。
就这样一直赶到向晚的时候，快要到贺胜桥了。在澄清的空气中，隔着山还听见前面有机关枪的声音。我们踊跃了起来，以为这一次总可以赶到最前线了。但到我们赶到了贺胜桥的时候，战事已经结束了。天色黑了下来，有很多的部队在离市街不远的一个村落里宿营，四处都起着营火。我们去问了好几处，问第四军的司令部，有的说是前进了，有的说是扎在贺胜桥的街上，完全得不到要领。
在咸宁的时候，因为城内的饮食店都把食料卖尽了，我是只在街头买过一些豆腐干来当了午饭吃的。德甫和德谟也只在咸宁车站上吃了一些粉条。三个人没吃中饭地跑了一天，肚子都饿得来不能忍耐了。又是星月都没有的黑夜，要赶路也没有办法，只得到一家农家里去歇脚，托那儿的主人替我们准备一些夜饭。
正在吃夜饭的时候，詹大悲和李汉俊两人也赶上来了。不约而同地也落到我们停留着的农家里。他们是带有一位下人，一来便闯进了那农家的内室，把那家人的寝室占领了。那下人回头又拿了一个空菜匣来，把我们弄好了的饭打了一匣去。我到饭用完后走进那寝室里面去看过他们，他们也正在吃饭，菜匣里面带着不少的干粮。我心里感觉着不大愉快：他们既有那样多的好菜，为甚么看见我们在吃白眼饭的时候不分出一点给我们，要把饭拿到这儿来藏着吃？为着那样小小的事情怀着大大的不平，自己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笑，觉得真是孩子气，但当时的实感是那样，我无须乎掩饰。
睡的时候，德甫从农场上拉了两把稻草来，铺在门道外边的一个角落里，蜷曲着便睡下去了。门道内的小小的堂屋里，有一架炕床靠着正中的土壁，德谟便在那上面打横了起来。我自己取下了一扇门来，和炕床平行着，放在两个短竹凳上，那便成了我自己的卧榻。疲倦得不堪的人，一睡下去便睡熟了。大约是在熟睡中略略翻了一下身，我和门扇便一同倒在地上，发出了蛮大的响声。我自己被惊醒了，连睡在炕床上的德谟也被惊醒了，他模糊地问了我一声：“炸弹？”
我倒下地时，右脚的小趾碰在了方桌的脚棱上，起初麻木着没有感觉着什么，待把两个短竹凳移开，就尽那门扇陈在地面再把身子睡下去时，小趾疼痛了起来；把火柴擦燃来看时，已经起了一个很大的血泡。
一〇
第二天是八月三十一日，又是一清早起来赶路，连早饭也都没有吃。这一天关于沿途的记忆丝毫也没有，大约是因为始终都在铁路沿线上跑，所接触的情景和前一天的没有变化的原故。现在所记得的只是自己担心着怕不能走路的脚，在路上跑着却也没有怎样吃苦。
在傍晚时分跑到了离武昌城仅仅有十五里路远的纸坊。听说第四军的军部是扎在纸坊车站上的，跑到车站上去问，又已经前进了。据留守的人说：“怕现刻已经进了武昌。”
听着这样的消息应该是喜欢，但在我自己却把赶路的兴会失掉了。每天在路上跑的目的是希望早一刻跑上最前线去参加实际的作战，但是从汨罗跑到纸坊来，足足跑了一个礼拜，才不外乎是和从前上京求名的“风餐露宿、星夜登程”的举子一样。德谟和德甫两人也和我抱着同样的感觉，我们决定当晚就在纸坊过夜，等明天清早起来再走。
留守处的人叫我们到车站对面的站长住宅里去，说那儿有空着的房间。我们找了两升米，便拿过站长住宅去。那儿有一个花园，花园中一带房廊东头的确有一间空房，陈着三尊大床也都是空着的。房间的东南两面有临着花园的回廊，回廊边上围绕着栏杆。我们到橱里去找着了一个小火炉和沙锅，拿到回廊上来准备熬点稀饭。同时德甫在园子外又找了些蔬菜来，准备一同煮在那稀饭里面，沙锅的容量颇大，我们尽量地煮着，打算把第二天清早的早粥都一同煮好。跑了一天没有吃饭，肚子饿得异常，闻着稀饭的香气真是有一种说不出的诱惑。
稀饭让德甫和德谟两人熬着，我一个又到车站上去打听前方的消息。刚走过车站去便下起了倾盆的大雨来，露天中的杂色队伍都涌进车站来躲避，挤得来真是和新开封的火柴匣一样。就这样暂时把我阻止着了。前方的消息是很模糊的，军用电话似乎受了雨的影响，也打不通。我等雨住了又折回住宅去，看见那儿的回廊上已经纵横地睡着了无数的人。走进房里去，看见德甫和德谟两人睡在近门的一尊床上，里面靠壁的一尊上睡着李汉俊和詹大悲，另一尊上陈着他们被雨打湿的行李。地板上也睡着好几个人。原来詹、李两人也同落在这儿，他们在中途雇了轿子坐来，在路上是淋了雨的。
我问到稀饭上来。
德谟睡在床上说：“我们弄好了，等你不来，正在吃的时候他们来了。他们也来吃，连轿夫也来吃。他们说他们有米带着，吃了再煮，一锅饭立地便吃干净了，连我们也都只吃得一碗。”
我问：“再煮的稀饭在那儿呢？”
没有人回话。
汉俊在床上叫着他们的下人：“你煮的稀饭呢？”
——“我们马马虎虎地可以过去，没有煮啦。”睡在地板上的他们的用人回答着。
——“糟糕！”我一肚子的饥火化成了一腔的怒火，很难遏抑地想痛骂出来。但只客气着又连说了一声“糟糕！”
——“不要紧的，”詹大悲在床上安慰着我，“明天进武昌城去，我请你们吃大餐。”
——“哼，”我冷笑着，“你担心吃铅弹。”
我对于詹大悲，特别地感觉着一种先天的不满意。我在肚子里面骂了他好几声的“臭官僚”，“投机派”。我知道湖北省政府委员会里面，是有他的名字的，他这一两天来赶路的热心不外是去抢官做而已。“哼，哼，”我自己冷笑着，“国民革命！不外是让几位投机的烂绅士做做新官僚罢了！”——心里尽管怀着怒气，但也没有说出口来。
床上已经没有地方可睡了，地板上也被泥浆的脚践踏得没有睡下去的勇气。我索性负着气从房里跑出来，拣着东面的回廊上空着的地方，和着衣裳睡了下去。睡着和自己肚子里的饥饿交战，起初很不容易煎熬，但隔不一会也什么都不在意识里了。
一一
九月一号的清早又由纸坊向着武昌城出发。早饭是不用说的，连可以充口腹的零碎的什么物什都买不到。
在路上走不好一会，看见田畴间的一段高地上有一座庙宇。我们便避开大路向那庙宇走去，想在那儿找点食物。汉俊也跟着了我们来，詹大悲坐着轿子竟自往前头去了。庙宇的名字我不记得了，走到那儿时才是荒废了的一座，连乞丐的影子都没有一个。
汉俊说：“还是熬着一下，我们赶进武昌城去开早饭啦。”
他说着又独自从田塍上走回大路去了。
我们仍然在山地上走，看见前面不远处有一些人家，我们便向那儿走去。
那儿是小小的一个村落，有好些农家的儿童们站在村外看铁路沿线上过兵，他们非常高兴。他们看见了我们走近身去也毫不畏惧，有的反向着我们走来，问我们要空弹壳。
走进村里去，走向一家起着炊烟的门首，说明了我们要买点食物吃，那家的主人非常的欢迎，请我们进门去。通过小小的厅堂，在厅堂后面的厨房里一张靠壁的方桌上坐下。方桌正对着一道后门。门外是一片敞场。厨房的另一边是一个长灶头，正在煮着豆浆。原来那家人家是做豆腐生意的。据说平时是送进武昌城里去卖，自战事发生以来已经有好几天没做生意，今天因为“南军”胜利了，他们又才开起火来，准备午饭时挑进武昌城去。
村上的人，看见我们到了，便有好些人围集了来，探听军事上的消息。我们根据着数日来的长驱直入，满相信着先头部队是已经进了武昌。村上的人的相信比我们还要坚决。他们说，昨天下午三点钟吴佩孚、陈嘉谟[17]坐着的火车跑过。接着便是崩溃下来的北兵，接着便是追赶上来的南军，和吴佩孚的火车相隔得只有两三个钟头。以后便一直连夜连晚都在过兵，过到了现在还没有过完。村里人就象自己打了胜仗的一样，非常高兴。他们都称我们是“南军”，有的还在“南军”上加上“我们”两个字。他们说：“我们南军怕有好几百万人马啦。”
主人把煮熟了的豆浆和现成的饭、现成的豆腐干来犒享我们。我们一面吃着，一面和他们谈笑。说也奇怪，我们也并没有向他们宣传，事前也不会有人向他们宣传过，他们总口口声声地说：“南军是搭救我们老百姓的，南军胜利了，我们老百姓就有出路了。”受着老百姓这样期待的“南军”自然会打胜仗；但是打了胜仗后的老百姓的出路呢？
突然在后门的敞场上有喧哗的声音起来：“把他捉着！……把他狗娘的打死！……把他吊起来！……”大家涌到后门外去看时，一群村上的人在敞场边上一排杨柳树列下围集着，又在嚷，又在打。我们也走上前去看时，原来他们是捉着了一位改了装的北兵。
那北兵被众人揪打着，口口声声地说：“咱不是北兵，咱是南边人。”但他一口的北方音怎么也不能改变。
——“你这北方拐子！你还在扯谎！你这狗娘养的！——你昨天清早偷了我的鸡。——你这身上的衣裳是偷来的。——打！把他打死！……”
有用拳头的，有用脚蹴的，把那北兵的鼻血打出来了，哀号了起来。
我们把下手的人制止着了，叫大家把那北兵解开。我们对大家说，那位北兵也是我们的兄弟，是我们中国的老百姓。他也是被逼得没有出路才来当兵的。他从前就做了些不好的事情，也不是他一个人不好，是他们的官长不好。又对他们说，南军里面也有北边人，北军里面也有南边人，并不是南边人就好，北边人就不好。德甫是山东人，在这儿他自然提出了一个现身说法的实证。
大家都了解了我们的意思，把敌忾和缓了下来。那位北兵欢喜得流着眼泪，一翻身便向我们磕了几个响头。他回答着我们的诘问，说他是河南人，他是参加过南口战事的，从河南调到南口，又从南口调到湖北，他们的军队有两个月没有发饷。
——“你现在要往那儿去？”我问他。
——“咱要回家乡去啦，副爷。”
——“你可有路费吗？”
——“连一个铜板也没啦，副爷。”
我们把了几块钱现洋给他，他接到手里便扑东一声又在地下磕起响头来，向着我们三个人每人磕了一个头。
——“三位青天大老爷，三位救命的活菩萨！咱要赌咒，咱一辈子不再当兵了。”
那人起来向着大家打拱；很狼狈地走了。有的人在他的背后叫着：“老乡，你回去传传名啦，看我们南军的官长是怎样有良心。”
那人把头点着，没有掉过身来。
把剩下的饭吃着，豆腐店的主人对我们说：
——“南军的官长，你老不要着急，队伍是一定进了城的。你老吃完了饭可以不要再走路了。你老打从铁轨路线上去，走不好远便有一道桥，桥下是有船的。你老可以赶船到武昌，可以赶到文昌门进城，比走路来得快，也来得舒服。”
我们听着他的话，着实很愉快，并也决定照着他的指示，赶船。心里还暗暗地在耽心，怕所说的船通被北军拉走了。
把饭吃完了，充分地付了一些饭钱，辞别了店主人出门。他们还把我们送出了村口，远远地向我们指示着那赶船的地方。
精神百倍地走回到铁道路线，杂在一些队伍里面走了不远，果然有一道桥，但是桥下是连船的影子也没有的。我们还以为船是一定被北军拉走了，说不定也怕是被自己的军队拉走了，不得已只好还是走路。
一二
愈朝前走，路线上的本军队伍愈见稠密，走到后来队伍是停止着进行的。我们便一直向前超越过去。在八点过钟的时候，走到了停止着的队伍的最前头。在铁路的正中看见了邓主任和铁罗尼顾问，和另一位背立着的人在那儿在讨论着什么。他们也看见了我们。择生把左手的拳头高举起来，满高兴地向我叫着：
——“呵，你们到了！”
背立着的那个人掉过了头来。是一位中等身材、古铜色面孔的人，面孔的印象是平面的。口里含着一支大雪茄。
铁罗尼照例把两手来握着了我的两手，连连地叫着“genossen k, genossen k”[18]，他那黑色的高加索人的一双眼睛充满着光辉和喜悦。
择生把另一个人为我介绍了，那便是第四军的第一师师长陈铭枢[19]。我是第一次和他见面的。
——“还没有进城吗？”我问着。
——“敌人跑得太快，”陈铭枢说，“我们赶迟了一刻。”
到这时候我才知道我们是走到了最前线，一方面高兴着我们还可以参加最后的一战，一方面笑着向德甫和德谟说：“我们幸好没有赶船，如果真的由文昌门进了城，现在是成了俘虏啦。”
周围的风物渐渐映到了稍有余暇的心境里来。空气是异常清澄的，近处的树木戴着青翠而新鲜的叶冠，有的还在点滴着夜来的宿雨。
稍后几步，有一位肥胖而白皙的人，嘴上有八字胡须，头上戴着尖顶的京帽，穿着长衫和坎肩，坐在路轨上面。择生把他颐指了一下，对我说：“那是咸宁县的伪知事。”在那人的旁边还有几位穿长衫的人，想来也是由咸宁带来的。
我注意着看那知事，看他的样子很镇静，但他操在膝前的一双手却掩不着他内心的恐怖，不住地在发抖。旁边穿长衫的人有一位象是他的跟随人，问他冷不冷，他只把头摇着。
我问择生：“把他带到前线上来是什么意思？”
择生带着一种恶作剧的微笑说：“我们是要骇他一下的。他昨天清早还在替吴大帅办差，那晓得今天清早便落得了这样的下场。”
择生们还没有吃早饭，不一会有人担了一桶饭来，他们便踞在铁轨路线上吃。附近的农民围集了好些人到我们周围来，他们也异常高兴。有些人特别送来了饭菜。
——“把一枝枪给我们吧，”其中有一位很勇敢地向着我说，“我们也要跟着你们去打仗啦。”
——“打仗不是好玩的，要经过训练才行。”我对他说着，“我们的战火还很长，将来要打到北京去。把武昌打下了的时候会招兵，你来应募好啦。”
正在这样说着的时候，在那澄清的空气中突然轰的响出了一声大炮。围集在我们周围的农民就象一群鸟雀一样惊散了。
——“哦，开火了！”在后边的队伍中不期然地有好些人叫着。
我特别把那位咸宁县的知事看了一下，看他的脸色骇得碧青，嘴唇变成了紫色，牙关连连地在发战。
作战的计划早已是定了的，第三师长的张发奎[20]已经先到洪山去了，由洪山的高处炮击宾阳门一带。停留在铁路沿线上的队伍进攻中和门和保安门。陈铭枢的队伍摆在南湖一带作两方的策应。目的是希望敌人出城来应战。
敌人的大炮接着又响了几炮，是正对着铁路沿线上打来的。炮弹来得很高，在我们的头上拉着风远远飞到后边去了。洪山方面也有炮声，似乎我们的炮队也在应战。在铁路沿线上的左翼军采取了散兵线要开始进攻了。陈铭枢带着了一部分队伍从田塍上向南湖走去。咸宁县知事是一同带了去的，那人不知是遭了释放，还是遭了枪毙。
敌炮的间隔愈来愈密促，中间夹着步枪的射击声。择生听着那枪声，他很高兴地说着：“吓，敌人开城应战了！”
俄顾问尤其高兴，他的含着笑意的眼睛望着我，照例又用着德国话说：“genossen k, wir wollen in wuchan mittagsessen geben！”[21]
前进的军号吹起来了，队伍逐次前进。我们是沿着大路走的，铁罗尼走在最前头，其次是择生，其次是我，其次是德甫和德谟。敌人的炮接二连三地从我们头上的空中响过，我每听见一次炮声，心里总要冷一下，头是不知不觉地总要低一下的。但我看到前头的铁罗尼和邓择生时，却不免又惭愧起来。那矮小的铁罗尼，他是骑兵将校，革命战役时右边的膝头上受过伤，因此在固有的骑兵式的步法上更添着一层颠簸的意思，愈见象一只水鸭，但他的头部却丝毫也没有动颤。曾做过团长的邓主任也照常把颈子昂在右边，把胸脯挺着直党党地在走。我自己便也尽力地镇静着，想不让我的颈子动，但到了炮声一响，颈部的筋肉就象是成了不随意筋的一样，又一齐都收缩了起来。自己太不好意思，回头去看看德甫和德谟两人，他们也和我一样在把颈子缩动。我自己暗地叹息着：“没有实战的经验究竟是不行的。”
一三
起初每人相隔得五尺远的光景鱼贯进行着，敌弹来得愈见密接了，铁罗尼和邓主任教我们走下路边去向田塍上散开来。他们说路线来得高，五个穿着官长服的人进行着是容易成为敌人的目标的。我们服从了他们的指挥向左侧的路旁走下去。一离开了路线，斜坡上被昨夜的暴雨打湿了的土是很疏松而泥泞的，异常难走。
走下了坡时看见了詹大悲，他是逼紧着坡脚走的，身上白色的汗衣和小衣已经有好几处被泥染污了，他似乎跌过好几跤。看见了他那样狼狈的情形不免又生出了一番奚落他的心事，我向他嘲笑着说：
——“詹大老，你很有军事上的经验啦。”
——“怎见得？”他问我。
——“你懂得借路塍来抵挡大炮。”
没有等待他有回答的余裕，又是轰的一声飞过，詹大老把杖着的洋伞举起来在头上挡了一下。
下边的田地里是采取着散兵线进行着的我们的军队。人人都带着一个严肃的面孔，进行很迟钝，一些下级的军官叫破嗓子地在督促着。看那情形的确是可怜的一幅图画，要说是和驱着羔羊上屠场一样，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前面并没看见敌人，但听见有枪声，有些枪声来得也很近。蓦地有冲锋的军号吹奏起来，下级的连、排长高撑起指挥刀呐喊着冲锋，向前面突贯，军队跟着突贯，我们也跟着突贯。
一面喊着，跑着，跑到前面没有遮拦的地方，看见了武昌的城郭了。那连接着的通湘门和中和门上的城楼在惨淡的白光中缥渺着，却没看见一个敌人的影子。在前头领导着的军官不期然地把步武停止着了，士兵们也把步武停止着了。敌人从城墙头上不断地把大炮轰来，但那些炮手们似乎很少经验，也怕是由于接连的大败已经是惊惶失措，一炮二炮地都打从头上飞过，落得很远的后方去了。炮到不能打准，渐渐失掉了它的威严；我自己的头公然也不再为它低下去了。我感觉着一种嘲笑的趣味，觉得敌人是在放花炮。尖锐的步枪声，拍拍拍拍地连响着的机关枪声，也就好象是一些鞭炮。
现在想起来觉得那次的冲锋真是有点奇异。不知道是什么原故，那些军事上的指挥官在开始冲锋之前竟没有派遣斥候去探伺敌情，只听着枪炮声便往前冲，结果是向着空气冲了一阵。这儿自然有一个心理上的遗算。大家以为敌人一定会要背城借一地出城迎战，但那知敌人是骇怕了的，冲锋的结果，只是明白了城里的敌人是想采取坚壁清野的战术。
不知道是从那儿传来的消息，又说敌人是由保安门出了城，有一部分队伍又冲向保安门，我们也跟着冲去。
保安门外是有市街掩护着的，街坊上很热闹，卖饮食的店子早已经在开门做生意了。两侧布满着的我们的军队，都停止着没有作战。看那情形知道保安门的敌人也还是没有开门。我们三个人便一直沿着街侧往前进，有些下级的军官注意我们，叫我们留心着流弹。城上的敌人时时在对着街路上射击，街上的居民和本军不断地有遭受流弹的人。愈朝城边走，街面愈见惨淡，铺口都是掩闭着的。我们一直走到看见了城门口的地方，看见了那严闭着的城门。这一闭关真是有点令人失望，同时也有点令人愤恨。一座封建时代的古城，两扇木制而蒙着铁皮的城门，就和中国的封建余孽一样，到了二十世纪的今天还在发挥着它们的威力。我想到那样的古城，就拿大炮来轰也一定是可以轰破的，但可怜的是在本军的队伍中竟连那样的大炮也没有。有几尊新捕获的野炮已经运到洪山去了。后来才知道那架在洪山上的大炮想要打进武昌城都没有打到。
从城门边上又退转去，在街面的右侧找着了左翼军的司令部，我们走了进去。在里面的一间客厅里看见了铁罗尼和邓择生。他们在一座炕床上对坐着，詹大悲也坐在择生旁边的一把椅子上，在和他商量着什么事情。有好些穿长衫的街坊上的绅士们很匆忙地进出着。
“genossen k, neharasho！ wir können nicht in wuchan mittagsessen geben.”[22]很有点幽默味的铁罗尼假装着一个失望的样子对我说。
“vielleicht können wir eine abendgesellschaft geben.”[23]我也用我的“不落肯”的德语来和他应答。
客厅正中的方桌上堆着无数的肉心馒头，我和德甫、德谟三人不期然地都同时伸出手去拿了来吃，自从离开长沙以后，整整一个礼拜，没有遇见过这样的吃食。
敌人既采取坚壁的办法，白天的战事是没有进展的可能的。大家所期待着的是敌人或许会于夜间出来袭击。择生和俄顾问都要参预军事计划，政治部的事情照例又全盘托付了给我。计算起来比我稍缓一步的由石城矶来的部员们在日内或者会到，政治部不能不找一个临时办公处来集中这一部分人。万一在日内或者夜间攻进了武昌，各种标语和布告丝毫也没有携带，是应该临时写作的。还有附属于各军的各级政治工作人员，也应该召集起来，讨论一下在城外四乡及入城以后的工作的步骤和范围。政治部的临时办公处决定设在了南湖的文科大学（后来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我和德谟两人便和他们分了手。纪德甫是要跟随着俄顾问作翻译的，自然也就不能和我们再在一道了。
敌人从城墙上时常有枪炮射出，我们退到着弹距离以外迂回着向南湖走去。途中经过一些农家，他们于惊惶之中都带着亲睦的气象，对于我们表示出满腔的欢迎和信赖。他们并没有逃避的情形，有些农家在屋子里的土面上挖了些坑陷来躲避子弹，让孩子们踞在那儿。
一四
在文科大学遇见了李汉俊和几位湖北党部的人，还有在暑假中留在学校里的几位学生，其中有两位是我们四川人，我已经把他们的姓名忘记了。多蒙他们的帮助，在学校后部的一段楼房里，找了几间房间来做办公处。学校的中枢部和楼下的全部已经被军部驻扎着了。
那天又忙了一下午，不外是写标语，做传单，同时利用着大学的学生们向四乡去宣传。
一直到了晚上，我们所期待的朱代杰所带领的一批人还未见到来，反是在长沙留守着的一大部队人和党红会[24]的一些女同志（是由广东附随着政治部出发的）赶着火车先到了。正在为安置他们忙乱着的时候，择生派了人来把我和德谟找去。
我们被引到了一座小巧的洋房里，那不知道是铁道局的附属物，还是外国宣教师的住家，暂时在做着军司令部。在一间精巧的客厅中，很杂乱地呈现出一些军事上的主要人和俄国顾问，邓择生和铁罗尼都在那儿。兴高彩烈地有好几种声音，好几种言语，在作着军事上的杂谈。淡巴菇[25]的烟子和气味是很浓烈的。
择生看见了我们，他第一声问我们的便是吃了饭没有。由他这一问，才想到午前在保安门外吃了几个肉心馒头之外，还不曾和饭见面。他吩咐了那儿的护兵替我们送了两份来，我们坐在一个角上和大家的谈话不相干地吃着。说也奇怪，在有好些重要的事情都已经忘记了的我，却把那晚吃的菜记得很清楚；我记得是吃的清炖鸡，火候很适宜，味道也很合口。
择生在众人的谈话中是最热心的一个，因为他在前本是军事上的人，第四军的主脑部都是他的旧友。他能讲德国话，能够直接用德国话来应对俄顾问的一部分谈话，或者替他们翻译。在谈笑之中也时而有军事上的报告送来。有一次是第一军的刘峙[26]师长派人送来的报告，说他的队伍开到了沙湖，他本人是驻扎在铁路工程处。但那报告没有遵守军事上的格式，也没有记明时刻。会集在那儿的军官们便拿来做了讥评的中心，择生讥评的特别露骨。
——“连军事上的abc都不懂，也在做师长。”
第一军从广东出发时是派了两师人参加的，在未到长沙以前部下的队伍已经逃走了不少，一直没有上过火线。在长沙时其中有一团人成立党部[27]，我代表着总政治部去出席，那一团人中有三分之一是在长沙新补充的队伍，有好些还穿着长衫。但到北伐军已经兵临武昌城下了，那刘师长却也神速，用火车载着了自己的兵赶到了武昌城下。
——“名将的用兵是‘始如处女，后如脱兔’[28]的。”说这话的是那颇以儒将自命的陈铭枢。
择生又来问了我们一些工作上的情形，我把下半天所做了的一些事情告诉了他。向他说留在长沙的大部分队伍乘火车到了，反是代杰所带领着的一部分先遣队和胡公冕[29]所带领着的一部分的宣传大队还没有到。
——“他们大约在路上没有赶上火车。还是我们几位的脚跑得快些啦。”择生又很得意地说着，但他却没注意到他的话是有点夸张：因为他忘记了他自己的脚是踏在马镫上的。
他又简单地告诉了我们一些军事上的情形，在那一下半天没有什么进展，只是汉口的刘佐龙派了代表来输诚，交涉还没有办妥。吴佩孚在昨晚崩溃了下来便渡过了江去，大约连夜逃向河南去了。我们这一方面有第八军派了一部分队伍由白沙洲绕道渡江，已经取得了汉阳，早迟要向武胜关进军，以截阻北洋军队的来援。城里的敌人没有什么动静，想来是要死守着以等待吴佩孚的来援。但当晚自然要提防他们的夜袭，那倒是很值得欢迎的事。
——“他们要出城来夜袭，那是他们自己掘自己的墓坑。”择生用着他爱用的表现法来这样说。
待我们把饭吃完了之后，聚集着的军事上的要人们大都分头去就自己的部署去了。择生和铁罗尼是要留在司令部里的，我便和德谟又回到文科大学。
一五
那一天晚上敌人没有动静，第二天上午也没有动静，军事上的人们有些焦躁起来了。攻城的大炮没有，飞机也没有。（有由俄国朋友驾驶的小飞机还没有到，但也不是军事用机。）对着一座封建时代的古城简直没有办法。
军事上的人们在中午时分开了一次会，决定组织敢死队，在当晚乘着夜阴去爬城。本来是没有工兵队的革命军，政治部在这时候又成了临时的工兵队。好在这时候代杰所领率的一批先遣队和胡公冕所领率的宣传大队都已经到齐了。政治部派了许多人到四乡去征发梯子和麻绳。梯子是两块钱一架，由政治部发出征发券。被征发了的人家可以凭券到政治部来领钱。
征发队一派遣了出去，络续便有好些梯子征发回来，有些是崭新的，有些旧得来怕已经有百年以上的高寿。凡是旧的梯子大概都很短，大约是用久被折断、被锯短了的原故。爬城的地点是选定在宾阳门的东北角上一段小丘上，那儿的城墙比较低，只有一丈五六尺高的光景。长的梯子连着两架，短的连着三架，是可以搭上的。梯子被堆积在南操场上，部里留下的工作人员和勤务兵，便一同在那儿绑扎起来。由我自己的手也绑扎了三四架。绑扎好了，又抬到学校门外去。
在夜半的时候，由各军所挑选出来的敢死队到南操场来齐集。分成了十人一小队，每小队一乘梯子。梯子有四十架，就由四百名的敢死队扛荷起去。
择生是要跟着去督队的，铁罗尼顾问和纪德甫也要同去。我自告奋勇也要求去，择生不允许。他说我也走了，部里没有人主持，主要的工作还是在明天进了城之后。竟连宣传大队长的胡公冕，在东江之役[30]本是有阵地经验的人，他都不肯让他去，只挑选了十名的宣传员带着一道去了。
由南操场送着敢死队出校门，已经是两点过钟了，看着他们荷着长梯，向黑暗中消逝。天上仍然没有星月，灯火不用说是不能点的。看着这样的光景，不由得不把《易水歌》[31]在脑里的银幕上浮现出来，不断地起着寒栗。
在敢死队出发后，一方面作着第二天清早进城的准备，一方面静候着前线上的消息，但是消息是很沉寂的，只在天色向明的时候，稀疏地听见了一些枪炮的响声。爬城的计划显然是失败了。在五点钟的时候我叫胡公冕到总司令部去探听消息，结果是不出所料。因为敢死队走到城近处时天已经发白，敌人已经有了准备了。
在前线上虽然没有直接的交绥，但仍然有中了流弹的士兵被送转来，总司令部的卫生处是组织得最不完善的，有多少伤兵便一直送到了政治部。政治部的卫生股只有一位股长和两位股员，仍然不济事，好在党红会的一些女同志是附属在政治部的，她们也很踊跃地帮着做救护的工作。
但是到了九点钟，邓主任和俄顾问都还不见回来，同他们一道去的十位宣传员也都没有一个影子。我便决心和宣传大队长胡公冕同到前线上去视察，同时也带了一位宣传员同路。那便是***的弟弟周恩寿[32]，是一位很敏活的短小精悍的少年，在那时在做着小队长。
从文科大学向北走去，不远更折向东首时，途中有一段路在小春地里和通湘门以东的城墙平行着，全无掩蔽。城楼和城墙很鲜明地现在左侧，城上的敌兵都隐约地可以看出。路旁有些短梯子抛撇着，自然是昨晚的绑扎不牢，在途中解脱了的。宾阳门一带的附郭居民，为避免前线上的炮火，负荷着家财向乡下逃难。男男女女在田塍上络绎不绝。
走到洪山的宝通寺近处，路上有鲜红的还未凝结的血，过路的士兵对我们说：刚才有一位兄弟在这儿中了流弹。
宝通寺是卫生处驻扎着的，成了临时的野外病院，门前呈着很杂乱的情形。但我们没有工夫进去，又往前走。
走到了关帝庙，那儿是前敌司令部的驻扎处。从那庙门走过时，陈铭枢含着一枝雪茄刚好从左侧的大门中走出。我那时候很佩服他，觉得他很沉勇，就象是关圣帝君显了神的一样。连那在他的后面跟着的两名护兵，也就象是周仓和关平。
我问我们的关圣帝君：“择生是不是也在里面？”
关圣帝君曰：“不在，怕还在前面的长春观里面。”
他也是要往前线去的，我们便跟着他一同走出了关帝庙的东辕门。
从那儿走出了之后，左侧是一两家人家的背后，右侧是一段空地。空地尽处，左侧的人家也尽了，接着在道路的右侧又有一排和城墙正对着的人家。那些人家的门户都是掩闭着的，同时怕已经都是逃空了的。前面的道路上有晌午的阳光照着，城墙上明显地可以看出的敌人，不断地向那阳光中放射出啾啾啾的枪声，把那儿的光景渲染得异常惨白。但无论你怎么用力地凝视，那些神秘的子弹你是看不出来的。我们的关圣帝君长叹起来了。
——“顿兵于坚城之下，如何是好呵？”他站在路口上，用着唱京戏的口白这样说，同时又回向着他的两员站将，提着驳壳枪的周仓与关平。
——“你们到这屋后去看看，看有没有背道好走。”
两员护将去探寻了一会，转来报告的是：“没路好走。”于是我们的关圣帝君把头摇了几下，又走回关帝庙去了。
一六
我们和关圣帝君分了手，向那惨白没有掩蔽的道路上走去。三个人，我走在最前面，周恩寿走在中间，胡公冕走在最后，每人相隔五六尺远。开始走出四五十步的时候是心惊胆战的，保不定究竟是在那一步上便要和那些啾啾地叫着的神秘的东西相遇。但到走过了那四五十步，觉得退转去也还是一样了，愈朝前走便愈见冷静了起来，是由死心塌地中生出来的冷静。奇妙的是想起了老子的两句话，所谓“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33]，颇感觉着一种轻淡的幽默趣味。
就那样恍兮忽兮地走着，眼前用红墙围着的长春观真好象就是长春的天堂。
在那天堂的门首遇着了独立团的团长叶挺[34]。他也带着了两名护兵由那儿出来。
——“喂，赵子龙，怎样？”我这样简单地向他打招呼。我们当时在对外宣传上是称他为赵子龙，他自己也很得意，但他却不曾知道奉上这个徽号的便是我。
他只是把头摇着。
——“择生是在里面吗？”
——“我也在找他啦，里面连一个鬼影子也没有。”
——“他该不是战死了吗？”
——“不会的，我们今天清早一同踞在这儿，隔着墙和城墙上的敌人对打。他叫我去找陈师长，我找了半天才找到，转来便没看见了他。他是和铁罗尼一道的。”
——“陈师长我们在关帝庙的门口碰着，一同走了一段路，他又退转去了。”
——“糟糕！”神经质的赵子龙愤慨着，失了眠的充着血的眼睛放着异样的光，嘴唇在战颤。
我们又各人离开来，先先后后地退转去，叶挺折进关帝庙去了。
由关帝庙的西辕门退出来的我们，走不好远，在路的左侧一座花园的柴门口遇着了邓择生和铁罗尼。他们两人坐在那门槛上，纪德甫和择生的两名护兵立在他的面前，都带着一个很疲倦的面孔。铁罗尼的眼膛分外的黑，眼仁充着血，向着我微笑。择生却很不高兴地问着我们：
——“你们来干么？”
——“来看看前线上的情形，同时来找你们的，怕你们阵亡了啦。”我回答他。
择生苦笑着。
公冕问那十名宣传员的去向，择生说：“那几位小家伙骇倒了，在关帝庙前面的一家人家里躲着不敢出来。死是不会死的，你不要担心他们。他们到了晚上会爬出来的。”他又回过来问着我：“你们走到了前面的那儿？”
——“到了长春观，遇着了叶挺。他进关帝庙去了。”
他硬着颈子偏着头点了几下，扁着的嘴边微微泛着矜持的微笑。
——“今天是不会再有战事的，我们回去睡觉去吧。”择生这样说着站了起来，又用德文来向着铁罗尼说了一遍，铁罗尼也站了起来。
大家默默地走着归路。走过了洪山，在一个小小的庄落上遇着上前线来的总司令部的一群人。其中有总司令的***，军事顾问的加伦[35]将军，勇名啧啧的张发奎——那时候我们是称他为张飞。但这位近代张飞的身子很矮小，脸也很尖削，头上一顶软军帽，俄国式地朝天戴着，身上穿一套洗淡了的青色布军服，裤脚敞着，脚上穿一双绿色的胶皮鞋。这么一个貌不惊人的样子，在不认识他的人看来，一定会把他当成勤务兵。
两来的人一接头，两种国语的会话各自分开来了，各各报告着前线上的情形。立着谈了一刻，择生和铁罗尼又随着总司令部的一团人折向前线去。他们要到前敌司令部去开临时军事会议。我和公冕们便同他们分了手。
一七
时候已经过了正午，因为口渴，我们便走到一处人家去求一点茶水。那家人家的前面是一列三间的新修的房子，左手的挂角上有一带耳房，后面还有一排老房子，看那情形大约是中等地主而兼带着自行耕种的农家。我们向那左手的耳房边走去，因为那儿的后面在起着炊烟，表示着是厨房的所在。
耳房里坐着好些女眷，又纵横地放着好些包袱，自然是城墙附近的居民到这儿来避难的。我们说明了来意。厨房里出来了一位中年的农妇替我们捧了一壶茶来，并且请我们往外面最右侧的一间厅堂中去休息。那家里的男主人也出来了，是一位很朴素的中年人，很客气地来陪我们坐了一下。他问明了我们还没有吃中饭，又留着我们吃饭，叫他的女人替我们杀一只鸡。
在饭没有送出之前先送了一壶酒来，有两盘花生和豆腐干做下酒菜。公冕是不喝酒的，恩寿也推说不喝（大约也是因为大队长在面前有点忌惮）。我一个人便自斟自饮起来。酒是黄色而带甜味的，和我们四川乡下酿的荫酒相同。那种酒的酒母是糯米制的甜酒，有时掺些烧酒在里面，又泡些香椽皮和佛手柑片以取香味。那主人所拿出来的酒也有香椽一类的香味，大约泡制的方法是完全一样。这种酒在成分上是一种混成酒，喝时很可口，喝后却很醉人。
我不客气地把起初送来的一壶酒喝干净了，主人把饭送了来，鸡是红烧的，另外还炒了一盘鸡杂，他看我很能喝酒，便把壶拿了去，又替我换了一壶来。我已经有几分醺醺的醉意，推诿着不再喝了。
——“你老不要客气，”主人说，“你老是军人，军人是能够喝酒的。”
——“他不是军人呢，”公冕对他说，“他本来是大学堂的先生。”
——“哦，怪不得总有几分斯文气象啦，”他说，“这酒是不醉人的，你老，不要紧，你老再喝一壶吧。”
说着便提起壶来替我斟酒，还说了一些菜不好的话，便退下去了。我索性又自斟自饮起来，把第二壶也喝得干干净净，足足怕喝了两斤荫酒，醉意可有七八分的光景。
把饭吃完了，公冕和我把钱包倾倒了出来，凑集了三块钱，把来交给房主人。他推着不受，他说：“你老在替我们老百姓出死力，这点我们是应该孝敬的。”——在这些地方足见得当时的农民对于革命的信赖和欢迎。当时的革命军比较上还有点纪律，而还没有掌握着政权的所谓革命党人在标语上、传单上、乃至宣传员们的口头演说上，发行了无数不兑现的军用票，如象“打倒贪官污吏”、“铲除苛捐杂税”之类，自然也收了莫大的效果。
我们在那一次不用说也卖了一下膏药：“我们革命军是不亏空老百姓的，吃了老百姓的东西总要付钱啦。”
把钱放在桌上，告辞着又走出去。仍然是我走在前头，恩寿走在中间，公冕走在后边。走不好远，走到了那段全无掩蔽的地面来了。从对面有一大队夫役挑着担子走来，是送稀饭到前线去的。那些夫役没有军事上的人指挥，走得异常密接。走到那段地面的中央处和他们接了头，轰充的一声一个大炮打来了。这第一炮没有打拢，离我们有八九尺远的光景，落在了那干燥着的小春地里，起了一阵土烟，没有爆发。
公冕在后面叫着：“大家赶快走，把队伍隙开来，每人离过五尺远的光景。”
大家都很忽忽忙忙地抢着往前走，对于他的命令如象马耳东风。他又更加大声地叫出第二次时，话还没有说完，又是轰充的一声飞到了。这第二炮又打过了一些，超过我们有五六尺远的光景，在地里又起了一阵土烟，也没有爆发。
夫役们更加忙乱起来了，我醉醺醺地向公冕叫着：“城墙上的炮手打得还不错啦，只可惜那炮弹怕是劣货made in japan[36]的。”
——“这两炮都不错，也怕是地面松的关系，要是爆发了，今天的牺牲是很不小的。”公冕这样说。
夫役的一队人把正中处走过了，我自己的尿意来了，便站在那田地中对着武昌城洒尿。尿正洒在中途的时候，又是轰充的一声。这一炮正落在我背后的路上，爆发了；夫役的队尾子混乱了一下。
——“这一炮大有进步啦，吓！”我一面洒着尿，一面感叹着。
队伍把那段路已经走过了，连公冕和恩寿也一同踉跄地退了转去，只剩我一个人立在地里。
公冕立在后面的一座农家外面的草墩上向着我叫：“有人受了伤，快转来，快转来！”
我退转去走不几步，看见路上倒了一担稀饭，路旁的番薯地里倒了一名夫役，在那儿呻唤。
我问他：“你受了伤吗？”
他指着他的左脚的脚颈：“嗳哟，吊那妈，痛啦。”
公冕又在叫。我叫那受了伤的伕子等着，回头便去替他叫担架来。
待我走到公冕所立着的地方时，看见恩寿睡在那草墩下，也在呻唤，左脚的脚背在流着血。农家的人跑了好些出来围着。
——“恩寿也受了伤吗？那边番薯地里还睡着一个呢。”
——“我已经叫同来的夫役们去叫担架去了。恩寿也是不能走路的，怎么办呢？让我回部去叫人来抬吧。”公冕这样说。
——“用不着回去叫人的，”我说，“我们就在这儿找一扇门来，不可以抬回去吗？”
公冕赞成了我的说法，结果是在农家里找了一张杨妃椅，四脚朝天地翻过来，在底子上敷了好些稻草，便成就了一台担架。
恩寿被移进了那架临时担架里，我和公冕便把他抬回了南湖。
一八
九月三号和四号都没有动作，只是敌人早推察到了南湖文科大学是革命军司令部，时常有大炮对着这个方向打来。因此在夜间是不准点灯的，有点灯的必要时都须得在灯上罩着黑罩子，背着武昌城的一面。
我们所住宿着同时兼带着办公室的房间是在楼上最后的一排，背面的窗口正对着武昌城。在四号的晚上，在两个窗口上罩着黑布，更把军服来罩在马灯上，我和胡公冕、朱代杰、李德谟几个人在拟定派往到湘西新附的某军去的政治工作人员名单。正在这时候，铁罗尼顾问和纪德甫两个人走进了来。他们和邓主任是住在更前一排的一间空出了的讲堂里的。
铁罗尼是很有趣味的一个人。他虽然是骑兵将校，但他在政治上和理论上的知识是很正确而丰富的，而且还有文艺上的教养。他很喜欢诗，特别喜欢往年自杀了的俄国的薄命诗人约先宁[37]。在行军途中，他随身带着的一册约先宁的诗集，有时我以纪德甫为介，请他把那清新的歌咏农村的诗，替我们在口头上翻译过。
大约因为我也是喜欢文艺，而且也特别喜欢诗的原故，铁罗尼和我很能相得。自从从广东出发以来，一有闲暇，他每爱和我作个人谈话，在那样的时候自然总是靠着纪德甫做中介的。
他等到我们把名单拟定，公冕和代杰拿着出去派人作准备的时候，我们又才谈起话来。
铁罗尼问我进了武昌城以后的工作步骤，我把预计着的梗概告诉了他，他特别注重对学生方面的宣传。他说：“武昌的师范大学有不少的学生，那儿听说是国家主义派的根据地，现在虽然是在暑假期中离开了学校，不久便要开学了，他们是又要转来的，你用怎样的理论来破除他们的国家主义？”
这个问题，我在半年以前还没有到广东的时候便曾经思索过的。因为在上海宣传国家主义的人，如象“醒狮派”和“孤军派”，大抵都是我的同学，有过半数和我相识。我知道他们有好些的确是有爱国热诚的，他们是看到中国的积弱，总想用最良的方法来把中国强盛起来。他们所想到的最良的方法便是所谓国家主义。“醒狮派”的人很笼统，他们的国家主义只是一种热情，一种声浪，更具体地说，只是所谓“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两个口号。内的国贼是什么，外的强权是什么，怎样去除，怎样去抗，他们并没有充分的素养来分析。虽然在曾琦口中也曾经提出过飞机潜航艇政策，但是可怜，他老先生却没有想到飞机和潜航艇不会从天飞下来，从海里浮出来的。他们对于经济问题还没有睁开眼睛，极简单、极捷近、极可痛心的一个实证，每天呈在眼面前，他们都没有见到，那便是他们的机关报《醒狮》用的正是洋纸！
“孤军派”的人比较起“醒狮派”是要“醒”得一点。他们比较上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方案，主张恢复约法，主张裁兵，也特别把经济问题提出来讨论过。他们大体的倾向在拥护个人资本主义。这一批人大体上是日本留学生，所以他们更有一个具体的信念，便是要仿效日本。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和中国一样是经济落后的国家，但自变法维新（便是由封建制度变成资本制度）以来不数十年，一跃而成为了世界第一级的强国。日本正好是中国的指路碑，日本人用那样的方法强盛了，为什么中国不能够？——这个提示正是他们和一切的常识家所共同具有的根本信条，他们是相信中国一定能够。但其实这儿正是一个问题，问题便是：日本人用那样的方法强盛了，为什么中国不能够？
中国人要效法日本——这是中东之战以来的中国的国是。自甲午以来中国送到日本去的留学生，没有详细的统计，我想至少总在三四十万以上，就是我们自己便是由这种国是中所产生出的一个世代。但我们效法的结果是怎样呢？
效法日本其实是间接效法欧美，更具体地说，便是在暗默间想怎样来把中国数千年沉滞着的封建社会转化为近代的资本主义社会。除派遣留日学生之外，派遣到欧美去直接效法的人，我想那个总数和留日学生也会是不相上下的。但那仿效的结果又是怎样呢？
中国人效法欧美，事实上是在日本人效法欧美以前。举出些简单的例子吧。日本耶教徒的《圣经》是从汉译本重译过去的。日本人在明治时代乃至大正时代的初期，研究英文的人是在用中国邝氏[38]著的《英文熟语辞典》！然而这个情形在四五十年后恰恰颠倒了，中国人甚至要采用日本人编著的中国史了。
问题的面貌在这儿更加显明了起来，便是日本人效法欧美成了功，为什么中国不能够？
我的答案很简单：日本的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所以成了功，是因为有地大物博的中国替它做了挡箭牌。欧洲的资本主义侵入东方来，日本是同样受着患害的。但那个已经人满为患的几个日本岛子，在欧美人看来，比较起中国自然是没有多么大的殖民价值。因而在资本主义的进军向着中国万箭齐射的时候，日本人便在这短时期内培植成了自己的资本主义。中国要仿效日本，想在今后成为强盛的资本主义国家，最好是要有比中国更好的殖民地来缓和欧美的以及日本的资本主义的进攻，就如象日本有中国替它做了挡箭牌的一样。然而这个条件已经是无法具备的了。中国今后要想成为强盛的资本主义国家，除非是近世的帝国主义者在火星或者别的星球上发现了广大而有价值的殖民地。
我把我这样的意见在那暗淡的一室中，在敌人的炮火轰击之下，对着铁罗尼谈出，他很表示赞成。他说：“土耳其近年的国权运动的成功也有同样的意义，便是近东问题已经解化成远东问题了。”
——“土耳其的外观上的成功，英法帝国主义的援助不是最大的原因吗？”我多少带着反驳的意思这样说，“意思不是在掣肘苏联吗？”
——“那是自然，”铁罗尼说，“就如日本的成功一部分也是由于英美帝国主义的援助那样，那时又是在掣肘沙皇时代的俄国。日本假如没有日英同盟的掩护，恐怕它的成功也没有那样的快。不过根本还是中国做了乌龟。”
乌龟这个表现我起初没有懂到他的用意，觉得有点奇怪。我又问了一下，才知道他是说的神道碑下的贔屭。那在行军途次他是看见过不少的。我不免笑了起来。不错，我们的背上的确驮着很大的神道碑，碑上刻写着有旧时代的残骸“军阀”和“官僚”，在那上面更狼藉着无数的帝国主义者的商标。
话正谈得高兴，突然有一声大炮落得很近，而且爆发了。室外起了一番哗噪的声音。
代杰走了进来，说：“大炮落在围墙的外边，打破了一只墙角。”
接着又有人来传达严密熄灯的命令。铁罗尼和纪德甫便起身告辞，拿着手电一开一闭地从廊道中间向前面的讲堂里走去了。
一九
五号晚上又决定了要去大规模地爬城。南湖附近农家的梯子因前一次的爬城，已经征发干净了，这次所需要的更多，而且鉴于前一次去迟了，遭了失败，这一次不能不早些动手。在四号下午便已经派人到咸宁附近去征发。主持其事的仍然是总政治部。五号上午已经有梯子络续送来，堆积在南操场上，大家又来从事绑扎。扎好了的便抬到学校门外去停积着。
这一次的梯数比前一次多上四五倍，又是断断续续地送来的，因此绑扎的工事便很拖延。一直到了晚上由各军所挑拔出来的混成敢死队在南操场齐集的时候，还剩下好些梯子没曾绑好。操场上没有可以工作的余地了，大家把那还没有绑好的梯子都抬到校门外去，又在那儿继续着工作。
天已经黑下来了，全靠着几盏马灯的光放在地面上照着。适逢其会有好几盏马灯的洋油都点尽了，灯光幽幽地快要熄的神气。总司令部里面是有灯油施发所的，洋油尽了可以到那儿去取。在场的人们没有人知道那施发所的所在，替他们说出地址来时，但那大学的内部大家也不熟悉。于是我自己便把马灯收集起来，左右两只手各提了三四盏走进施发所去讨油。进去时灯光是很幽晦的，倒没有感觉着什么，出来时因为油份充足，灯光倍加明亮，左右两手各提着三四盏，自己都觉得好象是成了一位火焰天使，要飞起来的一样。走到校门口恰好碰着一群军事上的将官们迎头走来，有几位俄顾问参在里面。陈铭枢和张发奎在最前头走着，大家都匆匆忙忙地没有打招呼。在那一群人的后部有一位年青的军官，脸色白皙而清秀，身材长而细，他招呼着我：
——“哼，你这家伙，点起那多亮真好玩啦！”
话中含蓄着责备的语气。他没等我的回话说出，又把从扎梯处跑来的邓主任拉着了。
——“喂，择生，这位尊驾一定是你政治部的宝贝吧？”一面说，一面把我指着。
——“怎么？”择生惊讶着回问他。
——“毫没有军事的常识！在敌人面前点着那么多的灯，好做炮靶子啦！”
——“你真神经过敏，”择生回答他，“那一座大学堂在背后挡着，敌人会有千里眼看见这些灯光？”
那军官没再说什么，匆匆跟着前面的人走进去了。择生也跟着进去了。
在混成队出来就道的时候，所有的梯子也刚好绑完，部署是和前次的办法一样，只是人更多，气象更加悲壮。
刚才的那一群军官们又走出来了，择生和铁罗尼也在里面。
刚才责骂过我的那位年青的军官呈着笑容走来向我拉手。
他说：“刚才得罪了，我是黄琪翔[39]。”
黄在那时还是张发奎部下的团长，在军中有美男子的称誉，但我们还不曾见过面。
我也笑着和他拉了手。
择生和我拉了手，铁罗尼和我拉了手，其他相熟的人也和我拉了手，最后是纪德甫走来。
德甫自来是少说话的，从广东出发以来，尤其是自长沙出发以来的这些天，我们虽然时常在一道，他和我竟直可以说没有直接谈过一次话。他的身材高长而瘦削，面孔也瘦削而带黄色，但也不是病态，年纪只有二十五六岁，青春依然还留存在他的一切的态度里。他穿的依然还是从汨罗以来的那件黄色的布军服，到了武昌以来连换洗的时候都还没有。他除背着图囊和皮带之外还背着一杆驳壳枪。
他和我拉手，拉得特别用力。他说：“今晚上我们无论怎样是要打进城的，打不进城我不回来见你了！”
他是说得很爽快的，我回答得也很爽快：“那要你回来？我们明天赶上来相见。”
在那时候谁都相信当晚一定会打进城的，虽然免不了是有不小的牺牲。混成队中的士兵们有的自然也在吐着怨言，但大多数在沉默之中含蓄着必胜的勇气。他们的路似乎只有两条：不是死在武昌城下，便是活进武昌城内。他们每个人虽然都有金钱上的犒赏（数目我不记得的），但那不足以污损他们的英勇。因为献身的精神，敢死的气魄，终不是金钱可以买得来的。
我们彼此拉了手之后，指挥敢死队的军事上的人们向那深不可测的、和死境似乎并无区别的黑暗中消去了。
二〇
谁都想到在五号的夜里一定可以攻进城，当晚留守着的人，特别是政治部，要准备第二天进城的工作，大家都没有睡觉。
敢死队出发后有两个钟头的光景，炮火的声音特别地猛烈起来，想见战斗是异常的激烈。炮火的声音一直到天快见亮的时候才渐渐衰竭了。在那时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传来的消息，说是我军已经攻进了武昌，正在城里巷战。进城的门道有的说是宾阳门，有的说是通湘门，有的又说是武胜门。先进城的军队有的说是第四军，有的说是第八军，又有的说是第一军。消息虽然有各种的歧异，但是在已经攻进了城的一点上是一致着的。
每来一次消息，大家都要狂喜一次，但一根究起那消息的来源时又多是渺茫无着的。我们希望着择生从前线上会有什么确实的消息送来，但是始终没有。消息传来得很频繁，盖然性也逐次地增加，我叫胡公冕到前面的总司令部去问过两次。第一次他回来的报告是：会着了白参谋长，讲那攻进了城的消息是有的，但还没有得到前方来的确报。第二次他是见到了总司令，说他正在和前线打电话，说的确是攻进了城，是第一军的第六团，由武胜门攻进的，大约宾阳门在现在也已经攻破了。
得到了这第二次的报告，自然是再无可怀疑了。政治部的全部是已经把出发的事情准备好了的，便顿时在南操场内整起队来，时候是七点多钟。在要出发的时候，我自己又亲自跑向总司令部去，正待上楼，碰着了已经任命为湖北财政厅长的陈公博[40]由楼上下来。他先对我说，武昌的确攻破了，他也要立刻进城去。
我听了他的话便也没有再上楼去，折回南操场，让部队出发。
胡公冕骑着他的一匹矮小的青马走在最前头，领率着宣传大队。其次是我和代杰、德谟诸人领率着政治部的全体人员。政治部的两面大旗是由两位宣传员在前头打着的。
走出了文科大学的校门大家都很有点威风。特别是那骑在马上的胡公冕，俨然象是一名凯旋将军一样。
路上不断地有逃难的人挑着家什行李跑来，看见我们威风凛凛地在向着城走，都远远地便把担子放下了。我们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逃难，城已经攻破了。”他们听见我们这样说，有的便立刻又挑起担子转向城一边走。
走到了那要分路的三岔路口上来了。那儿有三条路，向直走是通通湘门，左手是朝保安门走，右手是朝洪山走的。在那儿又遇着了陈公博，他骑在一匹皂骊马上正在踌蹰。向直走自然很捷近，但那儿异常的惨淡，连一个人影也没有。他决定朝左手走，我们是朝右手，觉得由宾阳门攻进更要可靠一点。
向右手走不好远，便要走到那段全无掩蔽的地面上来。公冕的那匹青马本来是没有经过训练，也没有见过仗火的凡马。但那家伙的神经似乎比人还要敏感，一要走上那段地面时它便罗唣起来。无论怎样鞭策它，它都不肯走，甚且人立了起来。终竟使我们的胡大元帅不能不赶快从马背上跳下。走在最前头的马，让马夫拉在最后头去了。
大家走上了那段土面。
天气是很晴朗的。自从在八月三十一号的晚上下过一次暴雨之后，接连着好几天都是晴天。地面干燥得就和沙漠一样。武昌城远远地在阳炎中横陈着，脚根是看不见的，白蒙蒙地好象是一座蜃气楼。
刚刚走到那段地面的正中处，我正向旁边的德谟指点着说：“我们前天捱大炮的地点便是在这儿了。”话还没有十分落脚，忽然地，乓的一声，炮弹刚好落在队伍的中间不及三尺远的光景。地里起了一阵土烟，部队里也起了一阵人烟。炮弹没有爆裂，队伍却是爆裂了。没有经过训练、没有见过仗火的人，无论平常是怎样的热心，怎样的夸口，一到临场便是要露出马脚。政治部的好些勇士们听见了一声大炮，便骇得鸡飞狗跳起来。有的把手里拿着的标语和传单通统抛弃了，有的骇得在地上打了一突坐。有一位四川人姓曾的，骇得当场便吐了一口血，把腰劲骇软了，几乎连路都不能再走了。
接着又来了两声大炮，都打得很准确。但都要感谢那骗钱的帝国主义者，他们把些不中用的废弹卖给了中国的军阀，一个二个都没有开花。而我们总政治部的好些不打便开花的大炮们，要收拾起来走过那段危险地面，真是很费了力气。
走到有掩蔽的地方了。公冕很赞叹地对我说：“敌人还不错，城里在巷战，公然还有这样的镇静。”
——“怕有点靠不住吧，”我怀疑了起来，我是不相信敌人会有那样的镇静的。“进城的消息真是老总亲自对你讲的吗？”
——“是的啦，是他亲自对我讲的。”公冕很坚决地肯定着。
——“我怕他也是受了骗。”我这样说，一种诳报军情和冒功图赏的那类卑劣事迹，在我的脑中浮泛了起来。
搬家逃难的人是络续不绝的。从前线上也时而有散兵下来，抓着他们诘问时，都不知道有攻进了城的那么一回事。由种种情形的归纳，觉得那个消息是很可疑的。我便把部队的进行中止了，由我和公冕和几位愿意同行的同志往前线去探听，待把消息探听的确了，再定行止。
二一
我们走到离洪山不远的地方，从对面有一架担架抬来，后面有一位背着驳壳枪的护兵跟随着。
担架愈见抬拢来了，架上的人是用一件雨衣把面孔遮盖着的。在黄色的马裤上裹着黑皮腿套，两脚长伸着没动。我的注意力是完全集中在担架上的，我想到那负伤的一定是一位官长。
当那担架从我们的身旁擦身过的时候，那后面跟随着的一名护兵突然叫着我：
——“秘书长！主任……”
那人原来就是邓主任的护兵杨昇，我大大地吃了一惊，连忙问着：“主任怎样？受了伤吗？”
——“无系，系……[41]”
我没等他把话说完，由那服装已经唤起了我的记忆和判断。我已经知道了那担架上的人是谁了。连忙跑到担架旁边去，揭开那盖着面孔的雨衣来看，纪德甫的面孔现了出来。两只眼睛睁着，定着，失掉了光彩。黄色的脸色转化成了苍白色。嘴是隙着的。在我们学过医、看惯了死尸的人，一眼便可以知道，他是已经死了。眼泪顿时在我眼里鼓荡了起来。
——“主任有信。”杨昇从自己的怀中取出了一封信来给我，是择生写给我的。信是写在抄本的一叶上扯下来的，那诚恳而简单的几行文字至今还一字不易地留在我的脑里。
××同志：
攻城计划仍归水泡，敌人尚在顽强抵抗。德甫同志于今晨正七时阵亡于宾阳门外长春观内，哀痛至极。后事望兄从厚料理。
yenda den 七时四十分于长春观
择生的署名是惯爱把自己的名姓用德文字母写成“演达·邓”的，他这几行手书就象一股电气一样，一霎时使当场的同志们都严肃了起来，有好一阵大家都没有声息。
攻进了武昌城的消息不用说完全是假造的。因为谁都相信当晚的夜袭一定可以攻进城，而先攻进城的部队在论功行赏上自会掌握武昌乃至湖北全省的统制权，这便构成了那假造情报的动机和目的。但是为这种小小的阴谋所欺骗了的不愉快，却为纪德甫之战死所唤起的严肃而悲壮的感情，所镇压着了。大家在默默地伫立了一会之后，又只得回到全体的部员们所等待着的地方，叫把旗帜卷了起来，把队伍分散开，三三五五地折回南湖。敌人的炮手，大约也是因为有城墙的保护完全恢复了他们的镇静，在人少的时候他们是不肯开炮的。一些成了惊弓之鸟的部员们，算也诚惶诚恐地、先后把那段危险的地面通过了。
走回南湖的途中，杨异用他那很难懂的广东话把晚上夜袭的情形告诉了我。话虽难懂，但也得到了一个梗概。
敢死队有一部分人是到达了城下，而且有少数的人是爬上了城墙的。但是敌人也早有防备。远处的用机关枪扫击，近处的用手榴弹投掷。爬上了城的人因为众寡不敌，都被打下了城来。其中有一位曹连长，爬上了城，也被敌人打下了。他的部下为去抢回他的尸首，死伤的很不少。
邓主任的马也被打死了。他们在前线上督队，一个子弹打来，端正地打中了马的脑壳。那子弹从邓主任的左胁下穿过，军服的袖子打穿了一个洞。人没有受伤，马是顿时倒了。
清早他们退到了长春观。那儿的地方高，和城墙的一角几乎在同一个水平上，和城墙相隔也只有二三十丈远的光景。他们就躲在那土墙背后，用驳壳枪和城上的敌人对打。把头伸出墙头去，打一枪立刻又缩下墙来。敌人也晓得这边是有人埋伏着的，用着机关枪对准扫射，但都没有把墙打穿。打进了园子里的枪弹，真是就和雨点一样。这边不应战，敌人也把枪准掉过了方向，不再对准着这边。但你一伸出头去打得几枪，他们又来向你下一阵子弹雨。就这样来复了好几次。最后一次是纪德甫把头伸出去探看外面的形势，正回过头来报告坐在墙脚下的邓主任和铁罗尼的时候，突然地有枪弹打中了什么的声音：他立地便要朝地下倒。邓主任赶快把他扶着，晓得他是受了伤，顺着势子把他放横在地上。
邓主任和铁罗尼都来关照他，他用很低微的声音说：“我不要紧，请你们留心着敌人。”他就只这样说了这一句话，以后便没有声息了。
毫无虚饰的杨异断断续续地把这些情形告诉了我。我听着他那木讷而低抑的声音，看着他那劳瘁了一夜而气色很沉闷的相貌，晓得他的内心是虔诚地在替德甫哀悼着的。特别是德甫临终的那句话，很打动了他，他向着我反复了两三遍。一个人临到了死的关头，完全忘却了自我的存在，而顾虑着同在患难中的友人。——在这种精神的面前是谁个也会低头的。更何况杨异是和他同处在一个死地的人，在他那朴素的心中，和山里的溪泉一样没有什么渣滓和尘埃夹杂着的心中，自然是会有更清澄更透彻的印象。
——“我不要紧，请你们留心着敌人。”
二二
纪德甫的尸首抬回了南湖文科大学，停放在临着南操场的楼上的一间讲堂里。我一方面叫人去替他制办棺木和衣衾，另一方面得着几位部员和勤务兵的帮助，把他身上的军服解开来了，检验他的伤痕。
枪弹是从后头骨的左侧打进去的，从后颈窝下穿出；又从右肩打进胸部，由肩胛骨的右侧穿出；最后又打穿了右侧大腿的右侧的皮部。子弹的余势已尽，笼在军裤里面融断成了三个颗粒，连布制的军裤都没有打穿。
就这样一枪贯穿了三处。头部和胸部的都是致命伤。血流得不多，但那内部的出血不用说是很厉害的。
接着又检查他随身所有的物品。除掉所穿的衣类之外，手上有一只手表，衣包里有一个钱包。那个钱包是皮制的，已经很旧了，当着众人面前我替他打开来。从那里面取出的内容是：——两个铜板和两张当票。当票是广东的当铺所开的，写的是很奇怪的字，不知道那所当的是什么物品。但照我的推想说来，怕只是被条和书籍之类，因为出发时不能随身带走，所以才采取了那样的办法，交给了当铺。
“两个铜板”——这层或者有人要怀疑，以为我是在有意地夸张。其实这倒是不足怪的，自广东出发以后直到武昌城下，没有正式地发过薪水。（自然，假如有需要，是随时可以向财政股支用的。）每天吃着公家的伙食，在行军中谁也不感觉有什么用费，所以德甫的钱包里也就只有那样的一点财产。不过这也可以表示他的淡泊。我是在努力写着实话，毫无意思做小说。假如我要做小说，在这儿也正好夸张一下，可以替他编出一部日记或者编些信札出来。为投满脸骚疮的年青的男士或女士的嗜好，或者还可以编出几封恋爱的书信。但那是无聊到万分的，那样只会污辱了我们的德甫。
德甫的钱包我是交给了德谟他们替他保管着，那下落是怎样我不知道。只有那断成了三个颗粒的枪弹，我是把来当成纪念品保存着的。但在第二年的八月，我在江西的德安遇着危难的时候，我的一口皮箱遭了抢劫。那个贵重的纪念品，和着好些重要的资料，一齐遗失了。
在那天的午后，棺木和衣衾都采办了回来，德甫便立即收殓了。我因为工作忙，没有临场。收殓后的棺木是暂时停寄在学校后庭的一个库房里面的。
在那天午后还做了些什么工作，我现在全无记忆了。只记得夜里我睡在床上做过几首哀悼德甫的诗，我现在把它们记录在这儿。
一棺盖定壮图空，身后萧条两板铜。
沉毅如君偏不禄，人间何处吊英雄？
回思夜袭临歧语：不破坚城矢不归！
今日成尸横马革，难禁清泪滴君衣。
患难相随自汨罗，阵中风露饱经过。
人生自古谁无死？死到如君总不磨。
一弹穿头复贯胸，成仁心事底从容。
宾阳门外长春观，留待千秋史管彤。
第二天清早七点钟，在要把德甫的灵柩送到邻近的寺院里去停寄之前，政治部全体人员连同勤务兵，都聚集在后庭的那座小库房前面为他展吊。小屋是砖砌的，就和汽车的格纳库[42]一样，前面的门敞开着。因为天气热，棺材下已经有血水流出，同时也有臭味了。这样的情景尤其是触动哀感。
由胡公冕赞礼，大家在棺前沉默了五分钟之后，组织股长的李鹤龄[43]报告德甫的履历。大意说他是山东人，在中学毕业后便到苏俄留学，留学期间不长，为中国的革命所迫提前回了国。但他是很努力的，他的俄语程度和理论水平已经可以有把握地作政治上的谈话和翻译了。他是共产党员，是在莫斯科加入的。但他的家世是怎样，他是怎样到的俄国，他是山东那一县的人，我现在都不记得。
接着是邓主任代表政治部全体的人致哀词，报告了他阵亡时的情况。接着是俄顾问铁罗尼用法国话致哀词，由鹤龄替他翻译。
铁罗尼的确是很悲哀的。他一面演说，一面流着眼泪。他说：革命阵营里失掉了一位很忠勇的同志，同时他也失掉了一位很好的伴侣。他平时对于他太生疏了，对他没有充分的认识，他自己是很失悔的。
他的失悔很明显地有一部分是表现在他的眼泪里的，铁罗尼本是一位富有浪漫性的诗人，他是由于他的浪漫的热情而成为了革命家。他喜欢幽默，喜欢诗歌，喜欢在规律的生活之外作些余兴。但是纪德甫的性格却恰恰和他相反。德甫是很寡默的，平常除必要的谈话之外，连开口的机会都很少。从广东出发以来和他共同了两个月的生活，我是很少看见过他有发笑的机会的。因此他们两人在平时便不很投合，铁罗尼早有换掉他的意思，德甫也很想掉换工作。但是德甫的庄严的一死把铁罗尼对于他的感情完全改变了。
二三
自从纪德甫死后，武昌城下的军事行动没有怎样的进展。爬城的计划失败了两次，牺牲了好些同志，以后便没有再行采用了。在两三天后大家所系望着的飞机由俄国同志的操纵从广东飞了来，但那飞机并不是轰炸机，也没有炸弹，只在武昌城上空把通常的手榴弹投了两次，散了几次传单，结果只是把敌人恐骇了一下。
这儿却有一个小小的插话。
那在武昌城上所投下的手榴弹，有一颗是把武昌美术师范学校打中了的，并且还打中了一位知名的艺术评论家华林[44]。华林当时在那儿教书，也就在那儿寄宿，那炸弹的破片打伤了他的足趾。他为此受了一些痛苦。后来在他回到了上海之后，对于革命军曾经加以诅咒，而那诅咒的余沫更曾经飞溅到我的身上来过。
我现在把这段插话写在这儿，倒也并不是心存报复地要来奚落华林先生，我是想请他做一个活的证人，证明飞机投过炸弹的事情是实。而且更希望他为我们提供出些资料来，他在武昌城里过过四十天的笼城生活，象他那样有文笔的人，最好把那段生活记录出来，写一部“武昌城内”。
飞机的威骇没有用处，继起的便是炸城，由洪山附近有掩护的地方打地道通到武昌城下去。这样的工作不免要旷日持久，武昌城外的革命军便只有采取着待命的形势把武昌包围着。
到了八号，因为汉口方面的政治工作吃紧，又因打地道的材料都要向汉口采办，非得有机关在汉口主持不可，政治部便决定了在汉口设立办事处。起初本是拟定由朱代杰去主持的，但到了一切准备都已经停当了的晚上，择生又来找着我说：汉口的事情还是要我去主持才行。于是预备好了的规模又不能不改变一下，代杰依然做我的助手，在部中挑选了二三十名精悍的同志，带了十名警卫兵，在九号清早向白沙洲出发。这一行人中，代杰、鹤龄、德谟和我，便是核心人物。
到了白沙洲时，暂时驻扎在那儿的武圣庙里，因为所要搭乘的小火轮要载第八军的军火，一时很不容易载齐。中饭是在那儿用的。由白沙洲渡过鹦鹉洲时天色已经黄昏，再从汉阳城外走过时更已经黑下来了，便点起了马灯照着走路。这个情景在武昌城上的敌人自然是看见了，隔着江便不断地有枪炮射来。枪声和炮声在夜气中响得更加透彻，但是却没有一个子弹打中。
汉水上面是搭着浮桥的，由那浮桥渡过宝庆码头时，马灯的光映在水中，水是异常的清浅。渡过汉口后当晚在旅店里过了一夜，和前两天派来的人接了头。在第二天，十号的清早，才搬进了设在后城马路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里的办事处去。
公司是有四层楼的西式建筑，楼下正中是大门，左侧是公司的门市，右侧是银行式的一个大厅，那儿在前做过银行。在军事期中是做着逆军的军需处的。楼上是旧势力的俱乐部，因此便被认为准逆产，由我们所派来的人把它查封了。在对于公司的营业没有加以妨害的范围内，我们把楼上楼下非公司的部分都占据了起来。楼下银行式的大厅便成为了总政治部的办公厅。左侧前面当门的一隅有一间小室，便作为了主任室，主要的几个人便聚集在这儿。我自己是时常在这间小室中的一尊沙发上过夜的。
当时的汉口还是旧势力潜伏着的巢穴。吴佩孚逃走后还不上十天，一般的人多相信他会卷土重来。因而市街上的大商家都还没有开市，各种报纸也都还是没改换旧时的论调。刘佐龙所领率的鄂军集中在那儿。刘本人打着保境安民的旗号，隐隐地以湖北的政治中心自命，对于南北两方都采取着不即不离的态度。此外，还有好些新附的军队，那在名义上虽然是自己的人，而在实质上是形同敌国。我们跳进这样的环境里去，所负的使命便是要扩充革命的认识和革命的气势，来镇压周围的敌人。
我们开始把报界拉在手里，封了两家很反动的报馆。同时组织了一个新闻检查委员会，所有的报纸都要经过我们的检阅才能够发行。民众团体的组织加紧地进行，各种工会有组织的公开强化了起来，无组织的便从新加以组织。甚至如象省市党部的公开都是在我们的掩护之下成全了的。
就这样聚精会神地干了一个礼拜，各种宣传机关都拉在了手里。有一种美国人办的新闻也被我们把它拉了来。民众团体逐渐地产生，民气高涨了起来，汉口的市面便顿然改了旧观。我们自己在这几天中所过的生活要算是最紧张、最有趣味的生活，晚上睡觉的时间很少，多不过三四个钟头，甚至连熬几个穿夜的事都有。
然而在这样自以为痛快的时候，却于不识不知之间惹出了很不痛快的局面。
二四
在移到了汉口的第五天，码头工会的工友们把一位著名的工贼郭聘伯逮捕了来，这人在一年后的武汉政府时代是枪毙了的。最初送到部里来的时候，部里的同志们便主张就地正法。但在正式的规定上政治部并没有杀人的权柄，我便决定暂时把他扣留起来；一面派人到武昌去向邓主任请示，提出了他以往的罪状和我们主张枪决以镇压反革命势力的意思。
犯人送来时是清早，待到傍晚时分，突然有一营人的队伍开到了政治部的门前，对着政治部阵列着。照那服装看来，知道是刘佐龙部下的队伍。这是犯人的党羽去怂恿了刘佐龙，要他用威骇的手段来把犯人夺回去的。部里的人不免有些惊惶，因为我们自己的武装力量就只有十名警卫兵，每次派两名在大门外轮流守卫。这十人的力量无论怎样是不能和那一营人抵挡的。我自己也隐隐地怀着不安，但我想到那来的人不会便有胆量动作。他们不过是来向我们示威，我们却也不好向他们示弱。我壮着胆子叫人去传那营长。那营长却很恭顺，他一个人走了进来。我在主任室传见了他。那是一位将近五十的人，瘦削的脸上满脸都带着烟屎，嘴上有点稀疏的八字胡须，身材也不高，穿的是臃肿的北洋军服。
我先开口问他：“你们来是什么意思？”
他有点狐疑不定的神气，吃格着说：“我们不知道贵台是什么机关。”
——“什么机关？”我反应了一声，“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
——“是，是。”他愈见地恭顺起来。
——“你们来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又逼着问他。
——“听说贵部……唉……逮捕了人。”他嗫嚅着说。
——“逮捕了人怎么样？”我没等他说完又抢着诘问他，“你是来要人的吗？”
——“不，不，不，不是那样，”他连连地把两手举起来摆着，“因为外边有不好的风声，我们是奉了上台的命令来……来……保护贵部的。”
我听他说出了这样的话，几乎忍不住要发出笑来。我也把我的态度渐渐地缓和了。
——“多谢你们的好意。但我们自己有警卫队，就有什么动静，我们自己是能够对付的。你们的军队不好这样轻易地调动，反而要惹出不妥当的风声。我请你从速把你的队伍调回去。”
那营长诚惶诚恐地便告辞了出去，接着是“立正！……向左转——走！”的号令声，那开来的队伍又从原路开回去了。
就好象是串演了一场空城计，在营长的司马懿走了之后，大家都不免笑了一场。
但就在营长退去后不上二十分钟的光景，我派到武昌去请示的人回来了，带来的邓主任的信件是很不以我为然。他说我们政治部没有捕人杀人之权，在目前革命势力还没有巩固的时分，尤其是不可任性动作。他叫我们把犯人严加看管着，再听候发落。
我得到他的来示自然不很满意；但我也私自庆幸，因为我慎重地请了一番示，要算是很能够先意承旨地体贴了上司的意旨的。一有命令不准杀，谁还敢妄杀呢？一场高兴不用说已经冷去了一半。但是剩下的一半还要冷到零度以下，生出负号来。
第二天清早，武昌方面又派了人来传达邓主任的命令，叫我把郭聘伯立即解过武昌。这个命令是表示着对于我们的绝对的不信任。他在昨晚叫我们严加看管，只隔了一夜又叫我们解过武昌。他怕我们不遵守他的命令，会要任性枪毙的。我自己很不了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捕杀一名罪恶昭著的工贼会有这样的严重。在我的意思，初到汉口来，在革命势力还未巩固的时候，正好雷厉风行地做些行动出来示威，借此也可以收揽民心；然而上司的见解和我们的却是正相反对。
命令自然是只有遵照，但在那时候要把一名要犯由汉口送往武昌却不是轻易的事情。万一路上有了差池，谁好担戴呢？于是又只得把十名警卫兵，留下两名在门外站哨之外，通统派遣去，护送着郭聘伯老爷过江。门卫的换班暂时也只好用勤务兵来假充了。
二五
事实是这样。在我们的请示到达武昌之前，郭聘伯的神通已经先到了彼岸。他的党羽在总司令部告了状，说码头工会的人任意捕人。这个消息把武昌方面的军事中枢歆动了一下，就在第二天便由总司令部出过一张布告，对于民众团体任意捕人的事严加禁止。一有我的请示去，才知道那所捕的人已经移到了政治部，而且我们又主张枪决。这是很把邓主任作难了一下的。他还有更严厉的他的上司。因此，他也比我的请示还要慎重地索性把那犯人要过江去了。
事情只是这样的结束，在我虽是觉得不甚痛快一点，但也没有什么，因为逮捕的下手人并不是我们。我们虽主张枪毙，但仅仅是一个主张，而且是恭而且敬地请了示的。但不料隔了一条江水，邓主任对于我们的误解却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在十八号的晚上那时在总司令部秘书处担任着工作的蒋先云[45]给朱代杰写了一封信来，就为处理郭聘伯的事责备他们不懂策略，办事太幼稚，同时叙及邓择生向他诉苦，说我是一位感情家。又说是我们几个四川人有点迹近把持，不应该在部中激成了广东派和四川派的对立。
这个非难真是有点象晴空霹雳，而且对于我们几个人也可以说是顶门一针。我们几个——代杰、鹤龄、德谟，和我——太不凑巧地都是四川人，又都占着重要的位置，但我们并不是有意识地团结拢来的。代杰是政治部的元老，他起初担任着庶务科长，后来在要出发的时候因为我加入了宣传科，又兼带了行营秘书长的职务，他便以辅助我的意义，改为了宣传科的副科长。——这个名目都是临时定出的。组织股长的鹤龄本是黄埔军校的教官，在出发的前一天才转过政治部来。德谟入政治部比代杰稍后一些，他一直在担任着秘书。我们几个人都是个别地进的部。我在上海时虽和德谟相识，但并没有怎样的深交；代杰和鹤龄更是到了广东后才认识的。就这样完全是偶然集合的我们，在拚命做着工作，连自己的性命都是置诸度外的时候，不料才激起了同人中的党派观念。在代杰、鹤龄诸人都很灰心，而在我自己尤其是愤慨。我自信自广东出发以来是很能遵守纪律而遏制着自己的感情的，不辞劳苦地干了两个月，却落得了一个感情家的评语，我心里真是不舒服。而这个评语不是择生直接向我说出，而是间接的诉苦，尤其是使我难耐。象这样羊头狗肉的革命工作，我决心不再干了。当晚便写就了一封辞职的信，请另简适当的人来负责。在第二天清早的一早便派人送过了江去。
十九号下午择生过江来了。到了政治部时已经是晚上，我回避着他没有直接和他谈话。他在主任室里和代杰诸人谈论了足足两个钟头，谈话的内容我没有过问。
二十号清早还在六点钟以前，择生派了人来把我请到他留宿着的旅馆里，那是同在后城马路，离烟草公司不远。
我穿着便衣走进他的房间里去，他已经把军服穿好了在等待着我的。我们在一张方桌旁坐下了。
择生带着一个愁蹙而又含着怒气的面孔问我：“你是在斗气，还是认真要不干的？”
——“两来都是，”我索性不客气地回答着，“气也要斗，职也要辞。”
在平常我们对他是很客气的，因为他是上司，凡是他所说的话都是绝对的命令，我们是只有唯唯听从的。这一次他看见我的态度反常，他就好象吞了一口热汤，闷了一下，有好一会没有说话。
——“在现在革命的工作异常紧张的时候你要辞职，你这不是反革命吗？”
——“革命不一定要做官，抱着革命的志趣的人无论到什么地方，无论做什么事情，一样可以革命。”
——“你打算要到什么地方？”
——“打算到上海。”
——“目前在孙传芳统制之下你能够去吗？去了你有什么事情好做呢？我看你走不到上海，你的脑袋子已经不会在颈子上的。”
——“那倒痛快些，象目前这样的半死不活，羊头狗肉的革命，真是吃不消。”
择生又沉闷着了，他接着又更加缓和地说：“你对于革命的现状究竟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呢？”
——“我最大的不满意便是万事都讲‘策略’。目前革命的胜利只有军事上的胜利，政治上是丝毫也没有表现的。象我们政治部对于民众发出了许多的口号，但是一点也不能兑现。军事上的胜利一半是得到民众的帮助，但是对于民众的迫切要求，我们却万事都讲‘策略’。我们对于旧时代的支配势力太顾忌，太妥协了。结果民众是受了欺骗，我们自己会转化成旧势力的继承者，所谓革命只是一场骗局。”
我这样抽象地说了一遍之后，又举出了些事实来证明，同时也提到郭聘伯的逮捕这件事情来。我说：“为爱全一位著名的工贼，而失掉几万工人群众的信赖，这样的‘策略’我真是不懂。”
择生说：“你的见解是很正确的，但是实际上是旧社会的力量太大，我们的力量太弱。我们革命军的内部便有极大的旧势力磅礴着，我自己是有好多说不出来的苦处的。总之，我们和衷共济地缓缓地做去吧。凡是关于政治部内部的事情一切都可照着你的意思去做，老总不久要向江西出发，他希望着你去，但我们都委婉地谢却了。武汉的工作无论怎样是不能离开你的，我已经派了党务科长季刚去江西。你无论如何应该把你的感情抑制一下，努力干下去。我说你是感情家，并不是骂你的意思，革命家没有强烈的感情是不能够革命的。不过在目前，对内对外的策略都是应该讲的，这是无可如何的事情。还有部内分出了党派的话，是有少数不良分子的流言，我自己是毫无那样的成见的。我也相信你们决不是那样腐败的封建余孽。”
他诚恳地这样说着，说得快要流出眼泪来的样子，我为他的诚恳却不免打动了，我的感情自然也就缓和了下来。
他最后又严重地下出一个结论：“总之，你在目前是不能够离开这儿的。就是代杰、鹤龄、德谟，都不许有一个人离开！你们离开了，政治部只好垮台。”
他说的话委实也是实际情形。在当时一切工作计划是由代杰经手，一切来往文电是由德谟经手，鹤龄是长于演说的人，并且又通英、法两国的语言，所以对外的宣传和交涉大抵是由他担任的。他们三个人的确是一尊宝鼎的三根柱脚，我不过是代替着择生总成其事而已。他们三个人要走了一个，政治部的事情一定会办不动。又假使我走了，他们的兴趣也是会减少的。我本来有一多半是闹着感情，听了择生的一席话把气平了下来，只好答应他又维持下去。
那一整天择生都留在汉口，我陪着他跑了好些地方，直到晚上他又才过江去了。
但在夜间在主任室的办公桌上我找出了一张写了几行没有写完的信笺，是择生写给广东的留守主任孙炳文[46]的。信里有这样的话：“革命的苦楚易吃，同志们的气难受，我恨不曾在武昌城下战死。……”
二六
九月下旬，总司令部终竟移到江西方面去了，战事的中心已移到江西。总政治部有一部分人也跟着去了。各地方来归附的军队很多，凡是有来归附的军队，他们最先所请求的便是派遣政治工作人员。所谓政治工作在当时的旧军阀们看来，就好象和打出青天白日旗一样，是成为了革命军的必要的徽章。他们并不知道政治工作的真意，但很知道南军和北军在组织上的重要的不同处便是在这种工作的有无。有了这种组织的南军打了胜仗，就觉得这种东西是使军队强盛的良法，因而政治工作便成了一个时代的宠儿。各方面来归附的军队既多，所派遣到各处去的工作人员也就不少。胡公冕所带领的一个宣传大队，所有的宣传员，不久便被派遣一空。连公冕本人也就不得不被派遣到江西去了。
总司令部移到江西去后，有行营设在汉口，行营主任便是择生。同时湖北省政府也相继在汉口成立了，省政府的主任也是择生。他以一人而身兼三主任，自然很忙，因为工作关系留在汉口的时候多，顿在武昌城下的时候少了。在南湖剩下的少数政治部人员在九月尾上索性通统移到了汉口来。附属着的党红会也分遣到武汉各军的军医处服务去了。最有趣味的，是那由择生所要过江去的工贼郭聘伯又郑郑重重地护送过了江来，仍然关闭在烟草公司三楼上一间小楼房里。
政治部一搬过了江来，工作人员添多了，同时内部的负责人员也由择生调动了一下。他把编纂委员郭冠杰[47]改任为总务科长，把属于总务科的财政股长也改换了。
冠杰是择生的同乡，也是陆军小学的同学，后来是改习了法政的，曾经在法国留过学。他因为和我是同姓，时常称我“宗兄”。他是择生最亲信的人，时常肯把择生的私话来传递给我。他初到汉口来的时候对我说：“择生时常说，宗兄很刻苦，革命性很强，择生是十分敬重的。在长沙时宗兄的工作做得很好，到汉口来的工作便杂乱得一点，自然也是局面大了的原故。”
他一接了事之后，照政治部的规定，总务科长本是有批核一切来往公文的权限的，他便把德谟素来担任着的工作一手接过去了。但他对于这层却没有经验，每天几十百件的公文堆积在他的案头不知道怎样处理。过了三天又由邓主任的命令叫把所有的来往公文仍归德谟办理。
湖北省政府在当时真正是一种鱼龙漫衍的模范政府。那个委员会五花八门地是什么人品都有。有的昨天还是罪该万死的旧军阀，而今天便一跃而成为了功高千古的革命元勋。在咸宁以后和我们一同驰驱过两天的詹大悲和李汉俊在其中要算是铮铮佼佼的第一流人物了。省政府的内部组织是分成四科，科长秉承委员会的意旨受各委员的指挥以执行政务；其中的教育科，择生要叫我去担任，连委任状都下了，是总司令部第七号的委任状。但这项委任我坚决辞退了。
有一天择生到政治部来，他问我：“为什么要辞退教育科长的事？文化工作正应该大干一下，除你而外没有再适当的人。”
我的答话很直率，我说：“我是来革命的，不是来做官的，受你的指挥我可以，要秉承大委员们的意旨我却办不到。”
——“你不干谁个好干？”
——“汉俊正是很适当的人物，你找他，他一定可以承担。他以委员而兼科长，就和詹大悲一样，办事也会顺手。”
在我明确地把意思表示了之后，大悲和汉俊也到政治部来找过我。他们起初以政府委员的资格，说要委屈我，要我一定把教育科的事情担任起来。
我仍然说：“我不愿意做官。”
大悲说：“革命政府也不能不要官，革命的官和反革命的官是不同的。”
——“不同的只是名目罢了。”我说。我在这儿索性把大悲先生俏皮了一下：“譬如你老先生担任着委员而兼任实业科长，还有湖北矿务局的局长，你老先生不和前清时代的道台一样吗？”
大悲先生不动声色地笑着说：“这是策略问题啦，你知道我们是兼差不兼薪的。”
这位先生我不知道怎的，对于他总有一种先天的厌恶。我自从认识了他以来便不高兴他，他的一切派头不外是一个官僚的模范。他老先生是惯爱讲策略的，说不上十句话便会有五个“策略”的字眼。他是湖北人，又是当时的中央委员，自从军事一进展到武汉以后，他俨然就象是邓演达的执掌鹅毛扇的军师。邓对于他也就和刘玄德之于诸葛孔明，如鱼得水了。
——“你不干谁个好干呢？”汉俊说。
——“你正好干啦，我已经向择生推荐了你。”
结果是汉俊说，他暂时为我代替着。又说他打算组织一个教育编制委员会，由省市党部的宣传科长、省政府的教育科长，以及其他适当的人物来构成，要我去做主席，但是我也谢绝了。
二七
江西的战事没有初到武昌城下时那么顺利。旧历的中秋第六军曾经攻进过南昌一次，但受到敌人的反攻。以众寡不敌反遭了一次惨败。战线绵亘着南浔铁路一带，敌人据着南浔铁路，以徐家埠为中心，上下策应，和他应战的有第七军、第一军、第二军、第三军。一共好几师人，支持了许久，终不容易把敌人打破。在九月尾上孙传芳的军舰公然有两只开到了黄石港来，竟连武昌围城的兵士都不能不开了大部分去抵御。这个消息是保密的，但城内的敌人和汉口租界的帝国主义者有连络，却早知道了，乘着围城的兵力稀薄时，有一夜公然敢于派遣了一部分人缒城而出。适当其冲的是叶挺的独立团，混战了两个钟头，算把出城的敌人通统歼灭了。独立团也遭了很大的损失。那一团人经过几次的激战，所有的下级官长几乎是阵亡干净了的。
炸城的工事也遭了好几次的顿挫，有时是挖得太深，出了水；有时又挖得太浅，地面凹陷了下去；更有两次挖到了城濠，自己把地道穿破了。每遭一次顿挫，总要使前功尽弃，又来重起炉灶。因此工作便十分迁延，武昌城的攻破遥遥无期。京、沪等地及国外的报纸竟把守城的敌将刘玉春英雄化了，把他称赞得就和田单、张睢阳一样。
但是粮食的封锁是收了很大的效果的。武昌城有二十万人口，围到了三四礼拜上来，城内的粮食估计早已用尽了。城内的人和汉阳、汉口的人大抵非亲即友，因此汉阳、汉口二地水面上的人物们便发起了营救运动，想把城里人救出。这在本军方面自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和城内费了种种的交涉，在十月初头，便有开城放出饥民的事。约定了每天上午在一定的时间内由汉口派船去迎接，船上插着白旗为号。
头一次开城似乎是十月三号，饥民为要拥挤出城，在文昌门的城门口竟挤死了两个人。那些出城的人的确是很狼狈的，据说一般没有积蓄的人在头一个礼拜便已经绝了粮。吃草根，吃树皮，吃猫，吃狗，吃老鼠，只是还没有闹到吃人的地步。有人把那饥民吃的土馒头给我看过，外皮是一种黄垢色的粘土和着一些谷糠，内面包着些狗肉和猫肉的心子，然而这恐怕要算是上食了。有储蓄的人自然又不同，但笼城期间过久，他们又有他们的焦愁和恐怖，这在事实上是促进了开城的原动力。
在那开城的前后，敌人已经失掉了斗志。城内的敌兵闹到一天只能吃得一二碗稀饭，城上的人每每有向城下的人打话的时候，他们向城下的兵士要饮食和烟草吃。城下的兵士问他们为什么不开城，他们把手棱在颈子上，表示他们的官长要砍他们的脑袋子。
但他们的官长，刘玉春[48]和陈嘉谟，也派过私人到第八军去通过款曲。他们要求保全他们的实力回河南去，要南军让他们出城，开出一条路来让他们退走，南军不加以攻击。但这个要求是遭了拒绝。
就在这陈、刘二人想投降而尚存着观望的期中，他们的部下有一位旅长却着了他们的先鞭，首先派了人来投诚，约定了在十月九号的晚上里应外合，把宾阳门打开来迎接我们。这位旅长似乎姓刘[49]，名字我忘记了。他的一旅人是编配在唐生智部下的。后来在武昌下游的铁路工程处成军的时候，唐、邓和我去监誓，各人作过一般训话。
双十节到了，在武汉要算是空前绝后的一次盛大的国庆纪念。
会场设在汉口北郊的华商跑马场，开会是在上午九时。参加的群众当得在十万人以上。团体旗、党旗、国旗的飞扬，国际歌、先锋歌、革命歌的合唱，口号的绝叫，万岁的绝叫，讲台上如火如荼的演说，各种音乐队的演奏，把那广大的跑马场化成了一片澎湃的大海。
正在开会中，武昌城攻破的消息传到了。这在我们本来是早已预知了的消息，但在一般的民众是出其不意的。消息当场传布了，民众的热狂真是到了绝顶。十万人以上的群众一时轰动了起来！脱帽，摇旗，挥拳，鼓掌，破命的高呼。那宏大的怒涛，就象要卷成海啸，把那十几万的群众都卷到天空里去。
怒涛一激动了起来，没有可以使它立地静止的力量。庆祝会的预定本来是还有好些人的演说，但都停止了。——演说已经是没有人听了。——于是便照着预定的路线开始游行。这对于汉口租界的帝国主义和在帝国主义掩护下的反动势力真是绝大的示威。
湖北总工会也是在这一天成立的，在汉口公会堂开成立大会。我参加了跑马场的庆祝会后又到这儿来。这儿聚会着的是各种工会的代表以及来庆贺的各机关、各民众团体的代表。这儿是革命的盐，革命的火车头，虽然没有那群众大会那么热闹，但所给与人的是坚实的铁槌般的感觉。
武昌方面在我们的军队进城之后，到了下午，又由第四军把刘玉春活捉着了。这个消息传到汉口来时是快要黄昏的时候，我们顿时印出了传单来散发，利用种种的方法来公布这个消息。有一个方法大约是代杰想到的，他叫人买了白布来用红水写着“刘玉春活捉了”的几个大字，把来围在一驾汽车的周围。让那汽车在汉口全市驰骋，同时又从汽车上散布传单。这一个消息，和公开这个消息的奇妙的手段，把在热狂中还未镇静的民众和市民愈见煽扬了起来。汉口全市都轰动了。汽车走一路，民众便簇拥在它的后面跟随着，到汽车把汉口巡游了一遍折回到后城马路来的时候，群众拥集在政治部门前不肯散，愈集愈多，把后城马路那条很宽阔的街道塞得水泄不通。政治部前面的出入竟开出了一条火巷子来。
这仍然是那驾汽车所生出来的效果。
汽车本是从前吴佩孚坐过的一乘朱红色的轿车，用白布在三面围着，车窗恰被遮掩了，车的内部是看不出的。大家以为刘玉春便被囚在那驾汽车里面，因此都要等那车门打开，看着刘玉春出来。这完全是出乎意外的一种收获。在晚上邓主任和铁罗尼过江来的时候，他们费了很大的工夫才到达了政治部。铁罗尼大为惊叹，他对我说：“这样的群众在莫斯科以外是不能够看见的。”
二八
第二天清早八点钟，邓主任由歆生路的总司令部行营到了后城马路来，因为八点半要开一次部务会议。
部务会议列席的人是各科的科长、股长，以及秘书，主席便是主任。邓主任所主持的会议，名目虽叫会议，照例是一种军事独裁，他是先在自己钞本上写出几条大纲，接着便用命令式宣布。
他这回所宣布出的命令，是要政治部全部迁过武昌，驻扎在旧省议会里面，以后的工作是偏重在农民运动方面。
这个步骤本来是应该有的，但要全部迁徙却是出于意料之外。我的意思是仍然以汉口为本部，而于武昌设立支部。因为汉口无形中已经成为了政治中心，而且也是武汉三镇的社会中心，对内对外的工作都以这儿为方便；而且政治部的工作在这儿已经有了一个月的基础，不应该完全抛弃，搬到那偏僻的在各种工作技术的运用上都不灵便的武昌。注重农民运动的工作在汉口也可以做，武昌设立一个小规模的办事处也就可以呼应了。
我把这层意思表示了出来，择生反对着说：“目前的汉口虽然是政治中心，但这是一时的现象。武昌已经攻破了，政治中心是要移到武昌。不久省政府、省党部，都要次第地移过去。还有是政治工作人员应该过艰苦的生活，久住在汉口是会堕落下去的。”
决议自然是照着了他的意思，等待那做着第四军军部的省议会空出之后便搬过江去，同时汉口的办事处留下几个庶务员看管，只当成一个购置物品的机关。
在会开完后择生过江去了，我在那天下午得到空闲也渡过了江去。城里的情形自然是十分萧索的，商家都闭着店门，居民都瘦削憔悴得象木乃伊。我的去向是往省议会。议会前面的广场中停集着好些北军的棺材，有些是南军进城后才收殓了的。天气还热，棺材都是些菲薄的木匣子，尸臭异常地熏人。
走进省议会时已经是天快黑的时候了，四军军部正在搬家，我叩问了几位负责人，知道第二天上午便可以空出。政治部也就决定了在第二天搬来。
那时被活捉着的刘玉春是关在省议会的楼上的。一位副官把我引到那间房间里去。那是在楼上第一排右侧的第一间小房间，里面是黑洞洞的，只在一张桌上放着一盏马灯。进门在右侧的角上放着一张木板床，刘玉春面着壁蜷卧在上面，有一个跟随的人在服侍着他。引我进去的副官打了招呼。刘玉春起了床来，很客气地请我坐。
刘很白皙而肥胖，足见他在四十天的围城生活中是丝毫也没有受苦的。他是一位中等身材的人。虽然在缧绁之中，大约也是狃于素来的威势吧，态度很能镇静。
我在那时和他谈过一席话，在第二天的《革命军日报》上发表过。[50]我开首恭维他，说他能忠于职守，能把一座孤城死守了四十天，是难得的事情。
他也谦逊着，说他只是一介武弁，只晓得服从上官命令，上官要叫他守城，他便守城罢了。
——“但是，”我说，“你所服从的上官，吴大帅，一从贺胜桥溃败了下来，便渡过江跑回河南去了；而你一个人偏偏要来顶着担子坚持，使武昌城内二十万居民，为了你一个人受尽了四十天的水深火热的痛苦。你们又在武胜门外放火，烧毁了无数人家，使多数负郭居民无家可归，这无论怎样怕是该你负责的。”
——“在军事上是出于不得已，军人是只晓得服从命令，只晓得打胜仗的。”他回答着。
——“你这样的话，”我又说，“怕不见得是出于本心。军人的天职是在保卫人民的，所该服从的命令是保卫人民的命令，要打胜仗也是为的人民；不是专为某一个人效奔走犬马之劳，不是为要保全一二人的身家性命而屠民以逞。我敢于替你把本心话说出来，你是相信着吴大帅会卷土重来，吴大帅一时是决不会崩溃。所以你能够多支持一天，你的功劳更大，你会多得一重犒赏的。”
——“我决没有那样的心，我可以对天地神明发誓！”他抢着话头来辩驳。
——“你不用掩饰吧，”我说，“这种想头是谁也应该有的，你、我也并不是圣人。不过就是为了你这一念，武昌城内外的居民，你想，是怎样地受了灾难？”
他沉默了下来，隔了一会又再说时，声音愈见和软了。
——“我们军人的脑筋很简单，”他说，“我们没有深刻的心思。”
照那语气上看来，似乎有悔恨的意思在他的脑中盘旋。我最后又问到他的家族。他说，他最罣念的是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母亲。万一“国民军”的长官肯鉴谅他，使他能够保全生命，回家奉养，他以后决不再做军人，他要做一名驯良的老百姓。
和他谈了一席话，觉得他很真率，似乎并没有什么狡诈的地方，在旧军人中的确要算是难得的一个人物。他在我的谈话中似乎也感受了好些慰藉。当我把话说完了，和他拉手告别的时候，他很和蔼地对我说，他希望能够和我再见。他说他自从失掉了自由以来，来和他谈话的人都好象法官拷问囚犯一样，没有人象我这样的和气。
和刘玉春一别之后，在第二年的夏天他终竟恢复了自由。那时张发奎在做第四集团军的总指挥，我在做党代表，我们在旧督军署的总指挥部中还见过一次面。他还记得我，同时也还记得我们那一次的谈话。但他后来的情形是怎样，是不是做了“一名驯良的老百姓”，我不知道。
二九
政治部移到了武昌，驻扎在省议会的右半部，左侧的半部是要让给省党部的。幽囚过刘玉春的那间小房间开放了出来成为了会客室，在那东侧的一间大房间便是主任办公厅，其余的各科各股都分设在各个小房间里去了。
第二天清早，便是开城后的第三天，因为闲着，我自己便带着了一名对于战地的情形比较熟悉的副官和一名勤务兵，向宾阳门走去。那道城门离省议会最近，在那崎岖不平的一条街道上走不上四五分钟便可以看见城楼了。城墙内面的脚部，挖出很多地坑，是北军躲避飞机的工事。
出了城，先走到左手的一段高丘上去，那高丘上的一段城墙比较低，那儿便是九月初旬两次夜袭所选来爬城的地方。阵亡了的人很不少，尸首在城下暴露了足足四十天才得以收殓。我去时，尸首已经是被收殓了，但在那儿压了一个月以上，被压着的草，腐化了，因此在那青草地上狼藉着的手榴弹的残骸中，还纵一个横一个地呈出一些人体的烙印。
在那高坡上立着怅望的时候，有一群日本的新闻记者也走了来，其中有几个是我在汉口认识的。他们见了我，便来和我客气了一下，拍了好些照片。日本人对于中国时事的关心，对于中国情形的侦察，真正的是无微不至。南军占领了武汉的时候，日本的各个报馆、各个通讯社，都派有专门的访员，勤勉地访查四面的消息；但是上海方面的本国的报馆和通讯社的访员，我却不曾看见过。中国的访员和记者，似乎只消用一瓶浆糊、一把剪刀、几份外国文的报。
城濠对面也耸立着一个丘陵，丘陵顶上有一座庙宇，四围有红色的墙围着，那便是长春观，纪德甫的阵亡处了。我怅望了一会，徐徐地走下了高地，想踱过长春观去凭吊。从那城濠的石桥上踱过，在对岸的右侧现出了一个窟窿，副官指着对我说：“那便是最初一个地道，打穿进了城濠来的。”
地道工作的根据地是在长春观下负郭市街最前头的一家茶店里。那家人家几乎被挖出的泥土所堆满了。屋顶、屋壁、和堆积的泥土上的弹痕不计其数。
立在地道工作的洞口上看了好一会，我想上长春观的心事又改变了。我想缓几天等到择生或铁罗尼有了闲暇的时候，再约他们同去，好问明纪德甫阵亡时的地点和情况。因此我便离开了那儿，沿着城濠边，向通湘门方面走去。
走不好远，在城墙顶上呈现出一个缺口，副官指示着对我说：“九月下旬敌人出来夜袭的时候，便是从那儿缒城而出的。在那城濠里死了的敌人很不少，从昨天起一样地在收殓，但因为火材匣子不够，尸首还没有收完。”
收了尸的火材匣子有好多还堆积在城濠边上，没有收殓的尸也还东一个西一个地腐化得不成形状。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奇臭。
走到通湘门，城门是闭着的。城门外也还横着好些尸首，有些是我们自己的人。我冒着那浓烈的尸臭，在一些死尸间向那城门走去，在那城门洞下也横陈着好几个尸首，都是穿着革命军的军服的。尸首大都偃伏着，其中最把我打动了的，是靠着城门洞的左壁坐在地上的一个，两手叉着，头部是折叠在胸上的。这些阵亡了的勇士不用说都是受了重伤，爬到了这城门洞口来暂时躲避敌人的弹雨的；但他们的伤害很重，就要乘着夜阴爬回自己的本营都不能够办到，便睡的睡着，坐的坐着，整整地在那儿饿死了。想到他们的彻骨的疼痛，想到他们的焦灼的饥渴，想到他们的绞心的忧虑，忧虑到自己的生死和留在故乡的家族，禁不住有灼热的眼泪在眼睛里汹涌。但我那时候的感触却是没有流于感伤：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死是光荣的，他们的血是有代价的，他们是死得其所，是死而无憾。……但在七八年后的现在我写到这儿，我对于当年的夸张的感想，只能够自己对着自己冷笑了。
离开通湘门又朝前走了一节，走到了铁路的路线上来，有几架敞车陈列着，车上近城的一侧树立着五六尺高的钢板。那钢板上大孔小洞的弹眼，很象是暴雨落过后的沙面。很想再朝前走，由中和门或者保安门折进城去，但觉得路太走远了，费了已经不少的时间，怕部里有什么事情要找我，又只得从原路折回。
三〇
自从移到武昌以后，很象是已经失掉了弹性的橡皮带子一样，比在汉口时清闲得不可比拟。
在这时又是我烦闷开始的时候，我很想辞掉那时的位置，索性回到上海或广东去做点更称意的工作；要是不能够，便索性再退回书斋。
在武昌究竟做过了些什么事，我现在已经很模糊了。但奇妙的却有一件小小的事情记得异常鲜明。
政治部驻扎在旧省议会，本是在围武昌城以前便预定了的步骤。武昌开城以后，不料湖北省党部也预计着要设在那儿，他们在择生处办了交涉，又只得由我们让出一半来彼此分住。
我们先进去，因为是政府机关，自然便把国旗挂在屋顶正中的旗竿上了。省党部隔了有一个礼拜的光景又才由汉口搬过来，部里的人也很替他们帮了一下忙。
省党部一来，自然是又要升挂党旗的。在要升旗的一天，他们要政治部把国旗下下来，让他们把党旗升上去。开首是在下级人员间有了一番争执，部里的同志走来告诉我，叫我无论怎样不要退让。
接着很兴奋地来了两位省党部的人，他们来会我，说明要换旗。一个说：“‘一切权力属于党’啦，党部是在一切政治机关之上。”一个又说：“党部是革命力量的中心，我们应该‘拥护革命的中心力量’啦。”他们都在把我所编拟的口号来作为大前提，对着我大发议论。
我对他们说：“国旗已经挂上了，又要下下来，未免不成体统。省党部的党旗，能够在前庭正中另外立一根旗竿来挂上，是再好也没有的。”
两个人看见我没有退让的意思便退出去了，又搬了一员大将来。
来的是t[51]，t是湖北省党部的委员，同时又是省政府委员，又是共系的国民党中央委员。我对于他，平常是怀着敬意的。
他很幽默，没有初来的那两位年青人那样地剑拔弩张。他说：“党部办事的人总是很迂缓的，没有政治部的人办得敏捷。”他希望我们敏捷地另外树一根旗竿，把那屋顶中央的旗竿让给他们。
这本来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但因为要顾全部内同志的意气，我也不好由他的一幽默便软化下来。
我也带着幽默的意味说着：“国旗已经升上了，不好无故地扯下。要说省党部是党部，是在一切政治机关之上，但是总政治部在出发时受了中央党部的委托，是有指导并解散地方党部的权限的。……”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t把他的态度改严重了。他说：“你要那样说时，那我还是中央委员啦！”
我忍不住笑了一下，说：“你是路易十四[52]的新翻译家，路易说‘朕即国家’，你现在把它改成‘我便是党’。”
t辞去了，结果仍然是在前庭中树了一根旗竿来，把国民党的党旗挂上去了。
这件事情想起来真是无聊，但那时的革命同志们大多数也每每爱闹着这样无聊的意气。三分来是革命，七分来是做官。
和这同样的闲气，初到汉口时也和市党部闹过一次。德谟办了一通公文给市党部，他因为政治部受过中央党部的委托，便把市党部当成了下级机关，公文送了去，由市党部的人附笺退了回来，说“本党部不便接受这样的公文”。结果是把中央的委托文件发表了出来，市党部虽然没有再说话，但是彼此之间的感情便弄得很有隔膜。他们对于德谟的批评特别严格，说他的“官僚气太重，不甘淡泊”。
到武昌来又由换旗这件事情闹得和省党部不和睦了，他们在外边对于我的批评，又是说“书生气太重，不甘寂寞”。
荏苒之间也就到了十一月初旬了。天气逐渐地寒冷了下来，江西的战事还迁延着没有解决。幸好武昌攻破后，把第四军的劲旅抽调了大部分人去应援，在马回岭的一战彻底地给与了敌人以致命的打击，九江在六号的清晨终被南军占领了。这个胜利的消息到达武汉时，是七号的晚上，那天正举办了纪念苏俄革命的庆祝大会，在那大会的兴奋还未平复的时候得到九江克复的消息，和在双十节的庆祝会上得到了武昌攻下的消息一样，把武汉三镇都歆动了。
就在那天晚上，择生由汉口打了电话来，叫我作出发的准备，到九江去。他说：“九江攻下了，南昌不日便会攻下，江西方面的政治工作异常吃紧，非我去主持不可。”
接到了命令，自然风急火速地准备了起来，挑选了六个我认为是能干而必要的同志和我同去。李德谟便是其中的一个。
但那时在九江和武汉之间，象黄石港一带，是还在敌人手里的。我们要往九江，便非改装不可。恰好在八号晚上有一只英国船要开往上海，我们便决定了搭乘那只船。八号清早过江去，在汉口置备了衣履，把装束改了，成了名实相符的便衣队。
因为要避开人的眼目，在晚上上船时只有两位便衣同志送行，都是汉口的负责同志。话头自然是每易回顾到我们初到汉口的当时。那时也是在反动势力还在蠢动的局面下跳进去的，他们都承认我们多少是做了一些垦荒的工作。有一位是市党部的组织部长p，为德谟用上行下的公文和我在一次公开的会议上略略争执过的，到这时把所有的怨嫌都化除了，他特别恳切地同我和德谟握手，祝我们健康，祝我们前途无恙。
把送我们上船的人送上了岸，立在甲板上看着灯火中的武汉在我们的眼前移动了起来。素来是很沉默的德谟，在这时候立在我的旁边自言自语地说：
——“这回可惜没有德甫和我们同路。”
他这一句话正道破了我那同一瞬间的怅触。
——“德甫停丧的地方你晓得吗？”我问他。
——“s同志是晓得的，我几次想约他去看看，还没有得到机会，s便派到江西去了。”
——“我连要到长春观去看看，都没有去成。”
我们当时对于武昌城的留恋似乎就只有这一点。在半年以后我们虽然也回过一次武昌，但那长春观我至今没有去看过，德甫停丧的地方我至今也不知道。只有那汨罗江畔的露营，崇阳山中的跋涉，咸宁道上的奔波，宾阳门外的流血，就象已经旧了的影片一样，时而在我的脑幕中浮动着。
后记
这篇回忆录在《宇宙风》[53]上分期登载了十五次，算登完了。我现在把全部重读了一遍，稍微添改了一些字句。在杂志上发表的本是三十一节，因原先的二十七、二十八两节太短，为保持全体的均衡，我把它们合并成了一节，故今成三十节。就尽它们以这样的形式作为我的定稿吧。这儿有一件事应该附带着提一下。本篇在发表“中途”，上海有一家幽灵出版社，把前二十五节盗取了去，作为《北伐途次——第一集》而“出卖”了。[54]那儿公然还标揭有“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的字样。所谓“侯门仁义存”，真正是有趣的一件事。有好些朋友说，中国人不懂幽默，但据这件事情看来，我却感觉着我们中国人是第一等幽默的民族。——
敬录该《第一集》的代序之头一节，以为本《后记》的尾声吧：
本篇最初收入一九三七年六月上海北雁出版社出版的《北伐》。
“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中途虽然被人出卖了，但不论怎样，它在中国民族解放革命的历史上的烙印，是永远不能磨灭的。”
1937年2月15日记
[1]邓择生（1895—1931），名演达，广东惠阳人。北伐期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等职。大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一九三〇年春回国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并策划反蒋军事行动。一九三一年被***杀害于南京。
[2]即李一氓。
[3]纪德甫（？—1926），山东人。早年留学苏联，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翻译，一九二六年九月在武昌宾阳门外牺牲。
[4]铁罗尼，高加索人。北伐期间受苏联政府委派任广东革命政府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顾问。
[5]作者原注：k同志，你是怎么了的？
[6]唐生智（1889—1970），字孟潇，湖南东安人。原为湖南军阀赵恒惕所部第四师师长。一九二六年三月任湖南省代省长，六月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前敌总指挥，率第四、七、八军攻克武汉、南昌。次年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在河南与奉军作战。
[7]此诗后以《过汨罗江感怀》为题，收入《潮汐集·汐集》。
[8]朱代杰（1902—1966），四川成都人。时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秘书长。
[9]语见《世说新语·排调》。
[10]作者原注：四川方言，即地板。
[11]葛理维（j. swift, 1667—1745），通译格列佛。格列佛游小人国的故事，见英国作家斯威夫特长篇幻想小说《格列佛游记》。
[12]白崇禧（1893—1966），字健生，原籍南京，生于桂林，回族。国民党桂系首领。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代总参谋长、东路军前敌总指挥。一九二七年三月攻占上海，兼任淞沪警备司令，曾参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3]作者原注：你不是。
[14]k是郭的英文韦氏拼写法的字头。作者一九二六年三月至七月参加北伐前，曾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
[15]刘佐龙（1875—？），原为吴佩孚部师长，守汉阳。一九二六年九月起义后，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三师师长、第十五军军长。
[16]李汉俊（1890—1927），原名书诗，湖北潜江人。早年与陈**等发起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中共一大。一九二七年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大革命失败后被桂系军阀杀害。詹大悲（1887—1927），原名培翰，字质存，湖北蕲春人。曾参加辛亥革命和国民党一大、二大。一九二六年随北伐军往武汉，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次年十二月与李汉俊等遭桂系军阀杀害。
[17]陈嘉谟（1881—1952），直隶（今河北）任邱人。一九二六年奉吴佩孚命督理湖北军务。北伐军进攻湖北时，仓皇抵抗，退守武昌，城破被俘。
[18]德语，郭同志。
[19]陈铭枢（1889—1965），字真如，广东合浦（今属广西浦北）人。早年加入同盟会。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一师师长、第十一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与李济深等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反蒋抗日。
[20]张发奎（1896—1980），字向华，广东始兴人。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长、军长，后兼第十一军军长。
[21]作者原注：k同志，我们要进武昌城开午餐会啦！
[22]作者原注：k同志，不好啦！我们不能够在武昌城内开午餐会啦。
[23]作者原注：或者我们可以开一次夜会的。
[24]北伐战争中为战地服务的国民党红十字会。
[25]英语tobacco的音译，即烟草。
[26]刘峙（1892—1971），字经扶，江西吉安人。曾任黄埔军校教官。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军长，参加武昌、南昌、杭州战役。
[27]作者原注：这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孙良臣，是蒋的直属部队。
[28]语出《孙子·九地》：“践墨随敌，以决战事，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
[29]胡公冕（1888—1979），浙江永嘉人。曾参加辛亥革命。一九二一年加入共产党。北伐时期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大队长、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等职。一九三〇年组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任军长。
[30]指广东革命政府于一九二五年二月和十月两次东征，讨伐陈炯明，歼灭广东东江军阀部队之战役。
[31]据《战国策》，荆轲往刺秦王，燕太子丹在易水边为其饯行，轲作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世称《易水歌》。
[32]***（1898—1976），字翔宇，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一九二四年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一九二六年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等职。次年三月，在上海领导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八月，与贺龙、叶挺、朱德等领导南昌起义。周恩寿（1900—1926），字同宇，黄埔军校四期生。
[33]语见《老子》第二十一章。
[34]叶挺（1896—1946），字希夷，广东归善（今惠阳）人。一九二二年任***警卫团营长。一九二四年秋赴苏联学习，旋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时率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任北伐先遣队，在湖北汀泗桥、贺胜桥战役中击溃力。一九二七年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
[35]加仑，本名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留赫尔（в.к.блюжер，1889—1938），曾任苏联远东军总司令。一九二四年十月来华担任广东革命政府军事总顾问。一九二七年八月回国，曾被授予苏联元帅称号。一九三八年因肃反扩大化罹难。
[36]作者原注：日本造。
[37]约先宁（с.а.есенин，1895—1925），通译叶赛宁，苏联诗人。农民家庭出身，十月革命时曾向往革命，后悲观自杀。著有《扫墓日》、《苏维埃俄罗斯》等。
[38]指邝富灼（1869—1938），字耀西，广东台山人。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英文部部长。著有《英文法阶梯》等。
[39]黄琪翔（1898—1970），字毅行，广东梅县人。北伐时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团长、师长、军长。一九三〇年后参与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
[40]陈公博（1892—1946），祖籍福建上杭，生于广州。曾参加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共一大，不久退党。北伐时任湖北省财政厅长、江西省政治会议主席。一九二七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后追随汪精卫，为改组派首领之一。
[41]作者原注：不是，是……
[42]作者原注：汽车房。
[43]李鹤龄，又名合林，四川人。北伐时任总政治部股长。大革命失败后在武汉登报脱离共产党。
[44]华林（1878—1954），江苏江都（一说无锡）人。早年留法，回国后任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新华艺术专科学校教师。时在武昌艺术师范学校任教。
[45]蒋先云（1902—1927），又名湘耘，湖南新田人。一九二一年加入共产党，为黄埔军校一期生。北伐时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第十一军第七十七团党代表兼团长，湖北省总工会工人纠察总队队长。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河南与奉系张作霖部作战中牺牲。
[46]孙炳文（1885—1927），字濬明，四川南溪人。一九二二年在柏林参加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历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秘书长等职，北伐时任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九日被***杀害于上海龙华。
[47]郭冠杰（1892—1952），广东梅县人。曾留学日本、法国，回国后任广东大学等校教授。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编纂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参与反蒋和筹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活动。
[48]刘玉春（1878—1931），字铁珊，河北玉田人。一九二六年为吴佩孚第十二师师长兼湖北省省长，守武昌。北伐军攻占武昌时被俘。
[49]应为北洋军第三旅旅长吴俊卿。
[50]《革命军日报》，北伐时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主办，潘汉年任总编辑。作者与刘玉春的谈话，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七日《汉口新闻报》亦有报道，题为《革命军总政治部郭沫若科长和刘玉春谈话》。
[51]指谭平山（1886—1956），字明谦，广东高明（今高鹤）人。曾任中共中央执委会委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参与改组国民党，任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等职。一九二七年任武汉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兼农民部长。大革命失败后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后又参与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52]路易十四（louis ⅹⅰⅴ，1638—1715），法国国王。初即位时，母摄政，首相掌实权。一六六一年亲政后，宣称“朕即国家”。
[53]文艺刊物，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六日创刊于上海。林语堂主编，陶亢德、林憾庐等先后任编辑。初为半月刊，复为旬刊，又改为半月刊。一九四七年八月十日出至第一百五十二期后停刊。
[54]幽灵出版社，指上海潮锋出版社。该社于一九三七年一月盗印作者此篇回忆录，书名《北伐途次——第一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