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七年九月上海春明书店《今文学丛刊》第一本《古旧书讯》。
一九二七年的十月，大约是在下旬吧，我经过了“由广东到广东”的北伐战役之后，从香港回到了上海。但已经是被通缉的一名亡命之徒了。
那时候创造社还存在，出版部设在北四川路的麦拿里。成仿吾、郑伯奇、王独清、穆木天，都已经从广州回到了上海。安娜带着四个孩子赁居在窦乐安路的一栋小弄堂房子里，周围住的大都是日本的居留民，我也就暂时潜伏在这儿。
上海是不能久呆的，甚至中国也是不能久呆的。往那儿走呢？
那时最初的计划是到苏联，而且决定全家都去。
在行期未定之前，我不甘寂寞地也写过一些文章，是用麦克昂的变名发表的。当时的英国宰相是工党的麦克唐（mac donald）[1]，我这个变名有人以为是摹仿他，想和他攀为兄弟，其实我的用意倒别有所在。我这“麦克”是英文maker（作者）的音译，“昂”者我也，所以麦克昂就是“作者是我”的意思。
但也有用我的本名发表的文字，最值得记述的应该是《浮士德》第一部的译文的整理了。
我开始翻译歌德的《浮士德》，是五四运动那一年，也就是一九一九年的秋间。我翻译了浮士德老博士在中世纪的书斋中，苦诉着学枷智梏的束缚的那一场独白。少年歌德的狂飙时代的心境，正适合于五四前后的一般知识青年的心境，我的译文在当年的双十节上海《时事新报》的增刊上发表过，便引起了很大的共鸣。因此我便受到了共学社的劝诱，要我把全部译出。我在第二年的暑间，只把第一部译出了。艰涩的第二部我没有工夫译，而且也不想译，出版便成了问题。第一部的译稿带在身边，一直延搁了十年，中间还经过一次鼠灾，老鼠在原稿上砌窝，把前半最难译的一部分几乎全糟蹋了。
潜伏在窦乐安路的一座亭子间里，算得到了充分的整理的时间，我把损失了的补译起来，把残存的旧稿，也彻底润色了一遍，仅仅费了十天工夫，便把这项工作完成了。这在我当时是一件很愉快的事。译文相当满意，而且把十年中的经验和心境含孕在里面，使译文成长了起来。可见延搁的十年，也并不是空费。浮士德作了复活节的春游，由原野回到书斋之后，所唱出的这几句：
嗟我小斋中，灯火今复燃，
胸底生光明，深心知内观。
花开希望蕊，理智复能言；
景慕生之川，景慕生之源。
完全是我当时从战场的驰骋中回到小房间里的如实的心境；生活虽然受着限制，希望是非常葱茏的。我有着这样的自信，我在这句译文中所含孕的感情，比歌德写下它们时是还要丰富些的。
整理完毕，立即交给创造社付排，在这次是没有受着丝毫的阻碍了。
自然我也过问过创造社本身的业务。
创造社成立出版部，是在一九二六年的四月一日，是由五元一股的青年股东们凑合起来的。（前一向章靳以[2]先生曾经告诉我，他也是当年的一位小股东。）成立虽然仅仅一年半光景，因受青年们的爱护，业务的发展蒸蒸日上。而出版部本身，差不多就是一个文学俱乐部，每顿开饭，连主带客常常是两大圆桌。但这盛况并不是春和景明的繁花，而是在暴风雨激荡中的海燕。因为我个人的政治关系，在孙传芳统治江苏的时代，它已经几乎遭了封闭；在孙传芳被打倒之后，它是更加危殆了。
我是爱护创造社的，尤其爱护创造社在青年中所发生的影响，因此我想一面加强它，一面也要为它做些掩护的工作。怎样去加强它呢？我在人事上发动了李一氓和阳翰笙来参加，同时又通过郑伯奇和蒋光慈的活动，请求过鲁迅来合作。鲁迅在那时也由广州回到上海来了，对于我的合作的邀请，他是慨然允诺了的。
怎样来掩护呢？我当时所拟定的办法是这样：第一是恢复《创造周报》，专以青年为对象；其次是充实《创造月刊》，使它从纯文艺的范围扩展而为综合性的；更其次是发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丛书。我们从第一步做起，曾经在报章上登过恢复《创造周报》的启事[3]，在这启事上是以鲁迅的名字领衔，我以麦克昂的变名居第二，以次是成仿吾、郑伯奇、蒋光慈等。
但这计划却不料来了意外的挫折。我在订这计划的时候，仿吾到日本去了。我满以为他对于这个计划是会同意的，因为求其速成，我在事前并没有征求他的同意。而仿吾在日本方面，却又和另外一批朋友，订了一个新的计划，便是要把创造社作为明朗的思想战的基地，要尽力从事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推阐工作。这一批朋友便是李初梨、彭康、朱镜我、冯乃超、李铁声[4]。他们是少壮派，气锐非常，革命情绪火热地高涨，就为了推行这一计划，大都临到大学快毕业了，把毕业试验抛弃，陆续先仿吾而回到上海。
两个计划彼此不接头，日本的火碰到了上海的水，在短短的初期，呈出了一个相持的局面。我主张等仿吾回来，彼此谈好之后，再来一个抉择。打电报去催仿吾，仿吾也从日本回来了。他坚决反对《创造周报》的复活，认为《周报》的使命已经过去了；支持回国朋友们的建议，要出版战斗性的月刊，名叫《抗流》（后来这个名字没有用，是改为了《文化批判》）。对于和鲁迅合作的事情，大家都很冷淡。到了这样，却是该我自己来抉择自己的态度了。我深深地知道，假如我要坚持我的主张，照当时的情形看来，创造社便可能分裂。这是我所极不愿意的。并且我不久便要出国，仿吾对于将来的创造社要负更多的责任，照着他所乐意的计划进行，精神上必然更加愉快而收到更大的效率。更何况新的主张，虽然危险得一点，说不定是更合理的办法，没有经过实验，我也不好凭空反对，因此我也就退让了。
这些事情的酝酿和进行，大约就在十一月那一个月里面，而我的退让，就表现在专心整理《浮士德》的那个期间，那是十一月的下旬。我的第一部译后记里面保存着了这个日期，那儿记着“民国十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改译竣”，文中也明明说到“自着手以来仅仅只有十天的工夫”。
出国的行期一天一天地迫促了，虽不能决定在那一天，但总不出十二月初旬。因为要到北国去不能不预备些御寒的服装，于是大人制了皮外套，小人也制了些厚实的大衣。没有多的钱，象毛袜、毛手套，和围巾之类，不能够买，便只好靠安娜自己用绒线来编打，那真可是把她累煞了。
当时的中苏邦交已经不绝如缕，上海的苏联领事馆曾经被人袭击，苏联的船只剩下最后一只，以备领事馆人员的撤退了。我们是被允许搭乘这一只船由上海直驶海参威，再经由西比利亚往莫斯科。船，听说也不敢靠拢码头，只停在吴淞口外，上船时要用小划子载去。
一切的准备都粗略地停当了，朋友们也先后替我们饯了行。我们在十二月五号的下午，得到了一个通知，是六号动身，动身前会有人来接，我们须得在家里等候，我自己仿佛回到了幼年时代，自己感觉着兴奋而愉快，从此可以到我所渴慕着的地方了。
六号那一天，孩子们都穿了一身新，也非常高兴。少数的朋友偷偷地来送行，集中在那一楼一底的房子里。大家都兴奋着从清早等到了中午，又从中午等到快吃晚饭的时候，临时的通知来了——船不能开，发生了障碍，开船的日期，到决定后再临时通知。
这是一个意外的挫折，但还不算严重，因为船早迟总是要开的。但就在这个挫折之后，却来了一个更大的挫折，决定了我嗣后十年乃至半生的生活路径。那可不能不算是严重了。
十二月八号的晚上，我突然得了重病。头痛，四十度的高热，脸色发红而带浮肿，两眼充血。自信对于疾病尚属顽强的身子，一得病便不能起床了。第二天睡了一天，病情毫无起色，经过日本医生的诊察，疑是斑疹伤寒。于是在第三天上便不能不进病院了。要进病院吧，也不能够公开，只好偷偷摸摸地进了一家在北四川路上的私人医院。这是日本医师石井勇开的。他和我是先后同学，而且是一位《浮士德》的研究者。
入院后在开始的两个礼拜当中，我完全失掉了知觉。不断地发出谵呓，时而表现狂暴。听说在最严重的时候，医师已经关照了安娜，可以准备后事了。
可是我依然活了下来。病在两星期之后，渐渐地好转，虽然好得很慢。在病院里差不多住了四个礼拜，才回到家里，但我依然是活着了。回家的时候还不能走路，上楼是两脚两爪爬上去的。
医生说我抵抗力强，是死里逃生。得了斑疹伤寒的人，在三四十岁以上的过半数是要死亡的。这话一点也不夸张，事实上有一位和我约略同时得病的人，的的确确是死了。
那是桂毓泰博士的日本夫人斋藤花子。桂博士和我是同期生，是由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的。在北伐前后，他在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任教职，后来做过院长。我们是同学，又是同事（我在北伐前，担任过中山大学的文学院长）。因此在广州的一段时期，花子夫人和安娜，更因同国的关系，是特别亲密的，她们就和姊妹一样。
就在我整理《浮士德》的那十一月的尾上，桂博士同他的夫人也由广州到上海来，他们是要一同往日本去省亲。船过上海的时候有一夜的逗留，在当天晚上，他们是被留宿在我经常坐卧的一座亭子间里面的。就只这么一夜，我们便分别了。但等到第二年的二月初头，我还在养病的时候，桂博士一个人孤影悄然地从日本回来了。夫人呢？死了！就在到东京之后不久，害了斑疹伤寒，死了。
事情是很明显的，我们是同时受了传染。
斑疹伤寒是靠着虱子传染的。我们虽然住在一楼一底的弄堂房子里，但我们比较爱洁净，周围的日本人也是比较爱洁净的，无论怎样不至于生出虱子来。这虱子的来源，毫无疑问，是桂博士和花子夫人在几天的船上生活中，由船上带了下来的。花子夫人早在船上受了传染，而我又受了她的传染的传染，就这样，我们虽然隔着一个东海，却差不多同时害了同样的病，而她是死了，我是活下来了。再补充一点医学知识吧，斑疹伤寒的潜伏期，是有十天到十四天的间隔的，算起花子夫人留宿在我们家里的日期，和我们发病的时期来，恰恰合拍。
我的生命虽然留下来了，但我也失掉了很重要的一些东西。我的两只耳朵，在十七岁时，得过一次肠伤寒，已经是有些重听的，再经这一次的斑疹伤寒，在大病初愈时，差不多把听觉完全失掉了。但这还是小事，而更重要的，便是我一家人失掉了赴苏联的机会。
苏联的船是十二月十二日开出的。那天最后的通知虽然来了，但正是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安娜后来告诉我，假使我在这之前死了，她都是决心把孩子们带去了的，但我却没有死。
真是一个大遗憾！一个偶然的因素，可以影响人的一生一世，甚至于一家一族。我时常在这样作想，假使我不发病，我当然决不会有此后十年间陷在日本的局促的生活。更假使发病得迟几天，我已经上了船，由于海浪的颠簸及车船的劳顿，我可能死在旅途上。但我的儿女，是过着了别一种生活的。这不真正是命运在作弄人吗？
自然我是不相信命运的，但这一偶然的播弄，怎么说的好呢？它确确实实地影响了我，乃至一小簇人的半生。
二
大病新愈，但我也赢得了一番新生的欢喜。“留得青山在，何愁没柴烧”，尽管是无足重轻的生命，留下了总还是有用处的，我自然该得欢喜。但这欢喜不单是心理上的感觉，而是在生理上也好象更始一新了的一样。大约是由于久病中的绝食，和病愈后的严格的食物限制的原故吧，口味非常的清恬，情趣也非常的明朗。短期间，我差不多什么忧虑都一扫而空了。
在恢复期中，有过失眠的现象发生，继续了差不多有两个礼拜光景。白日黑晚躺在床上，丝毫的睡意也没有。头脑非常的清醒，而且一点也不感觉疲倦，一点也不感觉焦躁。诗的感兴，倒连续地涌出了。不，不是涌出，而象从外边侵袭来的那样。我睡在床上，把一册抄本放在枕下，一有诗兴，立即拿着一枝铅笔来纪录，公然也就录成了一个集子。那便是曾经出版而且遭过禁止的《恢复》了。象那样受着诗兴的连续不断的侵袭，我平生只有过三次。一次是五四前后收在《女神》里面的那些作品的产生，一次是写《瓶》的时候，再一次便是这《恢复》的写出了。但这写《恢复》时比前两次是更加清醒的。
随着身体的渐渐恢复，睡眠也渐渐恢复了，一切的生活都渐渐恢复了病前的原状。但诗兴消失了，而焦虑却逐渐地跑来代替了它。苏联是去不成了，祖国是不能呆的，往那儿跑呢？最值得焦虑的，是拖着一位日本夫人和四个小儿女。大的一个儿子已经九岁了，超过了入小学的年龄已经三年。第二个儿子也七岁了，已经到了入学的年龄。这些尤其是使他们的母亲焦急的一件事。我因为在外边奔跑，长期地离开了他们。他们住的地方也不曾固定下去，上海、广州、武汉、上海，不断地在转徙，住得最久的地方，也不过一年光景而已。他们平时是很少同中国的小朋友们接触的，虽然请了家庭教师，也没收到多么大的效果，他们的中国话实在懂得很有限。这怎么办呢？这在他们母亲的份上，自然是很想带着他们回日本去了。这里是我的一个苦闷。日本我是不甘心去的，但为儿女们着想，我又不能不去。在当时我可能走的，似乎也就只有这一条路了。假使有钱，跑欧美自然也可以，但这谈何容易！即使弄得到护照，弄得到路费，向欧美跑去了，将来的生活怎样呢？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家人的问题呀！我为这，逐渐逐渐地感受沉重的苦闷了。有的朋友劝我一个人离开，把家眷留在上海。有的朋友又劝我一个人留在上海，把家眷送往日本。但两者都有困难，孩子们太多又太小了，安娜又是日本人。结果还是决定了全家都到日本去的路。
作了那样的决定，已经是一九二八年的二月下旬了。虽然还软弱得一点，但我已经能走路了。我应该感谢成仿吾和创造社的其他的朋友们，是他们经过商量的结果，在我赴日之后，每个月送我一百元的生活费。当时的一元约略抵日本的一圆，虽不能算是怎样的丰裕，但也不能够说是怎样的非薄了。好，到日本去吧！路是人走出来的，自己的路尤其要自己去走！
在当时要往日本是很容易的事，不要护照，也不要任何人的允许，只要你买一张船票，便随时随地都可以让你登陆。问题倒是在上海上船的时候了。一家人同船走吧，人太多，容易被人注意到。弄得不好，在码头上便会被人扣留。同船是不行的，只好分开。我一个人乘一只日本邮船，赴神户登陆。让安娜带着四个儿女，乘上海和长崎间的联络船，由长崎登陆，再改乘火车到神户聚齐。乘联络船是要快些的，只须一天一夜便可以到长崎，再由长崎乘火车，那比起轮船来更要快了。因此假使同日乘船，安娜们是会先到神户的，到了神户，在轮船码头上便容易接着我了。
上船的日期，是二月二十四日。但在上船的头一天晚上，却小小地起了一点风波。有朋友来报告，据说当时的龙华司令部，已经打听到了我住的地址，窦乐安路是属于越界筑路的范围，当天晚上，要准备来拿人了。于是乎匆匆忙忙地便和仿吾两个人跑到内山书店，由内山完造老板又把我引到一家日本人的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我在汇山码头上船的时候，送行的也只有内山老板一人。我真个是孤孤单单地离开了我很不情愿离开的祖国。祖国并不是不需要我，然而我却不能不离开了。在开船的时候，我望着沉默着的祖国，潸潸地流下了眼泪。
买船票的时候，我用的是假名吴诚，南昌大学的教授，目的是往东京考察教育。因此我就一个人呆在吴诚的舱房里，连饮食都是叫用人搬进舱里来吃的。一直呆了三天。
三天后的上午，到达了神户。下船的时候，既无护照须验，也没有行李待查，虽然有新闻记者来探听消息，他们看见吴诚既非知名之士，自然也就很容易滑过了。我是第一个下船的客人，在码头上很快地便和安娜见了面。
安娜和四个孩子比我早到了半天，落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座名叫花屋的小旅馆里面。她打听到了轮船到码头的时刻，便把孩子们寄放着，到码头来迎接着我。我们在花屋聚齐，就在当天下午又乘火车往东京。
往东京，落在什么地方呢？
我在一九一四年的正月初到日本的时候，在东京学习日本话，费了半年的工夫。那年的六月，考上了东京的第一高等学校为中国留学生特设的预科，在学的期间又是一年。这一年半是我在东京住得最长的时期，以后便被分配到乡下去了。高等学校的本科三年，是在日本的西部冈山（okayama）的第六高等里面渡过了的。医科大学是九州岛上福冈市（fukuoka）的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在这儿前后住了五年。东京，在我是比较生疏的地方，我在那儿没有什么朋友，无论中国人或者日本人。就有，也经过多年的离别，不知道他们的住处了。
我和安娜最初的相遇是在东京，那是一九一六年的暑间，我已经把第六高等的一年级读完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得了肺病，在美国人办的东京的京桥医院里治疗，我趁着暑假，由冈山往东京去看他。那时候，安娜在那医院里服务。她本是仙台（sendai）人，才从教会学校里毕业，到东京想学习产科的。我们偶然地在那儿会面了，因而相爱，在那年的年底便在冈山同居。因此，安娜在东京也还没有住上一年，她在东京，一样也是没有朋友的。她有一位姨母住在横滨，在从事教育工作，但也不好去投奔那门亲戚：因为安娜和我的结合，根本是没有征求过她的家族的同意的。
现在一家人作了亡命客，要到东京，究竟投奔什么地方呢？假使我们有多的钱，落在旅馆里，慢慢再相宅定居，那是不成问题的。但我们那有那样多的钱？假使是一个人还好说话，而无奈又是一家六口。
这些早就苦恼过我们，但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已经在火车的三等车中颠簸着了，安娜才好象突然得到一个天来的灵感一样，很高兴地告诉我：我们决定去投奔桂毓泰博士的花子夫人的娘家。
花子夫人虽然死了，她和安娜的情谊很深，她的娘家当然是知道我们的。她的两老还存在，父亲是一位木匠师傅，还有一位年青的兄弟，在住着庆应义塾的大学部。那当然是中等以下的人家了，据说在兼营着“贷间”的副业——把剩余的房间来租给学生，连带着供给食膳，是一种变相的小规模的旅店。唯其是这样的人家，最好作为我们的投奔的对象，我也很乐意地表示了同意。
斋藤家是在东京西南部的品川区（hinagawa），接近郊外的地带，我们便在离中心车站的东京驿两个车站前的品川驿下了车。那只是东京的一个小侧门，大约是三等车站吧，下车的人是寥寥无几的。下了车，在这里当然是没有一个迎接的人，便雇了一乘“圆托”——在街头招揽乘客的小汽车（taxi），一趟大率一圆钱——连人带行李，一直开到斋藤家去。
这样出乎意外的不速之客，却受着了真正是由衷而出的恳切的欢迎。两位老人都是上了六十岁的年龄了，非常朴素，而且也非常忠厚。家是东京大地震（一九二三）后新建的，屋顶虽是洋铁皮，倒也还不怎么简陋。屋前还附了个小小的庭园，有些花木和石凳之类。的确是在兼营着“贷间”，住着好几位中国留学生。家里没有用人，一切炊爨洒扫，就由花子夫人的那位老母亲一个人在担任。
安娜到了这样的人家，她是很高兴的。她感觉着就好象回到了自己的娘家。斋藤老母接待着我们，也没有感觉着什么累赘，看那情形她也好象感觉着她的花子女儿是复活转来了。你看她不是一面在欢喜，一面又在揩眼泪吗？
家里已经没有空的房间了，但那几位留学生对于我们，也特别表示欢迎，他们特地空了一间出来，集中到另外一间去了。他们也很关心我，要我暂时不要声张，免得引起日本警察的注意。他们说，日本人是把我当成要人看待的，恐怕不一定让我久住。
接着来的，当然也就是这能不能居留的问题了。我自己事实上是一名“政治犯”，东京是不是肯容许我？我是公开出来，还是长久地隐藏下去？假使东京不能容许我，那我便得及早离开。这些琐碎而又闷人的问题，我又不能不找一个可以商量的对手了。
找谁呢？
我记起来了。有一位大众文学的作家，名字叫村松梢风（muramatsu shofu）[5]的。在北伐前，由内山老板的介绍，在上海曾经有过一段的交游。他在编辑着一种大众文学性的杂志《骚人》（sōjin）[6]。那骚人社的地址，是标记杂志上的，在任何小书店的店头，一查便可以知道。我查到了，是在神田区饭田町。因此我和安娜两人，便在到东京后的第二天，去访问村松。
日本的所谓大众文学，导源于我国明清两代的章回小说，那是充分带有封建性的东西。写这种作品的作家，当然也就是封建性的人物。这种人向坏的一方面充分发展，便成为流氓，成为浪人，成为黑龙会[7]的骨干。但有的也有好的一方面的属性，便是人情味浓厚，社会性广泛，这便结合成为他们所标榜的侠义性。村松梢风似乎是具有着这好的属性的人。
他在他的办事室里，很诚恳地接受着我们的突然的访问。一切的问题差不多都不等你向他开口，而他凭他那富有人情味的了解力，便这样那样的先替你想到了。
他说，娓娓婉婉地说：你们这次来，当然是以孩子为本位的，主要是为的孩子们的养育。那吗最好是不要住在东京。但也不好离开东京太远，最好在东京附近的乡下，找一个半永久性的住家，一方面适宜于孩子们的健康，一方面也适宜于写作生活。文人不写作是不能生活的，住在东京，不仅于孩子们不宜，于写作也不宜，而且生活费太贵了。
因此，他就想到他的一位朋友，名字叫横田兵左卫门（yokoda haizayemon），他是住在江户川（edo-gawa）的彼岸，一个小市镇市川（ichikawa）的。那市川虽然属于千叶县（chibaken），但和东京仅一衣带水之隔，有电车火车直达东京，要不上半个钟头，便可以到达东京的中心地带。
还有是，他继续着他的话题，那横田兵左卫门是一位富于侠义性的人，他是击剑的名手。据说击剑家要练到两个手背上的指关节都起茧，那是不容易的，而横田就是这样有茧的人。他的交游很广，值得注意的，是东京的思想检事的首席（便是检查所谓“思想犯”的头子）平田熏（hirada kaoru）是横田的同学，公开不公开，或允住不允住的问题，由横田间接先征求平田的同意，那就很容易得到解决了。
村松是一位瘦削而孱弱的人，年龄比我大些，但恐怕也大不了许多。戴着一付玳瑁框的老光镜，配着那黝黑色的面孔，复着前额的剪成了流海式的头发，沉着气在那儿悠徐地说，真好象就是娓婉的化身那样，于老成持重之中，露着一脉的幽默感。
他也说到要我把北伐中的经过写出来，逐一地登在他的《骚人》杂志上。我自己要用日本文来写文学作品，是没有充分的把握的，即使有吧，我和村松不同的，是我还感觉着具有充分的矜持。我的文章要登在封建性的刊物上，会是两来都不适宜的。
结论还是在解决目前的问题，我们同意了他的去访问横田兵左卫门的提议。等他先向横田通信，把这意思说明了，得到回信之后，再约定日期同去访问。我们对于他的访问，也就作了一个愉快的结束。
三
事情差不多全部照着村松的安排实现了。
在有一天星期的上午，我和安娜又到他的骚人社去，由他作伴，往市川去拜访那位击剑的名人，横田兵左卫门。
我们先到押上（oshiage），那便是通往市川的一条商营电轨的终点了。从这儿坐上电车，向东驶去，通过一些破破烂烂的工场区、贫民区之后，很快便到达郊外了。车道两旁都是一些田畴，东鳞西爪地还积着一些残雪。走了有二十几分钟的光景，便到了那条比较有名的江户川——日本东京在前本叫江户，大约就是由这条河得名的。有铁桥横架在河面上，而且平行着相隔不远还有几座铁桥，那些是铁路和公路所通过的。这条河便是东京和千叶的界线了，以铁桥的正中点为界，桥西是东京，桥东便是千叶。
村松在车上告诉我，象这样交界地方是两不管地带，出了刑事事件是最麻烦的。譬如杀了人，你把尸首放在这交界线上，那吗东京的警察会推给千叶，千叶的警察会推给东京了。东京和千叶的警察不是一个系统的吗？不，他们彼此之间，并没有直接隶属的关系。东京的警视厅，直隶内务省，其它各府县的警察，隶属各府县政府的内务课，因此东京的警视厅，并没有直接指挥各府县警士的权利。因此，假如是犯了罪的人，你在东京或千叶犯了罪，只要跑过了这境界线，便可以得到暂时的逍遥。
这些话对于我是一个启蒙，我在日本虽然前后住了很久，但这种在日本人是常识的问题，而在我听来却是十分新奇的。
过了江户川的铁桥，电车便停在一个小站口上，这儿名叫真间（mama），我们是到了目的地了。由这儿下车往北走，和电轨成垂直地有一段相当热闹的小街道，这是市川的边区，大约是电轨开通以后才繁盛起来的。市川的本街是和电轨平行的，还在远远的南部。在这一段街道上，走过三二十家小商店的铺面之后，由一条与电轨平行的通道向右转，走不多远再向右手的侧道转进去，又走到电轨的附近，在右手耸立着一家有楼的房屋，在这附近要算是建筑得特别讲究的，这便是那击剑的名人横田兵左卫门的住宅了。
应门的是一位年青的童子，有十五六岁光景，他把我们接上去了，但没有接进那日本式的正室，而是引到那正室前面的一间西式布置的客厅。那儿有沙发，有地毯，有小型桌椅，壁上有油画，在前面隔着玻璃窗，还有一座布置得相当精巧的庭园。但隔着一道木屏，那外边便逼近着电轨了。
横田出来了。人很高，背有点弓，面孔瘦削，一双浓眉下的炯炯的一双黑眼，一个隆起的鹰嘴鼻，骤看去仿佛有点象高加索人。他说话却是很和蔼，说话时有一种习惯，爱把右手掩罩在嘴唇前面，就象怕有唾沫飞溅出来的那样。这个习惯，细看，是他们的家风。那开首出来应门、回头又捧茶来晋献的童子，这是横田的义子，虽然到了进中学的年龄，而却没有进中学，他说话的时候，也是把手来掩罩着嘴唇的。还有一位非常年青而非常素朴的夫人，她捧着糖点来晋客，她说话的时候，也是把手来掩罩着嘴唇的。这习惯是一种礼节，而且还是由中国传去的礼节。我小时候读过《礼记》，记得《曲礼》上有这么的一项规定：“童子立必正方，不倾听，长者诏之则掩口而对。”这“掩口而对”虽然本是童子的礼节，但在后来是扩展成一般人的了。在我们中国这种礼节是失掉了的，就在日本一般也是不遵守的，而在这横田家，却依然还成为一种习惯。这在我虽然有点时代错误之感，但也隐隐感觉着分外的亲切。
原来这横田兵左卫门也是仙台藩的士族，他一和安娜叙起家族的历史来，他们彼此都是知道的。安娜的娘家佐藤，是仙台藩的“剑道指南番”，就是教导击剑的老师，就在她祖父的一代，都还在充任着这个职守的。当然他们是同属于一藩，而且同是士族了。日本人的封建意识保持得很牢固，他们在这族别上分别得相当严。明治维新以后，改革了封建的藩主制，在氏族上依然保持着皇族、华族、贵族、士族之分。皇族是天皇的族系，华族是皇族的近亲，贵族是旧时藩主的后裔和新封建的公侯伯子男等，士族是旧时的武士（samurai）的子孙。名义上虽然是四族平等，但不同族之间，照例不通婚姻。在这四族之外还有平民，平民之外还有所谓新平民。这新平民是被一般人视同狗彘的。俗间的恶语称之为“yotsu”，是“四条腿”的意思。日本社会上有所谓水平运动，便是这些新平民所组织的人权运动了。日本人对于新平民的歧视，恐怕和美国人对于黑种人的歧视相差不远。新平民事实上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门而居，可以彼此不打招呼。甚至新平民坐过的凳不愿意坐，新平民用过的碗不愿意用。这些忌避，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是有点类似于不可思议的。那吗新平民究竟是什么人种呢？其实和通常的日本人一点也没有区别，有的就只这社会阶层的属性而已。但在士族与平民之间的界线，是不那么严的，彼此可以通婚姻，这或许是明治维新的唯一的社会变革吧。由士族与平民可以升而为贵族，但由平民升而为士族，却是永远不可能了：因为在爵位上已经没有武士的那一个阶段。
横田赞成我们就住在市川，他很慷慨地答应照拂我们，要去和他的朋友平田检事接头。他领着我们在他的住宅附近看了一些房子，但都是很简陋的，没有合适的地方。在附近相隔只几十步的一条侧巷里面，有了一家出租的平房，很旧，只有三间房间，一间比较大，另两间都很小，而最坏的是不见阳光，但取其相隔得很近，我们便勉强把这房子订下来了。
我们当天还被横田留着吃了一顿午饭，这在日本可以说是异数的招待。在吃饭的时候，横田有一位妹子和她的丈夫从东京赶了来，他们是应了横田的邀约来和我们见面的。原来这位妹子在仙台读女子高等学校的时候，也正是安娜在教会学校读书的时候，她们彼此是知道的。这位妹子，一眼看去，便可以知道她过的是很放纵的生活，不是新式的摩登，而是旧式的糜烂。她和那位丈夫倒是十分配合的。那是不折不扣的一名日本式的流氓头子，听说他可以号召千百把人的部下，日本话所说的“子份”。他的身子是标准的日本式，矮促而粗犷，有点象一条野猪。他的姓也姓得稀奇，就叫着袋猪，日本音读为fukuroi（虎苦罗野）。（日本人用汉字的“猪”就代表野猪，普通的家猪，他们是称为“豕”或“豚”的。）
这位袋猪给我的印象特别的坏，但他相当客气，没有说什么话。只是说，假如有需要他的地方，他很可以帮忙。我对他是取着戒心的，心里倒暗暗地在私自庆幸，幸好这位豪杰不是住在市川。
安娜经过视察的结果，她对于市川相当满意，于是在视察后的第三天上，我们便由品川一直迁到市川来了。
横田的尽力自然是值得感谢的。经他的奔走和说项，得到平田检事的同意，以为我可以不必声张，只消和地方上的负责人接一个头便行了。平田还写了一封介绍信，把我介绍给当地的地方检事樋口（higuchi），由横田陪伴我去见了他。他原来也是六高出身，和我是先后同学。这位樋口检事又亲自领着我们去和市川的警察局长见面，说明了我寄居的来意。日本的警察是要受检事的指挥的，普通要逮捕人或搜查人家，没有检事的传票，警察论理是不敢专擅的。经了检事亲自出马的介绍，警察局长当然是奉命唯谨，没有第二句话好说了。为孩子们进学校的事，他们也愿意帮忙。市川是有一座两级小学的，但不曾收过外国学生。为孩子们不受同学的歧视起见，他们建议不妨用他们的母姓。这是在他们官宪的同意之下作假的事情，我自己当然也同意了。
事件的进行，就这样一切都非常顺利，顺利到连自己都感觉着稀奇。这是怎么的呢？日本人怎么会这样放松我呢？平常我们在当学生的时分，都是暗暗地受着监视的，凡是有留学生居留的地方，不怕就是在冈山或者福冈那样的乡下，都是有一两位刑士（日本的便衣警察）专门设来照管我们的。我现在已经不是学生，而是一位亡命之徒了，怎么反而这样受着优待呢？日本的统治阶级，是比以前更开明了吗？不，当时正是日本的思想统治开始走向极端反动的时候。曾经盛极一时的左翼文学运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介绍，逐渐受着摧残。特别是所谓“三一五”事件，即三月十五日对于日本共产党的大检举，就是我搬到市川来不出十天内的事。我要算是在逆流中游泳着的，而一切却是出乎意外的顺利，这不是足够稀奇的吗？
在市川住定之后，我和国内的朋友通起了信来。东京有些熟朋友的地址我也知道了，我也时而往东京去。我会见过钱介磐和杨贤江[8]，他们也都是到日本来亡命的，都改换了姓名。还听说有好些朋友是躲在京都和长崎一带。贤江曾经警告过我：日本不可久居，我的相片，乃至全家的相片，都曾经在日本报纸上登载过，是被视为“左派的要人”的。介磐也是同样的见解，他自己不久便由日本的敦贺港（tsuruga）渡过海参威去了。董必武[9]和林祖涵去苏联，听说也都是走的这条路。
在介磐还没有离开东京的时候，有一次我到他住的寄宿舍里去，那是在早稻田大学附近，里面住着很多的中国留学生。我在他的房间里的时候，有好些同住的人也都来了，但他们没有一个人晓得介磐就是介磐，晓得我就是我的。其中有一位突然提起了郭沫若来，有点伤感地说，不知道郭沫若到什么地方去了？另一位却毫不犹豫地回答：郭沫若是被关在南昌的监狱里的，是朱培德把他抓起来了。有一位更说已经牺牲了。我和介磐听了，只好彼此看了一下。
不久成仿吾也从国内来了，他在市川的寓里住过几天。据他说，就在那“三一五”事件之后，国内又流布过这样的谣传，以为我被日本政府递解回国，已经遭了大辟。北平的报纸上还登载了这样的消息，标题是“郭沫若成了断头之鬼”。这便激起了很多年青朋友的悲哀，有的人还做过很长的诗来追悼过我的。
我能够不感奋吗？国内国外的年青朋友们这样对于我关心，不是他们给予了我无上的安慰和鼓励，不是他们使我感觉着有强有力的支柱在扶持着我吗？无论在怎样环境中，你得拿出勇气和耐心来，更坚毅地生活下去。你虽然离开了祖国，离开了工作岗位，你不应该专门为全躯保妻子之计，便隐没下去的。
由于成仿吾的来，我得以详细地知道创造社的工作情形，《文化批判》一出版之后，在文化界和思想界，燃起了弥天的烽火，很热烈地受到了青年的拥护。我听了是很兴奋的，但朋友们的一种严烈的内部清算的态度，是由于我多活了几岁的关系吧，我始终认为总有点过火。我在上海时，邀请鲁迅、蒋光慈和其他朋友们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联合战线的打算，不仅完全被扬弃，反而把鲁迅作为了批判的对象，让蒋光慈也被逼和另一批朋友组织起太阳社[10]来了。于是语丝社、太阳社、创造社，三分鼎立，构成了一个混战的局面。仿吾也开始感觉着矫枉有点过正了，他说他在动身之前，曾经提议过组织作家联盟，把分裂的局面再结合起来，抵御那可能到来的外界的压力。他这个建议我是极端赞成的，但我是身居海外的人，仿吾也要到远远的欧洲去了，我们对这建议的促成上都无能为力。——这个建议到后来——怕是在一年之后吧，是被采纳了。我当时曾经把《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书捐献给联盟[11]，把那书的版税作为联盟的基金。凡是参加过那初期活动的朋友们，对于这个小小的往事，应该还有人能够记忆吧。
由于仿吾的来，因为他曾经访问过东京的一部分左翼作家，因此也有左翼朋友到市川来回访，我自然连带着也被访问了。我住的地方简陋，没有可供谈话的地方，便每每借横田家的西式客厅会客。记得有一次是战旗社[12]的两位作家来访，一位是藤枝丈夫，还有一位地位比他高的，我现在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姓名来了。他们详细地问了些国内的文艺运动的情形，仿吾也照实报告了。仿吾是一位极端朴讷的人，他的话平时都是过分俭约的，应该说十分的他只肯说一分，应该说十句的他只须说一句。他根本不会宣传，更说不上自我宣传了。但在从事左翼运动的人，在初期总不免有些人要犯着夸夸而谈的毛病，似乎是普遍的超越了国界的倾向。那一次的会面，被记录了出来，在《战旗》杂志上发表了，那是藤枝丈夫的手笔。他说到成仿吾的赴欧洲，是“中国无产阶级选出的文化代表”，又说到一位文化巨头的k（感谢他没有写出我的姓名）宣说“鲁迅在中国文坛受着清算”。我知道这是要出岔子的。果然在鲁迅先生的一篇杂文[13]上，不久便生出了反应，他是含着愤慨地奚落了仿吾，并奚落了我。在鲁迅先生要生气是势所必然，但把底细说清楚了，在仿吾和我都不能负责，也是理所当然的。
仿吾的赴欧洲，也是经过了由敦贺到海参威的那条路线。他很有意思要我和他同去，我也很有意思想和他同去，但我可能吗？拖着一大家子人，不要说旅费和生活费大成问题，就是要在日本办出境证，也决不是容易的事了。
四
辩证唯物论的阐发与高扬，使它成为了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后期创造社的几位朋友的努力，是有不能抹煞的业绩存在的。鲁迅自己已经很坦白而公平地说过这样的话：“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三闲集》序言）其实就是我，也是实实在在被“挤”的一个，我的向中国古代文献和历史方面的发展，一多半也就是被这几位朋友“挤”出来的。
辩证唯物论是人类的思惟对于自然观察上所获得的最高的成就，那是毫无疑问的。但只是作为纯粹的方法来介绍，而且生硬地玩弄着一些不容易消化的译名和语法，反而会在这个方法的接受和运用上增加阻碍，也是容易理会的事情。中国现代化的普遍落后，连初步的科学知识，都还没有十分普及，在物质上虽然已经被外来的资本主义吮吸得几乎成了瘫痪，而在思想上却俨然横亘着一道难攻不破的万里长城。一句老话：国情不同。不是旧有的东西，不要说辩证唯物论，就是机械唯物论都是排斥着的。要使这种新思想真正地得到广泛的接受，必须熟练地善于使用这种方法，而使它中国化。使得一般的、尤其有成见的中国人，要感觉着这并不是外来的异物，而是泛应曲当的真理，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已经有着它的根蒂，中国历史的发展也正是循着那样的规律而来。因而我的工作便主要地倾向到历史唯物论这一部门来了。我主要是想运用辩证唯物论来研究中国思想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发展，自然也就是中国历史的发展。反过来说，我也正是想就中国的思想，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历史，来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这种工作的动向，虽然由于我的教养和所处的环境有以促成，但确实是经过后期创造社的朋友们的“挤”，我也愿意很坦白而公平地承认的。
在逐渐高涨的逆流中，住在一个乡村的陋巷里面，我在开头的几个月，主要贪读了一些书，不仅是科学的文艺论，更广泛地涉猎到了一般的意识形态：哲学、经济、历史等等。到了七月底，离开祖国已经快半年，我的写作的欲望动了。我感受着一种迫切的冲动，想把小时候背得烂熟的《易经》来作一番研究。我感觉着那所包含的宇宙观是符合于辩证式的与唯物论的。它把自然界看成为一种流动的过程，是一种“变化不居，周流六虚”的东西。而且它还探索到了那变化的原因是矛盾的对立，所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由太极而两仪，由两仪而八卦，那不和细胞的倍数分裂巧合吗？尽管它是穿着一件神秘的衣裳，而且多是在粗糙的观察中夹杂着过量的想象成分，但在两三千年前，有了那样一个有系统的组织观念，那是值得拿来作为对象加以阐发的。但中国的古书我一本也没有。市川没有图书馆，虽然有些小书店，都是卖些应时的书籍杂志之类，决不会找出《易经》来的。要看这样的书，要买这样的书，那是只有跑东京了。
东京有很多的旧书店，大抵集中在两个地方，一个是中国留学生最多的神田区，一个是东京帝国大学所在的本乡区。我在一天下午，就在本乡三丁目的一家旧书店里，花了六个铜板，买了一部日本版的《易经》。那是在前的水户藩的藩学读本，虽然有些日本式的句读点，差不多完全是白文。但我所需要的正是这白文，我没有多的工夫和兴趣去和前人的注疏作纠缠。这书还有一种好处：上下两册把经同传整个分开来了。这也正合乎我的需要。把这书买回家，费了六天工夫，我便写成了那篇《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后来是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篇，被收入了的。
是文章写好后的第二天，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是八月一号。吃了中饭不一会，我因感觉头痛，正面起地铺来在休息的时候，有六七个人的脚步声，气势汹汹地窜进了“玄关”（日本房屋的大门）。安娜前去应接的时候，已经有两三个人闯进房里来了。看见我在睡，一个粗糙地说：“哦，生了病吗？”我已经撑起身子来了，一眼看去，就晓得他们是便衣警察的“刑士”。那种警察虽然穿着便衣，其实也都是穿着一色的制服，不过那制服不是普通警察的形式，而是黑羽纱的西装而已。来人的一位说，他们是东京警视厅派来的，有事情要请我到东京去谈话。我知道事情不妙，然而也感觉着应该到来的一个瞬刻毕竟是到来了。我起了床，没有多说话，便答应和他们同去。当我在“玄关”穿皮靴的时候，我看见了市川的一位常见的刑士立在门外，他有点难乎为情的样子。看来这一批东京来的豪杰，是在市川的警察局里打了招呼来的；我居留市川的经过情形，他们是应该打听到了。因此安娜一方面在和他们分辩，想阻止我去，又想和我同去。我把她劝止了。我说：即使有问题，断不会枪毙我的，还是和孩子们留在家里的好。
我带了少许的零用钱出了门，刑士中有三两个人跟着我走，其余的留下了。我知道他们是要搜查我的住宅的。随他去吧，我也没有什么秘密，并也没有抵触到你日本的什么！
上了电车，跟我的却只剩下一个刑士。大约他们看见我没有拒捕的情势，是放了心的吧？电车在过江户川的铁路的时候，那个刑士在旁边突然和我打起话来。他称赞我的日本话很到家，简直和日本人差不多；又恭维我对于东京的地理很熟悉。他的意思我是懂得的。我想起了初到市川访问横田时，村松告诉我的话：象这样交界的地方，出了刑事案件是最麻烦的。哼，好家伙，你在把我当成罪犯啦！天理良心，我熟悉什么东京地理呢？但我没有理会他。
到了东京，被引到日本桥区的警察局。为什么要引到这里呢？上楼，引进一间长方形的房间，当中放着一条餐桌，是会议室的布置。在餐桌的那一端，坐着一位脸色苍白的绅士，刑士前去和他打了一番耳语。他们叫我在一边坐下，便一同走进侧室里去了。不一会，他们又走出来了。苍白绅士仍然坐在先前坐过的位子，我坐在他的右侧，和我同来的刑士坐在我的对面。他们开始审问起我来了。
我却先问了那绅士的身份，旁边的刑士代替他表白：是警视厅的外事课长。（姓名，对不住，我已经忘记了。他是东京帝大的法学士，这是后来才知道的。）
课长的神气相当俨然，他用第二人称“kimi”称呼我——多谢他还没有用到“omai”。日本话的第二人称是有等级的，尊敬你时称为“anada”，鄙视你时称为“omai”（有时也是爱称），平等视时称为“kimi”。（学生彼此间多用之。）但我们初次见面，他不用敬称而用这种平等的称谓，其实也就是鄙视了，因而我也就“kimi”了他。
他问得很详细，问了我的履历，还问到安娜的履历，这是没有什么不可以告人的，我一一都告诉了。
问到我来日本的经过，我也一一告诉了。
他只抓着我的一点，问我为什么要假名为吴诚？这不证明我有什么秘密的使命，企图瞒过日本的警宪吗？
其实这是无关痛痒的，我要用假名是备上船时瞒过上海的警宪，并不是对于日本有所企图。我住在市川，虽然没有公开用我自己的本名，但都是经过了检事和警察局的同意。到了日本以来快半年，我也没有做过对于日本不利的丝毫的活动。总之，我是坦然的。
苛烈地反反复复地问，问，问了我足足有三个钟头。天渐渐黑下来了，问的人似乎也有点烦腻了，两个人又退进侧室里去了。这次出来的就只有刑士一个人，他要我跟着他走，我满以为大概可以自由了。刑士把我引下了楼，但不朝大门走，而是领着我向相反的方向走。我知道，他是要拘留我了。哼，随你去吧！果然，他把我引到黑洞洞的一个角落里，交给了守着一道小门的两位警察，刑士各自走了。
两位警察押着我进了那道小门，里面就象地下室一样，特别地暗黑。进门的右手角落里，由两张条桌隔成了一个区域，一位看守人坐在条桌后面。在这儿把我的姓名记录下来了。两名警察把我身上所有的零件都搜出。我的西装是鱼骨纽扣，用铜铗撇上去的，他们也把那些取下了。要我解下皮带，更检明了我的贴身短裤不是用绳索拴的，那看守的人拿了一束稻草给我，要我把来作为裤带的替用。我开始莫名其妙，而且有点不耐烦地想冒火了。但我忽然了悟到：哦，这一切的一切，是怕我自杀。我不禁悯笑了起来。你是这样的慈悲！却为什么无原无故地要把人关在狗洞里？
检验停当了，看守指着进门左手的一间小房，要我进去拿睡的东西。我在踌蹰着，倒是一位警察替我取了两床军用毯来，塞在我的手里了。是棉制的。
警察退出门去了。看守走出他的圈域来，把我带到右侧的第三号的监房门前，他把锁开开，一手推着门，一手把我推进门去，向房里面的人打着招呼：
——hagematsu tanomu！（秃松，麻烦你！）
房里挂着日本式的绿色蚊帐，从蚊帐里有人答应了一声。门在后面关上，又上了锁。
秃松从帐子里面伸出了一个头来，是秃的。他低声地说：“dozo，dozo（请，请）！”一面把自己垫的毯子折成双叠，向里面推，替我留出空位来。他看我在踌蹰，便索性从我手中把毯子接过去替我面好了。不断地比着手势要我睡下去，我也勉强照着他的指示睡下去了。我直觉到他是没有恶意的。
有生以来受到第一次屈辱遭遇，在我当然是不习惯的。我有点朦胧，也有点兴奋，更有点愤慨，情绪很复杂，说不出所以然。
监房是长条形，广可六尺，深可一丈。左右两壁是砖墙，前后两面是铁窗。面积刚好够睡两个人。照我进拘留所时的一瞥，这样的监房，共有二十间光景，左右各十间，是两两对称着的。中间有一道木屏挡着，使相对称的监房里的人，不能够相望。
在毯子上睡着，倒还好，并没有什么臭味。臭虫、虱子之类，似乎也没有。我静静地睡着，怕触着旁边的秃松，但却怎么也不能睡熟。我首先担心的就是市川家里的情形，安娜和儿女们不晓得怎样了？日本人到底要把我怎样呢？把我移交给中国政府吗，或者把我驱逐出境？一面先通知中国，等我一上岸便被捕吗？再不，把我正式丢监？把我不明不白地暗害？……这些问题，很执扭地来纠缠着，确实不是我在想，而是它们自己来。一个脑子就象饮茶过多了的一样，愈来愈是清醒，是一种不愉快的烦恼的清醒。头却一点也不痛了。还是暑天啦，然而夜却是特别的长。睡在旁边的秃松的鼾声，时而象闷雷一样，在那沉闷而燠热的空气中，有规律地吼着。别的监房里，也有吼着鼾声的。
鬼子，你侮辱了我！我爱了我的祖国，我爱了我祖国的人民，这就是罪吗？是的，这就是罪，你不单侮辱了我，你更侮辱了我的祖国！侮辱了中国人民！
眼泪涔了出来，不是我想哭，而是眼泪自己来。整个中国睡在那个狭隘的监牢里，整个四万万五千万的中国人民，都睡在那个狭隘的监牢里了。
睁着一双眼睛，整夜没有睡。唯一的希望是赶快天亮。好不容易发亮的天，到头也还是亮了。
大概是五点钟的时刻了，我忍耐不过，轻轻地坐起了身来。那晓得睡得稳稳的秃松，他也一翻身起来了。我向他道歉：对不住，把你惊扰了。
——不，他摇着手。很迅速地便叠好毯子，把蚊帐也拿下来叠好了，并且还把我的毯子也帮忙叠在一道。
这秃松是一位矮个子，面孔呈着古铜色，虽然已经是五十以上的人，却显得很精干。他姓松井（matsui），因为头是秃的，所以便被人叫着秃松。他知道我昨晚上没有睡熟，他很鼓励我，叫我把心放宽。把两手在心口上摩一摩，又坦开来。
在拘留所里原来是不准人说话的，说话时只好放低声音，或者比手势。我的两耳重听，有时秃松的声音说得大些，于是看守便立刻怒骂起来了。
六点钟的时候，看守来开监门，把人放出去洗脸和大小便，有三十分钟的时间。便所和盥洗所都是附设在拘留所里的。这是一天中唯一的一次开放。过了时刻，又依然关进房里。放出是挨着号数的。
我出监房门的时候，瞥见左手的邻室里关着一位青年，脸色惨白，头发已经有两寸多长了。看那情形象是一位大学生，关了怕已经有两三个月了。我断定他一定是一位左翼分子。
又被关进房里之后，不一会，从房门下的一个四方形的狗洞里，送进了两匣饭来。秃松很有精神地把饭移过来，劝我和他一同吃。饭是黝黑的，似乎有点发酸了，菜是两片风萝卜。我在昨晚上虽然不曾用饭，但一点也不感觉饿。秃松尽力地鼓励我，要我吃，他说身体要紧。我也只得勉强地吃了几口。
房间里，只面着一张日本式的草席“塔塔弥”，靠里窗的一段是木板。两个人就象一对猩猩一样，蟠着脚，凭着墙，坐在那草席上面。秃松的精神很好，他是很泰然的。同他住了半天，我得到了很多的经验。
据他说，我的情形是很轻的，只是普通的拘留，一个对时。他是检束，检束就要关二十一天。他已经在那里关了十天了。
他是一位做米生意的人，但为什么被关，他却没有说。他说那日本桥的拘留所，在东京要算是最上等的了。言下表示着他自己也是上等人的那种神气。有些下等的地方，一间这样窄的房间里面，要关二三十个人，那是等于火柴匣一样的，不用说，连坐都坐不下。据我看来，他可算得是一位老资格，似乎东京市内所有的拘留所，他都是住过的。
他叫我要强硬，要强硬。把两手撑着腰，挺直着比一个强硬的姿势给我看。他说，你的处分，顶多不过是敕命退出。你是外国人，日本的法律是不能制裁你的。
他想尽了种种的话来安慰、鼓励我，我真是出乎意外地，在这儿遇着这样的一位好人。这样的一位好人在东京却是“常习犯”，把东京的拘留所都是住遍了的。
在十一点钟的时候，看守来提我，要我出去。秃松表示着向我庆贺的意思，在他认为我是可以自由了。我向他告了别。
在拘留所的门口，看守把昨晚搜查去的东西又交还了我。我被门外的警察领导着，又从昨晚上走过的原路走上楼去。依然是受过审问的那一间会议室。这一次外事课的课长没有来，代替他的是一位胖子，很有点和袁世凯相象。另外的一位，是昨天送我来的那个刑士。他们又开始审问我起来，但和昨天所问的并没有两样。
提出了些新的问题，问我认不认识钱亦石（就是钱介磐的改名），我答应认识。问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我说他在东京。问他的住址，我也把住址告诉了他。袁世凯把他的手册取出来对了一下，没有再问了。但那时候，钱亦石已经老早到了海参威了。
他又问到成仿吾，我揣想到仿吾给我的一封信，是被他们搜查了去的。那是一封很长的信，怕有三四千字。仿吾由敦贺港渡过海参威，经由西比利亚铁路，一直经过莫斯科，到了柏林。他从柏林把他沿途的所见所闻，很详细地写给了我。那时苏联的革命成功才仅仅十年，旧俄时代的一些不好的风俗习惯，还多分地保留着，仿吾也就很不客气地加以一些批评。这信落在了他们的手里，是一件很可惜的事，然而对于我的现状却是很有利的。日本人所高兴的就和今天的美国人一样，是你肯批评苏联，只要你肯批评苏联，那你就好象减少了危险性了。我因而也把成仿吾的详细的情形告诉了。
问了有一个钟头的光景，他们替我叫了一客西餐来请我吃。我肚子实在有点饿了，便放怀地吃了。我吃了，要付钱的时候，他们说是请客，我倒完全出乎意外了。但我委实也高兴了起来，今天总算可以自由了。
饭吃过了，那位袁世凯先走，又由刑士把我引下楼去，再度出乎意外地依然把我引进了拘留所。
进拘留所后，照例又是昨天的那一套，看守又把我关进了秃松的那间房里。秃松这一次倒显出诧异了。他等看守去远了，又偷偷地问我出去后的情形。等他听完之后，他开始发起愁来了。他说：这事情有点蹊跷，可能你会受长期的拘留的。
他告诉我：照日本的法律，被拘留只有二十四小时。因为假使有罪，二十四小时之内便该起诉。但日本的警察，却可以有办法永远拘留你。那便是每天把你引出拘留所一次，引出后再把你引进来，那又算是第二次的拘留了。就这样象猫儿吃老鼠一样玩弄，让你连续地被拘留，永远不会超过二十四小时。
这说得我已经暗淡的心境更加暗淡了。
在我被引出去的时候，我越过木屏看见了对室里面的一位熟人。那是小原荣次郎（obara eijiro），是内山完造的一位很好的朋友。他开了一座商店，就在那日本桥警察局的对面，叫京华堂，贩卖些中国杂货和中国的兰草。他早年和内山老板一样，也在中国境内做过小贩。他是在东京与上海之间时来时往的。（鲁迅的《集外集》里面有一首《送o.e.君携兰归国》的诗，便是这个人了。）我到日本后，创造社每月送我的生活费，是由小原划拨的。创造社把钱交给内山，小原在东京把钱交给我，因此我们便常有往来。
这是使我费解的事，是我连累了小原的吗？连小原都被连累，那连累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了。
我已经没有昨天那样兴奋了，这或许是习惯了的原故吧。我索性死了心，管他妈的，就让他永远拘留。
1947年，上海
[1]麦克唐（j.r.mac donald，1866—1937），通译麦克唐纳，英国工党领袖之一。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九年两次组阁。
[2]章靳以（1909—1959），原名方叙，天津人。作家。著有《红烛》、《圣型》等。当时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
[3]《创造周报》复刊的广告刊登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日上海《时事新报》。
[4]李铁声，原名声华，湖北潜江人。翻译家，创造社后期成员。译有《法兰西内战》等。
[5]村松梢风（1889—1961），日本作家。一九二四至一九三二年间多次来华。著有《魔都》、《中国漫谈》等。
[6]一九二六年创刊，一九三〇年停刊。村松梢风创办并任主编。
[7]日本军国主义者团体，玄洋社派生组织之一，一九〇一年成立。因极力策动、支持侵占黑龙江两岸的东北、蒙古等地，故名黑龙会。
[8]钱介磐（1889—1938），原名城，又名亦石，湖北咸宁人。北伐时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委员，参加组织上海工人起义。著有《中国经济史》等。杨贤江（1895—1931），字英甫，假名李浩吾，浙江余姚人。教育家。一九二七年参加组织上海工人起义，大革命失败后旅居日本。著有《新教育大纲》等，译有《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9]董必武（1885—1975），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北伐时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委、湖北省政府常委兼农工厅厅长等职。大革命失败后赴苏学习。
[10]文学团体。一九二七年下半年成立于上海，次年一月出版《太阳月刊》，提倡革命文学。一九三〇年“左联”成立后，解散。
[11]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12]即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机关刊物《战旗》的编辑出版机构。
[13]指《文坛的掌故》。该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八月上海《语丝》周刊第三卷第三十四期，后收入《三闲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