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还象昨天一样的吗？转瞬已经是去年十一月的中旬了。

是黄昏时分，邻近的一位医生到我寓里来，正在谈着些医疗上的问题，突然在“玄关”门口现出了郁达夫。

——“哦，达夫来了！”我自己喜不禁地叫了出来。

达夫和十年前一样，一点也没有变。呈着满脸的喜色，而且发着愉快的声音，在和跟在他后面从邻家赶回园子里来的内子讲话。

我走到“玄关”去迎接着，另外还有一位日本人同路，在黄昏中没有认出是谁。他先向我寒暄，我才认出了是改造社的s。

s自然是替达夫作向导来的，我请他们上来，但s却推却着说：

——“突如其来的，真是失礼。今晚社长[1]为达夫先生接风，在这个机会上一定要请先生出席。我们是坐汽车来迎接先生的。请务必准备好，我们立刻就走。”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七年二月上海《宇宙风》半月刊第三十五期。

这真有点“突如其来”。我自己踌蹰了一下。因为就是这位s不久才写过信来，要我在十二月号的《改造》杂志上做篇文章，我托故谢绝了。现在突然受他们的招待，觉得有点难乎为情。但又想到达夫新来，他们都那样诚恳地欢迎他，并远道坐起汽车来接我，我不出席，似乎也说不过去。结果还是决定了和他们一道去。

把先客的医生送走了，自己在把和服换成洋服的时候，让内子陪着达夫和s在庭前的园子中谈话。

园子里满地的鹦哥红（salvia）还红得透旺，s的声音在那儿赞美。

——“乡下究竟比东京暖和啦，东京的四郊现在是什么花草也看不见了。”

达夫在和儿女们搭话。

——“这孩子总还记得我，在上海和广东时我抱过他。”他说的是中学三年的第三子的阿佛。——“还有大的两个呢？”他在问在东京住着寄宿舍的阿和和阿博，他们要在礼拜日才偶尔回来的。——“这女孩子竟长得这么大了。小学六年生？”这说的是四女的阿淑，已经十三岁了。

只有顶小的鸿儿，是五年前在这边生的，达夫是第一次见面。但那孩子和他真是一见如故，当我把衣服换好，走下庭园时，孩子已经在扭着达夫，要他把他一道带到东京去。

夜色带点苍茫的意味袭来，随着达夫与s匆匆出门，上了汽车。

达夫在掩闭汽车门时，对着送到车旁来的内子说：

——“礼拜天再来，看大的两个孩子。”

汽车跑了一段乡间的路，窜进市川市头的时候，大街都已经上着灯火了。

跑了有三十分钟光景，沿着一条大路，窜入了东京的不夜城。

达夫在车上告诉我，我们的目的地是先到改造社，当晚为编译《鲁迅全集》正在开会，有佐藤春夫诸人在座。又提到当时在报纸上流传着的仿吾的死耗，但我们都一致以为不确。

到了京桥的改造社，下车，上了楼。从临街的楼房中出来一位矮胖中年人，把我们迎接着。那人自己先行介绍，是改造社的社长y。我是第一次见面的，看他在那精干的眉宇间却掩不住有一抹颓唐的忧愁，就好象是日本集纳主义[2]者的象征。

房里两壁堆着打着纸包的书，正中竖放着一张长桌，桌上堆了几垛鲁迅的作品集。桌的四周围着十来个人，的确有佐藤春夫在座。其他认得的居半数以上。

编译会是刚好开完了的光景，拟定了几张目录放在桌上。

社长y先向我说：“请过目一下吧，有不周到的地方务望指教。”

我接了一张目录来细看了一遍，凡是鲁迅已发表过的著作是全部罗致了的。又看到其中有“书简”的一类。

y要我参加一点意见，我想到南京的《新民报》[3]正在发表着鲁迅给李秉中的信[4]，便向他们报告了。y不以此为满足，叫我不要客气再说一些。我便想到鲁迅所搜集的许多的隋唐墓志铭来。这一部分的搜集我本没有看见过，四年前上海的内山老板曾到东京向文求堂的主人谈起，说鲁迅有发表的意思。事后文求堂的主人才对我说，因分量太大，出版经费不赀，故未实现。我想到这层来，觉得这一定是很好的历史研究的资料，便又向着大家报告了一番，明知那种朴学式的内容，和集纳型的改造社是不大相合的。说了之后，果然没有得到什么反响。接着我又真正不客气地说了几句话，我说：机会是很难得的，趁着出全集的机会，最好是把鲁迅未发表的遗著全部都搜罗起来。我看，向北平的周作人请教，一定会有好的结果的。……

但当我的话还没有十分说完，社长y摇起头来了，同时又把两只手背挨拢一下又分开了来。他说：“他们两弟兄是这样的啦。鲁迅的葬仪时，周氏都没有亲临，并且连吊电也没有。”

我很想再说一句，叫作“至亲无文”。话都溜到唇边了，但又吞了下去。同时，我又想到我自己也是没有吊电的，听说上海有一部分的人也因此对于我有所责备。我这“无文”当然又说不上“至亲”，事实上是住在乡间，过海电报不知怎么打，更想到拍电致吊本在表示自己的哀感，只要自己真实地感着悲哀，又何必一定要表示？因此也就节省了几个钱。

然而吊电的有无，事实上才有那么的严重！

停不一会，桌上的书籍通统收拾了，又来了一两位客人。结局是分乘了三部汽车，把主客全部十一人（有些社员没有参加，连坐汽车来接我的s都不在），运到了一处日本料理店。但那是什么店名，是在东京的那一个方角，都不曾过问。只是照那坐场看，达夫所受的是中等优待。

饮了不少的酒，谈了不少的天，有一位满漂亮的似乎是“艺伎”也来侑过一次酒，弹过三弦，唱过歌。在要罢席时已经是九点过钟了。

主人吩咐店里的侍女拿了些斗方来要大家题字，我自己也写了好几张。

达夫坐在首席上，我是坐在他的旁边的，他也叫我写一张给他。

我拿着笔踌蹰了一下，结局是写出了下面的四句：

十年前事今犹昨，携手相期赴首阳。

此夕重逢如梦寐，那堪国破又家亡。[5]

第四句，开始想写成“《广陵散》绝倍苍凉”，以嵇康喻仿吾，嵇康临刑自叹“《广陵散》于今绝矣”。但念到消息本不确，便索性夸张一下，改成了国破家亡之句。

读过我的《创造十年》的人，大约总可以了解“相期赴首阳”的那个典故吧。

那已经是一九二二年的事了。时当暑假，我和达夫两人同在上海。那时《创造》季刊创刊号出版已三阅月。有一晚同往四马路的泰东书局去会赵南公，问到杂志的销路。据说初版二千份还剩下五百没有卖完。听了这句话，两人都感慨得什么似的，约着在四马路上的酒店里去喝酒，一连喝了三家店子。昏昏瞀瞀、凄凄寂寂地回到静安寺路的住所，沿途曾自比为“孤竹君之二子”。

——“记得么，首阳山的故事？”我把诗写好了，交给达夫时，这样问他。

——“记得啦，孤竹君之二子啦。”达夫毫没假思索地回答着。

十一月二十九号是礼拜，在将近黄昏的时候，达夫一个人果然来了。他说孩子们没吃好饮食，太可怜，要把我们一家人都约到东京去吃中国菜。

住在东京的两个大孩子只有阿博回来了。结果是我与阿博、阿佛同达夫一路往东京，在神田的一家北京馆子里吃夜饭。

我懒得换洋服，以为纵横是自己人，便随意穿着和服了事。但套在和服上的“英邦纳斯”（inverness），日本人所惯用的意大利式的披风，我是没有的。

到了神田，达夫怕我着凉，在一家洋货店里买了一条骆驼绒的围巾送我。他这厚意，真是使我感激，想到了古人的解衣推食之举。

十二月六日的礼拜，天气很晴朗。上午十点过钟的光景，我正在别室里写着一篇东西。阿佛走来报告说：“有客来了，是那天晚上请吃饭的叔叔。”

达夫又是一个人走来的。他见了我，第一声便是：“我昨天的讲演被警察禁止了。”

达夫在五号午后有讲演，我是知道的。主催者是一部分研究中国文学的日本文士，其中有一部分特别是崇拜达夫的人。演题是关于中国的诗。我想，无论怎样是没有被禁的理由的。

——“怕是你讲了些什么激烈的话吧？”我这样说。

——“在没开讲之前便被禁止了。”

——“是这样，那一定是主催者的手续没有办妥。”

——“讲演虽被禁止了，可会着了几位旧友。一位是村松梢风，一位是林芙美子[6]，他们说在十二号要请我吃饭。同时要请你出席，回头会有请帖来。又还有日本笔会，在十六号晚上请我，也要请你，大约不久也会有正式的请帖来的。”达夫很爽快地说着。

——“你今天可有什么先约没有呢？”

——“今天可没有的。”

——“那吗，我们可以畅谈一天了。”

但达夫要求到外边去散步。因此还连献茶的机会都没有，便同他两人一道走出。

临行时，内子拿了三块钱给我，说：“这作为你们的中饭费，在市内去用中饭，用了再回来。”

朝西，取着偏僻的背径向真间山走去。山离江户川不远，虽然不高，但是，是东京附近的唯一的山。山上有座佛寺，有些森森的林木。在那寺前的高墩上，达夫和我同去立了一下，倚着一株古老的深松。

江户川两岸的情景在一望之中。川上横列着三条铁桥。南端的一条通着省线的电车和火车，中间的一条通着汽车和行人，北端最近的一条是私营电轨所贯通着的。交通照例是络绎不绝。隔河虽便是东京，然而是新市区，依然是一望的田畴，离殷盛的旧市区还相当的远。

伫立了一会，又取背径插向江户川边。川上有高大的堤，宽广而坦直。冬阳颇暖，江风亦无寒意。与达夫并肩而行，用着母国话谈着些无足重轻的往事。然而这在我是十年以来所未有的快活。

话头本无足重轻，自然值不得纪录。有好些，也就和那拂面的江风一样，吹过后便毫无痕影了。只记得达夫说到他打算到欧美去游历，回国后想寻个机会来，实现这个计划。这层，我是极端赞成的。我看达夫的使命依然是做个文艺作家，与其为俗吏式的事务所纠缠，倒应该随时随地去丰富自己的作家的生命。凡是达夫的友人，怕都应该注意到这一点，玉成达夫的志愿的吧。

达夫说，他以后打算多取历史的题材来做长篇创作。这自然是该走的一条路。他又说他打算用旧诗的形式来尽量表现新的现象。这种黄公度[7]路的重践，我却没有表示出什么可否的意见。

在堤上可走了一个钟头的光景，起初是溯江而上向着北行，后来是顺流而下向着南走。中午时分了，折入市中，走到了一家“蒲烧”店去。所谓“蒲烧”，日本音是读为kabayaki，是用文明火烤鳗鱼片，涂有酱汁。这东西颇可口，就是不能吃日本菜的人，这“蒲烧”和牛肉锅，都是喜欢吃的。

“孤竹君之二子”登上了一间小楼房，不仅吃了“蒲烧”，而且还喝了好些酒。结局是费了两个钟头的时间，吃了六块多钱。钱，不消说，又是“叔齐先生”付的。

达夫这次来日本，前后滞留了足足一个月。他来我寓里共有这三次。此外由于日本人的招待，在东京也和他会见过三次。他是十二月十七号的早晨离开东京的。我曾跑到东京驿去送行，赶到时已经是发车的哨子在响的时候了。由三等列车赶过二等列车，在每个车门和窗口上都没有看见达夫。我还以为他是临时改了期。开动着的车子和我擦身驶过，在最后的一等车的车尾的凉台上才看见了达夫。他一个人立在那儿，在向着人挥帽。

我折回头跟着车子赶了几步，大声地喊了几声“达夫”，也向他挥着帽。

但在那稠杂的人群中，他是否看见了我，并是否听见了我的声音，我是不知道的。

我的心中偶然又浮上了“《广陵散》绝倍苍凉”的那句话来。我失悔写给达夫的那首诗，第四句没有用这一句。

1937年1月8日

[1]指山本实彦（1885—1952），日本改造社创办人。

[2]作者原注：集纳是journalism的音译，也叫做新闻主义。报纸注重新闻事件之发展，以多卖多销迎合读者趣味为主，实行资本主义新闻路线的便是集纳主义。

[3]一九二九年九月九日创刊于南京。曾迁重庆、成都，又迁上海、北京。一九四九年终刊。陈铭德创办。

[4]鲁迅致李秉中信分别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十一月三日南京《新民报》。李秉中（？—1940），字庸传，四川彭山人。黄埔军校二期生，后成为复兴社重要分子。

[5]此诗写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收入《潮汐集·汐集》，题为《赠达夫》。

[6]林芙美子（1903—1951），日本女作家。著有《流浪记》、《杜鹃》等。

[7]黄公度（1848—1905），名遵宪，广东嘉应州（今梅县）人。清末诗人、外交官。曾与谭嗣同、夏曾佑等倡导“诗界革命”。著有《人境庐诗草》、《日本杂事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