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汕头市夤夜撤退以后，到了流沙，在这儿已经停留了一天一夜了。在第三天的中午，终于等到了两位军事负责人贺龙和叶挺的到来。首脑部聚集在天后庙[1]（？）里一间细长的侧厅里开会，作着最后的决策。决策大体上已经是商定好了的，只是在征求贺与叶的同意。

主要是恩来作报告，他是在发着疟疾的，脸色显得碧青。他首先把打了败仗的原因，简单地检讨了一下。为什么我们在瑞金、会昌连捷之后，毕竟在汤坑打了败仗？第一是我们的战术错误，我们的情报太疏忽，我们太把敌人轻视了。我们已经打到筠门岭，应该穷追，由蕉岭、梅县打出，不让溃败了的黄绍雄、钱大钧[2]们有整顿的机会。我们没有这样做，竟由筠门岭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八年八月香港《小说》月刊第一卷第二期。折回，绕道长汀、上杭、大埔而入潮汕。这样便把我们作战力最强的两师人不能不分开来，留了一师在三河坝镇守。终竟让敌人得到了居高临下的形势，集中力量来把我们个别击破了。

其次是在行军的途中，对于军队的政治工作懈怠了。我们的另外两师人，竟至中了敌人的诡计而失掉了斗志。——这说的是贺龙的两师人，两位师长——有一位是他的堂弟[3]——初被敌人收买，但结果终被解决了。[4]

其次是我们的民众工作犯了极大的错误。我们不仅没有把民众发动起来，我们在进入汕头之后，反而还采取了类似旧军阀的作风，枪毙了两位工友，用以维持旧秩序。

把这些失败因素检讨了之后，接着又提说到大体上已经决定了的善后的办法。——武装人员尽可能收集整顿，向海陆丰撤退，今后要作长期的革命斗争。这工作已经做得略有头绪了。非武装人员愿留的留，不愿留的就地分散。已经物色好了好些当地的农会会友作向导，分别向海口撤退，再分头赴香港或上海。

报告完毕，大家的视线差不多都集中到贺龙身上。他向来是豁达大度、异常乐观的人，但现在显然抱着严重的责任感，面孔分外地沉郁和黝黑。他咬着牙关沉默着。

叶挺先以他平素就带着几分兴奋的语调，开始说起，但说得很简单：“我们再有得一团人，便什么都不成问题的啦。到了今天，只好当流寇，还有什么好说！”

贺龙最后以他宏亮的声音，带着愤怒沉着地说：“我被我自己的家族出卖了，连累了革命，对不住大家。但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到湘西，我要卷土重来。”

就这样等一切都说好了，要准备执行的时候，已经是午后两点钟左右。就在这时候，一位牒报员仓惶地传来一个消息：村外的山头上，有敌人的尖兵出现。

二

这一消息本来是在意料中的，大家在这两天所担心着的也正是这件事情，但毕竟来得太快了。各个单位还来不及充分疏散，有些改了装的人员也还来不及和向导接头，我们便只好整队出发，准备往云陆[5]（这个地名记不甚清晰，或许有误）宿营。

在村头陆续收集，临时整顿好了的武装同志，可有一营人左右，武装还相当完整。这一营人被分为了两部分，一部分殿后，另一部分打冲锋，由叶挺领队，争夺那必经的西南山头。

走中间的是庞大的非武装人员，这一队伍可比一营人还要庞大。这儿集中着由武汉、南昌、上海、长沙及其它各城市疏散下来的一切男女同志，更加上不少的勤务和挑夫。就单拿政治部来说，就有好几名挑夫在挑着硬洋。离开汕头的那晚，财务处要各单位去分钱，大家怕累赘都不要硬洋，而我们却自告奋勇，把好几箱袁头全都挑来了。

浩浩荡荡地走出流沙，向西南面横亘着的山头进军。山相当高，有蓊郁的林木，远望去，并看不出有什么异状。村外一直到山脚是一片旷阔的田畴，晚稻有些还未收割。田畴当中有二十来户人家，自成着一个小庄落，离村大约有三五里路光景。

是九月下旬的阴晦的一天，已经有充分的秋意了。虽然是在逃难，但在田畴中走着，迎接着从山上吹下来的凉风，大家似乎也都感觉着舒适。在我旁边走着的安琳[6]，在低声地唱着《国际歌》。

我们是走在队伍的正中的。正当快要走到那个小聚落的时候，前面突然响出了几声尖锐的零碎的枪声。这枪声的来源我至今都还不明白，不知道是先头部队的人走了火或故意乱放，还是小聚落里的地主向我们袭击，还是真的敌人占据了山头冲下来了。原因是模糊的，可是效果却非常显著。枪声一响，队伍立地成了乱了阵的蚂蚁。挑脚把担子抛下便乱跑，勤务也乱跑，穿长短衫的革命老爷们也乱跑。殿后的部队在往前冲，想冲上前去迎敌，但被这乱了阵的核心反而把他们冲溃了。

但幸好枪声没有继续，乱了阵的蚂蚁又渐渐稳定了下来。

安琳不再唱《国际歌》了，但她紧靠在我的身边。我们一道在小聚落中陆续收集着有枪的同志们，也收集到了二十人左右。走出村落，在前面的田畴中一段浅浅的高地上，看见有不少的人聚集着，也有一部分武装同志在那儿整顿。我们便把所收集的人也带去加入了。

高地是一簇坟墓，墓并不大，墓碑也不很高，都向着山的一面。各单位的人差不多都在。开头是一位卢师长在指挥那些有武装的同志，他在发着疟疾，正冷得全身发抖。

武装同志们被集中了的也有一百人左右，略加整顿之后，卢师长便命令他们每十人为一小队，每一小队相隔十分钟左右出发，以冲锋的姿势向山麓前进。这样分遣着，到了中途，卢师长本人也随着一个小队出发了。接着便由恩来指挥，但恩来这时已经在发着四十度的高烧了。

临时整顿起来的队伍，部署自然不十分周到，特别关于联络通信的工作，没有规定得明白。先头部队上去后，一直没有消息下来。后续部队每一小队上去，也立即失掉联络，简直就象一枝枝的箭射出去了的一样。几十人逐渐化成小队射出去，射到后来差不多就只剩下些非武装同志了。天色逐渐昏黑了下来，耸立在前面的连山，阴森得象一条庞大的吃人的怪物。大家都感觉着焦虑，向导也没有，只知道路向是从一个山缺口处翻过山去。

天色愈来愈黑了。恩来很着急，最后他叫大家整队，冒险上前。他说：“不冒险是只好坐以待毙的呀！”大家在开始整队了。

就在这时候，于万籁无声之中，在不十分远的背后，突然又零落地极尖锐地响出了几下枪声。这比前一次更加出人意外了。我回头一看，在一片昏黑中什么也看不出。参谋团的几名年青卫士是很机敏的，立即掉头伏在地下，用他们的驳壳还击了一排过去。我也学他们掩伏下去了，在一个墓碑的下边。

三

一排枪反击过去之后，对方却沉寂了。

这一次的枪声，我也至今不明白它的来源。假使是敌人，为什么敌人绕到我们的背后去了？或许是反动地主的恶作剧吧？或许是由汤坑溃退下来的散兵，我们自己的人，把我们当成了敌人吧？

但枪声沉寂了。我从墓碑下爬起来，高地上除几位卫士还荷着枪向枪声响处凝视着之外，全体的人员都撤退了。我也照着既定的路向追赶上去，走不好远便遇着安琳，她是折回头找寻我的。再走不远又遇着两位朋友走回头路，他们都是江西人，一位姓傅，曾在南昌市党部负责；一位姓易，在主席团任会计。他们两位也掉了队，正在那儿徘徊，看见了我们就象遇着了救星的一样。

由田间小径登上一条大堤道，下面斜流着一条大堰，在昏暗中看去水象很深，似乎不能涉，堰口也很宽，不能跨越。我们便在堤道上向山的一面走去，揣想走不好远一定会有桥。但愈走和要翻过山去的那个缺口相去愈远了，桥却始终不见。前面不仅毫无人影，连人的脚步声都没有。心里有点着慌了，便又由原路折回，一来想和参谋团的那几位小卫兵结合，二来揣想一定有桥在下游。折回原处时，卫兵们的影子也不见了。再朝下游走，愈走，却同样始终没有一道桥。我们四个人就象成了四个孤儿，被留在一片昏黑的天地里面。

吊着胆子还是往下游走。开始十分诧异，大家怎走得那么快？那几位小卫士分明比我们迟走，怎么也不见人？是打从那儿走了呢？——答案其实很简单，他们毫无疑问是涉过了那条大堰，并不是靠着什么桥。这个简单的答案，在我脑里浮起来的时候，时间已经经过了好一段，就再要徒涉，也没有可能赶上前面的队伍了。自己怨艾着近于绝望地在暗中摸索，从堤道却又走上了一条大道，似乎是公路的光景。突然从路旁的一处林薮中漏出一些火光，有人的说话声，是湖南口音。我高兴极了，认为这一定是我们的队伍了。窜进林薮中去，在一丛丛的竹丛下，看见聚集着好几堆人，都是些没有武装的。有的正在造饭，有的横睡在地上抽着大烟。看情形，一定是贺龙部队的火伕，在汤坑附近掉队下来的。说不定他们还不知道我们已经打了败仗。

这是很危险的，我心里想，一等到天亮，不忙说被敌人发现会遭歼灭，就是地方上的土匪或地主武装，也会把大家解决了。

我们又从林薮中走出。这次很凑巧，劈头和一队有武装的队伍碰着，看光景有三十人左右。我挨上去，看见有些人的符号，知道是叶挺的部队。这一次可高兴了，我们便跟着走。走在最尾的是一位年青的军官，我和他打话。他是一位排长，但队伍是七零八落地沿途集合起来的，各军各师的都有，他并不是正式的指挥者。我又问他在队伍中还有没有更高级的官长？他说，看情形似乎没有。我表明了我自己的身份，要他在实际上负起指挥的责任。但他很没有把握地说：“很难的，恐怕就是叶军长来，也没法指挥。”他这话，我开初感觉着诧异，认为他不肯负责，但转瞬我也就明了了。

打了败仗的兵，的确是怪可怜见的。尽管有三十来往人，也有枪械，而且还有一架机关枪，不知怎的，大家的胆子真好像碎了的一样。古人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话，实在是完全的实感。我们本来在走着寂寞的夜路，却听不得一声狗叫，也见不得一粒火光。只要一听到，一见到，立刻就要惊悚起来，从大路插进小路，从小路插进更小的路。向导是没有的，方向打不清，最有趣的是爱朝甘蔗林边擦过，大约是企图遮掩的吧。

这样瞎穿，毫无疑问不是办法，有急于找个向导的必要。但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又在夜间的乡下，向导往那儿去找呢？队伍中没有人能懂潮州话，连能懂广府话的都很有限，这限制可更难了。但我们没有气馁，决定了一个方针，我们簇拥着那位排长，走向队伍的前头，让我们自己领队。我们拣大路走，拣有灯火的地方走，总期在路上能够碰见一两个人。没有电灯的乡间的夜半，就连灯火也是很少见的。有一次，我们不知不觉地走近了一座村落，轰隆地轰出了两声土炮。队伍立刻鸟兽散起来，我们便破着嗓子尽力向士兵鼓励：“我们是革命军，我们不是强盗，我们怕什么呢？我们有枪有械，我们怕什么呢？土炮有什么可怕？不要紧，我们冲上前去！有人反而倒容易说话。”

还好，士兵们的胆子被鼓励了起来，我们往前进，大家也就以散兵线的形势往前进。走不好远，村落的样子比较清楚了。那是土墙围着的，墙上有碉堡，土炮大概就是从那碉堡中轰出来的。土墙外也有些负郭人家，我们碰着两个人，一个个子很魁梧，一个很矮小，看情形，他们定是线子，我们便把他截住了。

我们说明了来历，想找一位引路的人，引到云陆，再往海陆丰。魁梧的一位，自命为能懂广府话，也能懂普通话，我们的话他是听懂了。他的话虽然有些难懂，但结局也算弄明白了，他愿意做向导，把我们引向云陆。

四

这位魁梧的向导，始终是使我们起着戒心的。他太魁梧了，头上打着黑纱的包头，身上穿着洗黄了的香云纱的短衫裤，乡下老百姓的气息是丝毫也没有的。我估计他是个土匪或北方人所说的兵油子。他引路也有些莫名其妙，不知道是走捷路，还是故意作怪，总不大拣正路走，时时在跨沟跳坎。有一次跳过一条相当宽的沟，大家都跳过了，我当然是能够跳过的，但我的近视眼是把眼镜失掉了的（在涂家埠被打掉后，在汕头市的七天当中，没有工夫去配），由于估计的错误，我没有用足力量跳，跳到对面的斜面上，站不牢，便跌落下水里去了。

水相当深，虽然赶紧爬上了岸，我的蓝布军服和贴身的衣裤，里里外外都打得蘸湿。大家都只有一套衣服穿在身上，没有可以替换的。傅君把他的短裤脱下来借给我穿上了。我打着赤膊把湿衣套在一条竹竿上，就象旗子一样，扛在肩头上走。那竹竿也要感谢傅君，是他在路上拣来拄路，而且准备用以打狗的。

虽然是在南方，九月下旬夜半的气温，依然感觉寒冷。我沿路走，只好交换着用一只手来在浑身上下磨擦，用以取暖。老是在黑夜里弯弯曲曲、高高低低、穿来穿去地走着，没有表告诉时间，两只脚实在走疲了，肚子也饿了，走的实在不耐烦了。我在心里憎恨着那魁梧的向导，你到底要把我们引到那里去呢？你这鬼头，但我没有说出口来。大家也沉默着只是跟着走。沿途也发现了一些散兵，同样是从汤坑溃下来的，我们便把他们吸收着。

事实上恐怕没有走好久吧，但在心理上总觉得夜太深长了，总是走不天亮。天一亮了，心里在这样想：尽管就有什么危险，总可以打得出一个方向来的。

到头走到了一个地方，向导要大家休息，等到天亮后再走。他说，没有危险了。我们起初也看不出是什么地方，停顿了一会，眼睛习惯了，知道是在一家瓦窑厂的前面。从那瓦窑的小小的窑孔里，漏出了火光来。那好亲热的温暖的火光！我们从厂门外望见它，它也把厂内厂外的光景，暗暗地慢慢地告诉了我们。厂门外是一面空场子，厂门右手边便是窑，其余都堆着干草。

士兵们究竟是受过革命训练来的，都在场外空场上歇下，尽管饿也好，倦也好，丝毫也没有罗唣。那位年青排长也很能称职，他渐渐和他们熟悉起来，大家也都能听他的指挥了。

我们四个人走进了厂去。烧窑的只有一位老人，怕已经七十多岁，有点象甘地，很瘦削，但眼睛很慈祥。他见我打着赤膊，冷得发抖，便把窑口的一个矮木凳让给我坐，只有一个条件，要不断地送干草进窑孔里。我感谢了他。虽然他的话我不懂，我的话他也不懂，但是我们凭着手势和动作，便心心相印了。我坐在窑门口一面取暖，一面用铁钳送着枯草，大有苦尽甘来的感觉。窑口是很小的，仅有一尺来往高，七八寸宽的一个穹窿的洞口。因为洞口小，洞口前面的光明，也只有两三尺宽的范围。

要说是神秘吧，确实是有丰富的神秘味道。我感觉着那瓦窑就象是一头活着的异兽。它张着小小的口，不断地吞食着枯草。口腔里是通红的，红得那么爱人。它是慈祥的，如象传说中的麒麟那样的瑞兽，但它比麒麟更要伟大，比赵公明坐下的老虎更要伟大，比佛祖座下的白象也更要伟大。甘地样的老人，把这伟大的瑞兽，放在自己的座前，让它吃下枯草，吐出无数的鳞片出来遮盖人们，可以避风雨寒暑，实在比甘地、比佛祖更要伟大。我自己也真是起了这样的心，何不就留在这儿，替老人家做一个帮手呢？

坐在窑口前面，作着一些不经心的空想，肚子里虽然饿但已经饿过了头，倒也并不感觉着怎么。衣服也逐渐地烘干了，下过水，把浸渍了几天的臭汗冲去了些，穿上身，使已经感觉着舒适的身子更加说不出的舒适。

同路的人都睡了。排长同士兵们睡在厂外，傅君、易君和安琳他们睡在厂内的草堆里面，似乎都睡熟了。我起身在厂里巡视了一下，干草堆满了大半厂，所余下的空间并没有多少。同窑对称的一面，靠壁有一座长灶头，连着大小三口锅。这表示厂里并不止那烧窑老一人，一定还有相当的人口的。灶的前手，在厂门的左侧，有一间卧房，门是关着的。在这卧房与灶之间的壁上有一道门，掩闭着。不知门的那一边，是空场，还是别有建筑。

肚子是有点饿，这逼得我悄悄地把一个大锅盖揭开来，发现盛有一大碗的菜粥在锅底。我高兴极了，把那粥端起来想喝。我想：喝了给他些钱吧。啊，钱！这一下又才觉悟到，我身上是一个铜板也没有的。他们或许有吧？谁能保定呢？在突然的出发之下，又经过骚乱，公的私的都丢光了，谁能保定有多少带在身上呢？但粥的诱惑委实大，又有内应的饥饿要伸出手来，这可把碗端到了嘴边。我想到了坐在窑门口的那烧窑的老人慈祥的眼睛。他是在做夜工的，这粥一定是备他充饥的东西，我吃了，他怎么样呢？盛着粥的碗，依然放到锅底上了。

五

睡在比弹簧床还要舒服的干草堆上，一觉醒来已经是大天光了。傅君他们还没有醒。我连忙起来，跑出厂外一看，糟糕！士兵们和向导连影子都没有了。

我把傅君喊醒了来，他们也只好瞠然若失。

厂里是有不少人的。灶侧的门开着，那边原来也有一个很大的厂子，一边陈着烧好的瓦，一边摆着几张方桌，是备瓦匠吃饭的地方。

厂外也还有好几户人家，有的相当高大，自成着一个庄落。烧窑老人却不见了，换了班去休息去了吧。

话虽然不能通，大家却和我们很亲热，并不怎么见外。大约看见我们都是文弱书生，并不是什么匪类，也并不是真正的丘八吧。更主要的原因，或许是真正的丘八们，昨夜就睡在露天的空场里，并没有惊动他们；今早一早动身，也没有翻动他们一根干草，这可使他们更感觉着我们的不足怕吧。男的女的，很多人都簇拥来看我们。他们，尤其女的，对于安琳的装束，特别感觉兴趣。安琳也穿的是蓝布军服，蓝布马裤，剪着一个男子式的分头。她们有点不大相信她是女子，但她毕竟是位女子，也是无法否认的。安琳在广州住过半年光景，广府话能说得一些，我们差不多就全靠着她做了我们的喉舌。

人是容易适应环境的，只要危难没有逼在眼前，倒也很快便镇定了下来。在我自己首先感觉着愉快的，是那位魁梧的向导走了，我释下了对他的戒备。其次我们考虑到经济问题。在这儿应该特别感谢安琳和易君。安琳以她女性的仔细，她从汕头出发后，有四十块硬洋，缝在裤腰带里面，是随身带着的。易君也因为是会计的关系，主席团的伙食费在他身上，也有两百元左右。有这么多的钱，是一笔大财产了，我们可以免掉做讨口子的命运了。

我们被邀到一座有砖墙围着的房子里去。那是在瓦窑的西南端，房屋并不怎么堂皇，但明显地是那庄上首屈一指的富室。家长是小地主，也是毫无疑问的。他是一位三十左右的人，年青时分读过书，能勉强和我们作笔谈。

我们谈到今后的去向，大家决意走出海口，然后再走香港。在流沙准备疏散时的步骤，给了我们以必要的知识。我们知道有一个甲子港，大概要走四五天，又有一个碣石港，要远一点。要到这些地方去，不可少的当然是向导了。家主要我们不要着急，在庄子上多休息两天，慢慢替我们想办法。我们在这时便开始换装，把了些钱出来买旧衣服，把身上穿的也完全施舍了。为了要装成一个老百姓，凡是身上可疑的东西都得丢掉，如图章之类，把字磨光了，然后丢掉。但我却有一样东西始终舍不得丢，便是一只红色的头号派克笔。这大约也就是知识分子根性的绝好的象征吧。

早餐的菜颇丰盛，花了两块钱，囫鸡大肉盛了四大碗，陈在一张方桌上。大家正要就席吃的时候，就跟晴朗的天空突然冒出了一朵乌云来的一样，那位魁梧的向导又回来了。不仅我们吃了一惊，连庄上的人们都象有些诧异。他满不客气地坐上方桌同我们一道吃，接着便替我们开出条陈来，带着强迫的口吻。

“你们几位呆在这儿很危险，地方上的当局一知道，便要来拿人。我的家离这儿不远，我把你们接去住一向，看风色。”

我回答他：“我们要出海口，到甲子港或碣石港去。”

“那也离不得我，我懂话，除我而外，没人懂。你们到我家里去住一向，我送你们去。反正，你们有钱，迟几天不关事。”

听他说到有钱，我和傅君们面面相觑了一下。安琳接过去说：“我们是落难的，钱都丢光了。”

“我看得很清楚，”猛人毫不踌蹰地说，“你们都是官长，当然有钱。没钱，你们还不着急？”

这家伙的确是在打鬼算盘！我心里这样想，但没有说出口来。我看他是死心纠缠着我们不肯放的。庄上的主人起先和我们很亲热，很肯替我们想办法，自他来后都象有所顾忌，不再多说话了，说时，反而替他帮衬一两句。我凭这些和自己的直觉，断定那大汉必然不是好人。我在心里筹划着应付他的办法。我想，既没法摆脱他，那就以早走为是，免得他去摆布一切。我们是四个人，他只一个人，总能对付得过。我们还可以找些拄路的东西做武器，他要怎样，我们便先下手。我这样想了，便说出口来。

“就烦你老兄引路吧，往甲子港，吃了饭就动身。”

“我还得回家去关照一下啦。”

“对不住，你不是说，我们呆在这儿很危险吗？迟了，我们不便等你。”我回头便向同席的庄主人说，“请替我们找四根扁担，我们出钱买。我们要装成挑脚，一面也好用来拄路。”

猛人有点泄气的神气，他插上一句：“你们也走路吗？走甲子要走好几天，这位女官（他指着安琳）至少会吃不消。”

“你不要看见她是女的，”我特别夸大地说，“她还打过仗呢！她从江西的南昌，一直走到汕头，难道还怕走不到甲子？”

“要快走也好，我总送你们。”猛人回答着，显然又有了新的打算。

六

饭吃过后，庄主人果然替我们找了一根扁担和三根竹棒来，我们付了两块钱。那向导大概有他的什么准备，走出去了。我趁着把我的用意向傅君们说明，他们也早明白了我的意思。但我自己的心实在还是放不下，我感觉着，我们还是难于应付的。假使他果真是匪类，他尽可以有办法来解决我们。衷心地懊悔着，不应该贪睡，和有武装的朋友们脱离了。

我脚上穿的是一双胶鞋，昨天落水，酱上了污泥，穿在脚上满不舒服。我便从那庄子里走出去，想找些水来冲洗一下。走出庄，一望都是田畴，只有左手一带是高地，有些林木。一条溪水就在庄落外流过，水不深，也还清洁。在一条木桥边，一处有践脚石的，庄上人汲水或浆洗用的地方。我把鞋脱下来，先洗了脚，再弓着身冲洗着鞋里面的泥。

溪水的对岸是一条大路，有一位年青的乡下人[7]从下游走来，渐渐走近我的面前了。我望了他一下，又把头低下了。那青年在我面前突然站立着，更使我大吃一惊的，他竟向我打招呼，用着我可以听懂的话：

“郭先生，你不是郭某某吗？”

我又抬起头来，不认识他，又摸不准他到底是什么人。年纪并不大，只有二十左右，是还没有充分成人的一位农家子。我没有踌躇地否认了我自己：“我不是郭某某，你认错了人。”

“你不要怕。”那青年更拿稳地说，大概他从我的口音上又得到一层保证，“我认识你，我是农民协会的。”

这下可使我放心了。啊，我在心里叫，也在口里叫。这真是一个救星了！——这是心里想的，但口里说着：

“你来得真好，正有一个不可靠的人，在纠缠着我们！”

“另外还有人吗？你怎么到了这儿？”

“随后慢慢谈，我们是四个人，请你赶快同我一道去。”

青年过桥来了。他很矫健，也很亲热，就好象和我是多年的旧友那样。他不待我问，便很愉快地一面走，一面对我说：“我昨天中午在流沙天后庙（？）看见你，在天井里我们擦身过。你的额头特别宽，头特别大，我便注视了你的符号，看出了你的名字。”

不错，那时自从武汉出发以来，我们的军服上，每个人的左胸上都是有符号，而且写着自己的名字的。

我心里嘴里都只是叫：“你来得真好！你来得真好！”

“你们那时在找向导，我也是要来领路的人，没有来得及，你们便出发了。”青年继续着说，他让我没有一丝一厘的阴翳存在了。

我们走到了吃早饭的地方，那魁梧的人已经回到那儿，青年一看见了他便打着招呼：“啊，是你呀！”以下谈的是我们不懂的话，毫无疑问是潮州的土话了，实在连一个字也听不懂。那人也回答了几句，没精打采地便各自离开了。青年便回头向我们说：“走，我引你们到别的地方去。”

我向傅君们介绍了，大家都喜出望外，无条件地服从了他，把扁担和竹棒都丢了，立刻便跟着动身。庄上的人很多把我们送出庄，我们也向他们道了谢。我很想再看一下那位“甘地”，他始终没有露面。

青年把我们引着向左手的高地有林木的地方走去，走得离瓦窑已经相当远了。我开始问他：“那位大汉子究竟是什么人？”

“你们今天真是幸好遇着我呢。”青年满愉快地说，“他是一位土匪头子，加入了国民党。国共合作的时候，我们也合作过一会。后来分家，我们也分开了。他有得三十几条枪。”

“刚才他对你说了些什么？”

“他在说：‘我们讲交情，这笔生意就奉让吧。’意思是有点双关的。”

“这一带地方叫什么名字？”

“大地名是盐酸寮。”

“那瓦窑所在的地方呢？”

“就叫瓦窑墟。”

“离流沙有多远了？”

“二十几里。”

“才二十几里吗？”

这倒真的使我惊叹了，走了好象一个通夜，才走了二十几里。

天气是很晴朗的，在山林里走着，虽然走得汗涔涔，不断地有微风吹送。

时而有些不知名的鸟，在空中清脆地叫，空气里饱和着浓重的土香和木香。

真是清新得很，安琳又在低声地唱着《国际歌》了。

1948年7月15日

[1]应为流沙基督教堂。

[2]黄绍雄，即黄绍竑（1895—1966），字季宽，广西容县人。一九二七年八月，被***任命为前敌总指挥兼右路军总指挥，截击南昌起义部队。钱大钧（1892—1982），字慕尹，江苏吴县人。一九二六年二次东征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师师长。一九二七年八月奉命阻击南昌起义部队。

[3]指贺锦斋（1901—1928），原名文绣，湖南桑植人。一九二六年随贺龙参加北伐。次年四月在河南临颍大败奉军，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一师师长；同年八月参加南昌起义，南下途中，代理指挥第二十军。一九二八年随贺龙、周逸群创建湘鄂西根据地，同年九月在石门泥沙战斗中牺牲。

[4]贺锦斋部在十月三日流沙军事会议期间已安全通过乌石，到达陆丰地区时与总指挥机关失去联系，十月十日被缴械。此处记述不确。

[5]应为云落。

[6]安琳，原名彭猗兰，一九〇八年生，安徽芜湖人。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妇女股干事、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政治指导员。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做宣传和财务工作。

[7]即黄寿山（1908—1929），广东普宁人。一九二六年任普宁县劳动童子团团长；次年负责共青团工作，参加接应和掩护南昌起义军领导人转移的工作。后在战斗中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