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二十五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上海《宇宙风》半月刊第四十七期。

今天是礼拜，最后出走的期日到了。自华北事变[1]发生以来，苦虑了十几天，最后出走的时期终竟到了。

昨夜睡甚不安，今晨四时半起床，将寝衣换上了一件和服，踱进了自己的书斋。为妻及四儿一女写好留白，决心趁他们尚在熟睡中离去。

昨晚由我的暗示，安娜及大的两个儿子，虽然知道我已有走意，但并不知道我今天便要走。我怕通知了他们，使风声伸张了出去，同时也不忍心看见他们知道了后的悲哀。我是把心肠硬下了。

留白写好了，连最小的六岁的鸿儿，我都用“片假名”（日本的楷书字母）替他写了一张纸，我希望他无病息灾地成长起去。

留白写好了，我又踱过寝室，见安娜已醒，开了电灯在枕上看书，自然是因为我的起床把她惊动了的。儿女们纵横地睡着，均甚安熟。

自己禁不住淌下了眼泪。

揭开蚊帐，在安娜额上亲了一吻，作为诀别之礼。她自然不曾知道我的用意，眼，没有离开书卷。

吻后蹑木屣下庭园，花木都静静地立在清晨的有凉意的空气中，尚在安睡。

栀子开着洁白的花，漾着浓重的有甜味的香。

儿们所掘的一个小池中，有两匹金鱼已在碧绿的子午莲叶间浮出了。

我向金鱼诀了别，向栀子花诀了别，向盛开着各色的大莲花诀了别，向园中一切的景物诀了别。心里默祷着妻儿们的和一切的平安，从篱栅缺口处向田陇上走出。正门开在屋后，我避开了正门。家前的篱栅外乃是一片的田畴。稻禾长已三四寸，色作深青。

璧圆的月，离地平线已不甚高，迎头望着我。今天怕是旧历六月十六日吧。

田塍上的草头宿露，湿透了我的木屣。

走上了大道，一步一回首地，望着妻儿们所睡的家。

灯光仍从开着的雨户露出，安娜定然是仍旧在看书。眼泪总是忍耐不住地涌。

走到看不见家的最后的一步了。

我自己毕竟是一个忍人，但我除走这条绝路之外，实在无法忍耐了。

自事变发生以来，宪兵、刑士、正服警察，时时走来监视，作些无聊的话语。这些都已司空见惯，倒也没有什么。但国族临到了垂危的时候了，谁还能安闲地专顾自己一身一家的安全？

处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我自己现在所走的路，我相信正是唯一的生路。

妻儿们为了我的走，恐怕是要受麻烦的吧。这，是使我数日来最悬念的事。

昨晚，安娜知道了我有走意，曾在席上告戒过我。她说：走是可以的，只是我的性格不定，最足耽心。只要我是认真地在做人，就有点麻烦，也只好忍受了。

女人哟，你这话是使我下定了最后决心的。

你，苦难的圣母！

沿途的人家都还是关闭着的，街路上的电灯都还朦胧着做着梦的眼睛。

路上只遇着了些配报的人。配报者有的投我以颇含惊异的一瞥。

电车还没有开动。走了两个车站，看见在站口上已有两三人在等车了，我也就走到月台上去等着。

儿们醒来，知道了我已出走，不知道是怎样的惊愕。

顶小的可爱的鸿儿，这是我心上的一把剑。儿，望你容恕你的父亲。我是怀抱着万一的希望的，在不久的将来，总可以再见。电车开来了，决绝地踏上了车去。

五点半钟的光景到了东京，又改乘汽车赶赴横滨友人[2]家，在那儿借了套不甚合身的洋服和鞋袜来改了装。九点半钟的时候，友人偕我到车站，同乘“燕号”特别快车，赶赴神户。

这位朋友，我现在还不好写出他的姓名，车票、船票、一切等等，都是他替我办的。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感谢他。

沿途都还在出兵。静冈驿有兵车一驾停着，正待开发。月台上有许多男女，手拿着太阳旗在送行。其中有许多穿着制服的高等学校学生和许多中、小学生。

沿途的人家也都插着旗帜表示欢送。有标语横张着，大书“欢送皇军出征”。

“燕号”车中也有不少的军人。我们坐的二等，在我旁边便坐着一位步兵少佐，手里拿着一卷油印的军事计划书，时而展阅。我偶然瞥见有“第一作战计划”、“第二作战计划”等字样。

太阳正当顶，车中酷热。田里的农人，依然孜孜不息地在耘着稻苗。

火车一过身，路线旁拿着小旗的儿童们有的在欢呼“万岁”。

下午五时半到达神户，坐汽车直达码头，平安地登上了坎拿大公司的“日本皇后号”（empress of japan）的a deck（头等舱）——平生第一次坐头等舱，有如身入天堂。但是，家中的儿女，此时怕已堕入地狱吧？假使在这样舒服的地方，得和妻儿们同路，岂不是也使他们不致枉此一生？

友人把我送上了船，他告辞先走了。

船是九点钟开的，自己因为含悲茹痛便蛰居在舱中，从开着的圆窗孔望出，看着在码头上送行的人们。也有些人在投纸卷，五色的纸带在码头与船间的空中形成着玲珑的缨络。

锵琅□，锵琅□，锵琅□……

船终竟离岸了。

五彩的纸缨络，陆续地，断了，断了。

船上的人有的把纸带集成一团投上岸去，岸上的又想把它投上船来，然而在中途坠落了——落在了下面的浮桴上。

向住了十年的岛国作了最后的诀别，但有六条眼不能见的纸带，永远和我连系着。

二十六日

今天依然快晴，海上风平浪静。

一个人坐在舱中写了好几封致日本友人的信。对于日本市川市的宪兵分队长和警察署长也各写了一封，道谢他们十年来的“保护”的殷勤；并恳求对于我所留下的室家加以照顾。

寂寞得不能忍耐，想到三等舱里有一位c君[3]，他是在二十二日的夜里到我寓里来辞过行的。我们虽然将要同船，但我那时没有告诉他。

要听差的把他叫了来，c君吃了一惊。

——先生，你一个人吗？

——是的，我一个人。

以后好一会彼此都没有话说，连c君都有点泪潸潸了。

想起了十四日那一天，写给横滨友人的那首诗。那是写在明信片上寄给他的，用的不免是隐语。他的来片也是隐语，说青年会有西式房间十八、二十、二十四号等，设备均甚周全。青年会者神户也，西式房间者外国船也，号数者，开船的日期也。日本报虽然天天传着紧张的消息，但要和妻儿们生离，实在有点难忍。因此，我便选定了二十四号那最后的一只。实则二十四乃是横滨出帆的日期。

廿四传花信，有鸟志乔迁。

缓急劳斟酌，安危费斡旋。

托身期泰岱，翘首望尧天。

此意轻鹰鹗，群雏剧可怜。

想起了二十四日那一天，预想到回到了上海的那首七律。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这是用的鲁迅的韵。鲁迅有一首诗我最喜欢，原文是：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第七句记得有点模糊，恐怕稍微有点错字。

原诗大有唐人风韵，哀切动人，可称绝唱。我的和作是不成气候的，名实相符的效颦而已。但写的时候，自己确有一片真诚，因此工拙也就在所不计了。

细细考虑起来，真的登了岸后，这诗恐怕是做不出来的。民四（一九一五年）“五七”回国时的幻灭感，在兴奋稍稍镇定了的今天，就象亡魂一样，又在脑际飘荡起来。那时因日本下了哀的美顿书，我怆忙地回国，待回到上海而袁世凯已经屈服了。

一只爱用了十几年的派克钢笔，倒的确和着家室一同被抛在日本了。

但是，缨呢？如有地方可以请，该不会是以备吊颈用吧？

有妹子[4]在西湖，妹倩[5]在那儿经商，到了上海后或者就往西湖去看望我二十五年来不曾见过面的骨肉。

离开四川二十五年，母死不曾奔丧，兄逝不曾临葬，有行年九旬的老父，如可能，也想乘着飞机回去看望一次。

四川的旱灾也是该得去踏访的一件重要的事情。

立定大戒：从此不吃酒，不吸烟，不接近一切的逸乐纷华；但要锻炼自己的身体，要有一个拳斗者的体魄，受戒僧的清规。

我在心中高呼千万遍古今中外的志士仁人之名以为鉴证：金石可泐，此志难渝。

自己是很清明的，并没有发狂。

下午在小艇甲板上遇着一位阿富汗斯坦的商人，能操英语、日语。他约余投环作庭球式的戏，应之。

戏可一小时，流了一身大汗。海风吹荡，甚感快慰。

海水碧青，平铺直坦，略有涟漪。

阿富汗人连连说：跳下去游泳吧，跳下去游泳吧！

但怎样上船呢？我问他。

他把头偏了几下。

那人是摩罕默德教的信徒，据说该教中人反对跳舞。

洗了一次澡。

自己随身穿着的一条短裤，已被汗渍，自行浆洗了一次，在电风扇上吹干之。

这短裤和一件布日本服，都是安娜替我手制的，我将要永远保藏着，以为纪念。

傍晚，c君邀了几位朋友来谈话。见我衣不合身，争解装相赠，但是，不是过肥，便是过瘦，不是过短，便是过长。据这样看来，我自己似乎最合乎“中庸”了。我这样说出了，惹得大家好笑。

船上的水手和听差的，几乎全部都是广东人。他们发起了一个“慈善会”，正在募捐。所谓“慈善”者乃是对于抗敌战士之慰劳。因为是在外国人的船上，不好明目张胆地使用救亡抗敌那样的名目。

执事的人到了我房里来，有一位男装的广东女士，普通话说得满好。

她说，他们要捐钱去慰劳华北的抗敌将士，到了上海立刻便要献给政府，请替他们送到前方去。

她说，船上的中国同胞都很关心，很想知道一些详细的情形，关于国际的和国内的，尤其关于日本的。本日晚他们要在三等舱中开一次大会，要请几位从欧美回国的人和从日本回国的人讲话，还有些余兴，要唱广东戏。

听了这些话，感觉着十分的愉快。他们要我捐，我也就捐了五元。这五元的“慈善”，实在是慈他人之善。我出家时，身上只带了五毛钱的电车费。然而我现在的钱包里已有五十块大洋了。这都是那位横滨朋友的慈善事业。

慈善会我没有出席，因为我并没有用本名。三等舱中客人最多，恐有面熟的，反感不便。

二十七日

晨五时起床。

昨夜十时半就寝，睡甚安稳。

吃早餐时，会普通话的广东女士走来报告。

她说，昨晚的会成绩很好，捐了四百块钱的光景。有一位参加了英王加冕礼回来的人最先演说。据说，中国和英国已有协商，中国政府将以最小的牺牲收回全部失地（她在“最小的牺牲”那五个字上说得最用力）。上台时备受热烈的鼓掌欢迎，下台时却没有人鼓掌。大约因为听的多是广东人，不懂普通话的原故吧。

这位女士短小精干，而且说话也似乎颇懂得“幽默”。

清晨，在枕上又做了一首诗。

此来拚得全家哭，今往还当遍地哀。

四十六年余一死，鸿毛泰岱早安排。

吃中饭时广东女士又来报告，说下午二点半便要到上海了。

我顾虑到自己的衣履太不合身，问了问她：船上的卖店有没现成的可买？

她说：有是有的，但价钱很贵。他们用的美金，一条裤子买起来也要费你七八十块中国钱，你何苦把钱给外国人赚呢？我看你忍耐一下，到上海买合算多了。

我感谢了她的忠告。

她又问我：中国究竟打不打？

我说：论理呢，早就是应该打的；不过究竟能打不能打，我不得而知。

她有点失望的样子。

在上甲板上又遇着那位阿富汗商人，并排着在甲板上散了一回步。

我问他回教人普通行礼的方法是怎样。他把两手向胸前操着，把上身略略屈了一下。他说，就是这样，和中国的打拱差不多。

我请他唱首阿富汗的歌给我听。

他一面走着，毫不犹豫地便低唱了起来。人是那样的魁梧，歌声却清婉如女子。歌意我是不懂的，他替我用英语翻译了一下：

“i love you, i love you,

you are my sweet-heart ……”[6]

盖乃情歌也。

——have you sweet-heart?

——yes, i have.

——chinese or japanese?

——chinese and japanese.

——oh, have you many, many?

——no, i have only one, because she is japanese girl and become my wife.

——oh, so. but i like more chinese girl than japanese.

——why?

——because chinese girl is very, very fine.[7]

阿富汗商人很愉快地谈着，但他却没有想到我自己的心里是含着悲戚的。

广东女士又走来了，她说，税关要来检查行李了，请你把行李收拾好，叫听差的提到上甲板来。

我告诉她，我是什么行李也没有的。

她踌蹰了一下，把手中卷着的一本便装书展开来，原来是我的《北伐》。

——好不？——她说，——请你替我签个名？

——你怎么知道我呢？

——我看见过你的相片。昨晚我们来捐钱，我早就认出你了，但我没对别人说。我看见你用的假名叫young patming，我晓得这里一定是有原故的。这《北伐》上也有你的相片，不过是瘦得多。你现在壮了。

我自己没带笔，走进“纱笼”去，在《北伐》的第一面上替她题了两句旧诗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自己是壬辰年生的，今年四十六岁。想起了十几年前，在上海城隍庙曾被一位看相的人开过玩笑，说我四十六岁交大运。此事是记在我的一篇杂文《湖心亭》里面的。忽然忆及，顿觉奇验。所谓“大运”者，盖生死大运也。

海水呈着嫩黄的颜色了。

1937年8月1日脱稿

[1]即芦沟桥事变。

[2]指钱瘦铁（1896—1968），名厓，字叔厓，江苏无锡人。书画家。

[3]指金祖同（1914—1955），笔名殷尘，浙江嘉兴人。著有《郭沫若归国秘记》。

[4]指郭琬秋。

[5]指胡灼三。

[6]作者原注：“我爱你，我爱你，你是我的可爱的心肝……”

[7]作者原注：这些是同阿富汗人用英语的对话。（阿）你有爱人吗？（郭）有。（阿）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郭）中国人和日本人。（阿）哦，你有很多，很多？（郭）不，我只有一个，因为她是日本人而成了我的太太。（阿）哦，那样的。但我，比起日本女人来更喜欢中国女人。（郭）为甚么？（阿）因为中国女人很美，很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