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东京桥区的警察局里，被拘留到第三天上来了。

清早，照例被放出牢房来盥洗之后，看守人却把我关进另一间牢房里去了。是在斜对过的一边，房间可有两倍大。一个人单独地关在这儿，于是便和秃松分离了。这给了我一个很大的精神上的突击。我顿然感觉着比初进拘留所时还要抑郁。

和秃松同住了一天两夜，他在无形之中成为了我的一个支柱。白天他鼓励我，要我吃，要我运动，务必要把精神振作起来，免得生病。晚上他又关心到我的睡眠，替我铺毯子，盖毯子，差不多是无微不至的。

他真是泰然得很，他自己就跟住在家里的一样。有他这样的泰然放在身边，已经就是一个慰藉，更何况他还那样的亲切，那样的善良。我对于他始终是怀着惊异的，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然而竟公然有这样的人。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七年十月上海春明书店《今文学》丛刊第二本。

我憎恨着那个看守。那是象一株黄角树一样的壮汉，把我和秃松分开了。是出于他的任意的调度，还是出于有心的惩罚呢？同住在一道的时候，秃松是喜欢说话的，而我的耳朵又聋，因此时时受着看守的虎声虎气的干涉。大约就为了这，那株坏材便认真作起威福来了吧？不管怎样，这对于我的确是精神上的一个打击。

房间已经够大了，一个人被关着，却显得更大。但这儿却一点也不空洞。虽然四面是围墙，除我一个人而外什么也没有，但这儿是一点也不空洞的。那四围的墙壁上不是充满着人间的愤怒、抑郁、幽怨、号叫吗？那儿刻满着字画，有激越的革命口号，有思念家人的徘句，有向爱人诉苦的抒情诗，有被幽囚者的日历。那些先住者们不知道是用什么工具刻划上去的，刻得那么深，那么有力！

盘旋，盘旋，盘旋，顺着走过去，逆着走过来，我成了一只铁栏里的野兽，只是在牢房里兜圈子。偶尔也负嵎，在草席上胡坐一下，但镇静不了好一会，又只好起来盘旋着。……

上午十时左右，看守来开门了：“喂，出来！”他向我吼了一声，我出了牢门。照例又在看守处把裤带、衣扣、钱包等交还了我。我明白我又要被放出去晾一下了；过了一会，依然会被关还原处的。

走出拘留所后，同样被一位武装警察，把我带着上楼，进了审问过我两次的那间会议室。这次却有四个人在等着我。那位袁世凯坐在长桌的一头，旁边坐着从市川押解我来的那条壮汉。另外，又添了两个人：一个有点象朝鲜人，我记得是他最初踏上了我市川寓里的居室的，他和壮汉同坐在一边；另一个是第一次见面，瘦削得跟猴子一样，他却隔离着坐在对面通侧室的门次。

依然是袁世凯的那一位主讯。问的还是前两次的那些话。他手里有着一张纪录，要我阅读一遍，又问我有没有错误。我阅读了，承认没有错误。他要我签个字在旁边，我签了。他又要我打一个指印，我也打了。于是他指着那位瘦猴子说：这位是司法主任，他要给你照几张相片，回头还有话给你说。

于是那司法主任按壁上的叫铃，又有武装警察进来了，他吩咐带我去照相。我起来走动着，四位也跟着我走。走到了楼下的一间光线很充足的房里，司法主任用一张白纸写上了我的名字，要拿来撇在我的胸上。我拒绝了。我说：对不住，我并不是犯人。猴子脸痉挛了一下，准备发作，袁世凯却来缓颊：不要紧的，可以折衷办理，把这纸条贴在这椅背上，不要撇在胸上。我想，这不还是一样吗？但你不让他照吧，他也有办法把你的名字写在胶片上的，我也就随他去了。照了正面，照了左右两侧面，又照了背面，一共四张。照得竟这样周到！这是什么意义呢？已经把我关着了，难道还怕我逃跑的吗？我在这样想着。

相照好了，又把我带上楼，又进了会议室。这次的袁世凯却和颜悦色地向我说起话来了：今天你可以回家了，但在走之前，司法主任要给你讲话。

这一突然的宣告，使我出乎意外，就这样便放我出去了吗？我心里明白，一定是安娜在外边的奔走收到了效果。但我心里却也没有感受着怎样的快活。照相的意思，我到这时候也才完全明了了。原来是想把我释放进更大范围的监视里去。

猴子开始说话了，俨乎其神的一个“训饬”的样子——这是我后来才知道，凡是被检束或拘留的人，在被释放的时候，要被司法主任严烈地“训饬”一顿。

他说：本来是打算更挫折你一下的，但念你有病——他插问我一句：“你不是头痛吗？”我倒把这件事情忘了，起初被抓来时，的确是在头痛的，但关了两天两夜，头痛倒老早忘记了。——因此提前释放你。（好家伙，你完全把我当成罪犯！）但你要明白，日本警察是不好惹的。你在我国做一位客人，要做一位循规蹈矩的客人，我们会保护你和你的眷属。假如你有什么不轨的企图，我们随时可以剥夺你的自由，甚至你的生命！（好家伙，你有杀人的本领！）好，你是一个知识分子，一切事情你自己应该明白，多余的话，我也不必向你说了。

这样经了一番“训饬”之后，案件表示结束了。我便向袁世凯发问：我是不是就可以走？

——不，不要着急啦，还要请你吃中饭。袁世凯更加和颜悦色地说，他倒在窗下的一个沙发上去了。

其余的也跟着解除了精神上的武装，和我开始漫谈起来。

原来那位象朝鲜人的，懂得几句中国话，在外事课中要算是“支那通”，为了奉命调查我的下落，他足足苦了半年。警视厅晓得我是到了日本，但不晓得我住在什么地方。他们也怀疑到吴诚就是我，因为那位到东京考查教育的吴诚，一从神户登陆之后，便失掉了去向。他们甚至打过电报到南昌大学去询问。支那通不胜惊异地说：“真是稀奇得很！那边回电报来说，有这位教授吴诚。”这自然是出乎意外的巧合，我当初用这个假名的时候，的确是随意捏造的。支那通提到了仿吾给我的那封长信来，那信果然被他们检查了去，他为翻译那封长信，弄得两晚上没有睡觉。我到这时又算弄明白了一件事，就是这家伙的中文程度太蹩脚，使我在拘留所里多住了一天一夜。

支那通从他的提包里面把信拿了出来，红笔蓝笔勾涂满纸，但有好些地方他依然不懂。他要我讲解，我给他讲解了。日本人对于中国的文言文是比较容易领会的，因为他们积了一千年的经验，有他们的一套办法，读破我们的文言文。但他们拿着白话文便感棘手，很平常的话，都要弄得不明其妙。那封信，支那通说：他们要留下来做参考，希望我送给他们。这分明是强盗的仁义，我也慷慨地答应了。我想，假使东京的警视厅没有被炸毁，那封信或许到今天，都还被保存在他们的档案里的吧？

端了两碗日本面来，是一种没有卤的粗条面，他们叫着“乌东”，汉字是写成“馄饨”的。我草率地吃了，我道谢了他们。这次可该我走了。我问他们：是不是还要送我回市川？那位押解我来的壮汉说：“不了，你的地理不是很熟悉的吗？”我明白他的话里面是有意义的，但我没有再多说话，我动身走了。

那是阴郁的一天，走出了警局的大门，我看着一天的阴郁，而这阴郁差不多是透彻着我的内心的。我自己很明白，我只是从一间窄的牢房被移进宽的牢房，从一座小的监狱被移进大的监狱。但我背后却留下了一样东西，那便是在拘留所中和我同住了一天两夜的秃松。我没有办法去向他告别，我很感觉遗憾。他以后在拘留所里面不会再看见我，我相信他一定会替我高兴，他会以为我是得到“自由”了。他是泰然的，但我能泰然吗？可惜我的旁边失掉了这样的一个泰然，而且是永远失掉了！

站在这警察局的门外，踌蹰了好一会，我看定确实也没有什么人跟我，我便踱过街去。

京华堂就在斜对面的街上，我踱进那店里，打算去打听小原荣次郎的情形。我在这儿又看见了鲁迅写的那首诗：

椒焚桂折佳人老，独托幽岩展素心。

岂惜芳馨遗远者？故乡如醉有荆榛。[1]

那是一幅小中堂，嵌在玻璃匣里面，静静地悬挂在账台旁边的壁上。小原老板娘出来了，态度很冷淡，而且有点不耐烦。我问小原，她说上半天才放出来，洗了澡，吃了中饭，在睡午觉。接着就开始了她的唠叨。但她使我弄明白了，原来火头就是小原。小原时常跑上海办货，因为有走私的嫌疑，受了警察的搜查，而在他那里，却发觉了他和我有往来，因此便受了两倍的嫌疑，而被拘留了。他被拘留了五天，要多我两天。这多了的两天是东京警视厅对我的暗访，和他们行文到市川警察局，正式会同拿捕，所费掉了的。在我被抓前两天的中午时分，有几个刑士样的人，曾在我住宅周围盘旋过，那一个疑团到这时也才冰释了。

老板娘很直率，她明白地说：“小原在埋怨你，要你以后不要再由我们这里兑款子了。”小原在北伐期中曾经到过广州，那时他替安娜们照过一些相片，老板娘也取了出来交给我。她说：“小原说的，打算给你们寄来，我现在就亲手交给你了。”我知道，他们是要乐得一个干净，免得将来再惹是生非的。我道了歉，并道了谢。但我揣想：恐怕老板娘还不知道我也被拘留了三天，我便告诉了她。她说：“是的，我知道的。小原看见了你，也听见局里面的人说。”

于是我就象一只落水鸡一样离开了京华堂。想到村松梢风也可能是受了连累的，便乘电车到骚人社去。果然，他那一间在楼上临街的编辑室，坐满了客人，都是来慰问他的。“骚人”另外显示了一个新的意义，便是骚攘不宁的人了。村松完全失掉了他那娓婉持重的常态，非常兴奋地在向着客人们诉说他的经过。

原来在我被抓的那一天傍晚，他的编辑所也被搜查了。村松当时不在家，他的太太便被抓去做了人质。第二天清早村松自行去投局，才把太太换了回来。他们更不幸的是被拘留在神田区的警察局，便是秃松所说的“最下等的地方”。一间牢房里拘留着二十来往个人，村松和他的太太，各各在那样的猪圈里挤着坐了一夜。村松是在午前释放出来的。

村松和他的夫人对于我的态度都忽然地陌生起来了，他们的怨恨似乎都集中到了我的身上，在座的客人都以异样的眼光看我。我感觉着我的周身时而在作寒作冷。这真是有趣，我是拿着中国钱到日本来过生活的，我犯了你日本什么呢？白白地关了我三天，受了无穷的侮辱，但谁也没有向我道过一声歉，仿佛我是罪有应得，而且我还自不知趣，跑来连累了别人。我知道，我是被眼前的人们视为瘟神了。

好吧，我就知趣一些！我匆匆地，差不多等于狼狈地，又从骚人社告辞了出来。我很想往品川去看看斋藤家的情形，但我再没有多余的勇气了。几天来的疲倦，一齐冲集了上来，脑子突然痛得象要炸裂。满街的日本人看来都象是刑士。我没有胆量去坐电车，我受不了那满电车的刑士的眼光。于是我在街头任意雇了一乘圆托，闭着眼睛便一直让它驶回了市川的寓所。

二

回到市川已经是傍晚时分了。家中的一切和往常一样，小的一个女孩子，照样的欢呼着跑来拥抱着我。因为她的母亲瞒着了她，她竟以为我是去旅行了回来，看见我没有带回些土产，倒表示了小小的失望。

安娜告诉我：我去东京后，以为当天晚上便可以回来的，没想到竟没有回来。第二天她才邀请横田兵左卫门同往东京，去访问那思想检事平田熏。据平田的表示也是没有问题的，很快就可以回家。她到品川去过，斋藤家算没有受波及，虽然有人去调查过，但没有拘留他们。市川的警察局很客气，他们对于东京警察的越俎代庖，抱着不平。横田家也是安然无恙的。

这些对于我当然是很大的安慰，我为表示我的歉意和谢意，便和安娜一道去访问横田。

横田还是那样豁落着一双眼睛，把手障在嘴前面说话，但他也好象有点从梦里醒来的样子。他抱歉而又似乎讽刺地说，他的翅膀太小了，掩护不了我这个“鸵鸟蛋”。——他是这样比譬我，在他或许是出于恭维，而在我却是感着了侮辱。然而他也尽了他的至善，倒是事实，我自然是感谢着他的。他又说：也好，一切都扯开了，以后不会再有问题了。

是的，也好，以后还会有什么问题呢？我的行动以后一直是受着了两重的监视：一重是刑士，一重是宪兵。但事实上还不仅止这两重，而是在这两重之外，还有重重的非刑士、非宪兵的日本人的眼睛，眼睛，眼睛！

周围的空气的确是变了，邻人们都闪着戒备而轻视的眼光。那对于我倒还比较简单，对于安娜是应该更复杂的了。那分明是在说：“你太不自爱，以一个日本女人，而嫁给支那人做老婆，而且是一个坏蛋！”

这是使人受不了的。因此我们便决定搬家，特别是安娜，搬家的心异常迫切。

当然我们也不能搬得太远，而且也不好搬出市川。就在真间区的北部有一带浅山，名叫真间山（mamayama）。那山上有一座佛寺，有茂盛的松林，也有可供眺望的一座亭子。我是时常带着孩子们到那儿去散步的。从那亭子上可以俯瞰市川的市容，遥望江户川的上下游和彼岸的东京郊外。就在那山脚下不远处，在供奉着女神“手儿奈”（tekona）的神社旁边，我们找着了一间新造不久的房子，从地位、大小、房金来说，都使我们相当满意。在我从东京回来，不出十天光景，我们便搬到这儿来了。

这是一座相当僻静的家。它有一间书房，一间正室，一间侧室，附有玄关间、厨房和浴室。背着真间山，坐北向南。屋前有一条甬道，东西横贯。东头是大门，西头是一区水井地带。以短短的栅栏隔出后门，和外面的一带小小的死巷相通。经过那死巷可以通往街道。那便是北通真间山、南通市川镇的大道了。大门倒是向田野开放着的，隔不两家便是田畴了。大门内有一片园地，只在篱栅边种了些樱花树和夹竹桃之类，地面空旷着，在等待着居住的人把它辟成花园或者菜圃。这园地在房屋的东头，可接受全面的阳光，小小的书斋便是面临着这片园地的。书斋在东南两面开窗，窗外有回栏可凭眺，的确是可以够得上称为小巧玲珑。小巧处呢？是在它只有四席半的容积。我特别喜欢这书斋，我的那套三部曲：《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主要地就是在这儿写出的。

读过我《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人，应该还记得那里面有一篇《周金中的社会史观》吧？那是就周代的金文来研究周代的社会的。在那文章后面有这样的一行标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夜，一个人在斗室之中，心里纪念着一件事情。”所说的“斗室”便是这座书斋了。心里所纪念着的是什么事情呢？那是和“十一月七日”那个日子有关联的十月革命。在三年前，我在武昌筹备纪念这个日子，就在当天晚上，奉命往九江、南昌一带去做工作。那些情形是活鲜鲜地在我脑中显现着的。

读过我《甲骨文字研究》的人，应该还记得那里面有一篇《释支干》吧？那书是我用毛笔写出来石印的。在那《释支干》里面有一段的字迹特别写得粗大（第三十九页），那也是我坐在这斗室里面，发着高烧，所力疾写出的痕迹了。当时因为昼夜兼勤的研究，昼夜兼勤的写，不幸着了寒，便发出了高烧。文字愈写愈大，结果终竟不能支持，睡倒下去了。

象这些往事，就在目前回想起来，都还感觉着颇有回味。还有好些往事是和这书斋、和这家，是有关的，因而我至今还忆念着这座书斋和这座家。

但这座家也有一点相当大的缺陷。在家的正南面是一家有钱人家的后园，有一间很高的仓库，劈面地立在玄关前面。这样，在冬天便把太阳光完全挡着了，而在夏天呢又要挡着南风。这便使住居的人，冬不暖而夏不凉。这所意味的缺陷是怎样大，在有多数儿女的母亲是特别感受着的。

不过在我倒满不在乎。尽管冬不暖，总冷不过零度以下的西比利亚，夏不凉，也总热不过赤道地方，而在我却有宁愿住在西比利亚或赤道地方的苦境。

初到市川的时候，因为向警察和市政当局打过招呼，他们倒委实宽大，对我的戒备是很松泛的。自从东京警察拘留过我一次之后，他们却把我当成为“巨头”了，于是便特别增设了一位刑士来专门管我。我要到东京去他总是跟着我的。呆在家里的时候，隔不两天，他便要来拜访，扭着谈些不相干的话，消耗你半个钟头光景，他又各自走了。时间虽然只有半个钟头，但他留下的不愉快，至少可有你半天。

但这刑士的监视倒还比较容易忍受：因为他还比较讲礼。刑士来拜访的时候，总还走前门来，在玄关门口打着招呼。你理也好，不理也好，他是不敢上你的居室的。他的目的，只在看你的动静，看你是不是在家。只要这目的达到，在他便算尽了责任。有时有初来接任的刑士，恭敬的礼貌每每还要出乎你的意想之外。凡是在这新旧交替的时候，旧的刑士要把新的刑士带来见面，那新来者因为是才从乡下来，没有见过大世面，他听说我是“巨头”，自然就愈见要必恭必敬了。日本人的平常用语和称谓，尊卑之间是大有分别的。同样意义的话，说得愈长，用的字眼愈复杂，便愈显示对人的恭敬和自视的谦卑。称谓呢，同样的一个你字吧，便有好多种。对于有官阶的人，文官自简任以上，武官自少将以上，便一律称为“阁下”了。我因为在政治部做工作的时候，曾领受过中将衔，他们便以为我是真正的武官，照例也就以“阁下”称我。在我虽然感觉着难堪，而在他们也倒是习惯成自然的。

有一次横田告诉我：乡下的刑士对中央的要犯是特别尊敬的。因为怕出了岔子，他自己的饭碗要打破。他叫我不妨试一试：凡有刑士跟你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提包交给他，他会给你提的。因为那样他可放心你不会跑，而你当然也就算是得到一位义务跟班了。我照着这话试过，果然没有遭到拒绝。

又有一次，有初来的刑士来拜访，谈话间他客客气气地问我：阁下，你的部下还有多少人啦？

他自然是视我如同国内的一班军阀，自己虽然亡命在外，而每每有残留部队在国内的。我和他开玩笑，便举出了四个指头。我的意思是说，我有四个儿女。（我当时是只有四个儿女的。）

——哦，那不得了啦！——刑士吃惊地说：四万人吗？那可要很大一笔数目来办给养啦！

我心里好笑，但也随他去吧，就让他把我看成为四万人的头领。

这刑士的监视委实是比较容易受的，但最难忍耐的就是日本宪兵。

市川是大东京东面的桥头堡垒，虽然是一个小市镇，但有一个师团在镇守着。师部就在真间山的背后，有很大的一个练兵场，步、骑、炮、工、交通、辎重各种兵种都有。时常看见他们在操练，或整日地用大炮起轰。因此，在市川也有一个宪兵营驻扎着。我初来的时候，和宪兵没有关系，没有去打招呼。住了半年，他们也不曾注意过我。但自从我被拘留过一次之后，他们也把我作为监视的对象了。

我们一搬到了这新居来，凑巧地也就添上了这新的监视。这新来者却异常横暴。那是一位宪兵中士，往常在街头可以偶尔看见的，他便成为了我的主顾。开头差不多天天来，全不打招呼，从那死巷里一直闯进后门，打从那甬道又一直走出前门。这是犯了家屋侵入罪的。在他们日本的国法上是不允许的事情，然而那闯入者却大摇大摆地行其所无事。在不知第几次了，是一天星期的上午，我正在走廊上坐着看报，那侵入者又来了，我忍耐不过，干涉了他。他索性从那甬道跨过短栅，跨上了正屋来。

——怎么样，——他咆哮着。我是奉命看管你的！

——岂有此理！你管不着我！——我也咆哮起来了：你犯了你们的国法！

——哼，你是支那人，我们的国法不是为“枪果老”（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恶称）设的。你有胆量就回你的支那去，我却有胆量就在你支那境内也要横行，你把我怎么样？

我的脑袋子快要炸裂了。他确实是在中国境内也可以横行的人；而我自己呢，连祖国都不能见容，我能把他怎么样呢？

安娜来解围了。她端着茶，并还把预备给孩子们吃的糖点送来奉献，我各自退进我的斗室里去了。隔着纸窗，听见她在向那宪兵中士款待。

——我的先生近来神经受了激刺，容易兴奋，请你不要介意。接着又说：你来看我们是很欢迎的，刑士先生们也时常来，但请以后不要客气，从正门进来好了。

低首下心地说得很娓婉，但幸好也还有些骨子在那里面。那宪兵吞吞吐吐地回答了一些，也各自走了。听那脚步声，是还有余怒未泄，在向我示威。

经过这一次的咆哮，倒也有些收获。那位中士后来不见来了，另外换了一个。每逢来时，也从正门进来，打着招呼了。但他会随意跨过短栅，坐到回廊上来。

这也是这座新居留给我的一个极深刻的记忆。我只要一回想到它，那些宪兵们的身影，便要浮现出来。他们始终是穿着马裤的，脚上套着一双黑皮的长统马靴。有一个时期，我只要一看见那种长统马靴，我的神经就要发生作用，就仿佛有这种马靴在我头上践踏的一样。但我应该感谢这种马靴，我应该感谢那条死巷，我应该感谢那样位置着可以任人穿堂而过的家，是它们凑积起来，构成了一个机会，让日本帝国主义的横暴，虽是小规模、而却十分形象化地对我表演着。这所给予我的反应，是永远不能模棱下去的，它使我不能忘记：我是中国人！

三

在八月初，我研究《易经》的时候只费了一个星期，接着我又研究起《诗经》和《书经》来了。这回却费了半个月。在我把《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的初稿写好之后，我便踌蹰起来了。读过我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人，请把关于诗书研究的那一篇的末尾翻出来看看吧。那儿是这样写着的：“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初稿，十月二十五日改作。”初稿的写出至改作足足隔了两个整月，这所表示的是什么呢？这表示着在我的研究程序上，起了一个大转变。

首先我对于我所研究的资料开始怀疑起来了。《易经》果真是殷、周之际的产物吗？在那样的时代，何以便能有辩证式的形而上学的宇宙观，而且和《诗》、《书》中所表现的主要是人格神的支配观念，竟那样不同？《诗经》的时代果真如“毛传”或“朱注”所规拟的那样吗？他们究竟有什么确实的根据？《诗经》不是经过删改的吗？如是经过删改，怎么能够代表它本来的时代？《书经》我虽然知道有今文和古文的分别，在今文中，我虽然知道《虞书》、《夏书》的不足信，但《商》、《周》诸篇，也是经过历代的传钞翻刻而来的，它们已经不是本来面目。——这同样的理由，对于《易经》和《诗经》也是适用的。毫厘之差可以致千里之谬，我们纵使可以相信《易》《书》《诗》是先秦典籍，但它们已经失真，那是可以断言的。因此要论中国的古代，单根据它们来作为研究资料，那在出发点上便已经有了问题。材料不真，时代不明，笼统地研究下去，所得的结果，难道还能够正确吗？

再次，我的初期的研究方法，毫无讳言，是犯了公式主义的毛病的。我是差不多死死地把唯物史观的公式，往古代的资料上套，而我所据的资料，又是那么有问题的东西。我这样所得出的结论，不仅不能够赢得自信，而且资料的不正确，还可以影响到方法上的正确。尽管我根据的公式是确切不移的真理，但我如果把球体的公式拿来算圆面，岂不会弄出相隔天渊的结果来？别人见到这结论的错误，粗率一点的，岂不会怀疑到球体公式的无稽？而这个公式的正确与否，事实上我在我所根据的资料中也还没有得到实证。那吗，我的努力岂不是拿着一个银样蜡枪头在和空气作战吗？

我踌蹰了，我因而失掉了当初的一鼓作气的盲动力。但我也并没有失望，我把我自己的追求，首先转移到了资料选择上来。我想要找寻第一手的资料，例如考古发掘所得的，没有经过后世的影响，而确确实实足以代表古代的那种东西。这样的东西，在科学进步的国家是很容易得到的，但在我们中国，却真是凤毛麟角了。我在这时回忆到了一九一六年前后。那时我在冈山第六高等学校肄业，在学校图书馆的目录里面，曾经看见过罗振玉[2]编著的《殷虚书契》那样的名目。我虽然不曾取来看过，但我猜想它会是关于古代的东西。我就凭着这一点线索，有一次（大约就在八月尾和九月初）便往东京上野图书馆去查考。

上野图书馆的藏书是相当丰富的，但专门书籍却很少。可我很幸运，就在目录里面却查出了有《殷虚书契前编》，而我便立地借阅了。一函有布套的四本厚厚的线装书，珂罗版印，相当讲究。书的内容，除掉书前编著者罗振玉的一篇简略的序文之外，纯粹是一些拓片。我虽然弄明白了那是安阳出土的甲骨文字，而出土地小屯在洹水之南，根据《史记》《项羽本纪》知道是殷朝的废墟，所以这些文字便是殷代的遗物了。但那毫无考释的一些拓片，除掉有些白色的线纹，我也可以断定是文字之外，差不多是一片墨黑。

然而资料毕竟是找着了，问题我得读破它，利用它，打开它的秘密。我这个进一步的要求，不能由上野图书馆来得到满足，它除了有这一部《前编》而外，其它同样性质的东西什么也没有。

于是我又想到了可以问津的第二个门路。一九一四年我初到日本，在东京本乡第一高等学校读预科的时候，曾经有朋友引我到附近的一座专卖中国古书的书店里去过。我记得那书店的名字叫文求堂。那书店有一个特色，是它有一个书房可以让买书的人去休息，看书，店员还要向你晋茶。那时因为我准备研究医药，和中国书没缘，后来也不住在东京，我也就只去过那么一两次。现在我对于它感觉着迫切的需要了。我往本乡区去找寻它。它就在本乡一丁目，离上野图书馆不很远，门面已经完全改观了。在前仿佛只是矮塌的日本式的木造平房，而今却变成黑色大理石的三层楼的西式建筑了。屋脊和大门顶上都点缀着一些中国式的装饰，看来有些异样，仿佛中国的当铺。

卖的中国书真是多。两壁高齐屋顶的书架上塞满着书，大都是线装的。两旁的书摊和一些小书架上也堆满着书，大都是洋装的。靠后左边是账台，右边横放着一张餐桌，备顾客坐息。后壁正中有一道通往内室的门，在那两侧有玻璃书橱．也装满着书。这书橱里的书，大都是一些线装影印的比较珍贵的典籍了。

店主人姓田中，名叫庆太郎[3]，字叫子祥，把文求堂三字合并起来作为自己的别号，也叫着救堂。（这是有点类似于儿戏，实际上救字并不是“文求”二字的合书。）年龄在五十以上。他是连小学都没有毕业的，但他对于中国的版本却有丰富的知识，在这一方面他可远远超过了一些大学教授和专家。他年青时候曾经到过北京，就全靠买卖上的经验，他获得了他的地位和产业。大约在日本人中，但凡研究中国学问的人，没有人不知道这位田中救堂；恰如在上海，但凡研究日本学问的中国人，没有人不知道内山完造的那样。我在当天走进这文求堂的时候，就在那餐桌后面，发现了一位中等身材的五十以上的人。没有什么血色的面孔作三角形，两耳稍稍向外坦出，看来是经过一种日本式的封建趣味所洗练过的，那便是这位书店老板了。

我去向他请教，问他有没有研究“殷虚书契”的入门书。

他说有的。立地便从一处书架上取下了两本书来，递给我。

那是淡蓝色封面的两本线装书，书名叫着《殷虚书契考释》，是天津石印的增订本。我翻开了书的内容一看，看见那研究的项目，秩序井然，而且附有字汇的考释，正是我所急于需要的东西。价钱呢？要十二圆。在当时这决不是菲薄的数目，而我自己的身上却只有六圆多钱在腰包里。我便向老板提议：好不好让我把六圆钱做抵押，把书借回去看一两天？

书店老板踌蹰了一下，娓婉地拒绝了。但值得感谢的他却告诉了我一个更好的门路。他告诉我：要看这一类的书，小石川区的东洋文库应有尽有。你只要有人介绍，便可以随时去阅览的。那东洋文库的主任是石田干之助[4]，和藤村成吉[5]是同期生啦。

真的，我真是感谢他这个宝贵的指示。他虽然没有慷慨地借书给我，但我是不能怪他的。因为那时候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我以一个陌生的外国人而向他提出了那样的请求，倒是唐突得未免太不近情理了。

我照着他的指示进行了。靠一位相识的新闻记者川上（kawakami）的帮助，一同去拜访藤村。藤村在我们中国人中是有名的，他是日本文坛上的左翼作家，他和我有过师弟的关系。在冈山六高时代，他教过我一年的德文。藤村很恳挚地欢迎着我，介绍信不用说毫不推辞地便替我写了。我那时还没有公开地使用自己的本名，川上却把他自己在中国时所使用过的假名林守仁，又让我假上了。

东洋文库是日本财阀三轮系的私人图书馆，它是属于川琦[6]家的。川琦两兄弟，兄的一位购买了皕宋楼[7]的宋版书，成立了静嘉堂文库；弟的一位购买了曾充袁世凯顾问的莫理逊[8]的藏书，而成立东洋文库。兄弟两人，隐隐是东京学术界的保护者。莫理逊的藏书本偏于近代欧美人研究东方的著作，归入东洋文库以后，又添置了不少的新旧书籍。关于中国的地方志书、县志、府志之类的搜集，据说也是相当丰富的。

文库在小石川区的一条比较僻静的街上，三层楼的建筑，相当宏大。以白鸟库吉[9]博士为主帅的日本支那学者中的东京学派，是以这儿为大本营。白鸟本人（他便是法西斯外交官白鸟某的父亲）除在东京帝大担任教授之外，在这儿有他的研究室，经常住在这儿的三楼。他的下边的一群学者，大多是受了法兰西学派的影响，而又充分发泄着帝国主义的臭味的。对于中国的古典没有什么坚实的根底，而好作放诞不经的怪论。有一位著名的饭田忠夫博士，便是这种人的代表。他坚决主张中国人是没有固有文化的，所有先秦古典，一律都是后人假造。中国的古代文化，特别关于星算之类，是西纪前三三四年（战国中叶）亚历山德大王东征之后才由西方输入的。因此凡是古文献中有干支之类的文字，在他认为尽都是后人的假托。甲骨文和金文里面的干支文字极多，而这些东西都是在西纪前三三四年之前，不用说也就都是假造的东西了。这样的论调与其说是学术研究，宁可说是帝国主义的军号。东京学派的人大抵上是倾向于这一主张的，因而他们对于清乾嘉以来的成绩，不仅不重视而且藐视。关于甲骨文和金文之类，自然也就要被看成等于复瓿的东西了。

我所要研究的正是他们所藐视的范围。因此，我在人事方面，除掉那位主任石田于之助之外，毫无个人的接触。而在资料方面，更是河水不犯井水。在那文库里面所搜藏着的丰富的甲骨文和金文，便全部归我一个人独揽了。

一个事情看起来好象很艰难，只要你有决心，干起来倒也很容易。在当初，我第一次接触甲骨文字时，那样一片墨黑的东西，但一找到门径，差不多只有一两天工夫，便完全解除了它的秘密。这倒也并不是我一个人有什么了不起的本领，而我是应该向一位替我们把门径开辟出来了的大师，表示虔诚的谢意的。这位大师是谁呢？就是一九二七年当北伐军进展到河南的时候，在北平跳水死了的那位王国维[10]了。

王国维的存在，我本来早就知道。在他生前，我读过他的一部《宋元剧曲考》，虽然佩服他的治学方法的坚实和创获的丰富，但并没有去追求过他的全部。他在中国古代史上，在甲骨文字的解释上，竟已经建树了那样划时代的不朽的伟业，我是一点也不知道的。读到了《殷虚书契考释》，对于他的感佩又更加深化了。那书的一首一尾都有他做的序，不仅内容充实，前所未有，而文笔美畅，声光灿然，真正是令人神往。再有是这《殷虚书契考释》在文库所藏的是初版（一九一五年），是王国维手写影印的，和增订版略有不同。当我读到这初版的时候，我不禁起了这样的怀疑：这样的有条理、极合乎科学律令的书，会是罗振玉的著作吗？它的真正的作者不可能就是王国维吗？罗振玉自己曾经写过一本小册子《殷商贞卜文字考》（一九一〇年），相隔仅仅五年，而两书之间是丝毫也找不出条贯性来的。这个怀疑不久我便证实了，原来是罗振玉花了三百元，买了王国维的著作权并著作者的名誉。

王国维家贫，在早年曾受罗振玉的资助和提挈，他们之间便发生了密切的关系。辛亥革命之后，罗以清朝遗老的资格逃亡日本，王国维成了他的同路人。他们同住在京都。（日本的旧都，和东京对言亦称为西京。）在这儿住了三年，《殷虚书契前编》和《考释》的编印，都是在这期间完成的。王国维把自己的著作、名誉卖给了罗振玉，明显地是出于报恩，而这位盗窃名义的文化贩子罗振玉，到后来竟逼得王国维跳水。（王之死，实际是出于罗之逼，学术界中皆能道之。）罗更参加了伪满洲国，那倒是有他的一贯之道的了。

王国维在东京学派的那一群人中，虽然不甚被重视，但和东京学派对立的西京学派，却是把他当成为一位导师在崇拜着的。他们有着一个“观堂学会”，每年五月三日王国维的忌辰，是要开会纪念的。那态度似乎比国内的王氏弟子们还要来得虔诚。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日本的西京学派事实上是在王国维的影响之下茁壮了起来的，他们的成就委实是在东京学派的霸徒们之上。这一派的领袖是内藤湖南[11]和狩野君山，他们和王国维都有过密切的交游。《观堂集林》（卷二十四）里面有好些诗是叙述着这些往事的。请看那《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的一首吧，一开首便说“君山博士今儒宗，亭亭崛立东海东，……自言读书知求是，但有心印无雷同”，可见作者对于狩野的相当器重。中间又说到“卜居爱住春明坊，择邻且近鹿门子，商量旧学加邃密，倾倒新知无穷已”，春明坊便是王国维在京都的住处，他们彼此之间在学术上的接触，在这诗里是坦白地陈述着的。再请看他那《海上送日本内藤博士》一首吧，那是王国维回上海之后，在内藤湖南到中国来游历时做来送他的诗。中间叙述到在京都时钻研卜辞和有所收获的情形，而称许了内藤对于王氏学说的推挽，所谓“多君前后相邪许，太丘沦鼎一朝举”，这更足以看出王氏的自负和对于内藤评价的分寸。西京学派就这样在王国维的影响下，他们才脱出了宋、明旧汉学的窠臼而逐渐地知道了对于清代朴学的尊重。对于中国学问的研究上，日本的学术界可以说是落后了三百年，但他们在短期间之内却也把那三百年的落后填补起来了。

我跑东洋文库，顶勤快的就只有开始的一两个月。就在这一两个月之内，我读完了库中所藏的一切甲骨文字和金文的著作，也读完了王国维的《观堂集林》。我对于中国古代的认识算得到了一个比较可以自信的把握了。在这些书籍之外，我连带的还读到其它的东西，我读过安德生[12]的在甘肃、河南等地的彩陶遗迹的报告，也读到北平地质研究所的关于北京人的报告。凡是关于中国境内的考古学上的发现记载，我差不多都读了。因此关于考古学这一门学问，我也广泛地涉猎了一些。这些努力便使我写成了《卜辞中之古代社会》的那一篇，文章的末尾虽然写着“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日脱稿”，但大体上在一九二八年的十月，已经基本完成。只是我的社会研究逐渐移向到文化研究的阶段上去了。我在甲骨文中发现了“岁”字的存在，由此而有天文学上的研究，得以知道十二支文字本是黄道周天十二宫的星象，而它的起源却是巴比仑。这些研究主要便汇成了我那《释支干》和《释岁》的几篇，那是收在《甲骨文字研究》里面的。我在完成这些研究上差不多费了一年工夫。国内有不少的朋友曾经帮助过我，特别是李一氓（就是李民治），他替我把所需要的书，陆续地收集，购寄，使我跑东京的时间也就省下了。

四

朋友们或许会发生疑问吧？我亡命到日本后，把全部精力完全沉浸于这些古代文物的研究里；我是拖着一家六口的人，我怎么会有这样的余裕来做这样冷僻的工作？请记起吧，这就是我应该感谢朋友的地方，特别是创造社的那一批朋友。

他们每月在送生活费来，我省却后顾的忧虑，因而便得以集中全力来解决我自己所想解决的问题。假使没有创造社，没有朋友，我那些工作是绝对做不出来的。古时候的人也知道朋友的宝贵，列之为五伦之一；而在我，朋友这一伦更有它的超越的宝贵了！朋友不仅给予了我以物质的支持，而且给予了我以精神的成长。

但是自成立以来便在风雨飘摇中的创造社，终于在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便是我流亡日本后一周年光景，被封锁了。在国内的朋友们的处境比我更加困难了，我的每个月一百元的生活费，从此也就断绝了。

怎么办呢？一家人饿死在日本吗？

不，我们倒也还不是那么毫无独立自主性的可怜虫！安娜处家是俭约的，到了日本后，家政一直是她自己在操持，炊爨洒扫，洗衣浆裳，乃至对外的应付，一切都全靠着她。那时儿女还小，用费也不十分大，因此在每月百元之内，总有一些积余，这便解决了我们所间接受到的突然来的打击。但我对于古代的研究不能再专搞下去了。在研究之外，我总得顾计到生活。于是我便把我的力量又移到了别种文字的写作和翻译。我写了《我的幼年》和《反正前后》，我翻译了辛克莱[13]的《石炭王》、《屠场》、稍后的《煤油》，以及弥海里斯[14]的《美术考古学发现史》。而这些书都靠着国内的朋友，主要也就是一氓，替我奔走，介绍，把它们推销掉了。那收入倒是相当可观的，平均起来，我比创造社存在时所得，每月差不多要增加一倍。这样也就把饿死的威胁免掉了。

我开始在国内重新发表文章时还不敢用本名。朋友们想来还记得吧？我的关于《易》、《诗》、《书》的那两篇研究，最初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用的是杜衎的假名。《石炭王》、《屠场》、《煤油》，用的是易坎人。这些假名的用意是这样的。我的母亲姓杜，而我母亲的性格是衎直的，我为纪念我的母亲，故假名为杜衎。我自己是一个重听者，在斑疹伤寒痊愈之后，虽然静养了一年，而听觉始终只恢复到半聋以下的程度。《易经》上的坎卦，其“于人也为聋”，故我这个聋子便取名为易坎人。据懂侦探术者说：一个人取假名，总是和自己的真名有点联带的；但我敢于说，无论怎样高明的侦探，看到这杜衎和易坎人便知道是郭沫若，我相信是绝对不会有的吧。

但后来我的本名又渐渐被人使用了——是的，在这一点上，我的确是被动。那是因为时间经久了，我并没有从事实际上的任何活动，而我所写的东西，不是文艺作品便是历史研究，乃至如甲骨文、钟鼎文那样完全骨董性质的东西，再说郭沫若三个字的商品价值究竟要高一点，因此郭沫若又才渐渐被人使用起来了。

当我把《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写好之后，我便起了一个心，想把那些关于古代文物的研究，汇集成为一部书。于是我又赶着写了一篇《周金中的社会史观》，便集成了一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书便是由出版者用我的本名发表的了，于是一时成为哑谜的杜衎又才出现了原形。

我也翻译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两部书都经由王礼锡[15]的接受，由神州国光社出版。前一书出版时把我写的一篇序言丢掉了，后一书一直被积压着，是在抗战期中才出版了的。但前书的出版，也公然用的是我的本名。这书曾经遭过禁止，坊间后来把封面改换发行，译者是作为李季。这种本子我相信，留在世间的一定不很少。

关于《甲骨文字研究》的出版是费了一些周折的。我从一九二八年的年底开始写作，费了将近一年工夫，勉强把初稿写成之后，我曾经邮寄北平，向燕京大学的教授容庚[16]求教。我和容庚并无一面之识，还是因为读了王国维的书才知道了他的存在。王国维为商承祚[17]的《殷虚文字类编》作序，他提到四位治古文字学的年青学者，一位是唐兰[18]，一位是容庚，一位是柯昌济[19]，一位是商承祚。我因为敬仰王国维，所以也重视他所称许的这四位年青学者。商承祚的《殷虚文字类编》我是读过的，他是把《殷虚书契考释》关于文字的一部分稍稍扩大了，而根据说文部首从新编制的，虽然并没有多么大的发明。但商的住址我是不知道的。唐、柯二位，不仅住址不知道，连著作也还不曾见过。容庚，我见过他的《金文编》，那也是依说文部首编制的金文字典，比起吴大澂[20]的《说文古籀补》来更加详审，在研究金文上，确曾给予我以很大的帮助。它不失为一部有用的工具书。容庚在燕京大学任教职，而且是《燕京学报》[21]的主编者，由每期的学报是容易发现的。因此，我对于容庚，不仅见过他的著作，而且知道他的住址了。我就以仿佛年青人那样的憧憬，也仿佛王国维还活着的那样，对于王国维所称许的四学士之一，谨致我的悃忱，而以我的原稿向他求教。我得感谢容庚在资料上也曾经帮过我一些忙，他曾经把很可宝贵的《殷虚书契前编》和董作宾[22]的《新获卜辞写本》寄给我使用过。但他在学问研究上却没有使我得到我所渴望着的那样满足。——这些情形，我曾经写在《甲骨文字研究附录》、《一年以后之自跋》里面，那是“一九三〇年八月十日”写的文字了。但在那里面也有不曾写进去的一些经过。

原稿寄给容庚后，他自己看了，也给过其他的人看。有一次他写信来，说中央研究院的傅孟真（斯年）[23]希望把我的书在《集刊》上分期发表，发表完毕后再由研究院出单行本。发表费千字五元，单行本抽版税百分之十五。这本是很看得起我，这样的条件在当时也可算是相当公平，但我由于自己的洁癖，铁面拒绝了。我因为研究院是官办的，我便回了一封信去，说：“耻不食周粟。”

我一面拒绝了别人的好意，一面却在上海方面找寻出版的机会。我曾经托过友人向商务印书馆交涉，就在这儿我的傲慢却得到了惩罚。商务的负责人连我的原稿都不想看也铁面拒绝了。在商务印书馆的人们要拒绝，当然有他们的充分的理由。象研究甲骨文字那样的书，首先就不能赚钱，而研究者又是我，在他们当时或许会以为我是在发疯吧。因此也就无须乎客气，还要来看我的什么原稿。

但我的原稿在北平方面曾经看过的人确是很多，有人告诉我，他在钱玄同的书桌上也看见过它。出门太久了，我怀念起来，几次写信去要回，都没有达到目的，弄得我自己都有点后悔了。但足足又经过了一年工夫，终竟寄回到我的手里，而原稿的白纸边沿都快要翻成黑纸了。幸好是用日本半纸写的，纸质坚韧不容易磨灭。

《甲骨文字研究》的原稿在北平旅行的期中，我又写成了《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上下两册。这次我不敢再寄回国了；然而我却又起了一次野心，我把我的两部原稿曾拿去找过东洋文库的主任石田干之助。我看到文库也在出版学术编著，又看到日本学界也每每用汉文出书，我真是不揣冒昧，竟想把我的论著也拿去尝试。我是在这样想，我的研究是在文库发轫的，我很感谢这一段因缘，假使我的书可以由文库印行，那也就可以表示我的谢意了。报酬多少是在所不计的。石田是长于外交的人，他没有立地拒绝我，要我把稿子留下，让他请一两位专家看看，我自然也就留下了。然而我是明白的，在日本方面究竟有谁是这种古文字学研究的专家呢？

一个月过了，我再去向石田请教。他把原稿退还了我。他说：太难懂了，在日本方面恐怕没有办法出书。这或许是真情话，他是不是在笑我，我不知道，我自己对着自己倒是在笑了：真是太不知自爱！国立的官立机关要出版，你能说“耻不食周粟”，今天却要来向着外国资本家的账房乞怜，岂不是自讨没趣？

但这两部书的出版虽然经过一些周折，仍然应该感谢一氓，是他向上海大东书局[24]为我交涉办成功了。交涉的经过情形我不知道，当时李幼椿在担任大东的总编辑，或许是他念到同乡的关系，承受了下来的吧？那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已经出版，对于这两部书的印行，想必也有着催生的作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于一九三〇年的年底，出书之后大受欢迎，很快便再版、三版了。这书似乎保证了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也并不是不可能赚钱，同时也似乎保证了郭沫若也要研究甲骨文和金文并不是真正在发疯了。事情终竟是值得感谢的，大东竟肯承印这两部书，而且同时承印。他们在报纸上大登广告，征求预约。那广告之大在当时曾突破纪录，这可替我发泄了不少的精神上的郁积，我很高兴。并不是因为这样使我大出了一次风头，不，我不是那样的风头主义者。老实说，有时候我自己看见这郭沫若三个字都有点讨厌。但我看见那大规模的广告实在很高兴！那替我在这样作吼：本国的市侩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文化前卫们，你们请看，你们所不要的东西，依然是有人要的！

两部书是一九三一年的初头出版的，书局方面每一种送了我二十部。我在一天清早，日期不记得了，接到这些书的时候是多么的愉快呀！我可流下了眼泪。就在那天中午，安娜特别煮了红豆饭来庆祝，我是记得的。但就在那天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宪兵也来了。宪兵老爷说：听说有大批的东西送到了，是什么宝贝呀？我知道，他大约以为是宣传品吧，他当然是为了调查这宣传品而来的了。安娜把堆在走廊上还没有开封的一部分包裹指给他看：是呀，是很好的“宝贝”呀，无价之宝！索性当面开了两封，比较小的包裹是《甲骨文字研究》，比较大的是《殷周青铜器铭文》。宪兵看了，好象吃了满口的粪。好家伙！滚你的蛋！

这些书本来是准备给作者送人的，但我送给谁呢？尤其在这日本！

书到的当天晚上，我每种留了两部下来，把其余的用一张大包袱包裹着。我和我的大儿子两个人把它扛到电车站上去，一同坐电车带到了东京。接着在文求堂里面便出现了我们。文求堂老板很客气，打了一个七折，当下便给了现钱。

那时候我的大儿子和夫是已经十四岁了。

1947年上海

[1]此诗作于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二日，题为《送o.e.君携兰归国》。

[2]罗振玉（1866—1940），字叔宫，号雪堂，江苏淮安人。近代学者。曾整理清廷内阁大库档案，搜购大批安阳出土甲骨。辛亥革命后去日本，曾在那里整理甲骨。著有《三代吉金文存》等。

[3]田中庆太郎（1880—1951）。

[4]石田干之助（1891—1974），日本东洋史学家。一九一七至一九三四年任东洋文库主任。著有《欧美的中国研究》、《唐史丛抄》等。

[5]疑为藤森成吉。

[6]应为岩崎。

[7]清末浙江吴兴陆心源藏书楼。所藏多为宋、元的旧刻旧钞本。一九〇七年全部藏书为日人岩崎弥之助运往日本，藏于东京静嘉堂文库。

[8]莫理逊（g.e.morrison，1862—1920），又译莫里森、莫理循，英国旅行家、中国问题专家。曾大量搜集中国古籍，一九一七年售予日本岩崎小弥太。岩崎氏以之为基础，创立东洋文库。

[9]白鸟库吉（1865—1942），日本东方学家、文学博士。一九〇八年起主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历史调查室”，执行日本政府对中国东北及朝鲜的文化侵略政策。著有《西域史研究》等。

[10]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近代学者。曾治宋元以来通俗文学和宋词、元曲，晚年从事甲骨文、金文和汉晋书牍考释。辑有《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和《观堂集林》。

[11]内藤湖南（1866—1934），日本历史学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著有《中国史学史》、《清史通论》、《日本文化史研究》等。

[12]安德生（j.g.andersson，1874—1960），通译安特生，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曾任北洋政府农商部矿业顾问，在河南、甘肃、青海等地作过考古。是仰韶村等遗址发现者之一。

[13]辛克莱（u.sinclair，1878—1968），美国小说家。

[14]弥海里斯（a.michaelis，1835—1910），通译米歇利斯，德国考古学家著有《雅典那庙》等。

[15]王礼锡（1898—1939），又名庶三，笔名博今，江西安福人。一九二九年参与筹办神州国光社，后与夫人陆晶清合编《读书杂志》。抗战爆发时，在英国任“全英援华会”副主席。一九三八年回国，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著有《海外杂笔》、《南北朝诗论》等。

[16]容庚（1894—1983），字希白，广东东莞人。古文字学家。著有《金文编》、《殷墟卜辞》等。

[17]商承祚，字锡永，一九〇二年生，广东番禺人。古文字学家。著有《殷墟文字类编》、《福民所藏甲骨文字及考释》等。

[18]唐兰（1901—1979），字立庵，浙江嘉兴人。古文字学家。著有《古文字学导论》、《天壤阁甲骨文存》等。

[19]柯昌济，字■卿，一九〇二年生，山东胶县人。古文字学家。著有《殷墟书契补■》、《金文分域编》等。

[20]吴大澂（1835—1902），字清卿，江苏吴县人。清末文字学家、金石学家。著有《说文古籀补》、《恒轩吉金录》等。

[21]综合性半月刊。一九二七年六月创刊，一九五一年六月终刊。

[22]董作宾（1895—1963），字彦堂，号平庐，河南南阳人。古文字学家。著有《殷墟文字甲编》、《殷墟文字乙编》等。

[23]傅孟真（1896—1950），名斯年，山东聊城人。一九二八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一九三六年后任研究院秘书长。著有《中华民族革命史稿》等。

[24]由吕子泉、王幼堂、沈骏声、王均卿创办于一九一六年。孟寿椿任总编辑。一九二八年始由沈骏声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