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天刚蒙蒙亮，窗外就传来了民兵出操的番号声。太阳一升起来，大喇叭就高歌《东方红》；下午下班了，大喇叭唱起《大海航行靠舵手》。

南街村以实行“外圆内方”的规定而引起世人的注目，就是连他们的招待所也是内外有别。南街村的招待所分两处，对外开放的叫南德宾馆，对内的则不挂牌子。

我们下榻的地方是南街村的内部招待所。

这栋五层高的楼房只有第三层是招待所，一楼二楼是村民委员会和村党委的办公室，四楼五楼有广播站、档案室等。这栋楼的后面就是颇有些风格的南街村花园，打开窗户，一股清新的空气就迎面扑来，让旅途的辛劳在这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整个楼层的过道上都铺有地毯，人走在上面总是悄无声息的，少却了足音的楼房就显得非常清静。入夜了，从喧闹的都市里走出来的我们，对于身处这宁静的乡村之夜很是有些欣欣然的美好感觉。窗外时有一两串清脆的鸟鸣，或者一两声低沉的家犬吠叫，在睡梦中划过，就如星空中流星的轨迹……

在这久违了的乡村之夜，倾听这天籁，这犬鸣鸟叫，对我们这些走进城市却难忘农村家园的农民后代来说，真是一番意想不到的享受。

美好而富有情感的事物总是让人感到它是那么短暂，南街村的夜晚也是如此，感觉中刚刚进入梦乡，就被一阵熟悉的番号声唤醒。这整齐而宏亮的番号声让我们顿时产生错位的感觉，似乎又回到了自己所生息的军营，然而，睁开眼，宾馆里的一切摆设让我们回到了现实。拉开窗帘，于微微晨曦中，看见一支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正在行进。那清一色的绿军帽绿军装，以及训练有素的队列步伐，足以使人认为是附近的驻军部队出早操路过南街村。我们当时就是这么断定的。

然而当我们下意识地看了一下表之后，这样的论断就被否决了。因为时针才指向5点45分，我们知道部队那全军一致的作息时间，这时候，部队的年轻的战士们还在梦乡之中。而且，从我们所打听的消息来看，这附近似乎除了一个武警消防中队外，别无其他部队，也没听说有哪支部队到这里来驻训的。这些军人在出早操是件肯定无疑的事了，而远远地估量他们的服饰，不怎么像是武警战士，那么，这些军人是从何而来的呢？

当我们决意探访一下这支部队的由来而走出南街村的内部招待所时，天已大亮了，朝阳把天空染得一片淡红一片洁白的。这时候，一阵音乐声排山倒海般地涌来，那激烈昂扬的曲调，那庞大军旅列队行进的步伐般雄壮的节奏，顷刻间充注了这如北京四合院式建筑中露天的几百平方米的空间。立身其中，你不知道这音乐声是从哪来的，似乎它是从四面八方滚滚而来。这时候，你会感觉到自己已是处于一方音乐的海洋之中，体内的血液跟随着这节奏沸腾，父母所赋予的肢体，这一刻就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腾飞欲望。

稍过了一会，我们就从音乐的节奏声中听出了这是一首什么歌，因为这是一首我们在过去的年月中曾熟唱的歌曲，一首曾在困难的年代给了我们无比的精神力量的歌曲。

——《东方红》。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

这曲这词引起了我们太多的回忆，引发我们内心世界里的太多感慨。这毕竟是一首我们所曾热爱，却因种种因素而久违了的歌曲，就如同一位故友在人生的旅途中偶遇，一份“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情感跃然心间。

我们决不认为自己是守旧的人，更不是想给过去那段痛苦岁月“翻案”的人，但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面对这一切时，还是热泪盈眶。功过是非分开而论，那是一个属于热血青年的时代呀，谁又能去否定这首在开国大典仪式上奏鸣的第一首歌曲的曲与词的正确性与积极性呢。这段词曲永远是积极向上的，比如拿我们的自身感受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空调效果极好的房间里走入初冬有些料峭之感的乡村清晨，就感到一股寒意向我们袭来，但因为这音乐声却使我们忘却了那寒冷，精神片刻间抖擞了起来。

就是因为刚出门就遇见了大喇叭播放《东方红》这件奇事，我们的行动终究慢了半拍，等我们赶到部队官兵们出早操的地方，他们早已收操回营了。于是，我们只好询问一位一早就在这里锻炼身体的老人。哪知那老人一听我们的问话就乐了，他说：“你说刚才在这里跑步的‘当兵的’，那是俺们村上民兵营的民兵。”那是一群出早操的民兵？我们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要说民兵，我们也不陌生，假如说是在考核场上，民兵队伍有那么严整威武那也不足为奇，而仅仅是在平时的操练过程中，就能保持这样的素质，那可真不容易的。

“南街村的民兵营有这么正规么？”我们还是抱有一丝疑问。

“咦——那可不，俺村的‘黄埔军校’里的兵还能差吗？”老人用有些自豪的口吻说道。

在路人的指引下，我们踏进了南街村民兵营那个小院子。脚还没进院子，就先听见了歌声。这回不是《东方红》，而是《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没有音乐，一群人在清唱，声音挺洪亮挺整齐的。

进了门，方知民兵营的民兵们正在饭前集合，饭前一支歌是他们的铁规矩，雷打不动摇。这一点倒是和正规的部队的一日生活制度更趋于一致了。这些年龄只有17，18岁左右的男女民兵们都在极其认真地唱着歌，从他们严肃的表情与很是标准的立正姿势中，我们得出了早晨唤醒我们的就是他们的番号声的结论。尽管这是我们初进南街村的民兵营，也仅仅是一面之识，但南街村的民兵却不得不让我们信服了。

在南街村四处走走，不时可以听到歌声，但并不如我们曾听说的那样，南街人不仅听革命歌曲，而且也听各种各类的流行歌曲。就连民兵营这样的完全军事化管理的单位，它那小院子里的小喇叭上也常放一些时令的流行歌曲，甚至10多年前的老流行歌曲如迟志强的《愁啊愁》等也播放，只不过总的来说，在南街人确实是革命歌曲听得更多一些。这样的情况又再次使我们想起了军营，部队官兵们大凡也是如此，平日里唱革命歌曲，也唱一些格调高雅的流行歌曲。

然而尽管南街村唱歌没有什么明文规定要唱什么歌，但在南街村有两首歌却是定期定时播唱的。除了刚才我们在早晨听到了《东方红》外，还有一首就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所不同的是，后一首歌是定在每天职工们从工厂下班时播放。

早上唱《东方红》，下午下了班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这一定律意在提醒着全体南街村村民，以及在南街村工作的职工们，时刻不忘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引自己的思想与行动。南街村的这一做法，与南街村注重对人的管理，注重对人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有着极重要的关连。

在南街村，我们不止一次地听村党委书记王宏斌说这样的话：“南街不是一块净土，南街之所以有今天，那是靠斗争斗出来的。我们所讲的斗争不是‘文革’时期的那种文斗武斗，而是讲在村民以及职工的思想教育上，敢与腐朽思想斗，敢与不正之风斗。教育管理人是一件关系到南街村今后发展的大事，我们也认识到对人的思想教育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好做到的事，而充分认识到这是一件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因此，在对党员、群众进行思想教育过程中，我们强调教育的连续性与持久性。”

而陪同我们采访的村武装部办公室主任韩志伟对早晚两首革命歌曲的理解则更直接更为形象。他说：“这早晚两首歌，就像两场雨，清洗着村民们的思想，让他们永远保持高度的纯洁。”

2．南街人学啥都叫学《毛选》。旧瓶装新酒，南街人说着昨天的话做着今天的事。

我们在“南街村悬念”中提到了“南街村是不是真的靠学《毛选》走上致富路”这个问题。

其实追究南街村成为国内外新闻界反复争论的一个焦点的原因，也就是因为传说中南街村的人们把什么事做成功了都归功于学习了毛泽东思想，似乎含有否定毛泽东思想以外的任何理论似的。这一来，南街人的思想上就似乎有了南街村的富裕与改革开放没有多少关系的观念，与全国上下齐声赞颂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的大形势形成了极不和谐的气氛。

说实在的，在没去南街村之前，我们也是对这个问题感到挺费解的。南街村的人们真的如此不合时代大潮流吗？

到南街村找来老老少少的南街人采访后，我们猛然发现，这其实仅仅只能是一个来自农村的源于淳朴性格的农民趣事而已。

这事得从南街人的根源上来说起。我们说过南街人是农民，是一群性格直爽、淳朴老实的农民。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南街人几千年前的祖先就是这样的性格，直到快进入21世纪的今天，他们的后代还是保留了这样的脾气。这使得他们很少考虑自己在言行上是否需要根据外界的变化，或者反响而作一些改变。

在与南街村的人们接触过程中，虽然我们也发现了这里不乏一些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但多数的南街人似乎是文化程度并不高，特别是中老年以上的南街人更是如此。这样的文化背景决定了南街村的村民们在接受新的事物时，需要一个稍长的过程。我们知道，南街村在它的带头人王宏斌的带领下，从80年代初，就开始了有组织地学习毛泽东思想。他们把我们所习惯说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这“老三篇”，扩大为“老五篇”，南街人把这些又形象地称为“学《毛选》”。一时间，南街村学习毛泽东思想蔚然成风，男女老少人人学，个个讲学习体会，大有南街人见面不问“吃过没有”，而改成问“学《毛选》了没有”的势头。从这一点足以看出南街人做事情的认真态度。久而久之，没有太多文化知识的南街村的农民们，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认识，或者说是形成了这一个口头禅——只要是进行思想教育，他们一概统称为学《毛选》。就连正常的一些学习开会，他们也叫“学毛选”。农民有农民的朴实和执著。正是这一句对南街村的人们来说，简直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口头禅，让许多人生出诸多的疑问来。

有一次我们在招待所看见一群姑娘围成一圈在背什么，就走过去听听。姑娘们害羞，一见陌生人过来了，忙停了下来不背了。我们只好问道：“你们在干什么？”

“我们在学《毛选》。”一位大胆些的姑娘回答了我们的问题。

“学哪一篇？给我们看看。”我们从一位姑娘手中拿过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一看，不禁笑了起来：“这不是《南街村创三优树新风活动实施条例》吗，哪是什么《毛选》。”

姑娘们给我们这一笑更不好意思起来，红着脸给我们解释道：“村里人都这么说着的，我们是外地来南街村的，也跟着他们这么说就养成了习惯，一时改不过来。”

“村里人把所有理论学习都称为学《毛选》？”我们打破沙锅问到底。

“这一时也说不上来，反正只要村里统一组织学习的政治思想教育，大伙统称为学《毛选》。特别是一些老年人，你只要去叫他参加学习，他就会说：‘哦，又组织学《毛选》了。’”

“刚开始来的时候，听南街村的人们这么说着，觉得怪别扭的，后来听习惯了，自己也跟着说了。”

“是啊，学《毛选》，就这三字就概括了所有各种各类的学习，说起来不麻烦，听起来也不麻烦，多好。”

姑娘们最初的那份陌生消除了之后，打开话匣子就是一串一串的。俗话说得好，三个女人一台戏，而这一堆五六个女孩子自是十分热闹。

这一下子我们突然明白了，外界纷纷扬扬传说南街人天天“学《毛选》”，其实这个学《毛选》中，既包括***总书记的历次重要讲话，又包括十五大文件，还有他们自己村里的那一系列的村规民约。农民自有农民的表述方式，一个“学《毛选》”，概括了如此丰富的内容，这是南街人的简练，这是农民的概括。某些自称为大理论家的人，就以此给朴实厚道的南街人戴上了极“左”的帽子，凡是到南街村走过一遭的，都不禁对大理论家们的质疑哑然失笑；跟一些老实巴脚的农民咬文嚼字，实在是大可不必。而南街村的村民，不管那些理论家向他们抛来什么样的帽子，他们一向是含笑以对，不屑一顾，因为他们自己最了解自己，他们只知道按照今天的路子变富了，不知极“左”为何物。

告别了那群这可爱的姑娘，我们采访了南街村党委宣传教育办公室主任刘小青。刘小青是负责整个村子12000多人的宣传教育工作的，她自然最清楚南街村平时在政治思想教育方面都学习哪些内容。

刘小青是个颇有思想见地的农村女性。她言谈既随和自如，又有极强的逻辑性，朴实中偶尔还冒出几句惊人之语。我们猜想，如果把她放在北京的大学府里修炼一下，一定是位出色的女教授。她说：“我们南街村在80年代初只是以组织村民学习毛泽东思想为主，但后来就不光是学习毛泽东思想，而且更注重学习邓小平理论，学习党中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包括县里、市里、省里下发的文件，我们都认真地有组织地向村民们传达学习。”

刘小青说这番话是有根据的，她就最近的南街村全村村民、职工学习党的十五大文件举了几个例子。村党委书记王宏斌作为十五大代表参加了十五大会议，回到村里后，王宏斌专门在村民、职工大会上传达了会议精神。然而，村里又利用村办报纸《南街村报》向广大村民、职工作了大规模的宣传教育，全村各企业的板报也纷纷出了学习十五大精神专版，而村里的文工团更是赶着时间排了宣传十五大精神的戏，让群众通过自己喜爱的戏曲形式来了解十五大精神。当我们了解了这一切后，也觉得或许在整个中国像南街村这样宣传十五大精神的农村小村也是不多的，至少不能说南街人不学十五大精神。我们也突然感到，在北京城里那些大机关，一杯茶水一张报的学习十五大，比起南街人来，恐怕要逊色多了。

关于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南街人其实也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对改革开放思想的深刻领会，他们创造的“外圆内方”政策，那“外圆”不就是改革开放政策的一种很好地体现吗？而要说学习毛泽东思想，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里就有一条“坚持毛泽东思想”，而且我们不也是在天天学习毛泽东思想吗？如此看来，学毛泽东思想与学习除之以外的理论知识是并不矛盾的。

对于南街村村民们一口一声地“学《毛选》”这个问题，刘小青认为，这仅仅是一个农民的文化素质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年龄较大的农村人，形成习惯的东西很难在短期之内改变过来，她认为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或许刘小青她们的观点是对的，作为生活在一个小村里的一群普普通通的农民，在他们的思想意识中，对于关系到全国形势的政治氛围观念还是缺乏的，他们不会想到自己提出来学毛泽东思想，说***百般地好，认为毛泽东思想如何如何，会对整个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换句话来说，他们也不是很在乎别人怎么说他们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正如他们觉得属于自己的土地该种什么样的庄稼就种什么庄稼，并不顾别人拿什么样的眼光看他们。

这时候，我们恍然悟觉了“学《毛选》”这句话，对南街的人们来说，其实就是一个旧瓶子装新酒的问题。

明白了个中的缘由后，我们从这一句朴实得像是他们所生息的土地般厚道的话语里，看到了说着昨天的话做着今天的事的南街人可爱的一面。

3、南街人一口一个“班长”挺热乎。

关于称呼，大凡有三种分类。一类是特定的职务等社会关系称呼，如厂长、科长、县长之类的，这种称呼无论是男女老少都是可以叫的。还有一类就是父母、儿女、兄弟、姐妹以及以此类推的一些表达相互间人物亲情关系的称呼，这类称呼就不能大家千篇一律地叫了。还有一类就是一个人的名字或者“外号”什么的，这类称呼虽然有其普遍性特征，但也有辈分大小的限制。

而在南街村，我们却听了一个有别于上述几种类型的称呼，这也是我们在这个村子里所听到的出现率最高的一个词就是——“班长”。“班长”是南街人对王宏斌的称呼，这一称呼使用的普遍率，高得令人咋舌。在南街村的时间里，无论是别人对我们说的，还是他们相互间谈话说的，都是时不时就冒出来“班长”这个词。男女老少个个很是随便地叫着这个词。

准确些说，“班长”这个词本来应是一个特定的职务称呼，这一称呼在部队使用得最为广泛。在我们俩人的生命履历中，都曾有一段不短的时光属于在军中有“军中之母”之称的“班长”。记得新兵入伍，新兵见了老兵，不管是不是班长，一概统称“班长”，在这里班长不是职务，是对老兵的尊敬。我们未当班长前，都是先被新兵称为“班长”的，如今想来是一种笑谈。

南街村上到白发老翁下到学龄顽童，统统对王宏斌称“班长”，这既包含特定的政治内容，又有极强的感情色彩。所谓政治内容，那是***给的职务：“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所谓感情色彩，对王宏斌叫惯了“班长”的南街人，对其他任何称谓，诸如“王书记”之类。他们会觉得不习惯。在五花八门的称呼中，他们觉得唯有“班长”叫得最亲切。如同称所有政治学习为“学《毛选》”，这是南街人的语言习惯。

在南街村，对王宏斌的这个“班长”之称，老到八九十的老头老太，少到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人人都适宜，人人都爱叫，叫得热热乎乎的。据说一些八九十岁的老人，在私下无人的时候，干脆直呼奶名“小斌”，这是特殊场合特定人物的称谓。

我们采访了不少南街村民，问他们：“为什么你们爱叫王宏斌‘班长’？叫王书记不是挺好吗？人家还是县里的县委副书记呢。”

“俺南街人管‘班长’叫书记的人也有，但不多，‘班长’这叫法叫顺了，让改过来还真不好改。”

听了这话，我们就想起来前面提到的南街人最初经常组织学《***选集》，学多了，后来就养成了学什么都叫学《毛选》，改都改不过来的故事来。

据考证，在南街村最早叫王宏斌“班长”的是担任村领导的成员们。

南街村的群众习惯于叫村领导集体叫“三大班子”，指的是村党委、村委会、集团有限公司这三套领导集体成员。南街村领导集体虽说是有三套，但总的说起来，也就只有一套。这领导集体最早的时候是大队的党支部支委成员，后来是村党支部支委成员，再后来是村党总支支委、村党委常委成员。虽然说大队建制时有大队部，改成行政村了有了村委会，企业不断扩大组建了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后有了董事长和总经理，但南街村有个惯例，担任村领导和集团领导的不仅全部是党员，而且是全部在支委或党委有兼职的，因此，党组织在南街村有着绝对的领导地位，也就是说，党组织的领导集体包括了村领导集体的全部。

南街村的领导集体有一大特点，那就是会多。早些时候，南街村刚创业的阶段，几乎是天天开会，但认真地说起来，那也不叫开会。他们只是利用晚上别的村民休息的时间，在一个指定的地点碰头，把一整天的工作情况相互间通报一下，再一起研究下一步的工作计划。每每这时，就有人说：“你们这一班人又凑到一起啦。”或者说：“你看那班子人又开会了。”时间一长，群众就管他们叫“那班人”。

王宏斌从一开始就是“那班人”的头，于是，“那班人”里头就有人说：“村里的老少爷们都叫俺们‘一班人’，俺看斌就是‘班长’了。”

这话一说出来，大家都觉得“班长”这称呼叫着挺顺口的，又中听，就这样，你一个“班长”，我一个“班长”，“班长”这称呼就响响亮亮地叫了开来。群众看干部们都叫王宏斌“班长”，也就都跟着叫，叫到后来再去叫王宏斌的名字倒是不习惯了。

在南街村为这块土地投资的日本客商建的小洋楼里，我们采访了日方派驻南街村的总经理周静华。采访中，我们数次提到王书记，每当这时，周静华就问我们：“你们指的是哪个王书记？南街村的王书记多得很，村长王金忠、集团总经理王继春等等都是党委的副书记，我一时搞不清。”我们解释道：“我们讲的王书记是特指王宏斌王书记。”周静华听了以后，还是说了这么一句：“你们干脆叫‘班长’得了，我们平时都叫‘班长’叫惯了，叫王书记反倒不习惯。”

看来，叫王宏斌为“班长”，并不是南街人的专利，只要与南街村有着一些深厚联系的人，都是爱把王宏斌称为“班长”。

也许，这简单的称呼里，已融进了更多的含义。

在即将离开南街村的时候，我们到离南街村大约有半个多小时车程的临颍县北徐庄去了一趟。当地的老百姓和新闻界都说，北徐庄是南街村的影子，北徐庄的人“克隆”了一个南街村。

在北徐庄，我们确实看到了北徐人从村镇建设布局到企业发展思路，以及对村民、职工的教育方式，都沿袭了南街村的模式。北徐庄的办公室关主任对我们说：几年间，北徐庄就成了一个工农业总产值达2.5亿元的富裕村。

在这里，令我们感到吃惊的是，居然听到了北徐人称他们的致富带头人、村党总支书记徐德全为“班长”。那语气，那神情，竟和南街人称呼王宏斌为“班长”时一模一样。

或许这决不能用巧合来解释了。

土生土长在中原大地的农民们是在用自己最朴实的情感，来表达对他们的领导的崇敬之情。

这就如同他们自己酿造的土酒一样，看似如一坛清水般平淡无奇，其实里面却浓含了无尽的醇香。

由此我们想到《人民日报》前些年开展的《“同志·小姐”辩》的大讨论，许多白发将军也参加了这场大讨论，他们觉得，在党内还是叫同志好，称先生、小姐、老板之类，打心眼里让人恶心。如今，在我们共产党内，像南街人、北徐庄人这样，称我们共产党的基层带头人为班长，如此规范而又亲切的称谓，怕是不太多了！

称呼里饱含着党风，称呼里有政治。称呼更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整体形象。

我们为老百姓称党委书记王宏斌为班长击节赞叹！

4、南街村三大班子的一次碰头会。

采访南街村当然就得找南街村主要的村干部谈个遍。

可是几天下来，我们就感觉到在南街村找村干部难找得很。这些人个个是大忙人，整天基本是找不着人影，即便是路上碰巧遇上了，拦住说不上两句话，人家就赶忙说“抱歉，我有点急事要办，有空再聊”，立马就走了。

而有人居然对我们说，在南街村找干部太好找了，一找一个准，而且一找就是一大堆。

这不，那一天，我们就是正为找不着主要的村干部采访而着急，一旁招待所的姑娘们对我们说：“你们是不是要找俺们村的干部？好找得很哩。”

“到哪儿去找？”我们急忙问。

“两个地方。”姑娘们回答道：“一个是村干部自助餐厅，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村‘三大班子’开碰头会的地方。”

“为什么呢？”显然，在我们看来这种说法似乎武断了一些。

“因为村干部吃饭都是在自助食堂里的，在那儿吃饭省时节约，并且有什么事大家碰个头容易，从工作便利出发，村干部大都是选择在那里吃饭的。”姑娘的分析还蛮有条理的，接着她们又非常有把握地说道：“而南街村的‘三大班子’隔一天就要开一次班子会，只要你守在会议室门口，想找哪一位都可以，他们准都来。相比较而言，在开会的地方找他们更有把握一些，吃饭可以到别的地方吃，但只要是在村子里没外出的，就不会不来开会。”

“真的有这么准？”

“骗你是小狗。”姑娘似乎对我们的不信任感到有些不高兴了，“不信你们去找找看就知道了。”·

看着姑娘们一脸的认真样子，我们急忙连声道谢。

当晚，我们就打听到了村干部要开碰头会，就向南街村领导提出能否旁听他们的会议的要求。没想到他们很爽快地就答应了。

晚上7点55分，我们走进南街村的“三大班子”的“会议厅”——一间大约50多平方米的屋子里。一进去，果真看到了南街村的村干部们都早已到齐了。挨个数了一圈，20个人，仔细看了一下，发现缺了个村党委副书记郭全忠，一问是到外地办事去了。

屋子里的摆设非常简单，一圈木把子沙发围着，中间放着七八张茶几，每个面前摆着一个茶杯和一个本子等东西，会议的气氛很浓。

我们初进屋的时候，里面的人正在看河南漯河电视台的“漯河新闻”，当天气预报播完了临颍的天气情况后，坐在电视机旁的宣教办主任刘小青就关了电视。

会议开始了。

南街村的碰头会没有主持人，他们按自己既定的习惯进行会议议程。电视关了，一屋子的人相互间看了看，就形成了一种默契。

“上次轮到谁了？”党委书记王宏斌问了一句。

“星期五是我值班。”副书记王继春马上接口道：“我把值班检查情况向大家说说。我一早先去了宾馆……”

我们注意到了一个变化，那就是这屋里的人讲话用的虽然是河南话，但大都不是土语，比如“俺”之类的都改为“我”了。这与南街村多数人的习惯形成了一种比较，这使我们想起了南街村党委致力在村民中开展普通话普及的活动，可能是干部们接受外界的事物的能力比一般群众要强一些，因此他们改得也快些。

王继春在他的发言中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宾馆烧水用的炉子通水管水垢堵水严重；二是职工食堂里做饭的职工不揭馍（馒头），并有扔馍的现象；三是方便面厂生产的面块超重较多。当王继春每讲一个问题时，王宏斌就记一会，同时记的还有几位，记个不停的是企业管理办公室的主任王素贞，间或记一些的好像讲到哪个单位的问题，负责这个单位的领导就开始记录，旁的人只是注意力很集中地听着。

王继春讲完以后，没有任何人提示，劳资处处长井洪欣就接着讲开来：“星期六是我值班，重点处理了食堂有扔馍的现象……”

看样子，星期五王继春检查出食堂有问题时，就已经向第二天值班的井洪欣交过班了，而井洪欣这个劳资处长恰好是分管食堂这一块的，因此，没等村领导作任何表示，就已经先处理起来了。

“我经过调查发现确实有王书记所说的两种现象，就和负责食堂的高孝民合计了一下，觉得问题在职工的素质上，那个不揭馍的职工原先是从别的企业调过来的，在原单位工作积极性就不是很高，到食堂工作后表现还是不好。我们已经决定扣除他100元的工资。往泔水桶里扔馍的现象，也采取了相应的办法。”

接着井洪欣也谈了方便面厂面块超重的问题。

接下来星期天值班的村党委办公室主任王金安也是重点谈了方便面厂面块超重的问题。

这时候，会议室里的气氛开始活跃起来，不再是光一个人说大家听了，而是你一句我一句地议论开来。因为在这一刻，会议的议题似乎已经明确了——就是如何解决方便面厂面块超重的问题。

从大家的讨论中，我们听出了一些大概的情况。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袋装方便面净重是61克，上下不准超3克，加调料包装好后总重量标准是65克，原先南街村方便面厂为了争取客户，将方便面净重定为65克，后来，南街村也按国家标准改为净重61克，但为了对客户负责，他们还是提出了方便面净重只许超不许负的规定。这一来，只准超不能负，但不能超太多，给方便面厂的工人在生产中带来一定的难度，而因为有负了要扣工资，超了却不扣工资的规定，所以有些工人在操作过程中出现了面块超得过多的现象。

大家热烈讨论的过程中，王宏斌却没说一句话，只是偶尔拿起笔来记些什么的。

等大家讨论了一会，最后，还是由王宏斌来拍板。我们注意到了当时会场上尽管显得极乱，但一旦王宏斌开口讲话后，大家立时就静了下来，全神贯注地听他讲话，并不停地做着笔记。王宏斌讲话很慢，但语音洪亮，节奏感很强，他基本是结合了刚才所有人的讲话，并在最后提出了自己的决定：“明天有关的单位要找有关人员，查清楚有关部门下发的文件，按文件办。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要注意做好工人的思想工作，从65克降到61克，这里面有个技术转变的过程，更有个观念转变的过程，要让工人从思想上重视起来，就不难解决这个问题。”

王宏斌讲了之后，就不再有人提方便面厂面块超重的问题了。

会场沉寂了一会，王宏斌再次发问：“谁还有什么事？”

这时候，村长王金忠示意一位穿着一件绿军装上衣的中年汉子：“你那事拿出来讨论讨论。”

于是，就有一位一直坐着没吱声的人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卷纸，一人一份挨个发开来。列会的我们也享受了与会者一样的待遇——发到了一份那打印好了的材料，展开来一看，原来是一份《南街村有关殡葬改革的有关条例》的征求意见稿。

材料上讲“根据《国务院令》第225号《殡葬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从1999年1月1日起，南街村实行火葬”。材料就如何开展殡葬工作提出了若干建议，提交村班子会审议。众所周知，农村实行火葬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但从南街村的干部的口气中，他们对南街村实行火葬并没有多少担心，他们所关心的仅仅是实行火葬的程序问题。在讨论过程中，大家对有关细节问题进行了研究，决定了村民的丧事由村集体办，干部群众一个规格，就是连骨灰盒都是一个样，办丧事收的礼也归村里集体所有，不归个人，最后又通过了有关少数民族丧葬的问题，因为南街村有不少回族村民。于是，这项问题很快就通过了。

如同平时看待问题一样，王宏斌对村民实行火葬这件事也有着他独到的见解。他说：“实行火葬有两大好处。一是丧葬改革，移风易俗，防止了铺张浪费。二是解决了以权谋私问题。南街在其他方面解决了一部分，比如造房子买家具办喜事之类的。红白事是农村干部最容易出现以权谋私现象的，过去我们解决了红事的问题，现在通过殡葬改革又解决了白事的问题。当干部的手中有权，投机取巧的人就趁办红白事时送礼，还真不好拒绝，现在全部都由集体来办，收了礼也归集体，就没有人送了。”

停顿了一会，王宏斌话犹未尽，又说道：“我们就是要通过制度，不给以权谋私的人谋私的机会，让他没有发挥的余地，再通过教育在思想上强化一下，就能形成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的思想观念，行动上就变得自觉了。”

王宏斌依然是用他特有的音调慢悠悠地讲着，我们听来字字清晰，句句在理，很难想像这是出自一个“文革”时期高小毕业生的话。这其中富有的哲理，以及其中饱含的辩证思维，恐怕与一位有着丰富学识的教授也是难分伯仲。

当时针指向10时55分时，南街村的一次“班子会”开完了。

我们的感觉是在某一个高等学府听了一堂公开课。

南街村每两天一次的“班子会”是例行制度，而且都是相同的时间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