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

那年“两会”期间，我从河南来的人大代表那里听说，河南省漯河正在搞“富民工程”。实施时间不长，已经初见实效。全市农民人均收入一年内增加387元，达到1123元，增幅为百分之五十二点六。

这是个让我心动的消息。

这消息之所以让我兴奋，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

“富民工程”和我一生“志在富民”的追求不谋而合，这是一。

漯河地处中原腹地，我近几年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寻找能快点增加这一带农民收入，加快中部地区发展的路子，这是能在一年当中帮助每个农民增加近400元收入，漯河人用了哪些办法，值得去学学，这是三。

对于河南省，从1987年初访民权开始，我采取定点追踪和重点观察相结合的方法，陆续访问过商丘、信阳、焦作、郑州等地，看了这块农业区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水平和在不同水平上增加收入的路子，漯河的情况对我有新的启发，这是四。

把这些处于不同生产力水平上的增加收入的路子联起来看，也许能理出一条中部地区农民从贫困到脱贫；从脱贫到富裕；从富裕到小康的路子来，这是五。

有了这五条，又有漯河领导登门邀请，我就在这一年的4月下旬开始了我的“豫中行”。在那次考察中，漯河的南街村就是其中的一站，也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地方。

这是1995年的事了。

在那之后的日子里，我断断续续地听到了一些有关南街村的消息，加之前段时间部队里的同志写了一部有关南街村的长篇报告文学，请我说几句，这使我又想起那年南街村之行的情景。

想起南街村，我就想说那种从农业里长出来的工业。

在我的家乡苏南，由于有社队企业的底子，乡镇企业在这几十年里发展很快，并在工业化过程中以工补农，也推动着农业的新发展。在中部地区，农村的工业基础相对薄弱，不适合走苏南的路子，而宜于先在农业里边做文章，发展种、养、加工多种经营，增加农民收入，增进原始积累，逐步向工业过渡。我把这叫做“在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夹缝里找出路”。

这样找到致富路的地方，我在别处见过一些。而漯河临颍县南街村，更是这样的典型实例。

这个村有805户，3000多人，2006亩耕地，1997年全村总产值突破16亿元。在村办企业就业者达1.2万人，其中外地工占1万人。汽车在107国道驶进南街村，远远看去，大片的现代化厂房林立，气派得很，给人的观感远不是一个村的样子，而是个现代化的城镇。

进到村里后，村党委书记告诉我，他们当初是“靠玩泥蛋起家，玩面蛋发家”的。全村在农业里翻身，大搞农副业产品深加工，靠自身积累滚动发展。这条路，看着慢，实际快。不过13年时间，从1984年的70多万增长到1997年的16亿。

“玩泥蛋起家”的意思，是说从泥土当中找路子起步，烧砖挣钱。1984年，村里有20多人集资5万元，搞起了砖瓦厂。1985年已经有了点积累，办了个面粉厂，从“玩泥蛋”走向“玩面蛋”。先是磨面，后做食品，饼干、点心、月饼之类，开始发展了起来。到1989年，已经对粮食加工有些经验的南街人看到了一个很大的市场，开始搞锅巴、方便面。这下便一发而不可收，进入大发展时期。到1997年，村里方便面厂已有39条生产线，日产方便面400吨，生产规模也是国内同行第一。此外，还有龙须挂面、系列果茶、糕点、啤酒等，不光产量高、品种多，质量也好。南街的“颍松”牌系列食品，经国家专业机构检验，被批准为国际公认的无污染、无毒害的绿色食品，产品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状态。

据介绍，现在南街村的食品加工企业每天需要面粉500吨，纸箱12万只，运出运回800吨货物。生产需要推动村企业拓宽领域，为满足生产所用原料的运入和产品的运出，村里成立了汽车运输队，大型货车已有150部，标准吨位达到775.5吨。另外，等级面粉厂、纸箱厂、彩印厂这些为配套而兴办的企业，也都发展了起来。用南街人的话说，是“围绕农副业产品加工办企业，围绕现有企业上配套”，“加工一条龙，产品系列化”，“多业扶着一业上，一业带着百业兴”。这个村子的工业，就这么从农业里一点点地长了出来，长成了参天大树。

在中原，这样的树不止一棵两棵。去年访问焦作时，就看到了温县以高产农业为基础发展乡镇企业的成绩，给我以很深的印象。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那次来河南前些天，在江苏镇江和广东中山看到的鳗鱼养殖和加工，也是一个很好的实例。

镇江那一段长江水中出产鳗鱼苗，鳗鱼加工后在国际市场价格很高。养鳗鱼需要温水，要在更暖和的地方。有人动这个脑筋，在镇江买了鱼苗，到广东中山去买地建鱼塘，跨省经营。更有意思的是，养鳗鱼的主饲料土豆以甘肃临夏的为最好，他们又到临夏去收购和组织生产土豆。鳗鱼长到时候，要加工、烧烤，加工企业也建起来了。现在，从鱼苗到加工，已经形成一个大的跨地区的“鳗联集团”，产品出口日本，产值16个亿。规模如此之大的一个产业，就这么从农业里边长出来了。

同是从农业里长出来工业的实例，南街的食品“一条龙”和“鳗联集团”可谓是相映成趣，一个立足中原，脚不出村，就完成了从农业向工业的过渡。一个是从东南沿海越过中原直到西北，几乎横跨了中国大陆，形成跨越数省、沟通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远距离合作，催生出附加值相当高的产业。我在一个月时间里看到的这两种类型，是不是意味着我国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力水平上、不同耕作项目中，都存在着从农业时长出工业的元素、要求和契机呢？

我由此想到，从农业里边长出工业，这样一番转化的基础，既来自于当前农村工业化的现实要求，又扎根于我国的经济传统当中。

半个世纪之前，我就“乡土重建”进行研究并发表看法时，就意识到，在中国的传统经济中，不是没有工业，而是基本工业处于分散状态，且大部分是分散在农村里边。小农制作和乡村工业在中国经济中的配合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农村是传统中国的农工并重的生产基地。为了收入多一点儿，生活好一点儿，农民与其把辛劳耕种换来的收获直接当原料卖出去，不如在可能的范围里自己加工，甚至搞出制成品出卖，这就是从农业里长出工业的原始。这也是中国农村经济的基本格式。我们今天的现代化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但我们还是要在古人留下的底子上起步，不可能凭空做起。中国农民在最近十几年里有不少新鲜创造，可任何创造都无可避免地是从即有的东西上开始。我在50年前说过：谁不想一转眼中国就有美国那样多的工厂？可我们离不开这片这样多人耕得这样久的土地，离不开生产力水平和工业化、城镇化水平尚低的现实。承认限制是自由的开始。从农村里长出工业，既是中国传统经济机制提供的一种可能性，更应该是我们今天清醒而自觉的选择。

南街村的崛起，对于发展中部地区的农村经济，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南街村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中所取得的经验，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一部有关南街村的著作，也就有了其相应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