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南街村有“一宏二忠”的说法。那是“班长”的左膀右臂。王金忠住了三年火车站值班室。
在南街村，除了王宏斌的名字时常被人们挂在嘴边外，还有这么一长串的名字的出现频率也相当高。
王金忠、郭全忠、王继春、耿富杰、贾中仁、王金宝……
“这些人可是咱南街的功臣，是俺‘班长’的左膀右臂，每个人都有一大堆的传奇故事……”南街村的群众们提起这些名字，话音里总饱含一份敬爱之情。
“他们个个都是好样的，都是我的好弟兄。南街村靠的就是有他们这样一群干将，才有今天的发展，南街村的每一份成绩都浓缩着他们的心血。”王宏斌提起这一群人，言语间则更添了一份自豪。
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这一群人其实也就是平时群众所常挂在嘴边的“三大班子”的骨干，也就是“班长”王宏斌所带的“一班人”。我们还得知了在这一群人中，有着“一宏二忠”的说法，也就是说其中起着最关键作用的，或者说是与王宏斌一起肩并肩创业中建立了最亲密的战友关系的是王金忠、郭全忠两个人。
在南街村王金忠是村长兼村党委副书记，主抓全村的管理工作，重点是全村各企业的产品营销工作，平时签字报销他是南街村的“一支笔”——超过100元以上的开销都必须有他的签字才能到财务上去报。郭全忠是南街村党委副书记，他在南街村有个外号叫“财神爷”，言外之意就是说他管着钱，主管全村的财务工作，各企业的年度预算，销售公司的财务核算等等，只要与钱有关的事，郭全忠全得管。从他们两个人主管的工作内容中，不难看出他们俩在南街村的举足轻重的作用，若说王金忠是王宏斌的左膀，那么郭全忠就是王宏斌的右臂，要说南街村10年创业史中，有着他们俩人的光辉篇章一点也不为过。
于是，这两个人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我们必须采访的对象。
由于王金忠所管的事杂、面宽，并且他的大部分工作精力主要是集中在抓产品的营销上，因此外出非常频繁，要采访他，连找他的人都相当困难。有一天吃晚饭时，我们在村干部吃饭的“自助餐厅”里巧遇着了王金忠，就与他约了利用饭后的时间采访。王金忠个不高，有些胖，但仍然显得很精干。他是一个非常守约的人，吃过饭后就在办公室里等着我们了。
王金忠不算是很健谈，却绝对是个爽直、谦和的中原汉子，因此，采访的过程中，便一直有爽朗的笑声回荡在他那宽敞的办公室里。
我们知道王金忠是个大忙人，因此采访是单刀直入式的，一坐定，就向他提出了三个问题：
一是王金忠他本人的一些简要情况；
二是他在这些年南街村创业过程的一些感受，重点举一两件记忆比较深刻的事；
三是对南街村目前的状况的看法，以及今后南街村的发展设想。
正如我们事先所推测的那样，王金忠的故事也是一段很有传奇性的故事。
王金忠1952年出生，1968年考上临颍县第一高等中学，1971年回到生养了他的南街村。王金忠所在的生产队是南街生产大队第13生产队，因为队里回民占的比例在全大队都是最多的，因此这个生产队也叫回民生产队。由于回民受传统习惯的影响较深，习惯于外出做生意，对种地种粮那些活不太懂，早些时候，南街生产大队的13生产队基本上是由汉族农民种着大部分的土地，当农村办起合作社后，外出经商的人一律割了“资本主义尾巴”回到了村里种地，在那无以阻挡的大潮流中，回民也是不能例外，为了能让回民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学会种地，生产队专门派一些种地能手与回民结成对子帮教。那时候虽然王金忠是刚刚从学校毕业回村劳动时间不长，但已经是样样农活精干了，因此也被指派与回民一起劳动。1972年，生产队缺会计，高中毕业的王金忠终于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学了十多年的书本知识用上了，他这个会计一当就是好几年，直到1978年改任南街生产大队治保主任。
在南街村，称呼王宏斌都是一口一个“班长”，只有极少数的几个人直呼王宏斌其名的。在这几个极少数的人中，王金忠就是其中之一。当王金忠说到这一点时，我们想，这也是理所当然的，王宏斌是村党委的书记，王金忠是村里的村长，还兼着村党委的副书记，从职务上来说，俩人并没有多大的差别，从年龄上来说王宏斌是1951年生的，大王金忠一岁，因此王金忠直呼王宏斌的名字没什么大不了的。然而，但我们听过了王金忠与王宏斌之间的故事之后，才明白在这直呼其名的关系中有着一种更具有感情色彩的成分。
小时候，王金忠与王宏斌是在一个学校里上的学，王宏斌高一个年级，南街村那时就已经有了2000多口人，因此学校里上学的小孩子多，加上王宏斌自幼不爱说话，因此一直到王金忠上完高中回到南街村务农，都不知道南街村还有个叫王宏斌的人，更想不到自己在今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将与他一起并肩战斗，创下一个令世人震惊的壮举。王金忠知道南街村有个王宏斌那是1974年底的事。王宏斌那时候刚刚从城里放弃工人不当当了南街生产大队第一生产队的队长，全县都在学习他的事迹，王金忠自然也就知道了。然而由于王宏斌与王金忠不是在一个生产队，而且王宏斌生性不爱说话，因此那时他们之间几乎是没有什么值得一说的交往。王金忠真正意义上认识王宏斌还得再迟些，大约是在1975年夏天吧，那时候临颍县大规模整党，王金忠受委派进了整党学习班，同在这个班上学习的还有王宏斌与郭全忠等人。
古时候，《三国演义》有个“桃园结义”之说，南街村的1975年也有了类似这样的传说。当年的王宏斌是24岁，王金忠是23岁，而郭全忠则稍年长些，也就26岁。在如今已找不着影子的当年那间临颍地区最为常见的平房小屋里，三个正处于人生最美好阶段的年轻人，一同学习着***的著作，领略着***的思想，因为三人都有要在中原这片沃土上干出一番事业的理想，所以很快就由认识到相互信任，最终走到了一起，成了最为信任的好朋友，成了始终一条心的钢铁战友。“一宏二忠”的说法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在南街村传了开来。这样的一种战友式友谊最终直接地影响到了不久后王金忠所面临的一次人生选择。
1977年，也就是1978年恢复高考前的一年，上级分配给南街生产大队一个推荐上工农兵大学的名额。那时候，符合上工农兵大学的高中毕业生在南街并不多，王金忠是其中之一，由于回村里劳动几年来，王金忠的表现非常出色，博得了群众们的一致好评，所以当时大家就把他推荐了上去。当时王金忠对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也感到挺高兴的，但当他得知自己被推荐上的学校是河南农学院时，心里头就凉了半截。那阵子王金忠当的是生产队里的会计，或许是工作岗位的原因，他很想能进一个学习财会方面知识的学校，于是就觉得河南农学院与他似乎是专业不大对口。为这事感到犹豫时，王金忠就找上了王宏斌一块儿商量。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王宏斌在那时候，就已经以自己的智慧在同伴中赢得了尊敬与威信，同样这也得出了王宏斌的意见对王金忠来说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的结论。王宏斌挺理解王金忠的感情的，就说了一句：“觉得不合适就先不去上，看来年有没有机会再去。”就这一句话，王金忠就心情平静地留在了南街村，继续干他的生产队会计。我们知道，第二年全国高考就恢复了，王金忠的大学梦也就等于划上了一个遗憾的句号了。
1978年，王金忠因生产大队工作调整当上了大队的治保主任，1980年被村民们选为副村长。1984年2月6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5年由预备党员转正后当了村党支部的支部委员，1987年村党支部支委改选，王金忠当上了村党支部副书记，同年被评选为村长。之后的岁月里，无论南街村党组织由党支部改为党总支，再由党总支改为党委，王金忠的副书记与村长职务一直没有变更。这一工作岗位上，王金忠出色地发挥了个人的组织指挥能力，为南街村的建设起到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提到王金忠在南街村10多年创业过程中的工作，王金忠谦虚地说：南街村之所以有今天，那是宏斌书记带头带得好，路子走得正，是靠南街村的老少爷们大家齐心合力干出来的，俺个人仅仅是干了一点力所能及的事而已。面对王金忠的谦虚态度，幸亏我们事先已经了解到了不少关于王金忠的故事，就直截了当地问道：“王村长，据说你住了3年多的火车站值班室是怎么回事？”王金忠又一次笑了起来：“那时候是情况特殊，俺住火车站是特殊情况特殊对待。”
1984年，南街村集体把个人承包了3年的企业收了回来，然而经营效益也不是太好，于是村党支部就决定派人出去考察，立足本地面粉资源丰富的特点，准备搞个糕点厂。这年底，南街村的“考察团”兵分南北两路出发了，一路是村党支部书记王宏斌带队前往北京考察，另一路是村长王金忠带队前往上海考察。当时的目的很明确，不出去就不出去，要出去就得到中国最繁华的地方去考察，事实证明了他们的胆略是正确的。最终，由王宏斌带队的人马在北京与当年一车面粉换一句话的劲松食品厂达成了协议，南街村以一年向劲松食品厂交24000元钱的代价，换来了北京劲松食品厂二分厂的名称，以及相应的设备与技术。1985年，南街村面粉厂再度扩建，糕点厂的产品也陆续地进入市场，南街村就面临着了一个新的问题——火车皮老是不够用，产品不能及时地运到目的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从那时就开始负责产品营销工作的王金忠就进驻临颍县火车站了。
临颍县火车站是个小站，许多特快列车都不在那里靠站，因此，这样的小站里的各种相应配套设备也显得极为简陋。在那分里外屋的狭小的值班室里，王金忠把“家”给安下了。按照火车站的管理规定，火车站值班室是属于“办公重地，闲人不得入内”的地方，因此王金忠初与火车站职工们打交道时，人家也是把他往外面轰。王金忠长时间在火车站的任务是要为南街村的企业争取到足够的车皮，并办好有关运输手续，协助托运等事宜，可以说是责任重大。由于火车车皮到站的时间极不准确，说不定就是半夜三更到，车皮一到需要用车皮的单位就互相抢，一般都是谁先到先给谁，所以王金忠只好白天黑夜地24小时呆在火车站里，而那里除了一个火车站值班室以外，别无可栖身处。于是，为了能获得夜里在值班室过夜的“特权”，王金忠做了不少工作，比如说帮服务员打扫卫生，在车站领导面前说好话之类的。最后，车站里从领导到普通职工都被王金忠的吃苦敬业精神感动了，他们不仅允许王金忠晚上到值班室里住，天寒时，站领导还专门给他备了一件大衣御寒。有时候遇到上级单位来查工作情况，看到值班室里睡了个人，就问：“是谁，怎么能睡到值班室里面呢？”车站的人回答：“是南街村的村长睡在里面。”一听这话，查问的人就不再说什么了，王金忠住火车站的故事早已顺着铁路的轨道传得很远很远了。
从1985年春天到1987年夏天，王金忠在这个小小的火车站值班室整整住了3年时间。
这3年的时间，在我们眼里可不是一个简单、枯燥的数字，它使我们在王金忠身上，看到了南街人那种坚忍不拔的毅力，那种吃苦耐劳的高尚美德，这是南街人从贫穷走向富裕的真正资本。
1987年，因为南街村的企业规模进一步扩大，诸如方便面厂、奶牛养殖场、麻纺厂等企业纷纷上马，村里的活忙不开来，亟需王金忠这样的干将回来掌握局面，而火车站那边，由于王金忠在那里“驻扎”了3年，已形成了良好的关系，处理正常业务没有太大问题了，所以，村党支部一研究就把王金忠给调回了村里。
回到村里后，王金忠负责抓企业的生产，这项工作他一抓就是两年多时间。1989年因南街村的企业飞速发展，产品又开始出现了积压的现象，王金忠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产品一积压，他就立即着手处理有关产品销售的工作，又开始全国各地地跑起来，直到1992年，南街村的企业制度逐步进入规范化、合理化轨道，当时的中原工贸公司下属成立了销售公司，专门负责产品的营销工作，增设了销售公司经理一职。这一来，王金忠才是算坐进了他那村长办公室，开始履行村长职责全面抓工作了。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大潮中，南街村是一条小小的帆船，因此它在并不是风平浪静的潮流中航行，注定了它的前进之途要充满波折。南街村人给我们的印象就是实事求是，有什么就讲什么，很少有弄虚作假的现象，村长王金忠更是如此。当我们的话题触及南街村目前面临的情况时，王金忠的脸上很清晰地露出一丝忧虑表情。
“南街村下一步如何搞好企业的经营管理，如何做好村民职工的管理教育，是已经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大问题。”说到这里时，王金忠举一个例子。“前不久，我们村就出现了销售公司的两名业务员用20多万元公款赌博的事。像这俩人一样常年在外工作的业务员，全国各地加起来大约有2000多人，这部分人与外界接触多，受一些不良思想侵害的可能性较大，管好这一部分人就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为了解决好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确保南街村有个美好的未来，村里主要是以把人管理好为中心，采取双管齐下的方法：一抓好管理干部的培养，二是搞好政治思想教育。”
“近年来，村里采取送出去请进来的方法，对现有的干部骨干进行企业经营管理、行政管理等方面的素质全方位的培训。如送村办公室主任王金安上清华大学短期培训班学习，请***以及郑州的部分高等学院的教授到南街村来上课讲学等。在如何搞好政治思想教育的问题上，我们还是始终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的原则，充分利用群众的力量，和错误的思想作斗争，对错误的思想根源进行批评，达到防微杜渐的目的。”
我们又问：“你对南街村的明天是否是充满了信心？我们知道南街村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有南街村特色的‘共产主义小社区’，但是这肯定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南街村首先是以一个经济实体站立于中国乃至世界这个大环境中，那么，南街村作为一个经济实体将向着一个什么方向发展？”
王金忠笑着回答道：“那当然是信心十足的，毕竟我们已经从最为困难的时期走出来了，十多年的创业，使我们学会了不少东西，也更是给了我们信心。特别是党的十五大的召开，我们南街村尤其如同吃了定心丸。说实在的，以前经常有人打击我们的自信心，说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就是反潮流，甚至给我们戴反对改革开放的帽子。十五大会议精神告诉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没有错，不仅我们学，***总书记还要求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都要学用毛泽东思想。这样我们就放心了，不怕人家怎样说了。”
“南街村的明天肯定是光明的。南街村要向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的问题，正如你们说的那样，大家都是知道的，那就是建设有南街特色的‘共产主义小社区’。我想你们所指的经济实体的发展方向，就是指企业的发展方向。南街村的企业将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抓住改革开放的发展机遇，立足于加强企业的管理力度，在稳定现有企业的正常运营的同时，力争从现在的劳力密集型向高技术型发展。这一点，我们3年前就认识到了，因此，这几年已经逐步实施。比如南街村的孩子上学都普及到中专，就是培养一支高文化素质的村民队伍，为高技术型企业的创办打下扎实的基础。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是想走一条实施‘外圆内方’政策的发展之路，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来指导我们的具体实践，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集体致富道路。我们的愿望究竟能不能实现，现在说了也不算，就算是当一块试验田吧。万一不成功，也是为中国农村的发展提供一些启示。”我们原先预计对王金忠的采访不会超过1个小时，毕竟几天的采访下来，对南街村的一些人和事，我们差不多是都了解一个大概了，然而，就在他的办公室里，我们相互间就各自所关心的问题交换着意见，谈话时间超过了两个多小时。猛地一眼看似乎是有着非常粗犷的个性的王金忠却有着令我们意料外的深邃思想，这使得我们自己一再地提醒自己，面前坐着的是一位管理着26个企业，年创产值近16个亿的村子的村长，自然有着不同凡响的长处。
1993年，王金忠被授予“全国优秀村委会主任”的荣誉称号。
这一刻我们也明白了，为什么王金忠会被南街村的人们称为“班长”王宏斌的“左膀”。
2．“班长”的右臂——郭全忠。冬夜守候“财神爷”。郭全忠畅论南街村的公有制前提下“绝对不是计划经济”经济体制。
郭全忠是我们所采访到的南街村“三大班子”骨干中，除王宏斌以外最早的一位。
那是因为一次意外的情况得以完成的，因此采访郭全忠比采访王金忠少去了许多细节。
那一天晚上，我们本来是准备参加南街村每隔一天开一次的“三大班子”例会的，结果等到8点多钟时，突然有人来说“班长”临时有事不能赶回村里，“班子会”今天就不开了。正当村干部们三三两两地站起身来准备离开会议室时，一直帮我们联系采访对象的贾中仁，把也准备走了的郭全忠叫住了。郭全忠也是个爽快的人，想了一下那天晚上因为要开会并没有安排什么大的事，也就一口答应了。
采访是在郭全忠的办公室里进行的。由于这次时间相对来说是要宽裕一些，因此我们得以相当从容地把自己的写作意图，和郭全忠作了简单的说明，并以这个话题为契机，逐步深入地聊开来。
在没采访郭全忠之前，因为我们的整个采访活动刚刚开始，对南街村的许多人和事，还是非常模糊，对郭全忠这个人更是一知半解，仅仅是从有限的资料里知道有这么一个人，而且是一个受教育的典型。那里面说的是郭全忠平时不太爱说话，群众关系处得不是很好，并且还有一次因为容许施工的工人用公家的水泥沙子为自家门前的路上铺了一段，为这事还让老爹告了一状，最后动到“班子会”上集体批评教育。这些事都是有根有据的，肯定是真的，因此，受这些影响我们对郭全忠这人的看法总是有些别扭。但是我们又想，郭全忠这人能在南街村这个响当当的村子里，担负着那么重要的工作，肯定是有着与众不同的地方，于是他的身上又多了一份神秘的色彩。
当面前摆上了一杯水，对坐着慢慢聊开来后，一个真实的且具有很清晰的思维的郭全忠逐渐地走近了我们。
和王宏斌、王金忠他们俩一样，郭全忠也是土生土长的南街人。在个人思想政治教育上，郭全忠从小就有很好的家庭教育。他的父亲叫郭东林，是一位1949年建国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而与新中国同龄的郭全忠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接受着良好的党性教育成长的。父亲的启蒙教育对郭全忠来说，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正因为有这样的基础，他才得以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因为各方面表现出良好的素质，而被任命为村民兵连的民兵排长，这一职务在当时时兴“全民皆兵”的时代，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务。作为一个乡村青年农民，郭全忠在这以后的路子似乎是非常顺畅。当了民兵排长的他又被生产大队派去参加卫生员培训，隔不久，又改行当上了更为被人们看重的生产大队会计一职，这期间，郭全忠虽然还担任过大队团支部书记，但即使是担任了团支部书记，郭全忠还是兼着村里的会计一职，也就是说从那以后，郭全忠就与南街村的财务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直到现在，他还是南街村财务方面工作的总负责人。
郭全忠之所以在南街村的群众中博得了“班长”王宏斌的“右臂”之称，主要是有两点。一是早在70年代中期，郭全忠就是与王宏斌患难与共的好朋友了，在南街村最艰苦的创业阶段，他始终和王宏斌等人一起齐心协力，攻下了一道道难题。假如说南街村从贫穷到富裕，从无到有是可以用“打下一片江山”来比喻的话，郭全忠自然也是可以说是“开国元勋”了。这一点从我们在南街村的采访得到的情况来看，全村的群众谁也不否认。
早在70年代末，当王宏斌带头创办村办企业时，郭全忠就是他的得力助手。直到今天，郭全忠还是非常清楚地记得1981年初村里办那个能日产30吨面粉的面粉厂时，由于银行不贷款，大队干部带头每人5000元的集资款，当时是王宏斌头一个交出自己卖了准备盖房子的木材凑齐的钱，第二个交款的就是郭全忠。这些年来，每当王宏斌带着村民每迈出一步，都有着郭全忠这个足智多谋的“军师”的一份功劳。在这个过程中，最令郭全忠感到终生难忘的是一个风雪之夜。
在1984年至1985年的这一年多时间里，是南街村村企业的起步阶段，也是关系着南街村党支部冒着风险把承包出去的企业回收了以后，能否有新的发展，更是决定着南街村党组织能否在群众中重新找回昔日的威信的阶段。我们说了，1981年南街村办企业的时候，当地银行就不向他们贷款，直到1984年，尽管这时改革开放的各项相关政策，已在中国大地全面开展实施，但那条不向大队这一级集体贷款的“规定”还是没有取消，然而，这时南街村却面临着了一个不贷款不行了的局面。我们前面说了，南街村的人们为了办集体企业筹集资金，可以说是使出了浑身的解数，什么指山卖磨，什么政治动员集资，包括党员、干部义务劳动挣钱等等方法，可小小的南街村可挖掘的资金来源毕竟是非常有限的，当南街村决定把自己已打开了面粉销售市场的面粉厂扩建时，就面临了一个缺少十多万元资金的问题。这时，南街村人使尽了“法术”，只剩下向银行贷款这“华山一条道”了。当时，作为村党支部书记的王宏斌自然是义不容辞地成为走这“华山险道”的人，而与他同行的还有他最为亲密的战友——村会计郭全忠。
那时候的南街人就懂得了“外圆”的必要性，为了能求见当银行的行长，以求能打破不贷款的“规定”，王宏斌和郭全忠他们也和别的人一样，带上两条好烟，拎上两瓶好酒登门拜访。那时候社会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原地区的社会风气还是相当地纯的，送礼请客的事在贫穷的土地上还是并不多见，而且当时的那个银行行长是个正直的人，于是，当南街村的两个村干部拿着东西上门自然就被拒之门外。王宏斌、郭全忠俩人随后又空着手多次去找那位行长，可也都被一次次地告之不能贷款，最后，行长被他们追得无奈，干脆一见着就躲得远远的，甚至连回家都是偷偷地不让王宏斌他们候着。当时他们俩人真的是有些要泄气了，然而一想到这不是自己能不能在银行贷到款的事，而是关系到一个村子近3000口人能不能解决贫穷问题的大事，无论说什么也要贷到这笔钱。
那时候已是深冬的季节了，农村的大节春节就要临近，人们在凛冽的寒风中匆匆忙忙地穿行，家家都在忙乎着准备要过年了。而那时刻，南街村的两个年轻人总在中国农业银行临颍县分行的大门前踌躇而行。驻足时，俩人就面对面相互看着，一腔复杂而沉重的心情令他们有些哭笑不得。
俩人就这么相互间看着，郭全忠对王宏斌说：“宏斌，看来就这样耗着也不是一回事了，那年你在北京是怎么逮着人家糕点厂厂长的？”
“兔子有三窟，但也得有个走路的道，俺就在那守着他必走的道。”王宏斌拢着手哈着热气说道。
“中，咱们就到行长家门口去守着去，他可以不来办公室，还能不回家？宏斌，你说中不中？”郭全忠提了这样的建议。
“中，看来只有这样了。”
两个个子都不高，一个长得敦实，一个长得消瘦的中原汉子，就一前一后地消失在古老中原大地的夜色中。
那几天，有从北方来的寒流袭击了临颍地区，这里夜晚的最低气温急骤下降到了零下10摄氏度左右。王宏斌与郭全忠俩人就在这样的冷天里，好像是为农业银行行长家站岗一样站在他家门口，谁知那行长似乎是有心灵感应似的，当他夜里10点多了往家里走时，快到家门前先站在远处观察了一下，就把王宏斌和郭全忠的行迹给发现了。于是那行长就跑到边上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当晚就没有回家往宿，而是到招待所住了一晚。而王宏斌俩人却等了整整大半夜，直到凌晨2点多了，明白行长今晚是不回家了才撤了。第二天一早，行长家的门口又出现了王宏斌和郭全忠的身影。因为有了头一天晚上的教训，县农业银行行长第二晚上就更不着急回家了，先是找几个人打了几圈牌，再上街吃了一点夜宵，时针就指向零点了，这才慢悠悠地往家赶，他边走边四顾着只有寒风呼啸大街小巷空无一人的夜晚，心想：那两个伙计这会该回去了吧。然而，出乎行长预料的是，他家的门口这会儿还是站着两个像是哨兵一样的人，这时候，王宏斌诚恳的话语在行长的耳际响起：“要是我个人办企业，行长你说不能贷款，俺王宏斌不求半个不字，可这是关系到俺南街村3000口人脱贫致富的事，贷不到俺们是不会放弃的！”犹豫了片刻之后，行长还是下定了决心向家门走去，近了，他一手握住王宏斌的手，一手拉着郭全忠的手，眼里噙着泪花说道：“兄弟，你们这就回吧，明天俺就给你们向上级汇报，看上级能不能给个例外的倾斜政策，想个法子给你们贷款。”
那行长说话算数，没隔几天，一笔10万元的贷款就划到了南街村的账户上了。
正如南街村的人们所说的那样，郭全忠确实是并不善于言谈，但他所讲述的往日的故事还是深深地打动了我们的心。我们明白，那是因为他亲身经历了那不眠的寒冬之夜，感受到了那份创业者的艰辛，才会讲得如此生动，这不是用言语来表述的，而是用心来叙述的。若说每个人都会有那么几件事是值得刻骨铭心记忆的，那么这一段故事，定是郭全忠值得用一生的时光来追忆的。
在和郭全忠的交谈中，我们开始发现这样一个现象，那就是南街村的干部们在讲话时，总是时不时地冒出一两句也许并不是那么完整的***的话，这使得我们想起南街村曾大量印制过的《***语录》封塑皮小精装本，那即是放在上衣口袋里也是完全可以的小本子的许多话，南街人已能熟练地运用到实际中去了。如贾中仁在谈到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时，就引用过***的一句话：“没有强大的经济就没有强大的政治。”看来南街村的人们学毛泽东思想还真是实实在在地深入地学了。郭全忠所讲的几句***的话中，其中有一句“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话给我们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这主要是因为针对这句话，郭全忠对南街村现行的“公有制前提下‘绝对不是计划经济’经济体制”作了一番绝妙的阐述。
那时我们提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南街村现在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制度特别强调一切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的特征，也就是说南街村现在的经济体制或者说是经济模式是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所刻意废除的计划经济，这种已经被实践证明是落后的不利于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不利于发展生产力的经济体制，会不会制约着南街村企业的进一步发展，甚至会导致南街村的这些企业最终走向现在的国有企业所面临的破产之路。应该说，事先我们就估计到这样的提问是不太好回答的。没想到郭全忠不假思索地就回答了我们的问题，并且回答如此机智。
“我们南街村确实是在走一条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道路，我们认为这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保证，我们搞了14项生活用品福利配给，都是在这一大原则方针下实施的，但是，若凭这一点就断定我们的企业是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国有企业是同一概念，那就不太准确了。确切些说，我们的企业经营模式，比如说企业的生产计划不是靠村里的计划来定的，而是根据市场的需求来定，这就说明我们是高举着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走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这一点，也是我们在最近几年中摸索出来的。”
郭全忠在南街村是管理财务工作的，因此他对南街村的企业经营状况了如指掌，所以他也是最有权评说南街村的企业究竟是在怎么样的经济模式下的企业。最终，他用大量的事实把我们给说服了，让我们接受了南街村所独有的那种企业经营模式。
早些时候，南街村的企业确实可以称作为是计划经济下的企业，生产什么产品，怎么进入市场营销，企业的各种经费开支都得经过“班子会”上研究才行，对企业经营的好坏，企业的领导因为村里插手过多而没有太大的责任。最初企业少的时候，村干部其实也就是企业领导，村里的中心工作也就是搞好企业的营销，后来随着企业一个个办了起来，南街村的“摊子”越摆越大，那种计划经济的缺点就暴露出来了，亏损企业一年比一年多，赢利企业的利润被亏损的企业的赤字抹平的趋势抬头。这时候，村领导班子就通过学习邓小平理论，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立即采取措施，权力下放，放活水养活鱼，企业经营的状况一天好过一天。
郭全忠否认南街村的经济模式是计划经济的论据主要有三点，上述的是第一条，第二条是南街村虽然是搞了14项福利配给，但了解南街村实际情况的人都知道，南街村绝对不是“吃大锅饭”的地方，谁要想“吃大锅饭”而到南街村来，那就算是找错了门了。南街村不仅有“十星级文明户”的评比来约制“吃大锅饭”的现象出现，而且还有许多相应的制度与措施来激励村民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南街村也不是按需分配，从大局上来说，南街村实行的是按劳分配坚持多劳多得的分配制度。
第三条是南街村的企业并不是因为是集体所有就等于没有破产，自从1984年到现在，南街村至少已经有3个企业因为经营不力，效益不佳而被宣告破产或转产，只不过南街村解决就业人口的能力强，“下岗”职工很快就在新的企业或单位有了新的工作岗位。比如说，1983年，南街村创办了一个奶牛养殖场，由于缺少技术以及对市场需求的评估过高，造成奶牛场一直亏损，1989年，南街村就宣告奶牛场破产了，相关企业的负责人根据应负的责任受到了内部处理。同样的，1987年6月兴建的南街村麻纺厂，1988年投产后效益一直不佳，1991年5月转产为生产纸箱、塑料包装袋和方便面汤料纸的“包装材料厂”。
我们说***创下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国两制”，而按郭全忠的说法，王宏斌带领下的南街村如今实行的是“一村两制”，即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企业经营坚持走市场经济道路，这听起来看起来都是挺矛盾的事，在南街村居然行得通，不得不让人为之而深思。鲁迅先生曾说过：世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而南街人走的这条路，会不会因为走的时间长了，走得远了，而成为属于中国当代农村全面发展的千万条道路中的一条新路呢？
我们并不想对南街村的目前的模式作太多的评论，有一点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从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任何事物都有着它的缺陷，比如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解得过于死板，那么在它所主导下的经济模式，就会出现劳动者积极性不高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力主坚持集体经济模式的南街村人，比如说郭全忠这样的人，他们就是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这个问题。他们之所以走了现在这条看起来确实似乎是有些特别的道路，从我们的采访中了解到的情况来看，他们是摸着石头过河——一点点地走过来的。
当初南街村党组织为了能寻找到教育村民树立爱村敬业的思想的教材，所以开始逐步开展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活动，当他们确实是从中尝到甜头了以后，他们就如同认准了一块土地能种出好粮食一样，对毛泽东思想有了百分之百的信赖。当他们靠着毛泽东思想所赋予的强大思想动力与博大的智慧，在穷土地上创出了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后，这一种信赖更是与日俱增。
但是，假如我们就此来给南街村的人下除了毛泽东思想他们啥思想都不要的定论的话，那就犯了一个大错误。或许是南街村是个小村的原因，中国有句古话叫“船小好调头”，这句话被人们较为广泛地来比喻改革开放中兴起的无数乡镇企业，南街村集团自然也是在其中，因此在关键时刻能够迅速应变；也可能是因为南街村人虽然是毛泽东思想的忠实信仰者，但他们是新时期的信仰者，而不是曾经的那些教条主义者，更不是那些遗臭历史的机会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正如头一回见到王宏斌，就听他说了这样的话：“我们最初想起来学毛泽东思想，并没有任何政治目的，只是想寻找教育村民的思想，想寻找农民致富的道路。”我们认为这是一句非常真诚的话。正因为这样，南街村的人们在实践中运用了毛泽东思想，而当他们在发展经济的实践中遇到新的问题时，他们充分发挥了***的改革开放伟大理论这一强有力的武器，结合他们已用毛泽东思想创下的扎实根基，实施了那引起了争论却非常实用的策略——“外圆内方”。
在与郭全忠的交谈中我们了解到，他的这一番思想理论，绝大部分是来源于平时与王宏斌之间交换学习心得而来的。这时候，我们就想起一个问题：“郭书记，据我们了解南街村的人们对王宏斌书记有着一份特别崇敬的感情，你和王宏斌王书记虽然从职务上来说是上下级关系，但从年龄上来说，你比他还要大几岁，那么在你的心目中对王宏斌书记是不是也有那样的感情？”听了这个提问后，郭全忠连想都没想就回答了：“宏斌书记确实在看问题思考对策上有他的独到之处，并且他这个人有着高尚的思想境界，他是那种你不服也得服的人。宏斌书记虽然比我小两岁，但许多方面我却经常需要他的帮助，特别是个人思想修养上。那一次铺路的事想必你们也知道了，一件小事，宏斌就给了我很多的教育。可以这么说吧，从个人感情上来说，我和宏斌是朋友；从思想道德修养上来说，宏斌是我的老师。”说这一番话的时候，郭全忠说得很慢说得很认真。
“班长”王宏斌的形象在对郭全忠的采访中，再次在我们的脑海里升华。而郭全忠作为一个农民企业家的形象，也深深地铭刻入我们的记忆之中。
3．王继春带回来两个“日本小姐”。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知难而上学艺。
南街村党委一班人虽然大多都上过高中，但那都是“文革”时期的高中，也没学到多少东西，因此他们可以说是都没有多高的理论水平和知识水平。十多年前他们都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汉子，如今他们领着全村的职工和群众走出了一条富裕之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他们在创业过程中的酸甜苦辣滋味，只有自己才能体会得到。
南街村干部们常说这么一句话：苦累都算不上什么，最让人懊恼的就是缺乏知识。
关于这一点负责管理5个合资企业的村党委副书记王继春体会最深了。
在南街村党委的书记中，1956年出生的王继春是最年轻的一位，他的工作就是主管合资企业。
王继春毕业于临颍县第二中学，初中文凭。当年回到南街村后，王继春就到农机队开50型拖拉机，一直开到后来担任南街生产大队第二生产队队长。王继春当生产队长的时候，王宏斌已不再担任第一生产队的队长，而是改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了，因此，可以说是从那时起，王继春就是王宏斌手下的一员能挑重任的大将了。
1985年，南街村第三个企业——主要是生产糕点的食品厂投入生产，王继春就当了食品厂的副厂长。1986年初，因南街村运输队驾驶员紧缺，会开车的王继春被从副厂长这个位置上调到车队去开大货车，同时还担负着跑供销的双重任务。从干部到普通职工，王继春几乎没说半个字，就开起大货车东奔西走，那一段时间里，王继春到过重庆、成都、贵州、广州等地，到处推销南街村面粉厂生产的面粉。到了1987年夏，南街村创办麻纺厂，王继春又奉命到麻纺厂当厂长，这厂长一当就是3年时间，而且尽管王继春使出了浑身解数，但由于麻纺厂的技术落后，加上产品市场一直打不开，麻纺厂连年亏损，最终经村领导班子研究决定，宣告麻纺厂转产。王继春说他那3年是“走麦城”了，但也由此学会了不少东西，交了学费买了教训。这以后，他又到村办的纸箱厂工作了一段时间，期间，王继春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了学习毛泽东思想，花在了总结经验教训上。经历过了一次创业的失败，年轻的王继春已走向了成熟，并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对他做好以后村里赋予他的更为复杂的管理合资企业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年，南街村由于企业越办越多，也越办越红火，为了更好地把企业管理好，村里就成立了一个企业管理办公室，因为企业破产而下了岗的王继春到企业管理办公室工作。在这样一个工作岗位上的王继春担负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为南街村的企业扩大生产出谋划策，包括引进新的投资项目。因此，那段时间里他又开始了南来北往的生活，其中北京是王继春最常去的地方，只不过这一回不是推销产品，而是为学习企业管理知识四处求师拜友。在北京的时候，王继春认识了一个对他今后的生活有着重要影响的人，那个人叫陈建国，是个河南老乡，在北京方便面集团技术信息部工作，因为正是通过陈建国，王继春才认识了正忙着在中国寻找投资伙伴的日本内田贸易株式公司中国代理人周静华。就凭第六感觉，王继春一见到周静华，就认定了这人会是南街村的合作伙伴。于是，王继春就开始向周静华介绍南街村的有关情况，看到周静华有些动心了，当即建议她到南街村去看一看。在这个过程中，王继春连向村里领导请示的时间都没有，因为他明白有时候机遇是稍纵即逝的，假如当时不能把周静华等人请到南街村走一趟，说不定日方的资金就不会打到南街村来了，因为那时候王继春就已经了解到周静华她们已和东北的一家企业谈判得差不多了，就差日方还没有向对方打卡拨款。这一点后来我们在周静华处得到了证实，也就是说王继春当初先斩后奏的策略从大局上来说是非常正确的。
经历了王继春带回来两个日本姑娘的趣事之后，南街村的合资企业就进入了办理申办手续的实质性阶段。由谁来承担这一项对南街村来说是首开先河的工作呢？村领导班子反复研究之后，决定由王继春负责。
可以这么说吧，当时不仅是南街村的人没和外国人搞过合资，包括漯河市也没有人和外国人做过生意，更不要提合资办企业了。没有经验可找，也没有典型可临摹，一切得从头学起，因此，王继春在接了分管合资企业的重任后，就成了南街村也是漯河市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了。
第一次和外商打交道，一没有经验，二在技术上一窍不通，又得办各项审批手续，一连串的问题让王继春寝食不安。当村领导班子决定在两个月内把营业的全部手续得拿下来时，王继春说了一句“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就着手干了起来。他找来一大堆有关与外资合资的书来看，遇到不懂的，就跑老远路找行家请教；为了办手续，他和办公室的王洪克夜里12点多了还在漯河市市政府大楼下喊人开门盖章，结果找到了盖章的人，却因为下班了，办公室的大门上了锁进不去。他们几个人就从一点点的大门缝里，硬是挤了进去，当夜盖好章后，凌晨二三点又起身赶往郑州送批文。这个过程中，王继春平时认识的那些老师派上大用场了。比如法律上的事，要是王继春他真的从头学，恐怕没个三年五年不可能琢磨透，这方面的问题，他全靠在北京时认识的一个远房亲戚戚全申帮忙。戚全申也是南街人，和王继春沾着些亲戚关系，是个高级工程师，王继春看他懂得多，平时就经常把遇到的不懂的问题向他请教，这一回申办合资企业，更是请他伸出援助之手。王继春每每遇到问题总是不耻下问，四处求拜老师，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也是因为这是漯河市头一个合资企业的缘由，上上下下都非常配合，申批过程是一路绿灯，结果，在王继春的努力下，原计划两个月拿下来的项目立项手续，一个月就全部办好了。这个南街村中日合资耐可达彩印厂顺利投入生产后，一直成为南街村创利的拳头企业。
在南街村的领导班子里，王继春的好学是颇有名气的，虽然一直忙碌，王继春也没敢忘了学习毛泽东思想，始终与南街人大学毛泽东思想的形势保持一致，而且，他还不断地从学习中寻找到指导自己工作政治理论。当我们那天吃过早饭采访王继春时，他由于头一天睡得很晚，刚起床，显得有些疲倦。在接受采访中，他说：“***他老人家说过，‘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不懂装懂’，我老老实实地照办了，还是真走了过来，完成了村里交给的各项任务！”
王继春就这样拿***的话作自己的实践指导，在管理上去学习别处先进管理经验，在技术上虚心向师傅们求教，终于硬是把自己从一个什么也不知道的人，变成一个懂技术、会管理的行家里手，把5个总投资额达4亿多元的合资企业领导得红红火火。
4．贾中仁民兵工作独当一面。当了8年兵的贾中仁和一封信的故事。
当我们漫步在南街村的时候，常常为巍巍的***像下挺立的哨兵而感动，而过往南街村的人们，更是把能把哨兵与伟人***的像一齐作为背景进入自己的照片而倍感兴奋。南街村的民兵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它在南街村的作用已超越了它作为武装工作的本身意义，而成为体现南街村人精神面貌的象征。
南街村绝对拥有着权威的王宏斌就曾说过“南街人学民兵”的话。王宏斌的话不多，只要他讲出来了，就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由此可见南街村民兵队伍建设的质量是何等地优秀。事实上，民兵们也是在许许多多的方面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些年来，南街村的民兵为南街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南街村负责抓民兵工作的自然是村党委副书记、南街村武装部部长兼南街村民兵营营长的贾中仁。
谈起南街村的民兵工作，作为退伍老兵的贾中仁深有感触地说：这里头可是别有一番滋味啊。贾中仁抓民兵工作有一套成功的经验，这在临颍县甚至漯河市都是众所周知的，南街村的民兵工作多次受到上级的表彰，贾中仁当然是功不可没。
而贾中仁在做民兵的政治思想工作方面也有一套独特的办法，讲起课来令人心服口服。一次，郑州人武系统的一个搞政教的教授听了他的报告后，问贾中仁：“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贾中仁回答道：“我只念了高小毕业。”那教授惊讶地瞪大了眼睛：“一个高小毕业的人讲话有这样的理论水平，真是不简单。”
知情人都知道，贾中仁这水平那可真是“梅花香自苦寒来”。
关于贾中仁的文化水平，他的妻子卢秋云最清楚了。因为在贾中仁与卢秋云的恋爱过程中，曾因为一封信而差点让他们孔雀东南飞。
一个很是晴好的夜晚，贾中仁和我们讲起他那一封信的故事。
贾中仁只上过小学就辍学了，当了兵后，虽然在部队里学了几个字，但也是寥寥无几，因此，当家里给他订了一门亲，俩人正谈得热乎的时候，一件事却难倒了贾中仁。因为女方是个念过高中的女娃子，文化水平比他要高上一截子，收到她的来信后，贾中仁不知怎么给她回信才好了。于是，贾中仁就求班里的另一位墨水多一些的战友，让他帮忙给对象回信。由于大家都是年轻人，加上平时贾中仁比较喜欢开玩笑，所以替他回信的战友就开了一个不大也不小的玩笑——在给卢秋云的信中说了一通上言不接下语的废话，讲她长得不好看，还说作风不正，并在信末声称要和她“吹灯”。
卢秋云说那封信已经让她给烧了，但信的内容还记得一点。我们让她说说信里都写些啥了，她说，那些话俺都说不出口。一旁的贾中仁就偷偷地乐。
当时，贾中仁对战友们相信得很，那封信他连看都没看就塞进信封里寄走了。之后的日子里，贾中仁就天天等着对象给回信了，谁知回信没等着，倒是等来了一张电报单子：父病重，速回！贾中仁也是挺有个性的，收到这样的电报居然不信，他对连长说：“俺刚从家里回来，父亲身体好着呢，准是谁给俺开玩笑，不回了。”果真他就不和连队干部提回家的事，继续很安心地当他的兵，训他的军事课目。
不料，没过几天，家里又来了一份加急电报：父病重，速速归！！！后面居然加了三个感叹号。这一下贾中仁坐不住了，找上连队要回家了。特殊情况特殊对待，虽然贾中仁回家探亲刚归队不到一个月，连队还是准了他的假。
贾中仁背了个军用小包迈进自家的小院子里时，头一眼就看到了老父亲坐在院子中央编草垫子，脸色红润，气色好得很，哪像是得了大病的人？他就问了：“爸，不是说你病了吗？你这不是好好的，怎么回事？”老父亲抬头一看是贾中仁回来了，刚才好好的脸色一下就变得气呼呼的了，指着贾中仁的鼻子说：“你小子都干了些什么好事？”一时更是把贾中仁给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听了老父亲再说道：“你都写了一封什么信，把人家女娃子气得那样子。”
这时候，贾中仁总算是听出了点门道来——是让战友替写的那封信捅娄子了。当贾中仁看到了那份战友代写的信后，连他自己都有些哭笑不得了。经过一番周折，贾中仁终于还是向卢秋云解释清楚了，俩人又重归于好。
这件事给贾中仁留下了很深的感触，没有文化知识的苦衷使他懂得了自己必须努力补上这一课。也就是从那开始，贾中仁自己给自己加压力，利用一切机会学习文化知识。
记得贾中仁刚当干部那会儿，有的群众就说了，谁不知他那两把刷子，就那水平还能当好领导？贾中仁闻听了这话之后，就如被人抽了一鞭子一样。当时他就暗下决心，一定要提高水平把村里交给的民兵工作搞好，当个好领导。自然地，贾中仁就和所有的好学的南街人一样，打开了***的著作，把其中的两句话写在了学习本的扉页上。这两句话是：“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的问题，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这两句话就成了贾中仁的学习座右铭。他自此以后开始了发奋的学习，工作之余，便抓紧时间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邓小平理论，学习有关的军事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理论水平和知识水平。贾中仁学习学得有些到了入迷入痴的境界，总是忘了回家吃饭，他的妻子卢秋云就把饭送到他的办公室。通过学习和实践，贾中仁各方面能力都得到了快速的提高。
对于有关贾中仁学习的传闻，初时我们还抱有半信半疑的态度。因为我们的采访过程中，得到了贾中仁的大力支持，因此，我们与他的接触在南街村所有的领导成员中是最多的，几乎每一次我们遇到贾中仁时，总看见他在非常认真地看书，每遇到精彩的具有较强思辨性的段落，他就工工整整地记录到自己的小本子里去，他的这种好学精神甚至感动了我们，促使我们更为努力地投入到在南街村的采访中去。我们还听过他给民兵营独立连的民兵上政治教育课，一上午时间，只凭着一张小小的字条上的几个讲课提纲，他居然滔滔不绝地讲了下来。他的课真的是可以用条理清楚，逻辑能力较强等词汇来形容。
贾中仁当了8年兵，回到村里后，1977年至1980年，当了3年南街村民兵营下属的民兵连连长。这段时间里，他所带领的那个连队各项工作都走在各连的前头，于是，1980年，贾中仁被任命为南街村民兵营营长。1994年4月1日，南街村正式成立了村武装部，贾中仁因为这时已经在民兵工作方面有了出色的成绩，从而顺理成章地当了村武装部的部长，继而又当选为村党委的副书记。这些年来，贾中仁的工作成绩在南街村是有目共睹的，诸如他总结概括出了处理干群关系的“十要十不要”准则，现已成为南街村各企业干部、职工的工作准则等事，在他身边工作的同事一讲就是一大堆。
在我们的采访中，也曾多次地领略到贾中仁的风采。当我们问“南街村全面建设的主要特点是什么”时，贾中仁就不假思索地说开来：“南街村近年来的建设发展主要是有这么7个特点。一是看发展，城市化；二是看生产，工业化；三是看农业，机械化；四是看文化，科技化；五是看思想，公字化。”说到这，他就停下来解释了一下，“这公字化，就是指坚持公有制制度的思想深入干部群众。下面的第六点是看生活，市民化；七是看管理，军事化。”
这一番说法或许有些不是十分恰当，但这是一个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农村干部，几乎是没经过长时间思考说出来的一段话，其分量无疑就加重了不少。
1998年5月，在人民日报时代潮杂志社、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国务院军转办、民政部新闻办公室等13家单位共同举办的“'98时代人物”优秀转业退伍军人宣传活动中，贾中仁光荣入选，成为河南省惟一一名人选为“'98时代人物”的退伍军人。
5．王金安一生难忘“***”教训。王金安眼中的王宏斌。南街村集团总经理耿富杰说：这些年南街村确实锻炼了一批干部。
采访南街村党委委员、党委办公室主任王金安时，由于对于他的工作内容只是作了些直感上的估计，并据此拟定了采访提纲，所以还闹了一个小小的误会。
因为有招待所的姑娘们的“指点迷津”，所以每当我们要采访村里的主要干部时，总是先到餐厅或会议室门前守候，结果正如姑娘们所说的那样，次次是如愿以偿。采访王金安也不例外。
那天吃晚饭时我们就算了算今天是要开“班子会”了，5点半开饭，8点钟开会，这中间有近两个小时的空当时间，或许可以利用起来，采访一个村干部。在餐厅里吃饭的干部中，王金安几次与我们照面，但都是打个招呼就忙事去了，今天可能是个好机会。于是，我们就和他相约，能否利用饭后会前的时间和他聊聊。王金安稍想了一下，就答应了。
当我们把事先准备好的采访提问一摆开来后，这时才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因为王金安这个党委办公室的主任，并不是像我们所想像的专职管理党务、政务的办公室主任，拿王金安自己的话讲，他这个办公室主任每天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时间是用于接待工作，接待的对象包括像我们这样前来南街村采访的，或者如我们所见的那些来南街村参观访问的，还有一些到南街村搞调研工作的，更多的是上级来检查工作的。因为他所在的村党委办公室其实就是村“三大班子”——南街村党委、南街村村民委员会、南街村集团的综合性办公室，其工作的复杂性自是可以想像了。而我们想采访的一些有关党建方面的工作，则是由一位分管组织工作的党委委员负责。得知这些情况后，我们干脆就将错就错，顺着王金安分管的一些工作情况聊了开来。
王金安在南街村的党委班子里，可能是最年轻的一位了。他1958年7月出生。而王金安的“学历”，也可能是所有南街村的干部中最高的，1991年上半年他曾参加过漯河市与清华大学共同举办的一期乡镇企业经营管理培训班中学习过，虽然那仅是几个月的短期培训班，但对一直苦于没机会系统地学习企业管理知识的南街村干部来说，王金安是何等幸运。王金安也是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我们从他办公室里摆放的一些书籍中，也可以看出一些能反映王金安与其他村干部相比有着的那点滴区别。在南街村的干部办公室里，首先映入你的眼睑的是一套由邵华、毛岸青等主编的一套27本的《中国出了个***》丛书，然后慢慢地会惊讶地发现——他们通常会拥有十数册乃至数十册的政治理论书籍，有些是可能会引起你怀疑他们能否真正看懂的思辩性极强的书籍，不管如何说，这样的发现肯定会有助于你对他们的好学精神有更深层次的理解。王金安的书橱上不仅不乏那样的书籍，但更多的则是装订非常精美的一些经济类书籍，那些和《辞海》差不多大小的书籍甚至让那小小的书橱有种不堪重负的感觉，这一切似乎都在说明着王金安这位曾到清华园里走上一遭的南街村领导，对南街村的明天有着自己的理解与自我责任意识。王金安看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他的那些书上，就谦虚地解释了一下：“平时也没空看这些大块头书，买回来多半的目的是想在需要的时候能当个资料查查。”
南街村的主要干部似乎个子都不太高，王金安也同样是如此，并且还有些瘦，加上他那非常明锐的目光，给人一种十足逼人的感觉。这时候我们就想起王金安原先的职业——一位干了9年架线收线抄电表的活的老电工，那是一项王金安所喜爱的工作，而或许正是缘于这份喜爱，才使他的个性也是如同电流一般爽直。这位爱人在南街初中教书，小孩在临颍县一中上学，有着温馨家庭的刚步入不惑之年的汉子说：“我感觉到自己比较适合于搞技术类的工作，而不太适合搞行政类的，但村领导特别是‘班长’对我很信任，赋予了重任，也只好不辱他们的希望，拿出百分之一百的干劲来工作。”
王金安1986年入党，1988年当选为南街村副村长，村长是他的堂兄王金忠。然而，由于时下风气并不如人意，于是一般人就常会想像，堂兄弟一个村长一个副村长容易形成裙带关系，但从王金安的履历中，我们似乎没有看到王金忠对这个精明能干的堂弟给予更多的“照顾”。据我们了解，在当了副村长之后不久，南街村成立了运输队，当了副村长的王金安居然又到运输队去开车了。虽说王金安到运输队开车，但他更重要的任务是领导好车队，不管怎么说这车队领导和副村长之间的职务差别是明显的。
我们最初到南街村时，常听说干部们这样上上下下的事，当时觉得挺震惊的，这种会容易让人产生错觉的事情南街人做起来非常正常，而且当我们在采访中问到过不少被上上下下调动的干部，几乎是百分之一百的人对自己的工作安排竟然没有一点哪怕是半点的意见，他们都有着这样的信心，自己被派到哪个工作岗位，就说明哪个工作岗位重要，而只要自己工作认真，能够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干出一番事业来，肯定会被村里委以重任。“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这种人才理论在南街村非常普遍地形成了共识。在南街村，王金安当然是一个人才，所以在运输队干没多久，王金安就回到村里当他的副村长，这大约是1989年夏天的事了，可离这也没多久，南街村出了件让王金安一辈子难以忘怀的“大事”——群众告状告出了一个“***”。
在南街村采访的日子里，南街人有一点却让我们感受至深——那就是南街村人的幽默。南街村人常把村里发生的一些事，和古今中外发生的一些大事联系起来，相互间打趣时总把南街村人的名字与一些国内外的大事张冠李戴，换取那一份永远荡漾在他们的生活中的欢乐。而南街村的老少爷们之所以能够知道那么多的国内外大事，主要是与他们对外面发生的一切总是有着高度的敏感性有关，可以讲南街村的人们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再加上南街村的们那份好学劲头，正好就应对了400多年前江南人陈云浦和顾宪成于雨中对出的对子了：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因为这样的一个环境，南街村人的许多说法里，玩笑性的成分相当大，有关南街村出了个“***”的说法，也很大程度上有开玩笑的目的。
南街村人指的“***”就是王金安、安保结、窦彦生和寇平，这4个中，王金安是公司企业管理办公室主任，另外3个人分别是南街村3个厂的厂长，均是南街村年轻的干部。年轻人气盛，各自独当一面就有了一些高于群众的傲气，加上他们四个因为个性的原因平时比较合得来，就常常一直吃吃喝喝，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搞点小特殊的事时有发生，脱离群众搞小团体的倾向比较明显。比如王金安就利用为企业安装暖气的时候，在大家的住房都没有暖气的时候，先给自家安上了。我们说过，南街村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得非常广泛，当王金安他们几个人的行为出现了问题后，立即有人反映了。南街村对干部群众中存在的“私心观念”处理得特别严重，他们认为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是始终对立的，要想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就要严防个人主义抬头，也就是说要对“私心观念”严重的干部群众进行彻底的世界观改造。所以，王金安他们4个人就少不了要在村民大会进行对自己的言行作一番深刻的检查，然后由村党支部书记王宏斌亲自宣布，王金安等人从那天开始停职5个月。那一天是王金安记忆最为深刻的一天，当我们问他具体的日期时，他几乎没作任何回忆就脱口而出：“那一天是1989年11月27日。”
村里给王金安他们4个人停了工作，可他们却没给自己停，当他们在作了深刻的反省写好了检查交给村领导之后，就开始到工厂里参加劳动了，当然这时候他们的劳动是全义务性的，一没工资，二没有劳动定额，全凭积极性，但他们为了“争取重新进步”，干得比谁都多。这义务劳动一干就是3个多月，那年过完了春节后，村里根据他们4个人近期的工作表现，决定提前给他们恢复工作——给他们一个试用期。1990年大年初四那天，王金安连拜年都顾不上，就受到村里指派参与考察设备工作。听到这个消息后，王金安是心花怒放，第二天一早就整装出发了。经过一个月的努力，王金安完成了村里交付的任务，回到村里后，又被安排担任监督员，每天到各厂巡查24小时生产、生活情况。随后全国展开农村社教活动，王金安又奉命接受了负责全村的社教工作，完了，又到安徽收购药材忙乎了一阵，等他回到村里，已是1990年5月了，这4个月时间里，王金安4次变动工作岗位，次次圆满完成。这时候，村里已正式恢复了其余3个人的工作，就是没有取消王金安的试用期，也就是说，这时候的王金安还是个干多少活给多少劳务费的临时工，不是南街村的正式职工。回想起那时的情景时，王金安说：“看那时处理的阵势，好像村里是准备几年时间里不用自己了。”但尽管这样也没有打消王金安的积极性，相反地更加促动了他对自己过去一段时间里的思想的反思，力求加强自身的思想政治学习，兢兢业业地工作在村里安排的每一个工作岗位上。
1990年5月18日，在王金安被停止工作5个月零21天之后，南街村党总支宣布，正式给王金安恢复了工作！闻听了这一消息，一向自视坚强的王金安忍不住激动的泪水，任凭它流满脸面……数年后，当王金安面对着我们的采访谈及往事，触动了情感的深处，连连说：“这件事给我带来的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交了那笔学费学到了够我用一辈子的东西！”
针对处理“***”这件事，我们提了这样的问题：“其实当初说起来你也并没有犯什么大错，村里就那样处理你，听说特别是王宏斌好像对你的批评尤为多也是尤为尖锐，你有没有觉得有点小题大作的感觉？你对王宏斌有没有产生反感的情绪，或者说在心里头有一种不是滋味的心理？”
王金安没有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而是反问了我们一句：“这20多年来，王宏斌一直是南街村的一把手，而有问题受过处理的干部群众不说有几千几百，那少说也是有几十吧，包括郭全忠书记他们在内，都是受过‘班长’的严厉批评的，这些人你们采访了也不少，有没有哪个说对‘班长’有意见的？我不问你们，也敢说是没有。为什么呢？我想谈几点‘班长’这个人是一个怎样的人你们就明白了。”
“‘班长’这个人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事业心强；二是为人处事公道正派。‘班长’有句名言，那叫‘不图个人半块砖，甘为集体造金山’。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他每天到企业检查工作不少于5个小时，用这种主动的管理方式，深入车间，深入到工人中去，到家家户户看，几乎是没有白天黑夜之分，确实是事业心非常强，这一点在南街村没有第二个敢跟他比的。另外他的为人处事也都是‘腰里别了根扁担’的。他批评犯了错误的干部，一向是对事不对人，实事求是，公私分明。记得‘班长’没搬到居民楼住之前，他家小院子的门从来不上锁，就是连睡觉时门都不插。有时村里哪个干部出了问题，受到了处理，就有人劝‘班长’夜里要把门关好，防止人家报复，他就说：‘心底无私天地宽，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别人问他为啥老是要敞着门。他就回答，我是当书记的，群众有事找我的时候比较多。他那句‘开着门，不管白脸黑脸，我当书记的谁来找我方便’的话，在南街村群众广为人知。这与有些富裕农村的领导家养了狗，装了防盗门，还怕别人，所以还要请保镖的现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一个人有了这一切，还有人不服气吗？”
或许正是因为有了对王宏斌这样的认识，王金安才能够正确地看待自己言行对错与否，达到了思想上真正的教育，能够以王宏斌为自己工作、生活中的榜样，从而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1993年，从清华大学学成归来的王金安被调到企业管理办公室当了主任，1996年3月到了现在的办公室工作。
同样是南街村年轻的领导干部，与王金安有所不同的是，从相貌上看，耿富杰确实像个教书先生，举止非常温文尔雅。因此，当他说“我教过十年书”时，我们并没有因为他现在是南街村集团的总经理，而有任何怀疑。而要说还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耿富杰成为村干部后的道路似乎比王金安要平稳得多，或者是调动要少得多，可以讲，耿富杰这些年来就只干过两个工作岗位，还是直接的上下级升调。
其实，粗粗地看耿富杰从高中毕业后所走的路，也是相当风平浪静，没有半点波折。1976年，耿富杰回到南街村，但他没有和其他同学一样扛起了锄头下地干活，而是直接进了南街村学校。那时候的学校还是城关镇办的，只是校址在南街村，学生也大部分是南街村的孩子。耿富杰确实比别人要幸运一些，而他的这一幸运却是与他的优秀学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只可惜那时候没有高考制度，要不然像他这样的学生一定能进名牌学府学习。耿富杰是个做人做事都非常认真的人，因为有着这样的性格与品质，他在讲台上一站就是十多年，没有动摇过当一名好教师的念头，尽管这中间他教语文，也教过英语。假如说当年耿富杰当教师是因为南街村的需要的话，那么他离开学校离开那帮淘气而又可爱的学生，也是因为南街村的需要。
进入80年代中后期，南街村的企业规模就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村里出现了两种缺少的局面：一是缺少管理人才，二是缺少技术人才。南街村在广招天下贤士的同时，重点立足于挖掘内部的人才，可以讲南街人是个个被村里量材派上了用场。耿富杰就作为村里急需的人才从学校“借用”到村办公室，这一“借”就没得还了。在村办公室这个工作岗位上，耿富杰的个人才华得到了充分的显示，出色的组织指挥能力与企业经营思想博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1992年10月，南街村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调整了领导班子，在公司董事会下增设了总经理一职，耿富杰就荣任了产值已达2亿多元的河南省中原工贸公司的总经理。这之后，虽然河南省中原工贸公司在1996年底改称为河南省南德集团有限公司，1997年7月因为受北京一位大学生建议的启发，公司再次改称为河南省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但总经理却一直是耿富杰。
采访耿富杰是在一个中午休息的时候，尽管他很想利用中午的时间休息一下，但面对我们的采访还是非常高兴地接受了，并针对南街村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谈了自己的观点。
作为企业的直接负责人，耿富杰对目前南街村集团所属企业的现状并不乐观，但对企业的明天却有着十足的信心。耿富杰是我们采访到的干部中，头一个对企业所处的局势进行评估的。他说：“许多的事实已经证明，南街村企业受市场疲软的大环境制约等因素的影响，第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已告结束，现在集团的企业经营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稳定是企业目前面临的最大任务。而因为南街村集团已拥有了一定的固定资产规模，抗市场冲击能力较强，加上南街村的产品也在市场中闯出了良好的声誉，产品随着市场需求不断更新，新的产品占领潜在市场的能力强，因此，下一步南街村企业的发展肯定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甚至更多的高潮，为南街村建立理想中的‘共产主义小社区’奠定扎实的经济基础。”
当谈到对南街村这些年发展的最大感受时，耿富杰感叹道：“要说最大感受，那就是这些年来南街村确实是锻炼了一大批的干部。想当初我是个教书人，对怎么去做生意，几乎是一窍不通，这些年也算是学了不少的东西，长了不少的见识。想想南街村26个企业，加上别的单位，在工作中能独当一面的干部成百成千，这些人早十多年都还是在面朝黄土背朝天，拿汗水种庄稼的农民，这个变化实在太快了，就是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南街村人有时回头想想，都有种不敢相信的感觉。”
“你刚才说南街村这些年来培养了一大批干部，人家都说南街村的干部教育管理村民、职工只用毛泽东思想，别的诸如制度、奖罚等办法都不用的，是不是这么回事？”我们问道。
听到这个问题后，耿富杰笑了：“外面确实有这样的传言，我以前也听说过，别人也这样问过我，每次我都说，这怎么可能呢？政治教育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但也不是万能的，我们强调政治挂帅，但不是‘文革’时期那种政治挂帅，我们很注意在企业中建立配套的制度，强调制度对企业正常运转的重要性。我们从过去计划经济的时代里找到了这样一条教训，那就是任何片面强调都会导致企业生产经营的天平失衡。”
“那你说这些年来南街村的大变化主要是什么人的功劳？”我们又问道。
“首先那是毛泽东思想教育的功劳，没有当年‘班长’带着大家学习毛泽东思想，肯定不会有今天；话又得说回来，这里面还有很大的部分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功劳，要不你怎么学毛泽东思想也学不来富裕生活，南街村的今天是学毛泽东思想和学***改革开放伟大理论，靠着两条腿走路才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