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辆拖拉机从城里抢回了“班长”王宏斌。生产队长王宏斌丢了媳妇，却看到了靠南街村的“一亩三分地”不可能让南街人过上好日子。
写南街村的书，当然也得把南街村的一些值得记入历史的事件写出来。这时候，我们就面临着一个从哪个年月开始述说南街村的故事的问题。
要说南街村引起社会关注的事，或许应该是从南街人把企业和责任田收回集体，又过上集体化生活后的事说起。但是，了解南街村变化的人们说，南街人的那些事，得从1974年底开始说。因为这一年发生的事，与南街村的今天有着直接的关联。
那时河南临颍县几乎只要是有关农村工作的会议，领导们在大会小会上，总不忘提及一个“不当工人当农民”的故事。
这故事的主人公就是后来成为南街村顶梁柱的王宏斌。
1974年底，“***”还没倒台，这些国家大事对南街人固然也是十分重要的，可在村民们心目中，或许还是没有村里发生的这件事重要。
都说老人是一本书，一本写着历史真面目的教科书。在南街村采访时，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这句话的正确性。有关王宏斌的往事，由于他本人不爱说自己的事，采访很难深入，但我们与一位曾与王宏斌一个生产队的老人说起王宏斌时，老人一句“要说俺斌，那话就多了”的感叹后，一段鲜活的往事就呈现在我们面前了。
那年头王宏斌已十七八岁了，到该娶媳妇成家的年龄了，然而虽说王宏斌那时已当上了南街村第一生产队的生产队长，但终因为村里穷的原因，总没相着对象，父母就开始怕儿子找不着老婆了。于是当着供销社干部的父亲，就四下里托人给王宏斌在城里找了个工作——先在县农机公司干临时工，后来没多久就转正了。
进了城的王宏斌自然而然就有了一个漂亮的未婚妻，而没有了王宏斌的南街生产大队第一生产队却从一个先进生产队一大步滑到落后生产队。
从南街村所在地区的人文历史来看，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就有着敢想敢说敢做的传统。农民们对于自己所面临的必须的选择，往往有着令人敬佩的果断。于是，脾气耿直的南街人意识到南街村没有王宏斌在似乎是不行的时候，就立即采取了行动。
那天，天一早，村里的老少爷们就由老支书刘坤岭带队，开上一辆拖拉机，敲着锣鼓，一路沸沸扬扬地赶往县城。他们决定要把王宏斌给抢回来。几乎没有什么悬念，进了城就开始后悔了的王宏斌就跟着拖拉机回到了村里。就这样，好不容易跳出农门端上“铁饭碗”的王宏斌，又回到生养了他的南街村。
回到南街后，王宏斌的未婚妻就怀着“恨铁不成钢”的心情，和王宏斌分手了。然而尽管媳妇丢了，但王宏斌，很快地就恢复了工作热情，开始像过去在村当队长时那样打钟招呼乡亲们下地干活，第二年，王宏斌当队长的那个生产队又成了全县有名的先进生产队，又成了全县的红旗。
王宏斌不当工人当农民的事迹在临颍县传开来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临颍县县委等单位数次下发文件，要求全县青年学习王宏斌。那阵势绝对不亚于当年河南全省学习高小毕业生邢燕子回乡务农。中原人民自古就有崇尚英雄的美德，就如我们在临颍看到人们对岳飞、杨再兴等古时征战卫国的英雄的仰慕一样，人们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英雄，往往也会投以百般的热情，去崇敬他，效仿他。因此，当时，王宏斌的事迹在南街村，乃至临颍县、漯河地区都有着强烈的感召力。王宏斌在南街人民心目中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英雄式人物。
同样的，临颍县县委也给予了王宏斌极大的关注，县委领导经常找王宏斌谈心，鼓励他干好工作，并帮助解决工作中一些难题。1976年，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共临颍县县委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全县仅发展了两个党员。王宏斌就是这两个幸运者中的一个。那时候入党不像现在要经过一个预备期，而是一经宣誓就是正式党员了，而王宏斌不仅是一宣誓就是正式党员，而且还是一入党就当上了南街村党支部的副书记。
村里人夸王宏斌干得好，外面的人羡慕王宏斌，然而在荣誉面前，王宏斌并没有迷失自己认定的方向。或许这一点与王宏斌曾经的那段短暂的工人生活有着关联，因为经过城里的一段生活，王宏斌比先前当生产队长时的眼界开阔多了。
1977年，村里的老支书死活要退下来，又推选王宏斌当了南街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
当了大队支书的王宏斌更是一股劲地要把南街村的农业生产搞上去。南街人都知道王宏斌种庄稼是一把好手，农田里的十八般武艺，他样样精通，因此他组织指挥农民们，搞生产很有办法，只不过一年多点时间，南街生产大队的粮食亩产就达到了超千斤。南街村的粮食总产从3.8万斤，增长到了11万多斤。这在当时的漯河地区是确实属于高产了。
然而，当了先进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并且把农业生产搞得红红火火的王宏斌，心里头并没有一点得意。因为王宏斌看到了南街生产大队虽然是先进了，农业也搞上去了，但还是个贫困村。王宏斌明白这样一个道理：红旗不能当饭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党支部就是要带领群众走致富路。
那阵子时间，南街的人们常常看到王宏斌一个人有事没事，总在田头地间转悠，一脸沉重的表情。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王宏斌养成了到田野里转转的习惯，这习惯10多年都没有变。也是在那个时候，王宏斌想出了这么一个问题：那就是，无论如何，即便是南街村所有土地产量再翻上一翻，也不能让南街人改变穷的状况，再说凭当时的技术想达到这个目标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指望在土地上种庄稼为南街人带来好生活是不现实的。
其实70年代末时王宏斌的痛苦也可以称为中国的痛苦，王宏斌是因让2000多亩土地不能为2600多口南街人过上好日子，中国的苦恼是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没有让10多亿中国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连温饱问题都是一个近似于天方夜谭的难题。因此，当王宏斌在为南街如何走出贫困而苦苦求索的时候，中国国家领导人，特别是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更是为中国如何走上富强之路而昼夜不眠。
我们说南街村的一切都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结果，这话一点也不假，因为最初让王宏斌茅塞顿开的一句话是来自于中共中央的党报——《人民日报》。这句话就是：
粮食是基础，工业是发展，无农不稳，无工不富。
这句话过了些年流传非常广泛，后来成为了许多中国农村兴办乡镇企业的致富经。一直非常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爱从报纸上了解国家大事的王宏斌自然没让这样一条极具历史意义的话漏过去。刊登这句话的报纸是1978年的报纸，那时党的内部刚刚进行了一场决定党的命运的“真理标准讨论”，刚刚召开了一次成为中国发展进程的里程碑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工作重点刚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重点”上来，那一句“无农不稳，无工不富”的哲言，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系列事件，才得以如一颗种子有了阳光和雨露一样萌芽成长，若说这颗种子如今已成长为一棵为中国亿万人民遮荫乘凉的大树，那么，毫无疑问，南街村是这棵树上的一片绿叶。
“对，这句话说到俺心坎里去哩！”这一句话让王宏斌感到眼睛一亮，计上心来。
2．指山卖磨。王宏斌计卖砖头办砖厂。义务劳动集资，办起了面粉厂，党员干部在群众心目中的旗帜也打了开来。
那时候的封闭与落后是不容否认的一个历史事实，了解外面的世界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乡村广播，而那广播里的新闻在如今看来都称不上是新闻，只能是作为政治专题教育广播。外面究竟发生些啥事了？不知道。70年代末，在一些偏远地区还传说着电灯泡上点土烟卷，围个收音机找演员的啼笑皆非的事。纵观全国，不仅南街人是处于那样的环境里，连漯河地区的一些干部们，甚至省城郑州这个历史上著名的商城里的人们，对外面的世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或许都不是太了解。
从南街的村史里我们了解到那时绝大多数的南街人还住在简陋的平房里，方圆几百里除了离南街不远的县城有不景气的拖拉机厂等几个小工厂，而在南街村村内，几乎连个小作坊都没有。在这样的环境中，在南街村80年代初那间简陋的生产大队大队部里，王宏斌和大队干部们就开始合计办工业的事。
王宏斌对前来开会的干部们说道：“咱村就那么一点地，连养活全村2000多口人都是一个大问题，这些地不够这么多的人种的，平时老是有那么多的人闲着没事干，俺们得搞工业，把平时闲着的劳力安排到工厂里上班，只有这样，南街村的老少爷们才能过上好日子。”
“啥叫工业？”
“俺村能办啥工业？”
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来。以现在的人来说，这当然是个极为幼稚的问题，但是在那个年代的中国农村，信息闭塞，农民们除了躬身耕种着土地外，极少过问外面的世界。“工业”这一名词他们或许只在报上、广播里看到过听到过，对具体什么是“工业”的理解当然也是有些让人感到啼笑皆非。
同样的，王宏斌这位在县城里的农机厂当过工人的大队支书，一时也不知如何向村民们解释“什么是工业”，或者说，那时候，他本人对这一问题的答案也是知之甚少。正当大家都感觉到无计可施时，巧的是那时候河南冒出了个小有名气的新乡。新乡有个史来贺，搞乡村工业搞得有头有脸，省里的报纸登了，电台也是一天好几回宣传，号召大伙学习史来贺。王宏斌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就和大队里的领导一合计，带上几个干部去了新乡。
在新乡，王宏斌他们见到了史来贺，听人家一说，再实地观看一回，一个个就心里有了底：“这下俺也知道了什么是工业了。”
回到村子里，几个人一合计，就动手筹划了。由于中原大地盛产小麦，南街人决定就近取材，全村人集资办一个小规模的面粉厂。负责村里财务管理工作的党委副书记郭全忠说：“当时南街大队面临着一个难题——由于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当时的银行（农村信用社）贷款制度非常死板，什么单位能贷款什么单位不能贷款都有着条条框框，其中有一条就是生产大队不能贷款。”而南街生产大队集体经济却是白纸一张。
在集体一无资金二无贷款来源的情况下，要想集够办面粉厂所需的几十万元资金，一时难住了南街的干部们，但这问题最终没能难倒他们。在困难面前，南街的人们开始了他们所没经历过的大规模集资。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宏斌带头，拿出准备盖房子的3500元钱，又向亲戚朋友借了一部分，首先完成了村干部要集的5000元资金。随后，大队长王金忠也集齐了他承担的5000元任务。村干部的带头给群众做了一个好榜样，几乎是全部的南街人都参与了这一次集资活动。有人把给儿女办喜事用的钱献了出来，有的人把准备盖房子的钱捐了，甚至有人把自己存放了多年的棺木也卖了，钱全部交给了村里……
终于，在全村人的努力下，一个日产面粉10吨的面粉厂就办了起来。与南街村现在能日生产600吨面粉的面粉厂相比，这个厂实在是太小了，但在当时的南街村，以及南街附近的地区，这个面粉厂却是轰动了一把。这毕竟是南街人发展企业，走结合实际情况以工致富之路的第一步。
然而，不多久，南街人明白了仅此一个面粉厂要想把南街人与贫穷分开，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他们又琢磨着能不能办个别的工厂。
办厂的方案由王宏斌带着一班人负责拿出来，为这事他没少跑腿，也没少费脑筋，最后在南街的1200多亩黄土岗里打上了主意——办个机砖厂。
王宏斌他们分析了两条理由，一是临颍地区5年前遭受了水灾，重灾区重建家园的时期留下了一条黄土岗，是一笔可利用的财富；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建设的步伐加快，建筑业必然形成高潮，要建房的就要用砖头，砖的需求量一定会很大，而临颍县城周围只有一家砖瓦厂，南街靠县城近，有竞争优势，可以建一座现代化的机砖厂。
可等建砖厂的方案一拿出来，刚刚喜笑颜开的干部们个个又傻了眼，一个字：钱！办一个现代化的机砖厂，一家伙就要投资30万元，这是最低的预算，缺这个数什么也别谈。可是南街大队刚建了一个面粉厂，早就把能挖掘的财源都给掏光了。
“唉呀！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呀！咱就是把骨头都旋成扣子卖钱，也难弄够10万，别说30万元了。”上了点年纪的党员们开始打起退堂鼓。
“不是我拔你的气门芯哩！咱去年东借西凑，全村集资，借钱、借砖、借设备，累得直断气儿，勉强撑起了一个面粉厂，还欠着人家一屁股债。再投资30万元建砖瓦厂，钱从哪儿来，这可不是说话哩。”
面对这个难题，连聪明的王宏斌也犯难了。
那时的王宏斌虽然很年轻，但在南街村的老百姓心目中已极有威望，大伙从心眼里关心着他。看他整天为办机砖厂的事儿弄得愁眉苦脸，就时常有人找上门来逗他说话，给他解闷。
有一天，一个老人给王宏斌说了个有些年头了的故事，这故事名字叫《指山卖磨》。讲的是一个石匠到一个山村，想做刻凿石磨卖的生意，可这时他口袋空了，连饭都没得吃，根本谈不上做生意了。于是，他就先挨家挨户地说：“我有一块磨，买不买，要买先给钱。”等人们给了他钱到石匠住的山庙里拿磨时，石匠指了指后山一块块大石头，说：“这就是我要卖的磨。”当然，之后的日子里，石匠完成了他许下的诺言，为山村的村民们凿刻了一个又一个美观又结实耐用的石磨。
这故事王宏斌小时候常听老人们讲，那会儿当然也不会觉得新奇，起初他还是不怎么在意地听着，随后听着听着竟听出了些门路来了。讲故事的老人万万没想到，一向挺老实的王宏斌也要来一回“指山卖磨”，以此来解决村里所面临的困难。
第二天一上大队部，王宏斌就对干部们说：“没有钱建机砖厂，我们可以先卖砖。便宜点卖，人家卖三分五一块砖，我们卖二分五一块，先和别人抢市场。”
“可是，你卖砖，别人不来买，那咋办。如今的人可不是古时的人了，精着呢，再说，笑话总归笑话，不一定管用。”
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刚才还兴致勃勃的王宏斌又哑了，回到家就一直闷着，家里人怕把他急坏了，就数落他：“机砖厂能不能办起来，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犯不着急成这个样。”王宏斌回答道：“谁叫我是党支部书记呢！”可这话说服不了家人，话音没落地，就被人接了话题：“当个干部怎么了，比平头百姓强哪儿了？”这一个“比”字，又如老人讲“指山卖磨”般地给王宏斌一个大启发，想了三天三夜的他终于心里透亮了。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我们就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南街村的人们之所以对王宏斌佩服得五体投地，其中主要的一点就是——王宏斌总是能在一些平平常常的事中，悟到别人所悟不到的独特观点。王宏斌的这种敏锐的思维，这时候显示出了奇特的魅力。
王宏斌用南街生产大队的小广播发了一条通知：“大队的党员干部到大队部开会。”不一会儿，人就到齐了，王宏斌就一本正经地说开来：“各位都到齐了，召集大伙主要是宣布个事儿。”他端起杯来喝了口凉开水，把全大队的党员干部挨个看了遍，继续说道：“大伙都知道，经过各位的努力，我们南街的机砖厂马上投入营建了，过不了多久，南街人就会有自己生产的机砖了。考虑到各位党员干部在兴建机砖厂的过程中，出了不少力，苦劳功劳都不少，大队党支部决定将机砖厂生产的砖，优先向党员干部出售。其余群众买砖的事先搁一边，先等党员干部不买了，再向群众卖。”
三天内，大队部向干部们每人都开出了一张预售砖的发票，每张票上的砖数为三万块，市场价一块砖三分五，预售砖按一块二分五收款，这样算来盖一所房子仅买砖就省了240元钱。
俗话说得好，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尽管那次卖砖的党员干部会议开得很“秘密”，但群众们还是“很快”就知道了。一时间，南街就乱了开来，群众们乱骂乱叫，骂干部们搞特殊化。不少群众还聚集在大队部的门前，要求领导给个“说法”。
“干部都比群众能，这里必定有大利，没利他们不干。不中，咱也得给大队干部要求一下，干部能买预售砖，群众就不能买？”
为了“平息民愤”，南街生产大队的小广播当晚就“发表”了党支部书记王宏斌的“讲话”：“经大队党支部的研究和群众们的广泛要求，以及我们南街的实际，决定向群众公开出售大队机砖厂生产的机砖，但由于数量有限，每户只能买一所房子砖，只准买三万块。而且只能卖三天，三天后，任何人也不卖。”
三天时间里，南街生产大队的大队部门前是人声鼎沸、门庭若市，一心不想让干部们搞特殊化独想好处的群众们，纷纷前来买砖。
这还不打紧，外村与南街有联系的，也趁机找干部让照顾一下，买些预售砖。仅三天功夫，就开出去一千三百万块砖，收到预付款35万元。王宏斌果然说话算话，三天一过，大队部就关门不再售砖了。其实，这个中原因还是因为办机砖厂的资金已够了。
虽然办机砖厂集资的方式带有一定的商业操作手段，但是，站在我们现今时代的观点来看，王宏斌他们的办法虽然有一定的风险，但却完全是合法的。而且，他们并没有让群众失望。
几个月后，在南街村村南的岗地上，一座三十六门的大轮窑拔地而起，一车车优质的红砖出了厂门，销往西华、许昌、漯河、平顶山等邻近的市、县。机砖厂出效益了。由于南街机砖厂办得早，赶上了好时候，销路比预先想像的还要好，总是供不应求，不到一年时间，就还清了全部外债，还有了好几万元的赢利。
后来，有人给南街村办砖厂的事编了个顺口溜：
生妙计指山卖磨，
筹资金借腿搓绳。
玩泥蛋养鸡下蛋，
苦拼搏一举成名。
办起了机砖厂，南街人已尝到了办“工业”的甜头，他们的目光已不再满足于一个机砖厂了。一切就像进了渠的水，顺顺当当地流了。于是，想着再办个厂的南街人就以他们特有的务实的目光——把面粉厂扩大生产规模！只要是人，哪天不吃面，你生产多少面粉也有销路。
扩大生产当然要资金，这一回南街人办厂集资不再搞“指山卖磨”了。规矩还是老的，干部们先集资，完了再是群众集资，一切自愿，从不搞分派。从干部到群众一路下来，算算办个大型的面粉厂还差几万元钱，咋办！王宏斌说了句“啥困难也难不住共产党员”，就带上全大队的党员干部出去劳动，把挣来的钱无偿交给集体去办厂，党员干部们管这叫“义务劳动”。仅有一年冬天，党员干部们到火车站搞运输，一家伙就省下来三万元，全交给了集体。因为有了这件事，就有了后来南街人的一句话：“在俺村党员干部那可不是玩的，那是吃亏吃出来的。”这句话被数十家新闻单位引用，成了南街村党员队伍建设的一个有力佐证。
一句极普通、也是极纯朴的话里头，南街共产党员、干部的形象，如同一面面亮丽的旗帜般飘展了开来。
3．全国各地都承包责任田，南街人也没例外。人家分田到户都变富了，田里地头一片丰收景象，可南街村的田地咋变得到处有空荒地，种了一辈子地的农民看在眼里，像自己头上得瘌痢病似的。
可以这么说，十多年前的南街人，也还是一直和全国各地的农民一样，是跟着大气候走的。搞土地承包责任制就是个明显的例子，南街人或许想都没想这地是分了好，还是不分好，反正上头叫分，就分了。
1981年，全国搞联产承包责任制，各地农民的积极性一日三涨，肥沃的土地如久早的禾苗遇上了甘露，一夜间焕发出勃勃的生机。荒芜的土地都种上了，农田的产量节节攀高。然而，世上有个南桔北柑的说法，辽阔的神州大地上，有时候，中央的政策与文件精神只能是从宏观上来调控，而到了基层具体如何落实，大凡还是有个实事求是，根据实际因地制宜的问题。南街人就吃了这个认识的大亏。
几年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下来，南街村的农业形势不但不是变好了，而是倒退了。三中全会以前，南街村的农业生产水平，就达到了粮食亩产超千斤的先进单位，搞了责任制后，仅5年时间，到了1985年，南街村的粮食产量就下降到亩产500多斤。下降幅度之大，速度之快，令人简直不能相信。人家分田到户都变富了，田里地头一片丰收景，可南街村的田地咋变得到处有空荒地，种了一辈子地的农民看在眼里，像自己头上得瘌痢病似的。
而这之前，村里仅有的两个村办企业，也按照有关规定，让村里头两个“能人”搞了承包。10多年以后，王宏斌谈起他们为何匆匆忙忙就把这两个小厂急着给承包出去，那是因为那时他认为：承包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在当时的情况下，你这个单位搞不搞个人承包，就体现了你这批领导人搞不搞改革开放，落实不落实党政策，支持不支持改革开放的问题。其实，在现在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给当时的王宏斌下个教条主义的定论。但是放了谁去在那个大环境中，谁又会有什么新的想法呢？
结果，土地承包了，农民们并没有因此而安心土地劳作，许多土地被出租，甚至被荒废了；企业承包了，承包人发了财，村民们受骗吃了亏。为啥？由于群众法规意识不是很强，被承包者耍了赖，该给群众兑现的没有兑现，该上缴集体的没有上缴集体，该上缴国家的税金没有上缴，甚至连给企业干了活的村民的工资，都拿不到。承包者不是没有钱，而是把钱都装进自己的口袋里，成了大款富翁，只有村民们穷了，村里的集体经济也日益亏空，几乎到了不能为群众办任何一点事的能力了。
农业生产水平下降了，村民们的生活水平也跟着走了下坡路，大伙就开始对党组织不满了。搞了承包责任制的那几年，南街村的村民一半多向上级告了村党支部和党员干部的状，告的内容一条条的，有告干部贪污公款的，有告党员徇私舞弊的，有告干部违纪的——状纸上至中央下到南街村归属的城关镇，而大字报则更是毫不留情地从村干部的家门口贴起贴到了县委大院的门口。
南街村又成了早些年月的“难街村”了。村民们把南街村形成这样一种局面的责任，全部“归罪”于村党支部和村干部。他们那中原人率直的脾气显示了出来。村民们当面指责村干部，背地里还骂村干部。这种种迹象，与几年前党组织在村民心目中的地位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面对这样的形势，以王宏斌等南街村党支部一班人开始了认真的反思。
要说冤，那也是的，班子成员虽说年龄都不大，但也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直受党的教育，组织观念都非常强，平时自身要求也是挺高的，从没干过亏心事，怎么还老会被群众骂呢？然而，王宏斌有着他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认为，群众骂党员干部，骂得不冤。他给党员干部们认真分析了问题的根源所在：难道我们真的贪污了吗？没有。真的私分公款了吗？也没有。那为啥群众还告咱们的状呢？我仔细地琢磨了，群众的意见是从两个村办小厂承包引起的。你说他该给群众的没给，该上缴集体的没上缴，该上缴国家的也没上缴，群众能没意见吗？群众有意见冲着谁来，不冲着咱们来，还能冲着谁去？
摆了一连串问题后，王宏斌开始作自我批评。他说道，这些问题归根到底是我们的问题。两个承包人承包村里的企业，是我们党支部集体研究决定的，尤其我这个党支部书记，我不表态谁也承包不了，我们做错了事要负责任，还要想出好的办法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应当想想，村里当初有能力办起这两个小厂，难道自己就没有能力来管好这两个小厂吗？而我们能搞好为什么还要承包给个人呢？现在承包出去给党组织带来这么大损失，为什么就不能收回来自己集体承包呢？
这次类似以后南街村风行的“斗私会”形式的会议，为来年春天南街村党支部做出的令人吃惊的行动埋下了伏笔。可以这么说吧，这一次分析问题并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中心的小会议，解决了南街村企业的承包形式问题，给南街人带了新的春天。
那是1983年的冬天，南街村把集体的东西承包出去的第三个年头。
然而，企业的问题解决了，可南街村毕竟是农村，当时绝大多数人还是与土地为伴的农民，解决当时存在的土地耕种问题，并不亚于解决两个小企业的承包问题。作为土生土长的农民，王宏斌们没有忘记一点。
应该说，南街村的土地问题，不是因为党的政策有问题，而是由它所处的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
南街村地处县城附近，它离临颍县城仅有一街之距，村里早些年就有做小生意的传统习俗，生产队的时候，政策管得严，没人敢做生意，改革开放后，政策放开了搞活了，就调动了一部分人的积极性，他们纷纷走向市场，以自己的一技之长，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展现风采。可以这么说吧，干什么行业，都比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干农业收入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南街村的人们纷纷放弃了对农业的投资和管理，一部分村民把自己的责任田租赁给外村，有一部分村民把自己的责任田转让给他人，还有一村民干脆把责任田抛荒，无人管，无人种。
而这里面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也成为南街村农业生产出现走下坡路的直接因素，那就是南街村有一批重要的农业机械，因为承包到户而闲置起来。南街村的村办企业办得早，因此集体也较早就有了较厚的底子，由此而得以添办了一些大型农田作业机械。最初南街人的设想是通过农业机械化操作，把劳力从农田上解放出来，到企业里搞工业，但随着到来的承包责任制使得这一理想没有实现，已经到了企业的农民又回到了土地上，但这些人又没安心在农田劳作，把田地给荒了，而村里的机械也同样荒了。
王宏斌在党员干部会上以这样一句作为总结：“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中国又是个耕地奇缺的国度；同样的，南街是个农村，南街又是一个人均耕地面积非常少的农村，浪费土地资源形同于犯罪！我们都是土地的儿子，决不能做土地的罪人。”
南街村党支部一班人认真分析了农业走后退步的问题后，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村里的农民走出土地，到城里去谋生是社会的进步，应该得到组织的支持，但土地荒置问题一定要得到妥善解决。
怎么样在国家有关政策的允许下，把南街村所有的土地管好，种好，使土地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
于是，一个雨水非常充足的春天里，南街村的村头墙上，就有了一张我们曾在前面述说的奇特的“安民告示”。
4．把企业收回来。把土地收回来。南街人走上了按照实际情况设计的理想大道，又过上了和睦的集体生活。
1983年的冬天，中原大地下了一场大雪。
雪融化后，王宏斌和他的班子成员们已经做出周密的计划，决定在1984年不再搞个人承包村里的企业，而是由村党支部来承包。这种亡羊补牢的决心，来得如此之快，颇出人们的预料，但也正是这种当机立断的作风，使得王宏斌带着南街人在以后的道路上一帆风顺。
事实证明了王宏斌等人的决定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大环境的有利条件决定了机砖厂、面粉厂的经营效益，加上集体领导对企业再生产与扩大生产等有利因素，南街村的机砖厂、面粉厂在村党支部承包后，一年一个台阶，产值利润均步步攀高。大伙齐心协力，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俗话说：一根筷子一折就断，一把筷子刀砍也不断，集体的力量这时候得到了充分发挥。
1984年，南街村村办企业年产值70万元。
1985年，年产值130万。
1986年，翻了一番，年产值达到了300多万元。
以后历经了1987年的730万元，再到1988年1500万元，直到1997年上升到16亿元。
或许让一个“能人”来承包这个机砖厂，谁都会认为取得这样的成绩简直是不可能，而且即便取得了这样的成绩，大把大把的人民币还是进入了个人的腰包，对集体，对村民来说，可能不能得到任何好处。
而与收回村办企业相呼应的，两年后的春天，南街村党支部经过慎重考虑，在村民委员会的院墙上，张贴起了“收回耕地”的“安民告示”。
在张贴这张“安民启示”之前，南街村党支部可以讲是作了一番认真细致的研究。因为这里面有两个大的因素：一是作为大气候，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五年多时间了，眼下正在大力作成功经验的总结，南街村把耕地收回来归集体，这个做法和大气候不太融合；其次，当时集体经济很薄弱，把部分土地收回集体，纯粹是加重集体的负担，因为土地收回到集体，集体就要向土地投资。而当时虽然整个南街村的村办企业已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但也就只有年产值300万元左右，一年利润才30多万，这30万连投入企业扩大再生产都不够，根本没能力进行农业投资。但是南街村的党支部一班人抱着对农民和农业负责的态度，本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决定把那些没有能力管理好土地的人的地收回。但是南街村保留了这样一条规定：哪些人的土地该不该交，除了个人申请外，还要经过村党支部、村委会的研究决定。这是为了防止有人钻这空子，胡乱来。
1986年5月，王宏斌第一个向南街村村委会递交了向村交回耕地的“申请书”，此后，村委会成员与村党支部成员都向村里交了“申请书”。根据村里的规定，从交回土地之日起，他们全家人的吃粮问题就由村里来解决了，每人每月40斤标准面粉，每市斤0.18元。
这一年5月，南街村共有300多口人向村里递交了上交土地申请，然而，村里同意接收的却只有170多人的土地。这一收回土地的行动，直至1990年10月才宣告结束。在这个上交土地的过程中，南街的村民没有一个出走上访、告状的，也没有一个上交集体后，又要求重新要回土地的。尽管村里头事先就公开讲，村里成立合作社，你入社自由，退社也自由，上交土地自由，收回土地也自由。
南街村把土地收回集体后，首先进行整体区域规划，和方田建设。先打深井，架起了高、低压线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南街村的土地就又回到了那早能浇，涝能排，播种收割机械化的丰收时节。
企业收回来了。土地收回来了。南街人不再盲目地看别人怎么走，也不再听别人说你应该怎么走，而是学会了研究思考自己面前遇到了什么问题，怎样去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并为自己的明天设计一条理想大道。南街人并不像别人看他们的那样是纯粹务虚精神，其实他们身上更多的是务实精神。也正因为拥有这一份脚踏实地走路的思想，南街人走上了属于自己的也适合自己的道路，又过上了和睦的集体生活。
于是，我们想说，南街人走的是南街村的道路，它不同于别的地方，别的地方也可以不同于它。只要认准并坚持自己的路，就能找到适合于自己，也是属于自己的路。
这是南街人给我们的一个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