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王宏斌解释南街人为什么大唱革命歌曲。用钱去买劳动力，去买积极性行不通。共产党人有政治工作这一法宝，因此能把人心给聚到一块去。

要谈到怎样去鼓励人们的积极性，在现今的环境下，许多的人可能会以“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谚语来回答。应该承认，在实行市场经济的今天，经济的杠杆作用确实不应否认，但是我们经常说：金钱不是万能的。物欲横流的世界里，人们的私心日重，“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观念又被不少人奉为人生信条，就或许可以称为过分讲究物质动力的负效应。

南街村党委一班人对上述这个问题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因此，他们在承认物质动力（比如说十星文明户与生活用品供给分配直接挂钩等）的同时，更多的是注重从精神文明建设入手，从思想上的进步来推动人们的工作积极性，为南街的经济腾飞打下扎实的基础，而丰富的物质基础，又反过来推动精神文明的建设，使整个大环境呈良性循环。

不管是穷还是富了，都把精神文明建设放首位，拿南街人的话讲，玩点啥让大伙有干劲。农村人喜欢把唱唱、跳跳、逗逗乐子之类的娱乐，称为“玩”，这一个“玩”字，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

说到这里，每个人都自然而然地会想起前面说的“南街之谜”——外面的人连《跟着感觉走》、《冬天里的一把火》都早唱腻了，就是《纤夫的爱》也己是明日黄花，流行的歌曲就如流行的感冒，来得快，传得快，去得更快，但南街村只流行一类歌曲，那就是《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万丈高楼平地起》、《社员都是向阳花》、《在北京的金山上》等老革命歌曲，当然南街人也唱新歌，但也是唱那些格调积极向上的《奉献》、《说句心里话》、《中华民谣》等歌曲。有一点必须强调，南街村那大喇叭里平时播放得最多的，还是五六十年代流行的老革命歌曲。

针对别人的疑问，王宏斌如是解释道：南街人觉得大唱革命歌曲好，是从最初的创业时期开始的，并在之后作为“传家宝”保留了下来。

一提起南街人的创业之初，王宏斌就非常激动。他说，有钱的时候，你可以拿钱去买劳动力，买积极性，你没钱的时候呢？你能用什么去换劳动力，去提高群众的工作积极性？我们要说，别人不行，但咱们共产党人行，因为咱们共产党有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是我党一大优势，没钱的时候，共产党人可以通过政治工作来使大家走到一起来，把心捏成一团，朝着一个目标奔，人有了劳动力就有了，信心有了，工作积极性也就上来了。而富了呢，光讲拿钱买劳动力和积极性，老百姓心里头私的念头多了，自己光顾自己，就好像大鹏、乌龟、骆驼拉车的童话一般，一个往天上飞，一个在地上走，一个拼命往水里钻，车子一步也前进不了。而我们共产党人通过做政治工作，能做到让老百姓明白，这富日子好日子来得不容易，靠的就是有党的领导，有集体的力量。南街人做政治工作的方法很多，其中开展大唱革命歌曲，就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当然，要说南街人爱唱革命歌曲，这里头还有个人的素质，以及个人追求的问题。

王宏斌等人认为，这几年社会上流行歌曲很盛行，但这些流行歌曲把老百姓唱得一点精神支柱都没有了，况且这些流行歌曲上岁数的人不愿听，更不愿那歌那词。中年人适应能力强一些，多少能听一点，中年人越听浑身的懒劲越大，越听啥事都不想干了，你说那歌名，“一无所有”，什么也没有了，当然也就连干劲也没了。青年人喜欢听，也喜欢唱，但青年人越听越不想干好事，越听越想干坏事，所以老百姓对这流行歌曲，确实有些看法。开句玩笑话，这两年天天唱“天不刮风，天不下雨，天上有太阳”，巧了这两年河南大旱，老百姓就说是那歌给唱的，不光人唱，连老天爷也跟着凑热闹，也唱这歌儿了。总的来说，唱这些歌，对提高老百姓的积极性，一点好处都没有，反而是把他们的精神支柱给唱没了，干啥活都死气沉沉，懒懒洋洋没有一点劲儿。

看出了这里头存在的问题之后，头脑清醒的南街村一班子领导就开始向自己发问：中国想实现四个现代化，南街村要过上小康生活，这样的精神状况啥时能过上？

王宏斌、郭全忠、王金忠这些南街村的领路人，大都是从六七十年代过来的人，他们对那时人们充实的精神世界，有着格外深刻的记忆。为什么那时候生活那么困难，可人们的精神生活能充实起来？于是，他们就想起来当时只要饿了，或者累了，大伙唱首歌，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万丈高楼平地起》、《社员都是向阳花》，一唱，大伙就忘了饿也忘了累，现在想起来确实“神”，那就是精神的力量，那就是革命歌曲的力量。

王宏斌对这些革命歌曲以及这些歌曲所曾主导的一段并不美好的或者并不光荣的历史，有着自己的看法。

他说，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些歌曲的文艺性、政治性和感染力都是无可非议的，但之所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误导了许多人的思想，就是因为这些革命歌曲被***、“四人帮”这些野心家给利用了，作词家、作曲家原先的美好愿望被扭曲了，被误解了。现在部队里不是天天在强调唱革命歌曲，还不是强调政治合格吗，而且是因为越大唱革命歌曲，政治越合格，这正是充分说明了唱革命歌曲对陶冶人的情操有着重要作用。我们南街人大唱革命歌曲，就是要弘扬革命前辈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就是要用那高昂激越的音乐来给南街人添油加劲，为早日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而努力工作。

从这开始，王宏斌他们决定唱革命歌曲，不仅要自己唱，而且要带领全村人唱，还要大唱特唱。刚开始时，创业没钱，村党支部一班人就一起唱《团结就是力量》，当时有人说，啥时候了，还唱这老掉牙的歌，可他们还是唱了。这一唱，就把钱“唱”来了，就把群众给“唱”到一起来了。

革命歌曲就是管用，一唱全身都带劲。南街村是农村，南街人也是不折不扣的农民，没多少文化的农民不会讲一套一套的理论，但他们以最实在的语言，把革命歌曲融含的内在魅力给说了出来。而这语言，他们是从自己的实践中得来的。

当南街村党组织意识到人的精神需要振作，就想起利用寓教于乐的形式去唤醒、振作大家的精神。他们注重直观的比较，就作了这样比较。干活时分两队人马，相互间隔得远远的，然后，让一拨人唱革命歌曲，让另一拨人唱流行歌曲，看看哪边的人出了干劲，出了积极性。这时候，一个有趣的场面就出现了，一边领着唱一个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另一边则唱起你爱我，我爱你，抱着亲个够。结果，南街人发现，两边人的精神面貌就是不一样，工作进程更是有着很大的差别。

老百姓啥都能不信，但他们信自己的眼睛，看着明显好的东西，他们当然不会错过，别人怎么说他们倒不会太在意。于是，南街人就开始大声地唱开革命歌曲来了，从穷唱起，一直唱到富，富了，他们还是唱，因为他们除了钱以外，还想要更多的东西。他们相信只要精神在，就会到达自己的目的地，而革命歌曲恰恰是可以给他们精神的。

如今的南街村，家家户户安装起了有线电视，他们也和外村的人一样看电视里播的流行歌曲，但他们从来不沉湎于流行歌曲。拿王宏斌的话说，南街人看电视里放的流行歌曲，就如南街村的人们平日里以吃捞面条为主食，也常吃些饺子，喝汤面条，南街人把握的是一个主旋律问题，那就是不管怎么说，他们都不会放弃唱曾给自己带来好日子的革命歌曲，就是说以唱革命歌曲为主旋律。

南街人在村党组织的领导下，就这么唱了十几年革命歌曲，唱得村子发紫发红，唱得老少爷们个个神采飞扬。

明天的南街人肯定还会继续把革命歌曲给唱下去，一直唱到“南街共产主义小社区”真正建成，一直唱到共产主义社会真正实现。

自信的南街人说，会有这一天的。

这话我们信。

2．小村庄居然有自己的专业剧团，中南海里的中央领导也看了他们的戏。老少爷们爱看啥，爱玩啥，村里头就给闹啥。南街人不赶时髦但也不守旧，老年人都玩上门球了。

我们说，中国是泱泱大国，中国更是文明古国，老祖先给我们这些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但遗憾的是，如今我们曾经灿烂辉煌的传统文化，在今天，如同大熊猫一般地遇到了生存的危机。

就在十多年前，在我国的乡村，还活跃着数以百万计的乡村戏剧演出团体，但是，在一份有关民间艺术团体的调查文章中，我们看到，由于受市场经济的影响，老百姓们宁愿花几百元看一场港台明星或者国内大牌明星的演出，也不愿意花上几元钱去看乡村剧团演出。即便是农村，如今也时兴放录像，看电视节目，很少有人想起去请乡村剧团到村子里为老少爷们唱上一台。于是，一个个的民间艺术团体也相继解散，即使是正儿八经的剧团，也因为要与市场接轨，断了国家行政补贴的“奶”，而濒临解散或者已经解散。

因此，当南街村集体经济有了丰厚的底子，开始着手组建剧团时，人们投向南街村的目光，不亚于当初南街人唱革命歌曲。

于是，人们就说：“南街人脖子歪，啥事都和别人扭着看。”

在这里，我们想说明白，要是说南街人办剧团弘扬了民族文化，这话不假，但要说南街人办剧团是为了弘扬民族文化，这话就值得推敲推敲了。南街人办剧团的目的没有多少复杂的因素，就如同当年他们把分到手的土地又交回集体，凭的是高兴凭的是觉得那样好一样，南街人办剧团先由党委根据开展村民娱乐活动的需要，提个建议，然后开个村民会议，大家举手表决，要不要看戏，要不要自己办个剧团？群众一只只手举了起来，南街村的剧团就办起来了。

后来，随着南街村剧团的进一步正规化、扩大化，外地来的专业演员，包括豫剧艺术大师常香玉、著名戏剧评论家荆桦、著名演员孙玉菊、张月荣、朱玉双等知名人士都走进南街村时，南街人真正明白了，作为中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振兴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一所河南省也数得着的“希望戏曲学校”，就在这个人口仅为3000多人的小村建立起来了。当然，这些都是后话。有关南街村办“希望戏曲学校”的故事，我们后面再细细说来。

我们说，别的地方老百姓肯定也想看戏的，但只是那地方的领导没有南街村领导的这种“凡是人民愿意的、高兴的、拥护的，就坚决去办，并且要办得快、办得好；凡是人民不愿意的、不高兴的、不拥护的，就坚决不办，不管这东西在社会上多么流行，多么时髦”的精神，只要老百姓想看戏就办剧团的作风。要是南街村这样的村子多几个，像南街村这样的领导多一些，也许我们的老百姓就能看上自己所钟爱的地方戏了，我们的民族文化精华，就能一代传一代地传下来了。

因为白天村民们都要到企业、工厂去上班，因此南街村的剧团大凡是在晚上给村民们演戏。由于剧团的演员绝大部分是来自专业的演出团体，有着非常高的专业水平，外面的人到南街看演戏，常常为剧团的水平之高而感到惊讶。1993年，南街村豫剧团在常香玉的弟子孙玉菊的指导下排演的豫剧《五世请缨》，参加了在湖南省举办的全国农村剧团戏曲大赛，一举获得了24个奖项。这一来，南街村的剧团更是名声远扬了，只要一听说南街村的剧团要在村里演大戏，方圆几十里的农民都会拥来观看，把南街村学校的操场挤个水泄不通。之后，1994年，南街村豫剧团被请进北京中南海，为中央领导上演一场他们自己排演的豫剧《断桥》，数十位中央领导观看了演出后，报以一阵阵热烈的掌声。1995年，南街村剧团又排演了新戏《大祭桩》；1996年，新编豫剧传统戏《疯哑怨》，又再次使南街村剧团的的名声在中原大地大振。

不过在南街村剧团所上演的那些为数众多的剧目中，大多数是根据南街村的一些活生生的真人真事编演的。在南街村看过剧团演出的人们说，南街人看剧团演出的投入劲头，常常会使人想起革命战争年代部队战士看宣传戏。那一则解放战争时，一个战士因为看斗地主的戏看入了迷，居然端枪朝台上演地主的演员开枪的故事，是人们所熟知的。类似那样的情形，南街村的人们看戏时也常会发生。负责剧团管理事务的团长邢春生解释说：“这主要是我们南街剧团演的戏内容都是村里发生的，真实的，一点都没假的，因此，老百姓们看着就觉得亲切，一点也不做作，容易感动人。”

其实，由于南街村实行生活用品配给制和低工资制，因此在南街村的剧团演戏，演员们无论水平多高，实际上拿的工资都不高，然而，这些年来南街村剧团的专业演员越来越多，大有小剧团难以容纳之势。来南街村的这些城里专业演员们说：“来这里也不为挣钱，只是觉得在南街村人活得有精神，这里的人重视戏剧。”

老少爷们爱看啥，爱玩啥，村里头就给闹啥。这是南街村领导搞娱乐活动内容的出发点，也是他们的行动指南。

有人从南街村的人办剧团，男女老少演的认真投入，看的也同样认真也同样投入这一现象可以得出这样一结论：

南街人思想过于落在传统套子里了，赶不上时代潮流。

可是，有位省城郑州生活了几十年的人告诉我们，当他在村子里转上几圈后，才知道***那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说得有多么正确。为啥，因为他居然看到和泥土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头子老太婆们，居然在玩连身居省城的他都不知道怎么玩的门球。那阵势，那精神，就像中国的男足球运动员在踢足球，虽然水平不高，但是非常投入。

说起南街村的老人打门球，那话题就扯得比较远了。1989年2月，南街村党支部在倡导开展尊老爱幼的活动中，专门分析讨论了老年人的心理状况，发现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村里的老年人虽然吃穿住等生活条件，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老年病发病率却一直没有明显的下降，究其原因是老年人缺乏身体锻炼。

按照惯例，南街村在如何丰富老年人的文体生活时，肯定是先征求老年人的意见。结果等意见一提，村里的领导却犯了愁，为啥？因为谁也没想到老年人们提出要建个门球场。这话里有因，原来，前些日子村里组织老年人到省城郑州、京城北京参观旅游，有的老人看到城里的老年人兴玩这球。他们想，活了一辈子了，农村里的啥东西都见过也玩过，可这城里人兴的东西，南街村的老头老太婆们谁也没玩过。现在村的娃们孝顺，为老人们着想，于是他们就提了这要求。

村党支部一班人听了老人们的意见后，虽然觉得有些心里没底，但还是当场就拍了板。只要群众想办的事，村里头就要办，有困难也要办。

盘子一定，第三天就开始了设计施工。

村里为这事一次性就投入15000元，并指定退休干部王明离具体负责此项工作，半年后，一个建筑面积达1300多平方米的新型门球场，就在村东南的柏油路旁竣工了。门球场建好后，村里专门为老人们买回来服装和器具，还请来教练，手把手地教他们玩。

门球队招收队员了，不仅南街村的老头老太婆们争着报名，而且临颍城乡的许多退休老干部、老职工也成群结队地赶来，要求加入南街村的门球队。而四邻八乡的人听说南街人建了门球场，也纷纷赶来看热闹，一时间，络绎不绝的人把南街村给闹得沸沸扬扬的。

如今的南街村门球场已成为临颍县的老年人活动中心，而南街村领导心想着群众，为群众办实事的事迹，也传遍了中原大地。

从一个小小的门球场，人们看到了一个并不像平时所想像的那种封闭，思想守旧的南街村。只不过可以这么说，南街人干啥事有个特点，那就是从不盲目赶时髦；南街人办事还有个原则，这原则是一句老话——看群众的意见。

3．“斗私会”不是重演“阶级斗争为纲”。南街人喜欢讲故事、搞演讲。讲完了好的事，还要说坏的。讲着拉不开脸面的故事，就不会再做这档子事了。

南街村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因此，它也是处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之中，改革开放面临的对精神文明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也同样是南街人所面临的问题。我们说，这一深刻的变革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重大课题，南街人当然也没遇到过。

如何保证改革开放的变革中的社会主义方向和性质，如何发挥出比资本主义更大的优越性，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更是伟大的社会实践问题。这其中的许多问题要靠精神文明建设的创新来解决。同时，在开放过程中，如何既有选择地借鉴和吸收外来文明，又坚决防止“全盘西化”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真正做到“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自成一家”，也是一个探索的过程。这就决定了精神文明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

这些理论性极强的东西，南街村的党委班子并不一定能够有很深的研究，但是，他们以自己直观的感觉，认识到了市场经济自身的弱点和消极影响，认识到了这些因素对南街村所提出来的“建设南街共产主义小社区”带来的挑战和考验，因此，他们要求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南街村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是处在市场经济形态包围中，或者说，南街村的重要的一部分，本身就是市场经济形式，所以必须采取一些适应市场要求的手段与措施，与外围的市场经济接轨，以求得经济的持续、健康、高速发展。但是，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然要通过各种方式渗透到南街人所想建设或者说固守的小社区内部来，反映到一些人的行为上，不可避免地使一些意志薄弱者成为俘虏，干出以权谋私、损公利己、假公济私等不文明的事情。要避免、克服、抵制市场的弱点和消极影响，自觉经受市场的考验，将是一场严肃而长期的任务。

南街人开展精神文明建设的做法很多，其中讲故事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做法。

南街人讲故事，也叫开故事会，这种故事会在南街村开得特别地别开生面，村里上下都开，并不是演员讲故事观众们听故事，也不是村里头挑几个能说会道的上去说，而是人人都要上台讲故事。而且这讲故事还有一条特别的规定，那就是讲的内容必须是自己做过的想过的真实事情。当你小心翼翼地上了讲台，一五一十地讲开自己的故事时，观众还给你监督着，一遇到讲得不对的或者别人认为是不真实的地方，下边就有人开始嚷嚷起来，叫着你当场就改过来重新讲。虽然讲故事的场地上摆了张桌子，讲的人在台上，听的人在台下坐着，但实质上来说，这还是和早些年村里头大伙围着土坎子吹牛聊天差不多。当然要说差别，那就是南街人现在讲故事，不是由着讲的人随便说想说啥就说啥，而是规定不能光讲能给自己脸上贴金的好事，还要讲平日里自己做过的抹不开脸面的事，也要公开来讲，每个人讲的故事的题材，必须是好事与坏事各一半。这一来，南街村的故事会就与老百姓闲聊拉开了档次，所讲的故事内容形式丰富了，而讲故事的意义也加深了。这道理很简单，都说树还要张皮，哪有人不要脸的，况且在南街村这样人人讲文明，个个求进步的集体里呢？讲好事，那讲着讲着自己心里是美滋滋的能讲出骄傲来，而讲坏事就反倒是能讲得自己泪流满面悔意满腹。这就是南街人讲故事的目的，讲故事要的效果。

有人问南街村人，村里头要求讲故事的人好事坏事各一半讲，要是你没坏事讲怎么办？有一句话讲，人无完人，谁脸上没点斑斑点点，俺南街讲的那坏事，并不一定要是杀人放火的行为，而是指工作生活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要是你真的闹出点大漏子，那说不定不光仅仅上台讲讲故事亮亮丑就能过关呢！

遇有重大问题时，特别是发生了有些人思想中出现了自私自利的现象时，南街村往往采取一种独特的教育方法——那是就是南街村的“斗私会”。

一提起斗私会，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想到六七十年代的“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批林批孔的噩梦离中国人民也并不是非常遥远，所以，在这里，我们应该说明这样一点问题，那就是南街村的“斗私会”与以往岁月中的那阶级斗争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虽然南街村的带头人王宏斌总是把一句“南街不是一块净土，南街是斗出来的”常挂在嘴边，但我们可以毫不置疑地说，在今日南街人的心目中，那种旧时代的阶级斗争观念已荡然无存，要说斗资本主义，南街人和来自日本的资本家合作相处得非常融洽，由此可以证明，那种担心南街村所流行的“斗私会”重演历史旧戏，闹不好会给改革开放的新中国抹黑的说法完全不成立。

在采访过程中，我们了解到南街村开“斗私会”大凡分两种类型。这一作为南街村以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来促进抓精神文明的力度的最高形式，被因为身份不同，而分为党员干部的“斗私会”和村民的“斗私会”。确切些说这两者之间形式类似，但在南街村内部却有不同的名称，群众们平时管党员干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叫做“斗争会”，而群众之间的举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才叫“斗私会”。南街人的这种开展思想批评斗争的方式，或许会让人们回想起文化大革命的批斗会，那种血腥、野蛮、惨无人道的场面，让每一个都心有余悸。但是，南街人的“斗私会”虽然总是开得认真激烈，而且经常是有人痛哭得涕流满面，却绝对没有发生因为“斗私会”而引起暴力冲突的事。

南街村的“斗私会”因为有了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区分，因此，在什么事要上“斗私会”的标准上，也就有了不同。总的来说这也是一句：严干部，松群众。

南街人开“斗私会”还有一大特点就是对事不对人，任何人犯了错误，只要认识深刻，改正坚决，大家还是相信他，给予他重任。

王宏斌说：“南街村的干部党员，基本上都上过‘斗争会’的，当过批评对象，受到过这种特殊形式的教育。包括我自己在内。”

完了，王宏斌就讲起自己受教育的体会。王宏斌上“斗争会”是主动上的，而且上的规模还挺大，上千名村民参加的村民大会上，他一五一十地向村民们检讨了自己的问题。

他交代的是一本陈年老账——计划生育超生。

早些时候，计划生育抓得不很严，王宏斌多生了个女儿，但他为了维护自己在村民中的形象，女儿一生下来就送给外村的亲戚家抚养，村里人大多数都不知道这事。现在女儿长大了，王宏斌想去看看都不敢，而且平时他把计划生育工作交给副村长姚喜兰，自己从来不敢直接抓，为的就是因为心里头有这么一块心病。

那一回村里头开村民大会，一两千人参加了，王宏斌就在会上公开检讨起来。班长是一把手，当头的居然不掩自己的脸，公开检讨，着实惊动了南街村的父老乡亲。

王宏斌满脸疚意地站在主席台上，向全村人开起他主讲的“故事会”来。王宏斌说：“我为啥这些年不敢抓计划生育工作，老让姚喜兰村长主管？那是我心里头有鬼。虽然那些年计划生育不严格，但我确实多生过一个女儿，现在女儿长大成人了，我想孩子也不敢去看，心中有鬼，也不敢批评别人。全南街村的老少爷们信得过我，推选我王宏斌当一把手，按理说我应该在全村老少爷们的面前拍胸膛，说我没办过一件不要良心的事儿。但作为班长，我还是做了确确实实是昧了良心的事，对不起群众，对不起党。”

王宏斌做检讨不虚心假意，实实在在的，一边讲着自己的错事，一边掉着眼泪。会场里听王宏斌做检讨的人也是在掉着眼泪听。王宏斌掉的是悔过的泪，而群众掉的是感动的泪。按理说，这些年王宏斌生里来，死里去，这件已经过去十多年的陈年旧事，实在是不算是件什么大错事，犯不着上“斗争会”。可是王宏斌说，或许这事放在群众身上不算啥，放在我王宏斌身上就是个大事，谁让我是党员，谁让我是班长呢，这事儿一日不说透一天不检讨，心里就不好过二十四小时。

王宏斌讲完了自己的“故事”走下台，就感觉了一身的轻松。这事儿既教育了自己，又教育群众，这一来，王宏斌的威信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更高了。用一句话说：这叫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从这以后到今天，五六年时间过去了，南街村竟没有一个人违犯计划生育政策，这不能不说与王宏斌带头做检讨有关系。或许，在中国农村，一个有着3000多人口的村子，这些年来没有人违犯计划生育，是极少见的。毕竟在农村，农民们的思想意识要从传种接代的旧观念中走出来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而与王宏斌不同的，村党委副书记郭全忠是因为默许别人修路时为自己家门口搞一次“特殊化”，占了集体的便宜而上了一次“斗争会”；村党委办公室主任王金安是因为工人在为工厂安暖气管时，在全村都还没用上暖气的情况下，先安装自家的暖气设备而上了“斗争会”；而主管全村所有产品销售工作的销售公司总经理窦彦申则是因为别的一点小事而被当做了“斗争”对象。

而相对于干部们来说，南街村对村民们的上“斗私会”标准要低得多。宣教办主任刘小青是南街村抓群众“斗私”问题的，她说：“对待群众，这问题很复杂，要分众多的层次，区别来对待。一般的问题由村干部进行批评教育，帮助他们把问题解决了就完了。通常情况不上‘斗私会’。”

南街村针对群众问题也开过几次较大的“斗私会”，事情都是特别典型的，群众反映特别强烈的。

南街人尊敬老人，要是发生了儿子媳妇不孝顺老人的事，经过教育屡教不改的，大凡就跑不了要上“斗私会”了。开这种会村里先会派民兵把会场保护好，把斗争对象保护好。南街人讲：要文斗不要武斗。之所以派民兵，就是防止大家一激动，上台子打人，把文斗变成武斗。南街村发生过几起后辈养老的问题，最后都是通过这种公开讲故事，公开开展批评的“斗争方式”给解决了。

而南街村一位村民因为经常打媳妇，屡教不改，也上了讲台，一场“斗私会”下来，就变好了。现在小两口光景过得很好，夫妇双双又上了讲台，只不过这一回讲的是好事了，故事里的村民因为改正错误坚决工作成绩出色而当上了村里头的基层干部。故事里的事当然是真事，前面就说过了，南街人讲故事必须是自己做过的真事。

南街村的人是通情达理的，他们懂得这么一个道理，那就是，开“斗私会”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以教育为本，讲故事，开“斗私会”，通过这些形式用典型的事例来教育大家。因此，从形式上来看，确实是斗争得激烈又严肃，但并没有给当事人的心理造成多大的影响，或者说留下阴影。

十多年来，南街人就这样挑着自己的短处编故事，一字一句地讲给全村的老少爷们听。这些如同南街土地般淳朴的故事，像一场场春雨，洗刷着南街人的思想，创造出一片纯净的世界。

4．正忙着写本书呢。李副主任解职后如是说。俺们的故事早像风一样传遍了中原大地，书名就叫《中原风》吧。

说起现在已经离开南街村的李合谦，当年在南街村也算是个人物。

李合谦是南街人，从小在南街长大，但他十多年前不住在南街，而是住在县城。他不光是住县城的端铁饭碗的人物，而且还是个官，一个在农民们眼里已是不小的官，临颍县党史办公室主任——正局级干部，比管着南街村的城关镇领导还要大两个级别。

然而，在南街村他只不过是一个村办公室副主任，就这么一个在小村也只能算是基层干部的职务，就这还一度因违犯了南街村的有关接待纪律，被免去了职务。

李合谦从副主任到“削职为民”，再重新回到工作岗位，这期间他主持编了一本书。县党史办公室主任肯定是个笔杆子，这是众所知的事，李合谦在临颍县都能排得上号，在小小的南街村自然是个大秀才了。当村办公室主任的时候，李合谦的工作主要就是写文件和起草文字材料，经常为材料的事忙到半夜，整天是个大忙人。

因为李合谦的是南街村的头号“文官”，因此南街人只要自己要参加村里组织的演讲，总是先把演讲稿给李主任先看看。而李合谦有在县里头当过文史办主任的工作经验，平时也比较注意搜集各方面的资料，所以只要有人找他看稿子，他总是想办法留下一份底稿，以便以后能派上什么用场。

事实证明了李合谦的做法是非常正确的。1992年年底，南街村党委针对本村讲故事蔚然成风的形势，为了更好地引导村里的干部群众能利用好讲故事这一形式来教育自己，为了让南街人所讲过的故事深深地留在南街人的心中，决定由村里自己编写一本书，把村民们几年来所讲的故事，筛选一遍，挑出讲得比较好的，具有一定教育意义的故事，都收集到一起来，家家户户发一本，有事没事就可以翻着看，不仅可以教育大人，也可以教育孩子。

也就是在南街村做出编写故事集的决定之前，南街人认为村办公室副主任李合谦经常陪客人喝酒喝过头，有损南街人的形象，经过村党委的研究决定，撤了他的职。南街人用人很讲人尽其才，放着李合谦这样能写会画的人不用，也不是南街村党委的本意，所以看他撤职后认识错误深刻，就又重新给他分配了工作——不当村办公室副主任了，而是专门写材料，确切点说，是专门编书，编写一本南街人的故事集。

当然，编写故事集当然不是李合谦一个人的事，因为这样的事在南街人心目中，可是一件大事。

他们专门设了一个编委会。村党委书记王宏斌亲自担纲任编委会主任，副主任由当时的女副村长姚喜兰，村办公室主任刘小青担任，委员有李合谦、谷学文、熊焕业、刑国森、宋书跃组成。主编自然是李合谦，下面还配了两个副主编，他们把临颍县委宣传部的新闻科长谷学文请来当了副主编，外加一个熊焕业。一套编写故事集的领导班子就宣告组成了。

由于南街村讲故事已经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编委会的工作开展得非常顺利。半年时间不到，一部22万字的书就出来了。这本书精选了南街村村民所讲的故事100篇，题材涉及了南街村的方方面面，有老有少，有男有女，风格多样，故事情节曲折生动，谐趣皆融。当然，南街人讲故事是讲了好的也要讲坏的，但南街人编的故事集，则是主要讲好的，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讲坏事主要目的是为了教育人，编入传世留后的书里头去，确实也不太好。

这本书里头讲的故事有展现南街人创业风采的《指山卖磨》、《面龙腾飞》、《龙凤呈祥》、《十下广州》、《“二百五”的故事》、《特定受教日》等精华篇章，也有讲述发生在南街人平常生活中的移风易俗的《夹山婆婆得风流》、《敬老院里的梆子戏》、《倒插门退红本》、《破草房·公寓》、《老太太打门球》等南街人津津乐道的故事；更有让南街人倍感骄傲的《劳模迷路》、《外国人看相》、《“4321”耿老头》、《记者的震撼》、《风流闺女土老爹》等等。

100篇故事太多，无法一一列举。这里就挑一篇念念。写好事的也太多，咱就给挑篇不是好事的念，看着目录，里面有篇名叫《刘老太绝食》，肯定是写哪个儿女不孝，逼得老人没法活了，只好绝食的故事。

这篇故事是一名叫李会丽的人写的。

故事开头就这样写道：

村敬老院的任秀锦做好了捞面条，像往常一样端到刘秀珍老人的面前：“大娘，吃饭吧！这是你爱吃的捞面条。”这位老人头不抬，口不语，向饭斜了一眼，仍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秀锦和蔼地问：“是不是辣椒放多了？我再给你换一碗。”这位老人仍不吭一声。

南街人讲故事写故事都是这样，开门见山，没有套话，就如同他们的耿直的脾气一般。从这一段的描述看来，这给老人做饭的任锦秀的态度还是不错的，看样子是这老太太太刁蛮了，不好侍候。

故事接着写道：

“咋，不舒服了？”此时的刘老太听秀锦说完，再也忍不住了，她一把拉住任秀锦的手失声痛哭起来。

这一句从语法上来看有点问题，“咋，不舒服了？”这话不知是谁说的，但一琢磨就知道是任秀锦说的。不过这老太太刚刚还是横眉竖眼的，说变就变，倒哭起来了，看样子这老人是“老来嫩”，动不动就哭的。

接着看故事情节。

秀锦从1990年到敬老院工作到现在，还没有发生（应该是遇到）过这等事。对老人的脾气，她了如指掌，今天的事却使她有些心中纳闷，“这到底是咋回事？”秀锦坐在老人床上，寻根问底，才知道了其中的原由。

那是个寒冬腊月的夜晚，秀锦安顿好其他老人睡下，就去护理这位下肢瘫痪，常年卧床不起的刘秀珍老太太。她像往常一样，备好药，准备给老人擦背换药。这时发现老人双目紧闭，满脸痛苦，知道情况不妙，就慌忙把老人抱到三轮车上，向医院走去，积雪的路面，走起来一不小心就会摔倒。况且天又黑，她一个妇道人家又怎么能行呢？顾不得考虑那么多，蹬起车子就往东街医院驶去。经过急诊，老太太得的是脑血栓，幸亏送得及时，才使老人脱离了危险。等老太太醒来，看到摔得浑身泥雪的秀锦，心里痛得直掉眼泪。

出院了，刘老太的身体仍很虚弱。以前的老病加上这场病，瘫在床每天要专人护理，可秀锦里里外外一把手，忙了这忙那，老人看到这些，急在眼里，疼在心上。

俗话说：床前没有百日孝。可是秀锦却常年如一日为她擦屎倒尿。老人常年躺在床上，后背烂得化了脓，发出难闻的气味，秀锦就用棉纱为大娘擦洗，刘老太太咋能不老泪纵横呢？

晚上她睡不着觉，左思右想，咋能减轻点秀锦的负担，但想不出门儿。她一边骂自己这个病，一边咒自己还不早死。想到死，她觉得是个办法，于是她想用绝食去死，这样再也不会拖累人了。

这一段描写比较精彩，一二百字就把老太太的心理全给写出来了，换个专业的写，估计也就这水平。只不过语言或许会顺些。

了解到老太太绝食的原因了，就看任秀锦怎样做工作了。

秀锦问明了来龙去脉，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对老人说：“大娘，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惹你生气了。别再胡思乱想啦，还是身体要紧，趁热把这碗面条吃了吧。”

刘老太太接过那碗热腾腾的捞面条，哽咽着说：“媳妇呀，亲闺女也比不上你，俺这辈子没法报答你了，下辈子再报答你吧！”

就这么简单，任秀锦一句话就把老太太的心给劝回来了。可见她在老人的心目中有多么高的威信。

“是呀，”邻屋的几位老人也闻声而说：“一人侍候咱六七个孤老头子、老婆子，做吃做穿，铺床叠被，这样的贤惠媳妇，除了咱南街村，上哪儿去找呀？”

多么真诚的话呀！任秀锦就是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精心侍奉着这些老人。

这篇题目叫《刘老太绝食》的故事就完了。要是需要点评一下的话，那就是题目出得巧，有悬念。题材好，从一个瘫痪老太太的事，反映了一位敬老院服务员敬老爱业的事迹。语言简炼，并且有较强的语言组织能力。

可以讲，这篇故事基本上可以称为南街人讲故事的模式。南街人就这样用自己说习惯了也听习惯了的语言方式，来讲自己的故事，让人读起来听起来就有一种喝农家自酿的酒一般亲情醇香。

一本故事集，当然就是一坛美酒了。

而书写好了，可给这书取个什么名呢？

南街人遇到难题就想起开会，开党员干部大会，开群众大会。为了给写南街人自己的事，由南街人自己编的书给取个名字，村里广泛征求的意见。

“其实呀，咱们南街人的事，早在外面被别人传说透了哩。”

“可不是，这些年来，咱南街村一天到晚被四邻八乡的人挂在嘴上，就如咱这中原大地上的风，一刮就吹遍了。”

“我看中，咱们的书名就叫《中原风》。”

“中原风”这个提法后来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于是南街村的故事集就正名为《中原风》。

中共河南漯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谭英听说南街人自己编了一本故事集，欣然许诺作序。他在序的尾中写道：

希望南街村的故事继续讲下去，写下去，选下去。盼望早日看到故事的二集、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