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逼”：高小毕业的“知识分子”人单力薄，但他千方百计地想法子为集体贡献自己力量。奉献之歌奏响了序曲。
王宏斌，1951年生，高中文化，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现任中共临颍县委副书记、南街村党委书记、河南省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曾被选为河南省五届、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河南五次党代会代表，河南省首届关心支持国防建设十佳人物，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家，全国劳动模范，中国共产党十四大、十五大代表。
在王宏斌的这一串简历中，我们看到了荣誉的光环下的他，有着极其神秘的色彩。在这许多看起来似乎并不应该成为等号的等号中，可以判断这一传奇人物的身上有着不同凡响的履历。
但是，无论王宏斌当了省里的代表也好，当全国的代表也罢，甚至王宏斌当上了临颍县的县委副书记，在南街村，或者与南街村有着一定关联的人，无论男女老少还是都爱管王洪彬叫“班长”。王宏斌也觉得“班长”称呼比“王书记”那称呼中听。这个中的缘由是因为王宏斌是个在南街土生土长的农民娃子吧。
如今的王宏斌正当年富力强，他这个年龄在人一生中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在南街人一口一声地“班长”的期望下，朝着自己所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不断努力。
从实际一点说，王宏斌他们提出来要在南街村建设“南街共产主义小社区”，在这豪言壮语的理论后面，具体形象的解释就是通过大力发展集体经济，使小社区达到物质极大的丰富，精神高度文明，实现社区内所有劳动者“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把南街这个小社区建设成为“爱党、爱国、自由平等、美满幸福的一个乐园”。总的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带领南街人过上天不愁地不愁想玩有玩的想乐有乐的幸福生活。在共产主义这个词汇在如今的社会上被某些人逐步淡化的今天，马克思、列宁对共产主义的形象解释，被中国一群普通农民如此虔诚地实践和发展着，我们说这不能不是人间奇迹。不管你说南街人是理想主义色彩过浓也好，论南街人是“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也好，反正南街人认定一条路，那就是共同发展、共同富裕。而这不正是毛泽东、***等一代伟人所衷心期待的吗？
对于南街人来说，这样的一种对未来生活的美好设想，那是近些年来才开始有的，但对于王宏斌来说，这样的想法并非现在才有，早在他10多岁的时候就有了，尽管那时还没有现在这样明确，但也形成了最初的思想基础。
王宏斌小学毕业时，正赶上河南省大力宣传学习邢燕子回乡务农的事迹，全省各地都形成了农村学生毕业回乡务农的热潮。南街村的那个只有十三四岁的小王宏斌也不例外，只是凭着心头的一股热劲，高小刚毕业就不再继续升学，而是毅然返乡种地了。
王宏斌一回到村，就发现自己的理想与现实之间还是有着很大的差距。首先他回村是为了支援村里的建设的，但是他只生长了10多年的身子骨，压根儿就承受不了重活，也干不了重活。大人们出工了，他也跟着出工，只能算是半个劳动力，干活也算挣半个工分。但王宏斌是高小毕业生，在村里头怎么说也算得上是个“知识分子”的了，这一点就必然地使他比别人多了一份为达到自己目的而进行的思考。为了使自己能摆脱跟着大人后面混日子的局面，王宏斌就开始琢磨自己能为村里人做些什么事，让自己的价值得以体现出来。
这是王宏斌在南街村遇到的第一个“逼”字，他自己逼着自己想点子为群众做事奉献自己的力量。这种思想是朴素的，也是朴实的，但是，为集体谋利益的一种思想基础，便也就此在他的思想深处萌发了，我们姑且称它是共产主义思想的萌芽。
王宏斌重活干不了，这已是现实，那么就只能在轻活上打主意。在南街人长辈的记忆中，那时候的王宏斌整天没有闲着的时候，从早到晚地找活干，而且敬老院的一位老人说：“这娃儿找的活都是生产队不计工分的。”干了白干。小王宏斌的身上就开始凝聚一种无私奉献的思想，这应该可以认可为万丈高楼的基础。
在南街年龄稍长些的人心里头，都记得王宏斌为村里人免费编草垫子的事。
面粉厂一位和王宏斌差不多年龄的村民说：“那时候，南街村的人们总看到小王宏斌一有空就到处找玉米叶之类的可以编草垫子的东西，然后就一屁股坐在自家门口，认认真真地编起草垫子。即便是村里头最要好的伙伴找他出去耍玩，他都不去。”
而当我们在南街村敬老院采访时，遇上了敬老院的负责人彭桂珍，敬老院的老人们管她叫“彭院长”，我们是入乡随俗，也跟着如此称呼。彭院长给我们讲了一段王宏斌小时候的故事，也是与编草垫子有关系的。
南街村所在地是中原腹地，农民们主要是靠种粮为生，而种粮就得用水浇地，临颍县境内虽然有好几条河，其实也就颍河与另外一条河长年有水，其余都是流量极小的季节河，而当地降雨极少，因此每每到了庄稼生长需要水量大的时候，农民们总是整天整夜地守候在田间地头，保证那一缕缕的河水能够顺利地流到自己的地里。农村人管这活叫“看水”。那时候南街村的地离村子较远，所以每年庄稼生长最快的季节，村里都要派人住到在地头盖的小茅草屋里去住，长时间地担负着看水的任务。农家人除了干完集体的活以外，还要顾家，长时间地离家对于每一个农民来说都是有很多困难的，大多数的人都不愿去看水。或许觉得这活是苦差事，王宏斌每次都是抢着报名去。因为他一个小孩子家没有什么大事，没有家庭负担，加上他每次都是积极要求，所以那几年只要有看水任务的时候，总少不了王宏斌的份。彭桂珍的丈夫也被生产队派去看过水，与王宏斌是住在同一间草屋。丈夫曾对她说过王宏斌看水时候的事：“斌那孩子总闲不着，没事他就抱上一大堆玉米叶子编草垫子。俺问他：‘你一家人用得了这么多草垫子吗？’哪知宏斌就是一声不吭，等俺们和下一拨看水的人换时，他已打好了几百个草垫子，用小骡子车拉回来，他不是往家里拉，而是挨家挨户地走，哪家有老人的，他就给送上几个，到了自家时就分完了。”
采访时，老人们说：“最初大家伙看班长整天闷不吭声，就是编草垫子的时候，就有人说：‘你看人家斌，不愧是知识分子，就是有头脑，没事了编些草垫子，拿到集上去卖了，一年四季的油盐酱醋不就不发愁了嘛。’然而班长那时只顾得上冲别人笑笑，自己还是忙乎自己的活。”
王宏斌从小就是话不多，他抬头冲和他说话的人笑笑，低头还是编自己的草垫子。一段时间下来，王宏斌家里就有了一大摞子草垫子了。这时候，王宏斌就抱着草垫子挨家挨户地跑开来，只要家里有老人的每家每户都给分上几个。不过他不是像别人说的是在卖草垫子，他不收钱。王宏斌向一脸惊讶的人们解释道：“我看大人们都挺忙的，没空编草垫子，老人们坐着纺花做针线没个垫屁股的草垫子，累得慌，反正我也没多大事，就给编上几个，就算敬个孝心吧。”宏斌从小就爱做好事、善事，这是南街人的一致看法。
几十年过去了，但南街的老人们想起这一段往事，还是有不少人边讲边抹眼泪，说着：“俺斌从小就是个好娃子，俺们现在的好日子全靠他带着大家干出来的。”
王宏斌有着一个为人们所感到惊讶的远大理想，但他绝对不是一个空想主义者，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小时候编草垫子的故事中得到结论。
或许小时候的行为，为长大后的王宏斌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这个基础既蕴含思想上的高尚品德，也包括在行为原则上的一种坚忍不拔的意志。南街村有3000多口人，老年人自然也不会太少，一个少年要为这么多的老人编草垫子，他所付出的无论从体力上来说，还是从精神上来说，都是巨大的。无私奉献的潜意识，在这样的劳动锻炼中自然而然地就在王宏斌身上扎下了根。
有一点或许应该可以公认的，那就是，王宏斌就是从这时候开始了他的理想和事业，如今的南街村，在他眼里是一个大个儿的草垫子而已。
在南街村采访，有件事很令我们感动，那就是南街人一说到王宏斌，总是流着泪水夸赞他们的班长。一位大嫂在讲述她家的变化时，向我们展示一件件现代化的电器，那神情可谓是眉飞色舞。可一讲到王宏斌，马上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说着说着简直是泣不成声，她觉得今天的一切都是班长带着大伙干出来的。班长的脸瘦了，班长有个头疼脑热的，都牵动着南街人最敏感的神经，甚至为此王宏斌的媳妇还受到过村民们的责备，责怪她没照顾好他们的班长。一个基层共产党员，能受到普通百姓的如此拥戴，足已！在我们数千万共产党员的队伍里，假如有成千上万个王宏斌式的优秀干部，那我们的党将是一个多么令人敬仰的形象啊！
从王宏斌身上，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启示：
一个人无论能力大小，只要有为别人做奉献的思想，就能力所能及地做一些足以感动别人的事；
而同样的，也只有树立了为别人作奉献的思想，一个人才会想着法子去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进一步推论，那就是一个人只有从小的事情上开始实践为别人作奉献，才可能在大的事情上为别人作奉献。
2．二“逼”：17岁的王宏斌当了生产队长。罚了自己老娘的工分，带出一个全县先进生产队。县委书记是老朋友。差点被同伴一锄头送了命。
农家的孩子早成人。
王宏斌长到十七八岁已经成为啥重活都能干的大小伙子了，农田里的十八般武艺他是样样精通，特别是开生产队里的那拖拉机，更是数一数二的好手。而在村里的老少爷们眼中，他王宏斌更是啥事情都拿得起放得下的男子汉了。关于后面一点，南街生产大队王宏斌所在生产队当时的老生产队长看得最为透亮。于是，就在这时候，老生产队长让王宏斌当了生产队长。
那时候的生产队长就像现在村里的村民小组，但比村民小组的编制要大一点。一个农村的生产队要设两个生产队长，并且两个都是正的，只不过分工有别，一个是政治队长，另一个才是真正的生产队长。政治队长在生产队是一把手，生产队长是二把手。原先王宏斌那个生产队只有一个老队长，一人挑两担子，威信很高，从这以后，老队长退下来只当政治队长，生产上的事全由王宏斌来管了。
17岁的王宏斌从此真正与生养了他的中原土地，结下了那不解的深情；也是从这一刻，他开始了自己的追求，拉开了在黄土地上干一番事业的序幕。
这是王宏斌在南街遇到的第二个“逼”字，也是他自己逼自己努力当好生产队长，当好南街人的带头人。
王宏斌一当了生产队长，就接过老队长敲钟命令村民们下地干活的使命。也是从这开始，他养成了出言如山倒的人生旅程。
那时候，听惯了钟声下地干活的南街村的人们身上，也有着和别的地方的人一样的惰性，这种现象就如同常患感冒的人对一般的感冒药抗药不起作用似的。南街村下地干活的钟声响了，但该下地的人却懒懒散散磨磨蹭蹭好半天才能到齐。针对这种情况，王宏斌约法三章，令行禁止，对出工迟到的，一律按情节轻重扣罚工分。王宏斌说到做到，连自己的老娘和亲姐姐也未能幸免于他的“如山军令”。
在南街村党委下属的农村支部办公室里，我们采访了年已70多岁，但是精神非常健爽的陈秀荣大娘。那时候陈秀荣与王宏斌是一个生产队的，对于有关王宏斌抓懒治惰的事有着较深的体会。
陈秀荣回忆说，王宏斌的父亲在城里的供销社工作，母亲的活自然也就多了也累了，家里头总是忙不开来。有一天早上，母亲因为家里头灶子老不起火，猪食煮晚了，出工误了十来分钟。王宏斌在地头里就宣布，按照队里制定的规定扣掉母亲两天的工分。当时的农村人对挣每一分工分都看得很重，这不仅仅是面子，更是贫困条件下有限的经济效益。而且要是换了别人，因为确实家里有特殊情况误了上工，也不会罚得这么重。一时想不开，王宏斌老娘就气得当时在大伙面前就抹开了眼泪。而这一来，别人却打心眼里服了王宏斌，都说“别看他年纪不大，可干起事来一点不含糊”。这往后，南街村的人们出工懒散的现象得到了很大的改观，即便是有人误了工，对生产队的扣罚工分也没有多少意见了。
王宏斌当着生产队长，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干活总是冲在前头，工分比别人拿得还少，指挥生产井井有条。老生产队长是个很有眼光和魄力的人，他一看王宏斌已能顶得起生产队这片天了，就主动要求退了下来，让王宏斌一个人政治队长、生产队长两副担子一肩挑。
果然，王宏斌没有辜负老队长和村里人对他的期望。只过了两年时间，王宏斌所在的生产队就取得了全县粮食亩产第一的好成绩，被评为全县先进生产队。（当然有一点需要讲清楚的，虽然王宏斌当生产队长时，农村还存在着虚报产量的风气，但南街村的粮食产量却是实实在在的。）王宏斌则被县里树为典型，有关部门把他和另外几位优秀生产队长组织起来，到处传经送宝。转眼间，王宏斌就成为了全县的名人了。
当了名人的王宏斌与县的领导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从这些领导的身上，王宏斌学到了许多自己所难以领悟的领导艺术。
当时临颍县县委书记叫刁文，《人民日报》曾在一版重要位置连篇累牍地宣传过这位优秀的县委书记。刁文书记认为王宏斌是位难得的农村干部，他经常到南街去看望王宏斌，和他谈生产也论思想修养，闲了也拉拉家常。有一件事，王宏斌他一辈子也忘不了的，那使他领受了县里领导的莫大关怀，一股暖流一直温暖着今天的王宏斌的心。
那是1976年11月3日。“***”刚刚抓起来的年月里。
那天王宏斌带着村里人下地干活锄草。
王宏斌和另外一个人对着头锄，由于过于认真仔细了，对面的那人光顾着看地上的草，没看见王宏斌已锄到他面前了，举起的锄头一下去，正好砸着了王宏斌的头，当时王宏斌就失去了知觉。村里人把王宏斌送到医院抢救。刁文一听说王宏斌被人砸伤进了医院，当即给县医院院长打电话，要求派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给王宏斌治疗。接着又打电话给县公安局，指示他们派人到城关镇南街村查一查，砸伤王宏斌的人是什么人，跟王宏斌有什么仇。过后不久，县里的9个常委都分别抽空到县医院去看望了王宏斌。
王宏斌在病床上醒来时，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县委书记刁文。
一见到刁书记，王宏斌就感到见到了亲人，一感动就流出了眼泪。这眼泪让刁书记给误解了，以为王宏斌是因为遇到委屈流的泪。
刁文说：“娃子，好好养，难过啥？干革命哪有不遇到困难的？”
王宏斌说：“啥困难？没有困难。我是看到你来看我，就感到心里头发热。”
刁文说：“宏斌你放心，我已经让县公安局把阶级敌人抓起来了。”
这一句话把王宏斌给吓了一大跳，心里想，南街出了阶级敌人了，我怎么就不知道哩，连忙问：“啥阶级敌人？”
刁文说：“就是那用锄头把你砍伤的坏人呀。”
王宏斌闻言赶紧从床上下来，说：“没有这回事，刁书记你赶快放人。”
这时候轮到刁文一头雾了：“是怎么回事？”
王宏斌解释道：“我们是对着头锄地，锄着锄着碰到了头，那人没注意，一锄头就砍到我头上来了。根本不是故意的。”
刁文还是有些不信：“是这样吗？”
王宏斌有些急了：“刁书记你赶紧放人，冤枉了别人，叫我今后咋当队长哩？”
这一来，县里就把砸了王宏斌的人给放了。
由于那时候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人们对被冤枉的事，不是今天有那么强的法制观念，被冤枉了就认命。因此，当被公安局抓起来了的人原以为自己砸了生产队长，而且是全县有名气的生产队长，这一下说啥也不中了，认了。你说，在常人看来，王宏斌这一家伙差点被砸死，还不借机报复一下吗？没想到王宏斌还是那一是一二是二的王宏斌，有啥是啥。
被抓起来的人对王宏斌是千恩万谢这自然不在话下了。
而王宏斌的群众威信也是自然而然地更加高了。
也是在这个时候起，二十不到的王宏斌，被南街人确认为自己的带路人了。后来，刁文书记被调到有名的兰考县当县委书记，还时不时地到南街来看看他一向喜欢的这个小伙子。
3．三“逼”：丢了媳妇，丢了铁饭碗，却又戴上“班长”这顶帽子。南街村开始走上致富路。当年搓绳子的手，把南街人的地、南街人的心都拧成了一团。
王宏斌虽说是当了全县小有名气的生产队长，而且还在群众中赢得了“班长”这一有着非凡荣誉与威信的称呼。但南街村毕竟还是农村，虽然生产队是先进，但由于地少人多，南街村还是个穷村，因此南街村的小伙子找不着媳妇的事，还是常有的。眼看着王宏斌一天天地长大成人，快到娶媳妇成家的年龄了，王宏斌的父母也开始怕儿子找不着媳妇。
王宏斌的父亲在供销社工作，还是个干部。于是当着供销社干部的父亲，就四下里托人给王宏斌在城里找工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王宏斌弄进了县里头的农机公司，当上了工人，吃上了公家饭，而且还是在县城工作，着实让村里的人们羡慕了一阵子。以后的话题都显得那样顺理成章，成了工人的王宏斌自然而然就有了漂亮的未婚妻。
在南街人眼里头，当上了工人的王宏斌就如同进了蜜罐的蚂蚁——浑身都甜透了。这也不怪，想那时多少人想进城去，可真正能进去的却是少而又少。然而，谁能想到现实生活中的王宏斌却是没这份福，这个当初怀着一腔报效农村扎根土地，在大平原上练就了十八般武艺的热血青年，一旦离开了生产队，离开了泛着泥土芳香味的大地，就好像整个人丢了魂似的，觉得干什么都没劲。
而颇有些异曲同工的是，没有了王宏斌的南街生产大队第一生产队，那会儿也是一样陷入了困境——生产队工作一落千丈，由一个全县闻名的先进队又变成一个落后队，各项工作开展不起来，各种歪风邪气迅速抬头，农田产量日渐走低。这时候，大伙儿就开始想念王宏斌了，村里的老少爷们常聚在一块说：“唉，要是俺斌还在生产队，那就好了。”
那天天一早，村里的老少爷们就由老支书带队，开上一辆拖拉机，敲着锣鼓，一路沸沸扬扬地赶往县城。他们决定要把王宏斌给抢回来。
大伙原以为不当工人回村当农民这事，王宏斌那小子好孬也得想上个半时一会的，没料到他一见这又是锣又是鼓的场面，看了看乡亲们一张殷切的脸，愣了一下，只说了一句话：“回村里干行！但我还要干队长，当社员我不干。”
这一句话，把前来“抢人”的十来个人全乐坏了。老支书当场就禁不住热泪长流，尔后又开心地大笑着说道：“你当社员俺们还不要你，大队里那么多社员哪缺你一个？大家抢你回去，就是叫你当队长哩！”
拖拉机一路欢歌地往南街奔，人们有说有笑地，唯有王宏斌一路无语。老支书打趣他：斌在想他在社员面前的讲话哩。应该说南街人对王宏斌是相当了解与支持的，就如老支书能够猜想得到王宏斌的心思一般。
就这样，好不容易跳出农门端上“铁饭碗”的王宏斌，又回到生养了他的南街村。就在这时，他当工人时谈的对象也吹了。
关于未婚妻要和他谈崩的事，他心里早就有谱了。因为，在没有回村之前，王宏斌就已不再信任她了。
那时王宏斌觉得在县城里呆得挺闷的，就和未婚妻商量着要回村。
王宏斌说：“你看俺在县里老受罪，还不如回村种庄稼。”
未婚妻当即反对：“那不行，你要回去我就给你退婚。”
后来，未婚妻看王宏斌回村种地的决心相当大，而且她知道王宏斌想做的事别人很难阻止他，就心里一动，说道：“要么这样，咱们俩换换，我到县里当工人，你回村当农民种庄稼。”
王宏斌笑着回答道：“这事不中，你这是日哄我哩，咱们两个都当农民你还要退婚哩，我当农民你再去当工人，那你还会再跟我？你不用做这个梦，你这是骗我哩，等我们两个换过来你还是会和我退婚的。”
就这样，等王宏斌被拖拉机拉回了村，也等于把未婚妻给“丢”了。果然，王宏斌前脚刚进南街村，人家后脚就赶上来退了婚。王宏斌倒不打紧，只是把他的父亲给气得要命，说：“你说我养了这个货，看着有眉有眼的，原来是一个二百五。”父亲从此和王宏斌翻了脸，好长时间不说话。老人这无意的一句责备之言，没想到给儿子以后的生活添了一个人们敬重的“雅号”。
要说王宏斌不伤心，那也是假话，人毕竟是人，心里头那一份痛苦，南街村的老少爷们还是从王宏斌一个人独坐时看了出来。然而，尽管媳妇丢了，但重新当上了生产队长的王宏斌，很快地就恢复了工作热情。依旧还是如过去那样打钟招呼乡亲们下地干活的王宏斌，很快把南街村又搞成了全县有名的先进生产队，又成了全县的红旗。
时隔不久，王宏斌不当工人当农民的事迹传开来后，在临颍县引起了强烈的轰动。临颍县县委等单位数次下发文件，要求全县青年学习王宏斌。1975年，临颍县委组织组成一个先进人物事迹报告团，成员5人，王宏斌就是其中之一。
村里人夸王宏斌干得好，外面的人羡慕王宏斌，然而在荣誉面前，王宏斌并没有迷失自己认定的方向。经过城里的一段生活，王宏斌比先前当生产队长时的眼界开阔多了。
1977年，大队里的老支书刘坤岭死活要退下来，又推选王宏斌当了南街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当了大队支书的王宏斌更是一股劲地要把南街生产大队的农业生产搞上去，一年多点时间，南街生产大队的粮食亩产就达到了超千斤。然而，当了先进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的王宏斌并没有一点得意，因为他看到了南街生产大队虽然是先进生产大队了，但还是个贫困的，王宏斌明白这样一个道理：红旗不能当饭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党支部就是要带领群众奔走致富路。
走上了南街生产大队领导岗位的王宏斌在大队干部会议上说：“咱南街不能就这么扛着红旗穷下去了，得想个办法。群众在我们后头拿眼睛逼着呢！”
这应该说是王宏斌在南街村遇到的第三个“逼”字，这回可就是过着穷日子的南街人，“逼”王宏斌寻找致富路了。
王宏斌和他的伙伴们就在这份来自被“逼”的压力下，先是因地制宜，根据南街村的实际办起了一家小面粉厂，再经过“指山卖磨”计卖砖头办机砖厂。随后他们又通过义务劳动集资，扩建了原来的小面粉厂，从而使南街村的集体经济得到了初步的发展，党员干部在群众心目中的旗帜也打了开来。
这时候的王宏斌力图通过发展村办企业，尽快使南街村这个集体富起来，他要把南街村人的心凝聚在南街这个集体里。正如他当年搓绳子为老人编草垫似的，他要通过自己一双手的实践，把南街村的人心在南街村这个集体里捏成一团，形成强大的战斗力。
时间过得很快，两年三年时间过去了，南街村的两个小厂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这时候的王宏斌似乎看到了明天灿烂的阳光了。
4．四“逼”：创造了独特的南街村经济发展之路——农村包围城市。白送了一车面粉。上了42条方便面生产线，日产方便面340吨，生产规模居全国同类行业之最。南街村一天天眼界开阔起来。
成功之路永远不会是一帆风顺的。王宏斌在生活这个现实面前也是一样的，无论你的理想是多么的美好都不例外。
当王宏斌和伙伴们制定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之后，怎么个“包围”法，就成为一个大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系列性的问题，首先第一步就是面粉厂造好了，面粉也生产出来了，但面粉卖给谁，销往哪？
王宏斌说，咱这是要农村包围城市，中国的城市哪个最重要？北京。面粉厂的产品要先打进北京，占了北京才能占天下。
说了就做，这是王宏斌的处事风格。于是一做出决定后，王宏斌就带了几个人拉着一车面粉，经过一天一夜的旅途，车开进了北京城。那时正好是冬天，西北风刮得正紧。王宏斌他们就是坐在货车的车厢里进的北京城，三十多个小时坐在车的高处，从车上下来时，他们连站都站不稳了。
到了北京，他们也不敢休息，第二天就托人找到了一家糕点厂，想把面粉卖给人家，当时还想与人家厂里订个长期供货合同。可这想法立时就像泡沫一样破灭了。别的不说，光是人家糕点厂的大门都不让进，不管王宏斌他们怎么说，人家厂长就是不见面。
都说河南人脾气倔，这话不假。北京那家糕点厂的态度把王宏斌给惹恼了，他们几个人就站在厂门口，总算把人家厂长给堵住了。那时候“***”刚粉碎不久，革命与反革命的话题还常在人们嘴边上挂着。王宏斌一见那厂长就没好话一开口就是冲话：“你们工人是干革命我们农民也不是干反革命的，我们从河南那么远跑到北京来求你们，是想北京人的思想觉悟高不难为我们。现在我们也不求你们了，家里3000多口人在等着我们的消息，我这一车面粉不要钱了，白送给你们，请你们化验一下看看我们的产品质量合格不合格，我拿这一车面粉换你一句话，这总可以吧。”
没想到这事就这么歪打正着了，王宏斌这几句冲话，还把那糕点厂的厂长给镇住了。当时那厂长就答应化验一下。结果，化验结果一出来，南街村面粉厂的产品比他们用的所有产品质量都好，因此那家厂就跟他们订了合同。就这时候，王宏斌说，我们的产品比别人的好，我们的产品价格再压下来比别人更低一点，并且我们是送货上门。北京那家糕点厂的厂长一听这条件，笑了，一下就和南街村订了长期合同。
北京的市场从此就被南街人打开了。
然而，命运似乎玩弄了王宏斌，正当他和伙伴为自己的产品打开了北京的市场而庆贺时，一场顺应中国现实的改革大潮到来了——全国实行一拉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南街村自然也不例外，地包了，村办企业——两个小厂也承包了，当了村党支部书记的王宏斌忽然感觉到自己一夜之间没事可做了。
这以后的日子，在王宏斌的感觉上来说，简直是太漫长了。从头到尾南街村搞了5年联产承包责任制。
这5年时间让王宏斌傻了眼。虽然王宏斌还是当着南街村的党支部书记，但南街村依然又成了早些年月的“难街村”了。
实承包责任制以前，南街村的农业生产水平，就达到了粮食亩产超千斤的先进单位，但到了1985年，南街村的粮食产量就下降到亩产500多斤。而村里的两个企业承包了，但由于大家法规意识不是很强，被承包者耍了赖，该给群众兑现的没有兑现，该上缴集体的没有上缴集体，该上缴国家的税金没有上缴，甚至连给企业干了活的村民的工资，都拿不到。承包者不是没有钱，而是把钱都装进自己的口袋里，成了大款富翁，只有村民们穷了，村里的集体经济也日益亏空，几乎到了不能为群众办任何一点事的能力了。农业生产水平下降了，村民们的生活水平也跟着走了下坡路，大伙就开始对党组织不满了。那几年，南街村的村民一半多向上级告了村党支部和党员干部的状，告的内容一条条的，有告干部贪污公款的，有告党员舞私的，有告干部违纪的——状纸上至中央下到南街村归属的城关镇，而大字报则更是毫不留情地从村干部的家门口贴起，贴到了县委大院的门口。
这当然就是王宏斌在南街村遇到的第四个“逼”字了。正是这一“逼”，把南街村逼上一条适合于自己的经济发展之路。
这时候，被“逼”的王宏斌开始了认真的反思，并形成了这样一个对以后的南街之路有着决定性影响的认识：
中央的政策与文件精神只能是从宏观上来调控，而到了基层具体如何落实，大凡还是有个实事求是，根据实际因地制宜的问题。南街人，包括他王宏斌就吃了这个认识的大亏。
在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王宏斌和党支部一班人带领全村群众，以承包人违反承包合同的名义，把承包出去的企业收了回来，并针对南街村许多农户耕地荒了的情况，又把大部分责任田也收归集体统一耕种，改成由村集体承包。
从这起长达5年时间的教训中，王宏斌和南街人学会了不再盲目地看别人怎么走，也不再听别人说你应该怎么走，而是学会了研究思考自己面前遇到了什么问题，怎样去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并为自己的明天设计一条理想的大道。
王宏斌再不随大流了，而是始终把自己的思想深深地扎进中原那肥沃的土地，于是，一个又一个根据南街村的实际创办的村办企业开办了起来。
王宏斌办企业与扩大企业的路子是一步一个脚印的，都说南街村是“玩面蛋”发起了家的，只要看一看南街村发展“面蛋”之路，就不难发现那是一条循序渐进的发展之路。
当王宏斌把村办面粉厂从承包人手里收回村集体承包时，5年时间过去了，这个村办企业还是1980年刚办起来时的老样子。王宏斌为了利用平原农业区现有丰富的小麦、玉米、大豆等资源的有利条件，决定围绕农产品创一条南街村独特的致富路。就是因为他们始终坚持了这条适合于南街村走的致富路，终于有了经济腾飞的今天。现在，南街村自己的企业组织——河南省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已成为国家一级大型企业，拥有方便面厂、食品厂、等级面粉厂、包装材料厂、矿泉饮料厂、调味品厂、油墨厂、养鸡场和中外合资的彩印厂、胶印厂、啤酒厂等26个企业，生产产品70多种，职工竟达12000人。仅方便面厂，就有39条方便面生产线，日产方便面400吨，生产规模居全国同类行业之最。而食品厂光锅巴生产线就达100条。那壮观的南街村运输队车辆多达160多部，总吨位达800多吨。
5．五“逼”：南街人有了“外圆内方”的“政策”。面临着种种困难与挑战的南街村，走上了实是求事的发展之路。
南街村实现了“玩泥蛋起家，玩面蛋发家”的致富梦，就年年被评为省级文明村、明星村，外界的舆论纷纷来凑热闹，把南街村称为“世外桃源”、“一方净土”。
然而，在这一片赞誉声中，王宏斌却保持住了清醒的头脑，能够正确地对待社会各界舆论，客观评价南街村所取得的成绩和突出存在的问题。为了防患于未然，王宏斌多次在会上说，在南街村，成绩是显著的，是主流，但问题不仅有，而且有的还相当严重，已经到了不治不行的地步。如果陶醉于一片赞扬声中，对那些以权谋私、损公肥私的现象睁只眼闭只眼，听之任之，甚至包庇袒护，南街村的事业就会严重干扰，南街村十多年辛辛苦苦发展起来的大业就会受到逐步消失。居安当思危，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是要认真查找问题和不足，以便始终保持内部的先进性、纯洁性。
但是尽管如此，因为集体经济小有富裕了，个别党员、干部还是产生了自满、骄傲的思想，想群众的事就少了，考虑个人的事多了，艰苦创业的精神也丢了，有的甚至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利，搞特殊化。当时村里就有四个在发展村办企业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干部放松了自己的要求，搞特殊，并经常丢下工作聚在家里喝酒闲聊，群众对他们很有意见，连党组织的批评他们听不进去，仍旧我行我素，而且越喝越出格，竟偷偷地开公车外出喝酒。
这些现象的出现使王宏斌等人大吃一惊。
这就是王宏斌在南街村遇到的第五个“逼”字。
王宏斌就在一次南街村的总结大会上讲：“南街这几年的发展，我认为是群众‘逼’出来的。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群众‘逼’出来的，坚持用毛泽东思想育人也是群众‘逼’出来的，更是群众‘逼’着我们提出了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设想。而这些年，我们村干部党员，则完全是在群众‘逼’的力量下，有了工作压力，产生了工作动力，终于想出了办法找出了路子，成了真正的‘梁山好汉’，成了苦拼实干、乐于奉献、为共同富裕奋斗的好干部、好党员。”
处理了个别党员干部违纪现象之后，在王宏斌的提议下，南街村党委就开始为了解决南街村内部存在的各种问题，制定并实施起了“外圆内方”的政策。
换句南街村流行的话说，这也是“逼”的。
“外圆”就是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的潮流，与市场接轨，这一点，南街人与外面的人没什么不同的。要说有不同，也就是南街人自身要求更高一些。说回来了，这还是“内方”的范畴。
“内方”这主要体现在内部管理上。内部管理严格要求，丁是丁，卯是卯，规规矩矩，方方正正，教育广大的党员干部、职工群众要廉洁自律，做到一尘不染。
南街人是因为学习毛泽东思想找到了适合于自己的致富路，但是，王宏斌说：“咱南街村的治村之本也是大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教育村民，从而使全村人人做到自觉遵守‘内方’这个‘政策’的要求。在我们南街，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教育人。”
正因为有了王宏斌这一“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的思想，南街村才有了以前的“三大”和之后的“三讲”以及“五献一留”活动。
“三大”，就是大学毛泽东思想，大学雷锋精神，大唱革命歌曲。
“三讲”，就是讲政治，讲学习，讲正气。
“五献一留”，即为祖国献忠心，为社会献爱心，为别人献关心，为企业献热心，为老人献孝心，为自己留信心。
王宏斌在“内方政策”中强调对内管理提倡无私奉献，严格各项制度和纪律，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南街村党委一班人严格按照自己理解的、现实又行得通的、得到村民拥护和支持的、符合马列主义原则的方式行事，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塑造人的精神面貌，全面提高人的素质，在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等方面制定并推行了一整套严格的村内制度、准则和规矩，带领出一大批不光技术水平高，而且思想作风过硬的干部群众队伍。
在王宏斌他们独创的“外圆内方”“政策”的引导下，南街村不仅很好地发展了村办企业，从1991年首夺河南第一家亿元村后，到1997年，南街村的工农业生产总值已达16个亿。而与此同时，南街村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有人说：南街村在发展了集体经济的同时，在文明建设方面又为党和国家以及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树立了先进榜样。
南街村就如一面飘扬在中原大地上的旗帜，展现着自己的风采。
南街村的故事，如同南街村大喇叭里播放的《东方红》歌曲一般响彻四方。
6．给***汇报工作：十分钟总结了十年的工作。
南街村出名了，王宏斌的名字也随之而远播华夏大地。正如王宏斌的简历里所记载的那样，现在的王宏斌已有了一连串的头衔，于是他就要参加形形式式的会议，包括向上级领导和来访的宾朋汇报南街村的情况。
这些年来，王宏斌向老一辈革命家张爱萍、宋*、吕正操、李锡铭作过汇报，也曾向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朱镕基、***、布赫、马万棋等汇报过，同时，还曾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年会会员以及联合国经济咨询专家等人一起探讨南街之路。然而，在所有的汇报中，令王宏斌最难忘的是向党的总书记***同志汇报南街村的工作。
那是1998年6月5日，***总书记视察农村工作后，在河南新密召开了一个农村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座谈会，上级组织通知王宏斌也参加这一次会议，并且做好汇报发言准备。
参加那次会议的有18个单位，向***总书记作书面发言汇报的共5个人，包括新密市市委书记。每个人的发言时间是10分钟。
第一个发言的是东道主新密市市委书记，第二个发言的就是王宏斌。
王宏斌是头一回见到***总书记，更是头一回向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汇报工作，心里自然有些紧张，他简单地把思路理了理，决定向江总书记汇报5个方面的内容。
回想起那过程，王宏斌记忆犹新。
王宏斌说，我首先向***汇报的第一个问题是，南街为什么坚持公有制。我认为有两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我们为了全面地、更好地落实小平同志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所以要坚持公有制。小平同志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核心就是五句话：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咱且不说前两句话，前两句按照过去的的话说，没有阶级性，不管什么主义，都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关键是后三句，要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发展公有制经济，发展私有制经济，是消灭了剥削，但消灭不了两极分化，实现不了共同富裕的。这是第一个问题，要坚持公有制。
然后在汇报第二个问题时，王宏斌提了个问题。他说，***，去年你提出讲政治，我们认为要讲好政治，必须给讲政治提供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这个经济环境不纯粹是经济实力问题，而是经济结构的问题。私营企业他就无法讲政治，它讲政治员工们也接受不了，因为它讲咱共产党的政治，对发展私有制经济这个经济结构是水火不相容的，因此在私有制企业它就讲不了政治，也讲不成政治，它只有讲资产阶级的政治，我们共产党人不讲资产阶级政治，只讲无产阶级政治，必须发展公有制，不发展公有制经济，你讲共产党的政治那是讲不通的，群众接受不了的。南街村这些年来之所以两个文明建设同步走，不存在一手软一手硬的问题，我看就是有公有制基础决定的。没有公有制这个基础，南街村两个文明建设也会出现一手软一手硬的。
王宏斌就接着讲：“第三个问题，就是南街为什么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认为里面讲了很多做人的标准，教我们很多的方法，在农村基层工作，我们各方面素质都很低，要想领导好群众，把我们的事业干好，必须首先自己站得正，坐得正，必须按照***讲的做人标准，才能赢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我们当中又没有受过专门培训的，也没人教我们工作方法，我们是看***的书，学一些工作方法来做好我们的各项工作。这一点，我就汇报了这么简单。”
接下来第四个问题就是汇报南街村精神文明建设。
“我说精神文明建设不是空的，也不是哪一个人，哪一本书上说的，它是实实在在的，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一个系统。我们南街抓精神文明建设，就是以群众团体为依托，以搞好各项活动为载体，深入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党组织有党组织的活动内容，团组织有团组织的活动内容，民兵队伍有民兵的活动内容，妇联会的有妇联会的活动内容。我说南街这些年来，从没间断过各项活动，生命在于运动，你不运动那就会影响身体健康，我们认为党的机能也在于运动，如果党不运动，就会影响党的健康。1984年一开始，我们就搞了三大运动：大学毛著，大学雷锋，大唱革命歌曲。后来又开展了讲故事运动，南街人自己讲南街的事。再后来又开展了‘五献一留活动’，和开展‘九爱一坚定活动’。现在我们又开展了在三讲活动：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这中间还进行了整风活动，南街人这十几年来就没有间断地开展一切活动，并以各项活动为载体，深入开展搞好精神文明建设。”
最后，王宏斌又汇报了共产主义小社区建设的问题。
“我就汇报了这个有争议的问题。我们南街人因为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事惊动了上层，到现在还是争论不一，这个问题的争论有在上层的，也有在下层的，有在社会上的，还有在我们南街村的。这几年到南街参观的人很多，有人见了我以后就问：你南街村怎么样把毛泽东思想和小平理论结合到一起的。我说这不存在结合的问题。从各方面的角度来讲都不存在，我说从党派讲，他俩都是共产党，并不是一个是共产党一个是国民党，存在着国共合作的问题。我说从年龄讲，他俩都是老一代，也不存在老、中、青结合的问题。再开个玩笑，从性别上来讲，他俩都是男同志，也不存在男女结合的问题。我说他俩是一致的，是一个整体，小平同志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不存在结合的问题。”
作为一名靠着自己的努力，学着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成长起来的农村基层干部，王宏斌以自己的事实向世人证明了，他确实是优秀的，是一名合格的更是优秀的共产党员，一名优秀的群众带头人。
有人则说，王宏斌之所以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南街村的事汇报得那样清晰，是因为平日里他心里头总在琢磨着村里的事，琢磨着怎么带领全村的老少爷们过上好日子。
7．要富得一分钱存款都没有。土生土长的王宏斌对生活的理解：富裕生活与幸福生活不是同一概念。
王宏斌有句名言：“要让南街人富得没有一分钱的存款。”
这话初听起来确实感到矛盾，富了应该存款更多，怎么反而“没有一分钱存款”呢。仔细地想一想，就明白了王宏斌指的是集体富，而不是个人富，集体非常富有了，群众需要什么都能由集体给办到，个人自然也就不需要用钱了。
许多人对王宏斌的这句话表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王宏斌的这种理论很容易让人们与***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提出来的“理想社会主义蓝图”相似。***曾多次向他人提起他的“理想社会主义”模式——即“乡社合一”的社会形式：
“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渐地有次序地把工、农、商、学、兵组织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文化大革命”中，***的建国方针依然是这样的。他主张纯粹公有制成分、实行产品经济、分配大体平均、取消“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主义”乐园模式。
从这样来看，王宏斌的“未来哲学”似乎确实是继承了***的“理想社会主义”。我们知道，***的“理想社会主义”因为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加上这种社会模式内部实行的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缺乏调节积极性的竞争性，所以动力源泉先天不足，从而不得不依靠政治动员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因为有了这样的必须性缺陷，***的晚年才犯下了提出“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甚至自己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正确的思想理论也违背了，使一大帮机会主义者有了可趁之机，***、“四人帮”等一批野心家、阴谋家趁机爬到重要领导岗位，举着这个“幌子”到处找“阶级敌人”，从而搅乱了整个中国。
“阶级斗争为纲”由此而成为让中国人一听就浑身发毛的话，因此当听了王宏斌所说的“南街不是一块净土，南街是靠‘斗’出来的”的话时，了解和熟知中国历史的人们深深地怀有这样的疑虑：王宏斌会不会如同当年***那样，把一个好端端的南街村引向一个错误的极端呢？
实话实说，在去南街村之前，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是保持着保守的意见，毕竟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大命运的重要问题。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对南街村的“斗私会”作过简单的评述，他们的“斗争”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斗争”根本不是一回事，其两者之间有着质的差别。南街人只不过是学习了***有关“斗争”的基本理论，重视政治动员发动村民、职工的工作积极性，确切些说是他们非常重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可以这么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南街村“斗争”的全部。
说到这时，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我们目前所面对的社会现实，那就是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好作风被失传了，从战争年代延续下来的那种思想上的交锋，对错误思想做法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不能说没有了，但比起五六十年代来，应该差得许多。因此，许许多多老同志常常深情回忆五六十年代的良好社会风气。如今，人们生活富裕了，但社会风气却常常令人担忧。所以，当电影《水浒传》里刘欢把《好汉歌》唱响时，立即得到社会各界的强烈共鸣。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今天我们这个社会缺少的正是“路见不平一声吼”的正义者。然而，我们又不可否认，如今的社会上又的的确确有那么一些人，只要你一提讲学习，只要你一提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骂你“极左”，说你是“文革”遗风。这一骂，就骂掉了我们党延续了多年的好作风，所以，社会上才出现了那种见了坏人坏事躲着走，遇着邪恶无人管的极不正常现象。老实说，***所讲的“斗争”本身并没有什么错，斗则进，不斗则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与天斗，与地斗，与个人的错误思想斗，唯有如此，才能促进社会的文明和进步。然而，因为十年文革夸大了斗争的作用，扩大了斗争的内涵，党内正常的斗争被一些人当成整人的工具，所以，一提斗争，人们就害怕，就常常引起许许多多痛苦的记忆。人们更没想到，就这样含含糊糊地取消和废弃了党内正常的思想斗争，它所产生的恶果与“斗争”扩大化一样，同样要我们付出惨重的代价，我们党和人民眼下正在品尝这难咽的苦果。
王宏斌的聪明和锐敏，就在于他以乡村干部的眼光发现了党内思想上的弊端，他时时讲斗争，处处讲斗争，他相信，南街人的好风气是斗出来的，南街村的好光景是斗出来的，不斗争，南街人只能向腐败妥协，向邪恶低头，富裕了的南街村也会像有些地方一样，一片灯红酒绿。王宏斌高高举起了“斗争”的旗帜。“斗争”两个字，王宏斌大会讲，从县里讲到省里，从省里讲到中央，从***讲到中南海，很多人替他这位年轻的乡村干部捏了把汗，可他总是微微一笑：咱坚持的是共产党人的传家宝，讲到哪儿都不怕。不过，王宏斌所讲的斗争，确是我们党有三大法宝之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决不是有人传说的那样的批斗会。
王宏斌在如何带领群众走富裕之路的问题上，确实是有着他独特的见解。平时他经常讲这样的话：“我们南街人不仅要过上富裕的日子，而且要过上幸福的日子。”
这话王宏斌大会讲小会讲，一次又一次地声明着自己的理想。有人就钻这句话的牛角尖，向他提了问题：“王书记，现在大家讲经济发展了，老百姓有钱了，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而你经常讲不仅要让南街人过上富裕的日子，而且要让南街人过上幸福的日子。请问你是怎样理解这富裕日子和幸福的日子的含义的？”
王宏斌说：“我的理解是，富裕日子不等于幸福，可是，幸福日子包含了富裕日子。就目前我们周围的农村来讲，确实有一部分人在物质生活是富裕起来了，特别是一些个体户、专业户，有的家产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他们的日子是不是很幸福？我看不见得。这些人家安几道防盗门，院墙越垒越高，门锁越换越大，就这还担心有人抢劫他、讹诈他、贴他的条子，整天提心吊胆。还有一些养殖专业户，养猪的睡在猪圈里，养牛的睡在牛棚中。现在农村演电影，牵着牛、羊去看放映的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我看这些都不能叫幸福日子。我讲的让南街人过上幸福日子，就是指不仅有富裕的物质生活，而且有充实、高雅的精神生活，家家安居乐业，人人心情舒畅。”
说完后，王宏斌再一次强调了自己的观点：“这就是我理解的富裕日子与幸福日子的区别。”
在南街村的日子里，我们许多次听王宏斌向来访的人们阐明自己的这一观点，几乎是所有听他讲的天，都深深地为他那一份为群众谋求幸福之路的诚挚之心而感动。我们想，也许每一个善良的人，不管对南街村的前途抱有什么样的疑问，都会为南街村的带头人——王宏斌致以一份敬意。
8．普普通通的真实的王宏斌。老农民递给王宏斌的一个柿子。很多的人都挨过王宏斌的批评，但没有一个人说王宏斌的不是。
王宏斌出名了。随着国内外的新闻媒介在近年来大规模地宣传南街村的事，王宏斌的知名度也日渐攀高，他已成为改革开放以后的富裕中国农村的领头人代表。
高举着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中国农村迎来了20年巨变，在这场变革中，许多农村的有识之士成了农民脱贫致富的带头人，在这些人中，绝大部分是一心为农民着想为农民的命运与生活而忘我地探索，当然正如***所说的“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许多带着农民走上了富裕道路后的农村领导由于受文化素质等因素的限制，逐步地就开始一种以自我为中心，以家族为核心的封建式管理模式来经营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使有了钱之后的农村变了味，变成了某个人的村子，或者干脆是当上了“山寨王”。出入高级轿车，身边总是有几个保镖相随，生活上大手大脚花天酒地，其堕落与腐化程度难以言语。与河南相毗邻的河北大邱庄出了个被判刑的庄主禹作敏就是个中的典型人物。大邱庄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典型，与江苏的华西村遥相呼应，有着“北有大邱，南有华西”之说，而与上述的两个村庄比，南街村经济实力似乎是要稍逊一筹，但是我们从在1995年的全国1000家最大经营规模乡镇企业评比中，南街村的河南省中原工贸公司列第27名；而在同年进行的“'95中国乡镇企业评价排序”中，南街村的中原工贸公司荣获“中国食品行业最大规模100家”中的第二名这一事实，可以看出，南街村之富在全中国的农村也是屈指可数的，拿南街村与大邱庄、华西村相比，也并不会差多少。南街村与大邱庄是两个相邻省份里的两个富裕村庄，大邱庄的庄主是那样的形象，那么南街村的“班长”又会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呢？
这对于每一个关心南街村的人们来说，都是一个悬念。我们也不例外，同样是在心里头有着这样的问号。社会上有关南街村的传闻实在是太多了，褒也好，贬也好，都使南街村以及南街村的带头人王宏斌有了一层雾一般的神秘色彩。
揭开这一神秘也是我们此行的目的之一，因此，我们一来到南街村，就提出来想尽快地见一见王宏斌。但是，还是等到第二天的上午，我们来到南街村一整天后才见到王宏斌。由此，在没见到王宏斌之前，我们便有了许多并不是十分美好的猜想，然而，当我们见了王宏斌一面之后，那些猜想就立时不再存在了。
现实中的王宏斌是非常实在的，更是非常普通，假如不是先前见过王宏斌的照片，我们肯定很难将眼前这一位穿着夹克衫步伐慢慢地走入房子里来的中年人，与王宏斌对上号。
与人们所传说的相一致的是王宏斌确实话很少，坐在屋子里，他在多半的时间里是听别人讲话。我们注意到王宏斌抽烟比较快，而且是一根接着一根，这使得我们对他所吸的烟感起兴趣来。王宏斌抽的是一种“许昌”牌子的烟，继而我们又发现几乎我们所遇到的南街人抽的大多是这种烟。问了一下小卖部，才知道这种烟价值在2元至5元不等，包装上有区别，我们仔细看了一下，发现王宏斌抽的是那种2元多一点一包的烟。
这一发现使我们如同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般的兴奋。因为一些小事上，可以反映出一些大的实质性的问题来。然而当我们和南街村宣传教育办公室主任刘小青谈起这件事时，刘小青居然笑了起来，她说道：“班长不要说两块多钱的烟他抽，有时候比这差的香烟他都抽得津津有味的。”
我们不信，就问道：“王宏斌有这么穷吗，不至于抽这么差的烟吧。好孬他还是每个月拿250元工资。”
刘小青说：“当然不是他自己买的，而是平时路上遇到哪个隔村的农民认识他，一块儿聊两句，人家递给他抽的。班长人随和，和普通群众关系非常融洽。”
说到“班长”王宏斌的为人，刘小青谈起一件她自己亲身遇到的事。
哪一天，刘小青和王宏斌在南街村的广场上谈工作，迎面走来一位赶着驴车的邻村老农。这老农可能是刚刚往地里拉粪了，也可能是农村的老农民卫生习惯不是太好，不仅是驴车上满是干粪渣，而且自己身上也脏得很，特别是那双手黑乎乎的。就这样一个老农民，看到了王宏斌就像是见到了亲人一样，立时上来和王宏斌拉起话，王宏斌也是热情地与他攀话。这过程中，那老农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快要烂了的红柿子来，硬是要塞给王宏斌吃。当时刘小青就在一旁，看到了老农那双手，以及那只柿子，心想王宏斌怎么着也不会吃这个柿子。然而，没想到王宏斌双手接过那只柿子，当场扒开皮就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一旁的老农就如同看着自己的儿子吃东西一般看王宏斌吃。这一幕，让刘小青反思了好长一段时间，“班长”王宏斌给她上了生动的一课，那就是作为一个农村的基层干部，应该怎样和身边的农民们相处。
我们则是从这件事中得出这样的启示，就是王宏斌之所以能够得到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中原土地上的农民们的尊敬与热爱，就是因为王宏斌对这些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把自己的一切与农民们联系在一起，就有了一种“子不嫌母丑”的情感。这就是王宏斌作为一位普通的农民，一位普通的农民儿子的证明。
在我们即将离开南街村的那天中午，恰好遇到了王宏斌的司机吕献洲。
吕献洲1978年就参加南街村的劳动了，在砖瓦厂开推土机。1990年，由于南街村的企业已经发展成一定规模了，王宏斌的工作也日益繁忙起来，村里决定给他配一辆专车，同时配了一个专职司机。这个司机就是吕献洲。吕献洲是个极善言谈的人，一说起王宏斌，他就说：“班长这人实实在在的，不喜欢花里胡哨的东西。”
吕献洲平时开着车送王宏斌到各个地方去开会或者办别的事，从来都是开会就是开会，办事就是办事，从没有逛过街，也从来不去逛商场，每到一个新地方，除了当地有名气的古迹以外，啥都不看啥都不玩。王宏斌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些古文化比较感兴趣，对现代社会里的娱乐场所一点都不感兴趣，司机吕献洲有时和他开玩笑说他脑袋不开化，他就说“俺是农民嘛”。虽然王宏斌偶尔也听一两首流行歌曲，但在绝大多数的时候，爱看爱听豫剧，在王宏斌的感染下，吕献洲也对豫剧有了一种特别的偏爱，在他的车子里存放着的磁带，清一色基本都是豫剧，中间有一两盒不是的，也是革命歌曲。吕献洲说王宏斌是个戏迷，没什么事的时候，他就到戏校或剧团去看演员们排练节目，有时候坐车子里兴致上来了，王宏斌还会跟着曲调来上一两段豫剧唱腔。有时候在外面办完事赶不回来吃饭了，王宏斌就和司机俩人在小吃店来上两大碗烩面就解决了肚子问题。
我们知道，王宏斌现在是有身份的人了，是一个富裕村子的代表人物，可吕献洲说：“班长本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变化，还是如同往常岁月里的自己一样随便。”王宏斌最喜欢穿的就是布鞋，身上是一身棉质的夹克衫，一年四季是看上去总梳理不好的平头，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个农村人。由于工作关系，这些年来王宏斌经常要出入各种高级的宾馆等场所，他这一身打扮远不如司机吕献洲时髦，现在有许多人是拿衣冠取人的，因此王宏斌常常被一些地方的服务员当做土老帽看待，偶尔还会遭人白眼。尽管如此，王宏斌似乎并没有多少感触，依然是那10多年前的老样子，谈到那些事的时候，顶多会以他特有的幽默逗上几句，并报以爽朗的笑声。
随着吕献洲的述说，一个普普通通实实在在的王宏斌就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了我们面前。因为王宏斌在南街村的影响力，所以我们在南街村的采访过程中，几乎是与每一个采访对象都说及王宏斌，我们听到的只是一片赞誉声，没有一点点的说王宏斌缺点的。在采访时我们了解到，南街村的干部上上下下调动很多，王宏斌对干部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的批评往往是很激烈的，尽管这样，每一个挨过王宏斌批评的人竟没有一个认为有王宏斌的不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一个在一个村子里生活了四十七八年的人，能够与千万人相处而没有人说他半点不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一点使我们更加明白了说王宏斌的痴也罢，谈王宏斌的诚也罢，论王宏斌的智也罢，在我们眼里，在南街村10000多名村民、职工眼里，王宏斌不是神，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一心为村民们谋利益造幸福的人，一个让所有的南街人崇敬与热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