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生源看作是学校的生命线，已经是许多学校（包括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的普遍共识。就像企业生产产品，如果没有合格、优质的原材料，又怎么会生产出合格、优质的产品出来呢？这一点无可辩驳。

有鉴于此，各校在争取优质生源方面可谓殚精竭虑，吸引学生的手段也在不断翻新。

生源是学校的生命线

河北省保定市y中学是一所地区重点高中，然而高考名次一度下滑得厉害。为了扭转这种局面，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y中学在招生中采取了许多令人敬佩的招生措施。

许多来自郊县的同学反映，他们在中考以前就已经得到了y中学的口头录取通知。y中学的招生老师亲自到学生家里向家长和学生介绍学校情况，承诺许多优惠条件。更令家长和学生感到惊奇的是，招生老师对他们初中阶段历年的成绩、表现、各种竞赛名次都了如指掌，可谓是有备而来、志在必得。

在这样的三顾茅庐下，优质生源纷纷进入y中学，与希望享受优质教育的择校生一拍即合。

在这样的合力作用下，y中学的高考录取率不上升才怪。优质生源就是学校的生命线，事实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优质生源对升学率起决定作用

与保定y中学一样，每年中考报名前，济南市第一中学的教导主任王宏，一般都要提前两周、组织10来位老师到各校进行宣传。这是他每年的重点工作之一。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源对学校的升学率几乎起到决定作用。”

在济南市，除了各区县所属的几十所高中外，市属高中就有十二三所，济南市一中排在一类集团的第3名。在此以前的分别是山东省实验中学、山东师范大学附中。这3所中学的升学率平均都在98%以上。

这样高的升学率，取决于他们的优质生源。而优质生源的流向，又取决于学校的声誉。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相对于一类学校的优越感，处于二类三类的学校无论在质、量上都面临着激烈竞争。

一位薄弱中学校长说，“我们只要有一个考上大学，实际上就说明比他们强。因为我们招生时第一名的分数还赶不上他们的最后一名。”

明的择校考试不行，来暗的

2002年3月，西安市某中学违规举行的小学升初中考试引起各方关注。虽然西安市教育部门早就明文规定取消了小学升初中考试，可事实上择校考试已经蔚然成风，绝非个别现象。

在西安市的省级重点中学有30多所，其中一些学校几乎每年都举行小学升初中择校考试。

每年3月份左右，一些中学就在暗中开始行动了。他们并不张贴招生通知，而是对前来报名的家长进行登记、收费，至于什么时候考试，另行通知，平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例如，这次该中学的择校考试，就是在考前一天下发的准考证，在考试之前20分钟才开始在考场张贴考号。搞得这样神秘兮兮，就是因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一半学生上课，另一半考试去了

为了增加择校把握，许多家长给孩子报考了四五所学校，寄希望于“东方不亮西方亮”。为了能上一所好中学，学生跟着父母四处打听考试消息，东奔西跑，疲于赶考。

西安市东郊一所小学的6年级班主任反映，尽管离毕业还有3个多月时间，6年级的教学任务也没有完成，但是班上经常只有一半学生上课，另一半学生出去参加择校考试了。

这位班主任不无忧虑地说，择校考试不仅让孩子面临太多压力，更破坏了正常的教学秩序。

一些学生考上重点中学后，便觉得万事大吉，“船到码头车到站”了。上课不专心学习，而是专门做小动作，家长对他们的管教也因此放松了。而那些没有考上的学生，无形中增加了许多压力和打击，这势必影响他们的健康成长。

重复炒卖生源，一串名单卖了20多万元

学生在为自己的择校奔波，学校也为自己的生源四处活动。在广东省，就曾经发生一串初高中毕业生的名单被炒家卖了20多万元的荒唐事件。

在广东省茂名、高州一带，职业教育非常闻名。每年的6至9月，各校之间激烈的生源争夺战如火如荼，使得一批批生源“人贩子”趁机疯狂炒卖毕业生名单，大发横财。

2000年6月23日，当地一家电子学校招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忙得不亦乐乎，因为他们刚刚从五六个人贩子手中收购来几万个名单，忙着寄信、发通知呐。

早在1999年6月，就有一位农民模样的广西人找到该校杨校长，称自己通过在当地教育局任职的亲戚，弄到了全县2万多个初高中毕业生名单，表示愿意独家卖给杨校长，每个名单价钱至少1元。

杨校长通过电脑磁盘看到，每个学生名单后面都有姓名、性别、出生年月、家长姓名、详细通讯地址，没有理由不信以为真。

在经过讨价还价之后，最后以每个名单0.30元成交，为此付款6000多元。接着，打字、印刷、寄招生简章和录取通知书又花了6万多元。

谁知道到开学时，这笔买卖共招来5名学生，共收到学费1万多元，净亏了5万多元。

2000年6月初，杨校长亲赴广西联系生源，正巧又碰到这位活跃炒家，才得知上年的这盘名单先后被卖给了茂名、阳江、湛江等地的20多家职校，炒家凭此赚了20多万！

炒家透露，只要名单真实可靠，寄出的招生信件不会被退回来，这样重复100遍也不会露馅，并劝说杨校长出钱与他合搞这样的买卖。

消息传开以后，在广东茂名打工的一些广西人纷纷步其后尘，回乡挖名单去了。只需一季，就有太多的人家盖起了漂亮的小洋楼。

倒霉的是正常的招生秩序。有的学生一下子收到几份甚至十几份录取通知书，变得无所适从；招生学校更是在这方面浪费了大量的人财物力，经济上得不偿失。

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炒卖生源具有一定隐蔽性，现行法规对此毫无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不法之徒大发横财。

农村家长纷纷进城为子女择校

与农村名校到城市招收优质生源相映成趣的是，农村的优质生源纷纷进城选择名校，形成了一种“上山下乡”的热闹场面。

2002年中考结束后，在南宁市就掀起了一股外地家长纷纷前来给子女选择名校读书的热潮。

在广西久负盛名的南宁市第二中学，当年指定性计划招生9个班，396人；指导性计划招生3个班，135人。该校最低录取分数线为619分，生源全部来自南宁市。除了邕宁县有5个生源指标外，其他县市的学生一般不招。

然而，中考分数刚揭榜，外地家长就纷纷来电或亲自登门为子女求读。

曾经在该校就读的浦北县籍的容某，2001年被保送读北京大学，2002年他的妹妹中考成绩为630多分，由于排不上邕宁县5名指导性计划生源名额，容某特地从北京赶回母校说情，其家长也亲自前往学校，希望校方能够破格录取她。

国有民办闯出一条改革路子

为了增强学校活力、吸引优质生源，1996年，北京市第11学校和第25中学主动“下海”，成为北京市办学体制改革的试点学校——国有民办学校（也叫民办公助学校）。

这表明，学校由国家所有、校长承办，经费自筹、办学自立。通俗一点说就是，学校还是国家的，教师也还是国家的，但校长要领着教职工们自己找食吃，同时承诺年均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不低于5%。

这样一来，生源质量的好坏就更决定了学校的前途。

从1998年起，政府完全停止了对这2所学校的财政拨款。而在此以前，11学校每年的国家拨款是400万元，25中每年的拨款是200万元。

“断奶”以后，这两个“孩子”由于善于抢吃抢喝，身体发育不但正常而且超常。

到2000年9月，11学校的资产总额达到5800万元，25中达到600万元。短短的4年时间，11学校1个发展成了3个，25中1个变成了2个。国家不仅节省了2400万元财政拨款，而且资产实现了翻番的增值率。

十里挑一，考的就是综合素质

他们是怎样挑选优质生源的呢？

每年的5月下旬到6月初，是25中招收初中新生面试的日子。每天一大早，北京市东城区交通大队帅府园中队的民警就要在这条街上加岗值勤，因为一下子要涌来几百辆小车。

校园里，5位老师一组，十几组老师正在同时面试考生。

每个考生被要求从一个大口袋中摸出一张面试纸条当场作答。有的考生一打开“说说你妈妈有什么缺点”的题目时，一下子就傻了。

考生不用备考，也无从备考，这就是该校校长刘志毅亲自拟定的试题类型。他说：“这是考综合素质。经过这样考试选出的学生，错不了。”

11学校的招生与25中差不多，五花八门的题目什么都考。用这种办法在六七千个报名者中选出600名初中新生，十里挑一，招收的是来自全市各区县不参加电脑派位的择校生。每年元旦开始，就吸引着家长们打听如何领到报名表。

把家长的满意度当作最高追求

据调查，这2所学校的在校学生家庭中80%～90%属于工薪家庭。这些家长用人民币给国有民办学校投了信任票，而学校也把“家长的满意度”当作全校师生的最大追求。

在2000年9月21日举行的北京市海淀区“名校长办学思想研讨会”上，北京教育学院教授、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梅汝莉认为，国有民办办学体制的改革成功是必然的。事实再次证明了陶行知先生所说的：不利用社会力量的教育是无力的教育，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的教育是盲目的教育。

现在，这2所学校完全依靠学费运转，早已进入了良性循环。

“一校两制”带来新的不公

在为国有民办学校叫好的同时，也应当清醒地看到，一些重点中小学以改革名义搞“一校两制”，破坏了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平等性和公平性，从而造成新的不平等。

根据《义务教育法》规定，各地教育部门都作出了划片就近入学的规定，并且加大了薄弱学校教育资源的改善和投入。在此情况下，一些重点中小学“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公办学校里创办民办性质的寄宿学校，以便在收费方面拥有更多的灵活性。

“一校两制”的必然结果是，谁的家长有钱谁就能接受好的教育；谁的家长没钱，谁就只能划片就读。这样的改革只能人为拉大学生之间的距离，造成新的不平等。有的学生抱怨他们家长无力将他们送入重点学校，让他们小小年纪就进了“穷人区。”

更有人认为，一校两制是“挖社会主义墙脚”。因为这些学校其实是在利用重点中学、重点小学的招牌和教育资源做文章，说穿了是在利用公办学校的无形资产以及场地、设备、师资等有形资产。

无论怎么说，实行“一校两制”的重点学校，由于收取了寄宿生的高额学费，在师资力量的配备、教育资源的分配使用上，难免会厚此薄彼。这对那些划片入学的学生来说，是不公平和不平等的。

就好像是一条猪腿，把上面最精华的一块肉分出去了，剩下的骨头比重当然就高。肥瘦不均也就在所难免了。

不仅如此，“一校两制”还会带来教师之间收入分配上的不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办学校的教学质量。

西安市一所重点中学校长感叹道，这种现象折射出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弊病，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虽非一朝一夕之功，但教育部门应当着手解决这个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取消“一校两制”，要么是“公办”要么就是“民办”。

确实，目前许多地区正在清理“一校两制”，有的已经彻底改“公办民助”为“民办学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