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淮开车去机场接车篷宽。他人还没有回来，可是关于他在北京顶撞d副总理、惹得d副总理发脾气的事却已经在省委机关轰动开了。北京的会一散，d副总理就给省委第一书记潘景川打来电话，追问车篷宽在会上的表态是不是省委讨论的意见。

要是讲心里话，潘景川是同意车篷宽的意见的，但是他在电话里没有这样讲，却对d副总理说车篷宽的意见只代表他个人，省委并未讨论过。这也是实话，车篷宽动身前省委的确没有开会。但是如果潘景川在电话里回答说，他也同意车篷宽的意见，这其实也是他的真心话，那这件事的结果也许是另一个样子了。可是现在他把责任都推到车篷宽一个人身上，车篷宽肩上的压力就增大了。车篷宽的秘书和司机都担心这件事会影响老头儿的情绪。被车篷宽视为很重要的那个全省厂长以上干部会议后天就要开始了，老头儿的决心一动摇，这个会就要砸锅，那就会影响全省的经济形势。要是那样的话，还不如不开，但是再下通知撤销会议已经来不及了。

曾淮心里一直想着这件事。他担心的是通过这件事暴露出来的另外一种令人不安的预兆。d副总理只给潘书记打了电话，只有潘书记知道这件事，为什么这么快就传开了呢？第一书记散布这件事意味着什么呢？车篷宽一走下飞机，曾淮就发觉老头儿面色焦黄，神情憔悴。他上前接过车篷宽的提包，顺口问道：“您的身体不舒服？”

“没有，挺好。”车篷宽把提包交给曾淮，还没忘记说了声：“谢谢！”

曾淮拿不准主意要不要把d副总理的电话和省委机关对这件事的议论告诉他。告诉他吧，说这种话显然不符合一个司机的身份；不告诉他吧，老头儿毫无准备，一回到省委里来一个措手不及，要是顶不住，往后一退，不仅影响开会，这个省的工作也就没有指望了，许多想干点事业的人也会失去了主心骨。其实，一个省委书记，或者别的什么级别的干部和副总理的意见不一致，或者是顶撞了副总理，甚至是顶撞了总理、中央主席，又有什么了不得呢？不是说要反对一言堂吗？这不是很正常吗？允许普通老百姓发脾气，也应该允许像总理和副总理这样的大人物发脾气，这也是人之常情嘛。为什么像车篷宽这样一个省的负责人，和副总理唱了几句反调，吃了几句批评，副总理打个电话来问一问，竟在下边引起了这么多的猜测、议论，甚至是恐惧？这哪里是正常的政治生活呢？人们不去议论这件事情本身谁是谁非，却一味猜度这件事情本身之外的后果，真是可怕而又可恶！在这样污染的社会环境里，人和人之间，上级和下级之间，怎么可能有正常的、平等的关系呢？人的创造性、积极性怎么能充分发挥出来呢？

曾淮一阵恼怒，突然下了决心：“我当司机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时候正应该起点作用了。”

他打开车门，让车篷宽先上了车，关好门。他坐在司机的位子上，打着了火，盯住后视镜里车篷宽的脸色，说：“车书记，您在北京说，如果吴昭年的计划得以实现，中国人连裤子也穿不上了。是吗？”

“是的，我是这样说的。”车篷宽淡淡地说，可是他的眼光中却透出了惊异，灰白的眉峰往上耸着，分明在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d副总理打电话给潘书记，询问这话是您个人的意见，还是经过省委讨论过的。”

车篷宽淡淡地一笑：“当然是我个人的意见，他怎么不当面问我？”

曾淮改用一种和省委书记平等的、严肃的语调说：“现在我们还是用战争年代指挥军队的办法，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来指挥生产；如果还用这种办法指挥经济的调整和改革，必然要走大弯路。过多少年以后，再来一次调整，纠正现在的错误。”

车篷宽没有说话，只是将身子稍稍向右偏了一点，这样他就可以看清曾淮的侧脸。

曾淮并不需要书记搭腔，他只管说下去：“我们的国家，几十年来实行的这一套经济管理体制，已经根深蒂固，极大地妨碍着改革的步伐。而我认为围绕着改革，最终必然会导致权力的斗争，这样改革的阻力必将更大！”

车篷宽仍然不动声色，但是他在心里点了点头。

“但是，不改革无论如何是混不下去了。西德、日本这些资本主义国家自不必说，就是苏联和东欧各国从五十年代起也先后开始了改革。它们虽然几经反复，但毕竟取得了一些成效。而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改革成果，尤其显著。时代在前进，我们古老的中国怎能例外？我们不改革，就不能前进……”

曾淮意犹未尽，汽车已经开到了省委机关大院门前。他只好说：“回家还是回办公室？”

“不，开出去。找一条宽阔清静的马路，把车速放慢，不要出事。我想听你把高论说完。”

曾淮把车开到了郊外环城公路上，带着歉意说：“我今天可能有点狂妄和不知分寸了。”

“不必客气，请接着讲吧。”

“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当改革和保守的斗争发展到十分尖锐的时候，总有一些主张改革的人做了牺牲品，被撤掉了职务，缓和一下矛盾，但是改革还得进行。政治上的原因对经济改革的关系很大。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坚定性和彻底性，就怕再来一次半途而废！因此，有许多人把眼睛盯在您的身上，对后天要开始的会议寄予很大希望。有人把实行开放政策，说成是您的第一步棋；把后天开始的讨论经济竞争和市场调节的会议，说成是您的第二步棋。但是我也担心，北京的会议会不会对您的决心有影响？”

“谢谢你的关心。”曾淮从镜子里看到车篷宽温和的脸上露出坚强果断的神色，便放心了。车篷宽沉了一会儿说：“相信几项决议，开几次会就能改变几十年来形成的经济体制，是过于天真了。新鞋刚一穿上，脚是肯定要疼一阵的。改革过程中一旦出了问题，反对派就出来反对，阉割改革成果。这时甚至赞成改革的人也会思想迷惑，行动踌躇不前。种种复杂情况我们都要预先估计到。我们的国家好比一只大船，船太大了拐起弯来就不容易。”

曾淮仔细地听着，没有搭腔。心里却说：“这老头儿，老谋深算。”

车篷宽突然转了话题：“老曾，会议期间你就不要开车了，我跟代表们一起活动，用不着小车。你作为我的代表到机械局那个组里去参加讨论，掌握机械局的领导和他们所属公司、厂一级干部的思想状况，随时和我联系。”

曾淮没有马上答声，他猜不准车篷宽这一手是什么意思。他知道机械局问题最多，干部思想混乱，生产上不去。而主要原因是在局领导习惯于用老一套行政办法领导生产，看不惯现在进行的改革。估计在这次会议上要有一场大的争论。机械局局长孙长恕是车篷宽的老朋友，四十年前是重庆船厂的工人，有一次特务要杀害车篷宽，多亏他相救。副局长王剑秋又是车篷宽的夫人。这种复杂关系，谁能拱得动？但曾淮考虑了一下，却意外痛快地说：

“好吧，我可以参加机械局小组的活动，但不影响开车。您什么时候出车，打个招呼就行。”

“不！你什么也不要干，就作为我的代表，去听机械局小组的讨论。”车篷宽严肃地又叮嘱了一句。

“好！”曾淮点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