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凤兆丽又来到曾淮的家里。她已经几次三番地缠着曾淮，要他把自己和车篷宽的故事讲给她听。她的语气中不仅是出于好奇，还有某种隐隐的不安。曾淮只好答应了她。但是他讲得极其简单，甚至是干巴巴的。因为他害怕她听了自己的故事，会把车篷宽写进小说里。现在的文艺作品往往帮倒忙，把挺好的事情搞坏了。中国有着特殊的国情，作家又往往是太天真，结果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尤其是像兆丽这样的青年人搞写作，更使曾淮不能不存有戒心。但他被缠不过，只好用最简单、最枯燥无味的语言讲起来：

“先从一九六六年我被省委抽调到大学工作组说起吧。我当时离开大学还不到两年，对大学的生活很熟悉，也喜欢和学生们一块聊天。因此我经常在系里和同学们泡在一块，学生中间的事情我知道很多。很快就发现有几个学生私下串联，要反工作组。我就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工作组长车篷宽。当时车篷宽在师生中间威信很高，论资历有资历，论水平有水平。工作组进校的头一天，学校组织了五千人的欢迎大会，名义是欢迎，实际是出了好几道难题，要给工作组一个下马威。车篷宽毫无准备，站到台上讲了四个小时，中间都没有休息。学生们一下子就服气了。我们心里很清楚，绝大多数师生是支持工作组的，对那几个想反工作组的人很气愤。车篷宽自认为这个工作组是中央决定派去的，他就给中央写了个报告，把那几个学生要反工作组的打算报告了中央。可是几天后，那几个学生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公开贴出大字报，说车篷宽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学生进行打击陷害。车篷宽正要第二次给中央写报告，中央‘文革’来了通知，突然宣布让车篷宽停职检查，并追问学生反工作组的情报是谁提供的。我建议车篷宽向中央报告，就说是我在下边发现的情况，然后向工作组长做了汇报。车篷宽没有那样干，他已经预感到这里面有更复杂的政治背景，自己显然已经钻进了人家设好的圈套。他注定要成为一个政治事件的牺牲品，即便把我推出去，也顶多是增加一个陪斗的，并不能减轻他的责任。他嘱咐我不要犯书生气，保持住沉默。但是，他不把我推出去，他的沉默就等于默认自己的确像中央‘文革’通知里所说的那样，对学生进行了陷害和打击。事情果然和他预料的差不多，他很快在报纸上被点名批判。以他为突破口，发起了全国范围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攻。我们所在的学校，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同情工作组，对车篷宽根本批不起来。于是就把他拉到别的大学里去批判、游斗。我当时对政治斗争缺乏经验，车篷宽被诬陷使我异常愤怒。我们是中央派去的工作组，中央不为我们撑腰，却偏向那几个学生。我还不知道当时我们国家已有好几个中央。不少有着领袖欲的人，正在进行凶狠的权力角逐的准备。我决心查清事实，给中央写报告，替车篷宽喊冤。后来等我真正摸清了情况，却大吃一惊，觉得给中央写报告不仅不顶用，反而会加重车篷宽的罪过。原来想反工作组的那几个学生是通天的，并不是他们自己想反工作组，他们直接听命于***、陈伯达、康生一伙儿。一切全是按***、陈伯达、康生的指示干的。我借送饭的机会，到车篷宽被隔离的小屋子里，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他。我请示他想把这一内幕公之于众。车篷宽严厉地制止了我。他说：‘风暴已起，很难断定风是从哪儿刮来的，不可妄动，保持沉默。’我可受不了这口气。我们是中央派去的工作组，却正是中央把我们出卖了！车篷宽当了中央‘文革’的垫脚石。我替他抱冤，他却对我说了一句使我终生难忘的话。他说：‘你还年轻，要学会忍耐。忍耐是苦的，但果实是甜的。’

“但我终于没有忍耐住，当工作组宣布解散，我回到省委以后，就扯旗造反了。我记得有人说过这样的话：不吃就得被吃，做牙齿总比做草料强。那种年代也许真是史无前例。人们眼睛发红了，有一股想摧毁一切的、疯狂的复仇情绪。权力斗争的规则，变成了兽性的规则。弱肉强食，胜者为王。权力的交接，人们关系的颠倒，像走马灯，比万花筒的旋转还快。潘景川、车篷宽都成了走资派，靠边站了。我却转眼间成了全省的主宰。但是，我主持批判大会的时候，从来不叫他们在台上低头弯背，或者是坐飞机。特别是车书记，只要有我在台上当一天造反派的头头，他就不会受到非人的待遇。我造反的目的难道不也有一点是为了自己出口气吗？我废除了陪斗制，批判谁就让他一个人在台上坐着，别的走资派都坐在台下听会。有一次批判潘景川，吴昭年作了个爆炸性发言。他对造反派亮相，对走资派反戈一击，揭发了潘景川六条罪状。每一条都耸人听闻，情节恶劣，性质严重。而且吴昭年的揭发批判有根有叶，说得像实有其事那样。造反派们正红着眼找这样的材料还找不到哪，会场上一下子就乱了。有好几个人蹿到台上要打潘景川，眼看要出事。我心里拿不准，吴昭年揭发出潘景川这么多事情，我为什么平时一点也没听说过？当时群众非常气愤，闹不好就要出乱子。我不敢犹豫，当机立断，立刻宣布散会，让几个人把潘景川保护起来。好多人当场向我提出质问，包括许多和我一派的战友，问我为什么批判会刚到高潮就宣布散会？是不是有意包庇走资派？我无法向他们解释，在那种场合也根本解释不通。我只是感觉吴昭年发言里面有问题。但是我又没有充足的根据能够断定吴这个揭发是假的。我不知道中途宣布散会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散会后又争吵了好半天。等到人们气呼呼地都走了，我一个人坐在大礼堂里想这件事。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突然听到礼堂后面的座位上有响声，我吓了一跳。回头看，在大礼堂最后边的一个角落上，还坐着一个人。他就是车篷宽。他慢慢地朝我走过来。我问他：‘你怎么还不走？’我已经不习惯对他称呼‘您’了。

“‘我有一句话想跟您说，不知道您敢不敢听我说。’他却已经习惯对我用‘您’来称呼了。自从政治运动把我们的关系做了颠倒，他不再是我的上级，而成了我批判的对象之后，我们两人的眼光就没有相遇过。他有意躲避着我的视线，我也故意回避着他。可是他这次目光却直率地盯住我的眼睛。

“我说：‘什么话，你说吧。’

“‘吴昭年的揭发全是捏造！’他说得很平静，但可以看出来他是抑制了自己的愤怒，‘曾淮同志，我现在是什么身份，处在什么地位，您当然很清楚。我说这句话担着怎样的风险，您心里也很明白。如果群众知道我现在还替潘景川说话，把群众对走资派的批判说成是捏造，我的罪过就比潘景川更严重。但我是个共产党员，我如果不把这句话告诉您，我就永远不能原谅自己，我会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您也是个共产党员，是造反派的负责人，我把真实情况告诉您，就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他说完，不和我打招呼就转身走了。

“他穿着一件破旧的棉袄，双手操在袖筒里，低着头，背有些驼，身体显得更加瘦小枯干。我望着他颤颤巍巍、缓慢地走出大礼堂的背影，眼睛突然潮了。这才是人，是共产党员，是一条汉子！全省委的人谁不知道，论能力，论资格，他都比潘景川强，而职位却排在潘景川之后。可是当潘景川遭到诬陷的时候，车篷宽竟然勇敢地站出来替他说话。我暗自庆幸，毅然决定散会是对的，总算没有惹出大乱子！

“但是乱子毕竟惹下了。第二天我的造反队分成了两大派，而且支持我的一派成了少数派，支持吴昭年的成了多数派。当吴昭年结合进革命领导小组，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时候，我便成了‘五一六’分子被抓了起来。我想跳、想叫、想厮杀，但是终于没跳、没叫，也没有厮杀。是车书记那句话帮了我的忙：忍耐是苦的，但果实是甜的。”

凤兆丽听完不满足，又提出了许多问题，曾淮一律笑而不答。兆丽有点急了，她说：“老舅，实话告诉你吧，我就是想写一写车书记，不拿去公开发表，至少也要在我们团刊上登一登。你知道，现在青年人对未来没有信心，对四化没有信心，就是因为对领导没有信心。既然我们党内还有这样好的高级干部，为什么不好好宣扬一下呢？”

曾淮收起了逗弄孩子的笑容，严肃地说：“以前我也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现在觉得不能这样干。我们国家的政治情况很复杂，特别是通过这次北京会议，肯定会有人盯着车篷宽。他是老干部中的宝贝，我们要保护他。不能因为一两篇文章，给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你一写他，势必要写对立面，让大人物从反面人物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一旦对号入座，岂不要惹出一场是非来。何况我们的政治对文艺又特别敏感，甚至到了神经过敏的程度。中国有出息的、有思想有头脑的作家，一般名声都不好。在他们身后，总跟随着一连串谣言、非议甚至人身攻击。他们根本不是政治棍子们的对手。何况你目前还不成熟，算了，你还是不要写车篷宽，让我们一起好好保护他吧！”

“好吧。”凤兆丽虽然同意舅舅老于世故的分析，但她还不甘心。她无法抑制想歌颂车篷宽的创作欲望，但是想通过舅舅进一步了解他的这条门路算是堵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