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单凤

有多少年我没有掉过眼泪了？十年？二十年？也许还不止。没有必要说假话，就是在一九七六年——中华民族流泪最多的年月，我也没有流过一滴泪。因为我哭自己还来不及呢，哪有多余的泪去哭别人。他们不管我，我更没有闲肠子哭它。我们有悠久的春秋战国的传统，从老祖宗那一辈儿起就不怕打仗。因而泪比血值钱，这是遗风！

可是今天，我的眼睛有点发潮。我哭谁？哭他——大厅的正墙上用黑纱围着的那张照片？不错，他是杨其锐，我的丈夫。而且照片经过放大，他那被手榴弹炸掉半个脸后留下的伤疤更显眼了。仅剩的左边多半个脸，显得更长更弯了，像一把月牙砍刀。这张脸猛一看挺吓人的，看惯了不仅不觉得骇怕，还叫人感到很威武、很生动，这比任何一枚勋章都更说明问题。谁看到这张脸都会猜测他经历不凡，至少是在战火中摸滚过来的。那个唱评戏的女演员，还有他的女秘书，大概也是先叫他这半张脸唬住，然后才倾倒于他的权势。瞧他多得意，宽大厚实的嘴唇总也闭不拢，这份样子就好像随时都忍不住要笑似的。他厌恶照相，甚至到了仇恨的地步。我们没有夫妻合影，没有全家福。万不得已拍下的照片，一到他手就撕个粉碎。只留下了这一张，也是他照得最好的一张。

今天他确实也应该笑。过去的大地主、大官僚死了，也不过做七七四十九天的道场。他死了十年啦，还为他开追悼会。对于死者，这是很高的荣誉，但他却什么也不知道了。这一切形式是为了活着的人，安慰或者是惩罚，而不是为了死去的人。这不已经就使我的眼睛发潮了吗？但我不是为了他，这一辈子他欠我很多，我并不欠他的。当然，现在我也不恨他了，人一死，就把什么账都还了！

我很可能是受了这气氛的感染。外面灰蒙蒙、阴沉沉，微风不时地把一阵阵绵绵细雨吹到人的身上，真是一个开追悼会的好天气！大厅里，黑帐、黑纱，连人们穿的衣服，也都是黑的、蓝的、灰的；像钢，像铁，像乌云，压在人心头，透不过气来。只有人们胸前的小白花，像闪电，像刀尖，又刺得人心痛。更叫人压抑的是一张张阴云密布的脸，的确有几分悲痛，有的并不悲痛也要做出几分悲痛，大家制造气氛，各自酝酿感情。同情总是很高尚的，况且又不承担什么义务，付出什么代价。这默默的、巨大的同情，全朝着我一个人压下来，因为不管杨其锐生前我们夫妻间的感情如何，现在我是他名正言顺的夫人，理应得到这种待遇。我突然明白了，我眼睛发潮是替自己伤心，是哭自己。

市里领导同志用一种悲痛庄严的声音念着悼词：

“……杨其锐同志毫无保留地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一生，在他身上集中了共产党人最优秀的品质，集中了革命战士最勇敢的精神。他作风正派，思想坚定，勤勤恳恳，赤胆忠心，他是我党优秀的党员，是无产阶级忠诚的战士。他的被害致死，是我们党、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可弥补的一个严重损失……”悼词里对死者的颂扬，实际上是对其亲属的慰藉。不知怎么回事，我听到这儿眼睛里那颗好半天要掉没掉的泪珠突然又回去了。我抬起了头，抬起了眼睛，扫视着大厅。在这种场合，这种时候，我这副神情是破坏追悼会气氛的，是不通人情的。没有办法，我心里原来就不甚强烈的悲痛感，现在更是一点也不剩了。我想看看大家听了对杨其锐这样评价有什么反应。有人呆呆地望着杨其锐的遗像，有人低着头，埋着眼睛。大家听见悼词了吗？也许听到了，但谁也没记住，谁也不动心，怎么说都行，反正无所谓。

这是公平的。现在悼念的是前市委文教部部长，不是评价真正活的杨其锐，何必计较这些呢。“死者为大”，这是中国古老的民族传统。所谓“批判会上无好人，追悼会上无坏人”嘛。任何结论都不是最后的结论，古人发明的盖棺论定，用来裁判现代人，裁判一个阶级、一种意识、一条路线、一段历史是很不适合的。历史不走到终点，就不会有最后的结论。

我在人群里寻找评剧演员马新彩，她又重新登台演戏了，今天应该来参加追悼会。那个杨其锐的秘书辛溪，听说也不再当秘书，升了办公室主任啦。今天来没来？按理说她们两个也应该到前边来和我站在一起。

我多么后悔，以前我恨过，可是我爱过吗？我也被别人爱过吗？现在，心里既没有恨，也没有爱。如果我早死三十年，我是幸福的。那时我认为自己恨过也爱过；被别人恨过，也被别人爱过。到头来，生活不过是拿我开了个玩笑。回想起我和杨其锐的相识，并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他，是多么地草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