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障，佛教语。谓妨碍修行证果的罪恶。南朝·梁·慧皎《高僧传·译经中·昙无谶》：“进更思惟，‘但是我业障未消耳。’”《法苑珠林》卷七五：“如是神咒，具大威力，能受持者，业障消除。”对于中国文人来讲，最大的业障，有时并非皇帝，而是文人中间的小人之辈，那才是永远摆脱不了的梦魇。
苏东坡，是一个充满人格魅力的文学大师，一直到今天，九百年来，他像一块兀立不动的文学基石，支撑着中国文学史。
伟大的文人，之所以不朽，之所以永生，就因为他是一“代”文人，这个“代”，代表着一个年代，代表着一个朝代，也代表着一个跨越漫长历史进程的时代。不是所有文人都能享此殊荣，能够称之为一代文人，那是少之又少的。正如我们说到汉，你马上想到的是司马迁，说到唐，你马上想到的是李白，说到清，你马上想到的是曹雪芹，说到二十世纪，你马上想到的是鲁迅，那么，说到宋，你马上想到的，肯定就是苏东坡。
如果大学中文系开《两宋文学史》这堂课的教师，突然奉命不谈苏轼的话，我想他一定要失语五分钟以上，因为他不知道该怎样才能绕开这位巨人，自然也包括教授小食堂里那碗“东坡肉”。因为没有这位发明了这道名菜的文人，大家也就欣赏不到“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的佳肴了。而在这九百年中，中国饮食文化这个领域中，以文人的雅号来命名一道菜肴的光荣，第一位当数苏东坡。
1080年，苏东坡谪居黄冈。宋·周紫芝《竹坡诗话》载：“东坡性喜嗜猪，在黄冈时，尝戏作《食猪肉诗》云：‘黄州好猪肉，价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1085年苏轼从黄州复出，经常州，登州任上返回都城开封，在朝廷里任职，受排挤，1089年要求调往杭州任太守。他在杭州任上，着力修浚西湖，筑堤防汛，杭城老百姓为了感谢他的仁政，把这条湖堤称作苏堤。堤修好时，适逢年节，市民为了感谢他，送来了猪肉和酒。苏东坡写了个条子，说将“酒肉一起送”给那些在湖里劳作的民工。结果，做饭的师傅错看成“酒肉一起烧”，就把两样东西一块下锅煮起来，想不到香飘西湖，令人馋涎欲滴。这就是色浓味香，酥糯可口，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的东坡肉来历。于是，慢火，少水，多酒，便成了制作这道菜的诀窍。
如果中国文学史没有这一块基石的话，作为中国诗歌中豪放一派，在他之前，在他之后，能找出另外一位更具代表性，并被中国的读者——上至顶尖人物，下至普通百姓，遍及士农工商，包括男女老少所认同，达到雅俗共赏的程度吗？九百年来，中国人鲜有不知道苏轼这位文学大师者，鲜有不知道苏轼的作品者，略不思索，即可脱口而出他的诗词歌赋，也是大有人在的。只一句耳熟能详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让多少中国人顿生登高望远之胸襟，而能淡看世象纷纭，朝云暮雨；而能冷眼人事变迁，寒来暑往，从而获得须臾的超脱，片刻的放松，这正是我们称之为“一代文人”的不朽魅力。
毛滂《上苏内翰书》说，苏轼“名满天下，虽渔樵之人，里巷之儿童，马医厮役之徒，深山穷谷之妾妇，莫不能道。”清·赵翼《瓯北诗话》说：“东坡才名震爆一世，故所至倾动。士大夫即在谪籍中，犹皆慕与之交，而不敢轻。”这说明苏轼的一生，虽屡遭排斥打击，构陷迫害，但如日中天的声望和知名度，在宋代作家中，无人能与之相比；因此，这也是他始终逃脱不了小人纠缠的由来。中国人比较习惯于罐头沙丁鱼式的生存方式，大家挤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你不比我胖，我不比你瘦，可以相安无事。可你苏东坡突然体积膨胀，体重增加，冲出罐头，另辟天地，那些仍挤在罐头里讨生活的人，能饶了这个成功者吗？更何况那些一肚子坏水的魑魅魍魉？
幸好，苏轼生在宋朝。这个所谓的“幸好”，并非他碰到的对手王安石，以及他卵翼下的同类，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党同伐异集团、势利小人集团，都是脓包蛋。这些构成苏轼一生业障的梦魇，其狠毒，其歹恶，不亚于历朝历代以整人为业的食肉动物。而是大宋王朝的统治者，第一，与那些半文盲的农民皇帝视文人为世敌不同；第二，与那些半开化的异族皇帝视文人为宿仇不同。因此，苏轼虽坐牢而未杀头，虽流放而未株连，虽蒙羞而未踩上一万只脚，虽批倒批臭还能写诗作画到处旅游。
这位文人若是生在别的朝代，早脱八层皮，早死一百回了。也许不一定能走出乌台诗狱，也许不一定能从发配的岭南生还，也许更不一定重渡琼州海峡，以为必死于天涯海角的他，居然堂堂正正地活着回到中原。所以，皇帝和文人之间，存在着生物链的平衡问题。皇帝老琢磨文人，文人就没得好日子过，那一时期的文学史，必然是凄风苦雨，哀鸿遍野；皇帝要对文人宽容一点，轻松一点，那一时期的文学史，必然要好看一点，丰收一点。
如果讲宋文学史而无苏东坡，该少掉多少精彩？
苏轼写过一篇很著名的文章，题曰《商鞅论》，其中有这样一段话，绝非泛泛之论。“后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无商君之功，享商君之福，而未受商君之祸者，吾为之惧矣。”而文中所指的“后之君子”，正是这个王安石，而此人所倚重的，视为股肱的吕惠卿、章惇、曾布、李定、舒亶、邓绾……一个个都具有嗜血动物的天性，收拾起对手来，无不既毒又狠，居然就是整不死他，就是因为苏轼生在大宋王朝。王安石是个很厉害的政治家，也是个很出色的文学家，作为政治家，他不能忍受苏轼不但不合作而且反对的态度，作为文学家，他不能接受后来者居上而自己黯然失色的现状。所以，整不死他，也得整倒他。王安石整不死苏轼，不是他心慈手软，而是宋神宗不想整死苏轼。宋神宗之所以不想将苏轼置之死地，是赵宋统治集团不那么与文人为敌的政策所决定的。我想，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全过程中，皇帝和文人的关系，唐朝和宋朝，是一种类型，明朝和清朝，又是另一种类型。
唐、宋的皇帝与文人为敌者少，轻易不举刀子；明、清的皇帝与文人仇恨者多，动不动就砍脑袋。
别看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全面变法，但并不支持王安石和他的党羽一定要弄死苏东坡。虽然把他关了起来，最后还是把他放出去了。也许宋神宗对苏东坡诗里的指桑骂槐，不以为然，有些恼火，大概也是实情。别人挑拨说，陛下！他在骂万岁爷您呀！挑拨者指着检举书里揭发出来的苏轼诗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然后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于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也是不肯轻信的：“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与朕事？”这是个明白皇帝，至少能进行正常思维的皇帝，要是碰上朱元璋，早推出去交给刽子手了。
何薳《春渚纪闻》载：“公在黄州，都下忽传公病没。裕陵以问蒲宗孟，宗孟奏曰：‘日来外间似闻此语，亦未知的实。’裕陵将进食，因叹息再三曰：‘才难！’遂辍饭而起，意甚不怿。”据《词林纪事》：“神宗读：‘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叹曰：‘苏轼终是爱君。’即量移汝州。”
一般来讲，文人被患有意识形态恐惧症的皇帝惦着，绝非好事。不过，宋神宗赵顼如此关注一位诗人，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是属于凤毛麟角，极为罕见的事例。
据宋·方勺《泊宅编》：“东坡既就逮，下御史府。慈圣曹太皇语上曰：‘官家何事数日不怿？’对曰：‘更张数事未成，有苏轼者，辄加谤讪，至形于文字。’太皇曰：‘得非轼、辙乎？’上惊曰：‘娘娘何以闻之？’曰：‘尝记仁宗皇帝策试制举人罢，归喜而言曰：朕今日得二文士，谓苏轼、苏辙也。然吾老矣，虑不能用，将来遗后人，不亦可乎！’因泣问：‘二人安在？’上对以轼方系狱，则又泣下。上亦感动，始有贷轼意。”
据宋·陈鹄《耆旧续闻》：“慈圣光献大渐，上纯孝，欲肆赦。后曰：‘不须赦天下凶恶，但放了苏轼足矣！’时子瞻对簿也。后又言：‘昔仁宗策贤良，归喜曰：吾今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上悟，即有黄州之贬。”
这就是宋朝最高统治当局，不那么死磕文人的最好例证。
其实，唐朝也是类似的风气。骆宾王受徐敬业约，写了一篇《讨武曌檄》，把这位女皇帝糟蹋得够戗。当有人将这篇东西送交到她那里，她非但没暴跳如雷，下令给我把他抓住，给我将他毙了，而是很奇怪，这样一位会写文章的作者，我们的宰相怎么未能及时发现，怎么没有安排他到我们的政府工作。同样，安史之乱，玄宗西逃，肃宗立，根基未稳，唐代第一诗人李白，觉得永王有戏，因为征召过他，高看过他，于是把宝押在那儿，以为他能继承天下。谁知结果是唐肃宗坐上大位，于是，那些不买账的、不合作的，这位新皇帝通通给镇压了。李白押送长安问罪，因为他支持永王造反。如果是明、清的皇帝，你不来，你本来就不对，因为你是天字第一号诗人，不投奔我而投奔到我的对立面那儿，当然要处理。不过，这个肃宗对李白还算客气，因为他会写诗，既没有杀他，也没有关他，只是流放夜郎，继续做诗去吧！
在中国历史上，李唐和赵宋两朝，对于文人比较优容，也比较信任。而有宋一代，对文人授官之高，要高于唐朝。以唐宋八大家为例，唐授韩愈、柳宗元的官位，也就是刺史、侍郎等职，相当于省辖市一级、地委一级。而宋授欧阳修、苏轼的官位，往往超过省部级，如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都是进入中枢决策层面的要员。虽然，说到赵匡胤，都会加上“行伍出身”四字，但从他的父亲起，已是历后唐、后晋、后汉，至后周数朝的军人世家，为涿州的名门望户，不仅拥有财富，还拥有贵族门第的精神传统，这一点非常重要，他们对于文明的趋附，对于文化的感知，对于文化人的亲和，是那些思想狭隘，意识偏执的农民和小生产者所不具有的。对没有文化素质的领导人谈文化，就如同与坐井观天的人谈万里无云的广阔天空一样，根本不会有共同语言的。
赵姓皇帝对于文化人的优容，是有其家族契约的立法基础，在中国，在世界，如果不是惟一，也是少有这样器识的统治者。
据宋·叶梦得《避暑漫抄》：“艺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闭甚严。因敕有司，自后时享（四时八节的祭祀）及新太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独一小黄门不识字者从，余皆远立。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讫，复再拜出。群臣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靖康之变，门皆洞开，人得纵观。碑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从朱元璋废相一事，便看出明太祖与宋太祖的不一了。
丞相，是秦朝建立的内阁行政首长，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将政权从皇权中剥离出来的一种文官制度。凡丞相，一般都由翰林、学士充任，因而也是文人为官的最高位阶。朱元璋怕文人专权乱政，干脆废了这个职务。《大明律》规定：“在朝官员，交结朋友，紊乱朝政者，皆斩。交结近侍官员，符同奏启，或上书言大臣德政者，皆斩。”
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说：“今吾朝罢丞相，设五部六府，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明朝的这一类格杀勿论的法令，比起宋朝的这一块不杀文人的誓碑，便大约知道两朝知识分子的命运了。
九百年前的统治者，敢立这块石碑，可以说是中国文化能在这个世界上有如此博大精深，有如此悠久历史，有如此辉煌灿烂，有如此蓬勃生命力者的精神渊源。当然，不仅仅是这一块石碑的功劳，而是与这块石碑相连贯起来的，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的中国人心目中传承下来的血脉。昏君、庸君也许不把这种精神传承放在心上，不等于那些明主、英主不把这种精神传承不当回事。秦始皇焚书，医药的书，农林的书，他是不扔到火堆里去的。这说明，即使暴君在下手屠杀文人，灭绝文化时，作为一个中国人，这种血脉传承的精神渊源，除非他已经是畜生，是野兽，总会存有一丝一缕的考虑。这也是五千年中国文化传统，得以绵延至今，还发扬光大的原由。
为什么明清之际的帝王，视文人为草芥，倡优蓄之，不当一回事呢？为什么屡兴不止的文字狱，最为猖獗，在文化上大张挞伐，动辄杀无赦呢？第一，因为明朝的开国帝王朱元璋，基本上是无文化的流民，而且是以无赖行径暴得天下，坐江山后又不能不依靠读书人来管理这个国家，因此，他不可能不怀疑猜忌，生怕这些有思想、有看法、有能力的文人，将他算计了；第二，因为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三帝，作为外族统治者驭临天下，虽然他们自身的文化素质，达到相当高度，但来自边鄙民族的整体愚昧、落后、原始、野蛮，除了恃金戈铁马强行征服外，别无其它足以使汉民族心诚悦服的力量，色厉而内荏，其实很心虚。所以，他们明白，夷夏之别，汉族知识分子不可能与之同心同德，与之合作无间。因此明朝也好，清朝也好，他们在文化上抬不起头来的弱势心态，他们在精神上难以克服的自卑心理，遂造成对文人的警惕、戒惧、整肃、镇压。
弱势心态，与权力结合在一起，便是知识分子的倒霉之时，自卑心理，与暴虐结合在一起，知识分子就永无翻身之日。“文革”期间，造反派和红卫兵，所以要把臭老九往死里折腾，也是对自己过去处于低下状态中自卑压抑心理的一种精神补偿，可想而知在惩罚手段上，是如何的无所不用其极了。翻开《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爱收拾知识分子的皇帝，通常是来自草根阶层，且个人文化程度偏低者，几乎是一条铁的规律，很少有例外。这种人因其天性所致，因其基因作用，对于文明的拒绝情绪，对于文化的抵触心理，对于知识分子“非我族类”的界隔感情，绝对根深蒂固。常常要经数代的教养熏陶，直到其子孙也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才能有所改变。明之朱元璋，清之康雍乾，就是最典型的例证。
现在看起来，皇帝和文人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唐宋和明清，确实存在着不同的对待方式。
所以，苏东坡出现于宋代，是宋代之幸，但出现在宋代的苏东坡，其实也是相当不幸的。据元·脱脱等的《宋史·苏轼传》所说：“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但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立于朝廷之上。”任何一个朝代，都会有小人，而小人作难，不论哪个朝代都是相同的。所以，遭遇小人，是一件不幸的事情；遭遇一群小人，则是一场可怕的灾难；而一辈子掉进小人堆里，那就绝对是不值得羡慕的命运了。宋代的苏东坡，从1057年（嘉祐二年）二十二岁应进士举起，到1101年（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六十六岁病卒止，终其一生，至少有四十来年，被小人紧缠不放。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倒霉透顶的人物。
然而，也应该看到，如果不是宋代传承着中国文化血脉的精神渊源，苏东坡的不幸便可能万劫不复了。苏东坡在仁宗年间，公元1057年（北宋嘉祐二年）中进士，1059年（嘉祐四年）举家出川至京都，1061年（嘉祐六年）任风翔判官。英宗年间，1064年（治平元年）召回京师，1065年（治平二年）磨勘转殿中丞，除判登闻鼓院，又任试馆职，除直史馆。“英宗自藩邸闻公名，欲以唐故事在召入翰林，宰相限近制不可，故有此命”（《年谱》）。据《渑水燕谈录》载：“眉山苏洵……嘉祐初，与二子轼、辙至京师，欧阳文忠公献其书于朝，士大夫争持其文，二子举进士亦皆在高等，于是父子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擅天下。”
同样的原因，1069年（熙宁二年），“春，（居丧回籍的）苏轼至京，除判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郎。时王安石方用事，议改法度，以变风俗，知先生素不同己，故置之是官。五月，以论贡举法不当轻改，召对，又为安石所不乐。未几，上欲用先生修《中书条例》，安石沮之。秋，为国子监考试官，以发策为安石所怒。冬，上欲用先生修《起居注》，安石又言不可，且诬先生遭丧贩苏木入川，事遂罢，不用。安石欲以吏事困先生，使权开封府判官”（《年谱》）。1068年（熙宁元年），“三月，新除翰林学士王安石始入对，劝上以更法度”，苏东坡一下子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而且，也无所顾忌地与实施新法的神宗唱对台戏。即使如此，1079年（元丰二年）“乌台诗案”将他关进了诏狱，然而，这场官司，重重拿起，轻轻放下，继续做他的官，继续写他的诗，这大概也只有在文化上取开明态度的宋朝，才会这样对待文人的了。
社会公众对于天才，从来就是两途，一种是希望他成为巨人，一种则是努力把他践踏，化为乌有，而无其它。就在苏轼被逮捕、被拘留、被审判的时候，杭州城里的老百姓，专门为他做了一场法事，祷祝平安。当他关在牢房里，狱卒敢替他把写好的诗，偷偷传递出来，可见真正的作家，即使在最阴暗的日子里，也不会孤独的。哪怕当时那些作品狗屁的卑鄙小人，动用全部花花肠子，想出一切办法，来整苏东坡的话，也不是所有同行都会跟他站在一条战线雪上加霜的。
据张萱《西园闻见录》：“鲜于侁知扬州时，东坡自湖被谴，亲朋皆与绝交。道出广陵，侁独往见，或劝将平日往来文字书问焚之。侁曰：‘欺君欺友，吾不忍为，以忠义分谴，则所愿也。’”据马永卿《元城语录》：“东坡下御史狱，张安道在南京，愤然上书，欲附南京递，府官不敢受，乃遣其子恕持至登闻鼓院投进。”由此一睹世道人心，公理所在。甘心为狗的作家，为虎作伥的作家，不是没有，但这种败类在作家队伍中终属少数，大部分作家的良知，还是有黑白是非的判断，他也许会沉默，但绝不苟从，更不会阿附。
尽管嗣后的哲宗继位，1091年（元祐元年）召为翰林承旨。好景不长，很快就被打翻在地，一路往南发配，幸好那时不提倡踏上千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一代文人苏东坡虽然走上流放之路，知英州，贬惠州，谪琼州，一直到1101年，徽宗立，才改徒永州，得以从海南岛返回大陆。中国小人的最大乐趣，最高境界，最全力以赴的一件事情，就是挫折大师，折腾大师，让大师活得艰难，活得痛苦。然而，苏东坡有幸的是在这种迫害和折磨中，迂回曲折地寻找到自己的文学空间，也是不幸中之大幸了。所以，宋·朱弁在《曲洧见闻》中说：“东坡文章，至黄州以后，人莫能及，唯黄鲁直诗，时可以抗衡。晚年过海，则虽鲁直亦瞠若乎其后矣！”
如果，我们试着往好处想，一代文人苏东坡，青云直上，意气风发，不知还会为中国文学史增添多少精彩！不过，转念一想，我们这位大师，要是生在明朝，生在清朝，恐怕连昙花一现的可能性也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