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说过：“明北部既陷，南方争事拥立。福王在南京，唐王在福州，桂王在肇庆。不到二十年，相继破灭。惟清人所以得吞灭南明，其最重要原因，厥为汉奸之助。（金得汴京而不能有江南者，即因未有汉奸之作伥。）”“清既入关，以洪承畴经略江南五省，孔有德徇广西，尚可喜、耿仲明徇广东，吴三桂徇四川、云南，而三桂功尤大。破流贼，定陕、川、滇，取永明于缅甸，又平永川土司安氏。四方精兵猛将，多归其部下。（张邦昌、刘豫为汉奸，所以无成，因其本无军队。至吴三桂部下，尤为明代边兵精锐所聚。）”“清既赖汉奸得占全中国，事定酬庸。吴三桂封平西王，居云南。尚之信封平南王，居广东。耿精忠封靖南王，居福建。”钱穆以明与宋相比较，使我们得知，国亡常常不是亡于外邦，而是败于内贼。内贼，即汉奸也。
康熙在平定三藩时，也是发扬汉奸，鼓励汉奸，以汉制汉。他谕绿旗将领，说得再明白不过：“从古汉人叛乱，止用汉兵剿平，岂有满兵助战？”
于是，在这样一个汉奸当道，叛徒张狂，皇协军作乱，狗腿子遍地的世界里，有一个坚贞不屈，刚直不阿，临危不惧，信念不变的中国人，顶天立地的存在着，那是一个多么鼓舞人心的场面啊！
明末诗人张煌言，坚持武装斗争，反抗清廷，将近二十来年。直到他被清军捕获，并很快处死，大清王朝这才真正地一统天下，而大明王朝至此也就彻底完了。
人在历史的河流中，是非常渺小的。若是能够给某个进程，在某个阶段，起到一个句号的作用，也算是一种难得的光荣。佚名著《兵部左侍郎张公传》称：“自丙戌至甲辰，盖十九年矣，煌言死而明亡。”张煌言这个名字的标志性意义，就在于他给明朝这口朽烂不堪的棺材，打下最后一颗钉子。
当他力推并拥戴的监国鲁王朱以海，病逝于金门以后，张煌言便率残部撤至海上，隐藏在舟山六横悬山岛，作长期潜伏的打算。虽然，皇嗣绝灭，南明不存，但是，作为兵部左侍郎的张煌言，仍然统军；这就意味着大明王朝还没有完全咽气，还存在着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可是，浙省当局实行“迁界政策”，强迫沿海居民内迁，隔绝民众与义军的联系。因此，孤岛残部，给养无法保证，必须派船抵岸采购。一来二去，暴露行踪。康熙三年七月二十日，清军接获眼线侦得的线索，水师夤夜出海，围岛偷袭。张煌言及随从人等，猝不及防，悉皆被俘。
大清王朝，终于拿获这个最后的反叛，喜出望外；浙省督抚，终于捕捉到多年不得的对手，如释重负。我估计北京城里的最高当局，很想借此舆论造势一把。看哪！明朝最后的一个反叛渠首，也落网称降了。于是，先羁押府城宁波，再解送省城杭州，让他频频出镜，招摇过市。这数十天里，对其颇为优容，俨然上宾款待。宗旨只有一条，着力招安，反复劝降。
浙江巡抚赵廷臣，汉军镶黄旗出身，自恃背景，辗转示意这个对手。你已经穷途末路，在劫难逃。如果深明大义，归降大清，正是朝廷用人之际，我保你任兵部要职，如何？张煌言一笑拒之。谢了，巡抚大人，中国人讲“担当”，你懂吗？何谓“担当”？就是你肩膀上承载着的然诺。在我张煌言的肩膀上，挑起的是故国、家园、江山、社稷，你这种小儿科式的晓以利害，许以爵禄，哄小孩子易，骗张苍水难。再说，多年之前，你们的两江总督的郎廷佐已经玩过这一招，阁下就不用再费口舌了。当时，张曾经执笔回答过这个总督的诱降书：大丈夫“所争者天经地义，所图者国恤家仇，所期待者豪杰事功，圣贤学问。故每毡雪自甘，胆薪深厉，而卒以成事。”至于本人，“仆于将略原非所长，只以读书知大义。”但“左袒一呼，甲盾山立，济则赖君灵，不济则全臣节。凭陵风涛，纵横锋镝，今逾一纪矣，岂复以浮词曲说动其心哉？”十年前，张煌言，压根儿不吃那一套。现在，十年后，张煌言当然更不买这个账了。大义凛然，不为所动，慷慨从容，一心求死。
通常来讲，人之死，其过程有四：一曰回光返照，二曰散瞳，三曰咽气，四曰尸骨冷彻。一个政权的死亡，一个统治体制的死亡，也是如此一步一步地死绝的。大明王朝到了这一天，这一刻，已无任何可能起死回生，但骨头很硬的张煌言，却不想就这么拉倒。你可以不赞成他的决断，但你不可能不钦佩其死不回头的决心。
老实讲，这个非常清醒的知识分子，举事之初，就将前因后果看得清清楚楚。第一，明之不可救，因为是从里往外烂朽；第二，南明之不可为，因为压根儿就不成气候。张煌言叹息过自己“鲁阳挥戈”，知其不可救，而救，知其不可为，而为，不过是尽到一份士大夫的“担当”罢了。这就是说，他知道，这一天早早晚晚总是要来到的。公元1664年10月25日，也就是康熙三年九月初七日，清政府见这块硬骨头难以啃动，也就死了心，将他杀害于杭州弼教坊。
当行刑之际，天色昏暝，大雨如注，在大雨滂沱中，最后一位反清复明的志士仁人，脑袋掉在地下的那一刻，统治中国已经二十年的大清王朝，才算得上是完完全全地一统江山。
他从去年的七月十七日，在浙江象山南部海域的一个叫做“悬山花岙”的岛上，被俘获之时，就等着这样一个结局，行刑。他的死，对实际统治着中国已经长达二十年的满清主子而言，彻底松了一口气，可以伸直臂膀，作轻松状，并且可以有“东南事了”这四个字，向全国报捷。可想而知，北京城里的高层决策人物，接到这封十万火急的快递，得知这个令当局感到芒刺在背的一介文人，终于束手就擒。这下子，总算可以踏踏实实地睡个安生觉。
因为这个张煌言，着实厉害，出江入海，攻城掠地，行踪诡秘，往来江浙沿海地区，如风随形，如影不定，硬是抓不住他，让清廷一筹莫展，终顺治一朝，就是拿不住这反清志士，就是消灭不了这小股武装。
他不死，表示中国人还没有全部薙发留辫，膺服新朝；
他不死，表明大清王朝，还说不上百分之百地入主中原，一统宇内；
他不死，意味着朱明王朝的最后一口气，还没有咽绝，还具有某种生命迹象。
说实在的，中国文人孬种者多，软骨者多，鼻涕虫者多。中国文人的血性，从来没有像明末清初这样一个剧变时期中，表现出来如此的刚烈。中国文人的骨头，也从来没有像在这样一个大势已去，败亡已定，求死求生都不容易的二十年里，艰苦卓绝地进行着最后一搏，毫不泄气，直至杀身成仁。
弼教坊，在宋为官巷，在明为检署，如今已淹没于花花绿绿的闹市之中，成为一个街区。旧衙荡然，遗址难觅，不过，提起这个地名，与之相牵系着的血腥记忆，那是不大容易磨灭的。历史的可怕，就在于当需要的时候，它会出来见证。所以不管隔多少年、多少代，只有中国人的情怀中，尚存“气节”二字，弼教坊的图腾意味，便起到酵母作用，令人生出惕厉之心。
人是需要一点气节的，你可以怯懦，不可以叛变；你可能沉默，不可以出卖；你可以逃避，不可以无耻；你可以成为一个精神上的矮子，但千万不能以为已是侏儒而津津自得。尤其当这个国家、这个民族，面临存亡危机的那一刻，更是如此。张煌言之所以令人难以忘怀，就是因为他在生死关头，表现出一份难得的壮烈，就是因为与之对比的，明、清之际那些学问比他大的，名气比他响的，资历比他老的，科第比他高的同行，离战火很远，离刀枪很远，离死亡更远，离地狱更远，膝盖就先软了，脊梁就先软了，扑通一声趴下成一摊泥了。当清军多铎豫亲王率部过扬子江，南京城里那些投降派的丑态，正如唐人刘禹锡《西塞山怀古》里所写“一片降幡出石头”那样，令人气殪。所以，张煌言临死不跪，先说了一句：“好河山！”再说了一句：“竟落得如此腥膻！”然后，服刑。天忽大雨，万民哭送，为什么？就是说，中国文人也是有能够让人敬服的硬骨头。
对时下文坛上浮躁趋利的好事之徒来言，他们无法理解公元1664年以后，会有这么多的文人，将国家、民族、社稷、文化传统，看得比自己的生命为重。尤其那班喝着小酒，搂着小蜜，写着小文，点着小钱的文坛小虫子，今日溜须甲，明日咬啮乙，后日吹捧丙，再后日敲打丁，忙得不亦乐乎之际，对古人的找死行径，会大不以为然的。干吗呀？岂不太傻b了吗？这就是低头刨土的虫子们，无法领会站着看世界的人们，那一份开阔，那一份高度！
在地里刨食，目光所及，不过方圆之地，当然不可能体会到一个站着的人，那视野之开阔，心胸之豁达，尤其不可能懂得这样的汉子，在生死关头，早将性命置之度外的慷慨气势。庄子《逍遥游》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时则不至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三餐而返，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
蜩，即蝉，学鸠，即灰雀。一个说：“你飞到我这里来，我飞到你那里去，不过咫尺，一跃即至，干吗一飞就是九万里呀？有毛病不是？”一个说：“飞千里之遥，光粮就得准备三个月，累不累呀？”列宁也说过，鹰，有时飞得很低，但同样也有翅膀的鸡，却永远飞不到鹰的高度，所以，鹰和鸡，找不到共同语言。
很长时间内，弼教坊周遭那些上了年纪的居民，谈论着从他们的前辈那里听来的，有关这个处决人犯的遗址的传奇。这条常年湿漉漉的青石板路上，每逢凄风苦雨的夜晚，每逢更残漏尽的时刻，会突然间听到大刀片子，跌落在石板路上，哐啷啷的声响，从巷口传到巷尾。那些磨豆腐的小铺，做糕团的作坊，老成的夜班伙计，通常都作充耳不闻状。只有不晓事的小弟，才会从门缝的罅隙，偷偷地瞟出去一眼，那可是相当可怕，惊悚的场面。跌在地下的，竟是血淋淋的刽子手刀，与铺路的石板相击，迸发出一溜火星。借这点微弱的光，可以看到一个模糊的人影，身穿长袍，有帽无头，乘云驾雾，冉冉直上。
同时，当地的老人能听得出来，这个人影还喃喃地念诗。
我年适五九，
偏逢九月七。
大厦已不支，
成仁万事毕。（《绝命诗》）
中国的民间文学，有许多非纸媒记载，口口相传，无稽无考，便具有随意和夸张的演义性，久而久之，以致成为不争的史实。事实也是如此，张煌言行刑那天，天忽然下起滂沱大雨，此乃蹊跷一，于晦暗中，监刑官读完杀无赦的一纸敕令后，刽子手举起那把锋利的刀，尚未触及张煌言头颈时，突然一折为二，叮当落地，此乃蹊跷二。大家无不大惊失色，倒抽一口凉气。只有坐在椅上等待受刑的他，目光如炬，俨若天神。
这个非常吊诡，不足凭信，但言之凿凿，传说至今的坊间话本，一直盛行。那些讲古的老人通常要这样结论，这把刀砍下去的是这个民族的脊梁骨，焉有不折不断之理？然后反诘：康熙怎么样，不得不让他埋在西湖，乾隆怎么样，不得不给他褒谥祭祀。张煌言遇难之后，当地的老百姓冒死收拾他的遗骸，埋葬于西湖，离岳坟，离于谦墓不远，是因为他写过一首有关杭州的诗。别看清廷将其杀害，却不敢不让东南人民，对这位宁死不屈的民族英雄，寄托哀思。
国破家亡欲何之？
西子湖头有我师。
日月双悬于氏墓，
乾坤半壁岳家祠。
惭将赤手分三席，
拟为丹心借一枝。
他日素车东浙路，
怒涛岂必属鸱夷。（《入武林》）
数千年来，国人在封建暴*的压迫之下，通常都表现得软弱。好听一点的说法，叫驯服，再好听一点的说法，叫奴才化。而文人，驯服和奴才化的结果，则为一捏即破的软柿子。说来不怕人笑话，别看嘴头子好厉害，笔头子好厉害，一碰上皇帝老头子，全傻。怎么捏怎么是，哪怕捏得不成个了，若勉强凑合着活，能够苟延残喘，也绝不会造反。可怜哪！甚至连一个屁，也要夹紧着放，惟怕龙颜大怒，将他这只软柿子砸得稀巴烂。不过，话说回来，软弱的人，其实，打心眼里并不愿意他的同胞、他的民族，跟他一样的软弱，而是希望出现英雄和英雄主义的。所以，不管其软弱到如何遭人白眼，受人藐视，被人践踏，任人糟蹋，对于我们这块土地上，铁肩担承的浩然正气，顶天立地的磅礴大义，还是会顶礼崇奉，虔诚膜拜的，这就是弼教坊的传说，得以张扬的原因。所以，能令小民们打心眼里觉得扬眉吐气，觉得中国人不都是软鸡蛋，其激动振奋，其欢欣鼓舞，一点也不比别人差。因为，这就意味着中国不会亡，中国人不会灭绝，也意味着中国文化传统的精神力量，将生生不息，不会止步。若软弱的中国人，连这点希望都看不到，连这点精神支撑都难以凭借，那么，还能活得下去么？尤其国破家亡之际，动荡岁月之中，只要有舍生忘死的，如张煌言这等志士仁人，这世界，就不会永远这样沉沦下去。
虽然，当下的中国人，物质是第一位的。但不等于所有的中国人，都把金钱看得比生命还重，好像除去点票子之外，再无别的精神追求。其实，细细分析起来，中国人基本可划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只想到自己，而不顾及他人的，占相当多数；
第二类是想到自己的同时，也顾及他人的，只是相对少数；
第三类是只想到他人，而不顾及自己的，那是绝对的少数。
最后这一类人，或流星一闪，或惊鸿一瞥，但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如划破黑暗夜空的一道光亮，熠熠生辉。对大多数并非沦为物质侏儒的人来讲，仍具有超越于时空的震撼力。张煌言，就是这样的例子。
明清易代，东南一带，抵抗是最为剧烈的，清军杀戒大开，疯狂镇压，也是最为残酷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陷城”、“舟山焦岛”……都是载之于史的惨案。中国人，说来也颇怪异，其实很软弱，到了生死关头，还相当骨头硬；其实很怕死，到了节骨眼儿上，还相当不怕死。所以，江、浙两省的老百姓，在反抗清廷的武装斗争中，表现得最为英勇。一路南下的清军，燕赵齐鲁，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反抗。而到了江南，则寸步难行。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里，这样赞叹：“以明末人物言之，较唐、宋之亡，倍有生色，以整个力量，亦为壮旺。”
东南人民的武装反抗，直到顺治朝的中后期，才算稍有平息。一方面，南明鼠窜境外，郑氏困守台湾；一方面，清廷刚柔兼施，并行剿抚绥靖，中国人在勒住脖子的状况下，要是能够稍微透得过气来，基本上是信服现实主义的，很满足于苟全偷安、低头求生的，老百姓也就渐渐习惯清朝的异族统治。反清义军，一支一支地偃旗歇鼓；复明志士，一个一个地服膺新朝。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大势已去，人心已散，聪明者，不聪明者，都不得不走这条剃发留辫、胡服左衽的路。这其中，惟有张煌言，坚持到最后，坚持到剩下数十残军，既不改弦易辙，更不俯首称臣，仍飘泊在近海孤岛上，高擎义旗，屹立不倒。
他不是不了解这个必败的结局，中国文人的清醒，再没有比在这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时刻最冷静的了。国没有了，家也没有了，他的头脑被腾空之后，便有足够的思考余地。他不能不赞同钱肃乐之上疏所言：“目前时事，国有十亡而无一存，民有十死而无一生，若不图变计，不知所税驾矣！”接下来，不能不反心自忖：难道因为无一存，无一生，就裹足不前，坐以待毙吗？难道因为知其必败无疑，必死不可，就袖手观望，引颈就戮吗？
中国人到了情势危殆的生死关头，马上就会分化为聪明的一派，傻瓜的一派，和既说不上聪明也说不上傻瓜的一派。归类，是每个人要做的第一件事，这可是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所说的“活着，还是死去，这可是个问题”的生存抉择。你是做聪明的一派，也就是认贼作父的投降派呢？还是做傻瓜的一派，也就是宁死不屈的抵抗派呢？或者，做那种既说不上聪明也说不上傻瓜的一派，也就是既不投降也不抵抗的听天由命派呢？张煌言之了不起处，就是他的“鲁阳挥戈”精神，明知其败，也要战斗到底。
中国人爱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张煌言造了将近二十年的反，虽然也还是不成，但能让大清王朝心神不安，让浙省要员睡不着觉，这就很令为文人者长出一口气了。这个张煌言不光会写诗，而且会打仗。虽不是行伍出身，却不让职业军人。黄宗羲在其《兵部左侍郎苍水张公墓志铭》中，有一段精彩文字，极写张煌言之智勇，之胆略。他全盛时，兵不过万，船不满百，但他懂政治，懂大局，懂得联络这些反清力量，一致竭力戮贼。
明年（即公元1659年，顺治十五年）五月，延平（郑成功）全师入江，公以所部义从数千人并发。至崇明，公谓延平：崇沙，江海门户，悬洲可守，不若先定之为老营，脱有疏虞，进退自依。不听。将取瓜州，延平以公为前茅。时金、焦间铁索横江，夹岸皆西洋大炮。炮声雷轰，波涛起立，公舟出其间。风定行迟，登柁楼，露香祝曰：成败在此一举。天若祚国，从枕席上过师，否则，以余身为齑粉，亦始愿之所及也。鼓棹前进，飞火夹船而堕，若有阴相助者。明日，延平始至，克其城。议师所向，延平先金陵，公先京口。延平曰：吾顿兵京口，金陵援骑朝发夕至，为之奈何？公曰：吾以偏师水道，薄观音门，金陵将自守不暇，岂能分援他郡？延平然之，即请公往。未至仪真五十里，吏民迎降。六月二十八日，抵观音门，延平已下京口，水师毕至。七月朔，公哨卒七有，掠江浦，取之。五日，公所遣别将以芜湖降书至。延平谓芜城上游门户，倘留都不旦夕下，则江、楚之援日至，控扼要害，非公不足办。七日，至芜湖，相度形势，一军出溧阳以窥广德，一军镇池郡以截上流，一军拔和阳以固采石，一军入宁国以逼新安。传檄郡邑，江之南北相率来归。郡则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县则当涂、芜湖、繁昌、宣城、宁国、南宁、南陵、太平、旌德、贵池、铜陵、东流、建德、青阳、石埭、泾县、巢县、含山、舒城、庐江、高淳、溧阳、建平，州则广德、无为、和阳，凡得府四、州三、县二十四。江、楚、鲁、卫豪杰，多诣军门受约束，归许祃牙相应。当是时，公师所过，吏人喜悦，争持牛酒迎劳。父老扶杖炷香、携壶浆以献者，终日不绝，见其衣冠，莫不垂涕。
一个文人能打出江南这半壁江山，真是应了“乱世出英雄”这句名言。这个张煌言，做出如此泼胆的天大事业，让已经坐稳江山的大清王朝，倾其全力来对付，来收拾，足足花了二十年工夫，未能得逞，未能敉平，那是何等厉害的角色？黄宗羲在《墓志铭》中赞叹：“于时海内升平，滇南统绝，八闽澜安，独公风帆浪迹，傲岸于明、台之间。”试想一下，如此迅风疾云，纵横江海，转战不歇，至死不悔的志士，成气候时，沿江入皖，坐窥南京，不成气候时，挂剑孤岛，划海而治。顺治一朝十七年，未能将其扑灭，如今康熙皇帝登基也已三年，张煌言还扼守着一个约数平方公里的岛屿，那大概是大明王朝的最后一块土地了。居然用旧朝正朔，居然存故国衣冠，居然与大清王朝为敌到底，这一切，都是这个文人所为，实在是中国文学史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
张煌言（1628—1664），浙江鄞县人。字玄著，号苍水，崇祯举人。他之这样做，是一种必然。首先，一个人的性格，往往决定命运；其次，一个时代的潮流，往往决定人生趋向。他别无选择，必得这样做，也不能不这样做。明知其大势已去，明知其败局已定，明知其不可为而为，明知死路一条也不犹豫动摇，哪怕洒热血，抛头颅，在所不惜。在这个世界上，中国文人总是把自己与这块土地扭结得最紧，总把自己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扭结得最紧，说不上生死与共，至少也是休戚相关。1644年，崇祯吊死煤山，1645年，清军大举南下，连破扬州、南京、嘉定、杭州等城。大军压境，战火燃眉，或臣服，或抵抗，或做顺民，或存故明，时年二十四岁的张煌言，作出自己的抉择。张煌言从家乡鄞县来到府城宁波，先后与钱肃乐的义军。与张名振的义军，与郑成功的义军，初期，驰骋宁绍，转战浙东，中期，三渡闽海，四入长江。转战千里，出生入死，屡败屡起，战功显赫。后期，只剩下他一支义军，坚持抗清斗争十九年，成为清朝政府芒刺在背的心腹之患。
所以当这块土地颠覆震荡，当国家、民族面临危机，最先触动的就是这些读书种子、文化精英。李世民给萧瑀的一首诗：“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勇夫安知义，智者必怀仁。”便可了解在明清易代之际，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的爱国文人，表现出忧国忧民的情怀、大义凛然的斗志、宁死不屈的节烈，前仆后继的精神。在改朝换代的这段岁月中，仅以文人为例，如张煌言这样的为捍卫自己的价值观，与异族统治者，进行殊死战斗而殉难者，可以开列出来一个很长很长的单子：
刘宗周，万历二十九年进士，1645年，南京、杭州相继失守，绝食而亡。
史可法，崇祯元年进士，1645年，坚守扬州，城破被俘，清亲王多铎劝降，宁死不屈，遭杀害。
左懋第，崇祯四年进士，1645年，北行议和，不辱使命，清摄政王多尔衮亲自劝降，不从，被杀。
夏允彝，崇祯进士，1645年，因清兵进松江，其友人皆及难，乃赋绝命辞，投深渊死。
侯峒曾，天启五年进士，1645年，率领嘉定军民据城反抗，城破，与二子投水。气未绝而清兵追至，父子三人皆遇害。
朱大典，万历进士，1646年，守金华。城中有火药库，恐陷后资敌，在清军攻进城后，引爆自杀。
黄道周，天启二年进士，1646年，在婺源为清兵所败，被俘，在南京被杀。
万元吉，天启五年进士，1646年，坚守赣州半年，城破，投水自杀。
吴易，崇祯十六年进士，1646年，夺敌辎重，再屯太湖，战败，被俘杀。
张家玉，崇祯十六年进士，1647年，受困增城，兵败自杀。
陈子龙，崇祯进士，1647年，联结太湖兵，谋再举事，事泄被俘，乘隙投水死。
陈邦彦，举人出身，1647年，因城破被俘，不降，遭杀害。
夏完淳，诸生，夏允彝之子，1647年，起义失败，被捕，牺牲时年仅十七岁。
钱肃乐，崇祯十年进士，1648年，兵败连江，忧愤至甚，呕血而死。
黄毓祺，天启元年恩贡，孤身起兵抗清，1648年被执，不降，死于南京狱中。
何腾蛟，举人出身，1649年，湘潭被俘，绝食七日，不屈而死。
瞿式耜，万历四十四年进士，1650年，守桂林，清兵入城，逼降不屈，从容就义。
……
“清人入关，遭遇到明代士大夫激昂的抵抗，尤其是在江南一带。他们反抗异族的力量是微薄的，因其非世家贵族。然而他们反抗异族的意识，则极普遍而深刻。随着社会文化传播之广，北宋不如南宋，南宋不如明末。”（钱穆《国史大纲》）
在吴伟业的《鹿樵纪闻》、戴名世的《乙酉扬州城守纪略》、陈贞慧《过江七事》，以及《东南纪事》、《浙东纪略》等清初著作中，还有很多这样可歌可泣的人物和故事，张煌言只是最后将这段抗清斗争史，画了句号的英雄人物。在中国文学史上，以文名而振者为绝大多数，后世读者，多记住的是他们的作品，而不大说得上他们在世时的行状。但是，同是这部文学史，还有极少数的优秀分子，既以文章名天下，更以人品存青史。张煌言就是这样一个诗人。他的诗，激昂慷慨，忧国忧民，可以用“饮血吞泪，气壮山河”八个字来形容。
甲辰七月，张煌言孤岛被执，被押至定海，万民拥至，他向大家屈膝，叹息功败垂成，大家也向他顿首，默默垂泪。
他写下了这首诗：
何事孤臣竟息机？鲁戈不复挽斜晖。
到来晚节同松柏，此去清风笑翠微。
双鬓难容五岳住，一帆仍向十州归。
叠山返死文山早，青史他年任是非。
他的诗写得非常壮烈，提起这位明末清初的诗人，首先想到的绝对不是他的作品，而是他的征战，他的失败，他的流亡，他的就义。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匆匆的过客，但有的人在其匆匆的一生中，却在创造着历史，见证着历史，张煌言之死，标志着大明王朝的彻底结束。所以张煌言的士大夫的形象，一介文人的形象，已非他这一生的主要特征。身经百战的艰苦卓绝，生死关头的慷慨赴义，那才是人们提到这个名字时，首先浮现出来的印象。
这位最后的反清志士，一个文人，从宁波的城隍庙首义起，到杭州的弼教坊毕命止。一直是以宋末的文天祥和谢枋得为楷模自许，他也以他的生命写出民族气节的强音。正如黄宗羲的评价那样：他成为“比之文山，人皆信之”的“千载人物”，而流芳百世，被人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