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华录》乾隆二十年五月上谕：“近日满洲熏染汉习，每思以文墨见长，并有与汉人较论同年行辈往来者，殊属恶习。此等习气不可不深加惩改，嗣后八旗满洲，须以清语骑射为重。着通行晓谕八旗部院知之。”但这位口含天宪的皇帝，却是一个不仅“熏染汉习”，而且极端汉化，极喜舞文弄墨之满人。清·昭梿《啸亭杂录》称他诗写得极多，“高宗万几之暇，惟事丹铅，御制诗文至于十万余首。自古骚人词客，未有如此之多者。每一诗出，尝令儒臣注解，不得原委，许其归家涉猎，然多有撷破万卷而不能得其解者。”御用文人纪昀，在《四库总目提要》里吹捧他诗写得不光多，还快，“勤政莅民之余，紫殿凝神，别无嗜好，惟以观书乙夜，悦性恬情。是以圣学通微，睿思契妙，天机所到，造化生心。……顷刻间便数十首，侍臣受简，吮墨沉思，前韵未赓，新题又作，丹毫宣示，日以为常。”看来，这台“乾隆牌”造诗机器，是一个创作组合体，有若干文臣润饰，有若干枪手执笔，有若干马屁精献句，有若干跟屁虫缮改，更有若干恬不知耻的文人越俎代劳，于是，这位皇帝成为中国诗歌的高产冠军。

乾隆死后四十一年，鸦片战争就爆发了，这绝对是那些“盛世”论者最为忌讳的一个提示。

因为大家知道乾隆之死，也知道鸦片战争，但大家并不在意这两者之间，只相隔了仅仅四十一年。按“盛世”论者的误导，好像乾隆以后，又过了好久好久“盛世”，大清王朝才衰败的。其实不然，半个世纪都不到，英国军舰就开到了大沽口。这就是说，乾隆朝既是浮夸起来的盛世结局，也是终于败落的衰世开端。

这正好说明乾隆——爱新觉罗·弘历，绝对是“盛世”论者，无限拔高的“英主”。

这个乾隆生于1711年，死于1799年，1735—1795年在位，他登基的时候，刚刚二十五岁，还是有所作为的。执政前期，尚称谨慎，是一个“励精图治，开拓疆土”的皇帝。他的父亲雍正，给他留下三百万两白银，经他多年积攒，国库存银一度达到七千万两白银，那时的他，很有一点英主的气象。执政后期，此人骄傲了，懈怠了，会大消费了，会大享受了，于是，成为一个“倦勤骄荒，蔽于权幸”的庸主。尤其晚年，“柄用和珅，贪婪掊克”，大清王朝，步入中衰，这时的他，基本上就是一个昏君了。最可笑者，因为康熙在位六十年，乾隆说他执政年份，不能超过乃祖，可他又不肯彻底地退位，公元1796年内禅嘉庆，他又当了三年太上皇。一般当太上皇，都是甩手掌柜，他却真抓实干，弄得嘉庆很尴尬，老爷子的话，不敢违拗，老爷子宠臣和珅的话，不能不听，这就是老人政治的弊端了。

综观乾隆一生，在中国全部帝王中，他算得上是最为快活、最为轻松的皇帝之一，不过，他也是最为消耗、最为铺张的皇帝之一。因十全战功、因大兴土木、因六下江南、因赏赐豁免，就使得他从英主，到庸主，到昏君的三个阶梯跌落下来，不但将那七千万两白银用光，连他老子攒下的老本三百万两白银，也挥霍一空。有人统计，乾隆统治六十三年，前后消耗掉了一亿五千万两白银，大清王朝的元气，就这样透支殆尽。

赵翼《檐曝杂记·军需各数》中载：“上用兵凡四十五次，乾隆十二三年，用兵金川，至十四年三月止，共军需银七百七十五万。十九年用兵西陲，至二十五年止，共军需银二千三百十一万。三十一年，用兵缅甸，至三十四年，共军需银九百十一万。三十六年，用兵安南，至四十二年，共军需银六千三百七十万。以上乃章湖庄在户部时，所见军需局结算之数。五十二年，台湾用兵，本省先用九十三万，邻省增拨五百四十万，又续拨二百万。又拨各省米一百一十万石，本省米三十万石，加以运脚，共银米一千万。”战争，是一个国家永远止不住流血的创口，凡穷兵黩武者，如西方的古罗马帝国，如东方的秦帝国，乃至于当下大洋彼岸的那个超级大国，当国力耗竭的那一刻，必然也是丧钟敲响之时。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而虚荣矜夸，欲立万世之名的乾隆，希借康、雍之根基，图建汉、唐之国威，动辄用兵，消竭国帑，十全武功以后，大清王朝基本成了油将耗尽的灯，他还没有死，这盏灯已经奄奄一息了。

乾隆的继任者为嘉庆，智商不高，能力有限，但不聋不瞎，国库空空如也，他心里是有数的。所以乾隆死的当天，下令和珅守灵，将其内外隔绝。然后，不出半个月，勒令自尽，全部财产没收。说实在的，这个嘉庆，一辈子就做了这一件漂亮事。可有什么办法呢？民间有一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其实，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嘉庆为了吃饱，才非让这位宠臣跌倒的。因为他知道，这个中国有史以来的最大贪污犯，被他爹养得太肥了。据《梼杌近志·和珅之家财》一文，“其家财先后抄出凡百有九号，就中估价者二十六号，已值二百二十三兆两有奇。未估者尚八十三号，论者谓以比例算之，又当八百兆两有奇。甲午、庚子两次偿金总额，仅和珅一人之家产，足以当之。政府岁入七千万，而和珅以二十年之宰相，其所蓄当一国二十年岁入之半额而强。虽以法国路易第十四，其私产亦不过二千余万，四十倍之，犹不足当一大清国之宰相云。”

《曾国藩奏稿·议汰兵疏》：“高宗不惜散财，以增兵力，阿桂即上疏陈言，以为国家经费，骤加不觉其多，岁支殊难为继，至嘉庆十九年，仁宗睹帑藏之日拙，遂思阿桂之远见。”老子败了家，儿子又能奈何？何况一个不争气的儿子？

衡量一个统治者的政绩，最简单的指标，就是看他交出政权时，这个国家，是强了，还是弱了，是富了，还是穷了。现在看来，除了乾隆的宠臣和珅的金山银山外，大清王朝已经一弱二穷，内忧外患，所以，四十一年后，发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对这位皇帝的第一印象，就是他不断地下江南。康熙六次，乾隆也六次，一切步其祖父后尘。而更多中国人不知道的一点，他还是中国的诗歌高产冠军，一说39340首，一说43000首。写了这么多首诗，却没有一首被中国人记住，也算是一个奇迹，更是一个笑话。诗写得不怎么样，偏要写，还写了许多，说明这个人在精神上是有毛病的。

国学大师钱穆在其《国史大纲》一书中，对“盛世”的三位主角，最不看好的正是这位乾隆。他没有说他诗作之烂，也没有说他好下江南，而是将他与其父，与其祖比较，认为：“乾隆好大喜功，不如雍正之励精图治。雍正刻薄，不如康熙宽仁。”这三代“帝王精神，一代不如一代。”所以，“到乾隆中叶以后，清室即入衰运”。

钱穆对“盛世”一说，不以为然。在他看来，所谓“盛世”，其实不盛。“然言世运物力，则实在清不如明，康熙五十年所谓盛世人丁者，尚不及明万历时之半数。”到了乾隆手里，斯时，江山牢固，国泰民安，因此，这个幸运儿无须乎像他祖父康熙那般好学敏求，也无须乎像他父亲雍正那样事必躬亲。俗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是好事，也是坏事，父祖差不多用了一个世纪，打造出来的江山基业，如同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足够他树下纳凉，这种用不着辛苦，坐享其成的局面，让这位皇帝得以从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前期的乾隆，尚有一些谨慎，中期的乾隆，便多了一些放肆，晚期的乾隆，就不可避免地昏庸起来，最后，就是老糊涂。很简单，他觉得自己有资本，敢于放手花钱，遂有六下江南，庆寿盛典的巨大糜费；觉得自己很神武，敢于大胆用兵，遂有频繁开战，东征西讨的消耗国力；觉得自己天纵聪明，无所不能，不但为所欲为，而且刚愎自用，遂有宠信近臣，任用非人的政治腐败。

“好大喜功”，是乾隆一生全部弊端的根本。《清史稿》在《高宗本纪》末，论曰：“运际郅隆，励精图治，开疆拓宇，四征不庭，揆文奋武，于斯为盛。……惟耄期倦勤，蔽于权幸，上累日月之明，为之叹息焉。”满清之败，始于乾隆。其实，中国之沦为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又何尝不是这位写了四万首诗的皇帝所作的孽呢？

他为什么要写这么多的诗，难道因为有那么多马屁精捧场，他就会相信自己写出来的东西，果真就是绝妙好诗么？难道他不知道不会有人敢当面对他说“陛下，您的诗写得不怎么样。”但他还是笔耕不辍，我想，固然有其好大喜功的一面，其实，还在于他根深蒂固的民族自卑感。

乾隆精通汉文化，不亚其父，稍逊其祖，但他始终觉得是一个来自关外的异族主子，始终觉得是一个少数人统治着大多数人的外来政权，而且，始终觉得汉族知识分子看不起他们的来历，看不起他们的发源地，看不起他们落后的文化、野蛮的风俗、粗鄙的生活方式和低下的文明程度。所以他的屡兴大狱，进行镇压，箝制思想，屠杀文人，是出自于他灵魂中的一种自卑的心病，或者，一种屈辱的情结。他上台后，整起知识分子，比其父，比其祖，尤为残酷。其实，从顺治（在位十八年）起，到康熙（在位六十一年），到雍正（在位十三年），已经对汉族士人修理、整肃、洗脑、奴化了快一个世纪，即使明朝灭亡那年诞生的汉人，至此也已经是近百岁之人，还会有一丝反清复明的力气吗？乾隆仍旧觉得自己是一个孤家寡人，尤其看到八旗子弟，一天天地汉化，不识满文，不习满语，连他们进关打天下、坐江山的骑射本领，也日益生疏。因此，他深为这大势所趋，感到紧张。使得他对其实已是他忠实臣民的汉族知识分子，时刻保持着戒惧、警惕、敌视的情绪。

满人见主子，自称奴才。皇帝为最大的主子，满人无论地位多么高贵，官职多么显要，叩见陛下，也是一口一声“奴才”，佐之以“喳”的应答，表示奴性的俯首帖耳，这种自甘下贱的称谓，竟成了满族官吏引以为荣的标志。因为，汉人想得还得不到这种自称“奴才”的待遇呢！乾隆三十八年（1773），满臣天保和汉臣马人龙，联名上奏关于科场舞弊案的折子。由于天保的名字在前，便一起称为“奴才天保、马人龙”。乾隆一看，大为光火，你马人龙算什么东西，意敢冒称奴才，这两个字是尔等汉人能用的吗？遂规定：“凡内外满汉诸臣会奏公事，均一体称‘臣’。”宁可让满人委屈一时，权且陪着称“臣”，也不让汉人永远沾光而“奴才”起来。

其实，怪不得马人龙攀附，而是有前车之鉴的。乾隆三十五年（1770），满臣西宁、达翎阿与汉臣周元理，联名上奏“搜捕蝗孽”一折。前二人自称奴才，周元理自称臣，这应该符合乾隆的意思，不该受到责备，而应嘉奖才是。但乾隆他不愿别人抢尖卖快，他还没有发话，此人就率尔行事，那还了得？遂找碴寻衅。“不屑随西宁同称，有意立异。”而落了很大不是。反正皇帝嘴大，怎么说怎么是，这先后两个汉臣，称奴才不是，不称奴才也不是，这个皇帝的刻薄和浅薄，也就可想而知。

在他统治六十年间，文字狱案件发生数达到高潮，共一百三十余起。其中四十七起均被处以极刑，生者凌迟，死者戮尸，其家族连坐，男者坐立斩，女者被发配为奴。那时候，为文人者，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帝名该讳而没有避讳，圣上另行抬头而未照办，写错一个字，用错一个词，都是杀头之罪。

据故宫出版的《清代文字狱档》：从乾隆六年（1741）至五十三年（1788）的四十七年中，有文字狱五十三起，案件遍及全国各地。你不能不佩服这位文人的克星，在六下江南，十全武功之日理万机之中，竟然没忘记每年收拾知识分子一次。碰上这样一位“爱”你的皇帝，哪怕一年只“吻”你一次，也是很要命的。

乾隆十三年十月二十日，翰林院撰孝贤皇后的冬至祭文，这本是一篇例行的应景文章。但文中出现了“泉台”这样的字眼，乾隆一看，挑起刺来。他说，“泉台”二字，用之常人尚可，岂可加之皇后之尊？皇后归天，只能去西天极乐世界，哪有进十八层地狱之理？所以，皇帝好文学，对文人而言，绝非好事。第一，他明白文学是怎么回事；第二，他也明白文人是怎么回事，你要不小心侍候，碰上这样一个鸡蛋里挑骨头的主子，不定哪段文字、哪句话被他抓住，吃不了兜着走。做皇帝手下的御用文人，物质待遇也许丰饶，精神世界始终是紧张着的，谁知道“龙威”何时发作呢，所以那日子相当不好过的。

结果，大学士张廷玉，以及阿克敦、德通、文保、程景伊等几位翰林院承旨学士，自请处分。乾隆格外开恩，着罚本俸一年。这一年，从理论上讲，他们就只有喝西北风了。不过，饿饭大概是不至于的。但从乾隆的这种苛刻处分看，反映出他的内心世界的肮脏，第一，是提防；第二，是镇压；第三，是轻蔑。即使对他身边的文人学士，一个个都是大师级的扛鼎人物，也像对一条狗似的呼来叱去。

清末民初天嘏所著《满清外史》载这位皇帝的一次“天威”，说到乾隆“尝叱协办大学士纪昀曰：‘朕以汝文字尚优，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议国事？’夫协办大学士，位亦尊矣，而曰‘倡优蓄之’，则其视群臣为草芥，摧残士气为何如者。尹会一视学江苏，还奏云：‘陛下几次南巡，民间疾苦，怨声载道。’弘历厉声诘之曰：‘汝谓民间疾苦，试指明何人怨言。怨声载道，试指明何人怨言。’夫此何事也，岂能指出何人乎？尹会一于此，惟有自伏妄奏，免冠叩首已耳，乃谪戍远边。”

纪昀（1724—1805），即纪晓岚，河北献县人，一位于学无所不涉猎，无所不淹通的《四库全书》总编辑。尹会一（1691—1748），直隶博野人，一位精通程朱理学，文章道德悉为楷模的大家名吏。说来好笑，领袖儒林的堂堂大老，被乾隆这一顿吹胡子瞪眼睛，差点吓得尿了裤子，连忙磕头掌嘴，认罪求饶不已。

纪晓岚以为自己是众望所归的文坛领袖，尹会一以为自己是国家栋梁的当朝一品，觉得弘历应该会对他们多么优容，多么礼让，便不知天高地厚，直言无讳。在乾隆眼里，这种给个梯子就上脸的狂妄，撇开满汉之隔，异己之嫌，主子和奴才的悬殊不论，凭借文章华彩，学识鼎望，儒林名声，士子仰慕的优势，敢对朕指手划脚，说三道四，简直就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大不敬。

也许乾隆并不拥有他们满肚子的学问，但拥有的绝对权力，却能置这两位顶尖文人于死地。在帝王眼里，两条腿的狗也许难找，两条腿的作家诗人，却有的是。幸好乾隆没有秦始皇的坑人癖，否则，这两位大腕，很可能不是充军发配，而是要自己挖坑埋掉自己了。

在这部《满清外史》中，还有一段关于乾隆与给他当差的御用文人沈德潜的记载，那就更有趣了。尽管，乾隆本人已经相当程度的汉化，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其造诣，其水平，也非寻常人所能及。但他的潜意识中，那边外未开化的民族来历，始终是他的内心阴霾。所以，对汉族文人，始终持有戒心和敌意，哪怕输诚纳款，五体投地表忠心者，也要时不时进行修理，不能让他们活得太痛快，太奓翅，太翘尾巴。而且，凭借权力优势，你行，爷比你更行，乾隆一辈子所写的诗，总量超过《全唐诗》。他所以要打破这个记录，其中既有赌气个人能力之心，更有湔雪民族耻辱之意。

乾隆一辈子写了近四万首诗，就算他一出娘胎就写，到八十多岁驾崩捯气时还在写诗，谅也写不出这么许多。有好事者做过一道算术题，他一生活了32220天，按诗总量40000首除，平均每天要写诗1.38首。加上初稿、改稿、另起稿，未完成稿，这位老汉至少一天要作诗多首，这当然不可能，必须有枪手代劳，可能还不止一位，说不定有个写作班子，替他代庖。于是，蛰居苏州，名闻江南的沈德潜，便交了好运。

“长洲诗人沈归愚，为叶横山入室弟子，微时即名满大江南北。弘历闻而慕之，乃以庶常召试。不数年，遂跻八座，礼遇之隆，一时无两。尝告归，弘历以所著诗十二本，令其为之改订，颇多删削。迨归愚疾殁，弘历命搜其遗诗读之，则己平时所乞捉刀者咸录焉，心窃恶之。”

沈德潜（1673—1769），江苏长洲人。此老直到六十多岁高龄，忽被乾隆看中，受聘京师。须臾之间，登上翰林讲席，擢为内阁学士，他当然明白，弄他到京师来，就是来为主子捉刀。这些高官厚禄的好处，等于付钱买断他的署名权。按理，这君子协定，是不可悔约的。可最后老先生编自己的全集时，竟然撕毁合同，收归己有，统统物归原主地“咸录焉”。

这样赖账，当然不像话，太不讲信义，太不够朋友了。你卖他买，一手付款，一手交货，那些代作的诗，版权已经属于皇帝大人的了。

我发现，无论古今，文人上了年纪，就添毛病。为什么老文人总是作出些令人诟病的行止来呢？很大程度是生理原因。第一，脑浆子变稠了；第二，脸皮子加厚了。脑浆一稠，呈固化状态，这个人活着也像木乃伊了；脸皮一厚，则感觉失灵，便堂而皇之地下作，而且还不知耻。

他想的也有他的道理，横竖这是没签字的一纸合同，即使乾隆发现他违约，也对他无可奈何。

错了，这位背时的、昏聩的老先生，竟然不知道马王爷长几只眼！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故宫里收藏的乾隆像，那副尊容，酷似其祖康熙，绝非善类。尤其晚年，脸部瘦削，两腮内陷，眼角下垂，鼻准峻刻，透出一股阴鸷毒狠的神色，令人望而生畏。你老先生缺乏基本的商业道德，无视起码的买卖公平，以为老脸皮厚，假装胡涂，陛下就会放过你吗？于是，抓住他为扬州东台人徐述夔所作《一柱楼诗》的序，下令严办。有人报告，陛下，他已经死了！

睚眦必报的乾隆说，死了也得结账。

先前，此老八十多岁致仕，告老还乡，作为皇帝的笔杆子，光焰万丈，何其了得？肯定招摇过市，大出风头，苏州本不大，简直装不下他。在中国，大文人喜捧，小文人善捧，大文人惟恐捧不够，小文人生怕捧不上，于是，抬轿的，喝道的，筛锣的，打旗的，一起大捧特捧，捧昏了头的他，没细看徐书中的“反动”内容，胡乱作了个序。结果，作者满门抄斩不说，老先生虽死，因这篇序，也受到“扑其碑，戮其尸”的处置。

皇帝，有时很小人的。文人遭遇这类小人皇帝，那就更没救了。乾隆歹毒一笑，你这个老东西，哪怕逃到阴曹地府，朕也能让你不得安宁。徐述夔的这本诗集之“反动”，就是一句“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诗中反清复明的变天思想，固然罪不可赎，而以“壶儿”隐射“胡儿”来诽谤，尤其触犯这位异族主子的心理隐痛。这就如同阿q因瘌痢头而忌讳说亮说光一样，千万不能提到脑袋上的那块秃疤。地方官检举上来，遂定为大逆不道罪。于是，由序牵连到沈归愚，到底弄了个燔尸扬骨的下场。

乾隆修《四库全书》对文化的毁灭，比起文字狱对文人之摧残，更是惨重。近人邓实在《国粹丛书》的跋中说：“书自秦火之后，大厄凡十有一，而以有清乾隆之时，为最后而最烈。计共遭劫，可以稽之于史者，凡七十一万卷。”近人孟森在《心史丛刊》中论及：“江西巡抚海成，以查办禁书最为出力之人，煽近世禁书之祸。今检清代禁书，不独明人著述，多遭禁毁，乃至自宋已来，皆有指摘，史乘之外，兼及诗文，充其自讳夷狄之一念，不难举自昔之记载而尽混淆之。始皇当日之厄，决不至离奇若是。盖一面既毁前人之信史，一面又伪撰以作补充，文字之劫，真是万古所无。”作为一个中国文人，鼓吹如此这般的“盛世”，实在太tmd了。

在中国诗歌史上，从来不把清代这位弘历皇帝列入的。但是，他却是中国（甚至全世界）写诗最多的人。他的御制诗，数量着实惊人，超过清代收诗四万多首的《全唐诗》。一个写得很多，却写得并不出色的诗人皇帝，对于其他真正的诗人而言，也许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