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三李”，现已不为人知，可在三百多年前，却是学界耳熟能详的提法。

三李系指周至县的李颙（1627—1705）、眉县的李柏（1630—1700）、富平的李因笃（1631—1692）。这三县都在关中，故而名之。

他们为明末清初的一代名儒，无论道德，无论文章，都是当时众望所归的代表人物。不过，德国诗人海涅说过：“文学史是一所硕大无朋的停尸场，人人都在那里寻找自己亲爱的死者，或亡故的亲友。”也许，掀过去的一页，就永远定格在历史的那一刻了，除非有人寻找，谁也不会在意。如今，即使在三李的故乡，也不大有人提及了。

公元1703年（康熙四十二年）冬十月，玄烨西巡。

十一月十五日渡黄河，经潼关、临潼，当日抵达西安。侍卫和近臣都劝这位旅途劳顿的皇帝，稍事休息。无论如何，到底是年纪奔六之人，应该将养龙体。但一路来，这位陛下圣猷独断，岂容臣工多嘴？他决定次日，也就是十六日清早，要到沙场阅兵。圣旨一下，满城大乱。当地的抚督臬按，检巡府监，将帅校尉，以及参阅兵佐，整整一宿，谁也不敢合眼，忙乱得脚打后脑勺。

幸好，中国人对付皇帝的最妙之术，曰：“齐不齐，一把泥。”只要大概齐说得过去，就会给皇帝留下军容整齐，骑射娴熟的印象。特别是下了一条死命令，俺们老陕别的本钱没有，会吼秦腔不？会吼信天游不？那本官拜托众位，放开嗓子吼万岁，这是最能讨好陛下的手段。

玄烨心里很清楚，这既不是老百姓在骗皇帝，也不是皇帝乐意被骗。在中国，舞台上演戏的是演员，舞台下看戏的也是演员。台上的人演给台下人看，台下的人也在演给台上人看的。你若悟到这一点，真得恭喜你，中国社会百分之五十的真谛，算是被你掌握了。

果然，那一天，在演兵场上，骑着马的戎装玄烨，顾眄四望，目光所及，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吼声，地动山摇，几乎令渭水为之倒流，差点让终南为之余震，教玄烨好一个得意。再次日，也就是十七日，心情怪不错的陛下又下了令，恩免陕西、甘肃两巡抚所属地方当年钱粮，消息传开，当然让黄土地的老乡们喜不自胜。三天以后，也就是二十日，又下令陕西绿旗兵把总以上官各加一级，八旗兵将军以下、骁骑校以上各加一级。这一连串派糖活动，说明老爷子很高兴，也说明陕西方面上上下下着实下了工夫，卖了力气。

虽然还不到腊月，离过年还远，压岁钱倒先给了。看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如何糊骗得皇帝老子开心，如何唬弄得万岁爷龙颜大悦，是各级官员首先要学会的功课。阅兵那天，玄烨看到万岁不离口，嗓子都喊哑的众军士，颇为感动，亲口对抚军博霁宣示：“朕历巡江南、浙江、盛京、乌喇等处，未能有及西安兵丁者。尔处官兵俱娴礼节，重和睦，尚廉耻，且人材壮健，骑射精练，深可嘉尚，慎勿令其变易。”

在一旁侍候的巡抚鄂海，虽是一位庸吏，拍马术还是相当精通的，听到圣上这番奖谕以后，自然也掩嘴偷着乐。不过，鄂海还是捏着一把汗。因为，双管齐下，文武齐抓，习惯于两手皆硬，是当今圣上的行事方式。武的，他已经检阅过了，文的，也少不了要审视一番。果不其然，圣上的眼神落在鄂海身上，显得有话要说。当时吓得他一激灵，脑门子沁出一层冷汗。满清官员，对皇帝，一张口就是奴才，而隶属八旗出身的满洲官员，则尤其是奴才相十足。一到此刻，只有垂手侍立，双肩胁紧，竖着耳朵，一口一声的“嘿”，恭听圣训了。

因为康熙一过潼关，就发出手谕，要召见周至县的一位名叫李颙的“处士”。现在，陛下查问鄂海的，正是这项安排。

李颙是谁？谁是李颙？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可是一道真正的难题了。清人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八《北学南学关学》条目中这样说：“国初，孙征君讲学苏门，号为北学。余姚黄梨洲先生宗羲，教授其乡，数往来明越间，开塾讲肄，为南学。关中之士，则群奉西安李二曲先生容（颙），为人伦模楷，世称关学。”三百多年过去之后，这位关学领袖，即使你到西安最繁华的鼓楼大街，挨着个地向当地人打听，我估计，十之八九，不大会有人知道这个名字。向文联、作协的诸位贤达打听，十之七八，也未必能说得上子午卯酉。

有一年，我在西安，请教过一位文学界同行，如今在周至县，可还能找到李二曲老先生的什么遗迹么？他看了看我，眼白多于眼黑。反问道，那该是与魏长生、刘省三同辈的唱秦腔的老艺人吧？他这一说，倒使我一时语噎，不知如何应对。对于陕西籍，甚或西北籍人士，酷嗜这门地方戏，到了偏执的程度，我最早是从鲁迅先生的日记中领教过的。民国初年，先生到北京任教育部佥事，赴西安考察，其中观摩易俗社的秦腔表演，那种非看不可、不看不行的热忱，让先生很有点吃不消的。于是，接下来，因无话好说，只好听这位文学界朋友，谈当地那些名流，谁和谁结婚，谁和谁离婚，谁和谁结婚又离婚，谁和谁离婚又结婚之类的花边新闻。

对于皇帝来说，最怕的是生前被人冷落，而对于文人来说，最怕的是死后被人冷落。皇帝没有人将他当回事，估计他离末日也不远了，而文人死了以后，人们根本想不起他来，才是这位文人莫大的悲哀。才三百年过去，几乎连他的家乡人也将他淡忘。谁人还识李二曲？能不令人感慨？

虽然结婚离婚已经如此之方便和轻易，说明后解构时代确实已经来临，但我仍然觉得将这样一位在明清易代期间的广知博赡，著作等身，文章道德，世所共仰的大儒；一位与统治中国已经近六十年之久的清朝政府始终保持距离的文人；一位既未应明代科举，也未进清朝考场，全凭自学成才，苦学钻研，从六经诸史，百家诸子，到佛经道藏，天文地理，无不烂熟于胸的学者，人称“关中三李”的代表人物李颙，中国文人坚贞不屈的品格榜样，抛诸脑后，置若罔闻，忘了个干干净净，是有点说不过去的。

历史并不要求你记住所有一切，这就是人类审视自身来历时的大度和宽容；而是希望你记住应该记住的，如果应该记住的都置之脑后，那人之异于禽兽者还有几稀，可真是问题了！

李二曲之所以被弘扬，被张大，被高山仰止到楷模、典范、先贤、大师的地步，因为公元1664年的明清鼎革，对当时的每个中国人来讲，都是一次切肤之痛的深刻体验。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何止数十百次，从来没有像清人进关这一次，伤筋动骨，摧肝裂胆，几乎无人能逃过这场生死劫。且不说“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就脑袋顶上的几根毛，也是决定性命的抉择。你要明朝的头发，你就不能要脑袋，你要保全这颗脑袋，你就得剃得光秃秃只留一根猪尾巴似的大清辫子。所以，在屠刀和剪刀面前，文人之降服变节者，软骨摇尾者，卖友求荣者，陷害密告者，无耻佞从者，投机取巧者，拍马钻营者，苟且偷生者，多得让人窒息，多得成为灾难。

因此，一不应清廷科举，二不为清廷官吏，三不与清廷合作，四不和清廷来往，始终自居遗民身份的李颙，便格外为人景仰。人心是秤，公道自在，有清三百年间，海内不知二曲先生者甚少。而三百年后，西北那黄土高原，除了安塞腰鼓，除了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可有一位撑得起“关学”这样字号的大学问家，独领一方，独开一面，也好让我那位西安朋友，不要一听到李二曲的“曲”字，马上先就联想唱秦腔的老艺人，显得乏善可陈的孤陋寡闻了。

契诃夫1886年写过一篇小说《头等客车乘客》，一位建桥的工程师，对同一包厢的乘客说，他一辈子给俄罗斯造了二十座大桥，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一次新桥落成庆祝大会，当地的报纸，竟无一个字提到设计者的他，相反，他带去的一个歌女，却有着连篇累牍的报导。还有一次，他应莫斯科市长之请，去博物馆发表演讲。正当他走上台致词时，全场观众一齐向窗口跑过去，向正在路过的短跑运动员欢呼致敬。说到这里，与他同行的乘客反过来问他，你可知道我是谁吗？这个旅伴，不但在大学里当了三十多年的教授，而且，还是科学院院士。于是，这两位头等客车乘客“互相瞧着，扬声大笑”。

但是，大清王朝的皇帝，尤其这位圣祖，可不是吃干饭的，对这位“关学”领袖，印象不但深刻，而且历久弥新。“处士李颙，人好读书，深明理学，屡征不出，朕甚佳之。”最后两句圣谕，语焉不详，究竟褒呢？还是贬？让在场的陕省官员，摸不清圣上的底细。他们深信，“处士”一词，出自圣谕，那玄机和奥秘，就够周至县的李二曲吃一壶的了。一般情况下，未经科举，未获功名的读书人，自称或人称“处士”，是很正常的。而李颙，快八十岁的白头老翁，行将就木的前朝老朽，呼为“处士”，就如同对鹤发鸡皮，风烛残年的老妇，叫她小姐一样，听来不免牙碜。按说，有了一大把子年纪，尚未释褐的老先生，便堂而皇之的“布衣”了。但玄烨不称他为“布衣”，而称之为“处士”，这就是统治者“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必然想法，你必须要成为大清王朝的良民。

“布衣”和“处士”，本无严格区别。但对玄烨来讲，体制内和体制外，这个界限是不可模糊的。

别看鄂海一脑袋糊涂糨子，但在意识形态领域方面，那高度防范之心，滴水不漏之意，倒与圣衷不谋而合。他掰着手指数了数，顺治爷坐江山十七年，康熙爷坐江山，至此公元1703年，也有四十二年，加在一起，大清王朝将近一个甲子。中国人五十年为一代，父生子，子生孙，李颙居然仍未改弦更张，另换门庭，继续当他的不入黉门的“处士”，继续做他的精神上的前朝“遗民”，所以，这次西巡，才生出召见这个花岗岩脑袋的想法吧？

他替圣上想，对于这个始终保持既不反抗，也不赞成的人生姿态，始终保持既不唱对台戏，也不随指挥棒跳舞的言行宗旨，始终保持超然物外，绝迹凡尘，独善其身，我行我素的文人品格的李颙，虽然一不生事，二不闹事，三不犯事，但陛下数十年打造出来的万宇一统，四海归心的大好局面中，有这么一个说不上是三心二意，可绝说不上是一心一意的死角，岂不让圣上有那种不够百分之百的遗憾嘛！

鄂海还真是揣摸透了玄烨的心思，陛下现在希望得到的，是政治上的绝对一统，是黎庶的完全归顺，是知识分子的心诚悦服，是大清天下的万古长青。四十多年前，他刚执政，也许不具有这样的自信，如今，屁股越坐越稳，江山越坐越牢，觉得“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局面，是应该得到实现了。不过，圣人早说过的：“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统治者追求完美、完善、完全，对多样、多元、多彩、多面的社会来说，这种原教旨式的洁癖，倒有可能成为升斗小民的磨难。老百姓最怕统治者放着好日子不过，非要无事生非，非要节外生枝。陛下呀陛下，您大人大量，有必要非跟这个并不捣乱的老学究过不去么？

早在圣上决定西巡之前，巡抚鄂海就得到京城军机处的某位章京的关照，说万岁爷此次到西京，有一个召见李颙的日程。鄂海接此信息，跌足长叹，直埋怨是谁出的这个鬼点子，让大家年都过不好。这个李二曲，岂是一个随便听摆布、任拿捏的文人么？他不惹你，谢天谢地，你要惹他，不是没病找病嘛！可文治武功，是历代清朝皇帝最为期许的一个高境界。这次西巡，既然要体现出圣上黾勉士林的恩泽，莫过于召见当地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界头面人物。在陕西省，甚或在西北地区，除了李二曲这样有年纪、有学问、有号召力、有影响力的大儒，再无适当人选。鄂海也就只好硬着头皮，派了一位干员，携了一份厚礼，趋访李颙，希望这位老学究给地方官一个面子。谁知，碰了个大钉子。这位“关学”领袖，“宴息土室”，“虽骨肉至亲，亦不得见”，已经二十多年足不出户了。

生于公元1627年（明天启七年），逝于公元1705年的李颙，享年78岁。玄烨西巡，是他死前两年，也就是1703年（康熙四十二年）的事情。老人家哪里想到，临死临死，又被推到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上。二十七年前，公元1678年（康熙十七年）博学宏词科，他就躺在门板上，从周至县抬到西安，验明正身，他确实因病重，不能应皇帝的恩典，而不参与全国会试。难道，二十七年后，他老人家又得被抬到西安去见这位万岁爷么？

现在，摆在李颙面前的，是两道选择题，一是公然抗旨，拒绝参拜，惹恼皇上，引火烧身；二是抬赴省城，诚惶诚恐，山呼万岁，叩首跪拜。但是，他知道，他家人知道，陕西省的父老乡亲也知道，第一道题，他不敢做。在中国有皇帝的年代里，得罪了皇帝意味着什么，大家心知肚明。第二道题，他做不到。清人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九·李颙》中说：“近盩厔李颙两经征聘，不出，有古人之风。颙以理学倡导关中。”六十年来泾渭分明的他，忽然屁颠屁颠地跑到西安行在朝康熙磕头，他还能继续做他的大宗师吗？乡党们的唾沫星子，就能将他淹死了。

李二曲有点七上八下，捏把汗，可想而知。不过，当今皇上也有点七上八下，捏把汗，就不免吊诡。因为玄烨不能不考虑，君无戏言，话放出去了，第一，老“处士”不来，不给你面子，你陛下如何处置？是杀他，是关他，还是亲手掐死他？第二，老“处士”还真的来了，给了你面子，你能赏他一个什么？他六十年都不买你的账，他会稀罕你的恩典吗？如果，他来了，还夹七夹八说了一些不三不四的话，你陛下又如何处置？是乱棍打出行辕？还是斩监候收押？虽然帝王之威，莫敢抗违，怎么处理也都是皇帝有理。可是，大清立国六十年，为此惩治一个你已经容忍了六十年的对立面，大动干戈，值不值得？这是公元1703年玄烨西巡中一段见诸史册的小插曲。

这插曲的实质，也是中国历来的统治者（尤以清代的前几位皇帝为剧），几乎难以幸免的“意识形态恐惧症”的反应，而中国文人的全部的倒霉和不幸，掉脑袋的如戴名世，不掉脑袋的如钱名世，前者满门抄斩，株连三族，说痛苦，一下了断，倒也爽快；后者，一顶“名教罪人”帽子，天天谢罪，说是苟活着，真的不若死去。这种生不如死，或者，死不如生的命运，无不系于统治者的这一念之间。

在清代文字狱案中，有两个名为“名世”的文人，常被混淆。一为《南山集》记南明事而被康熙开铡的戴名世（1653—1713），一为附年羹尧写拍马诗而被雍正收拾的钱名世（1660—1730）。雍正这个人，颇具阴刻的幽默感，书写了一块“名教罪人”的匾额，令其高悬于自家门口，每天一早起来，第一件必做之事，要向这块御题匾额磕头悔过。“文革”期间的“早请示、晚汇报”，不知是否受此启发？

清初最著名的思想家李颙，字中孚，号二曲，理学名士，闻于关中，为陕西盩厘（今周至）人。与孙奇逢、黄宗羲并为“清初三大儒”，又与眉县李柏，富平李因笃，共称为“关中三李”。是一位重磅级的学问极高、品望极著的大人物，《清史稿》称他：“布衣安贫，以理学倡导关中，关中士子多宗之。”难怪康熙如此高看，如此关注，如此当回事地，竟屈尊要到西安来会他一会。

李颙幼年失父，家贫不能自给，无力支付塾师束修，乃辍学自读。曾讲学东南，主持书院，问名求道者，不绝于途，成为一代宗师。玄烨不是一位附庸风雅的政治家，是一个相当识货的统治者，他既然要追求这个广告效应，那必然会物色这样一位具有票房价值的明星。

当时，陕人一概呼他为二曲先生，这也是中国人喜欢以地名代替人名表示尊敬的一种方式。周至这个县名，是解放后给简化了的。原来的繁体字，难认难写，但有讲。水曲为“厔”，山曲为“盩”，他也就自号“二曲”。一个文人能得到家乡父老子弟的如此认同，能得到当时士林杏坛的如此敬重，自有其非同小可之处，更有其与众不同之处。其实，说白了，康熙所戒惧的，也是百姓所赞赏的，一是他始终保持着虽不得不妥协但绝不阿附，不得不苟全但从不合污的清流身份；二是他始终保持着宁可清贫，不失节操，甘于淡泊，不求闻达的遗民心态。

对任何统治者来讲，文人中的大多数，他们是不会太放在心上的。“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早就把耍笔杆者的软骨头和脓包蛋，看得死死的了。无论哪个朝代的知识分子，不管明朝的还是清朝的，不管过去的还是未来的，按其生存态度而言，绝大多数是奉行“活着主义”的。在他们心目中，活着乃人生第一要素。活得好，当然好，活得不好，也要活下去。再好的死，不如再赖的活。活着，既是最高纲领，也是最低门槛。这类聪明和比较聪明的文人，通常不会抱残守缺，通常不会拿鸡蛋往石头上砸，通常不会只在一棵树上吊死自己，面对明清鼎革而发生的突然变化，这些“活着主义”者，相当程度地不自在了一阵。当最初的躁动不安期过去，随后的徘徊观望期过去，很快也就接受新主子坐稳了江山这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遂有了改换门庭，重觅出路，调头转向，再寻新机的抉择。一个个或认输，或低头，或膺服，或投诚，来不及地向新朝效忠。对这些大多数信奉“活着主义”者的文人，康熙看得透透的，只消诱之以利禄，威之以强权，不愁他们不诚惶诚恐地跪拜在丹墀之下。

但是，文人之中，并非皆是随风转舵，见机行事，改头换面，卑躬屈膝，信奉“活着主义”的机会主义者。他们将品格的完整、言行的一致、信仰的忠贞、操守的纯洁，视为至高无上的道德境界，他们认为信念、理想、主义、真理，是与生命等值的精神支撑。既然如此，皇上说什么，威权说什么，主流说什么，甚至，老天爷说什么，他们那一根筋是不为所动的。

所以，像李颙这样既不抵制，也不反抗；既不合作，更不顺从的文人，在关中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在全国产生的强大感召力，是康熙的一块心病。

早在公元1678年（康熙十七年），年轻气盛的玄烨，时方二十四岁，曾经想藉“博学宏词科”的征辟运动，使这位“关学”的领袖人物李颙就范，那是二十七年前的事情了。现在，已经很难厘清其时吴三桂正叛，战事吃紧，忙于调兵遣将镇压三藩的康熙，应该不会抛出，而且似乎不必急于抛出，这样一个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重大措施的隐情了。

我不禁想到，在这一年前的1677年（康熙十六年），所发生的两件事，是促使玄烨忽然心血来潮的起因。一是这年的十一月，康熙发出“博学宏词科”谕旨的前两个月，一个聪明得不能再聪明，滑头得不能再滑头，糟糕得不能再糟糕的高士奇入值南书房，为内阁中书，这个中国文人中玩文学、玩政治的八段高手，对此举的推动，当有重大干系。中国文人之收拾文人的不遗余力，远胜于中国皇帝之收拾文人的雷霆万钧。皇帝之收拾文人，固然可怕，但除了政治，还是政治；文人之收拾文人，不但可怕，政治之外，还会纠缠进复杂同行相妒、文人相轻的感情因素，那结局必更为刻毒惨烈。他成为康熙倚重的文胆以后，绝对有可能，出这个馊主意。作为文人的他，作为同属顶尖文人的他，对那些不曾失节，更未叛卖，学望深远，举足轻重，品格完整，民望所归，一言一行，模范天下的同行，自然有一种无颜故国的惭恧。我相信，推动玄烨加快实施整肃政策，反映了高士奇拉大家一齐下水的阴暗心理。

高士奇（1643—1702）又号江村，杭州人。据说他进出内廷，必出袖中小金弹丸，馈送小太监们，故尔康熙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不在其掌控之中，由此而获宠遇。御史上书弹劾过他，说他“出身微贱，其始徒步来京，觅馆为生。皇上因其字学颇工，不拘资格，擢补翰林。令入南书房供奉，不过使之考订文章，原未假之与闻政事。而士奇日思结纳，谄附大臣，揽事招权，以图分肥。内外大小臣工，无不知有士奇者。声名赫奕，乃至如此”。

然而，康熙却认为：“士奇无战阵功，而朕待之厚，以其裨朕学问者大也。”所以，他始终得到康熙信任。看来，一个聪明、滑头的文人，只要能唬住皇帝，再糟糕也能飞黄腾达的。

二是这年的十二月，康熙发出“博学宏词科”谕旨的前一个月，经学家张尔岐去世，这本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但张尔岐与李二曲过从甚密，加之作诗挽之的顾炎武，又同时是这两位在经学、理学方面领衔者的共同朋友。虽然挽诗并无犯忌之处，“历山东望正凄然，忽报先生赴九泉。寄去一书悬剑后，贻来什袭绝韦前。衡门月冷巢□室，墓道风枯宿草田。从此山东问《三礼》，康成家法竟谁传。”但这种非体制、非主流文坛的地下活动，绝对是统治者所不乐见的。而且，清人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八《李二曲》条目中所夸张写出来的状态：“一日，白昆山顾炎武元和惠周惕至，倒屣迎之，谈宴极欢。一时门外瞻望颜色，伺候车骑者，骈肩累迹。几如荀、陈会坐，李、郭同舟，东汉风流，再见今日也。”玄烨本来是个“意识形态恐惧症”者，他的情治系统会不把这班与他不搭界、无交接、自成系统、意气相投的文人活动，如实禀报么？

鲁迅说过：“清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为‘太平盛世’之累。”（《且介亭杂文》）

李颙之所以能够作遗民，在夹缝中求生，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杜门不出，孑然一身，不收门徒，不涉时政。如果他像汉代的孔融那样，“家中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搞一个裴多菲俱乐部的话，我估计二曲先生的脑袋早就不在他脖子上了。对皇帝而言，一个半个文人，无足轻重，一拨一群文人，那是放心不下的。

所以，转过年来，大正月里，玄烨发出“博学宏词科”的谕旨。

“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宏儒，振走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朕万几余暇，游心文翰，思得博学之士，用资典学。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材，四海之广，岂无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可以追踪前哲者。凡有学处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其余内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见，在内开送吏部，在外开报督抚，代为题荐，务令虚公延访，期得真才，以不副朕求贤右文之意。”

据清人佚名著《啁啾漫记》：“康熙十七年戊午，圣祖特开制科，以天下之文词卓越、才藻瑰丽者，召试擢用，备顾问著作之选，名曰博学宏词科。敕内外大臣，各荐举来京。于是臣工百僚，争以网罗魁奇闳达之士为胜。宰辅科道题荐八十三人，各衙门揭送吏部七十二人，督抚外荐三十一人，都一百八十六人。”“虽趋舍各殊，然皆才高学博，著述斐然可观，近代能文之士，未能或之先也。当征试时，有司迫诸遗民就道，不容假借。胁以威势，强舁至京，如驱牛马然，使弗克自主。而美其名曰，圣天子求贤之盛典也，其然岂其然乎？”

名曰广揽天才才彦，实为文化整肃运动，用一网打尽的办法，将当时顶尖的中国文人，长官点名，朝臣指认，地方举荐，府道选送，类似锄草机的刈割，从，也得从，不从，也得从，统统强迫纳入大清王朝的主流体制之中。或入翰林，或为史官，或予闲职，或允致仕，那些曾经是对立面的，曾经是反清复明的，曾经以遗民身份不与清廷合作的，曾经誓不薙发，誓不胡服左衽的文人，如今端着人家的碗，岂有还不服人家管的道理。

其中，也有很少一部分人，以死拒得免，周至县的李二曲就谢绝了这次征辟。“李颙被征，自称废疾，长卧不起。陕抚怒，檄周至县令迫之。遂舁其床至西安，抚臣亲至榻前怂恿，颙遂绝粒，水浆不入口者六日，而抚臣犹欲强之，颙拔刀自刺，陕中官属大惊，乃免。”

任何社会，任何时代，统治阶级也并不是铁板一块。地方长官“骆钟麟之于李颙，更优礼备至。曾为之捐俸构屋，俾蔽风雨，时继粟肉，以资侍养。”“俸满将升，念去后无以赡给，为置地十亩，聊资耕作。”其他如富平令郭云中、督学许孙荃等官员，对李颙也有过相当的物质援助。也许这是中国久而久之的一种文化传统，对于真正有学问的文人，对于真正认真著述的文人，还是怀着敬意的。也并非任何一个有棍有棒，有刀有枪的官员，都以施虐于文人为己任的。

俗话说，过了初一，过不了十五，你逃过康熙十七年的“博学宏词科”，你逃不过康熙四十二年的西巡召见。大家一致相信，文人被皇帝惦记着，与被贼惦记着，倒霉的概率是差不多的，早晚会是一场灾难。估计这位关中的学术栋梁，大概是进入其生命的倒数计时，竟有人忽悠着该为他准备祭文了。

当时，李颙已经举家迁至富平，这一天的这个小县城，驿道上来自省城的车骑络绎不绝，县衙里传递消息的差役往来穿梭。如果当时有直升飞机的话，肯定也早就降落在富平的骡马店门口，掀起满城风沙，恭候老先生上轿了。因为那些按察司、布政司、督学、巡抚、提学等有关官员，也是上窥天子颜色，是晴光霁月，还是彤云密布，来决定他们的下一步行动。至于李颙去或是不去，他们早就做了准备，去，有去的待遇，不去，有不去的处置。关中的冬天很冷，滴水成冰，官员们在李颙的土室门外，等候消息，冻得脚疼。行伍出身的抚军博霁说，索性一根绳子拴了这老汉走！做官做得很油的鄂海说：“圣上只说恭请，可没交待押解，先别鲁莽行事，待我再问一声。”

终于，土室里传出话来，二曲先生因病不能赴省城，不过，他将打发他的儿子代表他去参见圣上。

他当然不能去，去了还是那六十年一以贯之的李颙吗？看来，这位老先生虽然愚直，但并不迂执，想出来这样一个转圜的措施，好教那位康熙皇帝以及众多臣属，得以有一个台阶下。这边厢的高官们面面相觑，不敢做主。他不去，他派他的儿子去，能算是他去么？他的儿子代表他，是否就能说并不等于他去呢？好在富平离长安不远，快马跑趴下数匹，马鞭抽断了数根，最后传来最高指示：“今上知先生抱恙，遂有‘高年有疾，不必相强’温旨，随赐书‘操志高洁’匾额及御制诗章，并索先生著作。”

愚直之愚，可能是“大智若愚”的“愚”，而迁执之迂，则必是“迂不可及”的“迂”，一愚一迂，音同意异，“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每当谈及中国文人之愚和迂，我就会想起清朝康熙年间的这位老先生，他大概算得上当时最具典型性的，最具戏剧性的，既相当愚直，但又相当不迂执的中国文人了。

康熙是何等天纵聪明的君主，当他过潼关发出召见手谕时，如果所欲见者不是李颙，而是别的什么脓包蛋，鼻涕虫，早就涎着一张肉脸在西安等待着了。既然他不来，派了高官去敦请也不来，他大概是死不会改变主意的了。如今答应派他的儿子来，若是不就坡下驴的话，那只有诉诸强制手段。康熙肯定算了一下账，强迫他来，得到的多呢？还是这样优容宽待，大度豁达，由他自便，得到的多呢？于是，短暂的喧闹复归于平静，那间土室的柴门重又掩上，只有暮色苍茫中的寒鸦，给关中大地添一点生气。

中国文人之中，正是由于有李颙这样力求品格完整的人士，当他决定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往往全力以赴，虽摩顶放踵，也在所不计。当他认定不做什么事情，或者，不能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虽斧钺刀锯，架在脖子上，也不为所动。所以，数千年来，在这块土地上，文化传统之薪火相继，礼义廉耻之不绝如缕，恐怕也是与这些人坚持理想，发扬精神，不变初衷，始终如一分不开的。

要是大家都聪明得如墙头草那样，东风来，向西倒，西风来，向东倒，那结果还真是不堪设想呢！